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生文革回忆文章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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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公里大串联
                      —文革亲历记
                         刘安生
1966年冬天，泰安县道朗小学以哥哥刘岱生为首的十七名小学生步行串联到泰城，成就了道朗小学文革史的开端。
那时，哥哥13岁，五年级；我，11岁，三年级。
在我们那个年纪，心是长在教室窗外的，只要不上课就是节日，何况还有大义凛然冠冕堂皇的理由---革命大串联。为什么选泰城呢，这大概要与我们的年龄和体力有关，更与我们的眼界和社会资源有关，泰城只能是不二之选—泰城之与我们，恰如铁岭之与赵本山，都是不得了的大城市。
红卫兵徒步大串联的标准序列是：队伍第一人手捧一个毛主席相框，第二人手擎一杆迎风飘扬的红旗，上写“某某红卫兵长征队”，第三人开始就没啥讲究，越往后越拉拉杂杂，队尾有长征队的组织者和身强力壮的同学压阵，担负类似部队里收容掉队士兵的职能。
我们是一大早出发的，1966年的泰肥公路还是沙土路，脚底下沙子沙沙作响；寒风迎面而来，刺得脸颊耳朵生疼，不一会儿就麻木了；随着一路急行军，汗水渗了出来，进而顺着脊梁骨往下淌；队伍情绪高涨，不断唱毛主席语录歌，从“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再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循环往复豪情万丈；路两边的村庄传来鸡鸣狗吠，轮廓越来越清楚，早起拾粪的老头用奇怪的眼神打量这只小小的队伍，我们更加意气风发了，康庄，北大圈，起驾店……但是，手冻得受不了，只能揣在袖筒里，那一年的北风似乎特别冷特别硬，队伍到了粥店公社天平店稍事休整，男女同学找地方上厕所，我在一处背风的小土丘后面方便，手冻蹩骨了，手指不打弯，竟然扎不上腰带，一急之下的我掉了泪。哥哥跑来帮我扎上，然后熊了一顿：“你还红卫兵咧，你还大串联咧，丢人。下一回说么也不带你！”
阳光灿烂的上午我们开进了泰城，第一站就去山东农学院，拜访泰安地区最早出名的革命闯将国恕连。据说他是全泰安最早起来反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打成反革命、又是最早被平反的造反领袖。国闯将当时也就二十来岁，个子很高，身材魁伟，说话和气。我们请教的问题很简单：小学生应该不应该“停课闹革命”。“当然应该，只有停课才能彻底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国闯将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支持我们“停课闹革命”，这给一帮天然崇尚无政府状态的小毛孩子莫大的精神支持，“国闯将说啦，支持我们不上课—”，颇类似于“太君说啦--”。
在国闯将那里拿上了一些油印传单，在农学院食堂吃了一顿免费的白菜、粉丝炖豆腐和大白馒头；下午，直奔泰安县委招待所，凭着学校开出的介绍信，在那里，吃了一顿免费的晚餐（但是打了欠条），玉米面糊涂、白菜粉皮炖肉（一碗菜里不超过四片肥肉）、白面卷子（一种长方形的面食），然后，顾不上旅途劳顿，马上去县委办公大楼参加对县长、县教育局长的一场批斗会。当时非常革命，干什么都讲究“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伟人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就真的“关心”了，全心全意“进行了”。
印象中批斗的县长姓阎，教育局长姓李，大人们义正词严义愤填膺，我们挥舞拳头随呼口号，大人们对“道朗小学长征队”的到来报以热烈掌声，这使毛孩子们感受到强烈的成就感和使命感，自始至终陪会到夜里十点半，散会时泰安县委办公大楼半圆形的玻璃柱墙外灯火一片，泰山顶上雷达站的红光闪烁可见，回到县委招待所已经将近十一点，可大家一点儿不觉累。
招待所的条件非常一般，大地铺，麦秸上面是光板高粱席子，招待所借给我们一人一床被子。这难不住长征队员，岱生哥安排俩人一个被窝，通腿睡，多出来的一床被子横着盖在大家身上，如此一来，有铺有盖，暖暖和和，很快就鼾声一片。
早晨起来盥洗刷牙完毕，吃着白面卷子，就着疙瘩咸菜，喝着玉米糊涂，大伙儿像过年一样快乐。怪不得那位伟人说：“革命是无产者的节日”—更是毛孩子们的节日！
吃过早饭我们就往回返了，还是步行。
道朗到泰城十八公里，一来一回三十六公里，再加上在泰城内的走来走去，大约四十公里。
这就是我第一次徒步长征串联的经历。
回去后我们就贴了校长宋益民、支部书记吕兆唐的大字报，道朗小学开始停课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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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琐忆
    刘安生
文革开始时我才十一二岁，随着岁月流逝有些记忆是清晰的，有些则模糊了。如果我们这一代不留下感性直观的文字，再下去一代两代人，那时再谈文革更是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了，所以，有必要留下亲历者对这场席卷全国的大事件、大运动、大动荡的记忆，哪怕是一鳞半爪。
文革中的武斗：山东历来求稳怕乱，孔孟故乡的“温良恭俭让”渗透到了齐鲁百姓的血液中，所以，即使在路线斗争最激烈、文攻武卫最盛行的时候，山东大地也罕见血和火的拼杀，大概只有与安徽、江苏接壤的鲁东南地区动过真刀真枪，其余地区最多是冷兵器时代的低烈度冲突。我所见过的武斗通常都是观点对立的两派，围绕广播站、油印室、办公场所的控制权而展开的。广播站一般设在水塔顶层或者大楼顶部，三两个一组的高音喇叭困扎在一起，向四面八方传播着自己一派的声音，短讯、评论、诗歌、歌曲、音乐，嗷天呼地好不热闹。正因为对立两派都知道舆论宣传的重要性，所以，大有得广播站者得天下的意味。
在山东，在泰安，武斗的常见场面就是放大了的小孩过家家。参加者戴柳条帽，持铁锨棍棒，气枪、小口径运动枪、钢丝鞭、人力车胎做的强力弹弓、石灰包则是中后期发展出来的特种兵器。武斗斗的其实就是一个气势，人多势众的一方吆吆喝喝咋咋呼呼棍棒并举，甫一交锋，砖头石块雨点一般砸向对方，弱势的一方便知难而退，得胜一方顺理成章地“打砸抢”一通。曾经旁观过的山东农学院、泰安二中武斗莫不是如此。
我还见识过泰安七中的准武斗过程，时称“七三零事件”。说是事件，无非是保泰安县革委（俗称“吨半会”）一派的“东方红兵团”和砸县革委的“星火燎原战团”之间的局部冲突。“东方红”邀集了道朗公社同一观点的社员，用铁锨鐝头把“星火燎原”的办公室整了个稀里哗啦，期间并无人员伤亡。当时光觉着场面吓人，带着柳条安全帽、高呼口号、面目生猛、来势汹汹的社员壮汉们，很让当事者和旁观者不由人不悠然而生三分怯意。好在社员们只是把办公室里的暖水瓶、墨水瓶、洗脸盆等等砸了个稀里哗啦，其他并无很严重后果。
文革中的无文化事略：文革一起，特别是停课闹革命以后，课本、作业本、教具、讲桌基本都没用了，教室被用来当做这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司令部”或者是那一个红卫兵组织的“战斗指挥部”，课桌都摞起来堆在墙角里，教室中央拼起几张桌子成了写大字报、讨论事儿的核心办公区。
我们不太在乎文化还是无文化。
当时的心理是快乐加激动：可不上学了，可不用写字做作业了，可不用听那个肥胖富态红光满面的中年女老师整天叨叨了，如同一群飞出笼子的野鸟，渴望自由自在，渴望不受拘束。
泰安七中的教室课桌长凳原来都是标准配置。课桌都是掀盖式带桌洞的单人课桌，可以上锁。后来停课一乱，这些课桌倒了邪霉，被道朗村里的老百姓派了新的用途：那些课桌的掀盖桌面材质很好，又平又直，容易拆卸，拿回家里用锯一分为二，再装上刀具，正好破成两个擦地瓜干用的“擦床子”，不大不小不宽不窄美观耐用，形似洗衣的搓板，成了秋收时节家里地里切晒瓜干的标准配置。等复课闹革命以后，再想修复这些单人课桌，成本高得无法承受，所以，到了我们七三年这一届学生进校时，大部分班级用的都是双人课桌，有桌洞但无法上锁。
文革中的大字报：大字报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谁愿意写就写、谁愿意贴就贴。文革初期的大字报，通常都是官方组织书写张贴的。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规定的区域，连内容都有规定的大致范围。三分钱一张的粉连纸，黑塑料瓶装的墨汁，大中小号的狼毫笔，都是到总务后勤去领。泰安七中的校园里有许多槐树，树与树之间搭上高粱席子，大字报就贴在席子上；贴大字报的浆糊先是地瓜面放碱熬的，粘呼呼黄澄澄的，有一股子特殊的味道；后来节约闹革命，用过白不拉碴的化学浆糊，再后来甚至用黄泥做浆糊，一把大笤帚蘸着浆糊往墙上摔，摔匀了之后贴上大字报，再用干净笤帚划拉一遍，让纸和浆糊粘贴得更密实，一张张大字报就这样诞生了。从教室、教研室到学校伙房，形成了大字报的长廊。我曾经饶有兴趣的看过最先倒霉的一批老师的反动事略，也曾心情复杂地看过此后倒霉的父亲刘祥轩“潜伏党内十八年的三反分子、假党员”的事略。
到了派性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大字报就是双方话语权争夺的集中表现。有时，一批大字报刚刚贴出来“墨迹未干”，就被对方撕掉了；同样的，对方的大字报也会面临“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命运。但是，有些大字报写得确实有水平，文采、内容、书法、配画都有过人之处，就连对立面也不忍心撕毁呢。
写大字报极大地锻炼了人的组织能力、思辨能力、写作和绘画能力以及胡搅蛮缠能力，正能量和负能量都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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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疚
—我在文革中的二三事
刘安生
我们这一代真是喝狼奶长大的。
从小就被灌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斗斗斗，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那印记一直陪伴着我过了少年和青年时期。
文革中后期红卫兵夺权之后，父亲作为泰安七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了一只脚，“三反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混入党内十八年的假党员”大字报铺天盖地，揪斗会三天两头，还被革命小将戴上高帽子、名字上打了大大的红叉号在道朗街上游街。
一校之长斯文扫地，个人尊严荡然无存，其情可悯，其状甚惨。
就在这种背景下，我仍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踊跃投入到对道朗中心小学两个当权派的批斗之中。
我们的校长叫宋益民，四十多岁，中年微胖，肤色微黑，眼睛不大，目光锐利，脸上有很多麻子。
我们的校党支部书记叫吕兆唐，三十多岁，白净消瘦，瘦长脸，眯缝眼睛，笑起来两个嘴角往上弯，很是和气可亲。
一个小学三年级的毛孩子有啥可揭发批判的，所以，大字报写得不多,顶多是在造反老师指导下大大的字凑满一张粉连纸；写得最多的是大标语：“打倒道朗小学最大的走资派宋益民”“打倒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道朗小学的代理人驴找汤（吕兆唐）”。“宋益民”三个字上故意点上许多墨汁，意味着麻子；“吕兆唐”则是用谐音“驴找汤”以示侮辱。
写大字报贴大标语在当时形势下有情可原，但校长书记名字上加麻点、用侮辱性谐音则是我的独家创造。当时也没有设身处地的想想：你不愿自己的父亲被贴大字报、被糊大标语、被游街被揪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怎么就这么刻薄刁钻积极地编排另一个学校的校长、书记呢？
文革趋于平静，吕书记调回老家，从此再也没见到他；
宋校长先是到鱼池小学任职，后来一度回到道朗小学，那时我已经上初中二年级（小学带帽），我们一起“农业学大寨”“科学种田”，在道朗小学南院搞“九二零（赤霉菌）”培养。也就是那时候，知道了福尔马林、琼脂、培养基，知道了火焰封口、Z型接种、一级培养二级培养大床培养，知道了宋益民其实并不“坑人”其实是个好校长好老头儿，他总是平等和蔼地和我们一起探讨如何提高赤霉菌的纯度，而每次化验结果出来，宋老头自留地里培养出来的九二零含量总比我们高一个甚至几个量级。
……
文革期间经常在道朗街上看到四类分子的身影，他们是被剥夺公民权的最下等人物，毫无做人的权利和尊严，任人驱使任人呵斥。这些人在治保人员、基干民兵监督下，二三十个人一起，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扫大街，清厕所，扎戏台，布置会场。
我同学王明代的奶奶也在其中，虽然曾经是地主婆，她仍然有姓无名，治安员点名时喊她“王徐氏。”
王徐氏那时已经六十多岁，干瘦，牙床凹陷，满脸核桃似的皱纹，头发花白，在脑后梳了一个小小的簪，小脚嘎达嘎达的。她的面目一点儿也不凶恶，倒有几分山区农妇的木讷和忠厚，据说跟她的地主老头子也没过几天好日子。
老太婆干了一件傻事，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也许想请治保主任对她的管制宽松一点，也许是期望干活时能分点儿轻快活，也许就是纯粹的拉关系套近乎，她竟然用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四个大鸭蛋贿赂革命干部治保主任王明国，被王主任义正词严地拒绝了。
民兵连长、治保主任王明国是朝鲜战场负伤退伍的革命荣誉军人，四十多岁，高大健壮，一条腿装着假肢，走起路来咯吱咯吱响，一张宽大的方脸上有少许白麻子，不动声色的眼睛永远充满敌情和革命警惕性，四类分子们对他是人见人怕，甚至不止是四类分子。
道朗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让我们根据这件真人真事编一个节目，主题是宣传革命干部“拒腐蚀永不沾”，阶级敌人是“屋檐下的大葱—根焦叶枯心不死”。咱那时候积极呀，急于向毛主席表忠心，于是，就全力以赴地创作了山东快书《四个大鸭蛋》，并且亲自上台演出。
我还记得那个难忘的夜晚：在道朗街村中心的戏台上，汽灯嘶嘶响着发出青白色的光，土台子下是黑压压的看节目人群，我倒一点儿不怯场。因为演的是本村的真人真事，所以，观众反响很热烈，笑声不断，议论不断，该出彩的地方都出彩了，最后，赢得了热烈掌声。
至今我还记得《四个大鸭蛋》里的台词：“放着大街她不走，顺着胡同往前钻”“收下吧，收下吧，不就四个大鸭蛋。”
《四个大鸭蛋》不光在道朗街演，还参加公社文艺汇演，到房庄去慰问工程兵部队……
而我的同学王明代却悄悄退学了。
造孽呀造孽。一个人的聪明才智不能用在增加别人的痛苦上。
跟一个风烛残年的穷老太婆较什么劲呢，她已经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但凡她有拿得出手的东西，比如一提点心、一篮子鸡蛋、一刀五花肉，也不至于捧着四个大鸭蛋做贿赂本钱呀。
在台下看演出的一定不乏王徐氏的亲戚留人四邻八舍，老太太肯定会因为我的自编自导自演遭受精神戕害。
至今想起来心中隐隐作痛。
一个人走向永恒的宁静之前总会回顾反思自己走过的路自己做过的事，当一切阳光化之后，才会有内心的宁静，才会心安理得坦坦然然地离开这个世界，才不会有隐隐作痛的遗憾。
所以，有了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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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毛泽东时代的工人生活片段
刘安生
我是1975年12月从知青组招工到莱芜钢铁厂（当时叫“七零一工程指挥部”）的，分配到运输部机务段当蒸汽机车司炉。
莱芜钢铁厂与胜利油田、济南铁路局、齐鲁石化并列为山东省四大企业，是有着几万职工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不必说，福利待遇各方面要比别的大集体、小国营单位优厚的多。
我的学徒工资二十一元加上夜班费、吸尘费、高温费、洗理费、山区补贴杂七麻八有二十七八元。这样的收入水平维持一个男单身青工没有问题，除去每月十七八元的饭菜票是大宗支出，还有买牙膏寄信买书等零星花销，我又不抽烟不喝酒，一个月可以攒下三到五元钱。我的师傅们有铁路系统转来的，也有复员军人安排工作的，大多数工资在四十到六十元之间，运转车间、机务段、运输部领导的工资水平差别较大，运输部部长、书记、副书记在行政15级到13级之间，工资一百一十元上下，老资格、老铁路的运转车间主任则比段长的工资还要高，大约相当于八级工吧。但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莱钢职工工资的最大差距不会达到五倍。其实，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的最大反差是领导干部的职务消费水平。毛时代是大家普遍贫穷，有穷职工也有穷领导，有富裕的领导但也有比领导日子还滋润的职工，我们段里的李师傅，夫妻两个都工作，只有一个孩子，月入百十块钱，生活水平不比部长低；毛后时代，所有的领导，哪怕是个副科长，都比一般职工的生活水平高、家庭富足。在那时,我们机务段的机车要轮流到莱矿马庄驻勤,每天有五角钱的驻勤费,一个月下来有十五元左右的额外进项,用这笔钱每天吃两顿两毛钱的肉菜没有问题,所以,机务段职工都愿意去驻勤。
衣：初到莱钢，发了一大堆劳保用品：三年一换、印有“七零一”字样的棉大衣，有新的带栽绒领子的深蓝短大衣，也有洗的发白的齐膝盖旧大衣，出于当时的审美观念和年轻人要艰苦朴素思想的影响，我要了旧大衣；两年一换的新小帆布工作服一套，这没有新旧可挑选，只好钻车底、擦车架子时多蹭上点儿油，多洗几遍让它早日变白；雨衣一件，翻毛高温鞋一双，手套毛巾肥皂若干；让我们神气值得向亲友炫耀的是还发了一顶盔式帽，就是毛泽东重庆谈判下飞机时挥舞的那一种，《红色娘子军》洪常青扮华侨富商戴的，我们称之为“洪常青帽”。上车之后又是焚火又是给油，交班之前还要擦大锅皮、摇连杆、车架子、车底，乘务员特别是副司机司炉的工作服很快变成明晃晃亮光光下雨滚水珠的“油包”。
食：民以食为天，食堂生活给人的印象终身难忘。机务段的食堂水平一般般，运输部食堂要好一些，所以，有时托老乡、熟人买运输部食堂的饭菜票到一公里外的部食堂搓一顿。机务段食堂没有什么特色菜，夏秋主要是时令青菜炒肉或炖肉，冬天则是大白菜当家，青黄不接时节，海带、豆腐、粉皮粉条唱主角。给我美好印象的是两毛钱一份的大葱黄瓜拌剔骨肉，很香，很过瘾，但是只供应下夜班的乘务员。我们机车乘务员轮流到各生产厂执勤，有条件吃遍全厂，可以到当班厂子的食堂打饭，也可以在送饭挑子那里买菜。一铁的“猪肉粉条炖豆腐”，二铁的“肉片烩苔菜”，轧钢厂的“松肉炖白菜”，最棒的还是莱矿食堂五毛钱一份的“炖肘子”。两毛钱一份的是细菜，一毛五以下的菜含肉量依次降低，谁要是一天两顿能够吃得起两毛一份的细菜，绝对是工人贵族。
那时候几乎没有公款吃喝，可能中下层没有吃喝的经费来源，至少总厂、指挥部一级的才有吧，“招待费”之说起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我只参加过一次公款吃喝，是七七年春天运输部“抓纲治国大干快上现场会”，会餐地点在新落成的机修段架修车间的大厂房内举行，摆了二十八九桌吧，十五菜一汤，红烧肉、四喜丸子、糖醋鲤鱼，十个人一桌，没有酒水。因为是第一次不吃白不吃，所以至今印象深刻。
住：六个人一个大宿舍，里外屋，每间有十一二平米。那时可没有什么集中供暖更没有空调，冬天寒风刺骨，取暖用自己焊接的大炉子，通天烟囱，直接从屋顶穿出去。宿舍用煤不用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班机车停到复路口，从车上往下掀，再用小铁车或者大抬筐转运到宿舍里，根本不用发愁燃料短缺，宿舍里的炉火从早到晚轰轰烈烈，旺到极点烟囱都烧红了。集体宿舍的一大好处也是坏处就是热闹，一个话题能从九点钟上床争执到夜里十一点，比如：“喝酒喝吐算不算醉”“是不是死了才成英雄”“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但很少涉及批评社会时政的话题。
行：青年工人外出购物逛街走亲访友到菠萝广场看电影就靠两条腿，谁有一辆自行车比现在购置一辆奇瑞还神气，如果新买了上海产的“永久”“凤凰”天津产的“飞鸽”，那绝对是奢侈品。部领导公务出行基本是一辆北京212吉普，指挥部领导可以坐“上海”“华沙’轿车，配备奔驰500、奔驰600那还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事情。
福利：过春节时发了糖票、烟票、白酒票，给老父亲买了一瓶精装景芝白干、上海“大前门”香烟还有两斤杂拌花糖，发带鱼发猪蹄发松花蛋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情。莱钢正式职工看病实报实销，家属报销一半。最大的福利恐怕是福利分房了，单身青年一结婚，马上可分到一间平房或楼房，大约十几平方米，没有独立卫生间，没有独立的厨房。有孩子的双职工可以分到两居室的小套，也就二、三十平房，有厨房、卫生间，可是需要自己烧“憋来气”炉子取暖。即使这样，也让人羡慕不已。那时候，你就是指挥、部长，也不可能有比普通职工大许多的豪宅，所谓“部长楼”“厂长楼”“工程师楼”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儿。
文化生活：电视还不普及，常想起当年文化解冻后第一批文革前电影恢复上映，我们段里四五十号人挤在机务段办公楼前看《天山红花》的情形，天寒地冻，北风呼啸，我们站在露天地里一直看到电视屏幕上出现“再见”。青工们的业余生活远没有现在丰富，宿舍里面打扑克是主要娱乐方式，但是，莱钢的露天电影比较频繁，菠萝广场隔三差五就要放新片子，《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金姬和银姬的命运》《第七个是铜像》都是看的银幕反面。莱钢、运输部每年都要搞文艺汇演，运输部、机务段对此都非常重视，我也多次被抽下来脱产排练节目、写串联词，穿着从师傅们那里借来的涤卡中山装粉墨登场。值得自豪的是：机务段在运输部汇演、运输部在莱钢汇演中成绩一直不错。如果说我还有什么艺术细胞的话，绝对与那段时光有关。
正值青春期躁动，钢铁企业男人多女工少，更让人倍感性压抑性饥渴。关了灯的蒸汽机车司机棚里，听师傅们讲男人和女人那点事儿，永远让人兴味盎然。坐在副司机位子上瞭望线路，看到身材姣好的姑娘打着花伞袅袅婷婷走在前方，必定由远而近瞄着女人直到甩到身后，经常感叹“三死女子”：看后面，美死人；看侧面，急死人；看正面，吓死人。看到远处的女子变近处，美妙的女子成了丑陋的女子，忍不住叹口气：“嗨！”，“嗨”完之后看到女子，照常远看近瞧，照常“嗨！”毕竟，谁都从名叫“青春”的人生驿站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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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考经历
刘安生
看到小区里贴的告示：“高考来了，请安静”，想起了我的高考。
1977年第一次参加高考，还没摸着勺子就落榜了，原因是最拿手的语文作文跑题了，考题是《难忘的一天》，要求体裁是记叙文，也没仔细审题，结果被我写成诗歌，主题是难忘毛选五卷发行，因为在此之前经常给莱钢《大会战》副刊“钢花”投稿，大部分稿件都是诗歌，写惯了。考完后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独辟蹊径形式新颖擎等着拿高分吧，结果是泥牛入海名落孙山。
好在两次高考之间时间相距甚短，也就半年多的事儿，转过年来接着备考。
上班时还得集中精力干活，焚火，给油，看铅堵，冲棉丝，擦车架子钻车底，瞭望信号呼唤应答，一样不能少。机车待机的时候便拿出书本、笔记本，靠在司机室副司机位子上，晒着午后的阳光，听着风泵间歇性的“吐噜”，开始我的高考备战。司机祝宗启，副司机徐长发都对我挺照顾，虽然发哥时不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叫我“秀才”，但是好多碎活杂事他都主动替我干了，比如到值班室灌热水，到值勤单位车间里领防暑饮料，机车入库时化验锅炉软水指标等等。没报考之前，祝师傅喜欢和我啦大呱吹大牛，天南海北云山雾罩地扯闲篇儿，现在要复习功课了，他很自觉地不再打扰我，一个人去值班室跟他的鲁西南老乡、复员军人战友拉呱说话。那时候刚刚粉碎四人帮，“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追回来”很得人心，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蔚成风气，所以我在职报考没有遭遇冷嘲热讽和嫉妒暗战，师傅们同事们都乐意帮我。
那时候编组站的活最忙，调车单一来就是满满的两页纸；一铁炉前、二铁炉前相对宽松，拉铁水，送空罐，跟高炉出铁的节奏衔接；待机时间最长最清闲的当属二铁原料站，十几辆车只须按信号往前拱或者向后拉进行原料对位就可以了，那是我复习看书做笔记的最佳时段。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系统的复习材料，山东省只发了高考考试大纲，其余就靠考生们自己的理解发挥。我上高中时的课本根本无法用了，1972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时的文化课不过是一个定理一个例题再加几个简单的课后习题，根本应付不了高考。比如数学中的“因式分解”，当时只知道提取公因子法，哪里知道还有五花八门的运用公式法 、分组分解法、拆项补项法、十字相乘法，文科生高考关键看数学，所以我在数学上下的功夫最多。其余历史地理政治就是借到什么看什么，连书页发黄、有浓重的图书馆味的泰安荣军休养院1955年历史读本都看的津津有味。
我真羡慕那些在校学生。当时，莱钢组织在职报考生听学校老师的数学辅导课，一次是李爱芳老师在黄羊山指挥部大食堂授课，印象最深的是她讲课过程中没有用圆规和直尺，用手臂一比划，轻轻松松就画出一个标准的以圆心为原点的直角坐标系；还有一次就是在莱钢五中教室里，运输部考生们听施伟南老师辅导解析几何。施老师是上海人，三十多岁，说一口江浙味的普通话，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思路清楚，语言干练，讲题清清爽爽明明白白。当时感叹：要是天天听李老师施老师的课有多好（后来我们成了同事，施老师是莱钢一中校长，李老师是教导处主任）。
交流最多、受益最多的来自我母亲学校（泰安十九中）的数学老师穆正福，一到倒大班回家，我就去穆老师家里请教，把攒了好几个星期的问题一股脑全倒给他。穆老师是个教学奇才，这个1958年的老右派，外表邋里邋遢，花白的胡子满脸都是，家里也是凌乱不堪，屋里屋外都是鸡和兔子，在做题的功夫，一只“九斤黄”遛遛哒哒进来了，旁若无人理直气壮地啄食着矮桌下的煎饼渣。穆老师说着与滕州、枣庄话相近的沛县话，一到了解题，就眼睛放光，在我看来难似蜀道的数学题，他就像趟平地似的，仿佛答案是现成的早就储存在脑子里，想都不用想就在纸上划拉出来；穆老师讲题特别深入浅出、系统条理，从题型分析、解题要点到易犯错误，掰开来分析，揉起来归纳，让你听一道题有一道题的收获。听母亲讲，他教的班级数学成绩远远超过十九中平均水平。右派问题更正后，穆正福老师调到泰安二中，成了数学教研组的骨干，前两年才去世。
我高考考了四十多分，在文科生中属于高分，若不是基础题1-4题看成了1、4题，2、3题没做，我的数学分还要高，这与李老师施老师穆老师的辅导和激励是分不开的。
我的备考经历没觉着多么曲折复杂劳心受累，该怎么样还怎么样，日子呼呼啦啦就过来啦，当然，露天电影看的少了，业余写作投稿少了，与高考无关的小说杂书看的也少了，每天都要复习做题。这样的日子枯燥单调沉闷，我反倒盼着考试的日子早些到来，考完就解脱了。
1978年的高考是在七月份举行的，天气暑热，太阳特别毒辣，一大清早就让人冒汗。运输部办公室的女司机开着不带棚的卡车，把部里的考生送到莱芜一中考场。紧张得不行，开始考试之前跑了三次厕所，一滴半滴的尿也觉着鼓得慌，心里默念着“尿泡尿（音：sui）,考一百；拉派屎，瞎张纸”进行自我暗示自我鼓励，直到高考预备铃响。
进了教室，核对准考证，完了监考老师检查桌面桌洞，宣布高考纪律，检查出示高考试卷密封情况，听到正式开考铃声剪开装试卷的牛皮纸袋……一番折腾让人心里七上八下，真拿到考题开始做题了，反倒不紧张了。第一门课考语文，最后一门是英语。按说考文科语文应当是拿分的项目，其实我的语文成绩还真不怎么样，那年的作文题好像是改写缩写，题目好像是《速度问题是政治问题》，感觉一点儿使不上劲儿，最后结果出来好像六七十分的样子。我的地理历史成绩很好，都在八十分以上，特别是地理，中国的大气候南涝必然北旱，为什么会这样？带着浓厚的兴趣我好好看了看有关章节，有重点地准备了中国的季风气候及成因，考试时还真有这道大题，高兴坏了，连带着做其他题也是得心应手。
每天考试部里派车接送，第一天考完后没有回去，住在莱芜轻工机械厂苏晓松那里，他是我们一个知青组的，父亲是部队的团政委，各自招工参加工作后也没断了联系，从莱钢回泰安经常到他那里蹭饭，苏晓松是个开朗热情平易近人的好伙计。吃过晚饭索性不看书也不复习了，是死是活屌朝上，用功也不在这一时半会儿。晓松陪我到城南沙河里洗澡冲凉。那时莱芜的河流清澈清凉，月亮高挂在树林山峦上空，脚丫踩在流动的沙子里，又酥又痒，夏天的晚风吹过，特别让人感觉惬意……，回到他的宿舍，晓松递给我一本威廉.夏伊勒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我操，比高考政治复习资料好看多了，我看到很晚，可见什么时候闲书都比教科书吸引人。整个晚上和第二天早晨，我们没有提高考的事儿。
高考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是英语，只计入参考分不计入总分，抱着不考白不考的心理参加了英语考试。那天下午，阴云密布，闷热难当，开考后不久，一道炫目的闪电划过窗外，随即是一声震耳欲聋的响雷，接着，鞭杆似的大雨敲得窗户啪啦啪啦作响，后来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因为很早就对英语试题束手无策，所以，有闲情雅致观察窗外，也就记住了那场大雨。
我的英语参考成绩还行，连蒙带猜考了11分。
最终总分349分，山东省的高考分数线是300分，后来补录298、297分也能进师专。
那时，没有老师指点，报考专业全凭个人兴之所至，所以，那个院校好好报那个，见了骆驼不拉马，前三个志愿依次是北京广播学院、西南政法大学、黑龙江商学院，最终考上的是泰安师专。按照当时我考的分数，一般本科院校录取当无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年轻，不知道盐有多咸醋有多酸。
虽然师专不是本科，不是211或者286大学，但因为当时山东省的高考录取率只有3.45%、学制时间速成，改革开放后急需文秘人才，所以，我们七八级二班毕业时分配得都不错。好多来自农村的同学分到了省政府、省委组织部，真正是知识改变命运。几十年过去，这帮学生中有国外学者有大学教授更多的是官员，大部分是县处级，有几个正厅级，也有几个副厅级，真正在中学执教且没有乌纱帽的不超过五个人，但是，没有高官职也有高职称，都活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我们七八级二班的同学陆续到了退休年龄，已经有几个同学作古了，其中有副厅级也有正县级还有普通中学老师。死者长已矣，生者且偷生，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恢复高考制度的受益者。
前几天看网络门户网站的报道：今年高考弃考的学生竟达百万人，实在是触目惊心。
如果知识不能改变命运、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渠道被隔断、处处都要“拼爹”，那离社会的肠梗阻乃至肠坏死就不远了。
是以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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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公里大串联

—文革亲历记

刘安生

1966年冬天，泰安县道朗小学以哥哥刘岱生为首的十七名小学生步行串联到泰城，成就了道朗小学文革史的开端。

那时，哥哥13岁，五年级；我，11岁，三年级。

在我们那个年纪，心是长在教室窗外的，只要不上课就是节日，何况还有大义凛然冠冕堂皇的理由---革命大串联。为什么选泰城呢，这大概要与我们的年龄和体力有关，更与我们的眼界和社会资源有关，泰城只能是不二之选。

红卫兵徒步大串联的标准装备是：队伍第一人手捧一个毛主席相框，第二人手擎一杆迎风飘扬的红旗，上写“某某红卫兵长征队”，第三人开始就没啥讲究，越往后越拉拉杂杂，队尾有长征队的组织者和身强力壮的同学压阵，担负类似部队里收容掉队的职能。

我们是一大早出发的，1966年的泰肥公路还是沙土路，脚底下沙子沙沙作响，寒风迎面而来，刺得脸颊耳朵生疼，不一会儿就麻木了；随着一路急行军，汗水渗了出来，进而顺着脊梁骨往下淌；队伍情绪高涨，不断唱毛主席语录歌，从“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再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循环往复豪情万丈，路两边的村庄传来鸡鸣狗吠，轮廓越来越清楚，早起拾粪的老头用奇怪的眼神打量这只小小的队伍，我们更加意气风发了，康庄，北大圈，起驾店……但是，手冻得受不了，只能揣在袖筒里，那一年的北风似乎特别冷特别硬，队伍到了天平店稍事休整，男女同学找地方上厕所，我在一处背风的小土丘后面方便，手冻蹩骨了，竟然扎不上腰带，急的我竟然掉了泪。哥哥跑来帮我扎上，然后熊了一顿：“你还红卫兵咧，你还大串联咧，下一回说么也不带你！”

阳光灿烂的上午我们开进了泰城，第一站就去山东农学院，拜访最早出名的革命闯将国恕连。据说他是最早起来反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打成反革命、又是最早被平反的造反领袖。国闯将当时也就二十来岁，个子很高，身材魁伟，说话和气。我们请教的问题很简单：小学生应该不应该“停课闹革命”。“当然应该，只有停课才能彻底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国闯将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支持我们“停课闹革命”，这给一帮天然崇尚无政府状态的小毛孩子莫大的精神支持，“国闯将说啦，支持我们不上课—”，颇类似于“太君说啦--”。

在国闯将那里拿上了一些油印传单，在农学院食堂吃了一顿免费的白菜、粉丝炖豆腐和大白馒头；下午，直奔泰安县委招待所，凭着学校开出的介绍信，在那里，吃了一顿免费的晚餐，玉米面糊涂、白菜粉皮炖肉（一碗菜里不超过四片肥肉）、白面卷子（一种长方形的面食），然后，顾不上旅途劳顿，马上去县委办公大楼参加对县长、县教育局长的一场批斗会。当时非常革命，干什么都讲究“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伟人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就真的“关心”了，全心全意“进行了”。

印象中批斗的县长姓阎，教育局长姓李，大人们义正词严义愤填膺，我们挥舞拳头随呼口号，大人们对“道朗小学长征队”的到来报以热烈掌声，这使毛孩子们感受到强烈的成就感使命感，自始至终陪会到夜里十点半，散会时泰安县委办公大楼半圆形的玻璃柱墙外灯火一片，泰山顶上雷达站的红光闪烁可见，回到县委招待所已经将近十一点，可大家一点儿不觉累。

招待所的条件非常一般，大地铺，麦秸上面是光板高粱席子，招待所借给我们一人一床被子。这难不住长征队员，岱生哥安排俩人一个被窝，通腿睡，多出来的一床被子横着盖在大家身上，如此一来，有铺有盖，暖暖和和，很快就鼾声一片。

早晨起来盥洗刷牙完毕，吃着白面卷子，就着疙瘩咸菜，喝着玉米糊涂，大伙儿像过年一样快乐。怪不得那位伟人说：“革命是无产者的节日”—更是毛孩子们的节日！

吃过早饭我们就往回返了，还是步行。

道朗到泰城十八公里，一来一回三十六公里，再加上在泰城内的走来走去，大约四十公里。

这就是我第一次徒步长征串联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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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苦饭”琐忆

刘安生
“天天像过年”—除去“假”和“毒”不像过年，这日子的确是“天天像过年”，毕竟，改革开放以来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极大地提高，四亿中国人脱了贫。
现在，只要处在中国老百姓的平均水平线上，家家都感觉年不年的无所谓。“狗不理包子”嫌腻了，“德州扒鸡”不香了，“十八街大麻花”糖分太高了，桃酥百子糕没人稀罕了……。
真是“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呀。
由此想到我们那一代人经常遇到的一个词“忆苦思甜”。
说实话，我都不知道因何而思为何而忆了，思来忆去不知今夕何夕。
要说忆苦思甜教育，让人痛恨万恶的旧社会，感恩幸福的新社会，没有比那个时代日复一日的灌输更厉害的了，厉害到根本不容你思考就囫囵吞枣咽下去了，现在想想，有很多东西根本经不起推敲。比如忆苦思甜时经常听到的情节是：天寒地冻，贫农儿子身无御寒之物，连双鞋子都没有，远远看到有一滩刚刚拉的冒着热气的牛粪，冻急了的小孩子便跑过去把小脚丫插进牛粪中取暖……
他们这样说，我们就这样信。要搁现在，八零后九零后们一定会问“牛粪凉了以后呢？”“怎么洗干净脚丫子呢？”“那不是‘抽刀断水水更流，脚插牛粪愁更愁’了吗？”
可那时是不会有人问的，想问也不敢问。
要说那时的灌输或者说洗脑效果是如此强烈而长久，以至于老之将至到现在还是张口就来：“房屋一间，地无一垄”“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出的是牛马力，吃的是猪狗食”“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地主一样狠”。……
忆苦思甜报告我听过很多场，忆苦饭却只吃过一次。
那还是在道朗小学上学期间，大约是七零年文革后期，听道朗大队贫协的一位老大娘忆苦。老太太六十多了，小脚，挽着缵，大襟褂，满脸皱纹，别看不识字，挺能讲，印象最深的是好用“万般无奈”，“万般无奈，俺娘去求崔家老地主”“万般无奈，将俺小兄弟送了人”“万般无奈，给人家当了团（童）养媳妇”“万般无奈这万般无奈那……”听完大娘的忆苦思甜报告，接下来是吃忆苦饭。
万般无奈，我们集中到了学校操场，集体吃忆苦饭。
春天中午的阳光晒得人浑身暖洋洋的，上百号人挤在狭小的操场上，抬着笼扇、粥桶、碗筐的人来来往往，场面仿佛战时的野战医院。
饭是一大笼扇一大笼扇的糠窝窝，糊涂（粘粥）是一种叫白蒿的野菜调上地瓜面熬成粥。
没人敢说忆苦饭好吃（你什么意思，旧社会的饭好吃？），没人敢说不好吃（你什么意思，大队让你吃你说不好吃？）
大家闷着头自个儿对付自己手中的糠窝窝，以当时的政治觉悟标准衡量，最好要吃两个。吃一个，觉悟太低；吃三个，旧社会的饭好过八个碟子八个碗呀？
那糠窝窝外表白里泛黄，阳光下闪烁着铜粒般的光泽，金字塔样的外形不难看。咬一口才知道，这玩意儿可真难下咽，嚼在嘴里沙沙啦啦，仿佛满嘴的沙粒，又干又苦，没滋拉味，堵在嗓子眼不肯下咽。真要是硬往下咽，噎得眼泪汪汪，只干哕反胃。
我算是知道旧社会真苦了。
没有办法，只好自己寻思门道，用糊涂大口往下冲。好在地瓜面白蒿糊涂不堵嗓子，我吃了一个半糠窝窝（剩下的半个偷偷扔回到笼扇上了），却喝了三大蓝碗糊涂。
这是一顿让我一直思念到如今的忆苦饭。
现在想想，其实旧社会的苦我在新社会已经有所体验，比如旧社会最典型的两件事：第一件是挨饿，我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就深刻领教过了。那时，父亲在王村劳动教养，母亲带了“坏分子”帽子在长山老家当社员。饥肠辘辘的我在生产队敞棚里，翻遍了陈年地瓜秧，找到一块瘪瘪的小干地瓜扭，如同天上掉下来的包子，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喻那会子的喜悦之情！那堆满柴草的敞棚，那弥漫着陈年气息的厦檐，那地瓜蔓呛人的尘土味儿，绝不亚于糠窝窝的记忆。第二件事是被狗咬：不是讨饭时被地主老财家的狗咬的，而是到同学家去被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家的狗咬的。经此一咬，我算知道了什么是“咬人的狗不叫”，知道了什么是“黑狗钻档”（只不过咬我的是一条大灰狗），那条叫“格挠”的灰狗，不声不响，突然从侧前方像闪电一样伏着身子贴着地面，直奔我的下三路而来，一瞬间就被那畜生叼住了腿肚子，稍一松口接着又是更深的撕咬，我的腿立时鲜血直流。狗主人连吆喝带棍子打才把我从狗嘴里解脱，从此，左腿上留下了三个深深的狗牙印。
要按那个时代的惯常做法，我不是也可以义正词严声泪俱下地控诉自己的“万般无奈”吗？
因何而思为何而忆？
思来忆去不知今夕何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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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吃肉的回忆与思考
刘安生
也许是过去总体性的生活水平低下,也许是年少家贫命运多舛，没有享受到“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所以，自从记事起，对于吃肉—我说的“肉”是专指猪肉—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喜爱和追求。
少年时，家住泰安道朗，虽然父母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全家都是吃国库粮的，可吃肉并不是经常性的，更不是孩子大人随时可以放开胃口随便吃。在道朗村上学，来回都要经过公路边的供销社饭店，饭店橱窗里悬挂的枣肠、五香灌肚、卷肘，永远闪射着诱人的光泽:那一圈一圈细麻绳勒出的藕状肉卷，倒吊着，能让人看到肥瘦相间的切面，红黑相间的螺旋连环，汪汪的肥油把捆绑肉的麻绳都浸渍成了油汪汪的藜黑色。我常常在那橱窗前留恋，但是,也只是留恋而已。
狡黠的顽童总会想方设法拥有自己的小金库,那怕是在那个物质非常匮乏的年代:通过积攒牙膏皮、挖小草（中药名“远志”）根、遍寻土墙根瓦砾堆逮土鳖,卖各种途径获得的破铜烂铁,有时口袋里也能有两毛三毛的零花钱。这足够让人饱餐一顿“高温肉”。所谓“高温肉”,已经是八零后九零后闻所未闻的文物性概念:六七十年代,经检验得了猪绦虫病的屠宰生猪,按照防疫规定应当焚烧深埋,各地的食品站不忍一烧了之,就把米糁少的猪选取最好部分，用高温加热，煮的时间比加工正常猪肉多一倍, 放上花椒八角大料,这样制作出来的肉叫“高温肉”,然后放在小推车上沿街叫买。其实,如果你不是太讲究的话,你的联想和想象能力不那么丰富的话,高温肉完全有其独到的价值:虽然模样不怎么漂亮（不放酱油,白扯咧的）,但是很香,很烂,价格只有正常猪肉的四分之一,两毛钱可以请农村的同学、好朋友解解馋。在那样的年代,以那时的收入水平,大概也就吃高温肉的份了。
七十年代中期,我招工来到莱钢运输部机务段当司炉。参加工作了,有了每月二十元的基本工资，还有吸尘费、夜班费,如果到莱矿驻勤,另加每天六角的生活补助。所以,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地吃肥肉,喝烧酒,当然,前提是在连续几天吃青菜甚至啃咸菜之后。上车第一天,米师傅就教导我说:“刘,你这身体太单薄,小伙子么,每顿四个馒头,半斤葱丝酱油拌猪头肉,单手托闸瓦,那是罁罁的！”我倒是想单手托闸瓦“罁罁的”,我也想缚葱丝酱油拌猪头肉,可让人困惑的是有钱也买不到肉!那时，整个莱钢也没有几家饭店，医院西边、老二铁家属区路南有一家“东风饭店”,城子坡十字路口往西有一家“供销社饭店”,好象菠椤岭上也有一家饭店,饭店在莱钢真正是寥若晨星总共不超过五家的稀缺资源。更要命的是,饭店里除了家常炒菜象“土豆丝炒肉”“芹菜炒肉”“干炸咸带鱼”“西红柿炒鸡蛋”,根本没有整装的鱼和肉,最能让人解馋的酱猪头肉更是有行无市—“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飘渺间。”
穷则思变。为了吃上肉,颇动了些小心眼小智慧小狡猾。比如我当组长的机务段第四团小组在“学雷锋做好事”时,就专门帮助伙房做好事:打扫卫生，择菜,清理猪圈，挖藕池。炊事班的人很感谢共青团员们,最感谢的当然是领头的团小组长了。胖胖的鲁西南人牛班长见我总是笑眯眯的,下夜班后打夜班饭,他除了卖给我一份葱花炝锅烂面条之外，另外还卖我两毛钱的“剔骨肉”。“剔骨肉”都是从骨头关节处剥离下来的碎肉,全部是瘦肉:晶莹的筋腱,洁白的脆骨，猩红的腱子,用酱油葱丝一拌,红的红,白的白,隔几步远就能闻到香味,百吃不腻,回味无穷,那真是神仙都流口水的美味呀。两毛钱的剔骨肉刚刚铺满铝饭盒的盖儿,牛班长嘱咐我不要回宿舍吃，就在食堂外面走廊上解决掉，省得同宿舍的人攀伴儿……。
你瞧,那年月要想吃上肉有多艰难。
除了食堂、饭店可以买到肉之外，副食商店偶尔也能买到熟肉制品。菠椤岭上的副食商店,就在菠椤百货商店的南侧,曾经卖过莱芜顺香斋香肠。我记得很清楚,那年春天机务段食堂的菜谱特别单调,我连着吃了一星期豆腐燉海带,吃得我看了这白加黑的东西就腻歪。 莱芜顺香斋香肠当时是一块八一斤,我狠了狠心买了两根,大约六两吧,花了我一块零八分钱。哎哟,香肠呀,奢侈品哪,我把两根香肠进行了四等分,计划着每顿吃一小段,就不从食堂打菜了,这样可以吃两天,毕竟它用去了我工资的近二十分之一呀。可是,计划不如变化大,那时候的人似乎特别馋，我成了《猪八戒吃西瓜》里的八戒,把留给师傅唐僧的西瓜,自己说服自己,一小点一小点地蚕食,最后只剩下西瓜皮。我也是,“狗窝里藏不住干粮”,把原本要四顿吃的香肠,两顿就吃完了,那玩意儿实在太好吃了,油滋滋的,香喷喷的,七瘦三肥,夹着独特的配料“石络子”,每一丝枣红色的瘦肉纤维,都散发着醉人的诱惑,吃一口想两口,就着莱芜口镇香肠,不知不觉四个馒头进去了。没有香肠可吃的两顿只好啃咸菜疙瘩……回想当年花在吃肉上的种种心思,不禁深深感慨:如果当时收入水平高,物资别说极大地丰富,就是一般地丰富，何至于为吃肉这样算计。
毛主席时代没有腐败,人们思想觉悟高,社会风气好,老百姓都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可是,就是没有肉吃。这是事实。
邓小平时代腐败滋生,于今为烈,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社会风气败坏,老百姓不再关心时事政治,“一切向钱看”“闷声发大财”成了社会主流思潮,然而,吃肉不愁，这也是事实。
“形而上”的精神满足难以抵御“形而下”的物质需求,“存在决定意识”“屁股决定脑袋”仍然是至理名言。是要毛主席的清白时代还是要邓小平的猪肉时代，如果非要做个选择的话,我会心里怀念毛主席,而实际上选择邓小平!
打倒四人帮,人民得解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工资长了,奖金有了,买猪肉吃猪肉已经不成为老百姓餐桌上的问题。
在吃肉方面和我最有共同语言的是老岳父。
岳父陈焕忠,与电影《陈焕生进城》的主人公只差一个字,极板正,极严谨的一个老人家。中山装的风纪扣什么时候都系得严严的,四方脸上的络腮胡子什么时候都刮得光光的,慈眉善目,方脸大眼,干了二十多年的劳资科长,从来没有腐败过一次,那怕是收人家一包袱煎饼,洁身自好到了我们认为是“不近情理”“愚腐”的程度。
岳父最大的爱好是喜欢吃肉,最喜欢红烧肉、扣肉、爆炒腰花,除此之外,天下名菜都入不得他的法眼,什么龙虾剌身什么燕翅鲍什么法式煎鹅肝什么清蒸鲥鱼,统统不屑一顾—“唏，吃那玩意儿呢……”。惟独对猪肉百吃不厌,我陪老人家在饭店吃饭，腰花是必点之菜，“火爆腰花”“温拌腰花”“石板腰花”，京味的，鲁味的，川味的，莱钢主要饭店的腰花几乎吃了个遍。平时岳父不是很多话，但涉及猪肉的话题，老头儿的兴致就来了：比如说我很谦虚地请教老济南的名吃“把子大肉，好米干饭”是怎么回事，岳父会很生动很具体地介绍：把子大肉的“把子”来历是怎样的，肉切成多长多宽多厚的规格，捆扎肉的蒲草来自河边的哪种植物，需要经过怎样的工序处理，煮肉的卤汁是如何调制的，好米干饭是是怎样蒸成的……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脸上充满笑意。
如果说老人家在饮食方面有什么嗜好,毫无疑问,吃肉!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我给莱州一家公司做企业综合管理顾问，人家送来一小箱活的渤海湾梭子蟹，青皮白肚，个大肉肥，一个个用橡皮筋捆扎着,紫红色的蟹钳蜷曲着,嘴里吐着泡沫。
在内地吃到活海蟹,活的渤海湾梭子蟹,不是百姓人家的寻常事。多珍贵多稀罕的物事也要先想到老人,为了表示孝心，赶紧给岳父送去。没想到老头儿只看了一眼，说了句“吃这玩意儿麻烦。一顿吃不了，搁冰箱里占地方。”
啧啧，这是典型的“拿着窝头不当干粮，拿着村长不当干部”呀，好东西吃不出好来,可惜了儿女一片孝心。
比这更糟糕的是有一次送去新鲜袋装蛤蜊肉，什么都收拾好了,下面条时开袋直接放锅里加热就成。老头不但不表示谢意和肯定，反而满脸乌云，皱着眉头,跟欠他钱不还似的:“送这玩意儿干什么,怪腥气的。”
倒好象我们送去了麻烦!你看这事闹的。
海味，老头明显不感兴趣，那我们就送山珍吧—学生送我的东北小兴安岭的猴头和客户送我的安徽黄山笋干，都毫无保留地“进贡”了,岳父同样是那句话：“唏，没多少吃头……放那吧。”
经过多次类似事情之后， 我们得出了一个明确结论：“什么都不用送,老头对什么都不稀罕，就喜欢猪肉！”所以，以后我们往家里只送“红烧排骨”“四喜丸子”“卤猪蹄”。岳父见了这类东西,马上喜笑颜开,“莉莉,你等着,我给你找家什去。”
因为对猪肉的酷爱，所以，我女儿米哈认为“猪肉姥爷”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就好象毕福剑是“毕姥爷”一样。
每过一段时间,我们请岳父岳母在外面餐馆吃一顿饭,好换换口味。岳母好打发,除了不吃肥猪肉外,有鱼,有鸡、有牛羊肉,任何一种都行。岳父则必须有猪肉,最好是肥瘦相间的。莱钢“新红堡餐厅”的“台湾烧肉”特别对岳父的胃口,肥而不腻,香软糯滑,一方方酱红色带皮肉块,烧得油光锃亮,熬糖后的汤汁甜咸适中,十分浓稠,再配上圆圆的红枣,有嚼头却不塞牙……“猪肉姥爷”吃得口滑,眉头舒展了,脸色润朗了,笑容满面了,话语频繁了。我们爷俩通常是从一个家常话题切入,然后就是信马由缰，任意驰骋,快意纵论天下大事:
“爸爸,咱家新买的大米吃过了吗?”
“吃过了,你妈昨天晚上蒸了一锅,挺好,很筋道,有股清香味。”
“咱们的货轮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新闻你看了吗?”
“看了。索马里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前些年喀,美国军队都没有打进去,要不是跑得快,差一点就被黑人包圆。……”
岳父的议论总是“随心所欲不逾矩”,看似漫无边际,但不会超出中央电视台一套的是非标准。
我喜欢陪老人一起吃饭,我们俩绝对吃到一家里去。其实,岳父喜爱吃猪肉,客观上减少了我们子女的尽孝成本,到饭店里猪肉菜的价位没有太高的,尽着他点尽着他吃,能消费多少?如果他喜欢吃“佛跳墙”,喜欢吃“龙虾刺身”,喜欢“红烧大包翅”,那还敢轻易请他老人家下饭店吗?
所以,有一个爱吃猪肉的老人,是我们晚辈的福气。
进入新世纪,吃肉已经是平常又平常的事情。就跟每天吃米饭馒头一样。人们担心的不是没有肉吃或者吃不起肉,而是发愁营养过剩,过度肥胖,小小的孩子发育的跟小相扑运动员似的,十岁的年龄,一百公斤的体重。
同样的犯愁,不一样的心情。
我在“重庆苏大姐”请客,请的是两个美女学生和她们的先生还有孩子,连同我和陈莉,一共八口人。服务员刚一把菜单拿过来,小家伙就跳着脚喊开了“肉肉,肉肉,我要吃肉肉。”
“哎呀，行啦。刘老师，你就随便点儿吧。”美女学生打圆场。
“不能随便！”胖小子斩钉截铁地表示异议，引得大人们都笑了。
这两个半大小子,简直是肉虎。我一气点了二十二盘荤菜，然后才是冬瓜菠菜冻豆腐宽粉。
美女学生皱起了眉头:“刘老师哎,我那孩子怎么这么没出息呀。见了肉没命,一天不吃就没法过。这可怎么办呀,愁死我了。”
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男孩子么,就得吃肉,咱又不是供不起。
接着,我清了清嗓子,发表了一通“吃肉有理论”:
“吃肉强壮,吃肉活泼,吃肉聪明。有肉不吃,不是弱智就是有病!你没见整天吃肉的外国人吗?拉出弧圈球那是‘牛肉弧圈’,我们呢,‘米饭馒头弧圈’”!这么一说,美女学生哈哈大笑:“听你刘姥爷的,吃肉有理,吃肉有功,来,吃!”
肉上来了，一大家子一起上,主要是两个肉虎，叮咣五四,风卷残云,“重庆酥肉”“风干腊肉”午餐肉火腿肠香菜丸子,上一个,净一个,二十二个荤菜很快就盘光碗净。孩子们吃肉吃饱了，拍着鼓鼓的小肚皮，到养鱼池旁边看金鱼去了，留下大人们慢条斯理地对付菠菜豆腐……
望着热气升腾的火锅,想着孩子们吃肉吃得汗流满面,小脸红朴朴的,心中无限感慨：
幸亏是二十一世纪,幸亏是改革开放了,想吃多少肉,就能吃上多少肉,如果还是象六七十年代那样,吃肉难，难于上青天，不得委屈死这些爱吃肉的孩子了?当然,受委屈的还包括大人,特别是我。
过去猪肉供应严重不足,我们得过“水肿病”“重度营养不良”;
现在猪肉供应太足,我们又得了“脂肪肝”“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过度肥胖”;
围绕吃肉的此情此景、彼情彼景不也反映出社会的巨大变迁，民生的日益改善吗?当然当然，比之从前，也有许多消极负面的东西，腐败不止，贫富分化严重，“看病难，住房难，就业难”，三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所以人们才“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近处看远，小处看大，世道人心不就体现在吃肉这样的生活琐事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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