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老九

白海鸥

臭老九

——《折腾岁月小记》之二十六

         1968年五月，文革已整整进行两年了，我厂被军管也一年多了，但全厂的生产还是每况如下，特别是机车车辆所需的各种配件根本保证不了，中央颁布的《关于确保铁路运输物资安全的通令》，下达半年来也丝毫未见起色，为此在驻厂军代表的主持下，路局也派人来厂，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在这诸多问题中，应先在呼声最高、产量最大、难度最小的“闸瓦”产品上下手。因为这个产品就是一个铸铁毛坯件，产品出来后在砂轮上打磨一下飞刺就可以了。
        岂知这是一件“知之非难，行之不易”的事，因为影响该产品的主要矛盾是车间的桥吊，这台解放初就启用的老爷吊，走起路来七拧八歪不说，各部关节时不时就脱臼，而它又担负着铁水包的吊注重任，每年我们都向局里申报更新它，但都因“排不上号”而被搁置。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厂革委会最后决定由我车间自己制造一台新桥吊，并送来一套三十二开的“毛选”选读本，鼓励我们要按林副主席的指示——在学习中 “要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当时这个设计任务就落在我的头上，手中除这台破吊车外无任何资料，时间又很紧，更为困难的是人手不足，因为我们技术组原来四个人，一夜间有两个变成“牛鬼蛇神”进了牛棚，而另一个是搞电的。车间卢主任对我说：“老九，大兵未动粮草先行呀，就看你的啦！”我抬眼看看他奚落道：“你今天是不是少了点什么？”“啊，少啥啦？”“前面那个‘臭’字拉了。” 这个卢主任为人直率，开朗，平日总开玩笑地喊我“臭老九”“哈哈，今儿你是香饽饽，不敢加‘臭’字了，说正经的提提要求吧，只要我能办的全力以赴、赴汤蹈火、火山敢上、上天入地……”我急忙拦住他的贯口串：“主任，我就向你要时间，你看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日日批，这样每天实际工作时间有多少？所以我希望在你的一亩三分地给予方便。”“这个吗……好，我说了算，对你全免，等任务完成后你再集中补上，”对他最后一句天衣无缝的话，我觉得既好笑，又适宜，看来这还真是个粗中有细的“大老粗”。
        至此我开始埋头于设计工作中，考虑到箱形板结构的扭转应力不大，而疲劳强度又高的这一优势，我决定将原有的桁架结构主梁改为箱形板结构。那时提倡大庆的铁人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所以有困难自己想办法，诸如平日桥吊不能停下来，我只好利用星期天上去测绘；恐高症不敢在T型梁的轨道上走，那就弯腰慢慢爬；为了找到吊车的顽症所在，亲自与司机跟班……那时还提倡一种工作方式叫“边设计，边施工。”图纸刚出来，就被拿走，为此我的图纸全是下面垫上复写纸，一出就是双份，档案总得留一份吧，所以每张图得用5H铅笔格外用力画，否则下面那张就不清楚了；还得经常被喊去现场，帮助解决一些技术问题；更让人如履薄冰的是，这期间全面展开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进行的如火如荼，各处都在“深挖细找”历史、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全厂抽调一批专案人员正对工程技术人员、干部的“内查外调”悄悄地进行着。在这风声鹤唳的日子里，必须保证每张图万无一失，别看张张图纸“设计”栏目上签的是“三结合设计小组”出了问题可是唯你是问。
        由于这项工程是以全厂会战形式搞的，所以各环节都是大开绿灯，昼夜奋战，为了赶在七月一日党的生日这天献礼，就出现了萝卜快了不洗泥的现象，特别在焊工方面尤显突出，为此我曾与工人翻脸撕毁图纸，最后在主任的干预下才得以解决。
        记得在将要竣工时，厂革委会就派人催促，必须在七月一日出“果”，我说吊车没吊装到位，油漆也没刷，各种验工还没做，这能算“果”吗？他们说：“孩子生下来，毛没干也叫孩子。”最后卢主任对我说：“依他们，其余献完礼再做。”“那要是有问题咋算？”“算我的。”
        就在这匆忙中敲锣打鼓，鞭炮齐鸣的向厂部报喜了，第二天的局报上也见报了，套红的醒目标题是“毛泽东思想武装下的工人阶级又创新辉煌”我大致看了一下内容，无非是那些老生常谈的政治套语，其中可笑的是一句“工人们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困难条件下，在学习《老三篇》中得到力量……”
        一周后，桥吊安装就位，我赶忙组织验收工作，没想到在第一项的“主梁挠度”检测上就出现了问题。
当时是做“额定负载”测试，按规定吊起5吨荷载，停留五分钟卸载后，主梁下沉挠度应回复到允许值里，可是它的回复值却略低于允许值的下限，说明主梁产生了一定的变形，这是不合格的标志。
        看到这一结果，上级来的领导说：“这一关键项目通不过，没必要再进行下去了。”当时我的脑袋就像爆炸一样“嗡”的一声，乱极了。卢主任说：“老九，别急，不行我们可以按四吨吊使用。”
        接下来的几天，大家说啥的都有，最难听的是“臭‘吃屎分子’（知识分子），穷得瑟，没见过吊车是桶形的。”一天材料员小张偷偷地告诉我：“厂革委会郑主任通知，让我把吊车的所有材料小票交上去，他们是不是要……”至此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怆然与心酸，古人说“哀大莫若心死”，用此话概括“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心境，是恰如其分的。此事我告诉了卢主任，他听后大怒，抬腿就去了厂部，与那位靠造反起家的铣工——郑主任打了起来。
        我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反复思考问题出在哪儿？从梁的强度计算到焊缝的强度核算……都没发现问题，那么问题就出在测试这一环节上了，莫不是那五吨的“额定负载”有问题？可当时我是亲眼数着250块“面包铁”放入吊筐中的，怎么会错呢?突然我一惊：每块面包铁重20公斤准吗？对！称一下不就明白了吗。这一过秤，让我大吃一惊——25公斤，这说明那天测试的负载是吨，我的妈呀，超载吨那还不出问题？
        当我将这一发现告诉卢主任时，他也惊愕不已：“他妈的，无怪那些铸件总有质量问题，就按这个重量配比的上炉原料，那铁水能合格吗？”，最后问题追究到材料科，他们理直气壮地说：最近忙于批判工贼——刘少奇，忘记将已改变的进料单通知车间了。
        这个故事似乎可以划上句号了，但我还要啰嗦两句，到年终两位工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我被评为“毛著学习积极分子”，并参加分局的“讲演团”，为此让我写的讲演稿几次都通不过，最后由上级业内人士执笔，写就了一篇十分感人的“活学活用”讲演稿，到各地讲演蒙人，我就是其中的一张王牌。
        据考证在我国历史上，将知识分子打入社会底层的有三次。第一次是元朝统治者，实行的愚民政策，他们划分了十个职业等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可见儒不如娼；第二次是民国时期，社会将国民党兵痞叫作“丘八”，大中学生则被称为“丘九”—— 足见儒不如卒；第三次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的宗旨下，把人们分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特务、叛徒、走资派的后面，名列第九是知识分子，再在“老九”前面加个“臭”字，前八位统称“牛鬼蛇神”——更见儒不如魅，这可谓是一个令古代帝王都汗颜的创造了。
        贬低知识的制度就是愚民政治，它必然导致愚民社会，二者之间需要一个战无不胜的、踽踽独行的“思想”做链接，这已是毋庸讳言的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