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時煜：還給香港一份曾經「消失」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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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給香港一份曾經「消失」的檔案

作者：魏時煜
2017年3月14日

3 月8 日，我去中文大學邵逸夫堂參加了紀錄片《消失的檔案》的首映。1400 多人的場地幾乎座無虛席，觀衆按照登記入場的渠道被分坐在幾個區，兩個小時的放映觀衆全神貫注，這是我在香港十六年來一次非常特別的觀影體驗。

研究電影的我，立刻注意到受訪人中兩位香港新浪潮人物：編劇陳欣健和導演嚴浩，在此片中他們1967年的身分分別是警務處見習督察和香島中學的學生。當陳凱歌的導演處女作《黃土地》在香港受到歡迎時，嚴浩的《似水流年》在大陸叫好，兩部1984 年的電影都是牆內開花牆外香，而今天看《消失的檔案》卻對兩部電影又多了一層理解。



歷史追尋的艱難

我和羅恩惠的共同之處，是首次拍棘手的歷史題材紀錄片，都超過預期計畫，用了四年時間，才拿出第一個公開放映版本。事實上，我在2007年底《紅日風暴》荷蘭首映之後，又多用了一年半時間，重剪出2009年4月在香港國際電影節首映的版本。對於她在找尋材料、剪輯定稿過程中遇到的所有辛苦和糾結，我都有深刻體會。作為一位新聞人，我能夠感受到她追尋真相的訴求非常強烈；因此當她面對各種對立的立場、矛盾的說法，會比原計劃多用三年去探尋真相。

首先應該說，這部紀錄片是迄今對於六七暴動最完整的呈現之一。近年看到的陳耀成、陳榮照的幾部紀錄片中，六七都在背景中；而這一次，整個事件的前因後果佔據前景，事件中人現身述說，對於當年的激動、迷惑、恐懼的情緒記憶猶新。火石文化出版的趙崇基、謝傲霜的《中英街一號》一書，通過一個劇情片劇本，加上口述歷史的材料，使我第一次對六七事件有了比較具體的認識；《消失的檔案》則綜合了以前看到過的所有歷史鏡頭，以各種影音手段把我們帶回到當時的歷史場域。羅恩惠在追蹤對整個事件過程的持續報道時，將左派報紙如《大公報》、《文匯報》的報道和《明報》以及其他小報的報道並置，反映出六十年代左右派角力的香港時局。

有人問到影片標題，羅恩惠解釋這來自她開始拍片時的印象，相關檔案似乎在政府的各種機構中「消失」了。在場的兩位嘉賓對此有精彩補充。火石文化創立人石中英講到，當年十四名庇理羅士女子中學女生，在事件中被捕之後留下案底。一次母校之旅，她們受到校長歡迎，但學校裏面完全沒有她們就讀過的檔案，因為當年這些檔案全部都送到警署，之後無處可尋。這是一份真正消失的檔案。另一位嘉賓朱福強，是香港政府檔案處前處長，他告訴大家1997年時，所有政府檔案一式兩份，一份帶去了英國，所以九七之前的檔案不會「消失」，香港找不到，英國還有一份；九七之後，另當別論。

關於檔案的消失

很多做過歷史研究的人都知道，不論政府怎麽處理，歷史不可能從民間消失，民衆記憶不會輕易蒸發。影片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受訪者有著名新聞人——《大公報》前副總編、前《新晚報》總編羅孚，有前學友社主席、中共地下黨員梁慕嫻，有《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創刊人李怡，著名左派電影人廖一原，還有前地下黨員、被捕時為水務督察的劉文成等人。羅孚和梁慕嫻都在片中道歉，羅恩惠也在放映現場提示，現居高位的左派人士，是否也應該向受害者道歉。

從影片和幾篇訪談文字可以看出，羅導演對於周恩來在事件中的角色十分吃驚，在衆多文獻中她十分重視吳荻舟的一個手掌大的小記事本，裏面記錄了總理的指示。片中吳荻舟的女兒吳輝介紹，他父親從1948年到1962年在香港工作，公開身分是招商局顧問、《文匯報》社長兼招商局顧問，同時從1955年起已負責中共香港工作小組，是廖承志的左膀右臂，直到1962 年周恩來點名調他回北京。（我在做抗戰期間重要文藝批評家、1955年全國批判對象胡風的研究時，就注意到直接向總理匯報的廖承志從抗戰期間就負責香港工作，胡風兩次到港都是他安排；1949年之前胡風見過總理多次，但他晚年都未認識到批判他的指令來自最高領袖本人，吳荻舟後來顯然也未能被總理保護，總理的立場不可能和黨不一致。）羅導演肯定了吳荻舟阻止八千四百把甘蔗刀被運送到示威者手中，否則傷亡數字就遠不止是現在記錄的數字了。

放映後程翔先生做分享時，對於「左派」的定義引起一些觀衆不滿。程翔稱讚羅恩惠導演所作出的讓大家來消解仇恨的努力。在場觀衆中，最先發言的兩位都是事件的受害人，但也有左派人士覺得導演似乎全面否定了「反英抗暴」。羅恩惠本人也提出了幾個尖銳問題：如果工聯會前理事長楊光能夠獲得大紫荊星章，那麽是否意味着他領導的左派暴動已經被政府肯定？再有，當年參加左派暴動的人有些身居高位，他們怎麼看當時的角色，是否應向受害者道歉？這些問題值得大家思考，不過在這些問題提出和討論時，縫合歷史創傷的機會會增大嗎？



歷史創傷的縫合

民眾對於經歷過的事有自己的記憶，同時每個社會總有人會盡力保留歷史證據。我記得研究胡風時，最震動我的有兩件事：一、看到衆多文學大家——茅盾、巴金、郭沫若、曹禺、臧克家等幾十人，異口同聲批判一個我不知道的文學評論家，感到匪夷所思；二、我從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圖書館借到很多五十年代的批判胡風材料，書本上赫然蓋着「上海圖書館註銷章」，是矯枉過正，還是銷毀歷史？這些書並非秘密檔案，但註銷之後，胡案中受難長達二十多年的兩千人在歷史上都沒有存在過嗎？官方的決定永遠不代表民間的態度。

紀錄片人選擇歷史題材之後，就必須面對重大的責任：應該站在什麼立場表達？應不應該有個人立場？當有話要說的受訪人希望我們替他們發聲時，我們尋找客觀真相的願望，和別人把生命體驗交付給我們的信任產生矛盾時，我們能否找到一個平衡點，既要替他們發聲，也不違背自己的初衷？紀錄片因其形式可以容納多個主觀視點，的確在衆多媒體中是承載歷史的最佳平台。正因為如此，我覺得羅導演不必在意電影節是否可以放映。對於電影節總監，這部影片可能信息過於密集，缺乏藝術的抒情，但這部深度新聞調查的影片，不但會有很多觀眾，更重要的是，它還給了香港一份一度從公衆視野中消失的視聽檔案。

原載於明報副刊世紀，題為《有人在思考，就有人在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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