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味人生：文革中的印记（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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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印记之一——回忆(26)《文革中的河北农专》

     河北保定农业专科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是在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先后发表的《五一六通知》、《文革十六条》、《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等重要文件的指示和号召下，在河北省属于帅先，搞起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大专院校。
起初是有学校青年教师宋连枝，革命烈士子弟刘武等，几位根红苗正的学生组织发起，完全模仿紧跟北京大学方式，造反闹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晚十点，农专七百多名师生，在保定举行游行示威，当晚在市委造反，宣读造反声明，一夜振惊河北全省。
那天晚上有同学让我跟着去，我回答，我不是红卫兵不去。
农专的造反行动，引起保定市委和公安局极大的关注，怕扩散到市内其他学校，为此果断处置，把他(她)们几个人，分别隔离关起来进行教育，届时学校教学秩序，暂时恢复了平静。
      随着运动的深入，加上他们的同伙跑北京呼吁求援，制造多种舆论传播，称造反派受到血性镇压，要求无条件释放，广泛爭取社会各界声援。
     他们出来后，有了政治资本，标榜自已是真正革命左派，不是保皇派，成天叫喊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为他们行动贴标签。
     刘武曾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刻，卧倒在主席小汽车前，要求毛主席单独接见农专红卫兵，野心之大空前绝后。
回来后立即扩大影响，扩展农专红卫兵红色造反团组织规模，印刷造反团大旗、红卫兵袖章、刻印章、挂牌子、通报全社会，驾驶汽车到市中心游说，高音喇叭播音不断，声势空前，並一举夺下学校行政、财务大权，实现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局面，学校完全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之下。
紧接着，不是破四旧、抄家，就是打、砸、抢，利令智昏，随心所欲，势不可挡。
一时间搅乱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停课闹革命，随意揪斗学校领导、学术权威、教授等。大肄抄家搜集反革命证据，成为保定市学生界，声望空前知名度较大的造反队伍。
折腾的学校上下乌烟瘴气，大字报贴的辅天盖地，墙壁贴满，路两侧栽杆子扎席子，命令年纪高龄教授，称谓反动分子，让这些教师整天用大锅熬浆糊，帮他们贴大字报，
而且对这些教授，所谓性质严重者，采取隔离关押，反省自己反革命罪行，揭发学校”黑党委”如何执行修正主义教肓路线，点名一些教授，为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指令相互揭发，坦白自己如何里通外国，如何配合帮蒋介石，潜伏下来反攻大陆的反革命罪行等。
只因老校长使用了，一批前国民党中高级将领任教，当时教师队伍绝大多数，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是从旧社会接受下来的骨干教师队伍。
对上述人员，实行二十四小时有人看管的劳动改造，並派出各路人马，进行内查外调，搜罗所谓的反革命证据，以供自称农专革命委员会，屡屡大会批斗定罪治罪的铁证。
在学校操场搭建台子，专门开批斗大会用，批斗头一天，事前发海报和广播通知，播了一遍又一遍。
每次被批斗的对象，两侧都会有陪榜人员，胸前都挂一个大牌子，上面醒目写着某某人，属于那个性质，什么罪行。
主持人先宣读最高指示后，在高呼口号声中，勒令把批斗分子揪上台来，每个人有两个红卫兵，扭着胳膊押上去，弯腰低头喷气式姿势，脖子挂重物下垂，态度不老实者，脖子上重物再加码，女性教授有的被剪断头发，大肄丑化，令人发指。
批斗会全过程，间断性振臂高呼口号，打到现行反革命分子XXX;再踏一只脚，永世不能翻身;十恶不赦、死有余辜;彻底肃清其余毒……。批斗会现场，高音喇叭传四方。



遗憾的是，教我们有机化学的好教授何佑老师，只因名子是”佑”子，偶意为”右”，说他反动透顶，是从骨子里反对共产党，想翻天搞复僻活动，是地地道道的国民党特务，最终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被执行枪毙、草菅人命，制造出保定首例怨假错案。
我班有位太行山区唐县来的学生，在教室内当众，抽一位教农机的女老师的嘴巴，右巴掌把老师头抽歪，左巴掌再把老师头抽正，女老师高姿态连连说”不要这样”，此举吓得我班在场的女同学，扭转脸不敢看，偷着掉眼泪。
在我校文化大革命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一系列批判中，竞然把我罗列成了校党委的一大罪行之一。
说我是黑党委的黑标兵，因文革前我曾是，学校和保定市”五好学生”、”干劲冲天成绩卓著”修防洪堤的模范，这也是榜上有名的罪证。
造反团把农专文革折腾的差不多了，立即杀向社会，冲击保定专署和河北省委，爭抢主要领导干部。
  一是显示造反的革命精神和决心，二是为将来成立革命委员会，爭取更多话语权，三是可爭取更多，筹建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名额，以便左派掌权。保持东风压倒西风的强势地位。
若大的保定地区，成立保定革命委员会时，给了保定农专两个名额，总算是造反有功。
抢来的省、地级主要领导干，分别关在农专大礼堂和平房单间，二十四小时由铁杆红卫兵，轮流看管按时送饭，上厕所也有人跟着，家人送衣物也要检查，这些领导老革命，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一旦省里或地区开批斗大会，办手续提人，不管是大会批斗或是游街，用完了把人再送回农专校园。
随着文革的高潮到来，我校造反派被河北农业大学，红色造反团所取代，降之附属地位，而农大造反团，一时跃居全省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引领全省学生运动，向恶性方向愈走愈远。
最后三十八军决定，支左不再支持河北省农业大学红色造反团了，农专造反团又恢复到头前的位置。



文革中的印记之二——回忆(27)《河北保定文革》
       保定地区的文化大文革，概括为乱、复杂、激烈，这是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乱表态、乱插黑手、支一派打一派，加之军队之间支左政治倾向、观点、感情的差异。
      使得保定文化大革命运动，成为了全国有名的老大难地区，恶性武斗事件频发，死伤群众最多，回顾起来大体上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先是红卫兵学生轰轰烈烈的造反，在学校踢开党委、停课闹革命，出名的学校有农专、农大、红二师，一中尖兵、要武学校、电校等。
      紧接着红卫兵学生冲出学校，杀向社会造反，破四旧、抄家、批斗、游斗老干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批斗地委书纪李悦农;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批斗省委书记刘子厚，以及其他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先后遭到多轮批斗游街，那时批斗游街已成家常便饭，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任意由红卫学生摆布宰割，失去了人生自由，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与无政治主义状态。
      批斗会在省体育场举行，各单位排队进场，红卫兵着装泛绿整齐，个个佩载红卫兵袖章，英姿飒爽、雄赳赳气昂昂，队伍前头举着醒目红旗，手持毛主席语录，高呼革命口号有序进入会场。
主会场设在保定，各地区设分会厂，以有线广播收听，批斗结束，上街示众游行，挂牌子穿古装戏服，加以丑化党政领导干部，对有病的老干部也不放过。
      有时候两派批斗大会，选择同一天互不相让，爭夺主席台上的麦克风，或游行队伍在十字路口撞车，爆发摩擦，人群赤拳互相推搡，双方有的人员被打得鼻青脸肿。
      随后保定红卫兵和保定各派造反组织，查封《河北日报》和《保定日报》，，拚命爭夺舆论宣传工具造势，纷纷抢先夺权，使省地市各级党政机关和基层组织陷入瘫痪，各单位部门完全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
        而且进一步深入到工厂煽风点火，导致工厂停产闹革命，学生与工人结合，农民组织也参与进来，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阵营，到处都充满火药味，武斗一触即发。
       各单位两派与社会两派观点对立，经过多轮斗争、大辩论、分化瓦解、大浪淘沙、重组洗牌。
       保定形成”工总派”与”红楼派”(工筹派)，政治观点旗帜鲜明，势不两立的两大派造反组织，互相指责”造反”与”保皇”，开始零星武斗事件发生，续后武斗规模升级，流血事件时有发生。



此期间毛主席发出全国学大庆，向工人阶级学习的指示和号召，保定各大工厂立即组成工人工宣队或工人纠察队，分别进驻重点大专院校，以解决学生两派纠纷与对立情绪，其收效甚微，有的适得其反，如火上浇油，反而把工人也分成了两大派。
      主席又指示，”三支两军”即”支工、支农、支左”。保定”三支两军”工作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九六七年一月至三月。由河北军区，军区司令员马辉、政委曾美，驻军是六十九军(4642部队)，军长董其武、谢振华，奉命两军共同介入保定文化大革命。
      第二阶段，一九六七年三月至一九六九年底，六十九军调往山西大同;由河北军区和驻军共同担负”三支两军”工作，驻军4800部队(三十八军)，从东北调往保定，军长李光军、政委刘海清、副政委邢泽，邢泽号称铁嘴，做政治报告，不带讲话稿，不载手表，讲完结束的时间，整场上下不超过预定时间两分钟。
   第三阶段，一九六九年底至一九七四年，由三十八军一个部队，执行”三支两军”工作。
      主要任务，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解决保定问题一系列决定，恢复建设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年初，河北省会迁址石家庄，为的是有利于，保定问题早日解决，实现两派联合，及早成立革命委员会。
      河北省会，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一日由天津迁回保定，历史上曾几度搬迁，最早在保定，中途迁天津，再后又迁回保定，文革期间迁至石家庄至今。
        保定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八年八月八日成立，日子选的很吉利。
     保定地区革命委员会，是党政权力机构，长时间瘫痪之后，恢复得唯一合法的政府权力机构。



革命委员会，其中学生占比例鮮明，份额居多，我们农专就占据两个名额，学生名单如下:
        付主任:孟惠芹，22岁，保定红二师学生。
        常委:载宝成，26岁，河北农大学生。
        委员:范志明，20岁，河北农专学生。
             赵成，24岁，河北农专学生。
             汪金锁，18岁，保定三中学生。
             张绍礼，21岁，保定电校学生
             杨素霞，20岁，保定要武战校学生。这些地区领导成员，前所未有的年轻化、学生化。
     为使两派早日联合，放弃武斗尽快成立革委会，三十八军召集两派头头，到北京办两派学习班，最终达成联合协议，毛主席曾肯定过:”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在全国加以推广。
      自此两派态度趣于平和平静，双方挑起激烈事端事件，人次数大幅度下降，开启了学生、工人逐步回原单位闹革命的先河，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朝着稳定方向过度发展。



文革印记之四——回忆(29)《大串联与下厂》
      
          文化大革命中，最倒霉的人群唯属”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后来又加上黑帮、臭老九统称为”牛鬼蛇神”。
          出生在这些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为摆脱当时社会的政治歧视，就连想去兵团的一条路，也被极左的政审关拒之门外，遭受到社会的抛弃被边缘化。
               而农专造反派在阶级队伍排队时，把我定性为，农专"黑党委"树立的"黑标兵"。
          一段时间搞得我抬不起头来，成为另类，走路也是低头靠边走，极左分子扬言要批斗我，一度使我长时间紧张恐惧失眠，曾一度有过轻生的闪念，幸亏有关注我的好心同学，身影不离劝导安慰我，使我度过了一段人生的低谷。
         我是全校唯一遭大字报和小字报批判的学生，所以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双方都不允许我加入各自的红卫兵组织，自然我成了文革中，地地道道少见的”逍遥派”。
          虽说我是”逍遥派”，有的好心红卫兵同学带着我，断断续续去全国各地大、专、院校，进行大串联，串联时拿着河北农专 ，造反派组织出据的介绍信、证明等相关手续，乘坐火车、汽车、轮船都不需买票，住宿也不用花钱，而且回学校后还可报一定数额的出差补助，全校学生都是这个待遇。
         文革前我与同班马乾振同学，是河北农专学雷锋的"一对红"，大串联时我俩在一个组，同行五人三男二女，五人办一张革命师生临时乘车证，他(她)们四人是带红袖章的红卫兵，唯一的我是一名群众，也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跟他(她)们一起大串联可沾光，受到各地红卫接待站热情欢迎和接待，免费供吃管住，没了钱可打白条借给钱，天冷还借给军大衣和大头鞋，充分体现出天下革命造反派，无产阶级深厚的革命感情。
火车上挤满了人，有的人是从车窗外被下面的人硬塞进来，车内根本没有插足之地，就连行李架上边也坐滿了人，厕所也挤进好几个人，就是一个座椅底下铺上报纸也躺好几个人。
火车在南京过长江时先解体，再用轮船把火车车厢同学生一块渡江，要耽误好长时间，车上没有水喝也不能上厕所，只能到火车站站台上，去用席子围的临时厕所去大小便，等上完厕所回来有的人再也挤不进火车上来，人满为患，车上车下喊成一片也无济于事，只好车上相跟的同学下车共同等下趟火车走。
          红卫兵大串联时我印记最深的大城市，是首都北京和广州。
          大串联的首站，我是去首都北京直奔文革发起地北京大学，白松林同学看我穿着布鞋，他主动把他脚上穿的塑料鞋脱给我，他说穿上塑料鞋不怕下雨。
  先去北京目的是冲着北大哲学系聂元梓，"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而来，到哲学系后每天不是听煽动言讲宣传，就是看铺天盖地大字报，还要认真做记录或抄大字报内容，並学习如何开批斗大会，走访用什么形式批斗党政领导、专家、学者、教授、"牛鬼蛇神"、和有海外关系里通外国的”敌特分子"等。
          还参 观了被隔离者和被劳动改造者的劳动现场，他(她)们每人脖子上都挂着一个黑牌子，上面写着本人简历和罗列所谓罪名，都是一些年过半百或近六十岁的老人，挂着黑牌子在校园干体力活，看后令人心酸惶恐不安，最后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及其它相关资料。
            一天晚上意外通知第二天去天安门广场开大会，结果晚上11点就开始集合编队，出发前每人发两颗煮鸡蛋和两个苹果，我们被分到天安门东侧华表位置，距天安城楼较近，上午十点左右奏响东方红乐曲，喇叭播出 伟大领袖毛主席蹬上了天安门城楼消息时，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人山人海欢呼起来此起彼伏，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声音一浪接一浪，毛主席和国家党政领导人向红卫兵频频挥舞手致意，我近距离看到毛主席和国家党政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和检阅百万红卫兵大军的盛况，令人难忘记忆犹新。
          游行活动一直持续到天黑，兴奋之后才知道 肚子饿了，我们进了一家要关门的饭馆，没饭可吃把仅有的一大锅面汤喝的一干二净。
      南下大串联曾去广州住中山大学，有幸赶上一年一度的中国秋季商品交易会，看到了我国出口的商品，也是第一次看见了 各种肤色的外国客人，大开眼界增长见识。



一天在广州街上我突然流鼻血不止，关键时刻一位慈祥的老婆婆把我拽到自来水跟前，按着我的头用自来水浇头，不一会见效，老婆婆又把我带到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看病检查化验，整整忙了一上午，我似乎在异地他乡第一次尝到母爱的滋味，看着慈祥微笑离去的"老妈妈"，我双眼不由自主的流下了热泪，为怀念这位"老妈妈"的恩情，至今还珍藏当年看病用的门珍证。(见照片)
          串联还到过上海、杭州、绍山、西安等地，后期提倡徒步大串联，我怕走路磨破鞋子，故没有参加徒步大串联。
          下工厂两个月，让我们去的是华北生物制药厂，说该厂是文革死角发动不起来，死气沉沉没生气，该厂党委书记是一位转业军人姓候，是华北地区的重点生物制药工厂。
           分给我的任务是播音室播音，一天播音三次，报纸、稿子由人提供。晚上我住在播音室有个单人床。这个厂生活伙食搞的好，天天能吃上兔肉。
           该厂主要生产猪瘟、鸡瘟疫苗，以刚生下的小兔和成年兔心肝肺，为寄生疫苗母体，注射疫苗24小时繁殖期后，杀死成年兔掏出心肝肺，会同小兔仔捣碎，过滤灭菌成为疫苗。成年兔肉为下脚料，供大家吃肉。
           该厂还伺养了千只鸽子，一次卖给天津300只，用汽车运到天津后，不到一星期，这群鸽子自己又飞回到保定生物制药厂，成为一大新闻。
            一次奉校革委会之命，随同红卫兵到河北省军区搞外调，达半月之久，住军区招待所，房间有蚊帐，我第一次尝受住蚊帐的滋味，生活条件太好了，看见座便不会用，惹的服员哈哈大笑，笑得我满脸痛红，每天还能吃上大米饭炒鸡蛋，凭生第一次吃大米饭，口味鮮美。
           看到军区一幕幕的美景顿时生情，不由得留恋起农专党委，当年推荐我报考军校的体检过程，可惜只因检查耳朵短时间无定论，故六五年未被军校录取，命运事事难随人愿。






文革印记之三——(28)《目睹两派武斗》
      
         武斗体现出保定文化大革命的血腥味，表面上是两派为争权夺势而斗。
         实质是政治野心家们在捣鬼，他们打着中央文革的旗号，插手保定问题，暗地里操纵挑动群众斗群众，什么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一语道破，混水摸鱼，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开始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紧接着又喊要文攻武卫，这些变色龙，拉开了保定武斗的序幕，唯恐天下不乱，而大多数年轻单纯的学生、工人、农民、群众，都是充当被利用的政治工具、受蒙蔽、遭愚弄。
         当时保定地区好多单位，都有两个革命委员会同时掌权，各方组织结构自成一体，分别有一套干部队伍和武装队伍，在行驶权力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对立与冲突，
         为清除对方障碍，采取两手抓，一手抓舆论导向，煽动群众，其口号:”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最大限度的瓦解对方阵营，此消彼起。
         另一手不遗余力，展开你死我活的武斗攻势，强势一方站据市中心，弱势一方临时驻扎在乡下根据地，不断向市区发起多轮攻击，为实现独家掌权的目的，双方殊死搏斗。
   于是数起武斗由此爆发，使好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和追随者，凭一腔无知热血，充当炮灰，无畏断送年轻的生命，留下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家庭，罪恶深重，残不忍睹。
   我同众多围观者站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了，河北农业大学农机楼，发生的一起大型恶性武斗事件。
    农机楼守势一方是农大红色造反团，其头头是学生崔士林，是铁道兵副政委，崔天民的儿子，在石家庄地区支左，搞的乌烟瘴气。
   造反团动员广播车告急，呼吁社会各界学生、工人给予支援，现场两派规模，约两万余人参加搏斗撕杀。
  激烈场面，给农机楼断水断电，双方拉锯式攻防，外面的一会攻进去，里面的一会冲出来，上面扔杂物抵御外围攻击，封堵楼道门窗，外围开着链轨托拉机，顶部焊上铁板，改成简易装甲车，抵挡楼上投掷物，相持不下。
  河北省军区、三十八军派人到现场，制止武斗，维持秩序，但由于双方意见难达成一致。这次武斗打死七人，伤者逾千人，两军劝阻的解放军战士也有不少人受伤。
  自此保定市内武斗接踵而来，刘守庙、华二公司、保定十中、化纤厂、造纸厂、棉纺厂、保定电校、惠阳机械厂(军工厂)等等。
  保定地区各县武斗异常激烈，如清苑、高阳、定州、望都等县，都发生过数起大型武斗事件。
   仅容城县数十起武斗中死亡46人之多，无辜生灵遭涂炭。保定市曾在一段时间内，晚上大街不见人影，行人怕遭枪击或帮架，
  各县两派都有一支武斗队，半军事化管理，集体吃住，有部分衣服统一着装，由单位、生产队自愿或强行摊派出粮出资，养着这么一帮亡命之徒。
  我曾到武斗队里面混过几天饭吃，里面的人不能独立自由行动，随时待命或巡逻，严防对方偷袭，武斗人员训练有素，召之即来，随时随地拉出去参加武斗。
  使用的武器五花八门，都是从地方武装部和野战部队仓库抢来的，大部分是退役武器，实际是各派支持的后台明抢暗发武器而已。
  各种武器门类齐全，有步抢、机枪、冲锋枪、手榴弹、迫机炮、火箭筒、半自动、转盘枪等。这些武器不允许个人单独带在身边，而是集体行动时才能配带。



如小件手枪就难说了，我班张玉升不知怎么搞到一支，藏在身上，一次他与李增瑞同学因政治观点上不同，发生激烈爭执，幸亏李增瑞同学跑的块，险遭张玉升同学手枪的枪击。
我班张同学与贾同学，因政治观点不和，张同学抓起直径5一6公分的木棒，从教室追打到外边，木棒打断了，贾同学胳膊被打伤，至今留下历史见证——疤痕一条。
宋同学找刘同学，要申请加入红卫兵组织，无缘无故挨了刘同学几个耳光，红卫兵也没入成，怨恨成见深深扎根脑海记忆之中。
虽然文革已过去几十年，可是当年的同窗学友情深，却被文革两派对立怨恨所割断，时至今日还耿耿于怀，念念不忘。
前年同班同学搞聚会，有的同学竞然拒绝再见面，心灵创伤实在难以愈合抚慰，从这一点上说，无产阶文化大文革命深层次的质感，触动到同学们的灵魂，其影响深远不尽人意。
中央为彻底解决保定问题，早日实现两派大联合，成立革委会，排除干扰，采取三条果断措施。
一是决定把河北省省会迁出保定。
二是动员部分学生去内蒙古生产建兵团，而学生带着不同的派性倾向，去到曾支左支持过自己学生组织的部队，所组建的兵团各师、团。
我们班同学马乾振、邱金甲两个人去了六师五十一团;宋纯义、安杏兰两个人去了一师三团，分别分在三连、五连;我去了三师二十三团。
三是限期强行收缴武器，解散民间武装，特别是中央出动空军飞机，空投散发”7.22””7.23””7.28”布告，发怖命令停止武斗，上激武器，无条件回厂、回校大联合，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震慑各种嚣张气焰。
这些措施才使得保定地区武斗，由强到弱、由大到小、逐步平息，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定。
      然而自”批林批孔”运动一来，旧病复发，两派武斗又有所抬斗，时紧时松，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六年下半年，可见保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派武斗惨烈曲折，闻名全国。



文革印记之五——回忆(30)《从工厂到兵团》

在那火红的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总也看不清文革运动的走向和终点，等待的只是天天停课闹革命，荒废学业虚度年华，这要等到何年何月才是个头哇？日思夜梦干着急，常常想自己以后的生活出路在那里。
每天呆傻在学校里听到的总是一些，参加武斗回来的同学讲述武斗过程，谁胜谁负，又死伤几人，我听后有些害怕。
我生怕自己被武斗卷进去，便产生了离开农专的念头，想找份工作干干，挣点零花钱，不能这样凭白无故的消磨时光。
第一份工作，是学校员工的儿子，叫董大财长我8岁，带我去山西煤矿找工作，我欣然同意，反正座火车也不花钱。
他把我带至山西灵石的小煤矿上，一看是进坑道，爬着从斜坡矿井中，人跪着用木箱向外拉煤，眼下让我想起插队时，在峰峰煤矿下矿井挖煤泥时的苦难滋味，我死活不干这种差事，一刻也不呆又回到了学校。
第二份工作，是同情我的贾秀芬老大娘，她找人推荐我，到定州食品公司下属，定州第一食品厂工作。
工作报道填写履历表时，厂领导见我是农专在校学生，格外喜欢我，在国家劳动指标极为紧缺的情况下，当即给我签订合同，答应我工作满两年后，定期转为国家正式职工。
我总算有了生活的依靠和奔头，头一天上班被分到水果糖块车间，负责熬糖技术操作，一天三班倒24小时生产，开始提拔我为值班长，负责一个班的水果糖生产，半年后又提升我为车间副主任。
熬水果糖核心技术，掌握熬制火候，火大把糖熬糊，火小糖块不仅粘牙，而且受潮爱潮解，一箱子糖块粘连成一大块，成品变废品，一年下来，全盘技术我都学到了手，我还想多学几套技术本领，以便将来谋生。



当时酱油醋车间，因市场防腐剂断货，影响酱油醋食品的保质期，在这个关键时刻，我用所学化学方程式的氧化还原反应原理，用苯甲酸与碳酸氢钠，成功及时制造出了防腐剂苯甲酸纳，保证了食品的质量。
后来厂领导答应我去该车间帮忙，学习酿造技术，还给抄写了一份工艺流程记录，我现在还保存着(见照片)。
糖果车间职工中有不少来自38军1I4师的干部家属，她们都支持我的工作，有位炮团团长夫人张玉华大姐格外关照我，她极力推荐我去内蒙兵团23团参加工作，她说食品厂没有发展前途，主动带我去组建23团的戴副政委家认门见面，並全面介绍我的情况。戴副政委听后说:"23团正缺你这种人才，欢迎你来23团，我等你的消息"。
      只因 ，定州食品厂六九年职工转正指标，到年底就从保定地区批下来，很可惜给我的整式职工指标作废，我总是犹豫不决，又经过张玉华大姐再三开导，我才放弃了职工转正指标，最后还是她到戴副政委家给我报了名。
      六九年九月的一天，定州食品厂全体干部、职工敲锣打鼓用马车，把我欢送到了定州火车站，在火车站站台上，定卅食品厂的同事们宣读了给我的贺信(见照片)，我与同事们一一握手告别，去了保定农专学校，办理迁户口等事宜。
再从保定火车站，踏上发往内蒙古建设兵团的专列，来到誉称，享有军人战士待遇的内蒙古建设兵团。
从此我的人生道路，先后沿着由讨饭的孤儿——念完不完整的中小学——留校当徒工又被精减——散插队三年——考上河北农专学校——文革消遥靠边站——参加地方工厂工作——最终来到了兵团，沿着这条苦难多磨的命运轨迹，走完了兵团战士的历程。
自踏上命运转换的时代列车，行驶到艰苦崎岖的人生驿站兵团，一干就是几十年，最后退休在内蒙古河套，自觉与不自觉，完成了扎根边疆历史所赋予的使命。
虽说我退休多年，只要回忆起在兵团的大半生，自然想到领我来兵团的指路人，张玉华大姐，她是东北人，又是38军随军家属，她爱人时任114师某炮团团长。
自打六九年，我从定州食品厂来兵团后，就与张大姐失去了联系，退休后找过几次无功而返，得到的信息是，她现与保定工作的姑娘住在一起养老，我愁眉不展、如同大海捞针一样，难寻到这位曾帮助过我的好人。


六九年定州食品厂送我来兵团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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