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云 杨勇在文化大革命中（节选）

tuffy05

杨勇在文化大革命中（节选）

舒云  http://www.linbiao.org/forum/viewtopic.php?f=7&t=90


　　◇　先是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被抓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２日清晨，杨勇被抓。

　 　关于这个时间，有三种说法。一种普遍的说法是１月２１日，主要来自当事人回忆，没见到文字记载。北京军区大事记是说１月２２日，这个时间和很多人回忆抓 杨勇是个星期天吻合。抓廖汉生是个星期天，抓杨勇也是个星期天。也许抓杨勇的人是１月２１日夜里去的，抓到杨勇是１月２２日凌晨。第三种说法是老二杨冀平 说他记得很清楚，他是和父亲同一天被抓的，那就是１月１９日。因为１月１９日是他的生日，所以给他印象很深。关于父亲哪一天被抓是他事后才听说的，也可能 有误。好在早一天晚一天没有更多的意义，但杨勇被抓这是不争的事实。

　　１月１９日，在矿院附中读高三的儿子杨冀平被抓了起来。这是他第 二次被抓。杨冀平一共被关进监狱三次，第一次是１９６６年底，他和同学去地质学院看大字报。那天正好地质学院斗彭德怀，怀疑他们要抢人，就把他们送到半步 桥第一监狱。一问三不知，关了几天放了。第二次被抓与杨勇被抓似乎没有更直接的联系，是个偶然。

　　但偶然中有着必然。

　　那天晚上，北风像狼一样不停地嚎叫，叫得林彬坐卧不安。

　　就在十几天前，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就是开着会时被造反派抓走的，事先几乎没有更多的征兆。实际上是有征兆的，早已剑拔弩张，只不过当事人不知道罢了。

　　对于北京军区来说，文革开始的第一件大事，是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一般的参谋干事恐怕不知道，领导层的秘书们、部长们都有所闻。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北京军区负责现场组织，杨勇和廖汉生都上了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对他们说，林副主席说北京军区封锁他。

　　毛主席说得相当严肃，并不是开玩笑。

　　杨勇和廖汉生都猛一下愣了。

　　这话从何说起？

　 　以后杨勇到沈阳军区任副司令员，来京西宾馆开边防会议，在抗美援朝中担任王平秘书的李子平也正好在京西宾馆开会，就去看他。杨勇说我在北京军区当司令 员，军事上向总参请示，政治上向总政请示，不能直接到林彪那里去报告。不是说林彪垮台了，我就说他不好。我哪有胆量反对他，我只是按组织原则办事。

　　封锁林副主席，又是由毛主席说的。也就是说，北京军区在封锁毛主席。再进一步推理，你封锁领袖，你是想搞……政变吧？

　　这还了得！

　　回来在常委中传达，大家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马上查。

　　翻箱倒柜查了好久，没查出个所以然来。

　　机关业务部门对总部的业务部门，大事小事都有请示报告，封锁从何而来？

　 　谁敢去问？你没有办法去追问在什么事上封锁。党办秘书说，是不是因为电报的问题？各大军区给军委的请示报告都是电报，而北京军区挨着近，就没走电报，而 走文件。机要部门有这样的习惯，电报的规格比文件高，电报不管大事小事，一律送中办。而文件就要挑挑捡捡，有很大一部分就送不上去。

　　再也找不出其它原因了，只有电报这一说有几分道理。以后北京军区规定，凡是给中央的报告，不管大事小事都走电报。

　　尽管亡羊补牢，但在毛泽东那里，已经明显对杨勇、廖汉生政治上不信任了。

　　波及北京军区的第二件事是炮轰贺龙。廖汉生和贺龙有亲戚关系，廖夫人又是杨尚昆的妹妹，贺龙被抓了，杨尚昆也被抓起来了，他能跑得掉吗？

　　北京军区大事记有这样几段。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第七天，北京军区常委会第９１　次会议决定，各军级单位以上的机关从９月开始文化大革命。这时，军区已成立文革小组，并对师以下部队保持绝对稳定提出了措施。

　　８月３１日下午，北京军区接到军委和总政关于暂缓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立即向各军级单位传达，转入正常工作。

　 　９月１日，军区常委第９３次会议确定，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凡没有开始的，暂不开始。已经开始的，立即停下来，争取９月５日转入正常工作。以后什么 时间再搞，听候军委通知。京外单位由杨勇、廖汉生、郑维山分别打电话讲清。步校、军区宣传部、文化部、报社、文工团的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

　　通知终于来了。

　　１９６７年１月７日，军区常委第１２０次会议召开，决定军区司政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于９日开始。更耐人寻味的是，决定由陈先瑞、宋玉琳等组成一个班子抓工作。

　　这就是说，已经把杨勇、廖汉生排除在外了。

　　粗粗一算，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到１９６７年１月７日，总共１３５天，刨去半个月的节假日，在１２０天里，开了２９次常委会，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召开一次。

　　接下来，８日９日没有记载，１０日记了一个手榴弹试制的情况。１１日到２４日，又是空白。２９日，周恩来、徐向前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北京部队几个群众组织，包括燎原、新燎原、重上井冈山、火炬、星火、革命青年及革命敢死队等，并作指示。随同接见的有郑维山。

　　再接下来是军区党委报告，军区已开展文革单位３９个，１月８日揪廖汉生，１月２２日揪杨勇，群众开大会批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正走红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忙得不可开交，每天晚上都要碰头，解放军报社有人参加。挂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头衔的江青在会上对军报的人 说，北京军区是一潭死水，廖汉生是贺龙的死党。她要军报去北京军区把廖汉生揪出来。解放军报社觉得揪北京军区政委，这么大的事，好像儿戏一样，心里没底， 就按兵不动。

　　过了几天，江青沉下脸又问，怎么还不去？

　　这下不能稳坐钓鱼台了，军报总编唐平铸等人连夜回到报社， 写大字报，因为没有多少实质内容，字写得苹果般大，凑了几大张。主要是说廖是贺龙的人，那时贺龙已经被揪出来，说是他要搞“二月兵变”。大字报写好，大半 夜的找不到人签字，就把夜班编辑全喊来。当时一个夜班编辑邵一海说，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总编让在大字报上签个名，就签吧。这样，大字报上签了一堆名字。 事先总政通知了北京军区，说有人要到军区贴大字报，要军区协助张贴。如果不是这样，他们怎么能随便进入警卫森严的办公主楼呢？一群人连夜驱车到了北京军 区，把大字报挂到办公主楼门厅的横梁上，垂下来，洋洋洒洒，很有气势。

　　天一亮，北京军区轰动了。

　　副政委陈先瑞在 大厅看到大字报，问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发生了什么事？傅崇碧摸摸突然长出来的胡子，伸了个“八”字，什么也没说。陈先瑞没明白是什么意思，也没再问。当 时军区宣传部干事李奎祥回忆，早上他正在政治部食堂吃饭，某副政委的秘书对他说，主楼贴大字报了。他匆匆吃了几口饭，就和某秘书一起去看。

　 　大字报是星期六晚上贴的，天一亮，是星期天。按说星期天办公楼除了值班的，没有什么人，冷冷清清。可那一天早上，人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大院都 知道了。那个时候，只要穿着军装，战士也可以自由出入平时戒备森严的办公楼主楼看大字报。北京军区大院跟全国一样，都已经是一堆干柴，谁不响应伟大领袖的 号召呢？一点火星马上燃烧起来。转眼，大字报把办公楼糊了个满，大院的墙上，马路上也全是大字报。你革命我更革命，有人大喊，把廖汉生拉来斗，一句话，马 上得到响应。

　　廖汉生在哪儿呢？

　　在那种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星期天不星期天的概念了。

　　此时，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正在卫戍区参加军区常委会。

　　文革一开始，北京军区搞了两次“四大”，很快有军委八条，就停止了。因为远离市区，军事院校的学员想冲击比较困难，但还是有冲进来的，甚至常委会也敢冲。闹得常委会想开会却没安全地方，于是，不得不挪到庆王府的卫戍区开会。

　　江青一伙酝酿抓廖汉生时，廖汉生正在张家口参加四好连队总评，通知让他回来。常委会由第一书记杨勇主持，他正传达军区文化大革命中各单位要抓好日常工作。没讲几句，文工团的一群人闯进来，大喊大叫要廖汉生去看大字报。

　　会议停下来，大家面面相觑。

　　谁也不说话。

　 　谁也不说话，一直冷场，这个会还怎么开？组织部部长董奋那时还兼党办职务，所以也参加了常委会，他小声嘀咕了一句，我看这个会开不成了嘛。副政委张南生 挨着董奋，其实他听清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人打破僵局，他马上说董奋，你说什么？你再说说。本来董奋的话是在嗓子眼里，别人没听见，让张南生这么一喊，所有 的人都瞪着董奋，看他说什么。董奋不好意思，不敢说了，又不能不说，我说这个会恐怕开不成了。为什么开不成？张南生不知道主楼贴大字报的事情，在座的好多 人也还不知道。董奋不得不说，不是夜里贴了大字报了吗？以后说董奋泄露天机，查了他很久。本来部署抓廖有一套，让董奋打乱了。

　　廖汉生马上明白，说我什么时间来军区，工作多长，大家都知道。

　　然后他站起来，说好吧，掏出一个小本交给秘书，保险柜钥匙也掏了出来，最后把衣服上的几个兜底都掏出来，让大家看他一无所有。

　　杨勇主持会议，但他没有力量阻止，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廖汉生自从贺龙被抓，就明白自己实在是岌岌可危。看大字报是假，被捕是真。

　　押着他看了大字报后，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明白了。

　　整个事件都发生在大夺权的１９６７年１月８日。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杨勇和廖汉生出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廖汉生回忆，一天晚上１２点，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旁边的一个厅里正在召集军队各大单位负责人开 会，这是个打招呼会。传达人说毛主席下了决心，写了一张大字报，晚上把我叫去，交给我，让我向大会传达。后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次交给 我。现在毛主席已经下决心，要改组政治局常委。

　　那么接下来，下边是不是也要改改组呢？

　　进入１９６７年以来，中国大乱，上海的“一月风暴”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一向神圣不可侵犯的军队也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冲击，数千学生冲进沈阳军区大院，殴打警卫战士，副司令员唐子安也被打成重伤。南京军区八名领导同志的家被抄，两名部长和一名副政委下落不明……

　　廖汉生被抓以后，代总长杨成武来到总政翠微路招待所，临时召集北京军区领导开会。他当着杨勇和北京军区其他领导的面，说杨勇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事情说不清，你今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明天就可能不是。但闹得那么快，采取那样的阵势，是军区大多数干部包括杨勇没有想到的。

　　◇　神秘的“星火燎原”

　　廖汉生被抓两个星期后，又是个星期天，风云突变，同样的厄运轮到杨勇了。和廖汉生的罪名差不多，只不过把打倒贺龙换成了打倒萧华。

　　以后“九大”会上，毛主席说杨勇很能打仗，很有功嘛，怎么回事？怎么是“三反分子”？他是什么“三反分子”啊？

　　杨勇被抓明明是江青一伙的指使，听毛主席一说，江青却马上反咬一口，陈伯达也马上推了个干净，说这个事情我们不清楚。

　　有一天，从城里开到军区的班车在平安里那一站停靠时，上来一个小伙子，塞给车上人一卷传单，什么也没说，就下车了。这个神秘的小伙子是谁？哪个单位的？没人知道。事后也没有查出来。传单上署名“星火燎原”战斗队，煽动北京军区揪出杨勇。

　 　关于“星火燎原”，还真搞不清怎么回事。据军区的老职工回忆，那时有个“星火”战斗队是军乐队的，还有个“燎原”战斗队是文工团的。体工队解散了，处理 冰刀冰鞋三毛钱一双，要不体工队也要有个什么战斗队。文工团的“燎原”又分新“燎原”和老“燎原”，老“燎原”是保皇派，新“燎原”是造反派，燎原来燎原 去，搞不清怎么回事。

　　就是这个自称“星火燎原”的战斗队，曾在一个月内横扫了三个大军区，他们冲击了北京军区司令部大楼，砸开了档案 室，要查抄“华北党”。杨勇命令警卫营把这批人“请”进地下室。康生告了御状，很快毛泽东让秘书要通电话，杨勇嘛，听说你下令抓人了？杨勇听出毛泽东明显 不高兴，说报告主席，今天上午有人强行冲击办公楼，威胁到核心机密。我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允许他们来，所以……

　　毛泽东缓了缓口气，好嘛，马上放人吧，就当成一次防突袭演习吧。

　　徐向前说，杨勇是个好同志，是员战将，对党忠诚，待人诚恳，善于团结干部，对下级从来不摆架子，不论在战争年代或和平建设时期，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样的好同志怎么能成“三反分子”呢？

　　在北京军区和杨勇打交道最多的作战部里，很多人不理解。时任防空科科长的张华夫在运动中是个逍遥派，他回忆说，星期六回家，星期天去了作战室值班，吓了一跳，怎么军区司令就被抓了？很多参谋也是同感，杨勇那时经常到作战室来，话不多，但办什么事很干脆，为什么要抓他？

　 　当时政治部是个“翻江倒海”战斗队，司令部是个“红旗攻坚”战斗队，这两个战斗队伙着去京西宾馆抓的杨勇。这边，某副司令召集四个副参谋长在作战室开 会，传达抓杨勇。当时文革很乱，但作战部尤其是作战值班还在坚持，某副司令对作战值班参谋说，半夜开始行动，要值班参谋把作战部的人都叫起来。

　　抓杨勇那天晚上，作战部是防空科的参谋刘建林值班，一个司令怎么能随便抓呢？刘建林给军委打电话，说他们好多战斗队要揪军区司令员。军委答复，现在还没有发现问题，不能揪斗。以后作战部开会，举行表决，刘建林投了反对票。

　　作战部的几个人去了京西宾馆，但没找到杨勇。

　　张华夫奇怪极了，怎么都是军事干部，没有一个政工干部，是不是搞政变？

　　以后，杨勇到总参工作，他没有去追究北京军区文革初期的事情。他说，我自己也不知道北京军区是怎么乱的，连我被抓都不知道是怎么抓的。

　　据徐向前回忆，１９６７年１月间，叶剑英忽然对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说，杨勇恐怕保不住了。

　 　京西宾馆会议刚结束，北京军区的“造反派”就开始行动了。他们漫天贴出大字报，“杨勇何许人也”，１月２３日，战友文工团的某些人跑到徐向前门口高呼 “打倒杨勇”的口号，要徐向前接见，不接见不走。徐向前接见了他们，说杨勇有错误可以揭发，但要掌握政策，“烧而不焦”，不能打倒他。

　　但此话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

　　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对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有一条，军队与地方不同，不能乱，搞了一辈子军事，晓得军队乱套不得了，涉及国家安全，担忧得很。这一点，他与军委秘书长叶剑英的意见是一致的。

　　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杨成武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由徐向前担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徐向前有点吃惊，万万没想到这副担子要他来挑。沉默一会儿，徐向前说，我多年有病，身体不好，对干部情况不了解，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干不了。

　　杨成武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

　　听到是江青提议，徐向前更加莫名其妙，就说，我的确干不了，你还是把我的意见报告毛主席吧。

　 　回家后，徐向前和夫人黄杰反复琢磨，为什么江青忽然提议？不知出于什么用心。平时与她毫无来往，只是在延安住柳树店和枣园时，见面打打招呼而已。她那时 照顾毛主席的生活，毛主席找徐向前谈工作，江青极少在场。想来想去，既然毛主席已经决定，恐怕推是推不掉的。后来，徐向前见到毛主席，当面表示自己确实干 不了，请主席另选贤能。

　　毛主席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

　　徐向前只好硬着头皮干了不到三个月，免职后连说谢天谢地。徐向前说，焦头烂额，每天抽两包烟都不够，比过去打仗还疲劳。

　　１月１０日，江青派人送来全军文革小组的名单，及改组军委文革的通知，征求徐向前的意见。徐向前看后提出三条：

　　（一）新的全军文革未成立前，是否请中央文革出面，先与各派群众代表座谈，交代一下政策。

　　（二）要讲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军队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不行。尤其是海、空军要随时准备战斗，指挥失灵了不好。现在有些机关干部，要求成立“战斗组织”，机关如果形成几派，就不好办了。

　　（三）部队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议在适当范围内讲一讲。北京军区抓了廖汉生，又要抓杨勇，空军也把王辉球、成钧、常乾坤抓走。这个问题应研究解决，否则大家心里没有底。

　　这一番话很清楚地说明徐向前对为什么抓廖汉生和杨勇根本就不知道。

　　他是被某些人用来当“傀儡”的。

　　◇　大闹京西宾馆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２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 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蜂、张涛、和谷岩等。下设秘书组、简报组、机关组、院校组和联络站，办公地点在三座门。

　　没几天，围绕批判和揪斗萧华，发生了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陈伯达接见某派群众代表，公开点了总政主任萧华的名字，说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当即总政就混乱起来，有人刷大字报要打倒萧华。周恩来马上出来辟谣，消息传到毛主席那里，江青紧张了，派人连夜把打倒萧华的大字报覆盖起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以为事情已经平息。

　 　徐向前回忆，１月１９日下午，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会，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争论起来，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几个老帅认为不能，江青、陈伯达、 康生、姚文元认为军队不能特殊，应和地方一样开展“四大”。双方僵持不下，叶群说要发言，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份稿子，念起来，内容是批判萧华，说萧华反对林 副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陈伯达、江青也说了萧华许多坏话，江青说，萧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 思？

　　徐向前以后说，接着几个人发言，都有发言稿，显然这次批萧，是事先预谋的，对我们搞突然袭击。因为军委从未讨论过批判萧华的问题，我们又不知道江青、叶群代表谁的旨意。事关重大，所以我在散会时宣布，今天的会议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一条纪律。

　 　但是，会上又讲要在北京开万人批斗大会，给北京军区分配了参加人数。杨勇很为难，他知道萧华红小鬼出身，根本没有问题，战争年代，他们曾搭过伙计，一个 团长，一个政委。虽然时间不长，只有几个月，却结下了很深厚的友谊。杨勇常说，萧华有才气，他的《长征组歌》写得多好。杨勇被关起来后，加在杨勇头上的罪 名就有一条支持了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的创作演出。可是，要调动部队参加万人批斗大会，又不能不布置，个人根本无从选择。

　　北京军区常委扩大会还没开完，消息走漏。当晚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连夜坐着卡车去萧华家，和总政文工团的一些人抄了萧华的家。没抓到萧华，把萧华秘书李圭抓起来了，文件也搞走了。

　　萧华从后门走脱，跑到徐向前家。

　　可徐向前家门口有两卡车群众，萧华又转到傅钟那里，坐车去西山住下，才免遭揪斗。徐向前得知此事后，当晚责令全军文革立即追查。

　　第二天上午，继续在京西宾馆开军委碰头会。

　　江青到得很早，她故意问，总政主任怎么不见了？躲到哪里去了？

　　这时，萧华来了，说了昨晚抄家的经过。徐向前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掉到地上。叶剑英也拍了桌子，他气愤地说，萧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

　　在２月１５日、３月３日会议上，周恩来和老帅都严厉批评了冲击萧华、冲击总政、冲击军队的恶劣行为，明确提出要保萧华。

　　这以后成了大闹京西宾馆事件、“二月逆流”。

　　但这与杨勇有什么关系？

　　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林冲卖刀，误入白虎堂。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总之，没有任何道理，杨勇被抓。

　　以后杨勇恢复自由，要找１月１９日的记录本。但是，记录本已经在抓杨勇的那天晚上就被上边收走了，杨得志那一天的笔记也被收走了。

　　杨勇被抓后，萧华没多久也被正式打倒。

　　◇　山雨欲来风满楼

　　事情就这样，两面全是刀。

　　这中间，有这么一件事，毛主席第六次还是第七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贺龙、杨勇、廖汉生都在，毛主席对杨勇说，你会搞阳谋，不会搞阴谋。回来的路上，杨勇问警卫员小孙，主席这话是什么意思？

　　小孙说我也搞不清，您跟罗瑞卿、贺龙都是工作关系。

　 　在此之前，１９６６年夏天，天很热，海军学院副院长王晓到北京开会，他和老伴去看杨勇，好几年没见，自然聊得很热闹。那一天，正好王平夫妇也在。到杨勇 和王平相继被打倒后，王晓的这次串门被说成是为杨勇和海军政委苏振华牵线，说杨勇把手伸到海军。一切都过去以后，王晓又见到了杨勇，说起这件事，说我不该 去，给你们添麻烦了，让你吃了很多苦头。

　　杨勇说，哎呀过去的事，不提他了，大家都一样。

　　１月中旬，杨勇从石家庄看地形回来，正在京西宾馆思考华北地区军事演习的细节，他感觉到了可能大难临头，但又坚信自己不会大难临头。

　 　造反派要揪副参谋长马卫华。马卫华正在北京医院住院，造反派问杨勇，杨勇没说。夜里１０点多，司令部造反派押着副司令员萧文玖去揪马卫华，出了南营门。 小孙对杨勇说，这事不大对头，你在主楼，我去看看动静。这天晚上，江青要来北京军区看大字报，杨勇走不了，怎么办？小孙说，穿上大衣，从后面到空军的雷达 站去，躲开她。夜里１２点１０分，秘书找杨勇找不到，问小孙在哪？说总理在福建厅要找杨勇，３点要赶到。杨勇说，反正我没问题，绝对不能把马卫华推出来。 到夜里２点多，杨勇说走吧，小孙说怎么走，自己的车不敢动，从军区车队要个２１２吉普，去了人民大会堂，然后到了京西宾馆。

　　阴云越来越浓，搞不清的事情也越来越多。

　　１月１８日，被抓的前三天，杨勇早上起来，下楼吃饭。杨勇在电梯里碰上几位将军，平常关系很好，见面总要开玩笑，这回人家理都没理，就当没看见。

　　杨勇吃了两口饭，上来，对小孙说，我绝对不反毛主席，我不是“三反分子”。

　　小孙说，司令员，我相信你。

　　这一天显得很长，平时不断的电话也没了，显得特别不正常。

　　杨勇很烦，吃饭也不吃，坐在那苦思苦想。

　 　他早知大事不好，１９６５年底上海会议罗瑞卿出事后，杨勇就知道自己也跑不掉。总政的文革开展得比较早，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在１９６６年的五六月间就被揪 出来，他的一大堆罪状中主要一条是支持和参与大比武。梁必业与大比武的关系哪里有杨勇与大比武的关系密切，大比武是在北京军区地盘上比的，如果大比武是罪 过，那么跑得了谁也跑不了北京军区司令员。

　　自从突然被通知去参加揪出罗瑞卿的上海会议，杨勇就有思想准备了。那不仅对罗瑞卿来说是一 场突然袭击，对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们也是一场突然袭击。杨勇接到去上海开会的紧急通知，带着秘书匆匆去西郊机场，在京的中央委员都来了，包括朱德。机场上 停着两架专机，一架大，一架小。专机顶着小雪起飞了，到上海时，上海正下小雨，这小雨小雪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一出机场就拉到锦江饭店，还没喘口气，马上 开会。总政某副主任的夫人召集陪首长来的秘书也开了一个会，说这次会议的文件不需要你们发，由总理秘书周家鼎负责会议文件，你们也不要过问会议上的事。平 时忙得四脚朝天的秘书们乐得轻闲，什么也不管，也不问，坐车上街转。

　　听到罗瑞卿反党，杨勇大吃一惊，那时他和罗瑞卿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心心相映，但怎么也看不出罗瑞卿反党，反而处处觉得罗瑞卿是忠心耿耿。所以，像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一样，杨勇没有表态。

　 　没有表态在当时就非同小可，人家都在旗帜鲜明，只有你一言不发，后果是很能想得到的。１９５９年的庐山，杨勇既没有提过激口号，又没有对反彭德怀加以评 论。虽然平安无事，但这件事是记着账的，要不后来怎么会成彭黄漏网分子？上海会议又不表态，一而再，再而三，杨勇知道自己已经危如累卵。但他仍然不能去无 中生有地伤害同志，宁肯自己也遭被打倒的厄运。就是被打倒后，杨勇还是坚持不批刘不批彭。他被押到裴堡农场，屁股还没坐稳，连队就召开了批刘大会，让杨勇 表态。杨勇说我这个人有错误，十几年脱离体力劳动，这次来连队劳动锻炼，有什么问题请大家多帮助。一句也没批判刘少奇。以后又让杨勇写批判彭德怀的文章， 他说什么都可以批，但彭总不能批，批彭总是不公正的。拖着，催急了就抄一遍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交上去。连长是大比武时的尖子，暗中帮他应付过去了。

　　乌云越垂越低，接下来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再接着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甚至廖汉生也被抓了，平静的北京军区也不平静了，杨勇感觉到自己在劫难逃。

　　果然一个星期后，厄运来了。

　　１月１９日早上，杨勇还是哪也不去，连饭堂也不去，让小孙下去打饭。

　　快到中午１２点半，来了个电话。

　　刺耳的铃声把小孙吓了一跳，是陈伯达打来的，说阿尔巴尼亚的巴卢库到中国了，让萧华去迎接，４点以前要找到萧华。

　　这明明是给杨勇出难题。

　　杨勇说怎么办？

　　小孙说，是不是问问傅崇碧？

　　好，你马上通知傅崇碧，限他半小时找到萧华。

　　那时，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能办到这件事，一问卫戍区，就能问到萧华的下落。果然，找到萧华，说他在叶帅家，杨勇这才放心。

　　杨勇思前想后，想了很久，仿佛明白了一些什么。

　　◇　雷一样的砸门声

　 　廖汉生被抓走的那天中午，杨勇破天荒回到家中，把炊事员、公务员等工作人员叫到一起，开了个会。杨勇家的工作人员就跟家里的孩子一样，他们听说政委廖汉 生被抓了，都惶惶不安，首长如果出事了，他们怎么办？首长的安危关系到他们自己的安危。杨勇说，廖政委是廖政委的问题，我没有事。我不反对党，不反社会主 义，不反毛主席……

　　工作人员心里有了底。

　　到晚上９点，杨勇对小孙说，把庐山会议上我的发言烧掉。他知道他没有批判彭德怀可能是一条很大的罪状。

　　一捆崭新的钓鱼竿也烧掉了。

　　以后，有人揭发小孙烧了几箱黑材料。

　　林彬也感觉到了大事不好，怕人家再给加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她把那些出国带回的字画以及历年来的照片都抱到锅炉房，烧了一锅炉。同时她把家里的孩子集中起来，原来北北和京京住在最后边的房子里，都把他们集中到大客厅。大客厅里空荡荡地放了三张床，一个角放一张。

　　从１月１９日开始，军区的大字报开始多了。到了２０日下午，小孙发现实在紧张，威胁特别大，他就上京西宾馆买了四条烟，还从家里把杨勇的换洗衣服拿来。

　　他对林彬说了自己的感觉。

　　林彬也有不详的预兆。

　　在此之前，家里早已紧张到极点，明摆着，“叛徒”、“特务”、“走资派”，一个一个战功赫赫的将军一夜之间成了敌人，会不会有一天轮到杨勇呢？越来越大的恐怖笼罩在那些天里。只要杨勇在家，尽管他越来越沉默，林彬和孩子们的脸上还是有了笑容，工作人员脸上也有了笑容。

　　尽管那笑容是很勉强的。

　　那些天，文工团战斗队的马头头老找小孙，粘着不放。找到小孙，就找到了杨勇。一天上午，文工团在主楼围住杨勇和小孙，要求在主楼贴大字报，杨勇没有同意

　　中午，杨勇说不能上主楼，得走人，上８５楼招待所。

　　小孙问，吃什么？
　　简单点。
　　多简单？
　　清汤面条。

　　下午造反派又围住杨勇，一直折腾到晚上６点才散去。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杨勇问小孙，有事吗？
　　到卫戍区开副参谋长以上干部会。
　　有通知吗？
　　秘书通知的……

　　早晨，杨勇从餐厅出来，准备去开会了，不知他心中是否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总之，他与平时不一样，特别想见一见孩子们。而这一天早上，还太早，孩子们都在睡觉，只有侄女沙瑞平过来了，正要进餐厅。

　　杨勇突然问，就你一个人起来了？
　　瑞平和京京住一个房间。
　　杨勇又问了一句，京京呢？
　　瑞平说，还没起呢。
　　那你们就好好呆着吧。

　　要是往常，杨勇就走了，而这次说完话，他还不走，一直用他那大大的眼睛盯着侄女。瑞平根本没想到这是伯伯被抓前的最后一面，她想走又不敢，就这样静静站了好长时间。其实杨勇这时也并不知道厄运在即，但他已经强烈地感觉到了什么，直到警卫员小孙催，首长该走了。

　　他才慢慢走了出去。

　　自从杨勇走出大门，就再也没进来。

　 　杨勇虽然没回来，但几个白天总算平静地过去了，就到了让林彬坐卧不安的那天晚上。那天一听说杨勇去京西宾馆开会，小儿女们都吓了一跳，该不是抓爸爸的会 吧？这个念头在孩子们心中跳动，却谁也不说出口。不会的，爸爸会像往常一样平安回来的。时间滴滴答答过去，都好晚好晚了，以前杨勇晚上开会，家人谁也没觉 得什么。但这一次不同，有了异常。

　　林彬明明知道总机不会给接，还是要通了京西宾馆。

　　果然总机不给接。

　　按说这没什么，每次京西宾馆开重要会议，都不让接电话。

　　她叹了一口气，放下沉重的电话。

　　半夜，雷一样砸门声响起，还没搞清怎么回事，门就被撞开了。一群人和门外那狼一样呼啸的狂风一起冲了进来。

　　京京和瑞平都被从床上惊起来，抄家的果然来了，她们首先想到的是几个古代小瓷人。那时还小，以为抄家就是抄四旧，小瓷人应该算四旧吧？

　 　哪里想到转眼工夫，整个屋子已经不叫屋子，像龙卷风刚刚过去，床上的褥子一层一层都被抖了个遍，衣服和书满地都是，办公桌的抽斗东一个西一个扣在地上， 保险柜的门也大开着。压在玻璃板下的那张大比武时杨勇、杨得志和毛主席合影的照片上，杨勇的脸上被打了叉。这在那个时候，是被打倒的标志。

　　林彬的心掉进了冰窖。

　　一群人围着她大叫，文件呢？杨勇把文件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快交出来！否则，我们要采取革命行动……

　　在那群大喊大叫的人中，有一些熟面孔。这些熟面孔，以前常常到家里来，那时是笑容如水流得满地都是的。

　　林彬大声质问，你们有什么权力抄我们家？

　　杨勇是“三反分子”，已经被揪出来示众，你们要和他划清界限……

　　抄家的人龙卷风般地走了。

　　天上的星星一颗颗消失了，天渐渐亮了，太阳受伤一般慢慢爬上来。

　　快中午时，跟杨勇一起去开会的警卫员孙启增回来了。

　　只有他一个人。

　　林彬听说小孙回来了，急忙出来，问首长呢？

　　小孙眼泪涌出来，说在卫戍区开会。

　　林彬不相信，那你怎么回来啦？

　　不让我去了……小孙望着到处被抄得乱七八糟的家，连自己屋也被抄了，实在忍不住，哽咽着说，林处长，我……我没有保护好首长，首长叫人抓走了……

　　话没说完，就放声大哭起来。

　　孩子们听说爸爸被抓，全都傻了。

　　林彬吩咐老三北北给小孙倒了杯水，让他坐下慢慢说。

　　◇　谁敢上来我就开枪

　　原来，一大帮人来抄家时，杨勇也在遭受劫难。

　　凌晨，几辆卡车开到京西宾馆楼下，车上跳下吵吵嚷嚷的一群人。杨勇的警卫员小孙自从廖政委出事后，睡觉老是睁着一只眼，他知道到非常的时期了。刺耳的刹车声把他惊醒，他悄悄打开窗户，正好听到一句。

　　杨勇住在里面，你们赶快上去。

　　小孙一看大事不好，忙叫醒杨勇，护送他直接坐电梯到地下室，从后门出去乘车驶上了长安街。

　　后面的车一直没甩掉，司机把车开进中南海。杨勇的车可以进中南海，后面跟着的车被挡在中南海门外。

　　于是，甩掉了尾巴。

　　小孙想，这时上哪呢？回家肯定是不安全的，军区办公楼更不能去，那都是自投罗网。去海军大院，找谁呢？在这种时候找谁都不行，还是上卫戍区吧。

　　小孙属于卫戍区管。

　　杨勇同意去卫戍区。

　　为什么同意去卫戍区？因为杨勇根本不知道是造反派还是上边要抓他。如果是造反派，那么卫戍区就可以躲一躲。如果要知道是上边的意思，不要说卫戍区，跑到天边也不行。

　　车子在街上跑了将近两小时，去了卫戍区。

　　打了一辈子仗的杨勇面对临近的灾难，束手无策。小孙给了他一点零钱，平时家里的账都是小孙管，杨勇身上没有一分钱。

　　这时，杨勇又一次说，我不是“三反分子”。

　　小孙说，首长，我相信。

　　抓杨勇的人在京西宾馆扑了个空，在中南海门口又被挡住。但他们知道杨勇上不了天入不了地，最终还是把杨勇堵到卫戍区的小礼堂里。

　　小孙举着顶上子弹的枪，横在门口，嘶哑着嗓子说，杨勇现在还是北京军区司令员，这个职务是中央军委任命的，我没有接到通知撤他的职，我的任务是保卫首长安全。没有上级命令，我不能交人。如果有人硬抢，我就开枪。你们谁不怕死，就来抓人吧！

　　闹闹嚷嚷的人群目瞪口呆，站住不敢动了。

　　他们知道警卫员是特别训练出来的，说打眼睛不打鼻子。

　　有人马上给北京军区挂电话。

　　北京军区一位负责人在电话里对小孙说，杨勇有问题，这是领导的指示，你交人吧。小孙眼泪涌出来，他不动窝，枪还在手里举着，但枪口开始朝下了。

　　杨勇轻轻推开小孙，从容走了出来。

　　小孙把买好的烟交给他，周围的人吓得一退老远。

　　事后有人说小孙给了杨勇一支枪。

　　那群人马上要把杨勇带走，食堂炊事员端着一碗鸡蛋面拦住了去路，说杨司令吃了早饭再走。杨勇点点头，吃完飘着油花的那碗面，站起来平静地和炊事员握手，什么也没说，跟那群人走了。

　　小孙看太阳老高了，怕家里担心，赶快跑回来报个信。他站起来，激动地对林彬说，我给首长当了四年警卫员了，我不信首长会反党、反毛主席……林处长，你应该去找李先念。

　　林彬说，小孙，你了解我，也了解首长，我们不是“三反分子”。

　　小孙说，林处长，你们不要难过，我马上回军区打听首长的情况，一有消息，我就来。

　　小孙整整衣服，给林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转身走了。

　　林彬也忘记让小孙吃了中饭再走。

　　那一顿饭，林彬和孩子们谁也没吃。

　 　小孙追到军区大院时，高音喇叭狂叫，那群人正在游斗杨勇，给杨勇戴上纸篓做的高帽，伸出来的铁丝尖把杨勇的头划破了。他们按下杨勇的头，让他认罪，承认 自己是“三反分子”。杨勇使劲把头抬起来，大声说，同志们，我杨勇一不反党，二不反毛主席，三不反社会主义。如果我有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

　　某人硬按下杨勇的头，使他的下巴重重地磕在话筒上。

　　鲜血缓缓地流下来。

　 　有一次三军参加的在北京军区露天舞台批斗彭德怀，拉杨勇和罗瑞卿、萧华、李志民、苏振华、刘震、吴克华等１０位将军陪斗，每个人都被两个大汉扭成喷气 式，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胸前挂着打着红叉的大牌子。被批斗的人中有一个摔倒在地，又被强拉起来。一位当年大院的小孩回忆，那天，会场上坐得满满的，人很 多，他们小孩就到处钻，印象最深的是坐在大筐里的罗瑞卿。

　　另一位大院职工回忆，怎么叫杨勇低头，杨勇就是不低头。

　 　那时，三天两头挨斗。每次挨斗，杨勇都是这态度，让他低头，就是不低。造反派找了几个大个的篮球运动员来按他的头，也还是不低头。以后，在北京的军队大 院里转着斗。每次斗，杨勇都是如此，不但不低头，还用眼睛四处看。他坚决不承认什么“三反”，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在军区小礼堂斗他，他大声质问，谁说 我是“三反分子”？谁说我是“三反分子”？有什么证据？

　　给杨勇安的罪名很多，其中一条是廖汉生揪出来，军区党委为什么行动迟缓？

　　杨勇说，我是书记，有什么事我负责。上面有军委，我要向军委报告，不是一下解决的……

　　有人粗暴地打断，不让杨勇再说下去，又问某次会议怎么怎么……

　　杨勇说，某次会议谁谁谁在，我当时是怎么说的。他当场问副司令员、副参谋长，是不是这样？

　　有人说，你反对一、三军团合并。
　　杨勇说，我不是反对一、三军团合并，我是对合并后的人事安排有不同看法。
　　有人说，你搞兵变。
　　杨勇说，我一个人能搞兵变吗？北京军区哪个军是我杨勇的？

　　确实，在首都动用部队有严格的规定，正常情况下，动用一个营，可以由军区批准。而在特殊情况下，不用多，一个班，也要经过军委。有一次，政委廖汉生在军区调一个班搞英模活动，还追查半天。

　　……

　　造反派哑口无言。

　　批斗会常常是这样，开不下去了，只好草草收场。

　　１９８２年夏天，河北省军区司令员张振川和爱人汤小薇听说杨勇动了大手术，来看望他。那天，杨勇谈锋颇健，他站起来笑着说，我给你们看看我挨斗的照片。

　　相册放在最高处，杨勇站在椅子上，还踮着脚，才从书架上拿下一本相册。

　　他一张一张翻给他们看。

　　这是我挂“三反分子”牌子照的，看，还在我的名字上打了大叉。

　　张振川看见，照片上还有些标语，彭德怀反党集团漏网分子，为反革命分子彭真效劳……他心里真不是滋味，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位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战功卓著的名将呢？

　　杨勇却谈笑风生，毫不在意。

　　因为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杨勇都坚信自己是无罪的。

　　◇　老天有眼，首长他冤枉啊

　 　杨勇被抓前，家里已经很紧张了，老二冀平在学校不怎么回家，他几乎和父亲杨勇同时被抓，家中的男子汉只有老三北北。藏书大都烧了，北北走前，挑出一些书 扔到房顶上，这使他以后的日子有了书读。事先已经来了几个人，把家中的箱子柜子贴上了封条。林彬怕有人抄家，北北闹起来，把老三北北放在她同事家中。所 以，抄家那天，北北不在。

　　老大杨小平从哈尔滨回来了，一看家被抄得不成样子，心里真不是滋味。

　　林彬说，你赶快走吧，别再牵连你。

　　杨冀平被无故关了１０多天，母亲林彬坐公共汽车去接他，他马上敏感到家里出问题了。他们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拐到街上的西安饭馆，吃了一顿饭，林彬讲了家里的大致情况。

　　当天下午，家里的工作人员除了小孙和老王全都被勒令走了。小孙是因为成了和杨勇一样性质的问题被强留下来的，炊事员老王是他自己决定不走。

　 　老王叫王文彬，是志愿军司令部的老炊事员，天津人，在朝鲜就给杨勇做饭，１９５８年随杨勇回国后，就一直给杨勇当炊事员。他比杨勇大一岁，杨勇很尊重 他，叫他大哥。闲时他常常找老王聊天，无拘无束，像是亲兄弟。有一次，老王发高烧，杨勇亲自打电话叫来医生，自己在一边守着，直到老王退烧后才去睡觉。

　　这么多年，老王和杨勇的感情很深。

　　以后杨勇说，老王是我的钢杆保皇派。

　　院子里很快贴出了勒令大厨师三天撤出的大字报，说如果不走，就不再开工资。老王说，我一个工人，我不管，不发工资就不发工资。

　　但是，不发工资怎么办？老王还要养一大家子人呢，只好走了。走之前，老王手把手地教孩子们做饭。临走，老王说首长他冤枉啊！老天有眼，共产党英明，像首长这样的好人不会老受屈，等他出来，我还要来给他做饭。

　　这话真让老王说着了，以后老王果然跟到新疆军区继续给杨勇做饭。

　 　杨勇被抓后，小孙的枪被收掉了，每天小孙走到哪都有人跟着，他被扣了很多帽子，说每年都要换警卫员，为什么你四五年不换？让他讲“二月兵变”。明明是无 中生有，却非要搞成真的。说１９６６年杨勇到天津读书班读四本哲学著作，实际是搞“二月兵变”，想推翻中央。李雪峰也在，还见到周扬，逼着小孙写东西。

　　小孙说，杨勇绝对不反文化大革命，隔壁的民主建国会住着好多串连的红卫兵，杨勇说一定要让他们吃好喝好，不能闹病。

　　造反派说，杨勇和罗瑞卿的关系不正常。

　　小孙说，不，正常，他们接触我都知道。我到罗总长家里去，都是传递文件，和贺龙也是正常工作来往。

　　杨勇生活腐化。

　　更没有了，杨勇基本不去跳舞，偶尔去一次，都是点个卯就走……

　 　可以说，专案组拿杨勇没办法，拿小孙也没办法，警卫员都是挑了又挑，查了三代，由组织上派的。审了好长时间，审不出小孙的问题。到了８月，小孙被戴上 “三反分子爪牙”的帽子劳动改造去了，到农场打稻子，又到黄寺化肥厂推化肥，一推两三个月。有意思的是，很多年后，黄寺化肥厂变成了华戎招待所，小孙成了 老孙，在那里当主任。

　　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小孙仍和杨勇的孩子们有来往。杨勇的孩子和小孙特别好，大事小事都要找他商量，不敢在家里见面，就偷偷打电话，约在新街口街上，一直到小孙被处理回家。

　　杨勇调到总参，第一个给小孙打电话，说给你平反回北京，家属也调来。还说不叫谁回来，也要叫小孙回来。小孙来到北京，杨勇请他一家吃饭，说小孙是个好同志，受我牵连，沾了我的“光”，现在好了。

　　小孙家属第一次见杨勇，说没想到你跟首长这么熟。

　　现在每年小孙都要去看林彬，俨然成了她的一个儿子。

　 　杨勇平时和大家的关系都很好，又很注意小事，平时孩子上学都是小孙骑车接送，杨勇从不让家人动用小汽车。军区供应的主副食品，杨勇都要问一声给钱了没 有。他说，不能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让人家给我提好多意见。有一次下部队，部队给了一麻袋花生。小孙说付钱了，杨勇非要看发票，还问吃饭给了钱吗？

　 　那么罪名怎么成立呢？从别的专案组转来一些揭发材料，说杨勇和廖汉生搞阴谋。查来查去，都是大帽子，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有一天，专案组震惊了，查到 杨勇是叛徒。以为抱了个大金娃娃。再一查，杨勇根本就没离开过军队，更没被捕过。搞了很长时间，才知道是同名同姓另外的人。

　　搞来搞去，老是立不起案来。

　　杨勇十三四岁就参加了农民运动，以后一直在军队中，出生入死打了大半辈子仗，直到１９５８年才从朝鲜回国。回国后，在北京军区又一直忙着战备和生产。

　　想在鸡蛋里挑骨头，挑不出来嘛。

　　◇　重磅炮弹没炸出来

　　杨勇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勤勤恳恳为党工作，却成了“三反分子”。

　　最初关押时，他曾给毛泽东和叶剑英写过信，说自己被关押起来了，意思是北京军区他已经不能负责了。

　　他觉得党中央毛主席是了解他的。

　　其实，抓杨勇，北京军区党委向中央军委有个电报，说什么什么时候，群众已经把杨勇同志抓起来了。因为有称同志一说，批斗会上还争论起来，说党委都称同志，为什么不让我们称同志？

　 　最终，杨勇的问题没有升级，没有被关进监狱，主要是因为杨勇确实没有任何问题，专案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搞不出什么材料。别人的专案材料厚厚一本，而杨 勇搞来搞去，才一张纸。当然也应该归功于杨勇身边的工作人员，杨勇身边的工作人员几乎没有人揭发。警卫员孙启增宁肯被关押，也不胡说一句。早已转业到地方 工作的司机李英华，也没有被专案组忘掉。两个军代表找到他，问杨勇找过彭真没有。李英华说找过。去过几次？就一次。上他家去了？李英华说，胡说八道，上北 京市人民政府，往左拐，一进门，就那儿。他跟彭真说话了？这不废话吗？李英华火了，我告诉你，我知道都不告诉你！说着就要走，军代表忙说，李师傅，你别 走，你给写一下。李英华不写，好，我告诉你，他去了彭真家，呆两分钟就出来了，彭真不在家！

　　秘书王韶华，摄影记者杜心，也是宁肯自己遭到迫害，也不作伪证。以后专案组讲，杜心是一发重磅炮弹，幸亏杜心没讲什么东西。否则，杨勇会罪加一等。

　 　上海会议后的一天，《解放军画报》的摄影记者杜心来看杨勇，杨勇把他让到院子最后面的作战办公室。这是杨勇在家办公的地方，平时除了秘书从来不让别人 进。里面挂满了作战地图，还有一排电话。杨勇说，小杜，开始整罗大将了，我认为罗大将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员。我正大光明，他们要我交代大比武，大比武是毛主 席叫搞的，你在现场，你知道，军队不训练那是土匪，严格训练才是部队。

　　杜心一贯在杨勇说话时不加以评论，只是静静地听，但杨勇知道杜心是赞同他的话的。杨勇被抓不到一个月，北京军区专案组来了三个人到《解放军画报》找杜心，带来一张杨勇亲笔写的条子。

　　小杜，我的情况你已知道，你实事求是如实地向他们反映我的情况。下面是杨勇的签名和日期。

　　“实事求是”，还加上“如实”？

　　以后杨勇对杜心说“如实”是他特意加上的。

　　杜心看完条子，问杨勇关在什么地方？
　　专案组说，不能告诉你，你没有权力知道。
　　杜心问，他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他搞大比武，他是得力干将，让部队走歪路。
　　杜心说，我知道，大比武是毛主席批准的，你们不是也执行了吗？
　　不要辩论，最凶的专案组成员粗暴地制止。

　　杜心说，这是事实。我当时在现场拍摄大比武，我亲耳听见毛主席对杨勇说，你的部队很好，练了一手过硬的本领，我看了很满意。毛主席还带头站起来鼓掌，叫杨勇把新式步枪拿来给他看。你也去调查调查，看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专案组问，我们不在现场，用你记者的眼光看，杨勇是不是把部队带上歪路，搞修正主义那一套？他不跟毛主席跟罗瑞卿，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杜心当过多年记者，知道笔录的厉害，光有答话没有问话，你不知道他会用在什么地方。杜心说把你的问话先写上，否则我不回答。这一着聪明，你想往笔录里胡加，加不上。

　　专案组不写，杜心说，你不写我也不说。直到专案组把他们的问话写上，杜心才说，以我多年观察的眼光看，杨勇一贯对部队训练严格，过去有句话，叫严师出高徒，只有严格训练，才能培养千百个将军。

　　专案组大叫，你这人反动。

　　杜心说，你来吧，你贴大字报，不要这样叫。

　　谈不下去，专案组只好转到第二个问题，拿出杜心在朝鲜拍的照片，让杜心回答在什么地方拍的，然后说杨勇出卖国家土地和机密给朝鲜，是朝鲜修正主义分子。

　　杜心等他把问话记上，回答说，完全是胡说八道，我在朝鲜，参加了志愿军总部的所有会议，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去问李志民，可以到军博查。如果我说的不对，我去坐牢。
　　你敢这样保证，他在朝鲜没有秘密活动？
　　杜心说，杨勇夫人有交代，他有肺气肿，警卫员不懂，让我跟着他。杨勇走到哪我跟到哪，寸步不离，我保证他没有非法活动。
　　来人不信，杜心说，既然你们认为我没资格回答，就不要找我谈了。
　　好，这个问题过去。第三个问题，你跟杨勇多年，他有没有反毛主席的语言和行动？
　　杜心想也没想坚决地说，没有。
　　怎么没有？
　　你们说有，你们自己写上，我接触就没有。

　　杜心讲了杨勇和崔庸健在毛岸英墓前祭酒的故事，其中两个专案组的人都流下了眼泪。那个最凶的专案组没哭，还铁石心肠说杜心是保皇派。

　　杜心说，你的行动将来历史会作结论。

　　专案组作好记录，让杜心看完了签字。后来专案组对杨勇说，杜心厉害，他那个重磅炮弹没炸出来。杨勇叹口气说，小杜要吃亏了。

　 　杨勇从三０一医院治好腿出来，住在白广路，他让儿子杨小平打电话叫杜心来。杜心从哈尔滨赶到北京，林彬见了他二话不说，抱头大哭。好不容易止住哭，说杨 司令去看病了，马上回来。杨勇见到杜心，握着手不放，说小杜，我马上要到京西宾馆开会，咱们在车上谈。杜心心里一亮，你出来工作啦？杨勇说，我不是去看 病，邓小平找我谈，让我和罗瑞卿负责军队。现在来说说你，专案组把你的证词给我看了。杜心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杨勇笑了，你真是如实反映，其实你应该保留 一点。杜心说，你不是让如实说吗？杨勇说，这样你吃苦头了吧？还在画报社吗？杜心说，不，我调到沈阳军区某团去了。杨勇眼圈红了，说张三吃了什么苦，李四 吃了什么苦，跟我的人几乎都吃了苦头。

　　送专案组出门时，杜心悄悄问流泪最多的那个专案组成员，杨勇关在什么地方？那人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八大处。

　　杜心不是用耳朵而是用心听到的。

　 　杨勇被抄家后，杜心曾去过他家，两个大封条封在门上，门口还有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杜心掏出记者证，说我能不能进去？卫兵说不行。杜心只好走了，这以 后，他一直想找到杨勇被关的地方，看看他。有了准信，他借口到高等军事学院采访，要了个吉普车就上山找开了，杜心还特意带上杨勇爱吃的蜜桔和中华牌香烟。 山上的房子不多，很快就找到了一座两层小楼，楼外有卫兵，让他远离，不要靠近。杜心掏出记者证。他有两张记者证，一张中央级的，一张军队的。卫兵说，你找 他干什么？杜心说有点小事。有介绍信没有？没有。他已经走了，到连队当炊事员去了。卫兵说如果不走，你要看他，一定要军委的介绍信才行。因为杨勇已经走 了，卫兵让杜心趴在窗户上看了看。杨勇大概是才走不久，白床单，枕头，一套薄薄的铺盖还在那，叠得整整齐齐，原封没动。

　　杜心看着看着，眼泪流了下来。

　　◇　患难之中见真情

　　１９６７年头几个月，杨勇还被关在北京军区大院。领章帽徽被扒掉了，每天穿一身旧的绿军装，但他的身板依旧挺得笔直。军装穿在他身上，再合身不过，就像为他定做的一样，他依然是军人。

　　一天，杨勇到军人服务社买牙膏，后面跟着看守的士兵。那时，战友歌舞团团长晨耕也正好去军人服务社，他看见杨勇买了一把鞋刷子。晨耕注意到杨勇没穿皮鞋，他一定是买刷布鞋的刷子，却买了一把刷皮鞋的刷子。售货员什么也不说，你要什么我就拿什么。

　　晨耕没管那么多，上去打招呼，司令员……
　　杨勇马上说，什么司令员，我不是司令员……
　　杨勇同志……晨耕换了个叫法。
　　同志也不是了。杨勇望了一眼和自己一样被扒掉领章帽徽的晨耕，尽管他们过去很熟，常常玩笑来玩笑去，但这种非常时候，他不想连累别人。

　　晨耕是文工团最先被打倒的头号“走资派”，每天监督劳动，只不过没那么严，晚上还允许回家睡觉。他想，反正我已经是“死猪”了，再开水烫也是死猪。晨耕坚持说，杨勇同志，你买的刷子是刷皮鞋的，不能刷布鞋。

　　杨勇感激地点点头。

　　一年四季，杨勇总爱穿布鞋，在外事场合，杨勇穿皮鞋。一次，西欧一位国家的三军参谋长临走前，看杨勇的皮鞋式样真漂亮，问他是什么地方生产的。

　　杨勇笑着，说是中国北京皮鞋厂。

　　其实，他的脚早被皮鞋挤得不舒服了，回到家，马上换上布鞋。所以他的这双三接头的皮鞋，能穿３５年，脚后跟钉了个掌，还在穿。布底布面的黑布鞋，更因年代太长破得不成样了。杨勇准备去朝鲜访问时，孙子南南曾问，爷爷，你就穿这双鞋走，人家拦着不让你走怎么办？

　　杨勇说，这双鞋怎么啦？不是挺好的嘛。

　 　确实杨勇的鞋不错，是盛锡福鞋店做的，名牌，手纳的千层底，礼服呢的面。可穿的时间太长了，底破了，面也破了，白衬里露了出来。杨勇让夫人林彬补一补， 林彬拿出一双新鞋，让他换上，说你那双鞋，连打掌钱都不值。杨勇舍不得扔掉这双鞋，找司机借了点钱，上街去打了掌。并用墨水把露出白布的地方抹了抹。仍然 是上班不离脚。

　　有一段时间，杨勇被关在北京军区大院７２楼，只要他出来，总有很多干部战士、职工在向他行注目礼。有一天，烧锅炉的王木匠看见杨勇，热情地叫他首长。杨勇说别叫首长。

　　王木匠心想，我怕什么，这么好的首长，就是首长，执意要叫。

　　杨勇示意身后有人跟着。

　　王木匠心想，我一个木匠能打倒到哪里去，连说没关系。

　　那时，杨勇在政治部食堂吃饭，虽然有人监管，还是有好心的干部悄悄给杨勇端来油条。

　　因为这样的事情多了，又总不能不叫杨勇出来放风，专案组就把他转到山上的小楼里关起来，不让他和群众接触。后来转移过好多个地方，远在山里的工程兵大院的后仓库也曾关过。以后，杨冀平到工程兵部任副部长，还专门去看过那堵高墙。

　　但是，仍不能隔断战士和杨勇之间的同志之情。

　　看管杨勇的战士为杨勇买来挂面鸡蛋，说司令员，您要保重身体，国家、军队需要您。有的干部说，司令员，您身体怎么样？您要珍重啊！

　　看管的官兵不得不换一批又换一批。

　　又频频转移。

　　最后把杨勇转到邯郸裴堡农场。

　　杨勇在三０一治腿出院后，曾在西直门总政招待所住过一段。那时，不少还没有解放的老同志都住在这里，没事大家就一起聊天。

　　杨勇很乐观，话也比过去多了，他说过这样一段过程。

　 　那是说起文革中有些身边工作人员揭发，大多是无中生有，议论靠住靠不住时，杨勇说，我当时换过好几个名字，搬一个地方换一个名字，怕我和战士熟了。其中 叫过老杨，连名字也没有，临时住院时专案组给起了个名字王长树。杨勇说，到连队也没别的事，部队拉练去了，我们留守的人在一起打球，找个吹哨的，战士说就 叫老杨吹哨，我就当了裁判。为了躲球，被场边上的枪绊倒了，股骨胫骨折。

　　当天晚上送到师医院。医护人员报告送来一个解放军老同志，院长马上来查房。

　　邯郸地区是当年的冀鲁豫战场，杨勇在这一带活动很多，几乎家喻户晓。师医院的院长是抗战时期的卫生员，一眼就认出了杨勇。半夜院长又来了，说首长，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

　　杨勇马上否认，我不是杨勇。

　　院长说，我是当年你手下的卫生员，给你护理过伤。

　　杨勇还是不承认。

　　在那种时候，不知院长是好人坏人。

　　院长说，首长，你右边脸上这一个坑，是子弹打的。

　　脸上的伤疤谁都能看见，杨勇没吭声。

　　院长又说，你身上还有三块伤疤，在山东交界的什么什么地方，是抗战后期炮弹炸的。接着，院长讲了杨勇负伤的地点，说他当时是卫生员，给杨勇包扎过伤口。院长说你有什么事尽管交给我办。

　 　在文革那种时候，人际关系复杂，杨勇虽然相信了这位就是当年的卫生员，但还是不敢说更多的什么，就说，你要想帮忙，就替我送一封信。我写几个字，你找我 爱人林彬。这以后杨勇被转到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被派来护理杨勇的战士小姚又给林彬拍了电报，林彬很快带着女儿京京从宁夏赶来。费尽周折，把请求让 杨勇到北京手术的信递到了周总理手里。在总理关心下，杨勇坐专机由石家庄转到三０一医院，成功地动了手术，保住了腿。

　　杨勇刚开始到农 场的连队时，被打入另册。和战士们一起下地劳动，种稻子挖水渠，都是很重的体力活。对于一个近６０岁的老人来说，是相当吃力的，而专案组却不让他吃战士伙 食，只许他吃二等的犯人伙食。吃了几天，连队自作主张，让杨勇和官兵们一起吃，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照顾他，多给他打一点好菜。但杨勇很自觉，和战士一样排 队打饭。

　　大约是１９７０年４月，军区保卫部来人宣布恢复杨勇的军籍。重新戴上领章帽徽的老杨“待遇”照旧，但他的心情总算有了一些晴朗。白天看不大出来，到了夜里，隔壁的战士常常听见杨勇在梦中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战士们说，不管老杨是白帮黑帮，反正他能打仗，咱们国家咱们军队肯定还会用他。大家商量着暗地保护老杨。

　　很多年以后，杨勇仍记得战士帮他捞手表的事情。

　　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进军西藏前，看见杨勇戴的表好，就要换。其实他的表也不错，很老的劳力士，就是旧点。杨勇好说话，换就换了。以后杨勇一直戴着这块表。在裴堡农场劳动时，有一天洗手，表不小心掉到水渠里去了。

　　他本来想就算了。

　　班长命令全班战士下去捞。年轻人手脚麻利，很快捞上来。

　　于是，这块表成了杨勇的宝贝。

　　忘年的友谊就这样越来越深。

　　杨勇因大腿骨折住院后，就离开了连队，战士们都很想念他。

　　杨勇也很想念裴堡农场的纯朴可爱的战士们。

　 　１９７３年２月，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杨勇从沈阳给裴堡农场的卫生员小吴来信说……别来已经两年，我们在连队相处虽只一年，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近６０ 岁的老兵和年轻战友在一起劳动，给我的教育很大。……你们很快就要复员回苏州老家，也好，在军队锻炼几年，回到社会上去，一定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更多的 事。我现在很好，沈阳军区有很多老战友一起工作，形势很好。连队如何？老同志还多吗？……请你代我向他们问好，如果我有机会进关到河北邯郸地区一定到一连 拜访……

　　杨勇生前一直想再去一连看看。在他生命垂危时，他还在想念患难之中对他真诚相待的干部战士。

　　◇　北京的杨勇怎么回事

　　１９６７年秋，树叶早早落了，林彬被强迫搬到另一条街的大杂院里，那是一个大四合院的最后一排平房，给他们一人配了一个单人床，加上家中的几个破箱子，再没有别的东西。

　 　那天杜心从八大处下来，打听杨勇家搬到什么地方，一位管理局长咬着耳朵偷偷告诉他杨勇家的地址。杜心和爱人顾丽芳去了三四次都是铁将军把门。但他扒着门 看见里面有一台熟悉的苏式黑白电视机，认定没找错。前院一位老人把杜心拉进屋里，问他干什么。杜心说，家属不应该有罪，听说他孩子流落街头，我想把杨勇的 孩子接到家中，我养。老人好心地说，他们已经到宁夏干校去了，你们再不要来了，这个院有人监视，会汇报上去的。

　　旧房子久没人住，窗纸全破了。也没有窗帘，侄女沙瑞平自报奋勇回去拿。原来的房子有一个老头看着，老头还善良，帮她摘下两个窗帘。

　　就在这破旧的小屋里，林彬和孩子们中了煤气。那时快到冬天，生了蜂窝煤火，以前没生过，不会用。孩子们睡了，林彬那时老写上诉材料，睡得晚。所以林彬中的煤气不是很严重，瑞平起来到前院上厕所，让风一吹，昏倒了。京京也昏倒在家里，林彬慌慌张张赶快开窗户。

　　好在不算厉害。

　　到第二个冬天来临时，机关通知林彬第一批去宁夏干校，这时杨勇还是没有消息。大儿子杨小平从东北赶回北京，林彬写了一封信，让杨小平去找杨勇过去的老部下，求他帮忙让北北当个小兵。

　 　那时，杨冀平自己跑到内蒙古锡林郭勒插队，一腔热血，到了那里人家却不收，说离边境太近，成分不好，不符合条件，杨冀平只好扒火车返回北京。总不能呆在 家里，他又在学校报名去山西插队。户口都转了，母亲林彬问他愿不愿意跟她去宁夏。反正到哪都一样，杨冀平决定就去宁夏。

　　这样林彬主要担心老三北北，如果把北北安排了，老二冀平和女儿京京她可以带到宁夏。北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让他去宁夏农场干活，他还干不动。半大孩子留在乱糟糟的京城，更不放心。

　　杨小平和父亲杨勇一样，从不愿意低三下四求人。可是看到母亲那么为难，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去一趟。果然人家不见，家属冷冰冰地出来，问有什么事。杨小平递上信，就走了。其实那位老部下大权在握，办个小兵入伍轻而易举，连抬手之劳都算不上。可是在那种时候，躲还躲不及呢。

　　林彬没办法，她不可能把三个孩子都带到宁夏。只好狠心把京京也留在北京，给北北做个伴，只带冀平一个人走。

　　以后，杨小平到石家庄时把这些都告诉了还在被关押的杨勇。

　　杨勇难过地说，我连累了你们，也连累了林彬。之后，转过身去，仰望着窗外，久久不语。杨小平知道，父亲在尽量抑制自己，怕在孩子们面前掉下眼泪，引起更多的伤心。

　　林彬临走前一天，专案组来了两个人。

　　林彬希望杨勇的问题如果有结论，请组织上通知她单位。

　　专案组的人说，杨勇的结论就是“三反分子”，还指望什么结论，你要继续揭发杨勇的问题。这时，他们发现一把生锈的半截刺刀，追问是从哪里搞来的凶器，并报告警察抓走了杨冀平。

　　凌晨４点多了，眼看要误车，林彬才从派出所带回冀平，一起上了火车。

　　家里留下三个小孩子，瑞平、北北和京京。三个孩子中，瑞平最大，那年也才十四五岁。他们自己起火做饭，饱尝了生活的艰辛。

　 　北北是“账房先生”，管全家的账。每个月的生活费不多，必须精打细算，不能多花一分钱。瑞平的爸爸有时过来看看，给他们带一点酱好的肉，孩子们三两下就 吃进肚子里去了。有一次北北咬咬牙，拿出一笔钱，买了一只活鸡。活鸡买回来傻眼了，谁也不会杀。三个孩子中的男子汉北北自告奋勇，当屠宰师。他蹑手蹑脚上 前抓住鸡头，顺脖子抹了一刀。鸡血流出来，鸡躺地上不动了。

　　下一步该怎么办？谁也不知道。几个孩子大眼瞪小眼了半天，北北说，好像应该浇开水。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就浇开水吧。北北把开水往死鸡身上一浇，好，死鸡活了，猛地往起一蹿，歪着掉了半拉的鸡头，满院子疯跑开了。

　　几个孩子满院子“围追堵截”。

　　冬天，院子里的水龙头冻住了，别人家都有长钩子，可以把水井里的闸门钩开，他们没有，只有跳到井里才能拧开水闸。

　　这一段，三个孩子读了不少书。二哥冀平从图书馆弄回好多世界名著，北北给藏到顶棚上，孩子们坐在屋顶上，一读就是一天。

　　孩子毕竟是孩子，遭了那么大难，但玩心仍不退。正熬着一大锅白菜，北北在房上喊，后街武斗喽。京京和瑞平争先恐后往墙头上爬。等回来一看，一锅白菜全糊成锅巴了。

　　到年底，林彬回来了，又黑又瘦，头发全白了，那一年她才４８岁。她一进门，看见瑞平歪歪斜斜拎着一大桶水走过来，当时就哭了。

　　过去她在商业部的同事小周出差时特意绕路告诉她，毛主席在“九大”讲了话，……有些地方对干部就是死揪着不放，有些人将来还是要工作的，群众谅解了，就解放他们，北京的杨勇怎么回事？……这些人总还是有功劳的……

　　可“九大”过去半年多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呢？

　　这时，杨小平从东北回来结婚。林彬和他商量，决定由他出面，提出要求看望爸爸。

　　专案组的人说无权答复。

　　林彬一夜没睡，想了很久，只有求周总理这最后一条路了。第二天一早，她赶写了一封信，请李先念转给周总理。过了一天，李先念的秘书来告诉林彬，信已转给总理，总理一直很关心杨勇，估计很快会让你们见面。

　　林彬在焦急中盼了四天四夜，院子有点动静，她就跑出去看。正是数九寒天，林彬病倒了，烧得嗓子讲不出话来。第四天下午，专案组终于来人，说你们去吧，杨勇在石家庄。

　　为什么在石家庄？

　　专案组不说。

　　杨小平追问是不是总理有批示，专案组避而不答，只是让林彬快去看杨勇，说你要不去，我们没法交代。

　　林彬明白了，是总理过问了此事。

　　因为要去石家庄，林彬没坚持要去，孩子们劝她，她也想自己病得这个样子，可能会给杨勇增加精神负担，商量结果由杨小平带北北去，京京陪妈妈在家。

　　杨勇爱吃凤尾鱼罐头，买不到，后来林彬的同事从远郊买到了，但却不许给杨勇送东西了，只好把几盒罐头放进箱子里。

　　这次，林彬想起这几盒罐头，让杨小平带给爸爸。

　　◇　我相信迟早会搞清楚的

　　到了石家庄，杨小平和北北被专案组领到一个招待所里。到现在，北北也不知道是在石家庄的什么地方，只记得是个好大的院子，里面有几座楼。奇怪的是院子里没有一个人，更显得院子大得不得了。

　 　这时杨勇还没到。等了两个多小时，天都黑了，杨勇来了，后面跟着专案组的人。杨小平第一个印象，是父亲很瘦，瘦得简直认不出来了。此时的杨勇，体重已经 从文革前的８０多公斤下降到仅５０公斤。他穿着一身破旧的但洗得干干净净的军棉袄，扣紧风纪扣，整整齐齐。但能看出是他自己缝的针线，那么大的针脚。

　　杨勇神态自若，步履坚定，一边上楼一边用眼睛四处搜寻，像战争年代察看地形一样，成了职业习惯。

　　他见两个儿子，猛一愣，说明他事先并不知道。

　　可以看出他极力克制着激动，眉峰抖颤不止。

　　杨勇问，你们怎么来了？

　　两个儿子也同样激动，跑上去一人一只握住爸爸那双瘦而布满老茧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专案组的人也跟了进来，杨勇说，这是我们家里人说话，你们离远点。

　　专案组的人无奈，只好打开了房门，坐在门口。

　　两个儿子和爸爸含着泪相视笑了。

　　当杨小平说到这次见面是在总理和先念同志的帮助和亲自过问下才争取到的，杨勇眼角潮湿了，难过地说，我连累了你们。

　　杨小平开始讲这三年以来的种种情况，从二月逆流、王关戚、杨余傅一直讲到“九大”毛主席的话。杨勇用手势示意他隔墙有耳，让北北在门口听动静。

　　杨小平告诉父亲，中央开了华北会议，整你的人都下台了，你还不把他们的罪行整理几条报告中央。

　　杨勇说，那种投机的事决不能干！这几年我被关起来，对他们的事一无所知，我不能凭空捏造，他们的问题由中央处理去。

　　杨小平说，５月１４日，总理向党政口传达了毛主席在会上的几次重要讲话，　其中就有关于您的内容。

　　杨勇气愤地说，他们什么也没告诉我。

　　杨勇细问了“九大”召开的时间和有关会议的情况，久久没有说话。

　　他脸上的表情极复杂。

　　此时他才明白为什么专案组从４月开始，白天让他去田里劳动，晚上整夜搞疲劳轰炸，似乎一定要搞出点什么材料来。有一次，连着几天不让睡觉，杨勇说，好，我按你们说的交代，拿笔来。

　　话刚说完，他就倒在椅子上睡着了。

　　睡了整整一天。

　　那时杨勇被关在西山一座小楼里，夏天山里蚊虫多，还要按上边的意思点亮一个２００瓦的大灯泡，引得蚊虫乱舞，却不许挂蚊帐。　杨勇写条子从家里要了一个大布单。家里还奇怪他要这个干什么。后来才知道，他用大布单蒙住头睡觉。

　 　杨勇被关到楼上，窗户大开着。不知什么意思，桌上放着一瓶安眠药。以后，又有意无意在床头放过一根背包带。刚开始杨勇没理解，放了好几次，杨勇对专案组 表示，我不会死，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问题会搞清楚。他挥笔在纸上写了曹植的一首五言诗：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专案组来催材料，杨勇说，有些问题很复杂，关系到党内重大机密，我不能告诉你们。你们年轻，对有些问题的复杂性不了解，不要跟着人云亦云。我的问题，党中央清楚，毛主席清楚，没有什么可交代的……

　　这样的态度当然得罪了专案组，有一次罚杨勇站了１６个小时，脚肿得连鞋也穿不上。半夜他们吃夜餐去了，杨勇说，你们能吃，我为什么不能？也跟着去吃。

　　杨勇没有对孩子们说这些，他坚定地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真理，相信正义！

　　杨小平说到母亲准备带北北和京京去宁夏干校。

　 　杨勇对北北说，几年不见，你还是本本主义，运动一来，娘老子都靠不住了，只好自己动手，这样摔打摔打，你们就知道日子的艰难。过去我最担心你们养尊处 优，现在我倒放心了。干部子女，从小顺顺当当，受点挫折，吃点苦，多接触接触群众好。冀平跟妈妈去宁夏我赞成，你和京京去我也不反对。走留由你们自己拿主 意。总之，无论在哪儿都要踏踏实实地干，使自己生活得有意义。

　　杨小平是哈军工的高材生，杨勇劝他，你学的是导弹专业，现在让你去当锻 工，这是很不合理，可话又说回来，这对你个人也不是没有好处。过去，我就有个想法，让你大学毕业后到工农中去锻炼几年，不懂得工农，怎么为工农服务？莫得 牢骚，这种状况长不了，我相信国家迟早会考虑如何发挥你们这些大学生的专长。你要打起精神来，现在最难过的是没有工作做啊……

　　父子相对无言。

　　杨勇忽然翻开棉衣，从里面小心地取出一叠钱交给杨小平，说这是我三年来攒下的１００元钱，就算祝贺你们的结婚礼物吧。

　　杨勇每月２５元的生活费，除去吃饭，还要抽烟。为了省下这点钱，杨勇常常捡树叶子当烟抽。杨小平说，钱爸爸留着用吧，知道爸爸身体好，我们就放心了。

　　谈话顶多进行了半小时，杨勇站起来，想了想，说回去告诉林彬，我相信我的问题迟早会搞清楚的。停一下，又说，我不会死，除非……

　　说完，头也不回，大步走了。

　　◇　周总理决定立即派专机

　　宁夏的日子在沉重的劳动中一天一天过去。

　　这中间，杨勇来过一封信，六七页的信纸已经被墨线分割，好在还有断字残句。

　 　林彬和孩子们商量给爸爸写回信，大家一致认为要捡高兴的话说。青海骑兵看上了身材高大的杨冀平，不管爸爸怎么样，都要把他接走。在几个儿子中，杨冀平长 得最像杨勇，性格也像。他很小就想当兵，杨勇也很希望他能当兵。冀平上了初中，每个寒暑假杨勇都要把他送到部队与战士一起吃住，一起训练。

　　再写上孩子们的体重、身高，就连最小的京京，也蹿到一米六了。

　　一封信几乎写了一夜。

　　之后，又没了消息。

　 　１９７１年春节后，林彬接到署名“王长树（老杨）”的电报：我不慎在１月３１日将右腿骨摔断，已送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外科，战士小姚同志照顾我。 伤处发炎，持续高烧，医院已经决定给我开刀……你可否尽快向组织请假来医院……你若能来，照这个名字可以找到我。若你处组织不能给你假，也打一个电报给 我……

　　林彬慌慌忙忙找了干校的军代表，总算请准了假，但无论如何不放北北走，林彬只好带着女儿上了路。在北京中转换车耽误了一夜，路 上两天两夜，林彬没有合眼。到了石家庄和平医院，林彬才知道，杨勇不同意就地手术，让他们立即向中央报告，请求回北京治疗。但医院坚持马上手术。

　　事情紧急，林彬连夜到北京，想方设法把信送到了周总理手里。周总理马上打电话给总参，立即派专机把高烧不止的杨勇接到北京治疗。

　　半夜，西郊机场起飞了一架专机。

　　机长是女飞行员汪云，她只知道执行紧急任务，连块擦脸的毛巾也来不及带，就上了飞机。起飞后告诉她到石家庄落地，她在想，接谁呢？偷偷往后舱一看，笑了，原来是很久没有消息的杨勇将军，老熟人了。

　　杨勇住进三０一医院，医院决定第二天就手术，医护人员忙着做完了术前检查。进手术室时，杨勇安慰林彬说，一会儿就完了，不会出什么事……

　　手术很顺利。

　　术后第二天，杨勇就要来一副木拐，缠上绷带，说医生讲拆了线才好练习走路，我可不能等那么久，这东西我会用。

　　◇　杨得志说，到我这里来吧

　　王猛从三十八军调到北京军区担任副政委，刚到北京，听说杨勇在三０一医院，就赶来看他。在王猛印象中，杨勇的体质明显不行了，面色憔悴，只有眼睛还是瞪得大大的，声音也依然宏亮。

　　王猛看他拄着拐，伤腿不敢用劲，行动很不方便，就说，这样好不好，我给你调个公务人员来照顾你。

　　杨勇不要，说我放出来养伤，并没解放。

　　王猛知道他的意思是不想连累别人。

　　以后，王猛又去三０一医院看了杨勇几次。偷偷塞在衣袋里几份中央文件带给他。如果让人发现了，是很不得了的事情，杨勇会意，赶快放进抽屉里。神不知鬼不晓，隔两天，王猛再取回来。

　　王猛详细给他讲了陈伯达犯的错误，批林整风中揭出了哪些问题。

　　杨勇听完，说问题远没有解决。

　　王猛当时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也不好问。但看来杨勇想得很远很多，他知道抓他远不是北京军区所决定的，也不是陈伯达所能决定的。

　　到了４月底，杨勇的腿在三Ｏ一医院基本痊愈。他不想再住院了，不少人也劝他早一点离开北京到外地去。

　　可在那种特殊的时候，他到哪里去呢？

　　应该说，杨勇摔断腿是坏事，也是好事。如果不摔腿，还只能在裴堡农场继续关押。因为治腿，在夫人林彬的努力下，事情发生了转机，周总理批准回北京治疗，并且与北京军区脱离关系，由总政直接管理。

　　但是，还没有人表态你没有问题。

　　在那种情况下，谁也不敢表态你没有问题。

　　所以，杨勇的问题还没有结论，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自由。

　　杨勇办了出院手续，暂时住在西直门１７１号总政招待所。

　　杨勇用毛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还给中央写了几封信要求工作。

　　林彬在一边一个字一个字帮他琢磨，每一封信都要写很长时间。

　　杨勇的字很大，他知道毛泽东眼睛不好，看不了小字。

　　出院的前三天，警卫员孙启增请假从邯郸赶来看他。这是他在杨勇京西宾馆被抓后第一次见面。

　　很少能见到杨勇如此激动，他流着泪说，小孙，你受苦了。

　　小孙也流着泪，首长你，你也老了，瘦了。

　　孙启增问，出院以后准备去哪？

　　林彬说，还没有地方。

　　“九一三”之前，曾思玉就曾邀请杨勇去武汉。

　　孙启增说，一是到沈阳，沈阳陈锡联在那儿；二是到济南，杨得志在那儿。反正别在北京休息。

　　杨勇连连点头。

　　到底去哪里好呢？

　　正在济南军区任司令员的杨得志来看望杨勇。

　　老杨哥干脆地说，我现在还有一席之地，请你们来我这儿吧。

　　于是，５月中旬，在杨得志这位老杨哥的盛情邀请下，杨勇架着双拐，　由夫人林彬和女儿京京陪同，来到青岛海边。

　　小孙表示要跟着去，杨勇说，你也成了家，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要去了。我再弄起来，你还要吃苦头。

　　小孙在京西宾馆没救下杨勇，反而被弄成“三反分子”的爪牙，几经迫害，连新婚的妻子也不能逃脱，这使小孙一度精神受了刺激。

　　杨勇不愿意再牵连小孙了。

　　可以说，青岛是杨勇一生中最悠闲的一年。

　　杨勇在北京军区任职的八九年间，仅去过有数的几次北戴河，他不愿意去，越忙越累他越是心满意足。他不愿意闲着，每天无所事事，对他来说是一种痛苦，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虽然在北戴河电报电话老追着，他还是不习惯，匆匆住几天就走。

　　可是，现在，自由相对来说有了，却没有职务，没有工作，只能闲着。

　　杨勇把孙毅寄赠他的曹操的诗《龟虽寿》压在玻璃板下：“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他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却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苦苦思索。

　　在准备出来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杨勇的思索越来越深，这使他在以后对江青一伙的直接斗争中表现出了革命的坚定性和大无畏的精神。

　　中央在北京开会，在周总理的建议下，毛主席提名增补杨勇等三位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

　　１９７２年７月中旬，杨勇接到任命，去沈阳军区任副司令员。


　摘自　舒云《百战将星杨勇》，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初版于１９９９年９月，后于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多次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