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凯：三年文革与两条线索

tuffy05

刘国凯

    研究某个历史时期，评判某个历史事件必须首先界定该时期或事件的起始及终
了时间。这看来似乎是个简单、然而又常常会产生歧见的问题。如中共红军“长征
”的结束时间，近期已有不同说法。这是个较小的历史事件。大的则如中国奴隶社
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即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对此有西周封建说、战国封
建说、甚至有人认为在两晋之交。如果说这个问题的众说纷纭并长久以来悬而未决
，是由于年代久远，故纸堆里的证据有可能给人们以不同的导向，那么对中国当代
史上的最大事件——“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时间为何也会产生如此之大的歧见呢？
须知，尽管三十年的岁月匆匆流逝，当年的中壮年已届垂暮。但大多亦还健在，当
年的青少年仍年富力强，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见证人为数颇众，这个问题不应弄到
如此扑朔迷离的地步。

    文化大革命究竟是进行了三年或十年？我认为是三年，即从六六年春末夏初至
六九年早春。目前流行的说法则是结束于七六年十月。这一流行的说法无非是在七
六年“十月事变”后由中共复旧秩序派的头面人物叶剑英、华国锋提出，继而经中
共的强势宣传，知识界的认同，并潜移默化地推广到整个中国社会乃至海外。

    我的三年文革观于六十年代末业已形成。七十年代初我在极险恶的政治环境下
暗中撰写的《文化革命简析》就是想对这三年的史实作概述。至七六年中共复旧秩
序派提出文革十年论时，我感到荒谬可笑，然而此后则惊愕地发现此十年论竟渐渐
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我本欲对此加以澄清，但中共复旧秩序派已剥夺了民众的一
切发言渠道。我的看法只能存在于极小范围的私下讨论中。最先以文字向社会作此
澄清的是现任澳洲国立大学教授的陈佩华女士。她于八十年代已著文提出文革三年
说。至九十年代初，我得以身处中共魔杖鞭长莫及的地方，始得到阐述自己观点的
机会。

一、“文化大革命”的特征

    有朋友提出，十年论、三年论都有其道理。理由是站在中共高层某个派别的立
场上，他们感到直至“四人帮”倾覆后，其地位权势才恢复稳固，故持文革十年观
。许多人亦觉得此后社会动乱局面才趋结束，故赞同十年论。而文革中的一些造反
者由于在六八年、六九年已受全面镇压，故持三年论。

    这个看法似是而非。

    所谓十年动乱并不能成为文革进行了十年的依据。文革中固然有动乱，但动乱
并不等于文革。动乱只是一种表象，类似的表象有着大相径庭的实质内容。六六年
至六八年的“动乱”不同于六九年至七六年的“动乱”。又如五八年乱哄哄、荒谬
绝伦的大炼钢铁、大放高产“卫星”以致对社会经济、国计民生产生毁灭性打击，
这是不是一场动乱？

    这些年来中共的所谓改革开放使社会经济畸形发展、贫富悬殊、唯利是图、坑
拐欺诈之风大盛；贪赃枉法、走私受贿横行，导致道德沦丧、治安持续恶化、社会
乱象丛生，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动乱？显然，人们并不认为这是在搞文革。

    中共高层的内斗由来已久，此起彼伏。只要中共专制政权仍然存在，那么这种
内斗就过去有。当今有，将来还会有。故此，中共高层某个派别权势的巩固或丧失
并不能成为文革是否在进行的标志。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自有其客观存在的时期，不会以不同的社会团体
站在各自角度上的观察而转移。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有其独特的、区别于其他
历次政治运动的特征。这些特征的存在与消失也就显示了它的起始和终了。自四九
年中共执掌大陆政权以来后，它搞了许多次政治运动：三反、五反、镇反、肃反、
反右、四清、一打三反、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等等，文化大革命与这些政治运
动相比较，其特征是显而易见的。

    特征之一是其他的政治运动是矛头向下、整民众。反右中虽有党员干部遭殃，
但为数甚少，不是主流现象。四清虽也整了干部，但只是基层干部。而文化大革命
的矛头则既有向下，也有向上，指向省、市领导乃至中央高层的内容。

    特征之二是其他政治运动中，中共高层认识统一，步调一致，而文化大革命期
间中共高层则呈现严重分歧乃至分裂。

    特征之三是在其他政治运动中，中共的各级党组织均作极有效率的运转，牢牢
地掌握住运动的领导权。而文革期间中共地方各级和各单位的党组织均告瘫痪或半
瘫痪。

    特征之四是文革期间民众空前绝后地成立了许多组织。这些组织自主地行使了
集会、游行、示威、言论、出版等项的民主权利。中共政权除掌握最后一道关卡外
，对这些组织失去了控制力。

    这四项特征从六六年初夏开始陆续出现，最典型的表现存在于六七年至六八年
早春。从六八年初夏开始，至六九年中共“九大”以后，诸项特征均告消失。

    六八年秋冬以后，中共各级地方政权、各单位领导机构迅速重新建立。群众组
织有的被血腥镇压，有的被责令解散，共产党又重新极有效率地控制了整个社会。
“九大”以后的社会形态与此之前截然不同。社会上政治运动仍在进行，但再也不
是批判刘修、走资派，而纯粹是矛头向下整民众。六八年秋开始、六九年全面铺开
的“清理阶级队伍”重新把黑五类等经典“阶级敌人”推上杀牲祭坛，并严厉清算
前阶段民众中的造反者。七零年的“一打三反”则是五十年代镇反、肃反的再现，
除经典“阶级敌人”外，许多前造反者和对现政权有不满言论者均被打成现行反革
命份子处决或关入大牢。七一年的“清查五一六”则纯粹是再次清算前造反民众
。至七二年林彪事件公开后，长达三年多的迫害狂潮才告减退。

    “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的特征之二似乎仍然存在，但这只是表象。此时中
共高层内的“严重分歧乃至分裂”已与六六年的有截然不同的内容，已不是毛清洗
刘势力与反清洗之间的斗争。无论是毛林反目；无论是林彪体系与江（青）张（春
桥）集团的交恶；还是江张集团与老官僚集团的斗争，都是新形势下的新内容，均
不在毛发动旨在清算刘势力的政治运动范畴之内。此外我们还应洞悉的是，六九年
以前中共高层的分裂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对群众运动态度上的分歧，即有的主张“
放手发动群众”，有的则强烈反对这种做法。有的认为某派群众组织是革命左派，
应予以支持。有的则认为这派群众组织是右派反革命，应予以镇压。由这种歧见（
当然在这类歧见的背后还有更深刻的矛盾因子）而产生的分裂斗争在“九大”以后
已告结束。此后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中共高层各派系已无歧见斗争。在“清理阶
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一连串的运动中，中共高层各派系
均能统一认识、步调一致地去反复清算、惩治、镇压民众。可见从实质上来考察，
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特征在六九年后也告消失。既然在社会运动等形态上，文化大
革命的诸项特征都已消失，那么文化大革命事实上当已终止。

二、官方线索与人民线索

    对具有上述四项特征的文化大革命应如何作一简扼的表述呢？换言之，什么是
文化大革命？显然不应望文生义地把它解释为文化方面的一场革命，也不应简单化
地诠释为革文化的命，虽则此期间确有摧残文化艺术的社会劣质行为。文化大革命
是中共党魁毛泽东为了清洗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批中共高层的异己势力而发动的一
场政治运动。由于反清洗力量的强大，毛不得不借助民众的力量。而民众一旦被发
动起来，获得某一程度的自主空间时，他们在为毛效力的旗号和幌子下，逐渐提出
了自己的政经诉求，并且，这些诉求与毛的意图渐行渐远，与中共官僚体制，尤其
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方产生严重摩擦、冲突，从而遭到一次又一次的
压制，直至六八年夏秋、六九年初被全面镇压。

    评判一个历史事件，除界定它的起始终了时间外，还须对它的基本过程、事实
有较清晰全面的了解。如果只知晓一些片断、个别的情形而又要作整体评判，那真
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三年文革期间社会场景的大致顺序是：六六年夏季的揪黑帮、反干扰、破四旧
、红色恐怖运动。六六年秋冬的批资反路线。六七年元月初的“反革命经济主义”
。六七年“一月革命”。六七年早春镇反。六七年暮春平反。六七年夏季暴力事件
。六七年秋至六八年夏旷日持久、内容复杂的派别斗争及文革新思潮的出现和传播
。六八年夏秋大镇压，接着便是在全国逐渐铺开、持续近一年之久的“清理阶级队
伍”从而把文革大波转为单纯镇压民众的法西斯狂潮。

    注意到文化大革命的四项特征，又对它的基本史实有较全面的了解，那么不难
悟出文化大革命中有两条线索：官方线索和人民线索。

    官方线索是毛要搞政治大清洗，并发动群众，让其为之火中取栗，由此展开了
中共内部极其阴森凶险的派系斗争和个人斗争，以及中共官僚们对群众的笼络、欺
骗、操纵、利用、镇压。

    人民线索是群众在响应毛号召的同时，追逐著自身的感受利益去投入这场社会
大波。由此与中共官僚体制产生冲突，民众内部也发生分裂、斗争。

    这两条线索有各自独立的内容，也有互相交错的成份。如六七年早春镇反，六
八年夏季大镇压，这些是官方线索的独立内容。“反经济主义”、“文革新思潮”
是人民线索的独立内容。“批资反路线”、“一月革命”、六七年暮春平反等则是
两条线索交叉的产物。文化大革命的四项特征是其外在表现，而两条线索则是它的
深层内涵。

    文革人民线索的出现是中国当代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不了解或不承
认这条线索的存在就根本不可能对文革进行正确的评判，因为人民线索的存在使文
化大革命完全区别于其他单纯戕害民众的政治运动。人民线索，尤其是其中的光辉
部份在客观上冲击了共产党政权，削弱了它的统治基础。人民线索的最高结晶……
文革新思潮成为了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源头。关于这些观点的论据，在《封杀
不了的历史》一书的三十五万余字中已有具体阐述，此处不再赘述。

    人民线索有其运载工具，这个工具的社会形态就是群众组织。一旦群众组织被
重握权柄的中共专政机器所铲平，那人民线索将不复存在，文化大革命也就划上了
休止符。就全国大多数地区而言，群众组织均冰消瓦解于六八年夏秋的大镇压或六
九年全面铺开的“清理阶级队伍”之中。虽然六九年以后，山西、山东、浙江等地
还有派斗，七四年“批林批孔”中某些省市的群众组织有死灰复燃的迹象，但这些
都是局部的、暂时的，顶多只能视为文化大革命的余波而已。

    至于官方线索，毛把刘、邓等一班异己势力逐出了权力圈。他成功了。尽管从
多年以后的历史高度来评价毛发动文革于其自身的得失，会有不同的答案，但在当
时他无疑是胜利者。政治清洗取得了成果；为其火中取栗的造反派学生、群众做了
替罪羔羊；各路诸侯有了新的局面，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官方线索也完成其使命。

    六八年九月七日，北京召开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即二十九个省、市、自治
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十万人庆祝大会标志着人民线索的大体完结和文革尘埃的
基本落定，而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则表明官方线索终止和文革帏幕的完
全降落。

    可见，无论从文化大革命社会运动形态的外在特征去考察，还是从其深层内涵
去探究，文革的进程都是三年。

三、为何中共政权认定文革是十年

    既然文革确确实实是三年，那为什么中共政权一定要说是十年呢？

    对于文革中共官僚有他们自己的感受。在他们看来文革只是一场令他们的尊严
和权势都受到严重损伤的大灾难。首先提出文革十年说的叶剑英们本不是毛的清洗
对象，但在文革大波中，他们的权力和尊严也受到冲击。如果说来自社会下层对他
们的尊严的冲击并不会给他们带来根本性的伤害，那么来自受到毛支持的倚重的林
彪和四人帮对他们的权势的冲击却几度险使他们堕入深渊。只有到毛泽东驾崩，四
人帮覆灭后，他们的地位、权势才稳定下来。因此他们的感受是，这场恶梦困扰了
他们十年。

    叶剑英们的文革十年论一出，立即得到了中共官僚们的全体认同。他们之中的
大多数比叶剑英们的境遇糟糕得多：降职、丢官、干校劳动、甚至蹲牛栏监狱，只
是在林彪集团倾覆后处境才有所好转，有些人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才官复原职，因此
在他们的感受上，这场灾难的的确确是持续了十年。

    除了上述的直接感受外，中共官僚们认定文革十年还有感情和现实上的双重需
要。权势显赫、地位尊贵的中共官员们在文革三年中倍受贬辱，写检讨、挨批判、
认错、认罪、低声下气、诚惶诚恐，那噩梦般的记忆是他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依他们之愿，最好能把那段令他们羞愤不已的场景从历史上清除掉，但这毕竟不可
能。于是不得已而求其次。起码也要让那段史实不能成为历史上一个独立的章节。
文革十年论把前三年和后七年掐在一起，以大吃小，融而化之，岂不妙哉！

    而更妙的是世间已有把文革与造反派联系起来的潜意识。文革十年的说法，可
以把群众组织基本不存在或完全不存在的后七年间社会上的种种劣质事件的罪责全
部移花接木地扣在造反派头上，这样既使真正有罪责者逃脱谴责，也更可藉此彻底
否定群众的造反，真是一举两得，妙不可言。

    文革十年论既已出炉，“十年动乱”、“十年浩劫”的论断也接踵而至。中共
政权利用绝大多数人对毛发动文革的反感心理以售其奸。无论是当权派，保守派还
是造反派；无论是血统高贵者还是低贱者；无论是劳工阶级还是文艺界人士，都在
文革的不同期，不同程度地喝过苦水。于是大家一起来大骂：十年文革、动乱、浩
劫、糟透了、坏透了！谁不这样认为，谁就一定是四人帮的爪牙、余孽，于是乎，
在骂声之中，批“资反路线”迫害无辜群众的正义行动；要求军方为六七年早春镇
压中的受害者平反的、以反政治迫害为主旋律的呼声；闪烁着新思想光辉的文革新
思潮全都成了“动乱”和“浩劫”的内容。这，正是中共政权现实上的需要。此后
，只要有人敢于对中共专制政权有所批判冲击，他们就可以声色俱厉地斥责道：“
你们又想搞动乱？搞文革造反那一套？”便可以唬住不驯服者，收到敲山镇虎的作
用。

    然而切莫以为中共炮制“十年浩劫论”就是也要全面否定文革，他们要竭力否
定的只是人民线索中的光辉部份：文革群众造反揭露了中共官僚们的种种劣迹丑闻
，使人民大众有所醒悟，中共在文革前十七年中依靠谎言、欺骗和政治强力为自己
营造的神圣光环暗淡下来，民众从此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对中共官僚们肃然起敬，
对中共政权绝对驯服了。对此，中共干部，尤其是高干，近三十年来一直疾首痛心
。在他们看来，中共政权绝对权威之式微，百姓民间之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概源于
此。正因为这样，中共政权对人民线索是恨之入骨的。但是对于官方线索他们并没
有去否定。他们仅仅说毛错误地发动了文革，犯了“左倾”错误。此外，我们什么
时候看到中共对六六年“资反路线”迫害无辜群众有所反省？什么时候对六七年早
春镇反表示自责？什么时候对六八年夏季大镇压和“清队”作过忏悔？没有，都没
有。非但没有，而且还在继承。这些年来从批“苦恋”到“清污”、“反自由化”
，再到“六四”屠城，处处都是当年党棍文痞批《燕山夜话》、《艺海拾贝》的
翻版和赵永夫之流青海大屠杀的再现。

结语

    认清文化大革命确实的分期、洞悉两条线索的存在是进入正确评判文革大门的
钥匙，否则就有可能被中共的伪文革史、秽文革史所误导、毒害，或在研究中作出
与事实不能相符的结论。尤其应强调指出的是，是否了解三年文革中有条人民线索
的存在，这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亦是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忽略抹杀这条人民线索的
存在，当然就会认为文革中除了浩劫之外别无其他。而洞悉人民线索的存在则会领
悟到民众在文革中遭受的劫难，进行的抗争，付出的代价终究换来了社会的若干进
步。这正如刘宾雁先生所说的：“文革当然非人所愿，然而倘若１９４９以来的历
史已然注定这个民族不经炼狱就难有新生，别无选择时，又怎么办呢？事实证明，
除文革外，除毛泽东本人以外，没有一种力量能摧毁毛泽东的权威和使他的一整套
意识形态破产，也没有一种方式能像文革那样使中共从组织上到思想上开始解体，
代价太大了，是不是？然而同在北朝鲜那种不死不活的痛苦煎熬中再忍受一个世纪
相比，就难说了。”

    经过了三十个春秋的思想沉淀，对文革的分析研究若仍然沿着中共的思维体系
行进，那真是世间的一大悲哀。刘宾雁先生的精辟观点对了结这一悲哀将起震聋发
聩的作用。

　原载《中XX春》１９９７年第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