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文：“第三里程碑”的提出与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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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里程碑”的提出与取消

李海文


　　“文革”结束已经41年。研究“文革”的文章多如牛毛，但是笔者还没有看到研究“第三里程碑”的文章。“第三里程碑”的提出与取消反映了毛泽东对“文革”的认识，应是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重要内容。本文仅将此事的来龙去脉做初步的梳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得到读者与方家的指正。

　　林彪首先提出“崭新的阶段”及对“时代”的定义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959年8月廬山会议后，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1960年10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中提出：“现在马列主义就是我们的毛泽东思想。它今天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的思想顶峰。”首次提出了“最高峰”“顶峰”论。虽然林彪加上“现在”“今天”的限定词，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是否定有绝对真理的，一向认为事物是变化的、发展的，“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后来者“应当在各个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林彪的这种提法遭到党内许多干部和理论界的反对和抵制。那时党内的生活还比较民主，这些人能在一定场合表达自己的意见。
　　1966年12月16日，林彪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提出：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虽然林彪用的是“崭新的阶段”，但他对“时代”的定义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这个提法和后来提出的“第三里程碑”关于“时代”的内容是一样的。“时代”与“第×里程碑”密不可分。对“时代”的认识，是决定毛泽东思想是“第二里程碑”的一部分，还是“第三里程碑”的根据。
　　毛泽东在“文革”胜券在握之时，同意宣布“第三里程碑”

　　“全面内战”

　　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波及工农业。12月4日至6日，在林彪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否决了国务院召开的工矿交通企业文化革命座谈会汇报提纲，通过了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9日，经毛泽东批准发布。15日，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这样，“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全面展开。此时，数据显示，1966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加了13.4%。毛泽东认为即使没有政权（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领导与管理也不会影响生产，还认为“乱了敌人，树立了自己的队伍”。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两个文件的发布，承认、加剧了从八九月开始的天下大乱。
　　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生日。他在家里宴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祝酒时说：“祝全国全面内战！”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听后都不理解，吓坏了，他们写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将“全面内战”改成“全面阶级斗争”。
　　12月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正在受批评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出席了，连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多日不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也出席了。毛泽东在会上讲：资产阶级向我们进行全面内战。17年了，混进了我们党内，我们不觉悟。我们现在要对他们进行全面内战。他的话不多，神情严肃。毛泽东讲完了，大家讨论。不管别人讲什么，他抓住机会又讲“全面内战”，重复了三遍。由此可见，他的讲话是准备好的，主动的，不让别人的讲话讲得太远，太长了。
　　毛泽东所说的“全面内战”按计划进行。
　　批判刘少奇的运动正在进行。12月18日，克服了反对意见，成立了“王光美专案小组”。同日，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接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指使他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25日，蒯大富带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5000人上街游行，大量张贴“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标语。同时，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在戚本禹出面组织下对刘少奇进行批斗（1967年1月2日、12日，4月6日）。1967年3月21日，冲破阻力决定将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并入王光美专案小组“内查外调”。4月10日，清华大学组织30万人斗争王光美，数百名领导干部陪斗。江青出主意，让王光美穿旗袍，戴“项链”，肆意进行人身侮辱。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成员姚文元回到上海，1967年1月4日导演了“一月夺权”。全国纷纷响应，对各级领导机构夺权。毛泽东知道红卫兵、造反派，造反可以，不会治理国家，提出夺权要“革命群众代表、军队代表、机关革命代表三结合”。群众概括为造反派、军队、地方干部三结合。根据这个原则，中央只支持、批准了山西省（1月14日）、青岛市（1月22日）、贵州省（1月25日）、黑龙江省（1月31日）的夺权。2月3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说：“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什么坏东西都可以扔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乐观的。”“出修正主义不那么容易。”“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更长。”

　　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毛泽东经过考虑确定夺权后的政权称为“革命委员会”。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2月5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率先成立。随后，中央批准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北京革委会相继成立。毛泽东认为全国抓4个重点：北京、上海、东北、天津。短短两三个月，已经解决了北京、上海、东北。照此速度，一年之内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即可解决。事态的发展符合毛泽东的预想：“文化大革命”，“一年发动，二年看成果，三年扫尾”。
　　夺权仅仅在组织上还不够，还要在思想上夺权。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三次审阅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不点名地公开批判刘少奇。从此，报纸刊物连篇累牍地批判刘少奇的著作。
　　“一月夺权”造成的打倒各级领导干部，天下大乱，引起众多老同志的不满和担忧。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的部分老同志当面质问中央文革小组，激烈地抨击“文革”的错误做法（这场正义抗争被说成是“二月逆流”）。18日，林彪在谭震林给他的信上做了批示，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19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了老同志，明确表态支持中央文革小组。22日，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的高级将领，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形势顿时逆转。
　　2月25日到3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罪名围攻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直到这些老同志和周恩来被迫做了自我批评才结束。原来是中央文革小组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周恩来主持的部分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务院副总理等领导同志参加的碰头会，从此改为周恩来一人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处钓鱼台17号楼参加碰头会。碰头会名义上是周恩来牵头，但是他独自一人，面对众多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孤掌难鸣。从此，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3月，相继召开了军级以上干部会议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3月20日，林彪讲话。4月12日，江青做了《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均在会上讲话，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评“二月逆流”，以统一军队高级干部思想。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将中央的内部斗争情况散布出去，造反派闻风而动，在全国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高潮，在各地抓“小谭震林”，又打倒了一批干部。

　　“揪叛徒”

　　在召开“政治生活批评会”的同时，3月16日，中央发了《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从此全国“揪叛徒”如火如荼进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还嫌不够，接见高校的造反派头头专门谈“揪叛徒”问题。因为资产阶级路线即使加上“反动”两字，也是工作问题，不足以定刘少奇为敌我矛盾，完全打倒。而叛徒就不一样了，历来是敌我矛盾，可以置人于死地。
　　1936年、1937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出狱，虽然是刘少奇的主意，但是经过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讨论批准的。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此时做了证明，承担了责任。即便是这样，为了要将刘少奇打翻在地，使他永世不得翻身，也要对此问题穷追不舍，发挥到极致。其实当时揪出来的所谓“叛徒”问题，本人早向组织交代过，经过历次运动审查，是早已做过结论的老问题。康生曾任延安整风运动时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了解这些情况。此时，康生找高校的造反派头头谈话就是为了深入进行“揪叛徒”，造成强大的攻势。
　　5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战斗队贴出大字报攻击、诬蔑周恩来。在此前后，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战斗队也贴出大字报攻击、诬蔑周恩来。因为“文革”以来，不少被打倒的干部，往往是先有群众贴的大字报，然后中央文革小组出面表态支持，造成既成事实。这次会怎么样，人们都在观望。
　　5月17日，江青将南开大学从国民党1932年的报纸中找到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一文送林彪、康生、周恩来。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道：“我已经到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均知是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为此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周恩来的处境真是雪上加霜，更加困难。

　　“四个伟大”

　　“文革”的发展，正合毛泽东之意：“乱了敌人，树立了自己的队伍。”“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5月1日，欢庆劳动节时，毛泽东让犯了“二月逆流”“错误”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参加，上了天安门。此事被周恩来称为“五一团结”。周恩来特别写了一封信，提醒他们注意，不要因“五一团结”而造成错觉，否则，“那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他让秘书周家鼎一家一家地送，请这些同志看，然后将信销毁。
　　同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公布了林彪手迹：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第一次公开题词“四个伟大”。5月4日，全国第一座毛泽东巨型塑像在清华大学二校门的废墟上落成。全国各地纷纷效仿。从此，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讲话中提出的“大树特树”不仅成为一个口号，也成为“红海洋”的一个行动，风靡全国。

　　首次提出“第三里程碑”

　　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在“五一六通知”通过一周年之际，全文公布“五一六通知”。5月1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明確指出：
　　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列宁和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一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这是第一次明确地、直接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里程碑”，并指出其内容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理论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后将“进行革命”改为“继续革命”；实践就是“文化大革命”。
　　这个提法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记载：5月9日，毛泽东审阅了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宣传工作的意见稿，并批示：“提碰头会讨论决定，如大家同意，我不反对。”
　　毛泽东还修改了《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和“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之间，毛泽东又增加了：
　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没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年，他已觉察到了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
　　在社论的最后，毛泽东增加了一段话：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这是毛泽东对“文革”胜券在握的情况下，才同意宣布“第三里程碑”的。
　　毛泽东插话的意义在于：第一，对“第三里程碑（文革）”与列宁“第二里程碑”的区别做了更加明确、详尽的阐述。第二，表明“第三里程碑”的特征与标志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是“第三里程碑”的新常态，没有“文化大革命”也就谈不上“第三里程碑”。

　　隆重推出“第三里程碑”

　　有了毛泽东明确的批示，1967年5月23日，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大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发表讲话，开宗明义第一句：
　　同志们：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完全崭新的历史时代。这是以工农兵为主人翁的新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
　　然后，陈伯达说：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像旭日那样，兴起在中国大陆上，震动了大地。
　　非常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力量，推出一个非常强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而毫无疑问，这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将加速我们的历史进程，并将为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开辟一个新纪元。
　　当前发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四十年代在革命根据地中，关于文艺问题大论战的继续和发展，是当时思想大论战、政治大论战在新的历史阶段上的继续和发展，是这些大论战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二十世纪初叶，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列宁主义的阶段。现时代，又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的阶段。
　　在讲话的结论部分，陈伯达重复5月18日《伟大的历史文件》中“三个伟大的里程碑”，一字未改。
　　陈伯达将林彪提出的时代明确定为“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将“第三里程碑”的内容概括为：“这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将加速我们的历史进程，并将为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开辟一个新纪元。”
　　随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戚本禹发表讲话。他说：
　　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现在世界上许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说得好，毛主席就是当代的列宁。
　　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伟大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阶段，他们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二阶段是列宁主义的阶段。列宁和斯大林在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的时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解决了在一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第三个阶段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进一步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特别是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苏联出现现代修正主义，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训，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且针对我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情况，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了极为完整的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亿万群众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戚本禹比陈伯達的提法更加明确：第一，明确指出“毛主席就是当代的列宁”。第二，他概括了毛泽东思想为“第三里程碑”的内容是，“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了极为完整的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亿万群众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后来，这句话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遗憾的是，戚本禹在回忆录中对此事只字未提，除《毛泽东年谱》中提供的情况外，我们不可能知道“第三里程碑”提法产生过程中更详尽的内容。
　　此次会议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主持。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李富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席会议。林彪一般不出席群众性的大会。他的出席，证明毛泽东对此会的重视程度。第二天，《人民日报》第一版以红色通栏标题《欢呼世界进入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时代》报道了这次会议。从此，各报开始宣传世界进入一个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其中在报道部队活动时出现为多。
　　后来，这一提法越来越少了。现仅从《人民日报》中查到：1968年有5条，1969年有3条。为什么这么少呢？因为1967年6月18日，在审查姚文元出席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大会的讲话稿时，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吹特吹，外国人看不惯。”“吹得太厉害了，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自己来说，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虚一点。”他不是反对“三个阶段”“三个里程碑”，而是认为这个问题要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的承认才行。在“人家接受不了”时，过分地宣传，效果反而不好。

　　宣传江青的力度仅在毛泽东、林彪之后

　　为什么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大会上正式宣布“三个伟大的里程碑”？其实这次会议不仅隆重推出“第三里程碑”，而且要充分肯定江青在文艺革命中的作用，隆重推出文艺革命的“旗手”江青。既然“第三里程碑”是以“文化大革命”为标志的，当然要肯定、宣传对“文化大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江青。
　　陈伯达在会上说：“江青同志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文艺革命路线。她是打头阵的。”“这几年来，她用最大的努力，在戏剧、音乐、舞蹈各个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样板，把牛鬼蛇神赶下文艺的舞台，树立了工农兵群众的英雄形象。”他没有用“旗手”而用“打头阵的”代替。
　　戚本禹说：“京剧、芭蕾舞剧和交响音乐的革命是文艺战线上最艰巨的攻坚战。它们是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困难是很大的，斗争是很艰巨的。资产阶级和那些牛鬼蛇神的各种攻击、诽谤、流言蜚语、打击陷害，明枪、暗箭，接连不断地加到文艺战线先锋战士的头上。但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鼓舞着他们，他们毫不气馁，毫不畏难。为了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文艺的阵地，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文化革命的尖兵在江青同志的率领下，持久地、连续地艰苦战斗。在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和阻力以后，他们终于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在荆棘丛生的荒原上开拓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戚本禹在讲话中不止一处用了“最”“很”等词赞扬江青，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在此之前，江青早已戴上“旗手”的桂冠，不过在此隆重的场合，戚本禹的表述是“率领”，也没敢用“旗手”。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江青与自己是姐弟关系。是因为戚本禹年龄小，不敢“封”江青为“旗手”，还是中央另有严格的规定，他有所忌惮呢？因戚本禹在回忆录中对此讳莫如深，我们不得而知。
　　对江青的宣传不是始于此时。笔者仅查阅了1967年5月的《人民日报》，早在5月2日报道5月1日活动时，单独发表了江青站在毛泽东身后的照片。能够享受此殊荣的以前只有林彪。5月1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林彪与毛泽东的大幅照片。虽然江青此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一个九级干部，“文革”前担任中宣部的处长（那时，中央机关没有局级，只有部、处两级），但是从宣传力度来讲，她的位置仅在毛泽东、林彪之后。8日，《红旗》杂志发表了江青《谈京剧革命——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观摩演出座谈会上的讲话》。1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全文转载，并发表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随后，《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发表各地学习江青1964年讲话的内容。5月29日，《人民日报》公布了1966年3月22日林彪给中央军委其他常委的信。信中内容是：
　　送去江青同志三月九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和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使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5月29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赞扬了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批判了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汇报提纲》。为什么总是《红旗》杂志频频发表社论赞扬江青？《红旗》杂志总编辑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副总编辑王力、哲學组组长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历史组负责人戚本禹前面已经做了介绍。王力、关锋、戚本禹被称为“王关戚”，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干将。因扰乱天下，于1967年8月底、1968年1月相继被打倒，关进秦城监狱。
　　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文艺优秀样板》，赞扬江青所指导的八个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乐《沙家浜》，并破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剧本全文。

　　“第三里程碑”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互为表里

　　1967年上半年，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来试一试，我也准备失败。现在看来，群众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
　　其实，在夺权后，“走资派”已经被关起来。夺权的群众很快分为两派，两派群众由争吵、文斗，很快发展为武斗，一开始用木棍、石块，到夏天变成真枪实弹的打仗。而毛泽东还停留在原有的设想之中，认为是群众起来向“走资派”进攻。既然是群众发动起来了向“走资派”斗争，当然越激烈越好。7月22日，江青支持、提倡“文攻武卫”的口号，使武斗火上加油，变成“全面内战”。9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春节前”解决了，这比他在年初的预测提前了几个月。
　　9月30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的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说：“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既然实践证明“文革”的“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就要给予理论的总结、阐述，也就是明确“第三里程碑（文革）”的理论。
　　10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第15期社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革命》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主席提出的文革伟大理论，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革的伟大实践，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航道，在马列主义发展史上，树立起了崭新的伟大的里程碑。
　　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的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11月3日，毛泽东审阅了第六稿，批示：“修改得好，可用。”
　　这篇社论主要内容是阐述“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毛澤东同志提出的上述这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天才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后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写入党的九大、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党章，写入四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
　　从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了“特定含义，它的核心是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继续革命’的方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成为“第三里程碑”唯一或最重要的标志，两者互为表里，密不可分。
　　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分析，龚育之主编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专门写了1万多字。因篇幅有限，笔者在此不再赘述。仅提一点，笔者认为，虽然第一条提到正确处理两类不同的矛盾，但是重点在于第二条“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实践中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按敌我矛盾解决，将党内斗争按阶级斗争办法处理。
　　这个理论是对毛泽东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倒退。1957年毛泽东认为：“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矛盾。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正因为“文革”一次又一次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文革”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一场内乱。1969年春召开了中共九大，但是人们并没有“文革”胜利的感觉，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则又发生一场恶斗，1971年则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
　　不知陈伯达、姚文元等脱离实际的秀才，在他们起草时有没有想过，他们概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会给国家、民族、党带来什么！？当然，他们更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们也会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沦为阶下囚。和他们一样积极推动“文革”的那些人出狱后的回忆录中只对自己的处境愤愤不平，可是为什么不反省这一切是如何造成的！？

　　“时代”问题写入九大党章

　　“第三里程碑”的类似提法写入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1969年3月上旬，毛泽东在报送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上批示：“已阅，退康生同志。”为什么退康生？因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负责起草党章的工作。
　　在1969年4月14日通过的中共九大党章的总纲中这样写道：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种提法又回到1966年12月16日林彪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的“崭新的阶段”。仅仅名词有所不同，其实质、基本内容是一样的，即：“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紧随其后的是：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中共九大是毛泽东主持的，党章在大会上获得一致通过，毛泽东是举了手的。写入党章就可以板上钉钉了，载入史册。
　　另外，毛泽东几次审阅、修改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特别增加了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虽然加上了前提“如果帝、修、反把第三次世界大战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但可以看出，他仍然认为当时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的时代，社会主义全面胜利的时代。
　　既然如此，为什么在党纲中没有直接写“第三里程碑”，而退回到林彪所说的“崭新的阶段”呢？笔者没有找到系统的文字资料，但根据笔者对毛泽东这段思想的研究，这与毛泽东对“文革”、对“全面内战”的看法发生改变有关。
　　以前中共领导的运动〔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都是在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领导下，有组织、有步骤、有明确政策规定下进行的。而这次“文化大革命”与以前历次运动有本质不同之处。将刘少奇、邓小平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主要原因是他们派了工作组，镇压了群众中有反对意见的人。毛泽东说他们镇压了群众运动。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规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前面讲了毛泽东在1966年12月提出“全面内战”是指人民群众对“走资派”的“全面内战”，一直到1967年下半年他仍然这样看。1968年，他要收尾，要“从大乱达到大治”时，却发现全国“全面内战”不是他所設想的，已经变成破坏铁路、航空、公路、航运、邮电；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国家财物，抢劫车船、仓库；殴打和危害解放军，抢劫解放军武器；幕后挑动和操纵群众武斗，破坏生产；抢劫档案、机密文件；私设电台，违法广播；组织地下反革命组织，成立脱离生产的战斗队、武斗队；冲击国家监狱和劳改农场，甚至组织犯人斗看管人员；制造反革命谣言。
　　这时，毛泽东开始明白“全面内战”不是他提倡的群众对“走资派”的内战，而是两派群众间的内战，形势几乎失控，危及国家的安全和统一，必须解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创始人，他不能看着国家倾覆。于是，他改变了1967年对武斗支持、容忍、善意批评的态度，用越来越严厉的口气发布内部讲话、电报、文件以制止武斗，坚决制止“全面内战”。1968年7月3日，中央根据广西情况发布了《七三布告》。《布告》中说，广西发生一系列反革命事件，要求迅速实现以下几点：停止武斗；恢复铁路交通；无条件交回失去的援越物资；无条件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一切外地人和倒流城市的上山下乡青年立即返回本地区；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运输畅通、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文革”是由学校而起，红卫兵是“文革”的生力军。毛泽东要结束“文革”，首先从解决大学的武斗开始。他选择了首都最有影响的清华大学。派出3万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徒手进驻清华大学，宣传《七三布告》，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工事。可是没想到遭到蒯大富所领导造反派的武装反抗，此事被称为“七二七”事件。
　　派军宣队、工宣队和当年派驻工作组的性质是一样的。这证明毛泽东发动“文革”所创造的“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理论的失败，证明“文革”这种“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的运动形式是行不通的。
　　8月23日，毛泽东在修改姚文元起草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时，写下这段话：“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他已经承认“文革”不是“史无前例”，这是他放弃“第三里程碑”的前奏。
　　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对外宾说：“我们这里早几年，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现在好多了。”
　　中共九大后，毛泽东撤销了临时机构中央文革小组，还政于中央政治局。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除已经被打倒的外，都进入了政治局。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桥、姚文元负责上海。江青没有具体分工，实际上是不管部长，打着“代表毛泽东”的旗号，以“保留批评权”自居，到处挑毛病，到处插手。

　　周恩来在中共十大上宣布，毛泽东认为“时代没有变”

　　时间过了四年，情况又进一步发生变化，“第三里程碑”的提法在中共十大上被明确取消了，或放弃了，不再提及。
　　1973年8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十大做政治报告：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帝国主义作了科学分析，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指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极端尖锐化。因此，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并且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列宁逝世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在中共十大的党章中也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義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而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在和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正如前面所讲，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列宁的时代是第二里程碑。现在明确仍然是列宁的时代，这就表明放弃了“第三里程碑”的提法。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长谈，说：“‘四个伟大’讨嫌。”“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教员在英文中和导师是一个词teacher。毛泽东有意将teacher译为教员，其实teacher还可以译为导师。有了导师的称呼，就确定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地位。人们知道，毛泽东最在意的称呼是导师，而“其他的一概辞去”。
　　从1966年到1973年，经历八个年头，对“第三里程碑”提法的变化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的变化。严酷的现实使毛泽东看到“文革”并没有解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文革”并没有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向新的高度，并没有形成“第三里程碑”。毛泽东的心境已不是“文革”初期那样神采飞扬，不再号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如何面对？毛泽东说过：“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以后，我亦往往如此。”他要直面现实，勇敢地宣布：“现在仍然是列宁的时代。”
　　但是，毛泽东没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或者重新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第三里程碑”的标志，所以他宣布取消“第三里程碑”也是不彻底的。
　　毛泽东思想的转变主要由“九一三”事件引起的。林彪叛逃、自我爆炸惊醒了毛泽东。他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指台湾）收回罢了。”然后，他讲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从“第三里程碑”降为“一生办了两件事”。既然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生办了两件事”之一，他不可能否定“文革”，不可能承认“九一三”事件从理论到实践都证明“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这一年，他即将满80岁，年老体弱，腿不行，不能独立从椅子上站起来，气管不行，耳朵不行，看书困难。我们也不能奢求暮年的毛泽东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更不要说解决江青集团的问题。毛泽东在如何对待“文革”的错误和“成绩”之间摇摆，想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找到全民能接受的、他认为合理的说辞。
　　“文化大革命”遇到巨大挫折。毛泽东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短期内都难以解决。全国人民开始怀疑“文化大革命”，甚至有人否定“文革”。他不满干部、群众的这种言论，无奈用老办法提出“文革”是“三七开”进行解释。他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他批评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沿着继续革命的思路提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另外，取消“第三里程碑”的转变也与毛泽东对苏联的看法有关。1968年8月下旬，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是社会帝国主义，由大国沙文主义变为世界霸权。毛泽东不能让苏联、美国两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他要利用两霸之间的矛盾为中国的发展、富强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既然毛泽东认为当时的时代“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不是“帝国主义全面崩溃、社会主义全面胜利的时代”，随之而来，我们的任务也要发生变化。此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仍是列宁规定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还不是取得胜利的任务。在帝国主义没有灭亡之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仍然要和平共处。毛泽东主动伸出橄榄枝，邀请尼克松访华。

　　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为粉碎“四人帮”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舆论准备

　　1972年初，毛泽东重病一场。毛泽东年老体弱之时，仍在考虑国家大事。在他放弃“第三里程碑”的提法之时，在解决“九一三”事件带来的政治、信仰危机的同时，也考虑如何处理“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首先要撇清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关系。因林彪已经叛逃、自我爆炸，成为敌我矛盾，毛泽东对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做法。
　　毛泽东认为江青集团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批评江青，提醒江青，希望她能看到“文革”中的问题，能随他一起纠正“文革”中的问题，团结大家。其次，他安抚被批判、被打倒的老干部。为“二月逆流”平反，出席了陈毅的追悼会。从监狱中放人。提出革委会中实行新的“三结合”，即老中青三结合。“老”就是指老干部，“中”指“文革”中提拔的干部，“青”是指造反派或基层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劳模。造反派由“三结合”中的第一位降为第三位。可是江青执迷不悟，反对解放老干部；批评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主张发展经济、生产的干部；利用“批林批孔”号召、支持造反派继续造反，以“革命”压生产，批唯生产论，越来越脱离群众，越走越远。
　　对林彪集团，首先批林整风。1973年8月20日，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党籍。仅做组织处理不够，还要在思想上批判。1973年7月4日，毛泽东找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时谈到评法批儒。8月5日，召见江青再次谈评法批儒。后发展为“批林批孔”。江青出面要求评法批儒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被周恩来拒绝。周恩来说得很巧妙：“对此需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
　　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发生改变，渐渐与其划清界限。1972年初，以江青干扰治疗为由头，不准她随便回家。汪东兴很好地执行了这个指示。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无论江青怎样闹，卫兵就是不准她进毛泽东的住地。1973年8月30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意识形态、宣传工作。1975年2月，王洪文、张春桥担任中央军委常委。1975年张春桥任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原地不动，仍是政治局委员，仍然没有具体分工。这引起江青很大不满。无论江青怎样写信说自己是“闲人”，毛澤东就是不让步。由表扬改为批评，因江青的愚不可及，他的批评越来越严厉。
　　1974年2月9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一封信上批示：
　　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这段话重要的内容是“你有事应找政治局”。毛泽东对江青凌驾于政治局之上不满。当时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工作，得到在政治局占多数的老干部的拥护。毛泽东是要她尊重政治局的多数，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这与“文革”初期以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的做法完全不同。
　　3月20日，毛泽东在答复江青的信中说：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1974年6月中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度出现明显问题。经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后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第二次为毛泽东专门成立医疗组，成员包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护理等方面专家。这个医疗组存在的时间持续了两年多，直到毛泽东去世为止。就在这样的情况下，7月1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你也是难改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在会上两次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这段话中重要的是两句话，一句：“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从此，毛泽东一直这样坚持。1974年，他让周恩来负责，召开四届全国人大。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他让华国锋当代总理。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他破例任命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将党和国家的权力交给华国锋。在毛泽东病逝后，华国锋就有了收拾“四人帮”的机会和权力。因华国锋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合理合法地一举粉碎“四人帮”。
　　另一句话：“你积怨甚多。”毛泽东以批评江青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对“文革”中“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悔意。
　　1975年5月3日晚，毛泽东召开了他最后一次出席的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他批评以江青为主的原中央文革小组，称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为“四人帮”。他说：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
　　虽然毛泽东认为“四人帮”的问题与林彪不同，但还是要“四人帮”做自我批评。同时，他承认自己也犯了错误。他说：
　　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因为是毛泽东让张春桥、姚文元写的两篇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所以他主动替张春桥、姚文元承担了责任。但是他首次提出“四人帮”的概念。他对“四人帮”的批评，为粉碎“四人帮”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舆论准备。
　　1975年11月，毛泽东已经不能出门，接触的人很少。但是，他不能容忍别人否定“文化大革命”，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批评邓小平之前，第一句首先是批评江青的，江青十分恼火。毛泽东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
　　毛泽东就是要管束江青，不让她再无法无天。这点一直坚持到他临终。
　　从“第三里程碑”的提出到取消，不仅能看出毛泽东对“文革”认识的变化，而且能看出毛泽东与林彪集团、“四人帮”的区别。这个区别在于：“四人帮”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只看到林彪垮台后少了一个竞争对手，以反林功臣自居，弹冠相庆；而没有看到“九一三”事件从理论到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实际上宣布了“文革”的破产。毛泽东则看到“九一三”事件对“文化大革命”的打击和伤害。
　　在垂暮之年，毛泽东能够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发现自己部分错误和不足，并能在一定程度上修正、改变。关于对“第三里程碑”的提出与取消就是一个明证。


党史博览 2017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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