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颖义：《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节录

reading · 发表于 2017-10-27 04:34:04

《赤子》节录：赤子——五届大学生群体
第一章　赤子——五届大学生群体

第三节　五届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影响和政治观念

　　水院这3700多名大学生，如果在解放前，按其家庭的经济条件而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根本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不少人可能连上小学、中学的条件都没有。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结束了中国百年战乱，解放了他们的父辈，他们才能安居乐业，才能上小学、中学直至大学。高校是免学费、杂费的，经过个人申请和学生小范围民主评定的简单程序，绝大多数大学生均可得到学校发放的

　　不同等级的助学金，以抵缴伙食费，因此吃饭基本上是免费的。少数家庭特别贫寒的大学生还可得到多少不等的临时性困难补助、寒衣补助、书籍补助等。61、62级的同学进校后，国家仍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吃不饱，吃蚕豆饭、大麦糕，难得吃上一顿肉，仍埋头读书；南方来的同学过冬只有单衣，学校发给粗布棉衣，他们从不叫苦。有的同学五年未得过家中分文接济，在寒暑假靠勤工俭学（刻蜡纸、打散工）挣点钱补贴生活及购书；不少同学在校五年寒暑假未回过家，或仅回过一二次。这五届大学生普遍的特点是思想单纯、艰苦朴素、勤奋读书。同学们认为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毛主席领导得好。

　　六十年代，绝大多数同学的家庭经济条件比解放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提高，同学们从小就经常听到父辈和亲戚朋友诉说，解放前国民党是怎样的黑暗腐败，老百姓是怎样的民不聊生。绝大多数同学朴素地认为共产党好，国民党坏；毛主席好，蒋介石坏；新社会好，旧社会坏；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坏。显然，这种首先来自家庭影响的认识是根深蒂固的，再加上学校的教育和社会的教育，形成的立场观点就更加牢固了。

　　新中国以来所经历的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等运动，同学们年龄尚小，尚未懂事，但感知的主流是正面的，拥护共产党的。不排除有极个别的同学，因亲友受过运动打击而产生不同看法，但也不敢表露，就算敢说出来，也不会产生影响。

　　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来，同学们受到的传统政治教育是：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最壮丽的革命事业；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我们一定要听党的话，在党的领导下无条件地献身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这已经成为当时绝大多数同学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取向。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不少同学有了不同的感知。同学们，尤其是河南来的同学，耳闻目睹了“浮夸风”、“共产风”的种种弊端及所造成的种种灾难，饿死人的“信阳事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他们亲身经历了粮食短缺、副食品短缺、其它生活用品短缺的日子，对农村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恶劣的工作作风等，产生了不满情绪，相当多的同学感到有些共产党的基层负责人犯了错误。这对于同学们十几年来形成的传统政治观念开始产生冲击。

　　五届大学生从进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第一天开始，就接受了全面的、系统的、严格的政治教育，首先是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从1962年至1966年，学习毛主席著作蔚然成风。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进一步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加强阶级路线的教育和贯彻执行，毛主席又提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1963年3月，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为雷锋同志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当时，学生除上专业课外，还响应学校的号召，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有的同学在晚自修后宿舍熄灯时，仍坐着小板凳在走廊灯下读毛主席著作，写读书心得。在学雷锋运动中，学校倡导学习雷锋大公无私、艰苦奋斗、舍己为人、助人为乐等精神,同学中涌现出大量的好人好事。1964年，中央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 绝大多数同学认真读书，关心国家大事，严格按照“五个条件”要求自己，积极争取入团、入党。

　　接着，发生了对这五届大学生群体影响巨大和深远的两件大事，一是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分裂和大论战，二是组织61级、62级、63级大学生参加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 “四清运动”。

　　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分裂，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中苏分歧从此暴露。一部分学生确实对这一巨变感到震惊，最美好、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怎么会出现修正主义？与中国有着牢不可破友谊并且结成同盟的苏联老大哥，怎么会变成“帝、修、反”三大敌人之一？同学们十几年来的传统政治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五届大学生全都成长在红旗下，“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宣传深入人心，批判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这在几年前是会被打成反革命的)，无疑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一次最重要的思想解放，喜欢思考的人去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九评”使同学们得知“修正主义”和“反修防修”的政治概念。

　　一系列中央文件，重要文章，毛主席及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党内和社会上，在五届大学生群体中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毛主席及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是绝大多数同学非常信赖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绝大多数同学是深信不疑的，而且这些言论所涉及的问题，确实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普遍存在。

　　1964年和1965年，61届、62、63届同学先后下乡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与农民共同劳动、生活，初步体验了农民的生活。相当一部分同学成为见习的工作队队员，在农村第一线，目睹了工作队向基层党组织夺权的实例，也知道了农村的真实状况，知道了民众的疾苦，知道了黑暗面所在。

　　六十年代初，毛主席和共产党各级领导人经常强调一个政治观念：“我们必须反修防修，不能让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不然的话，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将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个政治观念，成为绝大多数同学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毛主席和共产党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的一个主要动力，并且对五届大学生群体在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中、文化大革命后的言行产生了巨大的和深远的影响。

　　
　　《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岑颖义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6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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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节录：第三章　“五十天”
第三章　“五十天”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反右运动

　　刘少奇多次指示准备再打“几十万右派学生”。1966年6月11日，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革命汇报会上指示李雪峰、吴德，打“右派”学生“不要定框框，有多少定多少”。

　　4月25日，湖北省委召开会议，王任重断言，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文化教育界，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要针对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的结果之一，就是要查出占总数5%—10%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作为新的“右派”。

　　5月19日，陶铸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的“中南局文化大革命万人动员大会”上作报告，传达中央刚刚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南局全体委员会议精神，强调“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政府和军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5月23日，武汉市委根据五一六通知和正在中南局开会的市委书记宋侃夫的意见，发出《高举文化革命大旗，深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通知。5月下旬，湖北省委通知，向18级以上党员干部传达五一六通知等5个文件和“中南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精神。5月30日，武汉市委根据省委通知，要求各区、局，各直属单位党委立即组织18级以上党员干部听五一六通知等5个文件的传达，次日又决定将传达范围扩大到车间党支部书记一级。

　　陶铸奉调北京，任中宣部部长，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5月底，陶铸指示广东省委：“这次运动右派的控制面比57年的要大。”

　　王任重参加中央的会议，听到刘少奇关于要大抓“右派”学生的指示，他承认：“这个想法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我是用1957年反右斗争的老经验来指导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的。”

　　5月19日，张茀承和胡绪珍、许志芳参加了中南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

　　5月25日前后，在行政楼三楼会议室召开院党委扩大会议，张茀承副书记传达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和“中南局文化大革命万人动员大会”情况以及陶铸讲话。会议参加者有党委成员、各总支书记，党委书记兼院长张如屏也从休养地赶回来参加会议。张茀承副书记分析形势说：“1966年是1957年加1958年的形势，文化革命是一场新的反右派斗争。”

　　张茀承副书记在讲这两句话时没有发挥，也未解释。这两句话在“左派”中广泛传开。所谓“1957年加1958年的形势”，是指1957年反右运动后，1958年开展“向党交心”活动，交待自己的思想活动，特别是在右派猖狂进攻时自己的思想和态度，要人人过关。

　　院党委扩大会议以后，就在图书馆六楼召开了党员大会。后来，参会的“左派”学生说，这次党员大会开得神神秘秘，传达党中央文件何必那么神秘？原因在于他们准备在群众中“反右”。

　　在工作组进院前，院党委要求各系党总支对本系师生员工进行摸底排队，划分“左、中、右”。“左派”是运动的依靠对象，“中间派”是争取对象，“右派”则是打击对象。

　　在排队时，要有院一级的重点对象，系一级的重点对象。要控制人数，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学生每个班在3个人左右，则全院在280人左右，大约占学生总数的8 % 左右。以后清查五一六分子时，水院五一六分子的比例约占学生总数的8 % 左右，这是不是巧合？

　　可以肯定，直到1966年5月31日之前，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五届大学生群体，没有人写过一张针对院党委及各级当权派的大字报，也没有人发表过批评院党委及各级当权派的言论，更没有人触犯院党委及各级当权派的地位和利益。当时使院党委及各级当权派感到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受到威胁的，不是五届大学生群体，而是中央文件中明确指出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担心上级党委舍车保帅。

　　正当五届大学生群体怀着虔诚的反修防修以使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良好愿望，在院党委领导下批判“三家村”的时候，一场以党和革命的名义实施的反右运动悄悄地展开了。

　　从现在所能看到的资料，从中央到地方再到高校的党委，从运动部署到每个具体的文件和讲话以及所采取的措施，根本上就是要开展一场新的类似1957年的反右运动。当时有一个典型的表述：“文化大革命是1957年反右的最高阶段”！

　　
第三节　最初的对抗

　　5月下旬，学校通知全体师生员工到体育馆开大会，张茀承副书记传达中央精神，作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动员报告。张茀承副书记在传达中央精神时先介绍了全国的一片大好形势，然后号召大家写大字报，揭发领导的问题，写不写是“态度问题”，写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如果实在不知道，就是抄别人的也要写。张茀承副书记在动员报告的最后还反复强调：“现在的形势是‘1957年加1958年’，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我们党委是团结的、是坚强的战斗的堡垒，敌人是不可能分化瓦解我们党委的。”

　　1966年5月份，院党委照旧领导着运动，“左派”正在积极地执行院党委的命令，摸底排查“中右”、“右派”同学及整理材料。保卫科、治保会开始对已内定“右派”同学实施秘密监控，政治辅导员对平时“思想落后”、“自由散漫”、“情调低下”、“阶级觉悟不高”的同学施加压力，加强掌控。将会在学生群众中进行反击“右派”的传闻不翼而飞。

　　6月初，水院开始出现大字报，多数是转抄的大字报还有表态支持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批判“三家村”、“黑帮”等内容。有些大字报开始直指院党委，刺激了当权派。当权派立即布置“左派”暗中抄录这些“有问题”的大学报，组织力量准备反击。水院的气氛日渐紧张，但局面仍然未失控。直到6月11日前，院党委仍然在按部就班地领导着运动。

　　6月2号晚饭前，6482班游发生同学首先贴出响应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批评院党委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缺乏应有的热情。这张大字报没有提到具体的人和事，只是一般性地批评院党委，点了院党委的名。院党委立即布置“左派”做好准备工作，找机会反击。由于游发生出身好，根正苗红，一时没能找到他的反动言行及劣迹，只能把他挂起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一直等到七十年代初期，才找到机会，乘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机会，把他往死里整，迫使他数次自杀，自杀未死，就把他逮捕、公审、关押、判刑。由于遭受长期迫害、折磨，游发生同学英年早逝。他的女朋友(后来成了他的妻子)皮有凤同学，也是贫农子弟，革命烈士的后代，受到游发生的株连，当年就被迫数次自杀，一次他扑向汽车轮下，后被抬出来，又从教工单身宿舍新二栋三楼走廊西头的窗户跳楼自杀摔断了腿。最终，在游发生同学病逝后，皮有凤同学还是自杀了。

　　游发生同学的大字报贴出来后，内容相似的一批大字报又陆陆续续贴出来了。正当院党委和“左派”手忙脚乱、穷于应付时，另一个贫农子弟、63级丁家显同学的大字报像一颗重磅炸弹爆炸了。

　　6月4日午饭前，6382班丁家显同学在学生八舍门前贴出两张大字报《运动的阻力来自何方》、《解剖一只麻雀》，大字报质疑：为什么不是按接班人五个条件而是以听不听话为标准，来区分先进和落后？为什么要以“思想落后”、“自由散漫”、“情调低下”、“阶级觉悟不高”的大帽子来打压一部分工农子弟？为什么辅导员总是强调要做“驯服工具”？为什么只准以“学术争论”来批判三家村，不准联系本单位的实际？

　　这一来就捅了院党委的马蜂窝，这比游发生的大字报更加严重。丁家显立即成了院党委的眼中钉、肉中刺，被打入另册。由于丁家显出身好，根正苗红，和游发生的情形一样，一时也没能找到他的反动言行及劣迹，也只能把他挂起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一直等到了七十年代初期，才找到机会，乘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机会，把他往死里整。此后，他多次被关进“五不准学习班”，被逮捕，被公审，判刑十五年！

　　1966年6月11日，湖北省委工作组进驻水院，院党委办公室主任胡绪珍马上就汇报了“左、中、右”排队情况和材料。

　　6月11日下午，院党委成员、党总支书记、党员处长参加了与省委工作组的见面会。省委工作组李凤翔组长说：“我们工作组在院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院党委原来的工作班子及工作计划不变。我们是相信院党委的，我们是一家人，不要分彼此，有事共同商量，把水院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有一点给大家讲清楚，工作组是省委派来的，所以在面对群众的时候，工作组要显出独立性，有些问题的表态可能会与院党委有出入，这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例如群众给院党委贴大字报，我们工作组只能表示支持，但不等于我们不相信院党委，不支持院党委的工作。工作组不能压制群众给领导提意见。如果工作组与群众也对立起来，那谁来做工作呢？”对此表态，会议参加者热烈鼓掌。

　　6月12日上午，全院师生员工在院体育馆开会，一是欢迎省委工作组进驻，二是动员全院师生员工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

　　李凤翔在会上传达了毛主席最近的一个批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集中在水院体育馆里的三千多听众，轰地一下站了起来，发出了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有些学生喊起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有些学生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李凤翔号召大家：“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揭发、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形形色色的表现，挖深批透，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工作组一定和广大革命师生一起，排除各种阻力，支持大家的革命行动，欢迎大家向工作组反映情况。”

　　李凤翔宣布：“从今天起停课闹革命。”当师生员工听到这个决定时，又一次全场起立，发出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当时，绝大多数同学是信任湖北省委的，也拥护省委派工作组到学校指导运动，尽管李凤翔组长仅仅是邮电学院的一位处级干部，但他代表了省委来领导运动，不少同学去找工作组，去诉说院党委领导运动的不得力，去诉说自己的怀疑。

　　学生并不真正了解学校的历史和人事的内情，所列举的当权派的问题，无非都是“抵制毛泽东教育思想”、“抵制文化革命”之类，许多问题是捕风捉影。两三天后，有的大字报开始出现了谩骂与人身攻击，把人名打上红叉叉。

　　大揭大批的对象，从政治辅导员到系级干部、到院级干部，行政上从科长、处长到院级干部，教师中从助教到教授，总之，涉及所有教职员工的方方面面，气氛热烈。

　　政治辅导员不敢到学生中去，下层干部也很少在群众中露面。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各级干部被揭、被批，有点灰溜溜的，抬不起头。当时的形势与1957年“反右”前的大鸣大放阶段有点相似。

　　一部分大字报涉及教育革命，对教师、学校的意见。运动初期，一部分真诚的青年学生认为文化革命就是要搞教育革命，所以在大字报中关于教育革命的内容占了相当比例。

　　很快矛头就集中在副院长梁百朴和党委原宣传部长、时任党委办公室主任的胡绪珍两个人身上，指责梁百朴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胡绪珍是修正主义分子。

　　有人说是院党委把梁百朴和胡绪珍抛出来当替死鬼的，有人说他们本身就有问题，是被群众揭发出来的，内幕不得而知。梁百朴和胡绪珍二人则认为，

　　是院党委和张茀承为保自己把他们当替死鬼抛出来，因为他们的某些历史情况是组织部部长冯万秋透露出来的。但张茀承不承认有此事。

　　对胡绪珍的批斗虽然形式大于内容，却大大促进了水院的运动，接下来是遍地开花，有的系就把斗争矛头对准了系党总支，如一系点了系总支书记的名，三系的总支书记几年前曾写过一本小说，有人要把它拿出来批判，说是大毒草。这时开始出现质疑张茀承副书记的大字报。

　　一部分大字报质疑：水院十七年来到底执行的是哪一条教育路线？为什么有人给院党委涂脂抹粉，吹捧一贯正确？在水院到底有没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水院不是世外桃源，为什么运动冷冷清清，到底是谁在捂盖子？这些大字报的内容大都空泛，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尽管如此，却有极大的鼓动性和导向性，把同学们的注意力和斗争矛头引向了院党委。

　　通过深挖细查，追根溯源，一些人和事被检举揭发出来。1966年6月，院卫生科护士于文兰在行政区和学生食堂贴出揭发十万斤粮食问题的大字报。

　　一部分大字报的内容涉及原福利科科长在三年困难时期多吃多占、贪污、浪费粮食等问题。当时水院在潜江办了个农场，他们利用工作之便及职权多吃多占，把农产品分给领导干部，把几个老科长揭得灰溜溜的。还有大字报涉及保卫科科长李喜尔在朝鲜战场上带枪被俘变节问题。

　　工作组进校伊始，就把主要的斗争矛头对准教职工队伍，发动群众在他们之中抓“牛鬼蛇神”。于是，教工队伍气氛紧张，特别是那些个人或者家庭在历史上存有“疑点”、“黑点”的人更是惶恐不安。

　　在学校里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基本上不介入运动，只是在观望，在等待，他们就是“左派”同学。他们认为，直接上司代表党，听直接上司的话才是忠于党，才是跟党走。从而冷眼旁观，等待直接上司的指令。

　　院党委和工作组始终是胸有成竹的。一方面号召大家大揭大批，另一方面组织“左派”关注大字报的内容，暗中抄录他们认为有问题的大字报，准备伺机反击。“左派”们按院党委和工作组布置，整理早已收集的人分“九等”和划“左、中、右”的材料，准备落实在学生中划“右派”的指标。这时，各班的基层组织也积极行动起来了，团支部不叫团支部了，改名为“核心小组”。后来，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同学们干脆就称呼他们为“黑心小组”。

　　正当省委工作组同院党委开始联手“反右”的时候，又一颗重磅炸弹突然爆炸，省委工作组和院党委一时焦头烂额！

　　6月13日晚上，一系总支书记许志芳（1984年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院长）召开系范围内的“左派”骨干秘密会议，传达了院党委和工作组一系列会议的精神，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封到会者为“左派”，要求大家相信省委、相信院党委和工作组、要“顶得住”、要站稳立场、要接受斗争的考验、要整理好划“左、中、右”的材料、要注意在运动中跳得高的人、要随时准备反击向院党委提意见的“右派”。

　　但许多“左派”同学感到不理解，认为他的说法与报纸上的号召不一致，而且院党委和工作组的部署极不道德，过于阴险，打击面过大。为了保护同学不受伤害，一些“左派”同学不同程度地将内部秘密会议的内容透露出来，提醒同学们要小心。这就是水院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系列“左派”秘密会议中最著名的一次，亦称“六一三黑会”。

　　参加这次会议的6344班核心小组副组长郭明正同学，属于“左派”的基本骨干，自然得以参加院党委和系党总支召开的一系列秘密会议。郭明正与涉世不深的一般同学不同，他1960年便进入大学，由于国家困难学校解散，回乡务农，经历了1960年河南大饥荒，亲眼目睹了农村基层的种种不公。1963年重新考进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后，不仅年龄比同级同学大，社会阅历也远比同级同学丰富。参加了“左派”秘密会以后，他很为同学们的热情和天真担心，多次提醒同学们不要冒失，以免吃亏。

　　6月14日，郭明正写了一张大字报《什么是革命的左派》，此后陆续出现了揭露院党委和系党总支召开秘密会议的大字报，大家对什么是“左派”发表了一些意见。

　　6342班的黄建平获知秘密会议的传闻后，去找郭明正了解情况。经过反复追问和印证，6月14日晚上，黄建平等十几个同学写了一张大字报《一个大阴谋》，披露了系党总支“六一三黑会”的内容：“院党委和系党总支封参加秘密会议的同学为‘左派’，要求‘左派’要顶得住，要准备反击‘右派’的进攻。

　　院党委早就在同学中秘密排队划分了‘左、中、右’，院党委正在部署文化大革命的‘反右’运动，镇压对象就是内定的‘右派’。”这张大字报立即引起同学们极大的轰动，极大的反感，群情汹涌，一颗小火星点燃了一大堆干柴，上千人自发地聚集在学生八舍前，纷纷要求一系党总支书记许志芳到现场说明情况，纷纷要求“左派”同学把事情说清楚。张辅导员指使一些“左派”同学控制会场，不仅不承认，反而反咬一口，说是黄建平“造谣”。黄建平在强大的压力下，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造谣”，只好把郭明正的名字说了出去。立即就有“左派”同学出来说：“郭明正造谣，根本没有这件事，郭明正兴风作浪，有意制造混乱，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求把郭明正揪出来。有几个 “左派”同学立即到宿舍抓郭明正，掀蚊帐，翻被子，把郭明正揪到学生八舍门口推来推去。还有一些“左派”同学说6382班的杨次华也“造了谣”，马上有人大喊大叫：“杨次华滚出来！老实交代！” 张辅导员动手打了黄建平，局面顿时混乱起来，两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明明召开了“六一三黑会”，在会上明明部署了反右运动，参加了“六一三黑会”的辅导员和一些“左派”同学不仅不承认，反而理直气壮地反咬一口说郭明正等同学造谣，围攻他们。这难道可以算作共产党员的党性和组织原则吗？！最后，一系工作组组长杨清栋出面，承诺此事由工作组进行调查，会给大家一个交待。扰攘了五六个小时，直到6月15日凌晨2时多，混乱局面才暂时平息。后来在群众的压力下，工作组不得不拼凑了一个由十几人组成的调查组，想了十几天的对策，搞出了一个矛盾百出、自欺欺人的“调查报告”，继续欺骗和愚弄群众。

　　6月15日中午郭明正又写了一张大字报《为什么这样迫害我？》，揭露院党委和系党总支召开秘密会议的事实，揭露辅导员张××组织围攻并且带头打人，要求工作组处理。但工作组根本不会处理。后来郭明正和班上的同学又写信给王任重，正好撞到枪口上了，郭明正立即成了院党委和工作组的眼中钉、肉中刺，被视为新时代的“叛徒”，要清除出“左派”队伍。

　　6月14日，二系党总支在宿舍阳台组织61、62年级学生大会，总支副书记寇宜春承认他有些怕。6221班徐海亮同学问：“怕啥？”他支吾着说不出话，同学们起哄：“你怕什么？是不是怕群众? ”会后，寇宜春书记禁不住发抖，还喃喃说“徐海亮终于跳出来了！”徐海亮写出大字报《击一猛掌》，希望寇宜春书记不要像50年代毛主席批评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里的小脚女人，应该站出来积极领导学生运动。

　　6月14日晚上，在三系学生一舍门口也发生了一起震动学生的群众性集会。

　　61级李光文同学站在一舍大门的雨阳棚上告诉参加集会的同学们，各班的核心小组成员在抄大字报，准备“秋后算账”。这时在一舍门口聚集了很多学生，院学生会主席祁万恒同学也站到雨阳棚上驳斥李光文，说根本没有“秋后算账”这回事，李光文这是造谣，企图破坏运动。这时电力系64级蒋继清同学正从食堂提着一壶开水回宿舍，走到一舍大门听到祁万恒的话，就说：“李光文没有造谣，真有这回事，我亲眼看见的。”在大家的鼓动下，他也站到雨阳棚上告诉大家：“白天我在看大字报时，有两个别的系的核心小组成员边抄大字报边议论，说要马上‘反右’了，他们说所抄的某某某的大字报的内容已经够上‘右派’条件了。”

　　这些自发的集会，使同学们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院党委。

　　水院的形势开始紧张起来，同学中的情绪开始在升温。前段时间积极写揭批大字报的同学，感到上当受骗了，产生了对院党委和工作组的怨恨情绪。而院党委和工作组则认为右派的进攻开始了，要找出幕后指使者，也加紧了活动。

　　6月17日，二、三系同学自发在七舍前集会，群情激奋。6201班晏成禹宣读了他起草的《呼吁书》，号召同学们起来把矛头对准当权派，“矛头要集中，火力要猛”。他在起草前曾与同班的薛建枫（院团委学宣委员）交换过对形势看法，薛建枫也表示当前运动有些死气沉沉，应当推进。6202班的黎良能参与了晏成禹的议论和起草。“六一八事件”后这两位学生党员受到系总支严肃批评，二系党总支书记叶裕森亲自批评薛建枫。可见，当时在院、系内定的学生“左派”中，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形势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还是不少的，他们的主观愿望当然是要响应毛主席和党的号召，搞好文化大革命，他们与冲在运动前列的同学并无认识上和利害上的冲突。

　　6月17日上午，党委副书记张茀承、工作组组长李凤翔一同到省委汇报运动情况，听取汇报的是省委副书记许道琦。许道琦副书记听完汇报后指示：“形势很好，但有逆流。个别坏人可以在适当时候反击一下。”

　　6月17日下午，院党委和工作组终于发号施令了，张茀承副书记和李凤翔组长召集系总支书记及有关人员开会，还有省委一个姓萧的参加。会上传达了到省委汇报的情况及许道琦副书记的指示，要求大家：“理直气壮地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特别是做中间派的工作。强调政治辅导员要勇敢地到学生中间去，掌握学生动向，掌握群众，孤立‘右派’。明确了反击的对象，一系郭明正，二系徐海亮—晏成禹反党集团，三系李光文。”

　　6月17日晚上，李凤翔组长亲自出马，在体育馆指责集会的同学“乱搞”，还说：“以后再这样工作组就不管了，我要给院系干部和辅导员撑腰。”李凤翔的公开表态，为“六一八事件”拉开了大幕。

　　首先是由福利科、机械厂组织工人写大字报，让工人说话。大字报要在6月18日天亮前各处大字报栏张贴，8点以后，广播台要反复播放工人大字报，然后各系组织揭批会。发动群众批斗那几个重点人物。

　　张茀承副书记亲自指示福利科长张瑞祯：“食堂工人文化低，你们科里要帮助他们，题目要醒目些，如《工人说话了》、《我们有话说》等。”张瑞祯是一个三八式的老革命，工作勤勤恳恳，对领导总是毕恭毕敬。领受任务后，和科里几个干部到学生食堂，一夜未眠，写、抄、贴大字报。

　　6月18日清晨，当同学们从宿舍走出来一看，大惊失色，学生宿舍、学生食堂、行政大楼的大字报栏贴满了《工人说话了》、《我们有话说》等大字报，学生宿舍附近出现了带红袖章的巡逻人员。不到8点，广播台开始播放工人的大字报。水院的风向全变了，原先的大字报被撕得七零八落，代之以杀气腾腾的大标语：“誓死捍卫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彻底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向党猖狂进攻”、“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不准右派翻天”等等。大标语的火药味，一条比一条浓，气势一条比一条凶。形势变化得太快，太突然，大多数同学不知所措，一脸茫然。

　　接下来，一些“左派”写了大量的大字报，有分析批驳前段时期一些同学的论调和观点的，有论述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也有美化院党委的，说湖北省委肯定了院党委是一贯正确的。有些“左派”的大字报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指向是很明确的，就是针对那些前一段跳得高的人和早就内定为“右派”的人。

　　6月17日到18日，一夜之间两重天，这就是水院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组织的第一次反击“右派”，亦称“六一八事件”。水院的五届大学生群体的分裂从此正式开始。

　　丁家显等持不同观点的同学，认真学习报纸和电台发表的社论和文章，理解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观察全国文化大革命形势和发展。他们认为水院目前万马齐喑的状态是极其不正常的，质疑院党委和工作组的所作所为。6月18日晚上，丁家显、韩同良、韩玉琢等同学就成立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战斗小组（几天后改称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战斗队）。

　　6月19日，贴出了署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战斗小组”的大字报，质疑了前段运动，提出了许许多多的“为什么”。在当时的肃杀的气氛中，这些大字如投枪和匕首，刺痛了院党委和工作组，鼓舞了持不同观点的同学和占大多数的中间派同学。持不同观点的大字报一出，立即就有许多同学围观、议论，一些同学在上面写上批语表示支持。

　　持不同观点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随后，造反有理战斗队、金箍棒战斗队、红山花战斗队等等战斗队陆续涌现。五届大学生群体，包括“左派”同学，都不得不重视自己的“政治生命”，都不得不担心自己被整成“右派”，群体分裂已经不可避免，持不同观点的同学越来越多，院党委和工作组越来越失去人心。水院的矛盾和冲突很快又重新爆发。

　　6月26日，省委副书记许道琦对工作组指示：“目前学生中‘右派’很猖狂，现在可以组织反击。”“学生中‘右派’占七分之一，教工占百分之三，省委占千分之一。”这时省委已经定了抓“右派”的具体指标了。

　　与此同时，很多同学开始对院党委和工作组不满，去省委反映情况，未得到满意的答复。一系6382班任乾健在八舍外的同学集会上公开宣称自己是任弼时的堂侄子，以求得投身革命的合法保障。任乾健觉得水院这段时间运动的情况不符合党中央关于“这次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规定，就幼稚而虔诚地贴出了给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公开信，批评院党委和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继而任乾健、陈宁、梁××等三位同学，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跑到北京告状去了。他们天真地向中央群众信访接待室反映运动情况，希望王任重这位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毛主席的好学生，能够为民做主。这正好给王任重提供了活靶子。他们当时不会知道，省委、工作组、院党委所做的这一切正是王任重指使的。任乾健、陈宁、梁××等同学被从北京送回来并受到控制，他们的告状引起王任重对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重视，从而把水院作为一个反右的典型。王任重从北京传回来的指示，实际是刘少奇的方针政策。直到9月，王任重还表示对清华大学的学生要“秋后算账”。

　　
第四节　枪打出头鸟

　　7月3日，王任重给湖北省委写了一封信，指示：

　　大专学校，中等学校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目前有三种情况：1.像武大，左派队伍初步形成，右派面目已被群众识破，开始向右派大批判。这种单位中学也有一些，但不多。2.水利电力学院正处在大暴露阶段，左、右派正在争夺领导权，中间派在摇晃，左派领导尚未形成，右派尚未孤立。目前这种单位占多数。3.前几天的农学院，少数右派挂帅，转移斗争目标，企图把运动搅乱，有的中学也有这种情况，但不多了，也不难解决。

　　首先打击最猖狂，最凶恶的敌人，即首先打击多数群众最痛恨的敌人。这样才便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这些人，有的是学校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是这些人)，有的是干部、教师，或大学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抓住根挖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来。水院可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

　　这就是王任重著名的“七三指示”，决定性地指导了全省的运动，更有针对性地指导了水院的运动。

　　1966年6、7月，湖北省委对于大中学校和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极为严重，简直风声鹤唳。7月6日省委常委讨论王任重7月3日的信，王任重本人也在武汉参加这次常委讨论。

　　根据王任重的指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属于要着重研究和解决的单位，所以工作组升格为工作队。工作队成立党委，领导水院的运动，院党委就不起作用了。张如屏、张茀承任工作队党委成员，刘真任党委书记。运动开始仅一个月，给当权派提的意见才刚刚开始触及皮毛，却风云突变，变成了在学生中反右。将运动的打击对象一下子从“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转向了“在学生中间大抓‘右派’”。刘真公开说：“我是带着‘反右’的任务来的。”工作队进驻，就是来执行省委关于在水院抓“右派”指示的。早在5月中旬，院党委就已经按既定部署，暗中确定学生、教师、下层干部中的“右派”名单，只要刘真批准即可实施。

　　工作队和刘真刚进水院时，表面上是支持学生运动的，持不同观点的同学找上门，工作队是笑脸相迎的。7月11日，刘真与丁家显对话后，还亲自让丁家显在水院体育馆召开的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发言，让他提出了几个“为什么”。与此同时，工作队党委紧锣密鼓地进行抓“右派”的部署。

　　7月14日晚，天气闷热，各教研组、各班的“左派”积极分子，正集中在图书馆四楼开秘密会议，工作队党委书记刘真做了反击“右派”的动员。会后，部分人回去连夜抄写早已组织好的大字报，其它人通宵留在大会议室不让外出，以免走漏风声。

　　1966年7月15日一大清早，院广播台播放《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后，接着就播出《我们工人说话了》等工人的大字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抓“右派”运动正式开始。在工作队党委组织和指挥下，全院开展了揭发、批判、斗争“右派”分子的运动，有组织地炮制大字报，铺天盖地地出现在校园中，覆盖了全部大字报棚。大字报指名道姓地公布了大批“右派”分子的材料，有的虽没有扣帽子，人们一看大字报内容就知道这些人在劫难逃了。有一部分首先发难的“反右”大字报和后来几篇重头大字报，是马列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刘兴斌老师和他组织的马列教研室的一些老师，在工作队党委指派下早就写好了的。所有的“反右”大字报都由工作队党委组织起草并定稿，然后要求“左派”同学和临时指定的同学签上名字。

　　工作队党委和院党委把郭明正从“左派”队伍中清除出去还不罢休，他们急需分量更重的“罪行”将郭明正置于死地。只要是“革命”的需要，没有材料可以制造材料，没有证据可以编造证据，于是郭明正“持刀行凶”案被制造出笼。

　　郭明正“持刀行凶”案的真实经过是这样的：郭明正所在的6344班的餐桌在学生二食堂二楼，旁边是一排用木板隔出来的炊事员休息用房。1966年6月14日下午，同学们到食堂吃晚饭时，发现桌上放着一把炊事员遗忘的菜刀，郭明正也看见了这把菜刀，还顺便问了一句：“谁把菜刀扔到这儿了？”当时在场的还有班长董纪明、张耀先、王景昭，还有其它班的同学，大家都没有当回事，吃完饭后就各自离开了。

　　有的人却靠假话骗取信任，靠陷害无辜为自己铺路。高干子弟吴××同学就使不少同学吃了苦头。经过吴××的加工，事情竟变成郭明正同学拿着菜刀对“革命左派”张××同学说：“我杀了你！”其实当时张××还未进入“左派”队伍，对吴××的说法也不认可。但“政治”需要压倒一切，在工作队党委和院党委领导反复劝说和诱导下，张××按照上级领导的口径，将没有拿菜刀的郭明正同学说成拿着菜刀，将随口说“谁把菜刀扔到这儿了”变成对“革命左派”张××同学说“我杀了你”。

　　院保卫科整理的材料是这样写的：“郭明正伸手拿起了那把刀，在桌子上拍了两下，流露出杀人的凶相，恶狠狠地叫道，我杀了你(指张××)。刀在脖子边（几乎碰到了）就要砍下去。张××毫无惧色，当时在场的同学极为愤慨，张××怒视并冷笑，并准备拼个你死我活，郭明正才未敢下毒手。”

　　在工作队党委和院党委的安排下，郭明正成了“杀人未遂”的“反革命分子”。而张××则成了在反革命屠刀面前“临危不惧”的“英雄”。在向另外两个在场人董纪明和王景昭取证时，董纪明坚持否认“持刀、行凶、杀人”，王景昭则根本不知道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但是，这些都无法挡住工作队党委和院党委逮捕郭明正的决心。

　　张茀承在行政大楼会议室召开部分“左派”会议，通知张××同学参加。张茀承在会上向大家介绍了张××，说他如何敢于与反革命分子郭明正作斗争，赞扬他是一个“在反革命屠刀面前不变色的英雄”。就这样逼使张××乖乖地就范，不说出事实真相。

　　7月15日早上，张××贴出了别人事先为他写好、要他照抄的大字报《我的控诉》。并且在7月17日上午召开的“全院师生员工批斗‘任—郭反革命集团’暨公捕‘杀人犯’郭明正大会”上照念。

　　会后张××对同学们说：“我本来也没有意识到要杀我，是组织的帮助，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提高了我的觉悟，才逐步认识到的。”事情经过非常清楚，根本不存在所谓“持刀、行凶、杀人”的事实，这是捏造出来的，然后诱导当事人认可。除当事人外，还有董纪明、王景昭这两个证人和其它班的同学，可是他们只要一个当事人的孤证，不要其它在场的证人的旁证，这就是院保卫科、省公安厅办的案。

　　过了将近五十年，张××给同班同学写信：“我和郭之间本不经意的一件小事，在文革中被人利用了，一再上纲上线！他本无伤我之心！我也无害他之意。都是那些小人从中挑事，害的郭受尽委屈，害的我成了坏人。”

　　为了制造7月17日逮捕郭明正的恐怖气氛，7月16日晚，6344班开始收缴“凶器”，小刀之类收了不算，铁锤、哑铃也收缴一空。

　　1966年7月17日上午，工作队党委在体育馆召开全院师生员工批斗“任—郭反革命集团”暨公捕“杀人犯”郭明正大会。首先宣布任乾健祖父的“罪行”，也就是其孙子任乾健的“罪行”。接着在全场肃杀的气氛中，两个背着冲锋枪的警察把郭明正押上了台。张××在工作队党委的高压下被迫上台作伪证，指控郭明正同学：“恶狠狠地拿着菜刀对我说，我杀了你。”随后一位湖北省公安厅官员宣读逮捕杀人犯郭明正的文书，念毕，清脆的咔嚓声中，郭明正在台上被戴上了手铐，事前一点不知情的他脸色顿时煞白。警察把郭明正从会场舞台押下来，推进囚车，警车随即绝尘而去。

　　工作队党委和院党委的全体成员都出席了大会，连很少露面的院党委书记张如屏也端坐在台上。工作队队长刘真说：“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郭明正是水利电力学院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成果，下一步还要深挖细查，把运动推向高潮，夺取水利电力学院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二系批判的是徐海亮同学和晏成禹同学，说徐在1962年就组织了反革命集团，向毛主席上“万言书”，要篡党篡政，想当总理，并且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捏造出徐和晏在二系组织了“徐—晏反党集团”，开了一系列黑会，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

　　工作队党委领导亲自到会指挥批斗学生。在宿舍楼前召开了批斗徐海亮同学大会，“左派”同学追问徐如何破坏文革运动，为何上书中共中央。“左派”同学义愤填膺地批判徐，声嘶力竭地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右派”徐海亮时的样子，使同学们恍惚感到正在低头挨斗的他真的就和那些老右派分子一样。系领导和政治辅导员们，正在楼上静静观战。二系“反右”的策划和组织者，是总支书记叶裕森，此吋他就在三楼走廊的窗口指挥。

　　张茀承副书记参加了6221班批判徐的小会，发表总结性讲话，慷慨陈词，他站起来厉声喝道：“徐海亮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三系批判的是刘静生同学，罪名是“极端自由主义思想”；还有李光文同学，罪名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极端自由主义”。

　　任乾健、徐海亮、晏成禹、刘静生、李光文等同学自“七一五”后都被控制起来，到哪里都有人跟着，他们失去了自由。

　　尽管工作队党委原意似乎是要控制打击面，只是“枪打出头鸟”，但不出一周，全院公开点名批斗的学生、老师已达一百多人，每个班里都有几个同学被控制起来，失去了自由。如三系6472班，7月15日当天就有蒋继清、刘绍美、王洪杰三人失去了自由，7月17日又增加了李启鑫，该班30名学生中共有4人被控制。三系还有一个同学谭伏生，运动前因对一些腐败现象不满，说过一些对刘少奇不满的言论，当时三系分团委书记张建成还与他多次谈话，帮助他解开思想疙瘩。学校把他看成神经病，但医院没有把他治疗好。“七一五”时，尽管没有公开点名批判谭伏生，但极端恐怖的局面对他的压力也非常大，有人说他与李光文都发病了，有人提出再把他送去精神病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尽管批评刘少奇已经成为革命行动，但谭伏生同学也没有能够解脱，跳楼自杀了。

　　原定7月中旬有横渡长江的活动，同学们早已准备了近一个月。7月16日，水院由工作队党委组织渡江活动。这一年渡江跟往年不同，往年渡江是以小班成建制地集体渡江，而这一天，工作队党委临时将一大批正在被批斗的“右派”同学、持不同观点的同学、被认为“不可靠”的同学从渡江队伍里粗暴地撤下来（包括女子民兵排的排长黄凤英，一位很正直的华侨同学）。不让参加渡江的同学，只能在班上呆着，不准外出。换上所谓坚定的“左派”同学，当时还没有分派，他们仅仅被当局认为是“左派”、“中左”、“可靠”的同学。

　　水院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教师队伍中的反右运动亦在同步进行。

　　极其老实厚道的留苏高材生张廷英老师，1963年从苏联留学回国，曾经诚恳地向组织交心，承认自己对苏共有过模糊的认识，对修正主义有过幻想，希望得到组织的帮助。1966年6、7月，他的交心材料被院党委和工作队抛出来，把他作为“修正主义苗子”来批判。在有组织的整墙大字报的围攻下，他数次找工作队党委申诉遭拒，加上他的妻子无法承受高压而反戈一击，揭发他在家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于是他在绝望之中独自进入办公室，用刮脸刀片割开颈静脉自杀，血流满地，惨不忍睹。他成为水院最先的自杀者。

　　物理助教罗守琳业务娴熟、平时不修边幅、自得其乐。工作队党委致他死命的罪状是：“五七年漏网右派”、“阶级异己分子（出身富农）”、“名利思想严重”、“只专不红”、“自命不凡”、“自称要超过爱因斯坦”，从生活到思想都被“揭发批判”。在看了被诬为“桃色小丑”的人身攻击大字报后，孤身远出，从长江大桥跳江自杀身亡。

　　当时，还有农水、抽水站、测量、水力学、电工、化学等教研室的青年教师在不同范围内被批判。于必禄老师居然被说成有“杀父之仇”的“右派”，大字报全院公开。马列主义教研室写了一大批长篇大字报，口诛笔伐所谓“右派”师生，一些教师的大字报，也横扫了一些已被摘帽的“老右派”教师、留苏的教学骨干教师、所谓有“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生活方式”的教职工。这些受到不公正批判、打击的教职工，普遍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同情和倾向于造反派学生，虽然鉴于身份，不太好直接参加造反派的组织。而思想包袱较少、前段运动积极向前的青年教师，后来成为造反教师的骨干。

　　学生里“左、中、右”名单，早在5月和6月初就已经拟就，无论他们造反或者不造反，都已经面临当“右派”的命运。不是造反导致了“反右”，而是失尽人心的“反右”引发了造反。正是经历了这个时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残酷镇压，在镇压与反抗的血与火当中才产生了造反派！

　　
第五节　水院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水院红卫兵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转移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接过“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另搞一套，操纵和利用官办红卫兵，高举着“红五类”的招牌，高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抡着血统论的大棒，大打出手。揪“黑帮”，抓“右派”，打“反革命”，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整“地、富、反、坏、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都由当地党委统一部署进行，抄家游斗的黑名单大多是当地党委指示当地公安派出所提供，一些地方还有当地公安派出所直接参与行动。在北京和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震惊中外的“破四旧”狂潮。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操纵和利用全国各地的官办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实施了砸牌子、改名字、毁字号，剃光头、剪裤脚、斩皮鞋、捣毁文物古迹、焚毁书刊字画、破坏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以“斗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名，对教授、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国民党高官、满清遗老以及地、富、反、坏、右的家庭进行抄家，没收为他们认定的“封、资、修”物品，如金银财宝、文物、字画等等，抓人、批斗、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示众、侮辱人格、关牛棚、动私刑、罚跪、捆绑、吊打、杀害等等，大搞打、砸、抢、抄、抓，大搞白色恐怖。他们用极其残忍的手段，任意迫害所谓“阶级敌人”，驱赶“黑五类”分子出城，强制遣送回原籍劳动改造。这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操纵和利用强势群体对手无寸铁的弱势群体任意施行残暴的迫害，是反人道、反文化的暴行，其行为确实带有很浓的法西斯色彩。

　　疯狂的打、砸、抢、抄、抓这股风很快就吹遍北京，吹遍湖北，吹遍武汉，吹遍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1966年8月下旬兴起的“破四旧”运动中，以武汉市中学官办红卫兵为主体，仿效北京官办红卫兵的行动，上街破“四旧”。武汉市委为支持官办红卫兵，决定改换所谓具有“四旧”色彩的街道、学校、工厂、商店的名称。此时，

　　抄家、游斗浪潮迭起，到处泛滥。事后据官方不完全统计，武汉共抄家21000户，抄出黄金110斤，白银1800斤，银圆26.7万块，现金与存款440万元。抄家、揪斗导致自杀案件112起，死亡62人，游斗致死32人。

　　1966年8月下旬，武汉水利电力院红卫兵成立，由省委领导授旗，水院红卫兵师副师长薛建枫同学接旗。水院红卫兵由清一色的“左派”同学组成，另外吸纳少量的党团骨干及靠拢“左派”的积极分子参加。水院红卫兵由院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这时造反派红卫兵还没有产生。

　　1966年8月27、28、29日，水院红卫兵在院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进行了大规模的抄家和揪斗活动。个别人还宣布说：“动作过火不要紧，矫枉必须过正”。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有一位教授郭暄，在美国留学十年，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专家。水院红卫兵押着郭暄教授游街示众，强迫郭暄教授鸣锣高呼：“我是反动学术权威！我是草包黑帮教授！”有些同学还把郭暄教授的爱人身上泼满浆糊，在其身上贴上标语，挂着“地主婆”的黑牌子，跟在郭暄教授后面游街。薛建枫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赶到现场制止，并严肃地批评了这些同学。

　　抄家三天，抄到的东西着实不少，有金银财宝、书籍、字画、生活用品，如郭暄教授从美国带回来的电热毯，当时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一通电就会发热。那时没有暖气，没有空调，这是很令人好奇的。从郭暄教授家中还抄出金元宝、金条、一支黄金做成的金笔。抄家的“战利品”中还有老战友送给张如屏院长的一支猎枪，被认为是做官当老爷、变修的证据。抄来的物品，堆放在行政大楼三楼会议室办展览，组织参观,一方面让大家受教育，另一方面展示他们破四旧的成果。这种情况，类似1950年冬土改时期农民协会抄地主家的浮财。

　　抄来的物品是怎样处理的，就没有详尽的记载了。据反映，有些金银细软没有退回原主，张如屏院长的猎枪也未退回，找了好久也未找到。这支猎枪是他的一个战友送给他的，他很珍视这支枪，直到老院长离世也没有找到。有些东西找不到了，也没有认真追查。

　　当时还把留苏教授的文凭都烧了。

　　“破四旧”时，湖北省委曾经指示武汉一司派人去保护古迹文物。薛建枫亲自带领水院红卫兵到汉阳保护归元寺，把归元寺和五百罗汉妥善地保护下来了。

　　但是也有一些古迹、文物遭到了破坏。卓刀泉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墓被挖掉，洪山宝通寺大雄宝殿内，文化大革命前夕刚塑好的一殿菩萨荡然无存。

　　水院红卫兵还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及其家属集中起来，天天监督劳动改造，随意批斗。

　　副院长梁百朴，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院文化革命委员会组织人到九峰山公墓把他父母亲的坟墓给挖了，坟前种的树给砍了，还作为“破四旧”的成绩，拍了相片在校园内张贴。

　　
第六节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当时，在十三级以上高级干部的子女中，绝大部分人从小受到父母的严格教育，能够保持艰苦奋斗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革命传统，在学校里、在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发挥着先锋和模范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受到父辈的牵连，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和磨难，但是他们始终怀着一颗对祖国、对人民、对党、对毛主席赤诚的心，经风雨、见世面、受冲击、得磨炼。他们是新社会的精英，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但是，也有极个别人随同父母自居“英雄好汉”行列，尊贵的社会政治地位和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使他们从小养成了唯我独尊的狂傲心态，产生了视天下为自己囊中之物的狂热私欲，并且有着浓厚的封建世袭观念，他们渴望成为各级政权的当然接班人。在本书中，把那些极个别人称为“极个别害群之马”。

　　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极个别害群之马”，当认为会有碍于满足自己狂私欲的时候，连自己的亲爹也打几个耳光，打断几根肋骨，照打不误！亲爹不认！亲妈不认！六亲不认！如果那些“极个别害群之马”实现了自己的狂热私欲，那天下还有谁人可以逃脱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仅仅被视作那些“极个别害群之马”的“同盟军”而已。

　　在阶级路线被严重扭曲的年代，所谓“红五类”人群事实上并不享有“红五类”的光环。“阶级路线”在用来对付“麻色”人群和“黑色”人群的时候，会显得冠冕堂皇。但是，在用来对付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做到“绝对听话、绝对服从、绝对驯服”，或者胆敢反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红五类”人群的时候，就显得遮遮掩掩了。

　　历史的事实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副对联的炮制者、那些“极个别害群之马”，对于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做到“绝对听话、绝对服从、绝对驯服”，或者胆敢反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群，不管你是“红五类”人群，还是“麻色”人群或是“黑色”人群，通通给予残酷镇压。“阶级路线”成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政策，是一道自欺欺人的伪命题。

　　对付一些不那么听话、不那么服从、不那么驯服的“红五类”子弟，对付一些胆敢“犯上”的“红五类”子弟，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副对联的炮制者、那些“极个别害群之马”，釆用了比对付“反动混蛋” 严厉百倍的镇压手段。“反动混蛋”们早就被打得灵魂出窍，任由宰割，离“睡在我们身边的小赫鲁晓夫”渐行渐远，不足为患；而造反的“红五类”子弟桀骜不驯，更加可恶可恨，更加像“睡在我们身边的小赫鲁晓夫”，实在是心腹大患。

　　武汉钢二司的司令杨道远是贫农子弟，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学生党员，他先后被判刑27年，比其它被判刑的武汉钢二司的头头和骨干判得都要重，比姚文元判得还要重。

　　武汉钢工总的头头胡厚民是贫苦独劳子弟，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工人党员，他被判刑20年，比其它被判刑的武汉钢工总的头头和骨干判得都要重。在法律面前是不可能人人平等的。所谓的“红五类”、所谓的“阶级路线”，都是拿来欺世盗名的骗人工具。

　　那副对联从反面作出了回答：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第七节　“两条路线”与“五十天”

　　刘少奇趁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掌握中央领导权的机会，大派工作组去大抓五届大学生群体和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右派”分子。极少数享有特权的高干子弟，抢先成立了官办红卫兵（实际上是“保爹派”、“保妈派”），以“破四旧”的名义掀起打、砸、抢、抄、抓的狂潮，甚至出现满大街的剪辫子、剪裤子、砸皮鞋等荒唐的“革命行动”。他们大肆破坏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大肆毁坏中华民族珍贵的文物和古迹，在从首都北京到边远地区的全国范围内横行霸道，肆意批斗、凌辱、殴打、残杀大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普通教师、学校领导、岀身不好的同学，以及被他们打成“黑五类”的无辜的城市群众和农村群众，制造了史无前例的“红色恐怖”！

　　对于当时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来讲，此时对五届大学生群体的残酷迫害，是否必然会发生？是否很有必要？是否非常及时？对于五届大学生群体来讲，此时对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抗斗争，是否必然会发生？是否很有必要？是否非常及时？答案都是毫不含糊的：是！

　　原载电子杂志《史实与求索》第4期

reading · 发表于 2017-10-27 04:34:49

《赤子》节录：第四章　造反有理
第四章　造反有理

第二节　反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10日，水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水院体育馆召开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丁家显主持大会，张茀承副书记等当权派被邀请参加大会并坐在主席台的一侧，另一侧则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领导者。参加大会的师生有近千人，除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参加外，中间派同学去得比较多。会上介绍了中央有关领导的讲话和北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各战斗队代表讲话，表决心，誓死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到底。最后，张茀承副书记讲话，承认运动初期犯了错误，向被伤害的革命群众赔礼道歉，诚恳接受革命群众的批评，愿意与革命师生一道把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会场由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维持秩序，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

　　这是一次成功的大会，它在水院的文化大革命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宣告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正式登上了水院文化大革命的舞台。从这次誓师大会开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主导水院的文化大革命，队伍越来越壮大。

　　10月13日，工作队党委召开全院大会，贯彻《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给运动初期反右中被整的同学平反----销毁黑材料。会上，主持者宣布为任乾健、徐海亮、刘静生等人平反，要当事人上台领取被整的材料，但没有人上台，麦克风前有人小声问：“人呢？”黑材料早已被复制转移，这次大会明明是在作秀骗人，后来不了了之。

　　水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坚决不同意由工作队执行的平反，坚持要彻底批判湖北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要“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给自己恢复名誉”。

　　王新民同学回顾郭明正事件时说：“在‘四清运动’中‘向党交心’时，我听过郭明正的‘典型发言’。他是讲过心灵深处的一些‘阴暗面’，但当时组织上强调‘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装档案’。文化大革命初期，整郭明正的材料，正是来源于郭明正的‘典型发言’。太不得人心啦。郭明正事件发生的那天，碰巧当时我也在场，根本就没有‘杀人未遂’的丝毫迹象。所以工作队党委和院党委把郭明正打成现行反革命并公捕入狱，我从内心反对。”

　　侯建华同学主持平反大会，宣布为郭明正同学平反，这对水院五届大学生群体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水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集中精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力宣传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力宣传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大力宣传北京和全国的形势，争得了革命的人权和合法的地位，团结了中间派和曾经被封为“左派”的大多数同学，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展壮大并最终成为多数派，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2月下旬，黎良能同学为二系的“徐—晏反党集团”平反，他拿出一大卷从院党委抢回来的黑材料给当事者，但都是复写的材料，显然官方还另有备份，即使把这些复写的材料销毁了，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黎良能只能够在形式上公开宣布给徐海亮和晏成禹平反。给其它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同学的平反工作，也只能大体上这样做。

　　1966年10月底，有一天晚上，有人发现行政大楼内某单位有人在烧东西，报告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丁家显立即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到行政大楼，发现是在烧黑材料，于是要当事人交出还没有烧掉的黑材料。但对方否认有黑材料，丁家显同学下令撬开柜子，搜出了很多由各系党总支上报的黑材料。这对院党委、各系党总支来讲是很被动的。黑材料是院党委把革命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的铁证，也是院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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