兮杉：纪念赵谦光老师（中古友谊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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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忘记您
                                                                ——纪念赵谦光老师
                                                                                                                                               兮 杉
  
    赵谦光老师是我小学期间的教导主任，是一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赵主任是学校里个子最高的男老师，人很清瘦，脸上的表情总像在沉思。他的知识面很广，曾给很多班级代过课，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直到他去世，我才知道他当时只有27岁，20多岁就做了教导主任，可见他的能力非同一般。
   
我所在的班级是1960年在国家计委保育院上了一年多九年一贯制实验班后，二年级转入中古友谊小学（三里河二小），成为60级5班的。这个班的特点是：聪明、活泼、团结。记忆中，我们班的学习成绩很好，期中、期末考试的算术成绩没考100分的同学寥寥无几。

学习上轻松，营养又跟得上，旺盛的精力无处发泄，就常常搞一些恶作剧。我们班的成绩好和能闹都是出了名的，小学期间被我们班气哭的老师就有好几个。尽管如此，赵主任却从未用严厉的口吻训斥过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五年级的那次音乐课：
   
音乐老师李××是个注重仪表的人，穿衣打扮比较时髦，现在看来是无可非议的，在那个提倡艰苦朴素的年代就让人有点看不惯。那天上音乐课前并没有听见同学商量，也不知怎么那堂音乐课就成了一场闹剧。音乐课上，李老师弹着钢琴教我们唱一句：“……，唱。”同学们也跟着一句：“……，唱。”李老师急了：“你们别说唱！”同学们又跟一句：“你们别说唱！！” ……

音乐课没法上了，李老师转身去找我们的班主任王凯。音乐教室在平房，离教学楼有一段距离，李老师走后，同学们小声议论着，有个同学站起来说：“咱们唱《团结就是力量》。”他起了个头，全班大声唱起来，嘹亮的歌声冲出音乐教室在操场上空回荡。班主任王老师来了，我们的歌声没有停止，王老师站在门口看着我们尴尬地说：“你们要是团结起来把咱们班搞好就好了。” 我们的歌声仍没有停止，王老师转身走了。王老师找来了赵主任，我们还在继续唱，赵主任站在门口一言不发地看着我们。下课的铃声响了，歌声戛然而止，我的心里打起鼓来：这顿批评是跑不了啦！还不知要说多长时间呢。回家晚了妈妈肯定要问原因，我该怎么交待呢？没想到赵主任居然笑了，淡淡地说了一句：“下课回家吧。” 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冲出教室，一场闹剧就这样收场了。

当时，这件事让我对赵主任很佩服，我佩服他与众不同的宽容。对这样的“事件”，一般的处理方法就是不许下课，老师训话，全班作检查。像赵主任这样宽容的老师我以前没有遇到过，以后也没有遇到过。多年以后想起这件事，更加佩服的是赵主任处理这件事的独特方法。我们这些淘气的孩子有很强的逆反心理，就像弹簧，你对它施加的压力越大，弹簧反弹的力就越大。他不给我们施加压力，那我们还有反弹的力吗？我们当然知道上课闹不对，他不批评我们，臊着我们，我们还好意思再闹吗？果然，以后我们班的音乐课再没有出现过这种“群体事件”。

当然，赵主任对我们也不是一味的迁就，记忆中他曾多次给我们班“训话”，有时是因为我们淘气，有时就是进来看看，讲几句；时光荏苒，赵主任的教导我很多都忘记了，有些话当时觉得他讲得太深奥，没听懂也没记住。记得他讲的最多的有两方面，一个方面是说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这么好的的生活条件还不珍惜。他说外面管计委大院叫贵族大院，三年自然灾害时，大院商店卖一种法国进口糖，17块钱一斤，他一看价钱吓了一跳，过几天再去看，那糖居然卖出不少！他非常严肃地问：“你们知道一个农民一年才挣多少钱吗？”可惜我当时对物价没有概念，只知道小豆冰棍3分一根，奶油冰棍5分一根，对劳动人民的疾苦一无所知。直到文革中随家下放五七干校，才深刻体会到社会的贫富差距。

还有一个方面，赵主任讲的是理论问题。我当时听得懵懵懂懂，因为他讲的次数多也就有了印象。他常提到修正主义的问题：穷则富，富则修。意思是穷则思变，就努力要让生活富裕，人们生活富裕了就要变成修正主义，这是无法避免的。赵主任说到这里心情沉重；当时只知道苏联修正主义是我们的敌人，想到自己生活富裕了就会变成修正主义，我的心里也很难过。

赵主任说的这些话别的老师没有对我们说过，还有一些词，如：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复辟等当时听不懂也不明白。现在想起来，赵主任是一个很有思想、有正义感、忧国忧民的人。他和我们讲的这些话，应该仅仅是他思想中的一小部分，可惜自己当时年幼无法理解。至于他为什么要和我们说这些，可能是他头脑中太多的思考太多的忧虑已无法与一般成年人交流沟通，才对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宣泄一下吧。这也许就是他生命终结的原因。

由于一年级在实验班学了太多的知识，2—4年级我都是在玩耍中度过的，尽管如此，每次考试都能有挺好的成绩向家长交代。升入五年级后，有一个问题开始困扰我——作文成绩。妈妈对我的学习成绩要求较高，五年级时作文成绩在语文考试成绩中占很大比重，有时甚至语文考试只考作文。算数没有问题，我的作文成绩却始终在80—90分之间徘徊，妈妈不满意了；由于家里管得很严，不愿让我出去玩，我当时躲在家里看了不少书，如：郭沫若、鲁迅、普希金、凡尔纳等作家的著作，当然，像《林海雪原》《红岩》等革命书籍也看了。书看得多了，就对文章的好坏有了自己的见解，喜欢看写得比较含蓄优美的文章，张牙舞爪感情外露的作品不合自己的口味。而当时对学生作文的要求是主题鲜明、理想远大，如有篇文章写春游，文章里写：他站在山顶看见好多同学正向上爬，他好像看见无数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啊！前进吧！后面还有一些豪言壮语。这样的文章就能得到挺高的分数。我自认为没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没想到的就不写，不能说假话。于是我的作文成绩就不能让妈妈满意。我感到困惑，曾请教过老师，我的作文有什么问题？老师也没说出所以然来，可能就是因为我的作文缺少革命理想和激情吧。

记得六年级的一次期中考试，语文只考作文，我写的是我节日在中山公园游园时见到了刘少奇主席。按照我对老师的了解，这篇作文也就是给80多分。后来听同学说，我们班的作文卷子让赵主任抱走去判了。发卷子的时候班主任说，这次作文的最高分是×××（本人），96分。我的心狠狠地激动了一下，呵呵，赵主任慧眼识珠啊（不好意思，自吹自擂）！除了我在中古友谊小学的征文比赛中获得过四年级的第一名外，这个96分是我在小学期间作文的最好成绩了。我忽然明白了，不同的老师评判作文的标准是不同的，一篇文章就像一盘菜，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评判这盘菜好吃与否，结果自然有差异了。我拿着卷子高高兴兴回家给妈妈交了差，从此不再为自己的作文成绩困惑。

1966年春夏之交是我们忙碌的日子，我们这些小学即将毕业的孩子在一起议论得最多的是报考哪一所中学，以我们班的学习成绩，大多数同学都能考入很好的学校。毕业考试已经考完，升学考试还没考，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就开始了。学校停课了，我们都回家了。学校贴出了大字报，揪出一些有问题的教师，还组织少数同学去协助看管。此后不久的一天，听同学说赵主任从学校的大烟囱顶上跳下来自杀了。我感到震惊，这是我在文革中知道的第一个自杀的人。

赵主任对我们班很偏爱，但他和男生接触较多，和我们女生没有过多的个人交流，很多情况是在他死后，我从街头巷尾的议论中知道的：1966年赵主任年仅27岁，新婚不久。赵主任是国家二级运动员，赵主任会弹钢琴，赵主任会……另外，我记得学校组织我们参加过一次批斗会，但记不清是在赵主任生前还是去世后了，会上说他出身地主，在家时还有男女作风问题……现在想起来，这污水泼得可笑，他有这些问题，提升教导主任时政审怎么能通过？

赵主任去世后，我和几个女生爬上过学校的大烟囱，那时的北京没有多少高楼大厦，在烟囱上眺望，计委大院尽收眼底，远处钓鱼台的湖水闪着粼粼波光……站在上面仿佛看到了另一个美丽的世界。胆大的同学在烟囱顶上走了一圈，我胆子小，战战兢兢地紧紧抓住扶手不放。烟囱顶上是一圈圆圆的水泥平台，像一个大大的句号，赵主任就是在这里怀着“士可杀，不可辱”的决心纵身一跃，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句号。

此后，一部长达十年的悲剧在中国上演，每个人都出演了不同的角色。在这十年里，我从一个无知的孩子成长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青年，耳闻目睹了成千上万人“今天是座上客，明天是阶下囚” 的命运，我看到人性的泯灭，兽性的爆发……有一个问题我始终想不明白：昔日你好我好的同事，有何深仇大恨，怎么一有机会就一定要置人于死地呢？！时至今日，这段历史的责任也不应该完全推卸到某几个人的头上，我们每个人难道不应该扪心自问吗？！

1966年至今已有45年，经历了45年的风风雨雨，我们这些当年的孩子已两鬓斑白步入老年。最近有同学给我推荐了故园的博客，说里面写了很多我们过去的事情，我去看了，很感动，尤其是有关赵谦光老师的文章，引起我很多回忆。当时就想写几句，无奈不是新浪博友不能发言，于是我就注册了博客，以我人生的第一篇博文纪念我所敬佩的赵谦光老师。

    赵谦光老师如果天上有灵，知道45年后仍有一群他当年教过孩子在想念他，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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