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朝阳农学院访问报告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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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朝阳农学院访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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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评：一个具有战略性的经验
　　
　　在举国上下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大好形势下，来自辽宁朝阳农学院的办学经验，为教育战线的跃进局面展现了一个广阔的前景。
　　
　　农业大学办在农村，坚持“社来社去”的办学方针，实行“几上几下”的教学方法，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丰硕成果。马克思曾经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辽宁朝阳农学院就是无产阶级在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战斗中发现的一个教育领域的新世界。
　　
　　我们搞教育的同志不仅要研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形势，而且必须关心生产形势，了解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懂得教育工作的当务之急是什么，而我们的基点又应该放在哪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毛主席早就指出，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农民。我们搞教育革命，如果离开了广大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教育属于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之服务的。朝阳农学院的经验从根本上抓住了这个马克思义的原理，决心同当地县办五·七大学、社办五·七中学等结合起来，建立一个在几年内为农村培养七万名技术干部的教育网，方向对，步子新，十分可贵。这样的学校培养一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为农业学大寨出大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向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前进，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教育革命经验。这个新生事物的出现，深刻地触及到人们的世界观，促使人们思索，研究，学习，革命！
　　
　　毛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个精神就是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有的人嘴上喊着要与工农相结合，可是脚下却不愿迈出一步。这究竟是何原因呢？是因循守旧思想在作怪呢，还是不想同修正主义路线决裂，不想革命？值得深思。农、林、医、师面向农村的方向明确了，其他院校怎么办？能不能为农村三大革命多做点贡献？
　　
　　和其他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一样，朝阳农学院的办学经验，也需要在继续革命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提高，逐步完善。学习他们的经验，应从思想和政治路线上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并结合当地情况，通过试点逐步展开。可以相信：如果我们的各级各类学校都能把朝阳农学院的革命精神学到手，我们的教育革命就一定能够迈出新的步伐！
　　
　　(原载《教育革命通讯》一九七四年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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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朝阳农学院访问报告
　　
　　最近，我们到辽宁朝阳农学院学习访问了二十多天。这所学校，在农村分散办学，同三大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实行“社来社去”、‘“几上几下”，为农业院校的革命闯出了一条新路，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贡献。
　　
　　朝阳农学院原是沈阳农学院的一部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校址就在沈阳。高楼深院，关门教书，冷冷清清。培养的学生，学农不爱农，学农不务农。对此，贫下中农强烈不满。一九七○年五月，大批革命师生在工人阶级领导下，遵照毛主席关于改革农业大学的教导，把校址迁往朝阳，同朝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朝阳水利学校、朝阳农校合并组成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今年改名为辽宁朝阳农学院)，办在离朝阳县城几十里的两处山沟里。设有农学、牧医、果林、农田水利、水工建筑、陆地水文等六个专业。现有学生一千二百人，教职员工三百多人。第一批学员已于今年年初毕业，回到了农业生产第一线。
　　
　　访问期间，我们不管是到生产队和贫下中农交谈，还是在学校里和师生接触，都感到很受教育，很受鼓舞。我们深深感到，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为搞好教育革命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也要求教育必须继续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是上层建筑必须为经济基础服务。我们认为，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的经验体现了这一点，比较适应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
　　
　　农村三大革命的大好形势，要求教育必须继续革命
　　
　　朝阳地区是辽宁省比较艰苦的地方。这里，山多，丘陵多，平原少。我们访问了喀左、朝阳、建平几个县的一些公社和生产队。所到之处都是一片大跃进的景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批林批孔以来，广大贫下中农革命精神更加焕发，斗志更加高昂，普遍地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很多公社、大队以及生产队，办起农民政治夜校、读书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不断成长壮大。这里过去有“猫冬”的旧习惯，也就是冬闲，现在冬天成了一个大忙季节。我们到公社、大队、生产队，首先到办公室找基层干部，可是在办公室找不到人，都在生产第一线。因为这个地区干旱缺水，他们正在大兴水利，有的平整土地，有的在山上刨鱼鳞坑。他们提出一个口号：要让秃山戴帽，河水镶边(就是在河的两岸都砌上石头坝)，水不下山，土不离原，把过去的乱石滩变成良田。过去这地方根本没种过水稻，现在种上了水稻。从小学生到六、七十岁的老大爷、老大娘，都到工地上参加大会战。他们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打。有时顶着月亮干，有时挑灯夜战。我们到建平县的万寿公社办公室时，一个人也没有，就有一张治河造田的蓝图在墙上挂着。现在他们正在进行第二期治河工程，准备在明年夏季之前，把公社的主要河道都镶上边，从河滩上争地一万亩。这样大干的革命精神，使我们非常受鼓舞。正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贫下中农这种大干的精神，使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喀左县在朝阳地区是一个中等偏小的县，全县境内山地、坡地、平地各占三分之一，生产水平中等。他们有二十三个公社，每个公社现在都设立了拖拉机站，每个拖拉机站有拖拉机十台左右，有的一个生产大队就有五台。平均每个公社有电井一百多眼，水浇地己占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在和贫下中农座谈的过程中，他们谈到的一些问题我们不懂。例如，他们一开始就跟我们说这儿高粱“花期不遇”怎么解决的，良种有哪些特性，化肥怎么施，都谈出了道道。我们觉得在这样一个山沟里边，科学种田这样深入人心，反映了我国农村大跃进的形势，也反映了广大贫下中农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迫切要求。我们还跟他们县里的一个农业组长进行了座谈，他说，到一九八○年全县大型拖拉机台数要翻四到五番，这样每个公社要有四、五十台拖拉机，排灌设备将增加近十倍，电井都要配成套。他们希望到一九八○年，每个生产队至少要配五名技术员，就是说农一个，林一个，牧一个，水利方面一个，机械、电力方面一个。就是这样一个最低的要求，我们初步计算了一下，在这个县，到一九八○年，需要八千名技术人员。在五年之内，要培养八千人，一年就要培养一千多人。同时他们提出，我们要求的技术员要又红又专、一专多能，不仅懂得生产，而且，要懂得路线，要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在这样一个质量高、数量大的要求面前，我们搞教育的同志就要好好想一想怎样才能适应这样一个形势？如果没有一个革命的姿态，还按常规走路，因循守旧，我们的教育就不能适应革命和生产发展的新形势。
　　
　　毛主席教导我们：“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毛主席又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教育必须适应这个大好形势的要求。这就要求搞教育的同志们，要了解生产，要了解工农业战线的状况，要了解经济基础。只有这样，对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才能领会得更深刻，也才能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搞正确。这是我们体会较深的一点。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觉得朝阳农学院的经验，十分宝贵，它不仅解决了农业教育“三脱离”的问题，而且使农业大学直接为农村三大革命服务，同经济基础相适应。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们的教育革命，要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朝阳农学院在办学上的几个特点
　　
　　一、在农村分散办学，教育同三大革命紧密结合，使农业大学牢牢扎根农村。
　　
　　朝阳农学院愈办愈好，在农村扎住了根，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是朝阳农学院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改革农业大学的指示。他们从沈阳搬到了离朝阳几十里远的山沟里。开始在朝阳地区六个县设立农业科教基点，后来这些基点和各县的五·七大学结合起来，他们在这个基点上开展教学、科研活动，同农村的三大革命实践紧密结合。比如说，缺水是干旱地区的、一个很重要的矛盾，他们就分散在农村大办水利班，培养水利技术人员，打井、抽水，研究怎么存住洪水；这个地方缺乏优良品种，他们就在这个地区大办制种班，大搞良种田，培育优良品种；农村中小学要增加农业课，或者农业班，需要这方面的师资，他们就招收民办教师，或者知识青年，办师范班，培训农村需要的教师。他们还总结贫下中农先进的生产经验，推广先进技术。在教学中，他们根据农村的特点，看到有的老贫农文化水平不高，象学校里那样讲理论，不容易听得懂，他们就把要讲的内容画成图，背着图片，带着实物，翻山越岭，走村串户，进行教学。这样一来，贫下中农非常高兴，他们激动地说：“多少年来。庄稼院和农学院隔着十万八千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革命路线把你们送到了农村，我们庄稼院的人也看到了你们农学院的人，你们把大学办到了我们家门口，办到了我们的炕头上，更办到了我们的心坎上。”就这样，在几年当中，有六千多人参加了各科短训班学习。有一年的，有半年的，有三个月的。有六万多人听了他们的讲课，看了他们的展览。现在在朝阳地区提起朝阳农学院，贫下中农都满口称赞，他们说：朝阳农学院跟旧大学根本不一样。
　　
　　二是针对农村的实际特点办学。他们根据当地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办了一种分段教学班。比如棉花班，在播种前，他们就让学员学习播种、施肥、浸种，学完就回去干，等苗长出来，长全了，再来上学。接着就学田间管理，除虫、打药、整枝，学了以后就回去整枝、打药，解决问题。这样，贫下中农既上了学，又不脱离社队生产实际，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年老人，都愿意来学习。比如在一九七一年办了一个棉花分段教学班，当时报名的人非常多。在建平县万寿公社有个老贫农叫王贵彬，当时他已经五十二岁了，坚决要报名。人家说他有三条不合格：第一，年龄大，五十多岁了还上大学，没听说过；第二，文化水平低，刚刚够个扫盲班毕业，识点字，这样的水平上大学，也没听说过；第三，有气管炎，到冬天还咳嗽，身体条件不合格。说他是“三不合格”。他说：“不，我有一条合格，那就是立志改变农村面貌，决心学大寨，学习目的这一条我合格，我就是靠这一条合格，去上这个大学。”他迫切要求学习的精神，感动了大队和公社的干部，也感动了贫下中农。贫下中农说：“行！咱们就推荐这么个大学生。这样就决定让他上这个大学。老王心里很高兴。入学那天，学校派车来接他们。他一路上热情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感谢毛主席把大学办到农村来。我们访问他时，他说：“这样的大学越多越好!它正对咱们贫下中农的心思。”还有不少贫下中农说：“今天大学培养庄稼人，太可咱们的心啦！”
　　
　　三是越办越向下。这个学校不管一长期班、短训班，学员学习期间，都要回本生产队学习和实践。这不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一个方向、路线问题。它使学生在学习期间，就把自己的社队作为课堂，把周围的贫下中农作为自己的老师。所以，地委负责同志跟我们讲：“要问朝农有多大，你就着我们朝阳地区有多大；要问朝农有多少个老师，你就看我们地区有多少个贫下中农。广大贫下中农既是他们的老师，又是他们的服务对象。”看看朝阳农学院的经验，就体会到怎么叫搬到农村去了。那就是它办得跟农村不可分！他们的口号是：朝阳农学院越办越大，越办越向下。
　　
　　二、实行社来社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我们大学毕业生，应当能回到工厂、农村第一线，当工人、当农民、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在工人、农民那里取得“合格证书”，然后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有些可以作技术人员或干部，但不脱离工人、农民，有的可以继续当农民，继续当工人，不一定作干部。朝阳农学院就是这么做的。他们说，大学毕业生要不要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是能否贯彻落实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大问题。他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沈阳农学院在大城市里，办了十几年，毕业生有六、七千名。据调查统计，到目前为止，这六、七千人没有一个当农民，更谈不上到朝阳这样艰苦的社队当农民了。我们初步了解了一下，从一九六○年到一九六六年，在这六年当中，分配到朝阳地区的大学生两千四百人，其中学农的一千三百人，据一九七三年统计，留在朝阳地区的大学生绝大多数是在县级机关的企、事业单位。我们的农业学校培养的人，到不了农业第一线，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从沈阳农学院来了个毕业生，当时领导下决心，把他分配到一个公社当技术员，他坚决不去。后来经过领导说服动员，勉强去了，在农村呆了两年，实际上只呆了几个月，最后改行跑掉了。贫下中农对这种现象十分气愤，对我们说，每年我们都把一批一批的青年送去上大学，但就是看不见这些青年回来，毕业就走了。这回可盼来一个，但是又和我们不一条心。还有的贫下中农对我们说：“我们的国家，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村有广阔的天地，在这地方，难道就不需要大学毕业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吗？那么为什么社队送去的大学生就回不到生产第一线呢？”这就启发我们：我们办学，要按照一个什么样的路子走，怎样把毛主席的教导落实下去，的确还有一个进一步革命的问题。朝阳农学院的领导、教职工和学员，把培养新型的农民提到完成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的两个划时代的任务的高度来认识。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了两个划时代的任务：一个是改造旧的国家机构，一个是对农民进行文化工作。列宁同志说：“这种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其经济目的就是合作化。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条件，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这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初期提出来的。他们体会：培养农民，这不仅是个招生、分配的办法问题，它关系到发展农村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的大问题。所以，他们坚持毛主席的办学路线，从社里招生，毕业后回到社里去，拿工分，当农民。这种风，那种风，他们都不动摇。另外，正由于朝阳农学院的同志不把培养新型农民，实行社来社去，作为一种简单的分配办法的改革，他们不是在招生简章上作个规定就完了，而是看作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反旧学校的潮流的一件大事，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
　　
　　第一个措施，是从招生开始一直到毕业，都把思想教育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他们招生时，深入公社进行宣传，说明他们是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和毛主席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办学的，培养的学生要社来社去，将来毕业后回来就是当农民，宣传要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批判“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等剥削阶级思想，这样从选苗子时开始，就把可靠的、愿意在农村扎根、热爱农村的接班人选来了。这还不够，他们还认为，在进校后，还要进行一系列的思想教育。他们首先组织学生到大寨式的生产队去参观，然后请老工人、老贫农作忆苦思甜的报告，作对比教育，还向同学们讲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两条路线斗争史，讲共大怎样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办学，培养一代新人。同时，还在学员中宣传柴春译、吴献忠这些知识一青年扎根农村的好典型。他们要求每个学员对毛主席的三个指示：《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和给江西共大的信要会背、会讲，讲它的意义，领会精神，然后研究怎么实践，他们学校怎么办。到朝阳农学院以后，不管在哪儿，一进屋子，首先看到的是毛主席给江西共大的信。在办学过程中，他们努力宣传毛主席这一指示信，不但在学校里组织学习，而且还到全县、全地区宣传共大的道路。这样大张旗鼓而又深入细致地做学员的思想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的学员在进校时还抱有一定的幻想，认为：你说是那么说，说不定以后还有什么变化呢，那个时候说不定我还能当上一个国家干部。但通过这样的思想教育，变化很大。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个学员叫贾惠珍，她原来是个下乡知识青年，然后在水利局当了两年工人，后来又上了这个学校。在她离开工地的时候，有的说：“小贾，你再也不能和我们并肩战斗了。”她就跟他们说：“将来也许请你们到我亲手设计的大坝上去施工，也许请你到我亲自指挥施工的大坝去参观。”这里就反映了她的思想，她上学是想当工程师。入学以后的教育，对她触动非常大。后来学校领导找她谈心，讲朝阳地区的今昔对比，由于这个青年在朝阳地区插过队，又联系队里情况对她进行教育，还讲共大的两条路线斗争，讲应该做什么样的人。通过一年多的教育，这个青年终于认识到，把青春贡献给农村，当个农民是光荣的。她就给省水利局的党委、学校党委和她下乡插队的公社党委写了信，要求毕业后，回她原来下乡的地方，当一个普通的农民。她的愿望得到了党委和广大贫下中农的热烈支持，但是也受到了一些人的议论，妈妈一时也没有想通。她想，列宁同志曾经说过，“谁想帮助动摇者，自己首先应当不动摇。”她的二哥对她下乡非常支持。她就找她二哥一起商量，在家里开个忆苦会。解放前她家在河北，由于闹水灾，逃荒到辽阳，全家都病了，妈妈领着大哥去要饭，一个姐姐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二哥饿得几次昏死过去。解放了，全家人才得救。这本来是过去她妈妈常讲的，在这个节骨眼上，她又给老人讲。她妈妈很受感动，说：“我通了，你去吧！”她的妹妹也支持她去当农民，还表示：“如果党需要我下乡，我马上高高兴兴地去！”贾惠珍同志说：“过去的大学使有的工农子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农学院还有个‘四年不愿回家乡’，今天我们就要作反潮流的战士，就是要扎根农村，不仅务农，还要爱农。”这就是学校抓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果。这种典型，在这个学校里是非常多的。我们一到这个学校，有个突出的感觉就是新的气象、新的思想、新的风俗不断地发扬光大，而那些旧的思想、旧的风俗、旧的习惯受到了抵制，觉得很痛快，也觉得很新鲜，的确看到了方向。
　　
　　第二个措施，是把学大寨作为他们的一门基础课。朝阳农学院的一个重要基础课是学大寨。他们说，我们的学生要在学校里锻炼学大寨的过硬本领。有了这么一套本领，就能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进一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他们把学大寨作为一项重要科目安排在课程表里，到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去学习，同时要把他们的学校变成一个大寨式的生产队。如学校前边有一条大凌河，周围有很大一片黄沙滩，滩上尽是鸭蛋大的石头，他们垒起石坝，填上黄土，就种上了水稻。现在连续两年多了，水稻亩产五、六百斤，高产地块达到了八百斤。在山坡上种的粮食作物亩产也达到了四、五百斤。有个学员叫冀永春，他家住在朝阳的北部，是个风口的地方，风比较大。过去这个地方的谷子、高粱，产量都很低，他就在这个地方组织一部分人，搞科学实验，种水稻取得亩产八百斤的好收成。这个奇迹使大家非常惊讶。还有个学员叫孔显亭，家住在山区。他们那里有个问题，就是有一批苹果树，十五、六年了，还没结过苹果，就是找不着原因。一些“专家”说什么北纬四十二度以北不能长苹果。孔显亭回去以后，带领科学实验队，运用学得的知识，首先整果园的地，然后剪枝，再加上施肥及其他一些措施，当年苹果就获得了丰产。现在这个地方的苹果，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还远销国外。
　　
　　第三个措施，就是确定了“几上几下”的教学制度。这个几上几下，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贯彻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措施。所谓“上”，就是在校内学习，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所谓“下”，就是回生产队边学习、边实践。专业不同、年级不同，“上”、“下”的内容、时间和次数也不同。以农学系为例。一年级学员主要在校学习；二年级学员七个月在校学习，五个月回队实践，实行四上四下。年初下去，同生产队一起制订生产规划，组织科学实验队，制订科研计划，结合学习的东西跟贫下中农一起工作。春播的时候下去，主要是搞春播，跟贫下中农一起播种，研究怎样采用先进技术，怎样采用新的耕作方法。入伏的时候下去，主要是田间管理，搞好制种田授粉，防治病虫害。秋收时再下去，进行考种，参加收割，总结今年的生产经验。三年级学员，七个月回队实践，五个月在校学习，实行三上三下，活动内容和二年级基本相同，只是更深些更广一些。通过几上几下，学员在本社队向贫下中农学习，也向实践学习，把学到的理论和本社队的实际结合起来，同时又从实践中提出问题。这样，学生带着生产实践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来学校学习，学习目的性就更强了，学习自觉性也比较高，体会比较深。同时通过几上几下，使学员学会怎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锻炼了他们的独立工作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练出了真本领。这个学院的很多学员在学习期间就为农村做出了贡献。学员杨晓民，所在生产队的地沙土多，小麦产量很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小杨回队实践期间，组织了科学实验小组，搞了沙地种麦子的试验，生产队很支持，给了二十七亩地做试验田。他带领了一批知识青年，在贫下中农的热情帮助下搞试验，平均亩产达到五百五十斤，其中五亩高产田，平均亩产八百八十斤。这个产量对全公社、全县震动很大。县里就在杨晓民所在的生产队开了一个科学种田的现场会，请杨晓民同志介绍怎样改造沙土地，怎样种植小麦的经验。贫下中农和社队领导都非常感谢学校，他们说，朝阳农学院培养的学生真顶用，没有毕业就能为我们服务，而且创出了高产。
　　
　　又例如，学员刘国祥。家住喀左县尤杖子公社。当地主要作物高粱患黑穗病(他们叫“乌米”)非常严重。据县科技办公室主任说，全县由于“乌米”影响的产量，每年达到二千三百万斤左右，相当于全县产量的十分之一。患“乌米”的高粱在有的高粱地里占百分之二十五，威胁相当大。刘国祥感到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就回队和贫下中农，一起搞新型的药剂浸种试验。根据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和供销社已有的农药，研究怎么配比，进行试验。为了对比起见，他在高粱地里还种了六垄没浸种的高粱。秋收时，浸种的高粱，“乌米”从占百分之二十一五下降到占百分之二，六垄没有浸种的，“乌米”还是百分之二十五。为了推广药剂浸种的先进经验，公社就在这儿开了个现场会，看看不浸种的，再看看浸种的，作了对比。贫下中农看到这个成绩，打心眼里高兴。他们深有体会地说：“不搞科学种田可不行呀！”
　　
　　据初步统计，现在在校学习的农、林、牧专业二百八十九名学员，在今年“几上几下”期间里，共为社、队办了点百多个技术训练班，和贫下中农一起种了七千多亩试验田、制种田，嫁接果树五十三万多棵，给二万四千多头牲口治好了病。贫下中农说：“这样的学校我们就是欢迎！”
　　
　　第四个措施，是结合实际组织科学研究。学校根据朝阳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国家交给这个地区的农业科研任务，组成科研课小组。学生进学校后结合本生产队的需要，参加有关的课题组，边教学，边生产，边研究。他们说：“我们达个学校是大学，又是一个研究所，同时又是学大寨的一个生产队，我们就是三位一体。”学校的科研课题，来自生产实际的需要，学校搞成的科研成果，学员又带回自己的生产队试验，同时检验了这些科研成果。学员再把队里的先进经验带回来，充实学校的数学内容，提出新的科研题目。这样，就使学校和三大革命运动声息相通。
　　
　　由于他们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把科学种田、学大寨和普及教育、普及技术知识等很好地结合起来，所以学员扎根农村的思想比较牢固。今年年初十九名毕业生全部回农村当农民。其中有的被聘请到学校当了贫下中农教员，但仍然拿工分。
　　
　　我们在访问过程中深深感到，这个学校培养的人，的确体现了党的教育方针，有点新的精神。比如，学员张耀臣，是喀左县南公营子公社南村大队的青年社员。毕业回去以后，他决心扎根农村，为建设新农村贡献力量。当有人劝他离开农村时，他说：“每月能拿几十块钱，的确能使我们一家的生活富裕点，但贫下中农送我上大学是为了改变农村的面貌，我就是要在这儿扎根，要使全公社、全大队的贫下中农都富裕起来。”这体现了一种新的精神，新的思想。有这样的思想境界，他的扎根农村、艰苦奋斗、改变农村面貌的决心就大了。我们的农村，就是需要这样的好青年。
　　
　　许多学员回生产队后，成为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的骨干，主动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前面提到的五十二岁上大学的老贫农王贵彬，他在棉花分段教学班学完第一段后，学校领导要他回去把种棉花的先进技术在社队做试验，同时要在全县推广。他带着改变农村面貌、推广棉花先进枝术的任务回去了。他首先向公社、大队领导做了汇报，公社很支持，决定要他带一个科学实验队搞试验。他想学校领导还讲要在全县推广，为了这事，他连着三天跑了三次县革委会。第一次去，找县革委会主任汇报，主任特别忙，他挤了个空就跟主任讲：“我是农大学生，回来要搞科学种棉花，想说说我的想法，在全县怎么搞。”革委会主任说：“你到农技推广站去，跟站长讲一讲，他会帮助你解决。”后来老王就去找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当时站长正忙着，老王说：“我学了种棉花技术，要在县里推广。”站长说：“我没有空，过几天再说。”这样他就回来了。回家后，他左寻思右寻思，不对味，他想，在全县推广种棉花的新技术还没落实，人家一说忙，没有空，我就这样回来了，不行呀！第二天他又到技术推广站跟站长讲，站长说今天实在没有空，是不是明天再来，他想这下子时间有了个准儿，于是，他说：“行！我明天再来。”回到家，一进家门，他老伴就说话了：“我的大学生，你还跑个啥？人家有人说你了。”“说啥啦？”他问。“人家说你要巴结个官做，整天往县里跑。”“这是谁说的？”“×××说的。”老王说：“他这种人说了，明天我更要去。我们无产阶级非得要和资产阶级对着于不可！”第四天他又去了。他这三次行动感动了站长。站长想，这老王好象着了迷一样，来回跑，就听听吧。结果他一讲就讲了两个钟头，把他学的，连把他们这个学校怎么办学的，都讲了。站长一听，真有点儿东西，就说：“行。过两天，就在你们大队开个全县现场会，由你做演讲。”老王很高兴。过了几天就在他们生产队办了一个学习班，把全县公社、大队管生产的干部邀请到他们生产队来听他演讲。这位老贫农演讲了一个上午，讲了种棉花的重要性，又讲了怎么种，同时还讲了教育革命的路线。大家说这老头真行。一个公社书记说：“我的笔记记得不那么全，能不能把老王借给我们用一天哪？让他到我们那里去讲一讲。”当地的公社书记说：“我们这老王还是学生哩！”那位书记说：“那也得去。”后来就同意他去了。这个公社离那个公社几十里地，本来有公共汽车，可以坐车，由那个公社给报销，但老王没有接受这个报销路费的待遇，他说，明天早晨我保证八点到。第二天他早早起来，在去那个公社的路上，顺便还给两个生产大队做了种棉花的现场指导，然后赶到那个公社，还不到八点钟。他到那几以后，就给贫下中农讲，一讲又是一上午。饭后突然听到喇叭里头有人说话，好象是他自己说的，也是讲种棉花。公社书记说：“你的报告录音了。”他感动得很。他并不是觉得录了音怎么光荣，而是觉得路子走对了，贫下中农就欢迎。
　　
　　第二段学习过程中，学除虫、田间管理，学完以后，老王又回到生产队。刚进家门，老伴就冲着他说：“你还乐，砸锅啦！”“怎么砸锅啦？”他问。“你搞的那棉花让蚜虫给吃光了！”他一听，就坐不住了，当时已是晚上十点钟，他顾不上睡觉，就摸了一个小蜡头到地里去了。他点着小蜡头，挨棵挨棵地去看，蜡头点光了，就用手摸。就这样在棉花实验田里转悠了一宿。等到天发白的时候，他的科学实验小组的人都来了，大家看老王回来了，都很高兴，就跟他讲，我们这儿棉花有了蚜虫，打了三、五遍药都没有起作用。老王说，“那咋办呢？咱们商量商量。”商量过程中，老王说，按照一般经验，给棉花打药时，不能中午打，因为中午人容易中毒。他们琢磨，人怕中毒，蚜虫就更易中毒了，是不是咱们中午打，试验试验看。但是，人中毒也不行呀！后来，他们研究了一个办法，把全大队的劳力都集中起来，采取防毒措施后，一人打两垄，打完就走，时间短，人就中不了毒。第二天中午，他们把所有的男女劳力都动员到棉花地头上，照研究好的方法办。这样一打，棉花上的蚜虫的确打下去了。后来就在这个基础上，总结了一套打虫的方法，叫做“三不打，两突击”。“三不打”就是早晨不打，因为棉花有露水，打上药冲稀了不起作用；晚上不打，因为棉花叶耷拉下去，药喷不到虫身上；还有雨天不打，雨天水分比较多，打上药不容易发挥效力。“两突击”就是中午突击，晴天突击，采用大兵团作战，发挥集体生产的威力。原来这个地方的棉花，亩产只有三十来斤皮棉，通过他们的试验，亩产达到一百零七斤，创造了全县的高产纪录。老王被聘请为他们公社的棉花顾问”。贫下中农说：“老王念大学，学了种棉枝术，也念出了无产阶级感情。”现在他被选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人家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王大学”。象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三、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这个学校有一个比较坚强有为的党的领导核心。
　　
　　在他们办学的过程中，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其中较大的斗争就有好几个回合。
　　
　　首先是要不要搬到农村去？在这个问题上，斗争和当尖锐、激烈。一九七○年底，学校里有少数人要否定农学院在农村办学的方向。学校党委及时抓住这件事，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和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信，坚定了大家扎根农村的信心。
　　
　　一九七二年，有人说什么“这样的学校算什么大学”，还有的人去找学校党委的一位负责同志，要求把学校搬回城去。这位负责同志诚恳地对他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没有执行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把农业大学办在大城市里，路走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帮助我改正了错误。现在我们学校刚刚按着毛主席的教导迈了几步，怎么能动摇呢！”学校领导的坚定立场，更加增强了广大革命师生继续革命的信心。他们提出了这样的口号：“要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对着干！要彻底批判修正主义！”
　　
　　一九七三年，学校里又刮起了一阵风，有人揪住办学中的一些枝节问题，否定办学的成绩，阶级敌人也借机跳出来混水摸鱼。这时候，党委就围绕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以这个反革命分子为反面教员，开展了一场对修正主义路线的大批判。今年年初以来，学校深入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彻底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批判“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等谬论，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引导广大师生更加坚定地沿着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前进。在办学过程中，党委还十分注意培养和壮大教育革命的积极分子队伍，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群众，全面实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几年来，学校党委始终把“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放在首位。党委的同志们说：“总结我们的经验，归结到一条，就是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广大贫下中农对几个问题的回答
　　
　　朝阳农学院这所新型的农业大学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它的出现必然引起人们各种不同的反响。这里，我们谈谈广大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是怎样认识这一新生事物的。
　　
　　一、农业大学实行“社来社去”，究竟对不对？有没有必要？这是一些人怀疑的问题。朝阳地区的广大贫下中农认为，“社来社去”的办学道路是正确的，必要的。地级的一位领导同志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就提出，朝阳地区，包括六个县，共有一百九十个公社，一千八百个大队，一万四千个生产队，如果计划到一九八○年每个生产队配备五名技术人员，每个生产大队配备二十名技术人员，这就需要一个十万人的技术干部队伍。如果我们按照过去的办法培养大学生，他们就下不了社队。因此，实行“社来社去”是完全正确的。朝阳地区的一些同志还认为，对农业大学的改造应当同县办五.七大学、公社办五.七中学和中小学的教育改革结合起来考虑，逐步建立地区农业教育网，这样，才能适应农业战线生产跃进形势的需要。
　　
　　农业院校的毕业生究竟面向哪里？我们邀请了部分贫下中农和各级技术人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座谈。他们普遍认为，现在最需要充实技术力量的是社队，因为社队是农业生产的第一线，是科学实验的最大的课堂。现在国家交给朝阳地区的科研任务，都是下放到公社去搞典型试验。我们县级的科技人员，也要到公社、大队里蹲点去搞科学实验。充实社队的技术人员，不是正符合农业发展的需要吗？
　　
　　同时，大家认为，象朝阳农学院那样实行“社来社去”，有利于培养宏大的为贫下中农服务的知识分子队伍和科学技术队伍。我们在访问一个大队时，一位老贫农对我们讲了这样一段话：“朝阳农学院毕业的学生，不脱离贫下中农，不脱离生产劳动。他从小在我们农村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都了解他，有事我们找他商量很方便。他有问题有错误，我们也很容易帮助他、教育他。同时，他在本村土生土长，熟悉本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情况，也比较清楚本地的土质、气候和生产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到学校学几年回来后，和大家一起战天斗地学大寨，那才来劲呢！”这位老贫农的话对我们很有启发，实行“社来社去”，确实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有利于培养一代新人。
　　
　　二、大学毕业当农民，那末谁还愿意上大学？这种大学还能招到学生吗？这是一些人所担心的问题。事实上，广大贫下中农和干部对这样的办学道路表现了极大的热忱。他们把朝阳农学院看作“培养庄稼人”的大学，争先恐后地选送优秀青年入学。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一谈起朝阳农学院这所学校，贫下中农就给我们讲：“朝农在这儿一办学，我们庄稼人也有大学可上啦！”我们到了喀左县的甘招公社，这个公社为了选送学生，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最后推荐了四个人，三个是共产党员，一个是共青团员。学校附近有一个生产队，起初对这个学校的办学路子不太了解，没有选送学员。后来听说这个学校的学生是社来社去，毕业以后还回生产队，他们非常满意，就挑选了三个社员送到学校。可是这时已经开学了，学校说，我们这儿住不下了。他们说，住不下我们就走读，住在自己家里。学校又说：教室也坐满了。他们回答，教室坐满了，我们在窗外旁听。就这样，硬把三个人送进了学校。学校开学三四个月了，很多公社还来来往往，往这儿送学生。
　　
　　当然，有的学员入学以后，对“社来社去”也有思想斗争。个别学员起初不太愿意回农村，但是通过学校的思想教育，路线觉悟提高得很快。例如三年级一个有五十七人的班级，思想上不太坚定的只有一、两个人，其它学生都立志务农，都在考虑自己毕业回农村后的建设规划。贫下中农认为，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是能够回到农村，并且能扎根农村，已经毕业的十九名学员全部扎根农村，便是很好的证明。
　　
　　三、朝阳农学院的办学方向，有利于农业科学技术的大普及，但是会不会影响农业科学技术的提高呢？这是一些人所关心的问题。我们在访问过程中，广大贫下中农、基层干部和学校领导对这个问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他们考虑的是，农业院校的基点应该放在哪里？应该为谁培养人？毛主席曾对医疗卫生工作指示说，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用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需要解决问题上去，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农业教育也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农业大学统统搬到农村去。农业第一线的生产和科学实验搞好了，提高就有了基础。否则，提高就成为空中楼阁。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农业大学而向农业第一线才能够使科研有丰富的源泉，才能够培养高质量的人材，学校教育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农业院校学生毕业后回农村当社员，那末，县以上单位要人员，怎么办？对这个问题，许多县、社干部和技术人员有这样的设想：将来县以上的科研单位和企、事业单位需要科技人员时，就从农业第一线选拔。这样选拔最有基础，同时有利于改进科研机关的作风，改进企、事业单位的面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也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个重要途径。
　　
　　我们通过这次访问，深深感到朝阳农学院在办学方向上，为改造现有的农业院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对各类大学深入开展教育革命也很有启示。当然，彻底改革旧教育是一个大工程。和其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一样，朝阳农学院的办学经验也需要在继续革命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提高，逐步完善。我们相信，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党的领导下，朝阳农学院必将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原载《教育革命通讯》一九七四年第十二期，略有删节）
　　
　　本文原载
　　《又一朵教育革命的新花：记辽宁朝阳农学院》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
　　1975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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