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本妈妈

白海鸥

我的日本妈妈

——《折腾岁月小记》之二十五

        打倒四人帮的第二年下旬，我被调到局政治部，参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复查审核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发现某分局机务段尚有问题。
        这天，我与小刘两人来到这个单位的党委，通过一位姓陈的干部介绍，了解到该单位有一位名叫李季的大学生没有全面落实政策，目前仍在当工人，具体原因是他本人就是愿意当工人，怎么做工作也做不通。为此我调阅了他的档案，他是1965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在初中就是共青团员，一直到大学，历任班长、团支书、学生会主席等职务，是一个很优秀且具潜力的青年，并从中发现他的父亲是汉族而母亲是“大和”族，中国56各民族里没有“大和”民族，也就是说他妈妈是日本人。
        据陈同志介绍，文革中李季为此受到牵连，挨过批斗，但四人帮倒台后这些都给予了平凡纠正，所有黑材料都当面销毁，现在就差工作问题没法落实。
        考虑到当时中日邦交正常化已五年了，这虽是件个案很具代表性。我们约见了李季，他的个头不高，黝黑方正脸庞上的五官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唯有唇上那浓浓的一抹小黑胡给人以特深的印迹，但面部木讷得恍若毫无表情的泥塑。当他知道我也是大连人时，谈话即刻进入宽松氛围，方见笑容在他脸上浸出，他敞开心扉地说，自己之所以不愿意转为干部编制，是因为他想调回大连，改成干部后不好调转。我也诚恳的向他说明了我局的知识分子政策，是“留住南飞的大雁”，现在谈调转恐怕是“难于上青天”，他说：“我的情况比较特殊，你们既然是代表路局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就应落在实处……我想今晚到你们的招待所详谈可以吗？”我答应了他。
        晚饭后七点他如约敲门进来，简单的寒暄后他就将话切入正题。
        我的姥爷名叫高桥正瑛，是日本金泽县人，“八·一五”光复前，他在大连的云井町（现沙河口区工华街）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厂，1937年我的父亲在他的那个修理厂学徒，由于人很勤快又聪明很被我姥爷赏识，在一次修理厂火灾中，我父亲冒着生命危险，连续两次钻进火海将他的夫人和小女儿救出，又把一个烧得烫手的汽油桶滚了出来，后来老人家打破世俗就将小女儿——高桥良子嫁给了我父亲。  
         1941年冬月妈妈生了我，后来我又有了一个弟弟，1945年“八·一五”光复，日本人开始大规模撤离回国，当时我姥爷主张我们一起回日本，但我父亲因正在生病的奶奶不能成行，我的妈妈李良子（日本女人婚后随丈夫姓）也坚定的随父亲留下来，后来我身下又多了两个妹妹一个弟弟，1956年父亲病故，那年我母亲34岁，最小的弟弟刚三周岁。
        一个外域女人带着五个孩子，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那时多亏一些不认识的叔叔经常周济我们，并为妈妈在一个商店谋得一份会计工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她下班后很晚没到家，我领着弟妹们去寻找，只见妈妈还在马路边捡园林局砍伐的树枝，手背被划伤流着殷红的血……我们几个孩子非常懂事，而且学习都非常优秀，除最后两个因“文革”耽误，其余我们三个均考上大学。
        大学将毕业时，老师让我写份申请报告，将家里的困难提出来，院领导会适当考虑给予照顾。当我告诉妈妈时，她却没表态，晚饭后她对我说：“你从初中就开始享受助学金，一直到大学，你的学业是国家供出来的，在国家需要你报效精忠的时候，你却提出报效的条件，精忠的范围，这样做我不赞同，再说你的弟妹不少，没必要非得你留在我身边。”妈妈的大义言辞深深的感动了我，后来我将这一指标让给一个比我更困难的同学。
        1965年毕业，我被分配到共和国最北的这个铁路单位，在“文革”开始的那年八月二十三日，我与一位同事到哈尔滨出差，我俩就住在喇嘛台（原尼古拉教堂）附近的一个旅社里，半夜时被外面的嘈杂声惊醒，好奇心促使我俩到外面瞧热闹，只见一群红卫兵打着火把，正在砸拆捣毁这座始建于1899年独具俄罗斯风格、庄重典雅的宗教建筑精品，它可是世界上仅有的两座同样的俄国东正教大教堂。当时我气愤的顺口说了句：“这帮人赶上小鬼子进村了。”
        不成想我的那句话，正好与当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相悖，回单位后，这位同事就给我贴出大字报，说我污蔑毛主席的红卫兵……后来又有人进一步贴出大字报，公开我的家庭血缘关系，还上纲上线说“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血统基因的劣根性必然表现。”往后我的日子你们也就可想而知，从被批判到进学习班，这些我都能忍，而唯独让我忍无可忍的是，1968年5月接到大弟弟拍来的电报，告知母亲病重临终前很想见我一面，但他们不允许，我暴怒了，当时我将学习班的门一脚踢开，跑到走廊怒骂不止……事后我安详的等待塔那托斯死神的降临。
        军代表老齐同志将我传去，先是一顿狠训，然后问：“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我点点头，又问：“知道为什么还要这样做？”我说：“换位思考你也会这样做”“呵，你小子还懂得‘换位思考’在哪儿学来的？”说完哈哈大笑：“最近我就安排外调人员去你的母校，核实一件与你有关的案子，其中带上你，我允许你在家待八小时。”
        这一决定让我十分意外，又从心里万分感激他，当时我就给他跪下了，至今记得他将我扶起时说了句：“人善孝为先，一路走好。”
         从此我知道了“文革”中不但有“披着羊皮的狼”，更有“披着狼皮的羊”。
      大连站一下车，就听到满街的大喇叭播放着高吭的革命歌曲，时而夹杂着尖啸的战斗檄文……这一切在时刻提醒着我，这里更是“红太阳”照耀的地方，“革命”的烈火远远胜于北疆边陲。
        进入那个被大标语，大字报糊得严严实实的家，我才知道，母亲的处境比我还惨，只是弟妹们不在信里向我透漏。由于她是日本人，文革一开始街道就有人写出大字报，说她是日本特务，后来她商店又贴出大字报，说她贪污公款……这些都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的自然现象吧，但终因“疑罪”而停留在坊间作为上，到1967年五月全国掀起揪叛徒，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大连挖出了一宗解放前因地下党叛徒告密而被捕杀的“水仙坊”案子，这个案子最后指向我姥爷的那个汽车修理厂，说这个地方就是日本关东军的特务秘密机关，同时又传出我姥爷就是这里的负责人，他因我父亲的间谍工作出色，而将女儿嫁给他……      
        该案所涉及的我姥爷在日本音信杳无，而另一个我的父亲也已不在世间，唯有拿我妈妈试问，听弟弟讲妈妈受尽凌辱，街道的红卫兵开始将妈妈的头剃成阴阳头，再后来又将一顶破棉帽的双耳折进去，在后面又缝上两片破布给妈妈戴上，以象征日本军帽，胸前挂着打红叉的大牌子写着 “日本女谍高桥良子”，而弟妹们则整日过着风声鹤唳，惶惶又可终日的生活。
        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是的，我太了解那些遭到批斗的人，他们不怕死，而是怕活着，活着自己受罪，亲人更难受，最高指示也对“难受”二字作了诠释：“人民大众开心之日，便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一次批斗会结束，在押这些“牛鬼蛇神”下楼时，一个叫艾文革的“赤卫队”头子，嫌母亲走的慢便在后面照她的腿肚子踢了一脚，母亲一下子仰面倒下，顺着楼梯台阶出溜下去，……从此下肢全瘫，当我见到她时，只见已瘦得皮包骨的妈妈还是那样豁达乐观，她伸出枯柴般的手，抹去我涕零如雨的泪水，微笑着说：“这样也好，他们放我回家了。”
        说到这里李季已是泣不成声了，小刘递给他一条手帕：“你妈妈现在怎样？”
        他接着说：打倒“四人帮”后，组织为我母亲落实了“平反”政策，这时我们才知道当年经常照顾我们家的那些陌生叔叔，都是解放前我党地下组织“大连抗盟分会”的同志，曾得到我姥爷的帮助，在落实政策中他们都起到有力的鉄证作用。我妈妈现在已能坐在轮椅上生活，今年55岁。她常说，在最难煎熬的日子里，我也没想到死，因为我舍不得你们，那时每当眼泪快要流下来的时候，就赶快抬头看看天，天依旧是那么的广阔，那么蓝；云依旧是那么洁白，那样的潇洒，坚持下去的劲就来了。
        今年六月我回去一趟，大连的各区级机关联系实际正深入开展“揭、批、查”运动，并对原区委、区革委会领导成员和有关组室负责人，进行文革期间表现的清理审查工作。
        一天我家来了个拖儿抱女的一位中年妇女，自我介绍说她是艾文革的妻子，恳求母亲在明天的会上不要检举她的丈夫：“当年在执行最高指示时，俺那口子太实心眼了这才出格的，如今他老人家走了，让我们来顶罪也说不过去呀……只要您能放过他，上边就不会追究他，他要是进了大狱，我们娘儿几个可咋活呀!”说着就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了起来，妈妈一句话没说就将头扭向一边，那种勿容置疑的气势使这个女人噤若寒蝉。
        第二天的会上，母亲的眼神充满了矛盾与抗争，她不眨眼地注视着艾文革。轮到母亲发言时，她半天
才挤出一句：“上边的的错，不要算到下边某一个人的头上，我不想说什么了。”说罢一个传统性的鞠躬，然后对我弟弟一摆手，轮椅离开了会场。
        嗣后艾文革手拎礼品到我家，满脸堆笑的伸出手走向母亲：“大姐，谢谢您大人大量原谅了我。”母亲断然摇头，也没有理会他伸出的那双手：“不，我根本没有原谅你的昨天，我原谅的只是你的今天，请尊重我，把东西拿走。”他嗫嚅着，手足无措的退了出去。
        当时我对妈妈的敬意犹然升华，却又忍不住要问：“妈妈，对这样的人你为什么会放他一马？”“中国有句俗话：‘冤冤相报何时了，得饶人处且饶人’，日本也有一句谚语：‘让恩怨付诸流水’我不想看到我的悲剧在他的家庭重演，相报的轮回到我这里就停住吧。”
        虽说她目前与小弟弟一起生活，但房间小挤着四口人，我想回去将她接到我身边，以尽在她最苦难时刻，我不在身边尽孝的十几年亏欠。
        听完这些，我们决定为他写一份特殊申报，不久局领导特批了他的调转申请，这也是我局文革结束后，第一个南飞的大雁。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文革受难者。愿你们的惨剧，不再被隐瞒、遗忘，而成为永久的警示——抵制以任何“神圣”的革命名义进行的群体性迫害，记住这句话吧，因为这是用无数个被残害和冤魂们的鲜血写就的历史。  
                                                                                                                                                           2010.3.8
                                                                  
                                                                                                         
                                                                                当年被红卫兵捣毁的圣-尼古拉大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