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城：评“文化大革命”前的两次教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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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革命”作为一种运动，在“文革”前已有过两次。其一发生在“大跃进”期间；其二发生于60年代中期。它们与“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既存在着某种联系，又有很大的不同，即一方面带有明显的“左”的烙印，另一方面又蕴含着力图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模式的努力。客观地探讨这两次教育革命的起因、内容、效果及其与“文革”期间“教育革命”的联系，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是本文的立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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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期间的教育革命，其指导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该方针是根据毛泽东在1958年春某些讲话中提出的观点，于同年6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初步确立的。 1958年《红旗》杂志第7 期发表陆定一的文章--《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首次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方针。同年9月1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正式将之确定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

　　从教育方针的角度明确提出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4年1月， 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注：《崇教育以培国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这在当时残酷的阶级斗争与战争环境下，无疑是必要的、正确的。新中国建立后，党先后领导了对旧有文教事业的改革和由新民主主义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的转变。1957年2月， 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但直至此时，党尚未从正面重提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问题。反右派斗争后，一方面对阶级斗争尤其是文化教育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作出了严重脱离实际的估计，同时又认为，这次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急先锋，同我们党争夺在校知识青年这一对象。这势必引导人们去思考教育为谁服务的问题。在反右派斗争的强大政治声浪中，在全国各行业发动“大跃进”的形势下，高等院校就办学的根本道路和基本方法进行了一场大辩论。毛泽东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并为中共中央所接受。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前，教育要为革命战争服务，这是历史的要求。但在夺取政权后，特别是在所有制改造完成后，教育就应该及时转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1958年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虽然含有教育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要求，但更重要的却是与当时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认识密切联系在一起。

　　另外，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式上讲。有直接的，有间接的。直接的服务主要体现在政治课程和思想教育上。“大跃进”期间，对学校政治思想教育的探索有积极的一面。例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在一切学校中，必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集体观点、劳动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政治思想教育不能脱离实际，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左”的倾向又明显地存在着，主要表现为：1.过分突出阶级斗争。强调在教育工作这条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不断地进行着的，教育革命本身就是一场阶级斗争。2.在政治与业务学习的关系上，过于突出政治的重要性。认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第一位的。要以政治带业务，以红带专。3.一度以政治批判和思想改造代替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

　　教育为政治服务，除直接的一面外，更主要的是间接的，是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教学活动来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实现的。因此，课堂文化教学是学校工作的中心。教育为政治服务，决不能影响这个中心，更不能将一切教育工作都与政治甚至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要求简单直接地为之提供服务。遗憾的是，在“大跃进”期间的教育革命实践中，这种偏向已经程度不同地存在了。到“文革”前夕，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及至“文革”，教育更被视为纯粹的阶级斗争现象，认为教育方针、教育目的、教育制度，甚至教学内容和方法，都是由政治决定的，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种情况说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提法本身存在着把政治与教育之间的复杂关系简单化、绝对化的问题，同时又未能十分准确地表达教育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一原则，在实践中极易导致人们的误解。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至于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则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的基本原理之一。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上述原理既有坚持的一面，又有从中国实际出发加以运用的一面，其中有发挥也有误解。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便确立了“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的苏区教育方针。建国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共中央又多次重申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张，并最终确定为新中国的教育方针。从该方针所具有的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意义上讲，自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但同时，中国共产党对该方针的理解又不仅仅限于此，而是赋予它更广泛的意义，其一，是它所具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意义。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便强调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参加实际斗争和生产劳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建国后尤其是全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来后，针对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思想，党突出强调教育要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学生要参加体力劳动，接受劳动教育，树立劳动观点，培养同劳动人民的感情。这些自然应该得到肯定。但是，这里又显然不是马列原来意义上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了，它主要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要求提出来的。此外，受反右派斗争后“左”的思想影响，把师生参加体力劳动视为世界观改造和“红透专深”的重要手段，不适当地提出和宣传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化的口号，则无疑是过于简单和片面的。其二，强调学生通过劳动，将书本知识与实际知识结合起来，学以致用，当然是正确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存在着“左”的倾向，那就是由此出发要求教育直接简单地为生产服务，甚至回到劳动中去。例如，提出学校办工厂、农场，工厂、农场办学校是教育的发展方向；宣传“车间是最好的课堂，田间是最好的课堂”等等，这无疑是对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一种狭隘理解。它导致了对正规的课堂文化教学的冲击与轻视。此外，在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条件下，学生在劳动中学到的主要是手工操作技能，这种劳教结合实际上只是简单的劳动加教育，并没有从本质上反映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对于现代大工业生产的积极作用。其三，学生参加劳动，搞勤工俭学，对于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减轻学生家长和国家的经济负担，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当时，也存在对此举的意义评价过高和学生勤工俭学时间过长的问题。其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于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和逐步缩小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具有重要的意义。但问题是，在当时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文化还很落后的情况下，便突出强调并力图着手缩小体脑差别，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只能是空想。

　　总之，1958年正式确立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内涵，对这一方针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科学的。

　　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其指导思想是前面已经分析过的教育方针。为贯彻这一方针，教育领域内有一系列的重要举措。它们构成了教育革命的重要内容。下面试就这些举措中的荧荧大者作一归纳和分析。

　　（一）大力推行半工半读教育、建立两种教育制度。1958年1月， 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和农场，进行生产，作到自给或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1958年春夏之际，刘少奇在许多场合的谈话或讲话中，进一步提出了实行两种教育制度的问题，即一种是全日制学校教育制度，另一种是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这一思想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1958年9月1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办学的形式应该是多样性的，即国家办学与工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业余学校并举，学校教育与自学（包括函授学校、广播学校）并举，免费教育与不免费的教育并举。”鉴于全日制学校教育已经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所以大力发展半工半读的职业技术教育和业余教育便成为教育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中共中央考虑该问题的主要出发点，是中国的国情和教育状况。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已有的学校招生数量有限，国家在短期内又拿不出更多的经费兴办学校；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的状况也使不少家庭无法供给所有子女读完中学和大学。这样，势必造成一部分学生无法升学，形成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又急需大量有文化的劳动者，特别是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正是由此出发，中共中央提出了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大力发展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等职业技术学校和其它业余学校的主张，力图在国家财力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形式多样的办学办法，通过勤工俭学，使更多的青少年受到教育，为工农业生产输送更多的既有文化知识又懂技术的人才，走出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国民教育道路。这种探索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当然，受“大跃进”期间“左”的气氛的影响，在贯彻上述主张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实验和计划，缺乏统一的领导和管理，导致了无视办学条件，盲目追求数量，一窝蜂地大办快办的偏向的发生，致使半工半读等学校大多质量低下甚至徒具形式。经过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这类学校坚持下来的为数不多。另外，认为半工半读是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最理想形式，是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的重要途径，是整个教育的发展方向，并由此出发将一些全日制学校改为半工半读学校，或者在全日制学校设立半工半读班的诸种认识和做法，则又无疑含有绝对化、简单化和脱离实际的空想倾向。

　　（二）大力倡导群众路线办教育。主要内容为：1.首先从指导思想上确立群众路线办学的方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办教育应当在党委领导之下，把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同群众结合起来，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方法，贯彻全党全民办学。”认为：办教育当然要有专门队伍，没有强大的专门队伍是不行的。但是，教育工作的专门队伍必须与群众结合，办教育更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把教育工作神秘化，以为只有专家才能办教育，“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群众不懂教育”，则是错误的。从教育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倾听社会呼声来讲，贯彻教育事业中的群众路线，当然是正确的。问题是，教育是一个专业性、科学性很强的领域，忽视这一点而强调专业教育工作者要与群众相结合，甚至简单地批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群众不懂教育”的观点，要求破除依靠专家办学的所谓迷信，则必然会导致不顾办学条件，忽视教育规律的诸种倾向和做法的发生。2.发挥多方面、多形式办学的积极性。即中央、地方、与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都可以办学。既发挥中央各部门的积极性，又发挥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实行中央全面规划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方针。学校的形式可以是全日制的，也可以是半工半读或者业余的，可以是免费的，也可以是收费的，实行培养目标的统一性与教育形式多样性的统一。这在当时教育形式较为单一，教育管理体制以条条为主，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教育经费主要靠政府拨款的情况下，无疑具有重要的改革意义，是应该肯定的。至于在实际贯彻中，受“大跃进”的影响，不顾现实条件，盲目上马，以及在下放教育权尤其是高等院校的管理权的过程中，缺乏周密的计划和安排，从而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则又是另一回事。3.群众路线要贯彻到学校内部的政治工作、管理工作、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的诸方面。大鸣大放，大字报，应当成为一切高等学校中等学校贯彻群众路线的普遍和经常采用的方法；制定教育计划和教学大纲，应当采取党委领导下的教师与学生结合的方法；教授课程应尽可能采取聘请有实际经验的干部、模范工作者、劳动英雄、土专家等同专业教师共同授课的方法；科研工作应该与人民群众在工农业生产中的需要密切结合起来；应当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民主的平等关系；等等。从民主办学、从教育不能脱离社会实际、从师生应该加深了解与沟通以共同提高教学质量等角度看，上述要求有合理的一面，但其主要倾向和实践效果则是“左”的。例如，将大鸣大放、大字报视为贯彻群众路线办学的主要方式，给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再如，师生结合编写教育计划和教学大纲，往往变成学生与教师共同编写教学大纲与教材，甚至学生想学什么就编写什么，工农业生产中需要什么就编写什么，并且在编写的过程中搞数十人的大协作，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又如，科研要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本来是不错的，而且为工农业生产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但同时，却又忽视了基础性研究和科研自身的某种独立性、超前性以及对工农业生产的主动引导作用，导致了科研简单地成为工农业生产附庸的倾向的发生。

　　（三）提出了一系列脱离实际的发展目标。例如，要求“全国应在3年到5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学和使学龄前儿童大多数都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任务”；“以15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各地都要尽快建立完整的教育体系，等等（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载1958 年9月20日《人民日报》。）。在实际贯彻中则走得更远，例如，江苏省在1958年3月15日到4月27日，短短40天时间内，就办起了农业中学和各种职业中学6568所。河南省委提出，到1958年底全省城乡消灭文盲。山东省提出在“二五”计划期间新建41所高等学校， 结果1958 年一年就建了36所。诸如此类的例子举不胜举。由此可见当时主观主义的盛行。新建学校教育质量的低下，甚至徒具形式，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此外，在办学的方法上强调要“多快好省”，要“大跃进”；要破除迷信专家办学的思想，发扬“白手起家”的精神和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能者为师”；要缩短学制，尽可能又多又快地培养人才，甚至将物质生产领域内的某些作法搬到教育领域内，定计划，搞大协作，定期评比，献礼，等等。从而严重地违背了教育发展的规律，造成了极大的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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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到来后，教育事业开始进入调整与巩固的阶段。实际上，早在1959年春天，伴随党初步纠“左”工作的展开，教育界已经有过一次小调整。3月20日，《教育部党组关于1959 年教育事业发展计划的意见》，在肯定教育革命成就的同时，提出教育事业的发展要照顾到学生、师资以及物力、财力的可能性，作到积极而又稳妥；强调要依据全国一盘棋的原则，作统筹安排；认为高等教育今后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3 月22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整顿1958年新建的全日制和半日制高等学校的通知》。同一天，国务院还通过了《关于全日制学校的教学、劳动和生活安排的规定》，针对“大跃进”期间，学生劳动时间过长，影响教学的情况，对教学与劳动的时间比例作出了限定，初步体现了以课堂教学为主的精神。4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把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出，高校应以教学为中心，教学工作是全日制高校的主要任务。然而，由于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的影响，上述调整被迫中止。直至1961年，调整方案又重新出台，并较为全面深入地开展起来。 其主要内容为：1.强调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加强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课程教学， 克服轻视理论、轻视书本知识的偏向；在教学中必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切实保证教师有5／6的工作日用于业务；课程设置、教学方案、教学大纲和教材，要稳定，不能轻易更改；高校的科研工作应该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展开，特别要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等等。2.从教育发展过快，规模过大的现状出发，大幅度裁并1958年以后建立的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适当压缩全日制中小学的规模，同时根据需要与可能，在整顿、巩固的基础上适当发展半日制及各种形式的业余教育，继续贯彻国家办学和人民办学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改变国家对教育包的过多的状况，等等。经过调整，教育事业重新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1962年秋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起来后，伴随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失误的发展，教育革命的宣传与实践再起，其时间主要是从1964年到“文革”爆发前。总的看来，这次教育革命一方面是“大跃进”期间教育革命的再现，另一方面其“左”的倾向则更为浓厚。

　　首先，在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下，更加强调教育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强调对学生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基本上是在1964年前后，毛泽东作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我们学校的估计。在这种估计下，教育领域内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自不待言，对学生进行阶级斗争教育也就成为极为迫切而重要的任务。《人民教育》1963年10月号发表署名文章《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提出：“阶级教育是思想教育的核心。”离开了这个核心，什么思想教育“都可以变成资产阶级的教育”。1964年9 月该刊社论《教育革命的一项根本措施》进一步提出：“教育……是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同年10月，毛泽东提出了“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的思想，并为中共中央所接受。为了贯彻这一思想，各类学校均大幅度增加政治教育课时，突出毛泽东著作的学习，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突出阶级斗争。到“文革”爆发之际，更提出中学历史课停开，政治与语文合并，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主张。从而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贯彻到整个学校教育中去。

　　此外，对学生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另一主要方式，是参加当时的阶级斗争实践，主要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高等学校文科组织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据统计，到1965年底，全国有395所高校22 万师生参加了社教运动（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7页。）。

　　其次，在贯彻“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下，更加强调学生参加体力劳动的重要性。认为，学生通过下厂下乡参加劳动，通过实现自身的劳动化和工农化，彻底清除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培养同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做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

　　再次，大力倡导半工半读教育。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左”的色彩非常浓厚，另一方面又包含着某些可贵的探索。从“左”的倾向上讲，把半工半读教育视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这种认识无疑是“左”的。但另一方面，抛开“左”的因素，该时期对半工半读教育的探索也有值得肯定的内容，特别是刘少奇在此期间的有关论述包含着许多富于启迪意义的思想。例如，他认为半工半读教育的培养目标是造就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有技术、有实际操作能力的新型劳动者；认为半工半读教育在大力推广前，要有实验和总结经验的过程，要5年实验，10年推广； 等等。这些思想实际上是他对“大跃进”期间在该问题上的探讨的继续与发展。

　　最后，在对教育体制中的弊端提出批评和要求教育改革的同时，书本知识的学习却受到愈来愈强烈的轻视和冲击。1964年2月春节期间， 毛泽东召集教育工作座谈会，并就教育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看法，他从当时学校教育中，课程多，学生脱离实际死读书，缺乏娱乐和自由支配的时间，考试搞突然袭击，题目古怪、刻板等缺点出发，发出了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考试题目可以公开，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的号召。此后，他又在许多场合谈到教育的改革问题。毛泽东反对繁琐哲学，反对脱离实际的死读书，书呆子；主张少而精，读书要联系实际，多让学生自学，学会独立思考；主张启发式教学，生动活泼的学习方式，等等。这些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他却由此走过了头。他认为，一个小孩子要学习17年，太长了。大学文科只要2 年半到3年，要办抗大式学校；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 高小毕业后学3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军事学校可以办， 但不要学的太长了，几个月就行了，战场就是学校，等等。这些主张无疑是简单化甚至武断的。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显示系统学习与掌握科技文化知识的重要性。离开这一点，超时空地征引历史上或者革命战争年代的某些作法与经验来谈教育改革与革命，必然会导政错误的理论与实践。

　　总之，“文革”前夕的教育革命就总的方面来看是“左”的。其指导思想和某些作法，与“文革”初期对教育的践踏和之后的“教育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读书无用论”的盛行；对建国17年教育的“两个估计”；招收工农兵学员；以政治大批判和生产劳动取代课堂教学；“以阶级斗争为纲”办教育，等等。虽然，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有意煽动与破坏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讲，文革前的两次教育革命，特别是文革前夕的教育革命其滥觞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应该记取的。

http://study.ccln.gov.cn/fenke/l ... lszgs/89322-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