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逼疯了他

白海鸥

是谁逼疯了他

——《折腾岁月小记》之十四

          文革十年的疯狂和喧嚣尽管过去了，但是青春不会了无痕迹，任何人都不应遗忘这一页人类的历史，它记载着史诗般的苦难，历史的回眸，呼唤着记忆、记录下那段历史，必定会让我们具有清醒的坚韧和不懈进取。
       孟庆生与我同年由铁道学院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他是车辆专业所以没留在市区，而分配到郊区一个站段。一到星期天他就会到齐齐哈尔找我玩，见面总是那句话：“那鬼地方不认足球，生活简单的每天就剩下了过程……”我知道这里盛行篮球，不像我们大连痴迷足球，这对于一个学院足球中锋运动员来说确实太憋屈了。
        不久“文革”开始了，他再来我这里谈得最多的是有关他单位的一些见闻，并问我参加了哪个派别，什么观点？我总是告诫他：我们是毛主席说的被改造的知识分子，目前全局二百多个派性组织，你知道哪个绝对正确？千万注意可以观注政治，但不要投注政治。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他来我这里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有次他到路局办事到单位来看我，并兴奋的悄悄高诉我他现在正处对象呢，我一听当胸就给了他一拳：“你小子有了媳妇忘了朋友，我说呢，这长时间不来了。”他则笑嘻嘻地说：“身不由己呀……”接着他从上衣兜里拿出一张一寸的照片给我看，嚄！好漂亮、好青春的一个小妞，接着他详细地说了他们的相识过程：女孩子是我们铁路一中的高三毕业生，学习很好，若没这场运动，现在应是大一学生了，无奈现在只好蜗居在校，这次是她们班级到工厂学工时认识的，她为了运动过后能再考大学，所以功课一直没丢下，也就是在这功课辅导的往来中他们相爱了，听后我只剩下向他们祝福的份了。
        1968年夏的一天，我们铁路各单位接到紧急通知全部停产，到火车站去接由哈尔滨转来的毛主席的芒果，只见火车站人山人海，在烈日下大汗淋漓的足等了三个小时，才看见由两个红卫兵捧着个玻璃箱子，里面装着毛主席送来的芒果，后面有四个解放军战士持枪守卫，缓缓出了车站，那阵势好似“超级国宝”那么隆重……
        散会后我与庆生又见面了，并请他到我刚成立的小家坐坐，席间他问：“这芒果是怎么回事？”我说：“你就知谈恋爱连这都不知道？那是刚果总统送给毛主席的珍贵水果，他老人家没舍得吃又转送给首都工人宣传队的，这样全国就掀起了‘芒果热’” “这全国都送要多少呀? ” “那个玻璃箱子里的是塑料芒果。” “啊！就为接一个假芒果，全市停工停产停课？真是政治压倒一切呀。 “这算啥呀，你没看到隔三差五每到晚间八点，中央广播电台都要发表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为了传达最新指示不过夜，大家马上就得上街去游行庆贺，敲锣打鼓放鞭炮，一折腾就是半夜，这可苦了咱们那些调度和司机，第二天没精神工作，事故层出不穷，昨天南货场一台机车就因司机打瞌睡，将车开进了绝后线而翻了，我的一个朋友在局调度所，据他说，咱局管辖线路阻塞现象相当严重，每天都接到全国各地发来的告急电报。要满足这些需要，每天至少要发出五千多个车皮，而目前我们每天只能装运一千多个。外地运来的物资，每天还有二百多个车皮卸不下来。虽然军管了但全局军代表只有四十多人，又都是外行，到目前发生的行车事故已三百多起。”他听后气愤地站了起来说：“去年我们车站两列火车相闯，不就是因为两个扳道员分属两个派别，当列车快进站时还在那儿辩论争吵造成的……我看这个世道整个疯了、疯了，彻底疯了……”
        1968年春节将至，我给庆生去了一个电话，想约个时间一同回大连过年，接电话的是他们技术室的一位同志，他告诉我：“孟庆生在一个月前就被抓起来了，罪名是破坏毛主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放下电话我就懵了，这不是给“专政”了吗？到底为啥？我决定去一趟。
        当我见到他的室主任时才详细得知事情的原委：
        1968年12月22日，中央下达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此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当然庆生的女朋友也在所难免。有次他在外地出差时给她写了封信，主要说你是不是找当大夫的姑父检查一下身体，若能开出一张有慢性疾病的证明会照顾的。结果这封信不知怎么落到革委会手里，说他出谋划策、伪造假证，与知青搞对象，明目张胆破坏毛主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并公开挂牌子批斗。
        通过他的主任联系我见到了庆生，只见他蓬头垢面、满脸胡茬，在那张方脸上的颧骨显得很高，冷丁一看真象狱中的方志敏。我劝慰他几句，并问需要我做点什么？他只是两眼呆呆地看着窗外摇摇头，什么也不说……当我们分别时，突然听到已被押解到走廊另一头的庆生大喊道：“这个世道整个疯了、疯了，彻底疯了……”他的主任对我说：“目前看他的精神有问题，只要张口就喊这句话，一个刚走向社会的大学生，受到这样的刺激受不了呀，你最好能通知他的家人来处理一下。”
       春节我就去了离我母亲家不远他的哥哥家，因他从小父母早逝是哥嫂带大的，经商定我们决定初四就一同返程。后来几经交涉单位认可了医院的鉴定：“间歇性精神病” ，并同意回家治疗，这期间那位“青春的小妞”再也没露面。
        在以后的时间里，我虽然公出几次回过大连，但均没见到庆生，据他哥哥讲：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明显见好，平时我们上班，他一个人到处逛，就是不愿意回单位上班。又听我母亲说：有段时间，每到中午他都会来要吃的，那时每人粮食都有定量，他的粮食关系不在大连，每月全靠单位寄全国粮票来吃饭，有时单位寄的不及时，他则要饿肚子，哥嫂又上班没人照顾挺可怜的，但神智是清醒的。
       1971年我由上海开会返程时，在大连逗留了几天，其间见到了庆生，我告诉他们单位主管他案子的齐主任因生活作风问题已被抓，革委会成员基本全变了，他听后说：“我决定回去上班。”就这样他终于又返回工作岗位。
        那年刚入秋，庆生手拎一个大油瓶子来到我单位说：“这是我每月余下的油票换成的豆油，送给你们。”我说：“你自己留着用吧。”他说：“在大连养病时没少麻烦你老母亲，这就算一点回报吧。”我让他下班到家坐坐，他说不行需要赶晚车去北京，又一再叮嘱我：“我的去向一定要保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当时我就纳闷了，这肯定不是公出，难道……
        不久他的主任到单位告诉了我又一件不幸的的消息：《9·13林彪叛逃事件》在没公开前，大家在知己的圈子里早已偷偷传开了，只不过是议论的版本很多。有次庆生在厕所大便关着门，进来了俩人站在小便池的台阶上小便，他俩以为这里没第三者，所以就大胆地议论起林彪叛逃的事件，这让蹲在里面的庆生听到了，他从门板缝中一看竟是军代表，吓了一跳。出来后他越想越不对，并断定这是在搞反革命串联，要反林副主席就是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但他又对任何人失去信任，所以决定亲自到北京报告，到北京后马上就被相关部门扣留，并通知单位取人，回来后可难坏了领导，是押还是放？经请示暂时羁留了。
        是呀，这写入党章的、铁板一块的，最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怎么会突然叛变呢？这让一个正常人都难于理喻的非正常事件，对于一个精神刚刚复苏的病人确实是如雷轰顶，他肯定无法接受这个可怕的事实，他的精神天空能擎得住吗？
        记得马克思曾借黑格尔的话说：历史越到最后就越是戏剧性的。——事实果真验证了这句话。
        当时由于中央对《9.13林彪叛逃事件》消息的严密封锁，在初期阶段，我国媒体还故意造成林彪等人没有出问题的假相，记得在林彪死后的第17天即国庆节那天，《人民日报》在刊登《人民画报》第10期的目录时，还在该期画报的封面登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合影……到后期传达《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时，是采取了“内外有别、有步骤”的逐级传达方式：先党内后党外；先高干后一般干部；先干部后群众的方式。这样所产生的"时间差"导致了孟庆生的政治误判，所以该案也就很快结案了。但这件事却大大刺激了庆生那刚理顺而又十分脆弱的神经，所以再度犯病，又被家人接回大连。
        1972年我回大连又去了庆生哥哥家，但门是锁的，打听邻居得知庆生就在周围闲逛，我从胡同的东头进来没看到他，所以决定从西头出去寻找，一出来就发现在读报栏下站着一个穿戴极为扎眼的人：一身旧的退了色的草绿色军装，军帽上一颗红五星倒显得很耀眼，腰系皮带，胸前戴着一个大象章……这是当年红卫兵的典型装束，再仔细一看正是孟庆生！我疾步走过去喊了声：“庆生！”他没反应，难道看错了？这时我已到了他跟前，没错，就是他！我推了他一下：“怎么不认识我了？”他怔怔地看着我傻傻地笑了：“这个世界真疯了，他们说林副主席反毛主席你信吗？”我一看他这次病的不轻，连我都不认识啦，我刚要再伸手拉他时，突然他双手紧紧的护着胸前那个，毛主席与林副主席在天门上的大像章，大喊道：“不许抢，不许抢！”飞快地跑了。
        这时走过来一位大婶说：“你可别碰它的像章，这疯子把它看得比命还重，急眼了他会与你拼命的。”我看了一眼这位大婶：“你认识他？” “我们是邻居。” “哦，他的家人为啥不送他去医院？” “送去过，据说在医院这病就好多了，但他单位在…...在那个北边的什么齐齐哈拉尔老远了，人家不管啦。”我决定晚间等他哥嫂下班再来一趟详细问问。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特别沉重、阴霾，这究竟是谁一而再、再而三的，逼一个去建设边疆的热血青年走向绝路？啊！厚地高天呀，回答我：是谁逼疯了他？！
        庆生只是当时无数个受害者中的一个，事实就是历史，它依然深沉的把往事每一个细节都微雕细刻下来；历史也许不会记住他的名字，但这一页历史会因他的故事而变得沉重。人们应该从中汲取些什么，来防止那个人妖颠倒的社会死灰复燃或者借尸还魂，这正是他的不幸对我们的昭示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