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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赞贤:红卫兵红场流血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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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3-21 23:49: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红卫兵红场流血纪

杨赞贤


  1967年初,中共中央指示派往世界各国的中国留学生向所在国的有关方面请假半年,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65名留法学生和4名留芬兰学生于1月24日晚先后抵达莫斯科,准备乘26日的中国火车回国。25日全天没有安排。1965年我们赴法国路过莫斯科时曾去红场瞻仰过列宁的遗容,这次还去不去呢?多数同学认为,我们是专程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而“文革”的目的就是“反修防修”,此时再去瞻仰革命导师的遗容具有特殊的意义。所以决定25日仍去红场,向列宁和斯大林墓敬献花圈。
  既然是一次“反修”斗争,就得有所准备,以免临时慌乱。大家心里清楚,当时中苏关系已严重恶化:1966年1月苏联大量派兵进驻蒙古,并在蒙古积极建造军事基地;2月中共拒绝参加苏共23大,中苏两党关系中断;10月苏联单方面宣布全体中国留苏学生集体休学,并限令当月内离苏;12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指名道姓攻击毛泽东,并通过反华决议。当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在国外,“红卫兵”的名声不大好,被视为洪水猛兽。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留学生手举“小红书”(外国人对《毛主席语录》的称呼)走进红场,抬的花圈中还有一个是献给被他们否定了的斯大林的,出事就不是万一,而是一万了。但是既然要“革命”,就不怕出事,不回避斗争,因此也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比如在列宁墓前排方队时,让女同学和体弱的男同学站在队伍中间,身体高大强壮的男同学站在外圈。
  25日午饭后,约12点半我们从使馆出发。同时,使馆用电话通知了苏外交部。车行20分钟即达红场。天气阴沉沉的,冷得很,大概在零下30度。红场上的参观者已经排着一字长蛇阵,直达列宁墓门。在一名苏军少校的带领下,我们抬着两个花圈列队进入红场。等了一阵子,警官把我们插进参观者的行列,在我们身后又排上几百名“参观者”(后来我们得知都是便衣特务)。这时,苏警官不许我们把献给斯大林的花圈抬上列宁墓,强迫我们把它放在陵墓一侧的小道上。
  我们在列宁墓门前的大理石平台上排成方队,献上花圈,开始脱帽默哀。还不到一分钟,苏警官就气势汹汹地喊:“够了,够了!”默哀后,按计划我们要朗诵事先准备好的两段毛主席语录,唱“国际歌”。一个同学走出队伍领读,他高声喊道:“请翻到‘毛主席语录’第22页。”哗,每人都捧起“小红书”。“最高指示: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突然,两个军警冲过去,左右架住他嚷道:“红场是个严肃的地方,不许大声喧哗!”使馆领队同志和翻译即上去交涉。这时队伍中立刻又站出一个同学接着领读起来: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将必然取得胜利。”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诬蔑,到底都没有用处。”
  这两段语录都是针对当时所称的“苏修领导集团”的。响亮的声音在红场上空回荡。苏军少校恼羞成怒,气得关上了列宁墓大门,同时向大批武装警察和我们后面的便衣特务招手。这些人蜂拥而上,推推拉拉,企图冲散我们的队伍。我们69人手挽着手,放开喉咙高唱“国际歌”。警察们气急败坏,把我们一个小个子同学架到红场中央,劈头盖脸地打,然后推倒在地,用大皮靴连踢带踩他的胸部。其他同学冲上去营救,队伍散了。在苏军几名中校、少校的指挥下,二三百名警察和士兵将手举“红宝书”的我们、使馆陪同人员、新华社记者等分割包围起来,三四个人围着一个人,拳打脚踢,乱打乱撞。几个士兵把我们的花圈撕得粉碎,一位女同学上前阻拦,被一个军官拦腰抱住,摔倒在地。有几个士兵学着样子,抓住女同学的小腿或腰部,扔进红场边上的雪堆里。地上到处都是我们的眼镜、围巾、鞋和帽子。同学们互相搀扶着,义愤填膺地高呼:“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列宁主义万岁!”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69人不论男女全遭毒打,30多人受伤,9人重伤。随行女翻译高呼口号,苏联警察拉住她围巾死劲勒。他们还阻止新华社记者照相,妄图夺走相机和胶卷。我们冲上去极力保护相机,才使记者摄下的苏方军警的法西斯暴行得以保留下来。
  约半小时以后,驻莫斯科的各国记者和不少市民闻讯赶来。红场周围人山人海。苏军警的暴行完全暴露在世人面前。几个苏联老人喊道:“不要打他们!他们是学生!”有些苏联工人还帮助我们撤出包围圈。
  下午13时45分我们撤离红场。当大轿车行经闹市区,我们打开车窗,将拳头伸出窗外,拼命高呼“打倒苏修!”“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米高杨!打倒柯西金!”等口号,高唱《国际歌》。晚上,在使馆电影厅召开了“控诉苏修血腥镇压我留欧学生罪行大会”。驻莫斯科的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使馆都分别派医生来中国使馆帮助救治伤员,表示同情和支持。
  回国旅途中传来周总理的慰问电,外交部抗议声明及抗议苏修法西斯暴行的系列消息,更增加了我们进行绝食斗争的勇气。
  斗争在火车上继续进行。
  1月26日下午3点50分,我们60名受轻伤和无伤的同学乘火车回国(9名重伤员另乘飞机)。伤了筋骨的,脸上有伤的,该拄拐杖的就拄拐杖,该包扎的就包扎。一些无伤的,也都拄根棍子,故意瘸着跛着走路。使馆给我们每人胸前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送行。苏方则在我们前边用摩托车“开道”,两旁警车“保驾”,后面是装有对讲机的小轿车压阵。几十公里,一路绿灯。几十名天不怕地不怕的中国学生,弄得他们无可奈何。
  许多外国记者在火车站等着我们。有人请我们讲昨天红场斗争的真相,进行录音;有的用照像机拍摄我们的伤情。我们仍是手捧《毛主席语录》,高声朗读昨天在红场上的那两段,放声高唱《国际歌》,喊口号。苏警察不断大喊:“不许你们扰乱社会秩序!”我们根本不予理睬,仍使劲喊、读、唱,吸引许多旅客围着我们看。
  中国火车在苏国土上行驶,挂的是苏联餐车。我们去吃饭时,发现每个餐桌上都放着中文的反华小册子,诸如《关于中国的事件》,《莫斯科新闻》,《中国红卫兵在红场上》等等。我们立刻派出代表向苏方列车长和餐车主任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刻撤掉小册子。他们口头答应下来,但下一次吃饭时,他们不但没撤,而且加多了份数。我们又一次提出强烈抗议。苏联列车长威胁说:“要知道这是在苏联领土上,再这样下去,就不给你们吃饭!”这种蛮横行径,激起我们极大愤慨。大家一致决定绝食。我们在毛主席像前宣誓:在苏联的旅程中,我们坚决不去餐车吃饭。就这样,我们60名同学,9名援阿尔巴尼亚专家,以及全体乘务员,此后再没喝苏联一滴水,吃苏联一片面包。
  27日,列车广播里传来了周恩来总理给我们的慰问电,传来了我国外交部发表的“最最强烈抗议苏修疯狂镇压我留欧学生”的声明,还传来了《人民日报》社论和国内“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愤怒抗议苏修法西斯暴行的一系列消息。大家万分激动,个个泪流满面,更增添了我们进行绝食斗争的勇气和信念。
  30日晚7点抵达苏边境站拉乌斯基。在这里要进行出境检察。这里警戒森严,不许随便说话。我们哪管这些,这边苏联检查人员一上车,我们将包厢的门全部打开,接受检查;而那边一个车厢的同学就齐声朗读语录:“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是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气得苏方检查人员目瞪口呆,又无可奈何。
  31日晨6时许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中国驻蒙古使馆的同志带着面包,馒头,罐头早等待在站台上。大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使馆的同志说:“你们为正义为真理绝食,好样的。你们辛苦了!”不少同学感动地流着眼泪说,有毛泽东思想和全国人民鼓舞着我们,一点也不觉得饿。
  2月1日下午2点,我们终于回到了北京。陈毅副总理代表中央到车站迎接,和我们一一握手,在车站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给我们每人左臂上套了个“反修红卫兵”的袖章。陈毅亲自指挥大家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他穿着厚厚的军大衣,带着棉帽子放下帽耳,显得笨拙而可亲可爱。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被誉为“反修战士”。
  2月11日,在工人体育场,周总理主持召开了“首都革命造反者欢迎我国留学生声讨苏修法西斯罪行大会”,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此后,这场事件的宣传逐渐冷清下来。
  怃今忆昔,那当年狂热的革命激情已回归于理智的思索,这才意识到我们当年的偏激和幼稚。“1.25莫斯科红场流血事件”本来就不该发生。从我们这方面讲,其根源是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正如《中国共产党70年》一书中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工作受到‘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在对外交往中,也发生不顾国际交往的常规,行动粗暴过火的错误。”典型的例子是1967年8月在北京发生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火烧代办处办公楼的严重事件,造成我国与西方关系紧张的局面。设想一下,假如我们遵照苏方的有关规定,在红场上没有读毛主席语录,唱《国际歌》的举动,流血事件是可以避免的。但在当时,这种设想是不现实的。
  回想在巴黎时,虽然我们远离祖国,但是每天晚上10点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西欧的普通话广播;从法国报纸上和电视中也不断听到和看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和场景。在街上偶然碰到从中国回去的法国人,有的还臂戴“红卫兵”袖章,头戴缀有红五星的帽子,绘声绘色描述中国的形势。无论法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到处在谈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红书”。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为此,巴黎某大学的学生组织曾牵头召开辩论会,辩论“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世界文化,人类文明是个大促进,还是大促退?”并邀请中国留学生参加辩论。中国部份留学生和进修生经过充份准备到会发言,大力抨击“大促退”派,使大会最后表决时,“大促进”派占了多数。对同学们更具有感召力的是国内来信,说什么如果不参加这场“大革命”,将是终身最大的损失和遗憾。……
  以上种种,使绝大多数同学不安心学习,渴望回国参加“文革”,风风火火地进行“造反”。有极少数同学已经行动起来,到使馆贴什么“小字报”,说使馆执行了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7年1月18日黄镇大使专程到留学生驻地传达中央关于同意所有留学生回国参加“文革”的文件时,同学们真是欢欣鼓舞,磨拳擦掌,象渴望打仗的战士马上要开赴前线一样。我们是带着这种强烈的“参战”意识,从资本主义的法国到当时称为“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中心莫斯科的。正如同学们说,这是到了修正主义的老巢,反修斗争的最前线。所以红场上的行为完全是国内红卫兵的那一套。正如回国后我们的一位代表在向某高校作报告时说:“红卫兵就是要杀向人类世界的一切蟊贼,涤荡一切残渣余孽,砸烂整个旧世界!今天中国的红卫兵来了,来到列宁的身边,带着毛主席的教导,怀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豪情壮志,以倒海翻江卷巨澜的大无畏气慨,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勇猛杀来了!红卫兵威振莫斯科!”听听这就是当时的语言,当时的情绪。在这种“唯我独革,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的情绪支配下行动,不出事才怪呢。
  当然,前苏联当局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两党,两国关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们一开始就对中国留学生抱有敌意,军警和特工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可以说居心叵测,蓄意制造事端。对于赤手空拳,在列宁墓前只是念念毛主席语录,唱《国际歌》的书生们拳脚相加,大打出手,实属野蛮,有失人道。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也是咎由自取。
  好在这一切都成为遥远的过去,当“左”的幽灵不再在我们头上徘徊时,这样的悲剧,闹剧就将永不发生。



刊登在 1999 华夏文摘增刊 zk99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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