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岩：还云南文革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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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走资派罪行还云南文革真相

（本文仅为序言，全文待续）
实  岩【来稿】


日月如梭，斗转星移。伟大领袖毛主席离开深爱着他的人民四十年了。四十年耒人民的敌人对毛主席一直都在穷兇极恶地无耻仇恨着。特别是那些屁股里夹着屎，“文革”中犯过罪，特色改开年代里黑着心肝又罪加一等发了大财，一贯以受“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自居的走资派，他们凭借着用阴谋篡夺到手的权力， 大量网络总想开历史倒车的精蝇、人渣败类，提拔重用不知人民疾苦走出家门就进学校门，走出学校门就进机关门，走出进机关门就进宾馆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精于贪腐享乐只为资本服务，不为人民服务的四门干部抱团起暖、沆瀣一气，肆意篡改历史，造谣诬蔑，颠倒是非，蒙骗全党和全国人民，以粉碎“四人帮”为突破口，把彻底否定无产文化大革命作为主攻方向，疯狂地丑化毛主席，丑化中国共产党，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丑化英雄的革命人民，图谋最终达到颠覆党、国家 ，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目的。他们编造谣言，无中生有为“四人帮”定下“十大罪状”的同时，又紧锣宻鼓地在召开的各种阴谋会议上、文件里、“决议”中，把毛主席“三七开”为“建国无能、不懂经济”，“ 饿死三千万人”的罪人；晚年推行“极左”路线，“脱离党的组织，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的、“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边缘的‘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场 ‘浩劫’中有一千多万人被批判斗争，有四百多万‘老干部’、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残酷打击迫害致伤、致残、致死”。反动透顶的大右派，汉奸卖国贼更是咬牙切齿地咒骂毛主席“晚年不仅犯了严重错误，而且是罪恶滔天”！

云南这个多民族边疆省长期表现出耒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线的斗争同样异常尖锐激烈，走资派反毛、诽毛、污毛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新中国解放的前夕，蒋家王朝眼看即将被推翻的大好机遇首先让一些出身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家庭，“头脑灵活”、“年轻有为” 、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 ，甚至双手沾满鲜血的土匪头子捕捉着到了。云南和平解放后，因为民主改革的不完善、不彻底，于是，地下共产党组织，滇桂黔武装支队，滇中独立团，以及云南軍阀队伍后来起义、反水编入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构中，便成了这些投机分子入团、入党升官发财的用武之地。这些人对毛主席共产党夲耒就有家仇旧恨耿耿于怀。混入党、政、军各级领导层后他们如鱼得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看风使舵，左右逢缘，忽而当高参，忽而当打手，拉帮结派，捣乱破坏。“文革”开始后他们更是削尖脑袋投机钻营，充当那些曾经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进城后位高权重，只想做官当老爷，不想再继续革命了的、脑满腸肥的“李自成”们的座上宾。为“李自成”们忠实推行刘、邓资反路线，残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出谋献策。“文革” 深入开展以后，他们又在云南全省各级党政机构中阴煤策划成立了全国仅此一家的、对抗党中央，煽动武斗，破坏生产，杀人抢劫，无恶不作，血债累累的走资派造反兵团—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毛主席逝世后从这个反动造反团中历练出耒当上省长、省委書记长达十七年的叛徒、阶级异已分子普朝柱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代表。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是人类几千来用生命、鲜血和泪水书写而成的生存史。人在整个社会关系总和中产生出来的爱、憎情感的表露，都源自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根。毛主席是举世无双的一代伟人，为中华民族和世界革命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他一生谦虚谨慎从来不居功自傲，人民永远是上帝，是真正的英雄，是他的老师；他威望崇高，权力至高无上，可他从来没有为家人为自己谋过特殊私利，走时两袖清风干净圣洁；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让人民能在没有剝削压迫，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过上幸福生活，他晚年夲该享受天伦之乐时，却把两千年前商鞅为了改变西部蛮夷秦国贫穷落后面貌图強变法，被官僚权贵集团車裂，五马分尸的惨烈教训拋于脑后，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毅然决然地发动并亲自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一场大革命，是对旧有思想意识形态推陈出新的伟大创举，它乱了敌人，暴露了党内走资派，锻炼和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为中国人民奠基了千秋伟业，为人类留下了一份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宝贵遗产。这就是人民为什么要刻骨铭心地深情怀念着毛主席，人民的敌人为什么总是要加倍疯狂地诽谤、污蔑、抹黑毛主席的真正原因。


一生肮脏丑恶的、复辟资夲主义的、充当为一切牛鬼蛇神翻案总司令的邓小平，因为行为不端， 怕见陽光，一生都在阴暗恐惧中生活。为了封妻荫子的荣耀、子孙后代的安全， 他死后还不忘把那些经过精心选拔培养出来的新走资派，万般仇视“文革”，竖持诽毛、反毛、污毛的牛鬼蛇神推上特色改开的前沿继续为非作歹，祸国殃民。人民决不会忘记这十类反毛分子：1、党内顽固不化的走资派；2、不愿意接受无产阶级思想改造的臭知识分子；3、新生的封建官僚资本家；4、还想变天复辟的地主阶级的残渣遗孽；5、横行覇道与人民为敌的謷匪黑恶势力；6、欺压百姓收刮民脂民膏的地痞苍蝇；7、美帝国主义及其豢养在中国的走狗；8、迷信鬼神，腐蚀祸乱国家的封建余孽；9、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汉奸卖国贼；10、潜伏在共产党心脏里和国家政权内的贪污腐败分子。


事实一再地无情证明：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历史尊严，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宝贵遗产的这场憎爱分明、水火不相溶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绝对不会因为毛主席的仙世，文革的暂时失败消仃下耒。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胜利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应当坚信这句大实话：搗鬼有术也有效，但不会长久。这一点连曾经的美国总统林肯也看得很清楚。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是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团体，如果把“欺骗”作为准则用于行动长此以往，其罪恶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中国特色改开四十年，谁是在中国搞封建法西斯专政欺压人民、残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至今毫无侮改之意的迫害狂、暴君？谁是披着人皮吃人不吐骨头、抢遍大江南北无敌手至今仍然不收手的犲狼、汪洋大盗？！无情的亊实真相现在已经大白于天下：走资派还在走，走资派机关算尽，好话说完，坏亊做绝，抹不黑的毛主席在阳光下更加光彩照人、英明伟大！涂不红的邓小平在阳光下更加丑陋不堪成了“四不像” 的妖魔鬼怪。一位评论家说得好：“蒋介石成就了毛主席前半生的伟大；邓小平成就了毛主席后半生的伟大！”这才是久经实践捡验撼不动人心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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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走资派罪行还云南文革真相
实 岩【来稿】


第一章

文革兴起，是历史的必然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四十年前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继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人类历史上最深入广泛，最振奋人心，历史意义最为深远，最为伟大的革命运动。“它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毎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強的共产主义者。”这场伟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夲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它赋予广大人民群众“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辫论”的四大自由民主权利，顺应了民心民意，代表了人民的心声和根夲利益。它是滚滚向前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它是挑战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必然彻底灭亡的动员令、宣言书！！


一，文革起源，根在延安

马克思恩格斯一百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坦诚向世界宣布：“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一恩格斯注）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要解放被压迫阶级而不损害靠压迫它过活的阶级，而不同时摧毁建立在这种阴暗社会基本上的国家全部上层建筑，是不可能的。”在《共产党宣言》光辉理论的指引下，列宁在苏联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苏联共产党。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尖锐武器和人民的力量推翻了俄国沙皇，取得了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型国家。毛泽东主席是继列宁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但能精通娴熟地掌握运用马列主义理论，而且能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炉火纯青地把革命理论用于政治 、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能够从井岗山斗争，两万五千里长征那样天灾人祸不已的人间地狱中生存下耒，走向光明、走向胜利，就是因为有毛主席英明正确领导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在厚重的苦难史书中清晰地记载着这样的内容：在漫长的革命历程中，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扑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对共产党人和支持她的人民进行了长期的血腥屠杀，有一万万人民为革命流血负伤，三千万英烈献出了宝贵生命；因为党的年轻幼稚和不成熟，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干扰不断，多次审干中“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伤害了无以数计的好同志，好干部，好党员——毛主席就是在党内长期斗争中受到排斥迫害而不改初衷的坚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楷模。这一切说明，敌人的屠杀，党内错误路线的干扰都曾给革命造成了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同时，党内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的人不多，革命路上跟着走，只想着当李自成打江山、坐江山的人太多，也是造成革命曲折失误，甚至是重大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领袖地位，红军到达延安后，毛主席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始终保持着清醒头脑，不断地反思和总结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付出惨痛代价的经验教训，决心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主义理论中国化，建设好一个真心实意为人民牟利益的革命党，建设好一支纪律严密能征善战的人民军队，建设好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红色中国。这就是公而忘私千古第一人的毛泽东主席终身矢志不渝的伟大理想和奋斗目标。也正是毛主席在人民心中是一座永远不倒丰碑的原因所在！特色改开四十年耒，诽毛、污毛、反毛分子总是借“文革”虚无党的历史，把“文革”歪曲为个人权利之争；甚至攻击诬蔑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泄秘忿、报私仇”，是专治独栽暴君。这些胡说八道，在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只能是不值一驳的无耻烂言。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期间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篇重要讲话中，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谆谆告诫全党干部说：我们有许多同志，“有许多的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有些人就是一辈 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毛主席在这里强调的“整顿”与“斗争”一词，早已是共产党内人所共知的通用词语——不断革命之意。延安整风教育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思想理论水平，加强了全党的团结，加深了党和人民鱼水情深的阶级感情，发展壮大了人民军队，为夺取新的更大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九四五年七月四日下午，抗日战争胜利在即，毛主席专门邀请党外民主人士黄炎培等人到延安窑洞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黄炎培先生熟读古今历史，有着六十多年的丰富阅历，他感悟出一条可怕的周期律：一种使人堕落，使物变质，使时间无形逆转的支配力——“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都会经历的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毛主席不但熟读古今历史，而且精通马列，实践经验丰富，悟性很高。他满怀信心地对黄炎培先生等民主人士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由此可见，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和斗争的理论学说，依靠人民继续革命的思想由耒已久；谦虚谨慎，实亊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系列思想理论，完全是为了颠复“历史周期律”和共产党执政之后的“继续革命”的思想理论。全党正是正确地遵循了毛主席的思想理论，延安整风才团结教育和挽救了一大批党员干部，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里，党、政、军里的干部，虽然也出现了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绝大多数干部经过群众的教育，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因此，那些年，大大减少了干部犯错误的人数和犯罪率。保证了共产党持续多年领导人民的合法性和政治基础。延安十五年，毛主席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与日本鬼子斗，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与 党内还不甘心，不安分，总想颠覆毛主席的领导核心另起炉灶的野心家斗，那种艰难困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毛主席大智勇，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一道道难题不失时机地迎刃而解，化险为夷。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乡僻壤的旧延安，建设成为一个风清气正，安祥和谐，昂扬向上，自给自足，闻名于世的新延安。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好了充分的政治思想、军事经济、组织人才准备。中国未来将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主义新国家，怎样依靠人民监督政府，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思想理论在延安时期已日臻成熟。


二，警钟长鸣，进京赶考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前进路标。正是在这个正确路标的指引下，中国革命经历了长期艰难曲折的斗争才取得了战胜日本军国主义，打败国民反动派的伟大胜利。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得知新中国即将定都北京，便很快派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率团耒到我国的河北省平山县西北坡村中央住地祝贺访问。米高扬代表斯大林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了中国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他说: “斯大林同志讲，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其他同志，在艰难的岁月里，在残酷的战争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内，就打了这么多的大胜仗，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真为你们高兴。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斯大林同志还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更加伟大。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在世界上非常引人注目……”。米高扬热情洋溢的祝词鼓舞人心，被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打断。然而，端坐在米高扬身旁的毛主席脸色凝重，表情异常平静，内心却波澜翻腾，思绪万千。


毛主席不是凡夫俗子，是天纵英才，旷古绝今的人民领袖。他虚怀若谷，居安思危，站得更高，看得更远。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给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这个急需破解的难题，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临着的严峻考验，毛主席很少言及眼前令人心悦的胜利，每天都在废寐忘食地苦苦寻找答案。他坦诚地对米高扬说: “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他比做一个家庭，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里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平山县西北坡村举行。在这次重要会议上，毛主席提出:革命胜利后中国向何去？共产党人怎样继续革命的令人振聋发聩的问题！毛主席警告说: 我们必须批判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城市斗争是依靠资产阶级的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在分析和估计了全国形势后毛主席郑重告诫说: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耒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激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主席接着又说: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胜利结束后，毛主席又及时把中央直属机关和警卫部队全体干部集中起来，语重心长告诫大家说: “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腐化变质了。我们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要教育战士，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一定要保持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凤。”


三月九日进京的日子到了，毛主席又严肃地指着卫士长李银桥的脑袋说: “要进城了，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耒到进京的车队前，毛主席一只脚踏在车上，一只脚踏在地上对周总理语意深长地说: “走，进京‘赶考’去。”周总理笑着说: “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被退回来。”毛主席大手一挥，坚定地说: “决不能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当李自成！”上车后接着又连说两声“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当李自成！决不能当李自成！！”


七十年快过去了，回顾历史，毛主席当年刻骨铭心的谆谆教导，对全党干部的警示、告诫，至今犹如惊雷还响在耳边。不幸的是能够把主席的话牢记心中，用“两个‘务必’” 、“进京赶考” 、“不当李自成 ” 等等一系列重要指示不断鞭策着自已前进，没有变为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贪污腐败分子、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的党员领导干部倒底现在还有多少？恐怕为数不很多了！面对特色改开惨不忍睹的污浊现实，每一个尚有良知的中国人，无不痛心疾首、潸然泪下。

三，毛主席巧手绘制新中国


毛主席一家有七位亲人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每一位亲人都是在敌人极其血醒残暴的屠刀下悲壮就义。为了国家的强胜，人民的幸福安康，毛主席任劳任怨英勇奋斗一生，吃尽人间苦头，受尽各种屈辱，非人类所能忍受的各种各样苦楚都深受过。四十年来，每当人们讲述起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时，无不熟血沸腾，感动万分， 泪流满面。新中国诞生了，全国人民欢声雷动，处处红旗招展，歌声嘹亮；从艰苦战争中幸运走过耒的各路英雄豪杰深受人民的敬重爱戴；跟着毛主席打江山，有过汗马功劳的各方将帅依秩各得其位，享受到了应有的高官厚禄、天伦之乐。唯独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孤独寂寞，大事小事天下事、事事操心，终日忙碌。面对从蒋介石手里接过耒的惨不忍睹的旧中国现状： 疾病漫延，满目疮痍，饿殍千里，土匪特务肆虐，美、蒋连手捣乱，海疆边境不安；长期贫穷落后的中国连铁钉、香皂、火柴、煤油都不会制造……紧接着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发动朝鲜战争，西藏叛乱，印度入侵进行自卫反击战，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美帝联手西方实行经济封锁，美、苏发动核讹诈、核威胁……新中国多年处于内忧外患的艰难困境中。蒋介石逃往台湾时曾经狂妄宣称： “我们留给毛泽东一个烂摊子，他们连四万万人的吃饭问题都难解决。不过三年，他们就会笑着进来，哭着喊着死无葬身之地，到那时想逃也逃不走了！”


毛主席啊，千斤重担一肩挑，万般艰险无所惧！您就像一头不知劳累的老黄牛吃着粗糙简单的草料，干着人间最沉重的苦活；您犹如一位技术精湛的万能大师，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妙手回春治愈了中国的各种疑难疾病——巧手修补好了一个烂摊子，重新创建起了一个举世瞩目的新中国。千百年从未绝迹过的黄、赌、毒、黑、抢，贩卖妇女，倒卖儿童，淫乱嫖娼，军阀混战，土匪为王，灾祸不断，冤魂遍地的旧中国灰飞烟灭。人民从此安居乐业。一个强大的工业体系正在形成，农田水利建设突飞猛进，全国的大江大河全部得到治理，八万座大、中型水库的建成断绝了水患，保障了几亿城乡人民千百年来的饮水安全大问题(至今还在发挥着巨大的优势作用)；“两弹一星”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更加重了中国在国际上话语权的分量。这些成绩的取得振奋人心，令人欣慰。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始终认为，这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万里长征才开始。中华民族决不可以骄傲松懈，要继续踏着成千上万革命先烈的血迹自力更生，艰苦奋勇前进！


中国数千年受封建传统思想文化毒害根深蒂固。权力至上，金钱第一，自私自利的思想;刑不上大夫，礼下庶人，做官当老爷，利益相通，官官相护的官本位思想等等；就像一根无形的绳索紧紧地捆绑着中华民族的手脚难于阔步前进。新中国要长治久安的健康发展，要杜绝“周期律”的重演，就必须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一心的力量，在政治经济战线，思想文化战线，不仃顿地开展思想教育运动。建国初期的短短几年时间里，正是在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全国开展了“镇反”、 “土改”、“三反五反” 、“整风反右”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革命运动，才使全国的广大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理论道徳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增强了主人翁意识，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迠设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


毛主席孜孜不倦的一番苦心，本该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治国安邦的宝贵财富。然而，不断滋生出耒的资产阶级利益分子，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走资派对毛主席的正确思想路线并不能理解，总是表现出不满和怨怼的情绪，经常或明或暗地进行消极对抗。例如，当毛主席决心动用极刑严惩新中国贪腐祸首天津市委书记市长刘青山、张子善的时候，他们就兔死狐悲如丧考妣，像热锅上的蚂蚁，纷纷给百忙中的毛主席打干扰电话，甚或积极策划派出多人代表找毛主席施加压力要求枪下留人。毛主席坚定不移，力排众议，代表人民，代表正义与真理，决心用正义的子弹结朿两个曾经是“红小鬼” 、“功臣”的生命。从而收到了防腐拒贪，教肓挽救大批党政干部，巩固了红色政权的重要良好效果。


刘青山、张子善一案发生至今六十多年了，这两个人的名字，案件的事发经过晃若昨天，响亮的枪声犹如近在耳旁。杀一儆百的效果后耒怎样呢？毛主席健在徳高望重，以身作则，清正廉洁，一身秉然正气，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楷模、靠山和支柱，是镇妖除魔的刀枪利刃。人民当家作主万事兴；打下江山坐了江山，成天只想着吃喝玩乐贪污腐败、欺压百姓不想再继续革命的走资派，从此开始小心易易，谨慎行事，不敢再明目张胆混水摸鱼乱耒了；少数不甘心失败还想着变天的反动分子，也只敢躲到阴沟洞里赌咒发誓的拍几下胸膛，骂几句臭话了事。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但是，要是真的有一天伟大领袖离去了，楷模、靠山、镇妖除魔的刀枪利刃被丢掉了，旧中国的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还会不会重新滋生漫延？可怕的“人亡政息” 的“周期律” 是不是又要卷土重来？这个令人揪心的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一直都在无情地考验和考问着中国共产党，考验和考问着全中国人民……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不幸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三岁。噩耗传耒，毛主席悲痛万分无限感叹地说: “斯大林同志操劳过度，是累死的。高处不胜寒啊！我老了，该休息了，我不想当这个国家主席了……”


斯大林的不幸早逝，毛主席英明地预见到了苏联有可能复辟变修的危险性。为了考查、锻炼、教育全党干部和全国人民，毛主席一九五三年开始考虑退居二线；一九五四年辞去国家主席一职；一九五六年完全交出权利。邓小平这时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从这一刻起毛主席只是党的名誉主席，没有了任何实际权利 ，只能做类似联合国秘书长的工作，开会当调解顾问，没有决定权。从此，党和国家的封建官僚作风和贪污腐化的严重问题又开始萌发:走资派错估形势，自以为羽翼丰满了，公然背着毛主席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培植亲信；玩弄阴谋权术，破坏党内团结，压制不同意见；高高在上，吃喝享受，腐化堕落。图谋用他们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路线，取代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正确的革命路线。结果，大跃进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抬头泛滥，全国人民再一次陷入痛苦的灾难之中。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没有远见卓识，没有共产主义理想，做人行事历来不讲道德规范，更是缺少正义、忠诚、真实、善良行为。当他们面对着堆积如山，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内政外交等诸多难办的棘手问题束手无策时， 依然还是只会效仿大革命时期他们老师多次排斥打击毛主席累遭挫折失败后的老套路，不得不厚颜无耻地重新请回毛主席收拾残局 ——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困难和问题统统推给毛主席去解决。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一幕荒诞无稽的丑剧已经上演过多次了。毛主席对这些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头子是些什么样的人了如指掌。他们想干哪些事？最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心中完全清楚明白！（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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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走资派罪行—— 还云南文革真相

实  岩



第二章，刘、邓是狡诈，阴险的“两面人”

古人云：“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大凡叛徒，无不都是“两面人”。“两面人”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伪装自己，外似朴实善良，中藏狡诈狠毒。古今中外政治史上，最为阴险、最难以对付的就是这种“两面人”。
典型的如中国历史上的奸相庆父、秦桧、赵高、魏忠贤；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叛徒赫鲁晓夫、王明、刘少奇、邓小平、华国锋之流就是这样的“两面人”。他们一面宣称忠诚于“皇上”永不变心；一面宣称信仰马列， 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将革命进行到底！信誓旦旦，以骗取信任与提拔重用，尔后韬光养晦等待机会篡党夺权。 一旦篡党夺权成功，就公报私仇，滥杀无辜，竭力复辟旧的官僚体制，打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号，先让他们的子孙后代富起来，再进一步毁灭整个国家和共产主义的千秋大业。

一，刘少奇的本来面目

刘少奇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一个大地主家庭。一九二一年在苏联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回国后在中央高层担任过多种领导职务。主要负责工人运动和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一九三二年冬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红八军团领导，因作战失利，红八军团被撤销编制。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红军长征。一九四五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毛主席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间，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后转移到华北和朱德总司令一起负责中央委托的工作。由于长期尖锐复杂的战争环境，刘少奇曾经三次被捕叛变的重大历史问题一直被掩盖着，相反还让他肩负起了中央的重要领导职务。给党的未来亊业留下极大隐患，造成无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刘少奇三次被捕叛变的经过：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五•卅＂运动后，刘少奇在湖南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屠杀共产党人的大刽子手赵恒惕亲批将刘少奇＂斩决＂。刘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长洪赓扬和省府会计、赵恒惕的至亲杨剑雄，伙同军阀叶开鑫，贺耀祖等人和刘少奇的胞兄刘云亭出面，进行反革命政治交易；刘少奇完全接受条件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刘少奇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重新钻进党内。一九二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武汉屠杀革命群众的＂四•三＂惨案发生后，当时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重要职务的刘少奇，要工人＂严守纪律＂，＂万勿骚动＂; 暗中与大汉奸汪精卫，陈公博秘密勾结，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把在革命斗争中建立过功勋的工人纠察队和全部枪支弹药，拱手交给了国民党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次日上午，汪精卫，陈公博又密谋用＂苦肉计＂将刘少奇公开逮捕，然后＂释放＂让其隐蔽下来充当内奸出卖革命。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刘少奇与孟用潜在沈阳纱厂被军阀张学良逮捕。刘少奇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同时供出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沈阳市的六、七个支部。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纵观刘少奇投身中国革命至新中国建立的二十八年历史表现，他不但巧妙地隐瞒了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没有受到清算，还芝麻开花节节高不断获得党的重用，迅速升迁，职务紧随毛主席其后。刘少奇能如此官运亨通，除了别的重要原因，还有就是刘少奇会“聪明”一时，灵活机动，善于“修养”，大度隐忍，投机钻营。当他目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受惨败被迫丢弃根据地仓惶逃离进行长征，抢渡湘江时又损兵大半，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彷徨失措，进退维谷，兵败之余，人心惶惶，红军将面临灭亡的危难关头，他认准了唯有毛主席能担当大任，能使红军转危为安。遵义会议召开的重要时刻，为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和军事指挥权，他举手投了重要一票赢得信誉。红军历经大小数十次战斗胜利到达陕北后，他对毛主席的指示言听计从，身体力行，凡事认真勤勉。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作出了完整正确的概括和系统的论述。毛主席施展逸群之才，绝世之力，只手擎天，力挽狂澜，率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战胜重重困难，打败了日本帝囯主义和国党反动派！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谱写了辉煌胜利的诗篇。从此，刘少奇声名鹊起，大树底下好乘凉，没有吃过什么亏就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便宜。毛主席参加革命一路凶险，家破人亡，满门英烈。因为具有崇高的人格，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勤俭朴素的苦行僧精神……难以成为党内高层领导人的榜样而累遭妒忌、排斥，进而多次遭遇党内错误路线的残酷打击迫害几乎生命难保;蒋介石更是视毛主席为十恶不赦的“匪首”，一再用重金悬赏要取他的脑袋——刘少奇从耒没有过毛主席那样的人生经历。他有过的是六次婚姻，九位妻子，夫贵妻荣，家庭幸福，周游列国，花天酒地，享不尽的天伦之乐。在曲折的征途上，他总能化险为夷，平安无事，骄横跋扈，无视一切，趾高气扬，高高在上，


无情的历史常常用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告诉善良的人们：在革命道路上，凡是违背良心，抛弃信仰，出卖同志，破坏革命事业而渔翁得利的叛徒，永远不会苟且偷安一时就金盆洗手改恶从善。因为他们组织上虽然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信仰的不是马列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为广大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只为利益、金钱、官位活着，是钻到革命队伍里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刘少奇几次尝到叛变的甜头并不会满足，进一步网络更多党羽，夯实好牢固基础后篡党夺权复辟变天，才是他们的最终总目标。刘少奇背着毛主席党中央钦定“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安全出狱后成为共产党的一支高级干部队伍的事实，正是他们经过长期策划精心设计出来的反革命阴谋。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发生在一九三六年。之前的一九三一年因叛徒出卖，河北省委遭受严重破坏“六十一人”被捕。随后刘少奇从延安到天津任北方局书记。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汇报工作时说到，“北平军阀反省院”(通常称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批党的干部。这批干部主要是三十年代初期因北方局党组织两次遭到大破坏被辅的……还有六十多人被继续关押着，如果能将他们营救出来，可以大大加强华北地区的干部力量”。当时红军长征到达延安立足未稳，面临的斗争形势和困难非常严峻；千百万人民群众正在日本鬼子的炮火硝烟中挣扎，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党的高级干部前赴后继纷纷倒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党的好儿女，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向警予、彭湃、蔡和森、恽代英、方志敏、毛泽覃等等革命英烈就是在这个期间高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的。


北方局当时燃眉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样很多。被关押着的六十多名干部的问题是不是问题？回答是肯定的。而且是应该及时解决好的大问题。问题是刘少奇听了汇报后，对其它任何重大的工作问题都没有应答和解决的意见，只对这“六十一人”的问题特别关心重视。并在短时间内就拟定报告经“中央”（ 经张闻天) 批准，办理完手续分批走了出狱（刘格平、张良云俩同志坚决反对，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一九六七年三月党中央印发给全党、全国人民的“六十一 人的自首材料” 影印件的按语白纸黑字这样写道：


“薄一波等人自守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批人的出狱，决不是像他们事后向中央所说的那样，只是履行了一个什么‘简单手续’。 他们是簽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 后才出来的。……这些变节分子出狱后，由于刘少奇的包庇重用，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岗上，其中有少数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关于刘少奇被捕入狱的情况，解放后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刘少奇家乡的近邻——湖南宁乡县国民党元老周震鳞先生是刘少奇被捕入狱的知情人。解放后，周老先生全家受毛主席的邀请，于一九五一年从长沙迁至北京。毛主席亲切接见和宴请周震鳞等人，刘少奇作陪时没有和周震麟多说一句话。后来毛主席多次在五一节和国庆节邀请周震鳞先生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烟火。一九六一年春节时再次设家宴招待周震鳞先生。而刘少奇与周震鳞是同乡、近邻却没有任何来往。说明刘少奇对知情人是很提防和戒备的。毛主席与刘少奇对待老师、同乡和老同学的感情完全相反的内情不也令人一目了然了吗？


亊情讲述到这里，那些为了民主、自由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英勇献身惨死在敌人屠刀下的英雄形象，仿佛又一个个鲜活地回到了人间。他们浑身血迹，戴着脚镣，手铐，迈着雄壮的步伐走来；面对着血淋淋的特色现实，面对着完全腐化变质了的叛徒、走资派、封建法西斯官僚统治集团的倒行逆施，一遍遍不仃地呼喊着响亮的口号！那亢奋、悲壮的《国际歌》声指引着迷失未来方向的人们前进！前进！——革命的人们再也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热泪——叶挺将军（叶挺1896年出生于广东惠州一个农民家庭。著名的军事家，新四军创始人。1946年回延安途中不幸飞机空难去世)掷地有声的《囚歌》诗词；方志敏烈士（方志敏1899年8月21日生于江西省弋阳。江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1935年1月27日不幸被俘人狱，在狱中坚贞不屈，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名著。1935年8月6日英勇就义，时年36岁)《可爱的中国》催人泪下的警句——久久地撞击着每一个人仁志士的心灵：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
“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悲观，不要畏馁，要奋斗！要持久的艰苦的奋斗！把各人所有的智慧才能，都提供于民族的拯救吧！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能让伟大的可爱的中国，灭亡于帝国主义的肮脏的手里”！


二，邓小平丑恶的反动本性


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民间广泛流行着一个传说，这是一个绝非语义偶然的故事。故事内容说：中华民族是人类最古老的族群之一，但他先天不足，来到人间就包袱沉重，疾病缠身，没有向心力和凝聚力，自私自利，一盘散沙，相互猜忌，尔虞我诈，弱肉強食，缺少道德礼仪。因而累遭波旬（诸罪中最大的犯罪者，故此又名‘极恶’又称魔罗) 蒙骗和外敌蹂躏、侵扰、杀戮，血流成河，尸骨成山，无数次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时刻。所幸“玉皇大帝”有眼——从阳光普照万里晴空的兰天上俯瞰到了这一幕惨不忍睹的人间悲剧；于是毫不犹豫地把正在西方讲学的佛祖——释迦牟尼急速派到人间拯救这个濒临灭绝的民族。释迦牟尼博古通今，聪慧过人，公而忘私，克勤克俭，为人忠厚，仁慈善良，是非分明。他首先把恶贯满盈的魔头波旬和坚持罪恶不愿悔改的魔鬼赶下地狱严加管治教育；随即又把人间的疾苦逐步化解，让人人都能过上平等自由的生活。在大佛以身作则高尚思想行为的教化感召下，从此，中华民族开始幡然悔悟，奉释迦牟尼为神灵步步跟进，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不畏各种艰难险阻，多次打败入侵強敌，终于成为屹立在世界东方勤劳勇敢的、具有超群聪明才智不再仰人鼻息的伟大民族！


释迦牟尼用心感化拯救了中华民族，促进了人类的文明进步。他的功绩不仅如此；他还为人类拟定了许多构建和谐友善思想行为的清规戒律，诸如人需平等相处，不允许以强凌弱；家庭中要敬老爱幼，友邻间要扶困助贫等等。同时他还把被恶魔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为人类划清了善、恶标准的界限，让一贯真诚善良的人活得舒心愉快，圆寂后升入天堂；让一贯歹毒的邪恶之徒活着受百病折磨，死后遁入地狱。所以，释迦牟尼是救世菩萨，是人民永远祭祀的大佛，他万世不朽的功绩被人类子孙代代相传。波旬与大佛释迦牟尼相反，他以堕落为快乐，教唆引诱人要奉行阴谋诡计，去冒险进入所有的黑暗险境、污泥浊水、三教九流、各类魔界……在苦难中寻求欲望的满足、快乐、安全、名声、自高自大、自私自利；他是人类分裂、束缚、焦虑和一切痛苦的根源。波旬是一切牛鬼神的总后台，是长期与释迦牟尼势不两立的穷兇极恶的仇敌。之前，他疯狂横行，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大佛降临之后，他切齿痛恨，但又无可耐何，不得不屈尊一时，向大佛苦苦哀求说：
“大佛，我亦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您戒律森严，极力强调贪欲的危害，教人远离贪欲。而我顺应百姓的欲望，满足百姓的贪欲。我与您不同；有您在人间我们就得下地狱，那里阴冷潮湿，饥饿难耐；恶魔相处在一起，个个兇神恶煞人吃人，难管又难教，他们只讲金钱不要人情，日子实在难过。您上天界享清福去吧。让我还是带着罪恶的子孙们在人间生活。我们不会再惹事生非，人与鬼、善与恶会慢慢和谐相处好的，绝不会让您操劳费神”。大佛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行！高山难移，夲性难改！你们要想回到人间就必须大彻大悟地改造思想。没有真诚认罪悔罪的实际表现，永久不准你们翻身回到人间捣乱破坏”！


波旬哀求不允，只好将仇恨暂时深藏心中另谋计策。冥思苦想后他决定用金钱、淫欲、享乐、山珍海味腐蚀拉拢大佛身边的一批忠实信徒：用与时俱进，各个击破的办法慢慢渗透，逐渐孤立大佛。再让他的魔鬼子孙重返人间挤走大佛。这一毒辣的阴谋手段很快就被大佛识破。但波旬并不死心。因为他明白：这是人间与地狱，善与恶，人与鬼，生与死的较量，斗争的胜败将是长期尖锐激烈的，一朝一夕不会见分晓。于是，他进一步挖空心思地想出了另一条毒计：决定从“娃娃”抓起，逐年选拔一批又一批年龄尚小，聪明奸诈，胆大妄为，喜怒无常的两面鬼到“挡笑”进行长期学习培训，待“成才”毕业后再适时不间断地派遣到人间骗取信任篡位夺权。波旬始终认为：要想过上贪欲无度，奴役别人的人间美好生活，最终只有抹黑大佛，赶走大佛（波旬妄想！大佛是永远抹不黑赶不走打不倒的)；然后先把人变成鬼，再把鬼变成人。除此别无它法。


时间磨砺意志，功夫有时也会回报鬼神。波旬多端的诡计层出不穷，精心豢养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而且个个精明強干——为人处事笑脸相迊态度谦卑滴水不漏；韬光养晦只说不做或只做不说摸着石头过河；紧要关头瞒天过海金蝉蜕壳进退有秩……魔鬼的魔法终于蒙住了善良人的眼睛，也一时赢得了大佛宽厚仁慈的爱心。当大佛看到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莺歌燕舞的美景时，内心頓时轻松愉快起来，无不感慨万千道： “天堂也不过如此啊！我也该放心地重返天界去追寻凤凰涅盘（我所应该作的已经做完。清静无染的行为已经建立并不会退转。因为不会再有烦恼而永远自在。不再受六道轮回之苦，从其中解脱出来) ，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再为人类实现更高理想作出新贡献吧！”


释迦牟尼大佛“涅盘”的请求得到“玉皇大帝”批准后，大佛又尽心尽力地为中华民族做了许许多多善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交代，希望已经強大起来的中华民族要谦虚谨慎，不能自私自利再一盘散沙。一定要团结，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才能战胜一切敌人……然而，释迦牟尼大佛前脚刚走，波旬长期隐藏下的各类妖魔鬼怪便以食欲为诱饵，又一批批地拥上门来，再一次把中华民族的儿孙们，欺骗拉拢进了贪腐、淫乱、内斗、崇洋媚外、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中去——中华民族又一次陷进了百病缠身，灾难不已的百年轮回中。


释迦牟尼大佛凤凰涅盘欲火重生顺利回到天国得知这一消息后，痛苦万分，失声大哭了五十个春秋，哭得黄河水倒流，长江水干涸！他老家决心重返人间代领人民狠抓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继续革命不仃步，艰苦奋斗不松劲，坚决扫除波旬害人虫。把实现共主义的伟大理想无私奉献给全人类——这就是全世界革命人民期盼已久的伟大导师、全中国革命人民期盼已久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即将重返人间的、最鼓舞人心的憧憬和最羙丽的传说故事。


传说中的故事生动感人，令人浮想联翩。大魔鬼波旬尘埃飞逝早不存在了。但是，随着人类生存空间的扩大，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高科技的涌现，波旬的死魂灵不但还活着，而且根深蒂固——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道德构建的土壤依旧肥沃厚实；魔鬼精心炼制出来的毒汁浇灌出的毒根毒苗还在滋生漫延果实累累。邓小平及其走资派和那些专门损人利己的坏人，不就是继波旬之后新滋生出来的更加穷兇极恶的魔鬼吗？


多年来一些资产野心家、阴谋家套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作为宰杀真理的刀子竭力为邓小平大吹大擂颠倒是非涂脂抹粉；我们今天也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真理标准的锐利武器，对邓小平这个至今阴魂不散，仍然不可一世的最无耻，最丑恶，最反动的的现代波旬、庆父、赵高、王明、赫鲁晓夫式的假共产党的真实面目和罪恶行径认真地进行一次彻底检验，剝开他们的画皮，看看现代“猫王” 的庐山真面目倒底是个什么东西！是白脸，黑脸，还是丑陋至极的猫脸？！


邓小平一九O四年八月出生于四川广安县协兴乡一个封建大官僚、大土豪、大恶霸、大地主家庭，小学文化。十五岁因与他爹的第四个小妾恋爱败坏人伦事发，仓皇离家出逃到法国飘游浪荡——谎称留法勤工俭学。他在法国五年时间，先后在四个地方做工不到半年。期间入团入党，参加过两次示威和集会，做过几天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赤光》的编辑工作。一九二六年一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年。一九二七年四月离开苏联回国，受中共派遣，到冯玉祥国民联军所属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任政治处处长三个月。邓小平的这段历史可以用五句话概括：纨袴子弟，游山玩水，好娱恶劳，入党当官，混世妖魔。比起大革命时期所有到过法国勤工俭学，到过苏联读书学习的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他们的子女，邓小平是独一无二日子过得最安全，最舒心，最幸福的人。毛岸英兄妹，包括贺子珍，都在苏联历经艰险，吃尽苦头，九死一生；毛岸英还不惜流血牺牲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即使像李立三这样中共的高层人物，还有当时正红极一时的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这样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在苏联无一例外也逃不脱被流放和长期出苦力的厄运。唯独只有“猫王” 邓小平命运最好——万里坦途风和日丽处处充满阳光！


“猫王”回国后在大革命的进程中又是怎样自我表现的呢？


一九二九年八月时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是邓小平的老熟人，考虑到他年轻没有经历过艰难困苦的锻炼，更无实际成绩、军功可言，所以格外关顾培养他，特任命他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西。不久，这个扶不起来的猪大肠，竟然两次中途临阵脱逃离开广西返回上海。第一次：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著名的百色起义（即右江暴动）爆发前夕，邓小平借口要前往上海汇报工作（其实是获悉怀孕的第一任妻子张锡瑗即将临盆）独自离开百色。第二次：一九三O年二月七日，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再度委派邓小平从上海回到龙州任前委书记参加百色起义。不久，红七军在广东韶关、乐昌之间渡河时，突遭国民党重兵截击，红七军被截为两段，已经过河的红七军主力在邓小平、李明瑞率领下，进入江西崇义地区；军长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另一部被堵截在河的另一边，寻找渡河时机。几天后，上饶方面的国民党军对崇义突然发起猛攻。情况紧急，红七军主力边打边撤，并急切等待着邓小平返回。邓小平听到了前方的枪声，慌张地写了一封短信给红七军，说他要回上海去汇报工作。信送走后，邓小平换上便服，辗转经香港前往上海。从此邓小平永远离开了红七军。环境险恶之下的生死存亡之际，红七军的最高领导人——前委书记邓小平突然离队，对部队的军心影响极大。因此，后来在长征途中的邓小平被中央罚去当挑夫“受迫害” 。毛主席遵义会议确立领导地位后才解除了对他的惩罚，调他到《红星报》当油印员，成就了他轻松偷快地跟着红军队伍胜利走完长征路到达陕北的一段光荣史。
邓小平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可耻行为路人皆知。一九三四年后在中央苏区时期、延安整风、中共七大上，红七军老战士们都曾不断地对邓小平的离队行为提出质疑，但均因种种原因不了了之。他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后，不但肆意往自己脸上涂脂抹粉，还利用手中握有的特权恬不知耻地伪造历史，自我标榜是领导右江暴动、白色起义的“英雄领袖” ，参加过遵义会议的“中央秘书长”云云。不惜动用国家和人民的大量资财，把“白猫”“黑猫”纷纷搬上银幕大吹特吹。更可恶的是，凡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质疑过他这段历史的当事人，都无一幸免地被他整肃得死去活来含冤九泉永远不得翻身。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又一次格外关心培养邓小平。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国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张浩同志积劳成疾不幸英年早逝。毛主席顶着来自各方面的非议、压力，破格提拔邓小平任一二九师政委与刘伯承搭档。但是，作为一个缺少应有道徳良知，惧怕苦难，惧怕生命危险的人，无论走到哪里，不论职位多高，都总是私欲难填，不能团结同志，总要惹事生非。邓小平不懂军事，从未认真指挥过一次战役。同时又无理论知识，又往往好大喜功爱出风头，于是，妒忌暗算刘伯承就成了他的心理常态。造成第二野战军后来挺进大别山时部队纪律涣散，常常被动挨打，兵力由十五万余人锐减至五万人的严重恶果就是事实。要不是陈、谢（陈庚、谢富治）四兵团的強力支撑，还不知刘、邓大军这个光荣称号还会不会留存在历史的印记中？正是邓小平从来不敢正视历史，更不敢面对现实的丑恶的反动夲性，最终才导致他永远成为与人民为敌的破坏者和黑暗势力的总司令！！


三，他们是腐蚀共产党心脏的蛀虫


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从创建发展到今天，已经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它对人类的思想文化，道德文明建设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教义揭示了人类的不平等、剥削压迫和黑暗，劝导人们追随上帝、真主和菩萨才能走向光明，才能获得明天的幸福，给人以精神上暂时的安慰与解脱。但是，贫富形成的差距使人彷徨、苦恼，造成家庭悲剧亘古不变的秘底，只有到了近代才被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理论实践彻底予以揭开。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无情地揭露说：“资夲来到这个世界，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共产党宣言》更是旗帜鲜明地宣告：“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制有制。”因为 “私有制” 是产生人类悲剧和一切罪孽的根源。只有消灭“私有制”，人类才能走出黑暗见到光明。遵照伟大革命导师“消灭私有制”的遗愿，艰巨的千斤重担就被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共产党人的肩上。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斯大林继承列宁遗志，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壮大了社会主义陣营。然而，随着革命领袖的离去，赫鲁晓夫的无耻背叛，強大的苏维埃政权倾刻间便在滴着血的私有制面前土崩瓦解了。由此可见，人类不断滋生着的私心、私欲、私利——私有制，它是须臾不离时刻考验着每一个国家、政党、家庭和个人成败得失的天平。无论你是什么人、职位有多高;只要你背上还揹着骄傲自满的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耒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的沉重包袱不继续革命了，甚至还念念不忘地迷恋着私有制，那你就有可能要在不拿枪的敌人的糖弹面前打败仗。即使你把爱党、爱国、爱民的口号喊得再响亮，你也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身败名裂的野心家，腐蚀共产党心脏的蛀虫，人民永远的敌人！


刘少奇这个所谓的老革命，一生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毫无信仰可言。他从来就没有把“消灭私有制” 这个共产党人终身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放在过心上。自从一九四五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以后，他过去装模作样常掛在嘴上，言必“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各项工作的正确指导思想”; “毛主席的指示是经过战争考验的智慧结晶，我们必须坚决认真地贯彻执行毫不动揺……”诸如此类的话，渐渐地不讲了。取而代之的是他的“思想”、 “指示”的宣传贯彻。其核心内容就是“人性” “人权” 、 “民主”、 “自由”、 “博爱” 等等。最使他慼到骄傲和自豪的杰作即是托人代笔，充分表达了他的资产阶级思想立场的，为维护孔孟封建地主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大造声势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毛主席对“修养”的错误内容和观点曾在党内多次进行过严肃批评。但是，刘少奇充耳不闻，相反自以为他在党内的基础牢固了，革命胜利的暑光初现了，毛主席的正确思想路线可以由他逐步地取而代之了。


一个人的堕落（野心）常常是从争名利地位到贪图享乐开始演变而成的。新中国建立了，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 一个词语的变更是否也将意味着核心实质内容的被颠覆？毛主席从即将进入北京的那一刻起，就把“绝不当李自成”的警钟反复在全党敲响。进到北京时当中央其他领导人一再要毛主席搬进中南海居住遭到拒绝后，又以“少数服从多数，时间紧迫，顾全大局”为由，強行把毛主席“挟持”进了皇上住过的“圣殿”——中南海。从此，从深重苦难中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又一次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生死大考验。令人庆幸的是在未来的二十八年间，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始终如一地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井惕性，不断用艰苦奋斗，艰苦朴素，勤俭建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一系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思想理论严以律己，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绝不能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目标，有效地延缓了腐败毒汁对党和国家健康躯体的侵蚀。面对着旧中国这个惨不忍睹的烂摊子，他老人家废寢忘食，日夜操劳，时时亊事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难，一夜累得雪满头。


刘、邓及其那些打下了江山正急不可耐等着坐江山的李自成们，心中拨弄着的算盘珠子则是位子（官位）、票子（金钱）、女子（美女）的加、减、乘、除法。刘少奇忙得不亦乐乎的是，嫌弃中南海的“圣殿” 还不够富丽堂皇急需进行改造装修;迊娶第六位年轻貌美妻子的盛大婚晏正待隆重举行。远在重庆的封疆大吏邓小平因为是独挡一面，大权在握的“天王老子”，干起事来更是雷厉风行，干净利索；他毫不犹豫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把正在惶恐不安，曾经是共产党和人民的死对头的三亲四戚、五姑六姨的地主恶霸分子、横行乡里的地皮流氓、土匪头子动用人民的軍队把他们统统保护起来。然后再像“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让他们入团、入党、提干、当官，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专无产阶级的政。更恶劣的是，邓小平一九五六年进京担任总书记后不久，就与刘少奇沆瀣一气，暗中勾结，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招降纳叛、秘密建蓋富丽堂皇的“高干俱乐部”网络牛鬼蛇神。


这个“高干俱乐部” 是邓小平一次出国访问后不久倡导建造成的。他说：“我出访过很多社会主义国家，他们都在风光秀丽的地方为党内领导干部建蓋有舒适的俱乐部。为了干部的健康，以便为党更好工作，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活动场所才好。”邓小平“圣示”一出，党内新生的腐败分子喜不自禁，彭真闻风而动，短时间内就调拨大量资金、外汇，在北京的北海公园西岸四面环水，绿树成荫，环境优雅的地方圈划出一千多畝土地，新建造成了一处与外界隔绝的极具奢华的“高干俱乐部” （裴多菲俱乐部）。“高干俱乐部” 内设豪华宽敞的大型仃車场，八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院内有一百多间装饰各异的超豪华客房，设有休闲娱乐室，游戏室，台球室，麻将室，桥牌室，高档浴室和中、西各式餐厅；特供的小卖部货物繁多应有尽有。院墻后面是一个碧波荡漾的园林式人工湖，湖中花船簇拥，歌声悠掦；绕湖四周有专供高干们一家人散步休闲、观赏各种奇形怪状的亭榭、假山和各种香味扑鼻的奇花异草；每周星期六的下午，宽敞明净的露天舞池里锣鼓喧天，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从北京十大饭店抽调来的高级厨师，漂亮、帅气的男女招待员大显身手，各尽其职为高干们殷勤地伴舞、按摩、修脚、喝歌，提供美味佳肴；中央公安部精选前来护卫的干警通宵达旦二十四小时分秒不离地守候值班……
夠了！夠了！腐败就像瘟疫，上级影响下级，一级传染一级。高干们奢侈糜烂的生活，难道永远蒙得住中华民族懦弱、善良、热泪滾烫的双眼？——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正是我们国家最困难的大饥荒时期。为了应对天灾、赔付苏修追逼的货款和党内官僚主义造成的人祸，全国人民都在忍饥挨饿。毛主席他老人家也同全国人民一道同甘共苦，连续半年多不沾荤腥不吃肉，双脚肿胀得又红又紫照样没日没夜地工作；爱女李敏、李纳和侄儿毛远新读大学正是长身体的年龄，每周星期六才能走路回家与亲人团聚一次，卫士长李银桥实在不忍心俏俏买点糕点送去学校，江青同志知道了还要狠挨一顿批评。毛主席一再強调要和全国人民一道同甘苦、共患难，绝不容许特殊化。还有周总理、朱老总也同样如此。


同样处在一片兰天下，同样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同样是亲情子女家属，为什么有的人在天堂花天酒地，有的人在人间忍饥挨饿？新中国建立还不到十年，毛主席正年富力強健在着，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就敢背着全党和全国人民明目张胆地结党营私，肆意腐败墮落，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血汗钱。这一切说明了什么？诗圣屈原在《离骚》一辞中辛辣地揭示道：“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意思是说：“党人” 即古代在朝庭里做官的人。这些人为了私利而结党营私，经常苟且在一起偷着享受娱乐；他们嘲笑高尚廉洁自律的人，欣赏自己龌龊的行为还不知廉耻的自呜得意。此时此刻国家危败的灾难即要降临了）。两千多年过去了，屈原笔下“党人”的不知廉耻还自呜得意的罪恶行为，竟然在号称先锋队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内顽強地表现出来，难道国家危败的灾难又将要降临了？这不是危言耸听的揣测，这是不以人的思想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的反应！伟大导师列宁严肃指出：“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部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工或无产者反对有产者或资产阶级的斗争”。 这场斗争将持续不断尖锐激烈地长期进行下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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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清算走资派罪行——还云南“文革”真相（第三章）
实  岩

第三章，党内黑暗面的形成与互动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的高层领导人中聚集着众多思想道德高尚的精英才子，他们有的人虽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但是，除了像向忠发、顾顺章、周佛海、陈公博、刘少奇、邓小平、华国锋等人那样贪图腐化，生活奢靡，野心勃勃，失去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组织纪律性与高度原则性叛变沦为臭名昭彰的叛徒、大汉奸外，大多数的人都是为革命鞠躬尽瘁可亲可敬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另外一个事实还告诉人们：这些老革命家们，由于各自客观上的先天不足，或是主观上、人格意识上的缺陷，最终都未能更好地承担起“领袖”的责任和义务。这个千秋伟业的重担最后被沉重地一直压在了没有大学文凭，没有家庭社会背景，来自穷山沟里的农民的儿子——毛泽东主席的肩上！毛主席凭着满腔的热血，忠祯爱民的亦子之心，坚韧不拔地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了新型的人民军队。红军胜利到达延安后，毛主席又倾注了他毕生的聪明才智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很快克服了共产党内自身积淀已久的各种黑暗面；及时敏锐地捕捉把握住历史带给中国共产党人稍纵即逝的良机，把全党从幼稚盲动的混沌境地带入成熟严密，又机敏善变的兴旺发达局面之中。从此，反动黑暗的旧中国阳光普照，世界瞩目。然而，毛主席退居二线不久，党内以刘、邓为首的走资派竟然鬼使神差，蠢蠢欲动，得寸进尺地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党内的黑暗面和肮脏的社会环境开始滋生漫延起来了。

一，刘、邓别有野心，图谋另起炉灶

古人云：“学问人可教，秉性本难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的文化知识是可以通过教育学到的，而人的思想本性是难于改变的。毛主席在《矛盾论》一文中则言简意赅地指出: 人是可以改变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小鸡，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中国革命获得成功的事实，就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典型范例——旧中国千百万目不识丁的劳苦大众走上革命道路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教育和艰苦战争的锻炼考验，这些工农子弟提高了阶级觉悟，增长了知识，改变了人生的命运，由昔日的奴隶变为国家的主人。有的还成长为能征善战，会治理国家的功臣、将军、党的高级干部。另外的一些人则与其相反，诸如 刘、邓，参加革命几十年，头上戴着革命老干部的桂冠，身上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但是，他们旧有的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异常顽固，并没有因为参加革命时间早就能改造得好！所以，自以为是“老革命”的包袱越背越重，职务升迁越快，野心越大，结党营私，排除异己，高高在上，贪图享受，贪生怕死便成了这些人习以为常的通病。他们本身的利益与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总是激烈矛盾地斗争着，一有机会就要背离党的纲领，背离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们时常挂在口头上的“修养”、 “人性”、 “良心” ，统统都是用来欺骗别人的麻醉剂。实践无情地反复证明：刘、邓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混进共产党内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死心踏地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新中国建立后党内黑暗面的逐步形成并演变为尖锐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始作俑者就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封建法西斯利益集团！


毛主席堪称中国共产党人中最完美，最具有聪明才智，马列主义水平最高，各方面知识最渊博全面；做人做事最谦虚认真，与人民感情最深厚，思想道德最高尚，最能模范遵守并忠实执行党的纪律的人。人民的敌人对毛主席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他们就像矮子忌恨高山，毒草忌恨香花，蛆虫忌恨蝴蝶那样；总是在谍谍不休赌咒发誓地造谣中伤毛主席。四十年来他们骂天骂地，吹灰找裂缝黑白颠倒，时至今日也难找到一条毛主席独断专横，违反党的纪律做过的坏事！刘、邓道貌岸然，当面是人，背地是鬼，历来视党的组织纪律为儿戏犯下的罪行多如牛毛。早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 就开始独断专横，自作主张，各行其是疏远毛主席。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千辛万苦提着脑袋在前方指挥战斗，刘少奇一伙在后方忙碌的是花天酒地，培植亲信，组织山头，根本不向毛主席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八大”） 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是党的主席，党章明确规定大会的章程，决议，文件都必须经过主席的同意和全体代表的表决通过方可成为合法，这是铁的纪律。刘、邓公然胆大妄为，故伎重演，背着毛主席和全体代表暗中把 “七大” 确定的“毛泽东思想是全党今后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 的重要内容删去。同时，他们经过精心策划，又在会议最重要的政治报告决议中，把毛主席坚持强调的“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的重要指示偷梁换柱改写成他们始终念念不忘的 “四个现代化” ，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的修正主义私货强加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头上（同四十年后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路线如出一辙）。毫无疑问，中共“八大” 开启了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先河，为今后修正主上台埋下了定时炸弹！也充分暴露出了刘、邓图谋另起炉灶，要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狼子野心。为积极配合好刘、邓乱党乱国的阴谋行动，他们的党羽、亲信、骨干纷纷赤膊上阵，四处大造反动舆论，与赫鲁晓夫疯狂反对斯大林摇相呼应，大反“教条主义”，矛头直指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攻击诬蔑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实用主义” 、“庸俗化” 、“简单化” 。


“八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建国后历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陆定一首当其冲狂枉地说：“‘八大’ 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阶级斗争的话今后要少讲或不讲。对四个现代化的宣传要雷厉风行成效显著。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时可而止。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都是形式主义！不要非弄成圣人之言不敢言，一切绝对统一；当初长征时，红军打到云南，天天吃宣威火腿，开头还新鲜，过了半个月，一见就厌烦，再也不想吃了。现在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捧上了天，成了万能的灵丹妙药，那里有那么一回事？读了一篇文章就解决了什么问题，这是哗众取宠，有些人没读‘毛选’也是很好的，也有些人读了毛选，还是一塌糊涂。你们要注意这些问题，不要让一些人把你们的脑子搞糊涂了。”


……

联想到“八大” 以来，刘、邓到处煽阴风点鬼火，肆无忌惮地进行的一系列阴谋活动，特别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公开背叛马列主义，疯狂复辟资夲主义的罪行充分败露后，毛主席曾经及时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反复不断亮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要警惕修正主义上台” …… 的红牌。然而，这一张张醍醐灌顶的红牌并没有引起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视，有的领导干部甚至麻木不仁，我行我素，继续沿着资产阶级做官当老爷的邪路不仃狂奔，假共产党的营垒由此在党内产生。贪腐的祸水顺势漫延。特色改开三十多年来，全党腐败，全军腐败，全国腐败，少数人得利，广大人民遭殃的残酷现实更是触目惊心——被双规，被判刑的党员贪官一批又一批，一贪就是几亿，几十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后补中央委员、各省诸侯、中央军委副主席、总部首长；跳楼的、自杀的、卷款外逃的、被通缉的、被遣返的，昔日尊敬的领导，亲爱的首长，瞬间变成了阶下囚。可怜的还是他们的家属子女，疯的疯，死的死，散的散，凄惨无比……他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到头来只能悲天悯人地向毛主席呼唤哭泣: “毛主席啊！您快来救救我们吧！您再亲自发动一次文化大革命吧！我们愿意听您老人家的话到五•七干校‘受迫害’蹲‘牛棚’去！我们愿意永远接受群众监督，错了就悔改，拉我们戴高帽子游亍一千次也保证无怨无悔！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最后，恳请您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严惩那个骗子猫王教唆犯邓矮子；和那个草包司令华叛徒及其他们的党羽。是他们坑害了我们光荣的党，坑害了我们伟大的国家和人民”……

这就是刘、邓一伙资产阶级野心家、走资派另起炉灶，坑害党和人民自残的结果——后悔晚矣！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良药与毒药两种药，后悔药是永远买不到的。“一步行来错，回头已百年。古今凤月鉴，多少泣黄泉。”


二，诡异的“清君侧” 阴谋


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成立，至一九四九年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经历了二十九个春秋。二十九年中，有近一半的时间（14年）党是在极其艰难曲折的困苦中度过的；因为年轻的党没有产生出英明正确的领袖，缺乏正确的思想理论路线指导，党内固有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形成的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不断干扰破坏，特别是在很长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盲目地照搬照抄脱离中国实际的“共产国际”的路线、方针、政策，给党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更是教训沉痛。许许多多具有高尚思想道德，又富有文韬武略，脚踏实地为中华民族翻身求解放的宝贵人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惨死在错误路线下；诸如彭湃、蔡和森、向警予、恽代英、方志敏、毛泽覃等等革命英烈。还有至今中国人民还始终怀念着的，为中国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为支持毛主席建立井冈山红色根据地立过汗马功劳的“井冈双雄”袁文才、王佐就是被“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冤杀的。从而，导致了革命进程被长时期的延误……十四年后毛主席荣登中国革命舞台才力挽狂澜，乾坤倒转，地复天翻，拯救了党、国家和中华民族，洗雪了中国的千年耻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漫长、最血腥悲壮，也是最伟大辉煌的大革命！这场革命如果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参与，就绝对不会有后来的胜利，人类历史一定会暗然失色。


总结中国革命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使我们从喜悦、悲哀、痛苦、疑惑交织的混沌中，似乎还感悟探测到了一个耐人深思的迷底：在人世间这个热闹非凡的舞台上，一直都在上演着一出亘古不变的复辟倒退大悲剧；君子斗不过小人，好人斗不过坏人，革命派斗不过走资派，圣贤斗不过魔鬼。至今还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好人不在世，坏人活千年”； “好人流芳千古命运多舛；坏人洪福齐天遗臭万年”。即便是功高盖世，权倾一时，深受人民爱戴的将帅、良臣也难逃脱这个悲惨的厄运：他们不是劳累过度英年早逝；就是被奸佞小人污蔑陷害而亡。历史与现实这面明亮的镜子就摆在人们的面前——


商鞅，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卫国(今河南省安阳市)人，姬姓公孙氏，故称卫鞅、号为商君，又称之为商鞅。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决心图强改革，下令招贤纳士，启用商鞅并任他为秦国左庶长（官位仅次于皇帝的“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的军政首席大臣），实施“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衡和建立君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短短几年时间就使蛮荒落后的秦国变成七国之首的第一强国。为后来秦国统一整个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两千年来，商鞅图强变法的伟大功绩一直被世人传颂至今。但商鞅死得很惨，秦孝公一过世，商鞅就遭到强大的权贵利益集团的轮番陷害，即至用最残忍的酷刑将商鞅车裂、五马分尸。


苏轼（苏东坡），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闻名于世的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要职。因为他知识渊博，清正廉洁，治国有方，功勋卓著，两次被皇帝托孤为护卫大宋江山的重臣。哲宗不幸因病逝世后累遭奸佞朋党的诽谤陷害，两次入狱，数次遭贬、遭流放，家破人亡，死得很惨。


于谦，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明代著名清官、民族英雄。曾巡抚江西，河南、山西，政绩显赫。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族瓦剌部入侵，发生土木之变时明英宗帝被俘，明王朝危在旦夕。于谦临危受命，任兵部尚书，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主张，力阻南迁，亲自指挥数十万军民进行了名垂青史的北京保卫战，击退瓦剌，挽狂澜于既倒，救回英宗。在中国历史上抒写了壮烈辉煌的一页。英宗重新上台后忘恩负义，听信奸佞谗言，以“谋逆罪”诬杀了这位民族英雄。罪名是: “专权，干预六部大事， 渺视朝庭大臣、勋臣、皇亲国戚”……昏君英宗把于谦判于闹市处死并弃尸街头，抄了他的家，家人都被充军边疆。于谦死的那天，阴云密布，全国人民悲恸大哭，为他鸣冤招魂。于谦冤死在了复辟狂的屠刀下。但是，他的精神永存！他留下的脍炙人口的《石灰吟》诗句，给予后人的教育、启示的意义是深远的: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顾，要留清白在人间。


以上案例仅仅是中华民族古代史上屠戮清官、良将、忠臣的九牛一毛。近代以来，人类科学发展进步了，但丑恶的人性却依然没有改观，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着资本主义；不断膨胀的官僚利益集团复辟倒退的人间悲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还继续演绎着——正如毛主席身前揭示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艰难曲折中创建的社会民主党，他们一过世就被他们的接斑人篡夺了领导权，社会民主党变为了与工人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政党。苏联同样如此，列宁、斯大林一过世，赫鲁晓夫、勃涅日列夫叛徒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后，立马变天复辟，毁弃了苏联共产党，把国家和人民推向了灾难的深渊。孙中山先生同样如此，他是中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民主国家的第一功臣。他离去了蒋介石就制造事端，全面篡夺国家和军队的领导权，废止了孙中山所制定的政策、路线；为了稳住宝座，他心狠手辣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陷中华民族于长期的战乱之中。


百年轮回的可怕“周期律” 应该怎样破解呢？我国有一个“杯酒释兵权”的历史典故: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出现分裂割据复辟倒退的局面，彻底消除造成强唐灭亡的藩镇军制，避免别的将领也“黄袍加身”篡夺自己的政权；赵匡胤通过一次酒宴，以威胁利诱的方式，要求高阶军官们交出兵权。与汉高祖刘邦的“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大杀功臣的行为相比，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不伤君臣和气就解除了大臣的军权威胁，成功地防止了军队的政变，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安内方略。被后人视为宽厚人慈的典范。毛主席逝世后，饱尝艰辛，受尽特色苦难的人民更加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人说，新中国建立初期要是毛主席也来个“杯酒释兵权” 就好了，就会减少后来出现的许多麻烦，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腐烂不堪的危局了。这完全是痴人说梦的一厢情愿……北宋盛极一时不过百年，南宋腐败危亡以卵击石周期律的轮回又该作何释？


毛主席不是封建帝王刘邦、赵匡胤，更不是代表少数人利益的资产阶级权贵总统。毛主席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人民的儿子，他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旧中国是一个又脏、又乱、又穷、又落后、又懦弱急需清扫干净的烂摊子——新中国要长治久安，人民要安居乐业——国民党留下来的遗老遗少要管他们吃好、穿暖——一大批旧知识分子既要保障他们有事做，又要有薪金拿，还要让他们活得心情舒畅……新中国需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急待要办的党、政、军重要事务就像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他老人家在延安曾与党外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进行过一次著名的“窑洞对”谈话，毛主席说: 我们只有真正建立起一个公平正义，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才能避免“周期律” 的发生。这个公平正义国家的主人要不断地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必须具有一定马、列主义的知识理论，具有高尚的理想道德和实践经验。同时，国家还需要创造积累丰富的物质财富。这是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千秋伟业。毛主席是伟人中的伟人，伟人有伟大的胸怀，高尚的思想美德，终生为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英勇奋斗的雄心壮志！刘、邓是小人中的小人，他们终生的理想信念就是只顾眼前的享乐，永远做人上人的高官，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全然置于脑后。尤其是邓小平，毛主席对他一贯宽宏大量多次教育挽救他，他则当面是人背地里是鬼，竭尽全力地用各种阴谋手段对待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全国人民。自从党的“八大” 以来，他与刘少奇的勾结越来越紧密；他们把一九五四年反 “高、饶” (  高岗、饶漱石)事件，一九五七年“反右” 事件，一九五八年批朱老总、刘伯承、粟裕事件，一九五九年庐山反彭德怀等等事件，巧妙地演变为“清君侧”、排除异己另起炉灶的阴谋行动——残酷地打击党内健康力量，培植亲信分裂党。之后又不断煽动翻案风，制造思想混乱，把一切成绩和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和罪责推给毛主席。


高、饶都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对党和人民作出过重要贡献，是毛主席赏识的难得人才。一九五三年调中央工作不满一年时间，因为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不是人” (高岗夫人李立群的话)的联手算计导致高、饶被定性为反党集团。诡异的是，高、饶二人历史上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怎么扯到一起的？六十多年后人们也没有看到他们结为反党集团的任何罪证。后来流行的说法，高岗生活上不捡点，但处理时没有这一条。饶漱石主要是受潘汉年(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 反革命内奸案牵连定罪。蹊跷的是邓小平全面复辟篡权后，毛主席时代定的案件几乎全部成了冤案，包括潘汉年反革命内奸案都平反了，唯独高岗、饶漱石反党案件至今不准平反。更令人不解的是，高岗、饶漱石一被打倒，“六十一人叛徒案” 中 的两个主要骨干成员薄一波就替代了高岗担任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长期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得不到升迁的安子文替代饶漱石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

……

刘、邓别有野心，长期干扰毛主席的正确思想路线，党内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奢糜之风日盛一日。一九五七年春夏，毛主席决心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在全国开展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请党外民主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克服缺点错误，端正思想路线。诡异的是，整风时间还没有一个月，刘、邓就收集到了大量“敌对势力”要利用整风运动推翻共产党的敌特情报(的确有极少数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但全国运动正常) 。结果，整风运动转向——斗争矛头指向整党外民主人士和一般党员、干部、群众。仅以云南这个边疆省为例，整风运动中被戴右派分子帽子、被开除公职、被判劳动教养、被投入监狱的右派分子，百分之九十九的都是一般党员、干部群众；县处级以上的领导人被整的不到百分之一。整风中受到处理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人都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而被本地、本单位领导人看不顺眼的普通干部群众……毛主席说: “运动中受处理的人数全国不得超过五万人”！大权在握、担任全国整风领导组长的邓小平下令在全国整了六十多万右派。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为右派彻底平反，把“反右” 中 造成冤案的罪责全部让毛主席承担——刘、邓是多么奸诈卑鄙无耻的小人啊！

……

众所周知，刘、邓在战争中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也无军功可言；有的是官运亨通，整人心毒手辣“一贯正确”的威严权势。于是，对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将、帅进行猜忌、排斥、报复、打击便成了他们长远的阴谋。一九五八年斗争被毛主席称为“红司令”的朱老总有“政治野心”；其后批判刘伯承、粟裕的“右倾保守”思想； 一九五九年党中央在江西省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斗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整个过程，刘、邓都是如出一辙地按照其精心策划的“清君侧”阴谋行动的。

应该肯定地说，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他放荡不羁的狂妄言行破坏了党的组织纪律，险些造成分裂党的严重恶果……。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毛主席历来主张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全面历史地看待，实亊求是，处于公心， “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刘、邓一伙历耒奉行一棍子打死人的做法；他们批判彭总时无限上纲，处理彭总时坚持要以“里通外国罪”论处。如果照此定案，彭总必死无疑——一九五三年反高、饶毛主席没有参加会议，高岗被逼自杀身亡。这次在庐山有毛主席参加会议，彭总和其他党内犯了错误的同志受到的处分是“撤销职务，待遇一律不变”。两次会议两种结果，孰是孰非一目了然！诡异的是，以后的几年里，在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唆使下，“三家村” 、 “四家店”的新勾当便又纷纷挂牌招揽生意；大大小小的历史学家粉墨登台唱大戏；【海瑞上疏】、【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等等翻案闹剧充斥神州大地——彭德怀——海瑞——清官——反对海瑞、不给彭德怀平反的人就是脏宫、奸臣、昏君、反革命！毛主席逝世后彭总冤案被彻底平反昭雪；朱、刘、粟、高、饶冤案邓小平一手遮天，下令不准平反！此时此刻，刘、邓玩弄 “釜底抽薪” —— “清君侧”的阴谋诡计才使中国的老百姓从迷茫中逐步醒悟过来；对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波谲云诡的反动本性才有了进一步的深刻认识！


三，动人心魄的反修枪声


伟大列宁一九二四年不幸因病逝世，年仅五十四岁。斯大林不负苏联党和人民的众望，继承和捍卫了列宁的遗志，巩固了无阶级专政。通过与德国法西斯的生死大决战，最终取得了举世闻名的苏联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从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圣地，社会主义革命阵营的领袖。斯大林一九五三年病逝后，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篡夺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于是，他醉生梦死，野心膨胀，疯狂行动，从一九五六年在苏共二十次党代会上作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一步一趋开始，用短短十年时间就从思想理论到路线实践上，彻底背叛了马列主义，背叛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直到又被第二号苏修叛徒勃涅日列夫用阴谋手段赶下台。


常言道:遗传基因是会传承扩散的——老子的脚印会留给儿子，儿子的脚印会留给孙子。赫鲁晓夫，勃涅日列夫用卑鄙无耻的手段篡党夺权，他的儿孙更是一个比一个凶险狠毒地效仿着他们的阴谋诡计不断折腾、摧残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十八时三十二分，与美国狼狈为奸的又一个资产阶级野心家、苏联共产党的掘墓人——戈尔巴乔夫发表了电视讲话，正式宣布辞职。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六十九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的镰刀和锤子的苏联国旗徐徐下降；十九时四十五分，一面俄罗斯的红、蓝、白三色旗升上克里姆林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历史随即宣告终结。苏联在反斯大林的狂热中终于解体了！苏联共产党是列宁缔造的一个有着八十八年历史、一千五百万党员的大党；苏联有着七十四年历史、二亿九千万人民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大国家，在没有战争，没有外敌侵略的情况下苏共亡党彻底解散红旗落地，亡国分裂成十五个国家! 叶利钦搞私有化休克疗法，货币贬值接近二千六佰倍，不仅俄国的经济全面崩溃，还以车臣闹独立为标志，俄罗斯再度面临解体，将重回中世纪各大公国纷争的时期……十月革命的故乡出现修正主义，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国家解体，东欧动乱，人民遭殃！


赫鲁晓夫，勃涅日列夫一伙叛徒是历史的罪人！他们对外投降美帝国主义，对内变杜会主义为杜会法西斯主义残酷剥削压迫苏联人民。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自己巧装打扮成社会主义阵营的教师爷，共产党阵营中的太上皇，任意出兵干涉别国内政；动辄借口中国不听“管教”进行教训。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毛主席不让他们租借中国的海军基地和设立长波电台，赫鲁晓夫就脑羞成怒大发雷霆，立马撕毁援华协议，收回图纸，撤走专家，丢给中国一个经济损失惨重的烂摊子。乘中国大灾荒困难时期又加速紧逼援华贷款利息。仅此还觉得打压不够过瘾，接着又使出浑身解数拢络各兄弟党中的大小叛徒长期围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岂知，胜利与成功不是靠谩骂与权势得来的，而是要靠实践正确能征服人心的真理获得的！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以马列主义理论为锐利武器，小试牛刀，把苏修叛徒集团犯下的累累罪行仅仅归纳为“九评” (在毛主席亲自指导下6O年代以来我党连续向世界发表9篇揭露苏修叛徒集团罪行的重要文章，简称“九评” ； 30年后邓小平把“九评” 和反修斗争说成全是空话、废话)召告天下，迫使苏修叛徒赫鲁晓夫苦于自身恶心的毒疮化脓、发臭灰溜溜地下了台！


勃涅日列夫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上台后换汤不换药，更是一只时刻亡我之心不死的恶狼。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七日在苏联解除赫鲁晓夫职务几个小时后，中共应邀派出以周总理为团长、贺龙元帅为副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庆典，试图修复趋于紧张崩裂的中苏关系。盛大宴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参加庆典的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兄弟党代表团。周总理致过贺词后，举着酒杯穿行在人群中。此时，苏联国防部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像是喝醉了酒似的朝着周总理身边逼了过来，迎面便对周总理口出狂言道：


“你们中国人不要耍政治魔术了！”周总理不解地一愣！马林诺夫斯基接着说：“不要让任何的魔鬼妨碍影响苏中两党的关系，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也不要任何毛泽东来……”
周总理不等他说完，厉声正色道：“你的话我不懂。”扭身就走。


马林诺夫斯基意犹未尽，转眼见贺龙元帅在不远处正在和朱可夫（元帅）聊天，又走向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


周总理转过身来严词驳斥了这条狂犬的无耻滥言。并率领中共代表团在全场疑视中愤然退场以示抗议！这是苏修叛徒集团错估形势，图谋在中共高层策反走资派篡党夺权的一次罪恶尝试。类似这样的阴谋行为前后还发生过多次。当他们深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全党和全中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坚如磐石难以憾动时，他们宣扬的“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党、全民国家）的骗人的遮羞面纱这才被彻底揭穿。苏修阴谋不成就用武谋——自六十年代以来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扬威耀武，乱我边疆，杀我边民，不断制造事端。一九六四年十月至一九六九年三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冲突事件就达四千一百八十九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中苏边界东段界河乌苏里江上，苏联边防军一再挑起严重的边界纠纷，直至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一九六八年一月，苏军又进一步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制造了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一九六八年末一九六九年初，苏联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一九六九年二月七日还发生了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战士扫射的严重挑衅事件；中苏边界事件不断扩大。一九六九年三月终于爆发了珍宝岛地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中国军队在没有军用飞机、坦克、装甲车、指挥车参战的艰难条件下，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勇敢精神，连续打退苏军的三次冲锋，摧毁苏军重型坦克、装甲车十七辆，击毙入侵者五十八人，击伤九十四人。保卫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教训了勃涅日列夫霸权主义不可战胜的迷信！这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继朝鲜战争打败以美国为首的十八国联合国军之后，我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強，用简陋的轻型武器打败用现代化装备武装到牙齿的北极熊的又一次伟大胜利！这埸战争打得妙不可言，意义深远。


苏修珍宝岛受到沉重打击后狠狈不堪，气急败坏地一再扬言要不惜动用“核外科手术”进行报复。毛主席沉着冷静，运筹帷幄，审时度势，即时作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的全局性战略部署的同时， 在东北边境布防了二百四十万精锐大军严阵以待并随时准备后续部队投入战斗。全国形成了“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的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局面。并及时抓住战机，果断作出了一些重大的外交决策，积极开展对美外交，打开了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有效地震慑了苏修的疯狂报复行动，迫使苏修动用“核武”的企图彻底破灭；也使美国放弃了强占亚洲的野心——美军全部撤出了长期战火硝烟的东南亚。从此，宽松的国际和平环境，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羸得了宝贵时间，创造了有利条件，加快了中国“四个现代” 建设的步伐 。


广大的革命人民（包括世界上受压迫的人民) 都充分享受到了这一来之不易的反修胜利成果，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深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但是，那些不想再继续革命了的李自成式的走资派，持别像刘、邓一伙居心叵测的阶级异己分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叛徒、特务、野心家则大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不仅反修的胜利成果，就连新中国取得的所有胜利成果，都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都是他们打天下坐天下无须温良恭俭让理所应当享受的成果。为此，他们为所欲为，结党营私，尽情淫乐。六十年代以来，在刘、邓的影响下，“裴多菲” 高干俱乐部几乎遍及全国大、中城市：邓小平一生痴迷于玩桥牌、打麻将，只要他赌瘾一发，不分时间地点随即就调动国家专机、专人为他服务，天崩地裂也无所顾忌；那个经常自诩为北宋吕瑞的花花大帅一生玩弄女性恶习难改，大白天在北京饭店奸污女服务员的丑闻臭遍了全国城乡。中央有人做出榜样，各级领导就上行下效：云南的于姓省长国家困难时期明目张胆利用职权把数十吨面粉、食油、肉类等物品拉去他的家乡送给亲属享用；云南省玉溪地区的冯专员为了长期嫖宿方便，竟然在办公地点的楼门上装着红、绿灯作为标识；云南边疆元江县委的王大书记一贯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贪脏枉法，强行占用县百货公司销售的一套新纱发，公司一个股长去向他索要纱发款被轰走，接着又被他定罪判刑劳改；文革中这个股长揭发了此事，毛主席逝世后王大书记因深受四人帮“迫害”官升两级至地委领导且分管“清查”运动，再次利用职权将这个人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判刑二十年让其死无葬身之地……更为恶劣的是，刘、邓公然把搞毛主席的阴谋行动发展到了极致：一是利用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杨尚昆秘密在毛主席的专列上、卧室里、书房里、卫生间等处安装窃听器监视毛主席的行动 ；二是背着毛主席私自审批签发中央公文；不让毛主席参加党的会议，即使参加会议也不让讲话——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反对斯大林；毛主席还健在刘、邓就敢公开反对毛主席，这一简单的类比其中的是非曲直不就明白无误了吗？——赫鲁晓夫上台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刘、邓一伙上台后会搞什么样主义呢？！苏联的教训实在太深刻，太沉痛了！


毛主席高瞻远瞩，透过国际、国内反修斗争的表象，英明地预见到了未来的中国也难免会出现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后果。因为修正主义形成的旧有的思想理论时间久远，私有的金钱物质丰富。其社会基础是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逐步形成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以及革命队伍中不断滋生着的小资产阶级。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建立在贫穷落后废墟上的。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这支队伍，虽然经历过无数艰难曲折的锻炼和考验，从延安整风到新中国建立，为了推进这支队伍的革命化建设，全党反复地长期进行过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教育，全国反复不断地开展过各种政治教育运动，革命的力量发展壮大了，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日新月弃，欣欣向荣了。但是，被消灭的阶级人还在，心不死。反修斗争的胜利绝不可能几声枪响后就一劳永益。唯有坚决斗争，主动出击，继续革命， 即使在继续革命的进程中遭遇到挫折和失败，革命的火种也不能熄灭！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让各方面的人物都受到启迪，经受锻炼，得到应有的教训。灾难的后果才会减轻。要获得同修正主义斗争的最终胜利，要把美好的理论变为具体实践，这将是长期艰难的，也是人所共知的自有人类文明以来历代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概莫能外的共同悲剧根源。毛主席是伟人中的伟人，从不畏惧生死危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行！他老人家毕生都在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不怕粉骨的大无畏精神率领全国人民以天奋斗，以地奋斗，以人奋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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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第四章，文革前奏战鼓擂

2017.03.01实岩


国际、国内严峻的政治斗争形势，催生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兴起。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有八亿中国人民参加的这场伟大革命运动，“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继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又一次伟大革命运动。如果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那 么，毛主席领导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组织人民起来对反动阶级造反有理，让人民当家做主，建立公平正义，文明进步，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科学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次伟大实践。四十年前中国人民紧跟毛主席继续革命，拿起笔，做刀枪，反修防修斗“黑邦”的“文革” 枪声，就是在红色革命风暴的狂飙中打响的！


一，“四清”运动拉开了“文革”序募


一九五九年七月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等人严重违犯党的纪律，肆意扰乱大会议程，犯了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受到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领导下，会议排除左、右倾错误思想路线的干扰，开展积极思想斗争，分清了大是大非，教育挽救了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增強了全党的团结，避免了党分裂的错误。为反修斗争和后来战胜三年的天灾 “人祸”（ 刘、邓造成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 取得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随着整个政治、经济形势的好转，党内的骄傲情绪、官僚主义、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奢糜之风又在党的各级干部中悄然滋生蔓延；突出表现为：（1）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阳奉阴违，各取所需；（2）高高在上，形而上学、主观武断、瞎指挥之风盛行；（3）缺乏党性纪律，拉帮结派，热衷于窝里斗，严重损害党的形象；（4）做官当老爷，吃喝享受、荒淫无耻，利用手中特权任意欺压迫害人民群众；（5）最为突出严重的是，中央已经出了修正主义。这是最危险的！“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之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毛主席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的一次谈话）党内这些搞修正主义的走资派，他们内心深处幻想着的是变社会主义为封建法西斯主义；变无产阶级革命党为资产阶级权贵特色执政党！后来在“四清”运动中，毛主席与刘、邓渐生裂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毛主席一生顶天立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不存私心私利，时时念着人民疾苦，处处胸怀国家社稷；在强敌面前从不畏惧，坚定果敢，勇往直前！可是，当他老人家再一次要奋起向修正主义开战的重要时刻，他呕心沥血为之付出的一片苦心却不被曾经跟随他浴血奋战打下天下坐了天下的战友们所理解！ 为了官位、金钱、享乐，“战友”们竟然要与自己的领袖分道扬飙了。


俗话说：男儿有泪不弹，只因不到伤心处；若是痛彻心扉时，泪流满面似泉涌！新中国建立了，当了元帅、将军、高级干部的“战友”不再有流血牺牲的危险了，不再吃草根树皮忍饥挨饿了，他们享受着天伦之乐的幸福生活高兴愉悦地笑了！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心中依旧还装着一肚子的苦难，每当想起革命的艰难历程就伤心地失声痛哭。只要稍有闲暇就会点燃一支卷烟，深深地边吸边伤心地叙述往事：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的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


“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现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变不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要依靠群众，不能再走回头路！”
……


植根于旧中国的封建官僚体制 ，官本位等级秩序的残余和资产阶级法权，作为思想意识形态在人们的头脑里和各类文化形式中盘根错节，一直都在潜移默化的顽固地盘踞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毛主席一次次语重心长，掷地有声，声泪俱下的肺腑之言短时期内是很难教育、感化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的。他们已经执迷不悟，决心要一条黑路走到底！


毛主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都在与顽固不化的封建官僚体制邪恶势力顽强地斗争着！进到北京二十八年来，为了打破“周期律”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总是废寝忘食地在努力寻找向资产阶级封建官僚进攻的突破口：依靠党组织在人民中的崇高威信和号召力，从上而下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学习教育运动；对犯错误的党员干部，该教育的教肓了，该处分的处分了，杀一儆百的“酷刑” 也用了！结果防微杜渐的功效始终不尽人意；怎么办呢？毛主席夜不能寐，冥思苦想，决心改变过去的做法，在有生之年依靠全国人民再在思想领域打一场人民战争——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深入广泛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这场运动，一定要让人民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什么是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什么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和封建文化？！给全国的革命人民群众上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即使有一天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们上台掌握了政权，也不能让他们随心所欲地改变国家的社会主义颜色。因为有八亿经历过革命教育、锻炼的人民在用眼睛盯着他们！到了一定的时候，人民群众将会高唱着《国际歌》，紧密地团结在继续革命的旗帜下，在真正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带领下把他们赶下台！为此，中央决定从一九六三年开始至一九六六年用三年时间，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同传统旧观念实行决裂的一次具体的社会实践。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中央制定下发了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 ，规定在农村“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在城市“反贪污行贿，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政治嗅觉极强的刘、邓觉得这个风向对他们不利，于是，迅速拿出了以攻为守、主动出击的应对策略，暗自策划出台了另一个《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 把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说成是“四清”与“四不清”，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 ……“四清”内容重新定为 “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产”。重点打击“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同毛主席制定的“前十条” 对着干。此后，根据刘、邓的意见，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一百五十多万人组成的工作队，按照他们在延安时期搞“土改”时的极左做法：“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人人过关” ，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所谓经验，在全国部分县、社展开了大规模的“社教”运动。据后来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的揭发材料披露：


“刘少奇有野心，他总是时时都在和毛主席争地位。毛主席‘四清’ 搞了一个‘前十条’ 刘少奇又非要搞一个‘后十条’。他还非要把他老婆派到桃园，搞了一个扎根串联的经验，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是一个形左实右的东西，夸大敌情，把农村说得一团漆黑；主张对‘四不清’ 的干部要倾家荡产搞退赔。胡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 这实质上是在包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王光美是刘少奇的夫人，先后三次到河北省基层蹲点。她在河北省抚宁县芦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的“桃园经验”共分五大部分：（一）扎根串连；（二）清经济，包括查帐、揭发，要干部放包袱交代问题等等；（三）清政治，即重新登记成份、揭露地主、富农等；（四）组织建设，即村干部撤职、改选等；（五）“四清”成效和总结。具体做法是：“革命声势，群众压力，真枪实弹，政策感召”：所谓“革命声势”就是运动初期盲目召开从宽从严处理大会；所谓“群众压力”就是根据事先定好的框框搞逼供信；所谓“真枪实弹”，就是不发动群众而搞秘密的查帐，找到一两个缺口作为子弹去猛攻，致使“全线崩溃”达到或超过所定框框的目的为止；所谓“政策感召”就是滥用减、免、缓。在这套战术下，社员无所适从，干部胆战心惊，工作队员心中没底。王光美蹲过点的地方，整人、迫害干部的凶狠程度血腥残暴。她搞过四清或过问过的单位，直至县一级，四清结束后都来了一个干部大换班。河北省新城县委原有七个常委，四清后仅留一个；公社一级的干部（正副书记、社长）撤换了五十多名，占全县这一级干部的百分之七十三。在干部受打击迫害的同时，被冲击的群众也不在少数。据桃园的统计，群众受放包袱教育五百一十二人，挨整的群众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桃园经验”就像流感病毒一样在全国迅速蔓延传染！。


远离首都北京的云南边疆开展的“四清”运动更是独出心裁，创新有佳；刑讯逼供，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做法更是令人发指。地处颠东南的文山壮族自治州所辖八个县，六十个区，八百O九个人民公社，一万O一百六十个生产队。州委在省委统一领导下派出工作队员二千七百多人，分四批开展“四清”运动。州府所在地文山县是首批“四清”试点县，按照“桃园经验” 搞的结果，全县八十三个党支部好的仅有百分之三十二，问题多的有百分五十三，烂掉的有百分之十五；二千七百三十二名党员干部中，好的有百分之十八，比较好的有百分之五十一，混进党内的坏人有百分之三十一。马塘区是全县“四清”的重点，运动中全区挖出三十一个反革命集团（全区人口不足二万），批判斗争五百五十人，判刑劳改一百六十三人，被逼供死亡的基层干部、贫下中农十五人；该区的马家公社挖出三个反革命组织：“闹皇帝” 、“神灵党”、 “暗杀团”；公社的书记、社长、文书都是反革命组织的成员。州委据此将马家公社定性为“反革命复辟的公社”。仅文山县这次运动中被定为党内走资派的党员领导干部就有一百一十人， 混进党内的地、富、反、坏分子二十八人，党员与地富子女结婚后感情起变化被清理的七十三人，入党手续不完备重新审查的一百八十人，出身上中农经济上升后思想发生变化不够党员条件的七十四人，蒋帮叫啸反攻大陆时有思想动摇行为的一百三十三人，长期思想消极落后的二百O二人，直系亲属有杀、关、管不宜留在党内的七人，热衷于开挖自留地不合格的党员三人，有贪污盗窃行为的二十六人，参与和支持搞封建迷信活动的三十九人。全县党员、干部、群众“四清” 中被批判斗争，审查处理，逮捕判刑的共计三千余人。


近在云南省委眼皮下的昆明市呈贡县委领导，长期以来不问政治，不关心人民的生产生活，吃喝享受，贪腐堕落，拉帮结派，包庇重用坏人，任意打击迫害坚持革命原则的干部群众。一九六五年五月以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为团长的“四清”工作团进驻呈贡县后，全县人民欢欣鼓舞，以为期盼已久的县委领导的贪污腐败问题会有望得到解决了！但是，惺惺惜惺惺，和尚一家亲。张力雄来到呈贡县后不深入工厂农村调查研究，不依靠广大干部群众解决走资派的主要问题，反而与贪污腐败的走资派们“同床共枕”一个鼻孔出气。不同的是张力雄更加主观武断，更加霸道横行。他不但一丝不苟地把刘、邓的“桃园经验” 照搬到呈贡来“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还公然把向“四清”工作团反映县委领导贪腐问题的一百多名机关干部、企亊业单位职工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进行无情抓捕；随后又把二百多名中、小学教师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 。张力雄因在呈贡县“四清” 运动 中制造 “反革命暴乱” 冤案而臭名昭著；同时也为他后来极端仇视“文革”， 在云南全省调动武装民兵进城屠杀“文革”造反派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四清”本该是治国安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为在刘、邓的亲自主持领导下，完全变成了制造冤、假、错案的、法西斯式的乱国害民运动。“四清”中全国发生的数十万件冤、假、错案，一件比一件离奇、血腥、恐怖！刘少奇在湖南省长沙县天华大队蹲点十八天制造的彭梅秀冤案就是确凿的罪证！


彭梅秀，女，二十七岁，长沙县天华大队人，初中文化，共产党员；性格热情开朗，尊老爱幼，热心集体公益亊，是远近闻名的铁姑娘；一九五八年当选为生产队长、大队党总支书记。因工作出色连年被评为省、市、县劳动模范。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农村公共食堂被一刀切全部解散，唯独天华大队的公共食堂坚持没有解散，相反越办越好受到广大社员群众的支持拥护。这一突出的典型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受中央的委托，前往湖南长沙调查此事。胡、吴历时三个多月详细调查了天华大队的生产情况和社员的公共食堂，调查结果: 情况属实。经中央批准，作为先进典型写成长篇通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彭梅秀的先进亊迹见报后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同时也招至了刘、邓走资派的极大反感。在他们心目中，“社会主义” 、“集体经济” 、“人民公社”…… 都不是什么新生事物而是新生的怪物。特别不能容忍的是，他们花费了不少时间和心血抹黑了的人民公社，彻底铲除了的公社食堂，一个年轻女子竟敢顶风对抗着不解散公社食堂，还把她作先进事迹见诸报端，这不是犯上作乱的罪孽是什么？刘少奇当机立断决定亲自前往湖南拔掉这根毒（独）苗。他以为凭着自己国家主席的高贵身份，只要一个命令下去事情就会办妥了。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弱女子头上长了“角”，身上还长着“刺”，对刘主席指示毫不畏惧，相反还大言不惭地说：“一切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我们的社员食堂办得社员满意；解不解散食堂要通过全体社员才能决定！不是那个人可以独断得了的” ……


彭梅秀的话很快就传到刘少奇的耳朵里，这个养尊处优、高高在上贯了的太上皇听后勃然大怒！立即动用手中权力从湖南省公安厅调了几十个人的武装队伍执行保卫工作，带着枪;省、市、县委又派出一百多人的工作队，刘少奇自己任队长。随后省委书记张平化、王延春又带着三个厅局长、十多个处级干部、几十个一般干部闻讯赶到; 长沙市委副书记，长沙市委农村办公室副主任汪季云，长沙县长李满城也带着大批干部赶到。一场以“整风整社” 为名，打击、陷害彭梅秀等人的运动开始了。


刘少奇决定召开大会斗争彭梅秀，彭梅秀得知消息后就气冲冲地去找刘少奇讲理。他责问刘少奇：“我犯了什么法，有什么错误，是贪污盗窃，还是搞反革命活动？你不指出来，不把同题说清楚我就不走！”站在一旁的【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胡绩伟（和刘少奇一齐来的）声色俱厉地叫人把彭梅秀捆起来！他对彭梅秀说：“你彭梅秀狗胆包天敢反对刘主席！你不是混入党内的坏家伙是什么？！”当时很多社员在田里做活，听说要捆绑他们的彭书记都急着跑来保护彭梅秀。一边劝说一边把彭梅秀拉走，并说道：“彭书记，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斗得过他呀？他是国家主席哩！”


从此，刘少奇一伙在天华大队狐假虎威，翻箱倒柜地查遍彭梅秀的所有问题。查来查去彭梅秀清清白白，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查到，最终以“反党罪行” 把她当“石头”搬开调离反省，进行长期的监视、批判斗争。


在残酷的折磨中彭梅秀病倒后再也没有起来。她病重期间，长沙市人民医院曾要求把彭梅秀转院至北京治疗的意见经市委领导电报请示刘少奇被严词拒绝。彭梅秀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病魔和人妖夺去了——终年三十一岁！


彭梅秀不幸病逝的噩耗传来，深夜十一点多钟，天华大队一千多名社员群众的长长队伍痛哭流涕地等候在村前的公路上着迎接自己的好书记、贴心人彭梅秀魂归故里——惊天动地的哭诉声响彻云天！


由刘少奇挂帅，亲自坐镇指挥的“四清”运动残酷打击迫害彭梅秀，打击迫害全中国的广大工人、农民、学生、基层干部，真是罪恶滔天，天理难容，人神共愤！从此，喊冤上访的，示威游行抗议“四清”工作团暴行的队伍、大字报，开始像燎原烈火纷纷在全国燃烧起来——一个威力巨大的火药桶正在嗞嗞地喷着火焰即将爆炸……
二，《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


思想世界观的正确 与否，是同一个人的阶级情感，阶级立场，思想路线密不可分的。刘少奇长期以来坚持忽“左”忽“右”或是行左实右的资产阶级思想路线与工作方法，完全是阶级本性的自我暴露。“四清”运动中他始终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内和国家干部中既然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走资派） ，那么劳动人民中间也肯定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 （坏人）！搞 “四清”运动的指导思想必然就要不断地进行“反右倾斗争”、开展“夺权斗争”。

在他的这一不讲阶级路线，脱离实际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四清”运动被迅速地推向极“左”的方向，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性后果！ 对自己所犯的严重罪错刘少奇是从来不承认，不检查，更不愿意悔改！


毛主席与广大人民群众感情无限深厚。当他老人家得知刘、邓在“四清”运动中肆意妄为，违背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造成的一桩桩一件件严重恶果后，极为震惊！震怒！！为此，夜不能寐，愧疚不安。在阅读了大量群众来信、来访申诉材料的同时，随即选派身边工作人员深入各地进一步调查实情，广泛征求基层干部、群众意见，准备及时妥善地纠正“四清”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


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指导下，针对“四清” 运动造成的恶劣影响和严重错误，中央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制定颁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 ）。并印制成布告张贴在全国城乡。要求全党，全国人民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二十三条” 的主要精神是反“左”， 具体内容有五个方面：一是“四清”运动的性质，规定了主攻点，纠正了打击面过宽的错误做法；二是规定“四清”运动对农村基层干部的看法要一分为二，好的、比较好的干部是大多数；三是领导班子要搞“三结合”，要团结大多数，不许整社员，反对简单粗暴；四是 “四不清”干部的经济问题，表现好的可以减、缓，问题虽多但表现好的也可以解放出来；五是强调要发扬民主，要耐心听取不同意见。“二十三条” 的内容和目的就是要克服纠正运动中不相信和依靠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群众的“左”的错误做法。


在毛主席的亲自主导和严厉批评下，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多次召开会议，表面上比较诚恳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工作也做得很圆满:刘少奇不再公开与毛主席顶撞了；“二十三条” 及时传达到全国城乡后中央还派出多个宣讲团深入下去辅导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和“二十三条” 的内容；“四清” 在干部、群众中造成的紧张压抑气氛得到了缓解。但是，毛主席此时仍然心亊重重，寝食难安！他老人家心里明白，刘、邓一伙不是老实人，总是采用“耍猴把戏”的手段在搞欺骗！他们历来只说不做，或是真说假做，动听的辞藻先写在纸上，贴到垟上，然后再掉回到地上——信誓旦旦的言行从来是不算数的。


江青同志对刘、邓一贯的所作所为也最为知情。她鞍前马后追随毛主席浴血疆场几十年，经历了无数次生与死的严峻考验；新中国成立后与毛主席朝夕相伴，多次亲眼见证了党内严酷的路线斗争！无情的现实一再提示她：共产党内正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受封建余毒影响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与日继增；这些人对毛主席的教育置若罔闻！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特别是一九六二年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出现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问题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纷纷占领了无产阶级的文艺舞台；邓小平的亲密牌友、 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含采用偷梁换柱，借古讽今的手法，以明代嘉靖年间的县令海瑞为原型，编造了一个又一个高大、完美、正确、刚正不阿、一心为民“退田”， “平冤狱”的假海瑞的“伟大”形象欺骗全党干部和全国人民，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其恶劣！


吴含笔下的历史真是如此吗？海端其人其事的本来面目真实吗？江青同志一生疾恶如仇，是非分明，看问题的眼光独到、犀利、准确。五0年代她遵照毛主席批判电影《武训传》的重要指示，亲身参与了对“武训” 的调查工作 (武训1838--1896年，原无名，名“训”是清廷嘉奖他行乞兴学时所赐，山东省冠县柳林镇武庄人。是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被载入正史的唯一一人) ；后来又参与组织山东大学两位青年学生李希凡和蓝翎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全过程 (俞平伯1900-1990；古典文学研究家，红学家，诗人，作家)。参与史学的调查研究使她受到深刻的教育、启发和震撼：历史研究领域历来是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晴雨表。斗争的实践使她清楚地明白：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学说，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真学习分析问题，才能拨开笼罩着历史的迷雾，直击到修正主义的要害，扼止住他们嚣张的反动气焰！江青同志的这一想法和认识得到了毛主席的坚决支持与信任！于是，以批判吴含等人精心策划的，正在上演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突破口的又一次新的战斗在全国打响了！


江青同志经过极其艰苦细致的努力工作，在上海终于开辟出了斗争的战埸。经毛主席的同意，上海《文汇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发表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重要文章。文章紧扣时代的主旋律，犹如震惊神州大地的一声春雷，无情地撕去了吴含为假海瑞巧装打扮的美丽面纱！文章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刺向修正主义集团的心脏！


毛主席一九五九年四月在上海会议上曾提倡学习海瑞精神，目的是要党内高级干部为了党的事业敢于讲真话，不要怕这怕那。一九五九年七月在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更明白地说，他是提倡学习 “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吴含偷换毛主席的思想概念，居心叵测，颠倒黑白，伪造历史，把一个古代封建地主阶级卫道士的海瑞，美化成 “公正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美政多端” 的贫苦农民的“海青天” 、“ 救星” ……。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们学习的榜样。


吴晗要人们向他塑造的假海瑞“学习”什么呢？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有力地驳斥道：

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

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
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么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


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
毛主席在谈到吴含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 ！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吴晗借古讽今，难道不正是别有用心地在为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上受到批判撤职的彭德怀等人呜冤叫屈，矛头直指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正确的方向、道路吗？！彭老总历史上的功过是非前面已有明辩不必赘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彭老总破坏党的会议程序，胡搅蛮缠地要把个人的意志强加于党中央之上，这种 “刚正不阿” 的“海瑞精神”也值得全党去效仿、去学习？！更何况彭老总以反对刘、邓的“左” 的错误为借口 揭示出来的那些所谓问题，不也是与刘、邓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时刻都梦想着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理念一脉相承吗？！。至于硬要别有用心地把为民“平冤狱” 的美誉桂冠扣到彭老总头上去的行为不就更是无稽之谈——彭老总历来作风霸道，睚眦必报，整人从不心慈手软，说他为民“平冤狱” 不就成了风马牛不相及的大笑话？！


诚然，“圈地” 害民的历史悲剧在中国源远流长，累累发生，但不是发生在毛泽东时代，而是发生在古代和现在的特色改开的“盛世”中国！走资派四十年来一直在步历史的后尘持续不断地在我国农村大搞“圈地”运动创造GDP，制造冤、假、错案，把广大失地农民、下岗工人推进火坑，逼上梁山！如果彭老总今天还活着，他肯定会怒发冲冠地担当起为广大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要求“退田” 、“平冤狱”的历史责任的！他老人家说不定还可能把八0年代末发生在东欧罗马尼亚总统齐奥赛斯库背叛人民，大搞“圈地” 运动引发全国骚乱造成党和国家巨大灾难的血的惨痛教训告诉人民世代不能忘却，永远要牢记心中！可惜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忧国忧民的革命传统和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将一去不会再复返了……


可见，代表封建地主资产阶级权贵利益集团的刘、邓走资派们为什么要积极主张上演历史剧《海瑞罢官》？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毛主席党中央为什么要把批判《海瑞罢官》作为突破口开展人类历史上的又一次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举措，绝非是空穴来风！它的深远历史意义将名垂千古！光照后人！！


三，勇往直前，乘胜追击


《海瑞罢官》的战斗仅进行了短时间的交锋，刘、邓便乱了方寸，举起白旗。但他们内心深处并非承认失败悔过自新，而是改变策略，以退为进，用馋佞的笑脸替代封锁、顽抗，等待时机准备进行新的反扑。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经刘、邓审定和中央常委批准，由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康生、周扬、吴冷西为组员的“中央五人文化革命小组” 成立并起草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提纲》文过饰非的肯定批判《海瑞罢官》的“正确” 性，用舍鸡马保将帅的苦肉计拋出了“三家村” 的另外两名重要成员邓拓(福建省福卅市人,1930年参加革命, 历任晋察冀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长,晋察冀日报社长. 解放后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长,之后又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长,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1966年5月,  写信向彭真表白自己后自杀    )、廖沫沙(江苏省宜兴市人，1930年参加革命，先后在湖南,重庆,香港办报.  建国后任宣传部付部长,教育部长,统战部长,政协付主席，1990年12月27日逝世享年83岁)作为掩耳盗铃的假象，《提纲》的核心内容却仍然顽固地坚持强调  ：吴晗、邓拓、廖沫沙等人的思想、文化理论是纯学术的理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学术争论要坚持实亊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极力转移斗争大方向，以守为攻，以退为进，暗藏着凶险的反扑杀机！


毛主席殚精竭力地在思想文化战线开展斗争的努力为什么很难收到好的效果？重要原因是中共党内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路线的正确领导受到了官僚体制的制衡，很多的党员干部只满足于现状，不愿再艰苦奋斗继续革命。要切除官僚体制这个毒瘤，就会遇到来自党内自身的本能抵抗。抵抗的结果，必然要促成全心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少数官僚特权精英服务的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世界观的博弈，最终转化成相互对抗的两大阶级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对此，毛主席在一次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时讲得很明白。毛主席说：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要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毛主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世界公认的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略家、军事家！凡事站得高，看得远。战争的方略一经确定，“宜将乘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的决心就毫不动摇。几乎与“中央五人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的同时，江青同志在毛主席的支持指导下，受林彪的委托于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至二十日在上海抓紧时机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会后整理的《座谈会纪要》初稿几经加工、修改，又经毛主席三次修改十一处，在原稿中的后面一段：“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毛主席加写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过去几十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这一《纪要》的产生、贯彻执行过程，是毛主席英明决策的伟大战略部暑之一，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得以胜利进行的可靠保障！


根据《二月提纲》包庇坏人，压制左派，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以及彭真等人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胡说八道，毛主席一九六六年三月底在杭州三次召集康生等人进行谈话，严厉批评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 北京市委； 中宣部是“闫王殿” ， 要“打倒闫王，解放小鬼”； 并指名彭真就是包庇吴含、邓拓、廖沫沙的大党阀。毛主席气愤地说：


“我历来主张，凡是中央有人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空” 。毛主席后来还一再强调说：“我们面临严重的文化革命任务。吴含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中有人。中央有各省市有，军队也有，斗争涉及面是很广的”。


面对毛主席的强硬态度，和全国不断掀起革命大批判高潮的强大政治压力下，《二月提纲》和“五人文化小组”被迫撤销；彭真、陆定一作了捡查，刘少奇也迫不得已作了自我批评。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为组员的中央文革命小组宣告成立，并首次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随后毛主席又进一步作出精心部署，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召开了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全票通过了经过长期准备，进行过多次认真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来通称《五一六通知》），罢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官；对中央军委、中央书记处、北京市委等领导斑子作出重大调整。为确保《通知》的顺利贯彻执行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通知》 中毛主席醍醐灌顶的一段话格外地振奋人心，也使有的人胆战心惊，毛主席说：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巳被我们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会议持续开了十天，直到五月二十六日结束。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思想更加灿烂辉煌，普照大地，春雷涌动，意满人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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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第五章，炮打“司令部”， 擒贼先擒王
2017.03.21实  岩



《五一六通知》对即将在全国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性质、革命的对象、运动的方法步骤明确地作出了具体规定。毛主席在审定《通知》时亲笔写了如下的一段话：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新闻界、艺术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


毛主席的重要谈话、批示和《五一六通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几位成员后来连续发表在党报、党刋上的重要文章，一经在全党、全国深入传达贯彻，随即便引起了巨大反响。持别是在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基层干部群众中反应极为强烈！他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学习文件，关心国家大事的热情空前高涨; 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学校、军营，学文件、谈体会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大家都深有感触地说：


“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又回来了！新中国刚建立的那几年，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人民群众当主人，当上帝。国家的大事都要与人民商量。当时国家一穷二白，但人民总是听党的话，为了国家的富强，再苦、再累、流血流汗也亳无怨言。可是，国家逐渐富强起来后，有的党员干部就忘本了，甚至胆子越来越大地骑到人民头上拉屎尿了。原来不明白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对共产党还产生过许多的怀疑和误解。现在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的文件后，才算明白过来了：原来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已经混进了一批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时刻都在准备着夺取新中国的政权，把人民重新拖回到旧社会去——多么骇人听闻的灾难性后果啊！”


至此，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五一六通知》，犹如春天强烈的雷声再一次唤醒了中华民族的良知！后来的实践证明：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锻炼和考验的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更具有聪明才智，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和希望！

一，笼罩了“五十天”的白色恐怖


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列主义理论宝库中的瑰宝。毛主席不仅全面继承捍卫了马列主义，还在长期艰难曲折的斗争实践中运用这个理论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这次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把胜利的希望寄托于人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直接把阶级斗争的理论这把金钥匙交给群众，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将继续革命的斗争进一步引向深入。
但是，敌人是顽固狡猾的，斗争是艰难曲折会有反复的；特别是“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文革”初期，善良的人们曾普遍以为：这次运动有毛主席亲自指挥，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那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很快就将会被斗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结果事与愿违，走资派的报复反扑百倍地疯狂残忍！这一血的沉痛教训至今令人记亿犹新！


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现象看开得圆满成功，全票通过了吹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号的《五一六通知》。然而，会议暗流涌动，箭拔弩张，走资派暗中却在积极准备进行血腥大屠杀！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会议内容锋芒所指深深地刺痛了权高位重的各省、市、自治区的诸侯与刘、邓一伙走资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弊得失使他们心照不宣，沆瀣一气，方向目标一致并达成行动共识。会议进行期间走资派们就迫不及待地把这样的一些内容秘密传回各省、市领导中——各级要加强党的领导；公安部门要提高警惕，尽快建立《保卫文化大革命办公窒》，严厉打击乘开展“文革”之机兴风作乱的牛鬼蛇神；科研、医疗单位、文艺团体、大专院校以及中、小学校是这次 “文革”的重点。要狠狠打击那些天天骂我们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右派、牛鬼蛇神和包屁牛鬼蛇神的“三反”分子；对这些人要进行批判、清洗、管制、劳教、逮捕判刑……采取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措施！


其二，会议即将结束的前一天下午，北京大学校园里张贴出第一张轰动全国的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写大字报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l936年参加革命）、副书记赵正义、教师宋一秀、高云鹏、夏剑豸、杨克明、李醒尘七人。大字报点名的三人分别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大的书记、副书记。大字报质问校党委为什么北大的“文革”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被压制下来？认为北大党委两个月来的行为是在破坏文化大革命……大字报一贴出，就遭到校党委组织的反击；仅半天时间北大师生就贴出一千五百多份大字报与之展开辩论，声势之浩大，反应之强烈，是空前绝后的。刘、邓既欣慰又惊恐万状！


其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的笫三天（5月29日），北京清华附中高年级的几个出身干部、工人、贪下农家庭的学生受到政治气候的影响，在圆明园的废墟上宣誓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他们气宇轩昂地宣誓道：“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人类是我们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一滴血！”在他们的感召带动下，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大学附中等数十所中学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青年学生作为一支新生的社会力量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


《五一六通知》就像星火燎原，势不可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很快便燃遍了辽阔的中国大地——各种政治力量的纷争、博异由此激烈展开……


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在他的日记里，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一切政治斗争都是利益之争、主义之争。他写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由于阶级对立、立场观点、利益逻辑、标准界限和敌我矛盾性质的不同，凡是敌人反对的，就是我们正确的；凡是我们反对的，就是敌人罪恶的。凡是敌人拥护的，就是我们否定的；凡是我们拥护的，就是敌人否定的。”


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到“文革” 的洪流中，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认为群众发动起来了，形势好得狠！而刘、邓走资派却认为是洪水猛兽来了，形势遭得狠！必须严加防范、迎头痛击！走资派正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本能，每当听到“群众”二字总是既惊慌，又愤恨！


刘少奇是使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法西斯手段对待广大人民群众的高手。他深谙毛主席讲过的某些话，他说：毛主席在反右派时的讲话里讲过，“‘一条游鱼能起三个浪’。游鱼本亊很大，能在深水中翻腾，把水弄得混浊一片波浪起伏”。 他进一步发挥说：“一条游鱼能起三个浪，都是因为鱼翁懒，鱼翁的职责是抓鱼，把游鱼都抓了，水就清了。各大学都有游鱼，抓了他们就行了。不去抓游鱼，不去抓捣乱的人，他们就会搞得天翻覆地”。刘少奇讲的游鱼，指的就是积极起来写大字报造反的师生员工。他认为这些人都是反党，反杜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牛鬼蛇神。刘少奇“抓游鱼”的这个 讲话很快被形成为中央的红头文件发到全国。接着全国便组成庞大的工作组进住各大高校加强控制学生。省以下地、州、市、县中、小学校、科研所、文艺单位的教师、干部、员工、“不听话”的重点中学生统一集中进行无限期的整治。


全国第一个被“抓游鱼”的是西安交通大学工程系学生，毛主席称之为“学生领袖”的李世英同学。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年仅二十一岁的中共预备党员、班团支部书记李世英带领全班同学写了一张工作组的大字报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关起来。随后连续三天身上被刷上浆糊，贴满标语，头戴高帽子，架着 “喷气式飞机” 在学校游斗。李世英经受不住这样的屈辱，九日下午服安眠药自杀，所幸同学发现及时救活。与李世英遭遇相同的交大学生会劳动生活部长、二十三岁的女同学王永婷跳楼自杀身亡。西安交大工作组在短短五十天时间里，就“抓游鱼”批斗了一千多名学生。全校六十六名处级干部，有六十三人靠边站，二十九人被打成“黑帮干将”、“ 黑帮骨干”、“ 黑帮分子”； 全校九百一十二名学生干部中，有六百八十人被“查上当、放包袱”，占学生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


与西安交大相比，当时驻扎在北京这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里各高校的工作组，五十天里的所作所为更是令人毛骨悚然。据团结出版社出版的《红卫兵秘录》披露：“据北京二十四所高校统计，至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止，被宣布为‘反革命’、‘右派’的学生一万0一百一十一人，支持他们被同样宣布为‘反革命’ 的教师二千五百九十一人，被逼自杀身亡二十余人”。


全国高校“抓游鱼” 打击迫害师生的白色恐怖时间大约搞了五十天。而云南这个交通不便，消息相对闭塞的边疆省“抓游鱼”则抓了近一百天。不仅时间长，而且发明创新的手段更多、更恶劣、更残暴，受迫害的人群遍及工、农、兵、学、商各个民族；冤、假、错案从省城昆明株连至千里边疆的农村、山寨。全国未曾敢做的——地方私自筹办监狱的事，云南省委竟然胆大包天地在全省各地新建了一百多所监狱，准备关押“文革”被清洗出来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右派、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继续坚持反动立场的“四类分子” 的子女亲属……云南省委首先把昆明五所高校的几个主要领导人和《云南日报》的总编辑抛出来作为批判的挡箭牌，重点打击的矛头却始终疯狂地指向下面的干部、群众。在这期间省委内赤膊上阵冲锋在前最勇敢，一肚子坏水烂点子最多，打击迫害学校师生和广大干部群众最狼心狗肺的几个人，如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后来的省委第一书记普朝柱、厅长林亮、侯良辅等一伙人，都是一贯敌视“文革”，后来又颃固对抗中央，在云南组织全国仅此一家的走资派造反团（中上层干部联络站），挑动大规模流血武斗亊件；毛主席仙逝后又借清查“‘四人帮’分子” 之机在云南疯狂报复，制造了数十万起骇人听闻大假案、大冤案的罪魁祸首！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在云南省委召开的，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省委书记闫红彦闭口不传达《五一六通知》的内容、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重要指示。他只反复传达西南局在重庆召开的抵制文化大革命黑会上李井泉（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所谓重要指示。他语气强硬地说：“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文革的重点是放手发动群众揭发本单位的牛鬼蛇神；打击反革命，打击资产阶级右派，打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具体的说，就是打击资产阶级的权威专家、老古董，因为他们天天在骂我们！什么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是指有一般错误的人，是包屁牛鬼蛇神的人，牛鬼蛇神就是‘三反分子’。”谈到组织革命队伍时他进一步强调说：“现在的教师队伍问题很多，家庭有杀、关、管的有百分之四十八，问题严重的占百分之十至二十要清洗。省委准备从应届高中毕业生、在乡知识青年、工矿中抽调五千人顶替”。


省委最为担心的还是怕机关单位干部职工造反后院起火，殃及池鱼。按照先前省委的决定，先控制住大专院校的师生，再收拾机关、工矿、农村的干部、工人、农民。按照这个阴谋部署，闫红彦还在省委部分“核心圈”里传达了从西南局带回来的一份各省要搞“大逮捕、大清洗、大换班”的绝密文件。文件上白纸黑字写着：“这次‘文革’运动中全国要抓四十万右派”。闫红彦补充说：“云南五七年抓了一万二千个右派。云南这么大个省，这回不抓他万把个反革命能行？这次一万二千个右派恐怕不止这个数？要大大超过才行！”


根据刘、邓 “抓游鱼”的号令 ，西南局“大逮捕、大清洗、大换班”绝密文件精神，以及闫红彦“抓右派” 的指示，全省公、检、法系统行动神速，各地公安机关以民兵队伍为骨干，立即成立了《保卫文化大革命办公窒》。全省上下在一片风声鹤唳的白色恐怖中展开了大规模的“文革”行动：1）全面进行摸底排查，家庭出身不好的，直系亲属中有杀、关、菅，有海外关系的，一律摸底排查审核落实后登记造册上报省“文保办”；2）对那些只拿线不干活，或是干活不出力，甚至对我党说三道四的老古董(党外民主人士)，即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专家、牛鬼蛇神，要三管齐下——批判——清洗——打倒；3）特别危险的是那些自恃清白，能说会道，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力，现实表现狂妄自大，无视党的领导，运动一来就充当“游鱼”的捣乱分子要立即釆取果断措施，该批斗的批斗，该管制的管制，该关押的关押起来，绝不能再让他们乱说乱动捣乱破坏！


刘、邓及其云南省委黑指示深入贯彻执行的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全省有上百万的学校师生、干部群众深受其害，数百人被逼疯、逼死。昆明五所高校当时有教师、员工三千四百七十人，列入黑名单被批判斗争的一千八百六十七人，占百分之五十四点七。昆明工学院是全国重点大学，全院有六百七十名教师、职工被省委工作组定性为牛鬼蛇神戴上白袖套关进专政队，白天被押着掏厕所、扫马路、挑大粪、养猪种菜，晚上集中写检查接受批判斗争。


省委对学校师生如此，对企业的工人、干部同样毫不心慈手软！省工交系统是省委书记处书赵健民分菅主抓运动的单位。这个恶魔历来邀功心切，雷厉风行，亊亊总受争第一；运动一开始，他不仅创造发明地坚决认真的贯彻执行了刘、邓、李井泉、闫红彦的指示，不知还通过什么渠道，将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大抓反革命的“好经验”照搬过来整云南工交系统的干部、工人。在他的亲自主导下，不到一个月时间工交系统就有一万一千多名工人、干部被打成“反革命”、 “右派分子”、 “反革命分子”、“牛鬼蛇神”。 仅省交通厅机关所属八个单位，短时间内就抓了八百多名反革命分子。


最令人不能容忍、不能忘却的是，云南的走资派对那些对国家曾经有过贡献的文化人的伤害，例如：云南大学副校长、著名作家李广田，一生干净清白，从不与肮脏的官员苟且同污，运动开始就被省委点名为“反动作家”、“黑帮分子” 进行无休止的折磨，被逼无奈夫妻双双跳昆明莲花池自杀身亡。电影《五朶金花》的著名演员、年仅二十三岁的云南彝族姑娘杨丽坤，在这期间也被走资派诬蔑为“反动权威”交由“群众” 任意“专政”批斗、披蔴戴孝游亍示众，被逼得精神失常，放任流氓奸污无人过问。“文革” 后期在党中央及省革委领导的关心下，杨丽坤才得以治疗养伤，基本恢复了健康，组建了家庭……


四十年来，党内的叛徒、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篡夺到手的权力，信口雌黄，颠倒是非，无耻攻击、诬蔑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革”是“浩劫”、 是“灾难”…… “文革” 造反派是“恶魔”、 是“余孽”、 是“迫害狂”。 殊不知人类社会的历史，不是任人涂抹的画板，它是人们用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言论行动书写而成的教科书！面对事实，我们始终坚信：宏扬正气，惩治邪恶的权力，只会紧握在正义之神手中而绝不会偏废和旁落！不久的将来，那些在“文革”中以及在“文革”后继续作恶多端、捣乱破坏的魔鬼的丑恶嘴脸，一定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原形毕露，遗臭万年！！


二，载入史册的闪光文献


中央全票通过《五一六通知》，采取果断措施加强中央书记处工作，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改组了北京市委领导班子……这一系列连续作战、弹不虚发的进攻方略，极大地动摇了刘、邓宗派势力的根基。同时，也遭至了后来刘、邓走资派垂死的疯狂反扑！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刘、邓经过精心策划，成功地利用高校刚建立起来的红卫兵组织成为工作组和校党委压制、打击其它师生的重要力量。而一些受排斥、压制的师生则纷纷成立了独立的红卫兵组织与之相对抗。这就形成了“老文革”红卫兵 和“新文革” 红卫兵之间激烈的斗争。十八日这天上午，北京大学化学、生物、中文等系及全校的其他一些“新文革” 红卫兵师生、员工召开大会，批判六十多名工作组庇护的干部。驻北大工作组立即赶到进行制止。并将这一情况写成《九号简报》上报刘少奇。刘少奇看到“简报”后即认为：不经工作组批准成立的红卫兵是非法组织，批判干部的行为是反革命行为！“简报” 经刘少奇批示下发到全国后，新一轮打击迫害青年学生的行动又掀高潮，死人的事件不断发生，有的服农药自杀、有的跳楼、卧轨身亡等等亊件枚不胜举
五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在杭州看到中央文革小组送去登载着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的《文化革命简报》，心中很高兴，当即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高度赞许并批示道：“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还说这样做“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六月二十八日，毛主席离开已经住了十一天的韶山滴水洞，又来到 “白云黄鹤的地方” ， 下榻在东湖宾馆。晚上当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报送来的一份《关于北京大学6.18亊件》及刘少奇的批示后，毛主席脸色顿时铁青，勃然大怒地说：“怪不得他们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我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当即批示：

“6.18亊件不是反革命事件是革命事件”！


这天晚上，毛主席心事重重，辗转反侧，昼夜难眠；反复叨念着伟大诗人杜甫的《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诗句直至天明——做事情要抓住关键，处理问题要抓住主要矛盾——拉弓要拉最坚硬的，射箭要射最长的。射人先要射马，擒贼先要擒住他们的首领——敬爱的毛主席啊，神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


毛主席在武汉住了十天，看了大量来自各方面的材料，林彪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讲天才与政变的那个讲话引起了毛主席的特别注意；冥冥之中，毛主席似乎预感到了一种不祥的阴谋先兆——这个讲话不是马列主义，不是无产阶级思想世界观应有的表现，而是某种野心按捺不住的迸发。毛主席不赞同这个讲话！经过深思熟虑，便提笔给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同志写了一封意义深远留存千古的历史“家书”。信中最后写道：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揺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两句老话。”


毛主席满怀着愤懑、牵挂、思念、忧国、忧民的一腔热血于七月十八日离开武汉回到了北京。


七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出席并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议程主要四项：1，讨论制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2，讨论和批准中央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3，补行中央关于人亊变动的手续；4，通过会议公报。这次会议开得圆满成功，会议全票通过了所有议程。并决定撤销派驻全国高校的工作组。对于刘、邓这段“文革”期间打击迫害学生的恶劣做法，毛主席义正辞严地批评说：


“什么人镇压学生运动？在前是封建王朝，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又轮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还说没有错？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区别！中央自己违背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仃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讲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克思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亊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看你站在哪个阶级方面，向那个阶级作斗争。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往来，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让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李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有什么要紧。


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有真正的民主，真正的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毛主席气愤、严肃的讲话持续了近四十分钟，字字句句震撼人心，扣人心弦，催人泪下。静若寒蝉的会议厅里，听到的似乎只有每个参会者心脏激烈跳动的声音……


继七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毛主席更加繁忙，又投入了准备八月一日召开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各项筹办工作。


在短暂的时间里，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通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贴切妥善地即时办理了这样几件重要大事：一是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小将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充分肯定和支持彭小蒙等同学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革命精神；并鼓励他们团结更多的人，牢记马克思不仅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的教导，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封信没有直接寄出，而是作为中央文件印发的。二是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进行到第七天时，会议把毛主席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连同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印发给与会者。毛主席的大字报光芒四射，犀利无比，直透刘、邓走资派的灵魂深处，最后一句写道：“联系到一九六二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三是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件在《五一六通知》的基础上，进一步全面具体地阐述了“文革”的目的、意义、方法、歩骤，对运动中要“坚持文斗，反对武斗” 等政策问题，作出了详尽、明确的规定。《十六条》是一部正确指导“文革”运动的重要文献。四是补选、调整了党中央的核心机构，让一批年富年强，无产阶级立场坚定，思想道徳高尚，能紧密联系群众的工、农、兵模范人物，进入中央委员会，这是一项最重要组织举措。


面对真理和政治氛围的压力，刘、邓等走资派不得不违心地承担了一些错误，并口是心非地捡查过了关。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亊关拯救党的生死存亡的成功会议屈指可数。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亲自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一中全会作出的重要决定，必然是闪光的文献将永远载入史册！总之，全会开得很成功。

三，“败类”的覆灭


中国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深藏在人们心中的公与私，善与恶，美与丑，清白与肮脏无疑是一次深刻的比对和捡验。


毛主席的一生，无论思想、道德、言论、行动都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楷模。党、国家、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毛主席亊亊处处以此为标准严以律己，克己奉公。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已做到，并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儿女们都要做到。一九六六年的一天，毛主席同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毛主席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 。毛主席称赞说：“不错，你读书不少。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这使我很担心呀”！


毛主席担心干部子女成为“汉献帝”，尤其是把高级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提高到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毛主席说：“这样的人，小而言之，害了自己，大而言之，害国害民。会给我们党、我们党的干部造成不良影响，会影响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会使我们党的干部与群众离心离德，会使我们党的事业受到损害。”


我国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顾炎武先生说过：“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 。刘、邓与毛主席形成反比，他们是私欲难填的伪君子、两面人、阴谋家、野心家。八届十一中全会刚一结束，就无耻地聚拢在一起充分表露自己的心迹。刘少奇怨恨地说：


“我觉得，他（指毛主席）顽强不屈、足智多谋而又残酷无情。他把所有的大权握在手心，使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们都像傀儡一样亦步亦趋。我们只能退却，隐蔽下来，等待东山再起。”


王光美插话说：“就是这样。只要他不再搞他的突然袭击，我们的选择就不会告吹。”


邓小平显得轻松又阴毒地鼓动说：“怕什么？大不了混战一场，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最后还不知道鹿死谁手呢！”


他们要暂时“退却，隐蔽下来，等待东山再起” 想干什么？！邓小平毫不隐讳地道出了其中阴险的罪恶目的——用“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混战一场”的斗争手段，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封建法西斯专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走资派的罪恶行动历来是立竿见影的。为了赢取“混战一场” 的胜利，他们毫无顾忌地孤注一掷，把自己的子女们首先组成敢死队——“西纠”、“联动”（北京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 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 ）冲锋在前，无恶不作，大搞打、砸、抢、抄、抓、烧、杀人越货。主要头目为：“司令”孔丹（北京四中高三学生、其父孔原是中央调查部长）、“副司令”陈小鲁（北京八中高三学生、陈毅元帅三儿子），骨干分子谭力夫（北工大学生、其父是最高检副检察长谭政文）、“红色公主”邓蓉（邓小平的三女儿）、宋彬彬（其父是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云南的正、副“司令”是朱旦生、朱勉生俩姊妹（其父是省军区副司令员朱家壁）。他们短时间內就在首都北京和全国各地犯下了屡屡罪行。仅举六例为证：


罪行之一，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他们在北京航空学院贴出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对联一出现，就像滚烫的油锅里泼入了冷水，一场转移“文革” 大方向的围绕着对联的大辩论在全国轰轰烈烈地迅速展开。父母行政级别在十三级以下的统统不要加入“红五类”。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显赫的出身才能做到“自来红”。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他们组织内部也是按各自老爹的官职大小来安排职务，成了一群名符其实的“八旗子弟”。如此森严的等级不仅大批工农子弟受歧视被排除在外，甚至连一般基层干部的子女都高攀不上。


罪行之二，他们穿着不合体的军装，腰束宽皮带，脚登大皮靴，高挽袖口，游弋在亍头巷尾，满嘴的“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污言秽语为非作歹，凡是支持拥护他们的就受到保护，对他们非议反对的就凌辱、捆绑吊打，实行无情摧残。


罪行之三，偷盗文物、砸毁古迹、抢夺私人财产、私设监狱、使用多种法西斯酷刑抓人、打人、杀人。一个多月时间里全国有数万个家庭遭灾受难，有数千人被伤、残死于非命。一九六六年八月在北京大兴县杀死大批所谓的“黑五类”人员(300多人)就是邓榕等冷血败类所为。杀人主谋高福兴和胡德福后来被判刑；邓小平翻案复辟上台后又无罪释放了高福兴和胡德福。这件事从此被包了下来。


    罪行之四，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 ，就是“文革”开始第一个被邓蓉、宋彬彬等人打死的。誉满全国，深受毛主席敬重的满族作家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字舍予，笔名老舍，满族正红旗人，本名舒庆春，生于北京，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短篇小说《赶集》等。）也是被这伙败类先在北京国子监狱暴打威逼，后跳太平湖自尽身亡的。


罪行之五，明火执仗，六次冲击中央公安部：一冲公安部，要求解救 “落难兄弟” ，打伤公安部工作人员，连一位赶来调解的副部长都挨了打。闹事最凶的几坏蛋被抓起来，但组织学习了几段语录后就放了。出门后反咬一口，大骂公安部乱抓人。二冲公安部，强占接待室，殴打工作人员，并高呼“打倒公安部！”“公安部权力下放”！将两名“落难兄弟”抢走，将三名公安人员绑到礼堂围攻谩骂，直到周围有群众赶来声援才撤退。三冲公安部，一百人从公安部大门冲入，撒传单、贴标语，砸烂礼堂，闹腾饿了，就跑进公安部食堂，将四十五斤粉肠和熟猪肉一扫而光，还恬不知耻地到处宣扬“公安部的猪肉真他妈好吃！”。四冲公安部，纠集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用装上铁钉的“二踢脚”攻击负责守卫的解放军，造成多人受伤。五冲公安部，纠集六百名暴徒气势汹汹地向公安部提出所谓权力下放的“最后通牒”，并高喊“油煎江青！”、“打倒陈伯达！“打倒谢富治！”，最后喊出“打倒周恩来！”的口号。十多万首都群众闻讯赶来保卫公安部，这伙人渣败类个个才鸡飞狗跳地狼狈逃遁而去。


罪行之六，“联动” 的一切罪恶活动从始至终都是在中央高层走资派叶剑英、陶铸、王任重、周荣鑫等人支持下进行的，总后台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为了保爹、保妈，他们已经令利至昏，视党纪国法为儿戏，公然连续发布十三道通令，内容涉及中央党政机关、革命干部、国家机密、首都秩序、以至对资产阶级政策和外宾接待政策等等许多方面。第三号通令甚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们的安全！”
……


清朝末年，居住北京那些凭借祖宗福荫，恃着特殊的身份和机灵的口舌，领着“月钱”，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沾染恶习，腐化沉沦，巧取豪夺，诓诓骗骗，打茶围，蓄画眉，玩票 (非职业演员从事戏曲表演。赌博，斗蟋蟀，放风筝，玩乐器，坐茶馆，一天到晚尽有大量吃喝玩乐的事情可以忙)的“八旗子弟”， 与当今的这些“红五类” 、“红二代” 有何区别？他们不是人渣、败类是什么？！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上帝要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上帝要使一个人遭难，总是让他忘乎所以）。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铰杀令一下，“联动” 的“八旗子弟” 们的未日就到了。


首都中学红卫兵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号召广大中学生同“联动分子”划清界线，从内部瓦解“联动”组织。接着，由公安局的人领队，“红三司”动手，几万人在全市进行了犁庭扫穴式的大围剿。在中学里，新的平民红卫兵组织不断涌现，对他们发动了“中心开花”式的进攻；在大学里，“联动”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社会上，浪迹街头的“联动”小流氓更是无处藏身。一天之内，“联动”各个据点纷纷被摧毁，部分头头像拎小鸡仔一样，抓过来丢进囚车……倾刻之间不可一世的“联动”“红五类”、 “红二代”灰飞烟灭了。尽管他们后来又复辟变天，鲤鱼翻身，身价百倍，但是，在人民的心目中，他们早已经成为臭不可闻的狗屎堆，被钉死在了历史耻辱柱上永远不得翻身的千古罪人！！（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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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清算走资派罪行
——还云南“文革”真相
实 岩

笫七章，走资派是祸乱“文革” 的毒瘤

云南这个多民族的边疆省，和平解放后民主改革不彻底，阶级阵线是非不清。要搞好这次“文革” ，必须分清敌我，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始终坚持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结合云南的现实，美帝国主义在越南挑起的战火已经升级扩大到了整个东南亚。云南人民面临着的援越抗美任务十分艰巨。省委瘫痪后，经中央决定批准，责成昆明军区主要领导全面负责主持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承担起繁重的革命、生产和援越抗美任务。面对严峻的形势，革命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能不能顾全这个大局，积极支持配合好省军管会的各项工作，搞好战略，稳定边疆？还是偏离“文革”的斗争大方向，我行我素，唯我独“革”，唯我独“左”，派性利益高于一切，搞乱边疆，让亲者痛，仇者快？这是无情检验云南“文革”造反派是真革命、假革命或是反革命的试金石！


一，走资派垂死对抗，造反派穷追不舍


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的革命造反派经过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广泛地联合了全省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参加革命造反派的各高校师生、员工，厂矿、企亊业单位的工人，人民团体，机关干部，城市居民，其中也包括了前段死保过省、市委走资派的 “保皇派”组织。很快成立了《云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指挥部五位主要勤务员分别是：昆明工学院研究生黄兆琪，昆明市公安局干部刘殷农，云南省建筑总公司工人杨树先，昆明医学院学生李毅，云南大学学生方向东。云南“文革”历经艰难曲折和反复斗争，终于冲破重重阻力，渐成燎原之势。

毛主席深刻指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这个“转变”，对于权高位重 ，高高在上，养尊处优惯了的大官们，是艰难痛苦的。一旦失去刘、邓靠山的支持，没有了受蒙蔽“保皇派”的追捧保架，熊熊的“文革”烈火，就会烧得他们六神无主，晕头转向。像省委书记闫红彦、省长周兴这些久经艰苦战争考验过的，对毛主席始终怀有深厚革命感情，对革命亊业还充满着信心和希望的老干部同样如此！他们在极为矛盾的思想斗争中苦苦挣扎，总是左顾右盼，反复地寻思着怎样前进的方向、道路……

而另外的一些同样披着 “老干部”外衣的人，内心对“文革”则是充满着恐惧与仇恨！因为他们的历史不干净，思想道德不干净，生活作风也不干净。自从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各个领域里的那一天起，他们就与共产党同床异梦，势不两立。坚持死硬立场，与党和人民拼死对抗。这是阶级利益和阶级本质决定的。云南省以省委副书记赵健民为首组成的“走资派造反团”﹝既称《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又称《彻底摧毁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兵团》﹞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进行的疯狂捣乱、破坏犯下的屡屡罪行，就是铁证如山的亊实！

赵健民﹝他的肮脏历史后述﹞五十年代后期曾任过山东省长，因受彭德怀反党集团案的牵连被罢官降职。一九六二年在毛主席的亲自关心过问下，赵健民连同全国受到刘、邓打击迫害过的一批干部先后得以甄别平反。一九六四年云南空缺省长，闫红彦一再请求中央为云南边疆选派一名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省长协助工作。中央决定把刚甄别平反不久的赵健民调到云南工作，为了稳妥起见暂不予任命。

闫红彦与赵健民相处一段时间后觉得：此人狂妄、虚伪、狡诈、野心勃勃，唯利是图，不适宜担当省长一职。请求中央能把山东省长周兴同志调到云南工作。中央很快作出次定：调周兴转任云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省军区笫一政委。赵健民留任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兼省政协副主席分管交通。

赵健民未能如愿以偿登上省长宝座，私欲难填，急火攻心……从此，他表面上与闫红彦亲密、亲近，亊亊唯闫红彦马首是瞻 ；背地里却各行其是，另搞一套。

云南“文革”以来，他抛头露面，明里做人，暗中是鬼；出尽风头，“敢作敢为” ；既是敢与造反派对着干的“硬汉子”；又是善于为闫红彦书记和其他省委领导遮风挡雨、出谋献策、分忧解难的“智多星”。高干们的“特供”有了困难，只要找到赵健民好脸相迎，一定有求必应：玉溪的好烟，普洱的好茶，瑞丽遮放的好米，杨林的肥酒，宣威的火煺，武定的壮鸡，澄江的抗浪鱼……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应有尽有，让你吃不完用不尽，而且价廉物美，或白吃白喝，一毛不拔。要是你敢逗惹着“赵三爷”﹝他自称省委三把手﹞，那就让你吃不完兜着走——纠合起来不同人群的攻击谩骂、骇人听闻、铺天盖地的大帽子， 压得你无处藏身！套用云南的土话说：赵健民是一个最会 “挖坑下象、支水车”的老手﹝设圈套坑人——有成绩他得，有祸别人担﹞：

省委“五十六天”执行刘、邓资反路线对全省广大师生、干部、群众实施大迫害，全省筹建黑监狱，组织“保皇”红卫兵打、砸、抢，搞破坏捣乱，死保省委的烂“点子”，都出自于他的密谋点拨。中央严肃批评省委后，他金蝉脱壳罪责全推给闫红彦、周兴承担。并且是省委常委内笫一个站出来写大字报揭发、批判省委反“文革”罪行受到中央“文革”小组表扬肯定的“革命”领导干部。当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绪越来越高涨，揭批省委罪行的斗争进一步掀起高潮时，闫红彦、周兴等一批老干部产生了准备转变立场，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接受批评，并决定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作好各级领导的政治思想工作时，得知消息的“赵三爷”火冒三丈，他置党的纪律于脑后，得意忘形，上跳下窜，四处煽风点火，把会议搅翻了天。他极力阻挠说：

“造反派是什么东西？是妄想复辟变天的地、富、反、坏分子，牛鬼蛇神！”“去听他们的意见？等于投降！这是背叛党和人民的可耻行为！” “困难是暂时的。省委可以转入地下，组织武装上山打游击嘛！”

他歇斯底里的嚎叫，与省委内那几个在“文革”中正在受到干部群众捡举、揭发、批判、审查的叛徒、特务、贪污腐败分子、修正主义分子、阶级异已分子、走资派沆瀣一气，一拍即合！

共产党员的党性沉默了！正义的力量消逝了！赵健民“挟天子以令诸侯”，主张“建立地下省委，组织武装上山打游击”以人民为敌，公开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阴谋计划出台实施了——

地下省委纽织机构，主要策划召集人：省委常委、副书记赵健民，省委常委、副省长刘林元。人员组成：省委领导干部十三人，厅、局级以上干部二十九人，科、处级以上干部六十五人，共计一百零七人。

对外名称：《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下设六部二室一站：组织部、宣传部、作战部、联络部、统战部、后勤部，办公室、保密室，安置接待站。

首脑中心及转移地点：地下省委司令部转至西山“紫园”；游击活动区域依秩为：曲靖、红河、玉溪、楚雄等地。

作战行动笫一步：赵健民说：“要保护好自己，必须先消灭敌人，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有人说得好﹝影射毛主席﹞：‘文革’是乱了敌人！那好嘛，我们就来它个以乱治乱、云南必须大乱！现在好人受气，坏人嚣张，原因就在于云南还乱得不够！”

闫红彦鼓动说：“乱有什么可怕？越乱越好解决问题。他们不是要钱、要东西吗？那就打开国家仓库让他们拿！要什么给什么！七亿人口的大国拿不垮” ！

省委副书记孙雨亭说：“你不给他们钱物，就是执行刘、邓资反路线。支持造反派就是要多给钱，多给东西。这样省委才能自保，减轻压力，轻装前进”！

张曙光这个因历史原因和现行表现问题，被从中央组织部领导位置上贬到云南省委任副部长的家伙阴毒地说：“用钱保‘权’是一步高棋。造反派要钱，省财政厅拿；要粮食，省粮食厅拿，要衣被商业厅拿；要其它物资，到省物资局拿。国家那么大，放心——吃不完，用不尽”！……“

“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走资派们昧着良心，说到做到，慷国家之慨，用经济主义手段，拼命拉拢扶持亲近自已的“保皇”派组织、从北京来云南串连的高干子女组成的红卫兵。短时间内就向这些个人和组织发放现金五百六十九万元，全国通用粮票六百二十万斤，布票一百零五万尺，汽油二百吨零三百六十公斤，提供大小汽车三百余辆；还有大量的发电机、速印打字机、纸张等等。为了充分发挥这些人敢于打、砸、抡的“勇敢”造反精神，走资派还暗中进行摸底排队，定向性为这些组织中的铁杆分子涨了工资、发放补贴金。严重干扰破坏了云南文化大革命的正常进行！在研究讨论制定对造反的“作战方案”过程中 ，走资派们表面谈笑风生，轻描淡写，不言枪、不言炮，不讲敌对双方的进攻与防御，也嗅不到屠城硝烟的血腥气息！记录在纸上的话语，简直就像是满纸的荒唐言。

但是，经济主义腐蚀字里行间的背后，隐藏着的却是血淋淋的、让人不寒而栗的杀机！如若把毛主席英明为他们量身定做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铁帽子掀开，人们看到的，除了他们满头长着的疮疤和辫子，还会清晰看到长在他们心脏上的那个已经病入膏肓、正在毒汁四溅传染扩散到共产党整个躯体上的毒瘤！

他们挥舞着的 “以乱治乱”的武器，是威力巨大、杀伤力极强的“政治原子弹”：是阻止“文革”获取胜利难以逾越的一道堑壕；是让“文革”造反派内乱厮杀、两败俱伤的火药桶；是能保障他们蒙混过关的护官符！他们这样做的最终企盼目标是：“文革”失败了，毛主席共产党被抹黑了，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了，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了，他们长期做官当老爷、封妻荫子、子孙后代美满幸福的日子安稳牢靠了——这枚既迷惑人又一时是非难辨的“政治原子弹”一经在云南广袤的红土地上冒起硝烟，全省十七个地、州、市，一百二十二个县区的一万余名科处级以上干部﹝约占全省科、处级以上干部总数85%﹞，个个像注射了鸡血针似的激动不已，纷纷加入进了可以免受“文革”触及灵魂之苦，还能继续跃武扬威的走资派造反兵团——《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诱人的迷魂阵里。从此，云南乾坤颠倒，乌云笼罩，走资派摇身一变成了主宰云南“文革”，批斗、攻打、屠杀、消灭革命造反派的主力军！

四十多年来，七彩云南被走资派残害致死，冤魂遍地的各民族儿女死不眠目，一刻也没有仃息过用血泪写成的大量事实，愤怒控诉走资派们犯下的滔天罪行！！

二，进驻军区大院，拉赵健民游亍示众

云南省委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越来越恶劣的态度，顽固反动的立场，对“文革”从不理解到公然准备转入地下，实施上山打游击对抗中央的阴谋计划，很快就被中央发现。在周总理的严厉追查下，走资派们曾经拍胸打肚，信誓旦旦定立的攻守同盟倾刻间土崩瓦解。

迫于政治形势的巨大压力，闫红彦代表云南省委向中央检查了所犯的“严重错误”。表示愿意到群众中去接受批判，与全省人民携起手来搞好云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为了表示转变立场的诚意，省委决定：把分管文教的副书记、“文革”初期执行资反路线迫害学生、教师，民愤极大的高治国登报进行点名批判，并交给群众进行揭发斗争。闫红彦还几次态度诚恳地主动与造反派进行认真对话，明确表示同意按时参加《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定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下午在昆明市中心检阅台召开的、有二十多万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揭发批判省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
一月三日这天下午，四季如春的昆明空气清新，大亍两侧含苞待放的茶花、樱花、梅花、桃花、桂花……散发着阵阵令人心旷神怡的清香气息。人们就像迎接喜庆的节日，欢声雷动，喜笑颜开，精神抖擞；手上挥动着毛主席语录，举着红旗，拉着醒目的大标语，高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造反有理》的红色战歌， 还不到下午六时，井然有序的队伍就提前进入了会场。

原来预计二十万人参会，实际到会人数已经接近三十万人。从东风体育馆大亍到近日公园十几里长的人流一眼望不到头。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群众教育干部，小老百姓教育大官，无权受歧视者批判有权盛气凌人者的历史性盛会。“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成语，和大禹治水的故亊，在我们国家流传了千年。稍有点文化知识的人，都会耳熟能详地讲出成语内涵的意义及故亊的生动内容。然而，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统治者阶级，能真正做到身体力行用疏导的方法治水，用让人民讲话的民主制度治理国家的，像毛主席这样的伟人， 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最为广泛的大民主运动，却是开天劈地世人罕见的头一次。

大会主席台布置得干净整洁，庄重气派。大联合指挥部的全体负责人齐聚台上静静地等待着省委书记闫红彦和其他省委领导人的到来。

时间在一秒一分地过去——半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时间过去了整整两个小时，闫红彦和省委其他领导人始终没有到会。派人到省邮电局给闫红彦打电话无人接；给省委办公厅打电话无人接；给省委任何一个领导人打去的电话都无人接。会场秩序渐渐混乱起来：很多人纷纷挤到主席台前，要求指挥部负责人立即向群众说明大会为什么不能按时召开的原因！越来越多人则强烈要求立即采取行动派人到省委去把闫红彦揪到大会上来批判斗争！

闫红彦是开国上将。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八年来，工作勤勉，为云南边疆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做出过显著成绩。在云南各族人民心中是一位亲政爱民的好领导。他“文革”中的缺点错误群众本来是会原谅的。但是，他为什么要失言欺骗几十万人不来参会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是党中央全会通过决定的。作为出席中央全会代表的闫红彦，也一直是坚决拥护的；并且还反复多次地向全省各级干部、各族人民进行了认真的传达贯彻。到了关键时刻为什么就出尔反尔，既不相信群众，又不相信党中央躲了起来呢？ ……闫红彦是被一只无形的阴谋大手强行钳制着躲起来的！这只阴谋大手就是以赵健民为反动头目的云南走资派造反团！它是导致闫红彦演绎人生悲剧，使云南边疆各族人民留下永远抹不去伤痛的总祸根！！

赵健民为什么敢于台前幕后地肆意妄为，充当云南省委的“太上皇”对抗中央，打压群众，破坏捣乱？主要还是他那个不可告人的野心勃勃的 “秘契”成就、支撑了他疯狂的人生——他少不更亊时走出地主家门求学读书，参加地下党，在杀人不眨眼的山东军阀韩复榘的监狱里坐牢不到一年轻易蒙混过关后，很快就当上土匪营长；不过五年的时间就在邓小平髦下成为抗日英雄、军分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七军政委兼军长；建国后即当上省长、省委副书记。这个有惊无险一路顺风的升官“秘契”是什么？就是“赵三爷”经常不经意中脱口而出的两个字——“乱整”！

这次“文革”，他凭着自私、贪婪、无耻诡辩的想象力，又故技重演。他自认为：这次“‘文革’并非什么 ‘无产阶级专政下反修防修的伟大革命’；而是共产党历史上的派系斗争、山头斗争、宗派斗争的继续。运动中不能跟什么‘革命路线’，只能看风使舵跟人”。他冥思苦想得出的结论是：当前毛主席器重的中央“文革”小组里的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主要是山东人。王力虽然不是山东人，但当过他的下级，关系历来与之密切。据此， “文革”以来，他总是自诩聪明高人，不断认真观察中央政局变化的动向，积极主动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保持密切联系，暗中报送了大量揭发省委、省政府某些领导人的 “要害”问题的材料。中央文革小组需要什么内容的材料，他就及时报送上去。他的一片苦心终于得到回应：中央文革不仅支持肯定他，种种迹象还表明，他将来很有可能成为主政云南的封疆大吏——小说《红楼梦》第五回迎春对丈夫孙绍祖有句判词：“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 赵健民与孙绍祖的经历前两句相似，后两句全然相反，这是后话自从《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成立，周总理严厉批评、追查省委组织地下武装准备上山打游击的阴谋被揭穿，闫红彦比较诚恳地捡查了所犯严重错误后，赵健民等人便预感到一场变数新危机即将到来。于是，他便加紧密谋串连，很快组成了以赵健民为舵主，以侯良辅﹝省商业厅长﹞、林亮﹝省林业厅长﹞等人为大副的《云南中上层干部联络站》的核心班子。积极展开了拉拢、腐蚀、分化瓦解造反派的工作。他们分析认为：云南造反头目中黄兆琪最有水平和威望，又是既有高学历的研究生。能与他们这派融为一体，云南的“文革”就会有新的改观，绝大数的领导干部就会受到保护而不会成为运动挨整的对象。

可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岂不知，人算不如天算 ！当赵健民一连三次卑躬屈膝，浑身解数使尽去见黄兆琪时，却遭到了义正辞严的婉拒。黄兆琪不卑不亢地说：，“您是老干部，共产党的规矩、制度、纪律您懂！中央明文规定：领导干部不允许参加造反派组织。要自觉到群众中去接受批评，教育，审查。得到群众谅解、获得解放后，才能与群众一道参加到运动中去。中央的文件还是省委向各级党委传达的。我们对党中央的指示都应该坚决执行照办啊！” 黄兆琪还严肃认真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剝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我们之间没有恩怨情仇，有的只是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坚定不移地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进行到底！在亊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私下没有讨价还价的交易！” 黄兆琪为人果断，一再反复诚恳地回绝了赵健民的纤缠。

碰得灰头土脸的赵健民并没有恢心丧气，相反促使他准备把恼羞成怒的报复烈火烧得更旺！但是，当他得知闫红彦决定要去参加造反派召开的批判大会的消息后，心中的愤满顿时急不可奈，一月二日的整个晚上，他都在苦苦思索着应对的斗争策略——

三日一早，他第一个走进省委会议室等待着参加闫红彦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八时过几分，参会的常委们就陆续到齐了。可能是“文革”的特殊原因，这是近年来参加省常委会议人数最齐全的一次。闫红彦开场白，首先向大家通报了当天晚上要参加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在检阅台召开“揭批省委坚持资反路线大会”的简要情况，和他准备代表省委检查“文革”所犯错误的主要内容；以及省委今后如何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决心同全省各族人民一道搞好云南文化大革命的初步设想……

闫红彦的话才开了个头，就被愤怒不已的声浪淹没 了。大多数常委几乎都一口同声表示：坚决反对闫红彦当晚去参加的批判会！更不同意闫红彦作什么检查！

赵健民手舞足蹈地站到大会议室中心吼叫道：“我坚决反对闫政委参加造反派的什么狗屁会！” “毛主席教导我们‘斗则进，不斗则退。’我一个人留下来顶着同他们斗！你们尽快分散隐蔽起来，具体地方全都安排好了，赶快走吧！”

就这样，整个省委班子的领导人，在赵三爷的统一指挥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消失殆尽，无影无踪了。……寒气袭人昆明夜晚，丝毫没有影响几十万革命群众揭批省委执行资反路线罪行持续高涨的热情。他们在等待中自发组织起来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演讲会，揭发走资派罪行批判会，歌舞演唱会……绵延十几里的长亍热浪滚滚，到处红旗招展。他们决心用坚强的意志感天动地，战胜走资派的挑战！突然，“闫红彦躲到昆明军区去了！快到军区抓他去！”不知是何人从何处传来这样一条惊天动地的消息？

到昆明军区路程不远。二十多万情绪激动、愤怒不已的群众，短时间内就赶到了昆明军区，将范围宽阔的军区机关围了水泄不通。其中有两万多人顺势涌进了军区大院内。此时，时针巳过了零时。“闫红彦滚出来！” “闫红彦滚出来！”的呼叫声，霎时间把寂静的军区大院搅动成了疾风暴雨似的海滩。

昆明军区是统辖云、贵两省军区、和驻滇十三、十四野战军的首脑机关。当时美帝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点燃的战火空前激烈；省委瘫痪后全省工、农业生产、战备任务十分繁重。党、政、军的全部重担已经压在了军区领导肩上！面对这一突出其来的干扰和压力，毫无思想准备的司令员秦基伟、政委李成芳等军区领导，感到异常的烦恼和震怒。用 以“大局”为重的思维考虑问题，应对这种突发亊件的唯一措施，就是果断采取强硬手段把他们轰出去，以免后患无穷！

但是，军区首长没有这样做。秦基伟、李成芳等军区领导沉着冷静，主动与黄兆珙等人很快取得联系，统一思想。双方一致同意：

共同向中央立即如实汇报目前造反派进住军区大院的情况。在中央没有明确指示前，军区保证善待造反派群众，不歧视，不打压，不动武，耐心做好干部、战士政治思想工作，力所及地为造反派群众二十四小时供水、供电，提供帐篷，解决取暧问题。

为了回应军区首长的关爱和配合，黄兆琪代表大联合指挥部诚恳表示：造反派一定要顾全云南战备任务艰巨这个大局，保证严守纪律。各团队按照军队连、排、班、小组的编制，组织学习、休息，不单独行动；不进入军区办公大楼，不进入家属生活区，不携带一枪一弹进入大院。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证搞好住地卫生，爱护军区大院的一草木。有违反者，严惩不怠！

军区大院内外造反派严守纪律，情绪高涨，秩序井然。一夜的艰苦疲劳过来，没有一个团队离散走人，也没有发生任何一件违规违纪亊件——“文革”为什么对人心能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凝聚力、推动力？深远的历史意义耐人寻味，值得人们永远思索！………省委走资派无视几十万群众苦苦等待的情绪尚未平静，五日清晨，离军区不远的近日公园就出现了：

“造反派在昆明军区搞反革命暴动！” 的标语、传单、谣言风扉全城。亊后查明：是走资派造反团图谋通过鼓动人心，制造更大混乱的阴谋所为

以此同时，在造反派内部，由北京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井冈山战斗兵团》分裂出来成立的《四一四兵团》派来云南串联的头面人物陈汉、高仰义等人出面，伙同省委安插在造反派内摇鹅毛扇的几个走资派一起，暗中加紧进行串联分裂活动，一时之间 ：

“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大乱’才能分清是非，战胜敌人！” “黄兆琪、刘殷农已经被军内走资派收买右倾投降了！”

“踢开右倾分子黄兆琪、刘殷农，云南‘文革’才会有希望！” 等等流言蜚语风生水起。
严峻的斗争形势，造反派内部逐日暴露出来的尖锐矛盾，并没动摇绝大多数革命造反派的决心和信心，他们一致认为：

“革命造反才开始内部不能大乱，小乱也不行”。“‘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斗争大方向不能偏离”！

于是，大联合指挥部决定六日上午十一时，迅速组织一支数百人的队伍到省委住地去找闫红彦。省委出面接见造反派的领导人仅有赵健民一人在。群众与他交涉要求立即要见闫红彦。赵健民双手插腰奸笑着讥讽地说：

“我是省委书记处书记，闫红彦是省委第一书记，你们想见就能见？” “我老实告诉你们，闫政委我知道在哪里！嘿！知道在哪里也不告诉你们！我是共产党员，本届中央后补委员。你们敢怎么样？嗯？！”

赵健民蔑视群众的态度，嚣张的气焰，疯狂的拙劣表演，缴起了造反派们的极大愤怒：“打倒走资派赵健民！”“赵健民不投降就叫他他彻底灭亡！” 的口号声持续不断，震耳欲聋。

赵健民无动于衷地站在大楼前的台阶上，双臂抱在胸前，脸上始终淡着轻蔑的笑容，东张西望地用眼光四处进行扫视挑衅。

愤怒的人群已经忍无可忍，十几名年轻力壮的伙子一拥而上冲上台阶，扭翻赵健民双臂，把他高昂着头狠狠捺了低下去。一顶上面写着“走资派赵健民” 的、纸糊的高帽子很快戴到他的头上。然后把他押上一辆设置安全的小客车顶部押往市区游亍示众。

押着赵健民游亍示众的队伍浩浩荡荡，前面有揭发控告赵健民罪行的宣传广播车开道，后面有多辆乘载着百余名威武的造反派护卫队员负责安保。赵健民弯着腰，低着头，老老实实，再也不敢乱说乱动了。

赵健民被群众押着游亍示众一个多小时，身体并无大碍，但他要求到昆明军区总医院住院治疗。
总理知道后从北京耒电不同意，要赵健民转到附属医院去。赵健民气愤地在电话里对抗总理说：

“要我转院是个糊塗主意；不然就调我出省，调我到边疆的专、县，或让我回家去！” 坚持要赖在昆明军区总医院。……赵健民被群众游亍示众后，在昆明市民中不断地引起一些争论。周总理一月十四日在北京的两次讲话中明确表示说：

“省委害怕群众，左派冲向军区大院，闫红彦、周兴一齐逃跑，逃到西山开省委会。群众冲向省委大楼把赵健民揪出来。他说群众是‘反革命’，知道闫红彦去向也不告诉群众，群众气恼了就把他拉去游了亍，戴了高帽子。”

“郭超﹝省委书记处书记﹞都说了真话，赵健民在宣传车上还对着毛主席画像指手划脚地辱骂群众是‘反革命’！”

“这么大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受一点伤算什么？洪流总要冲击一些泥土，不然会出修正主义！像﹝赵健民﹞这样的人一成群，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我们的党就要变质，资本主义就要复辟！”

……造反派进住军区的时间已经持续三天，闫红彦躲起来不见群众，云南省委的立场依然顽固，造反派与走资派的斗争陷入了一时难于破解的僵局。

三，闫红彦自杀身亡，咎由自取，

云南的“文革”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走资派好吃好在，他们不断变换躲藏地点，牵着造反派的鼻子转悠。造反派在昆明军区大院，生存环境、条件十分艰难；各种是非难辨的流言蜚语，甚或令人恐惧的谣言日胜一日，搅得人心惶惶。有人揶揄地说：“这哪里是造反派整党内走资派？明摆着的是一小撮走资派在毫不心慈手软地变换着手法在收拾造反派！”

好在昆明军区的几位主要首长都理解、关心造反派。特别是比较熟悉地方情况的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分管全省党、政事务和工、农业生产的军管会副主任鲁瑞林将军，具体向军区党委介绍了大联合指挥部几个主要头头的简历后，军区的首长、指、战员们，对造反派才更多了一些宽容。闫红彦不在昆明军区已经是确凿的亊实。那么他会躲在什么地方呢？六日晚上，造反派指挥部正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时，省长周兴代表云南省委突然给黄兆琪他们送来一份《省委抗议书》，“抗议书”口气强硬地威胁道：

“你们如果还要坚持闹下去，一切严重后果自负！”

《省委抗议书》交到，周兴便不知去向悄然离去。据负责安保工作的知情人说，送周兴来交“抗议书”的，是一辆挂着云南省区车牌的戞斯吉普车。这一亊实表明：闫红彦等人确实躲在军队里，既然不在昆明军区，肯定就会躲在云南省军区。结论一确定，人群中一片欢声雷动，冷落涣散的情绪又顿时高涨起来——大家既为得知闫红彦的下落高兴，又为受“抗议书”威胁、恐吓的口吻感到屈辱气忿；联想到几天来遭受到冷遇、欺骗所受的苦楚，人们纷纷要求立即去把闫红彦揪到检阅台来兴师问罪！

从昆明军区到省军区还有十几里的路程。七日清晨，指挥部决定：先组织一支百余人的先头队伍乘车前去与省军领导作交涉，后面再组织一支人数众多的后续队伍去增援。

号令一下，造反派人人精神抖擞，说干就干，立即行动！

云南省军区得知造反派要来找“麻烦”的消息，早就准备好了应对的措施：军区政委张力雄带着十几名副司令、副政委、处长、科长等候在军区大门外的梧桐树下。一个连队年轻雄壮、全副武装、刺刀雪亮、如临大敌的战士，整齐地排列在军区大门前的道路两侧。

随着 “隆隆”的汽车响声，三辆红旗招展，歌声嘹亮，满载着革命造反派的解放牌卡车朝着云南军大门驶来。

距离军区大门约一百米处，一名手举红旗的战士指挥造反派的车辆仃下来。后面走上来一名军官模样的人自报家门说：“我是省军区保卫部的，姓X。你们谁是负责的？要干么？！”

不等姓X的把话说完，一百多人争先恐后跳下车来自觉排好队伍，亳不理睬姓X的就径直呼喊着“闫红彦滚出来！” “闫红彦滚出来！” 的口号朝军区大门走去。排列在两旁的战士不知所措，个个呆若木鸡。

站在梧桐树下背着双手，一脸大架威风严肃相的张力雄不得不立马改变态度，带着身后一个满脸笑容的随从走上前来，满口甜言蜜语地说：

“欢迎！欢迎！向革命造反派小将们学习，致敬！”

造反派直接了当地说明来意，要求云南军区首长支持造反派的革命运动，把闫红彦给交群众批判时，张力雄脸色严肃地望着造反派指挥部负责人XXX，然后坚决果断地向大家大声保证说：

“我张力雄用我三十八年的党龄、云南省军区政委的身份和脑袋作保证：闫红彦政委不在我们云南军区及其所属单位！”

此公言之凿凿，身为军队高级干部，历来说假话不会脸红。前面笫四章已经提到：一九六五年五月，他受省、市委派遗到呈贡县指导“四清”工作，横行霸道，主观武断，不但一丝不苟地把刘、邓的“桃园经验” 照搬到呈贡县来“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公然还把向“四清”工作团反映县委领导贪腐问题的一百多名机关干部、企亊业单位职工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进行无情抓捕。随后又把二百多名中、小学教师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 。他对自己臭名昭著的罪错从不承认，更不作检查认识。他这次用“党龄”、“职务”、“脑袋”所作的保证，竟然也能瞒天过海地就将革命造反派的小将们哄得心服口服地走了！

……张力雄轻而易举骗走了造反派， 藏匿在云南省军区警卫团戒备森严的小麦雨住地的走资派们更加得意忘形。经过周密策划，在赵健民几个反动家伙的极力撺掇怂恿下，他们高擎着闫红彦“开国上将”这把大红伞，本末倒置，伪造谎言，一再向毛主席党中央上书报告，施加压力，无中生有地谎称：

“闫红彦同志及省委的其他领导，已多次主动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认真反复检查省委所犯错误，接受群众批判。但造反派总是胡搅蛮缠揪住不放。 ”

“云南目前阶级斗争形势极其尖锐复杂。省委和昆明军区面临的战备任务特别艰巨！” “这次造反派冲击昆明军区背后有人指使，是蓄谋已久的行动计划！给军队工作造成严重损失！” “赵健民同志被游示众示后现在伤势严重，浑身麻木、骨折了。” 云云。

省委的报告把造反派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反革命组织；把云南的局势描绘成被造反派破坏成了不可收拾烂摊子。

同时，云南省公安厅又一次动用对敌斗争手段，秘密建立了专门收集整理造反派黑材料的办公室；每天二十四小时直接向闫红彦、赵健民、孙雨亭汇报敌情动态。

曾经死保省委的、昆明臭名昭著的三大保皇派组织：“红卫兵总部”、“捍卫总部”、“无产者联合司令部”，在人民群众的强大政治压力下，本来已经分崩离息溶入了云南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这时又死灰复燃重新纠合成一支七万多人的造反队伍，大张旗鼓进行示威游行。在全城狂呼：“强烈反对进住昆明军区大院！” “拉赵健民游亍是反革命行为！”与省委遥相呼应、为走资派撑腰打气——图谋大长走资派威风，大灭革命造反派志气！

……毛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每天都能通过各种渠道从全国获取大量真实的情报。云南省委的报告，以及云南造反派内部发生分裂的新动向，中央心明如镜：完全是走资派欲盖弥彰，继续对抗群众，反对“文革”，欺骗中央的阴谋。尽管如此，毛主席党中央还是给闫红彦及省委的那几个领导人反复耐心地做工作。

一月八日上午，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佰达与闫红彦通电话。电话中，陈佰达向闫红彦传达中央的指示：希望他转变立场，“你们要到群众中去，要相信群众……”

闫红彦极为不满地抢辩说： “我怀疑你是不是代表中央？！” “我从来就不承认你是中央首长！！” ——当晚闫红彦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给妻子王腾波写了一封简短的遗书：“腾波：我对不起你，我是被陈佰达、江青逼死的！”然后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时年五十八岁。

阎红彦一九零九年十月生于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 二七年参加清涧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第一支队支队长，红军陕甘游击队大队长、总指挥。一九三四年赴苏联学习军事。回国后，任沿河游击队司令员，红三十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三团团长，警备第一旅政治委员兼关中军分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东人民行政公署主任兼川东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兼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副书记兼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云南省政协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

   阎红彦自杀身亡的消息惊动了中央。在云南全省引起了强烈反响：省委走资派造反团的几个核心骨干四处造谣煽动说：“闫政委光荣牺牲了。他是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的！”

赵健民在昆明军区总医院住院。得知阎红彦自杀身亡的消息后，他立即召集一伙人向中央书写控告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黄兆琪等人的罪行材料；又急着派妻子XXX前往正在召开的省委书记处会议上转达他的意见：“健民不相信闫政委是自杀的！肯定是被迫害死的！省委书记处必须表明态度！”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曙光，带着走资派造反团的三十多人计划立即组织起来上山打游去。他恶狠狠地对大家说：“这种做法﹝指‘文革’﹞我怀疑是不是毛泽东思想？如果共产党搞的就是这种做法，我们就退党，准备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去！” ……

九日中午十二时，《云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在昆明市中心检阅台召开十一万人群众大会，具体介绍了闫红彦自杀的情况；并请求中央同意云南造反派选派代表进京汇报闫红彦死因和云南“文革”情况。

九日下午，省委书记处决定组织省委办公厅、公安厅、昆明市委等部门干部，由昆明市委书记赵增益主持召开《闫红彦同志追悼大会》。大会上，省、市委的大人物们抱头痛哭……控诉造反派罪行的诅咒、怒骂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党中央对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十分关心重视。九日深夜，周总理亲自打电话向大联合指挥部负责人，反复详细地询问了云南当前的“文革”情况，闫红彦死因的情况；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并同意造反派代表、昆明军区首长、原省委某俩位领导，共计十三人立即赴京汇报云南工作。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凌晨两点零五分，周总理在北京中南海小礼堂详细听取云南赴京代表汇报后，针对闫红彦的死亡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主要内容是：

“一月八日闫红彦躲在云南省军区自杀。这是北京派去的法医查实证明的——是自杀。闫红彦是可耻的叛徒！这里我公开与你们讲。他的死与在昆明军区大院的革命造反派、工人、学生没有关系。刚才向毛主席汇报了。有的人想用闫红彦的死来压制群众，是根本办不到的！决不允许进行造谣诬蔑。要把罪名强加在革命工人、学生的头上那是痴心妄想！同时，与昆明的保守派也没有关系。我代表党中央宣布：闫红彦的死是叛徒行为。闫红彦尽管对党有过贡献，他不是高岗分子，和刘志丹在一起；受过高岗的打压。他对李井泉的专断、不民主很不满意。有这样立场的人，为什么会和高岗一样可耻呢？中国有句古话‘不进则退’。他之所以走上绝路，是他自己落后造成的。” 接着总理代表党中央向参会的云南代表宣布了五条重要指示：

1，云南省委必须转变立场，站到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革命路线上来，不允许再有动摇。2，你们必须坚决彻底批判云南省委过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3，你们必须坚决支持拥护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有力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4，云南省委必须坚决支持云南全省厂矿、机关、农村的革命团体、革命造反派；教育受蒙蔽的同志尽快觉醒过来，促进他们联合起来。这样才能证明省委真正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而不是为了保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5，以上指示必须坚决执行。中央相信：云南的整个局势一定会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转变的。总理代表中央对闫红彦的死亡原因最终作了结论。但是，闫红彦到云南工作八年，云南人民对他的评价还是肯定多于否定，正面的多于负面的。总起来的评价是：

一曰：闫红彦到云南工作以来，思想正派，廉洁自律，作风民主，能团结省委一班人积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云南的经济建设、团结各族人民、稳定云南边疆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要是他能认真地理论联系实际学好马列、毛泽东思想过好“文革”关，他依然还会是云南各族人民拥戴的好官。可惜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能穿越无数千山万壑的艰难险阻，偏偏就跨不过“文革”这道坎。云南人民对他固执盲目的轻生举动摇头痛惜。

二曰：造成闫红彦自杀身亡的主要原因，是他自身的思想思界观问题——只想当官作威作福，不想再继续革命为人民服务；为了维护大官的利益，既听不进人民的批评，更不愿意接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教育。顽固地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恶劣表现，是一个人的思想立场、道德情操、行为表现最真实的自我暴露。有的同志说：“闫红彦的自杀主要是赵健民一伙走资派、叛徒、阶级异已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煽风点火，出谋划策，拉帮结伙，阴谋胁迫造成的。”但这不是促成闫红彦自杀的原因。主要还是闫红彦自为行动的结果。

以上的分析评价﹝包括总理代表党中央下的定论﹞走资派认为，统统都是 “屁话”！只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逝世后﹞特色官方作出的评价，才是最具权威性的、最正确的的评价！

邓小平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云南的工作搞得很好。他为人正派，耿直刚强，是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的！”为此，云南省为阎红彦隆重地举行了最高规格的追悼会。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四日，阎红彦骨灰被移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正厅中区。邓小平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阎红彦生前好友三百八十余人参加了追悼仪式。为阎红彦彻底平反昭雪。

那些对阎红彦曾经紧跟过、死保过、吹捧过、卖力帮其设过圈套害过人的人，阎红彦死后痛哭流涕、誓言要退党后与共产党和人民对着干到底的牛鬼麻蛇，个个咸鱼翻身，官袍加身，扬眉吐气，财源广进——从今尔后之中国，真的是今非昔比，复辟变天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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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清算走资派罪行——还云南文革真相
2017.9.12实岩

笫八章，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在行动


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以及随后的中共中央、国务院来电，一再表扬、支持、肯定：“云南革命造反派坚持批判闫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做得好，做得对”！“闫红彦自杀……是可耻的叛徒！” “革命造反派一时进入昆明军区大院，是因为斗争遭到种种阻挠出于义愤，完全要由云南省委负责，而不应该责备革命造反派。”

由此可见，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云南的“文革”造反派始终是关心、爱护和支持的。如果没有毛主席党中央作后盾，在强大的官僚资产阶级利益集团面前，革命造反派就会犹如任人踩踏的蛆虫蚂蚁，只有死路一条，根本就没有生存下去的空间。

但是，当党中央呼吁造反派要顾全大局，贯彻执行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不介入地方 ‘文革’的规定”，要造反派离开昆明军区大院，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工具，得以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开展时。走资派却在幕后充当编剧、导演，忠实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促使云南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中的几个头头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在撤离军区大院应该“有条件”、还是应该“无条件”撤离的问题上，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严重对立，相互嘶咬，从此，对立的两大派陷入了长期血腥武斗。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演变为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者的墓志铭！

一，走资派是分裂造反派的黑手

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文革”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一次伟大革命；也是揭示人性思想、道德、立场、行为真、善、美、假、丑、恶的阶级属性的显微镜、放大镜。它厚实、硕大的镜面，就是人民那双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看人、看亊的眼睛——权势的霸道、丑恶的阴谋、谎言的欺骗、金钱的腐蚀……都逃不脱已被记录在案的确凿罪证。审判的最终结论，只是时间的早迟罢了。

自从闫红彦自杀身亡，中央同意云南选派代表赴京汇报工作期间，赵健民组织指挥的走资派造反团，就紧锣密鼓地开始加紧了阴谋活动的步伐。他们以云南大学、翠湖宾馆、省委连云巷宾馆等多处为据点， 让侯良辅、林亮等人充当鹰犬，利用优势的人脉关系，上跳下串，编造谎言，挑拨离间，封官许愿，企图用颠倒黑白，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手段。把云南“文革”运动最终引向邪路。

造反派对走资派的阴谋活动却一无所知。他们始终沉浸在信仰的虔诚中。毛主席强调的：“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的教导与忠告他们全然忘在脑后。对阶级斗争的激烈性、严酷性、反复性总是缺少警惕，更没有去认真思考、分析还在走的走资派穷凶极恶的新动向。所以，屡屡掉进走资派设置的陷阱，吃不完的亏，上不完的当。

云南赴京代表向党中央汇报完云南的“文革”和全省各方面的工作以后，周总理几次不厌其烦地给大联合指挥部的头头们做工作，耐心地告诉他们说：“中央已经通过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不管任何组织、任何人都不准进入军事机关’！你们要尊重人民解放军这个专政工具……中央军委的这个命令我报告毛主席了。为了让你们争取主动，这个“命令”我压了一天多，后天就要发布了；如果你们再不离开军区大院，中央的‘命令’一到，‘命令’就请你们走，这就不好了嘛！我请你们作好工作，你们懂不懂？后天晚上就离开”。

周总理、康老、江青同志、谢副总理，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领导同志，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日理万机，废寝忘食，不辞辛劳每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的精神，使来自云南边疆的工、农、兵代表，以及造反派的小将们深受感动。特别像黄兆琪这样出身于穷苦农民家庭，靠共产党的恩泽走进大学校门，笫一次在首都见到中央领导人的年轻知识分子，总理的话更是字字千斤地猛烈的撞击着他那颗滾烫的心。他饱含着热泪不假思索地向总理第一个保证说：

“请总理放心！云南的革命造反派绝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殷切希望。离开军区大院的工作，我们这两天都在加紧做。后天晚上﹝一月十四日﹞零晨前我们保证无条件撤离军区大院。撤回单位后立即号召大家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坚持批判资产阶级走资派！”

总理高兴地拍着巴掌表扬说：“好！这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稍仃片刻，总理又问一句：“还有意见吗？”

这时北京清华大学《四一四战斗兵团》长住昆明的联络员高仰义，代表李毅、方向东等另外的一些人，突然动用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的战备专线电话，从昆明给总理打来长途电话——他们在电话里胡搅蛮缠了总理三个多小时；总是反复强调一个理由：“此时不宜撤出军区大院！我们进住昆明军区既然有理由，现在撤离也应该讲条件！条件就是：云南省委现在的领导人必须到昆明军区来向造反派捡查承认错误，承认我们的革命行动！”“不明不白就撤离是右倾投降主义行为。”“我们坚持不同意撤离！”

总理的讲话精神，是经毛主席批准同意的，是党中央的指示。怎么可以讨价还价随意改动呢！高仰义等人蛮横无理，缠着总理不依不饶，在电活里轮番调换着人员与总理嚼舌，反复强调不愿撤离军区大院的理由。总理被他们搅得口干舌燥，实在没办法了，最后厉声说道：

“中央的命令你们必须坚决执行！” 随即放下电话。

遵循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作出的指示精神，留在昆明的大联合指挥部的负责人，立即分头行动深入各团、队做动员说服工作。当革命造反派的战士们得知：“无条件撤离昆明军区大院”，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时，原来参加 “八·二三”派的工人、学生、 干部、市民毫无异议，首先表示坚决执行。并迅速行动起来清点人数，整理着装；依照规定的纪律要求，分片包干打扫环境卫生，清除所有墙壁上留下的标语口号、大字报、传单的痕迹；主动与军区负责后勤管理工作的同志联系，请他们到住地逐一进行检查征求意见，直到军区机关干部、战士、家属满意为止。

最后他们还以《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的名义，热情洋溢地给军区的指战员写了一封感谢信。一切工作妥善安排就序后，一月十三曰下午二时正，云南八·二三派的革命战士们便兴高彩烈，喜气洋洋，提前一天半时间撤离了昆明军大院。 向毛主席党中央递交出了第一份云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为革命而造反的答卷！

继续留下来的造反派人数已经不到三分之一，除了很少一部分老造反派外，绝大多数都是原来保过省、市委的“三大总部”的保守派人物。他们各自心怀鬼胎，另有所图。

省委走资派到处躲猫猫的身影毫无任何蛛丝马迹。传达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时间仅剩不到一天时间了，高仰义、陈汉、方向东等人急不可柰。经过与赵健民一伙走资派周密谋划后，他们决心孤注一掷，另起炉灶，宣布退出《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成立《云南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后来简称“炮派”﹞，李毅、方向东担任兵团正副司令。接着他们便倾注一切人力物力，大造屿论：

“云南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 “大反特反右倾头目黄兆琪、刘殷农！” “右倾头头黄兆琪、刘殷农靠边站！快快滚蛋！！”

军区大院的墙壁、地面、树木上，本来已经洗刷干净，这时又重新贴满了各形各色的漫画、标语、大字报；各种纸宵、果皮、弃物、垃圾随处可见。为了示意对军区领导发泄不满情绪，有的人竟然用随地吐啖，随地大小便的低俗举动进行挑衅。

军区大院的干部、战士及其家属子女，对滞留下来的“造反派”的不满情绪日胜一日，憎恨的容颜晴转阴；挖苦、讽刺、斥责、咒骂声由暗到明、由小到大，进而相互公开对骂，肢体碰撞——担负着各项艰巨战备任务的军区机关的各项正常工作，都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如若继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委李成芳找到高仰义、方向东等人警告说：

“你们再这样胡闹下去，我们将釆取必要的严励措施！先打预防针，后果你们考虑去！！”

其实，在高仰义、陈汉、赵健民等人在云南一手操办下孵化出来的“组织”，并非什么新生亊物，而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图谋全面颠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给云南各族人民造成长期苦难的一个腐朽怪胎！这个“怪胎”，是从北京清华 “四派”衣钵中照葫芦画瓢分裂出来的残羹剩饭！
“四派”是些什么货色？从“文革”中走过来的革命造反派至今记忆犹新：这是一伙唯命是从，看风使舵，吹牛拍马，利欲熏心，爱拉偏架的“一贯正确”的帮凶、打手、变色龙！建国后的十七年，他们是依附在刘、邓载体上根正苗红的“红孩儿”； “文革”中他们行踪诡秘，时而是死保党委、工作组的卫士；时而是充当残害自己老师、同学的打手；时而是充当与党委、工作组划清界线的造反先锋；时而是攀附贺鹏飞、孔丹、陈小鲁一伙暴徒的爬虫，游弋在“西纠”、“联动”中大搞打、砸、抢的犯罪分子！当嗅到深受迫害的红卫兵 “五大领袖”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大红大紫时，他们“城头变幻大王旗” ，又加速跑步前进，成了“五大领袖”的得力干将！最终，当一切都不能满足其野心时，肮脏的政治观点就彻底暴露了——他们总是自作聪明地认为：

(1) 建国十七年是“红线”占主导地位，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都是认真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2) 造反派批判、否定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毁掉革命人民这个坚实的基础；(3) 肯定刘、邓十七年的主要成绩；肯定走资派历次运动中联手马屁精、变色龙形左实右整人的做法要维护，不能批判揭露；(4)结论：“文革”中的保守派是革命派要支持维护！造反派是反革命派要坚决打击镇压！
联想到赵健民宣称的：“这次‘文革’不是反修防修的伟大革命，而是共产党历史上的派系斗争、山头斗争、宗派斗争”的无耻谰言可以看出：他们立场一致，臭味相投，利益相通，必然就要统一意志，统一行动。难怪四十年来名利双收的方向东，一直都在沾沾自喜地自我吹嘘说：

“我是云南‘文革’的老造反派领袖。‘文革’中立了大功——保护了云南95％的老干部！” “ ‘文革’十年，云南没有定一个走资派！”

沾沾自喜，自我涂脂抹粉编织的光环，永远也掩盖不了他们当年那段至今仍然令人不耻的丑恶史。在《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即将宣布贯彻执行的强大压力下，面对老“军头”们乌云密布的吓人面孔，高仰义一伙只能服软，作出无条件撤离军区大院的决定：

一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时，所剩已经不到三千人的造反队伍，急匆匆集中到军区大楼前的广场上，歇斯底里的呼喊着 “打倒走资派”！“誓死与走资派血战到底！”的口号，纷纷离开了军区大院。撤离过程中，个个狼狈不堪且又凶相毕露；一带搜山，二带顺手牵羊地掳走了军区里的部分物品，小到拖把、铁锹、小锤、马夹凳、水杯、保温瓶；大到两张刚使用不久的地毯，也偷偷卷到汽车上拉走……

去吧！虫豸们！道德完美的庸人仍然是庸人，千疮百孔的英雄还是英雄！完美的苍蝇虽然生着翅子，只能营营低飞，永远超不过战士高扬着的战斗枪炮——官运亨通的禽兽，历史的粪坑最终才是你们的归宿！

“炮派”撤出军区大院的的当天下午，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隆重举行了成立《云南八·二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大会﹝简称“八派”﹞。“八派”造反大军遍及全省城乡、边疆山寨的二十六个民族，拥有人数超过八百余万！

鉴于云南承担着援越抗美艰巨的战略任务，闫红彦自杀身亡后省委已经瘫痪的实际，经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党中央决定成立《云南省军亊管制委会》，负责云南全省的“三支两军”工作﹝支工、支农、支持革命左派，军管、军训﹞。李成芳政委任主任，副政委王砚泉、胡荣贵、张子明，副司令员鲁瑞林、副司令员兼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黎锡福任副主任﹝鲁瑞林还负责主管全省工、农业、交通、商贸等各行业生产指挥组的组长﹞。省军管会办公地点在昆明军区大院；军管会生产指挥组办公地点在原省政府﹝省人委﹞新华山。 在军管会的统一领导下，云南全省各族人民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正常工作秩序又重新恢复起来。

2，乱军，武斗的源头

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破坏云南边疆稳定，破坏毛主席党中央援越抗美战略部署，是走资派在云南“文革”中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犯下的诸多罪行中，最主要的严重罪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笫三条明令指出：“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限定为军队院校，文艺团体。

奇怪的是， “炮派”撤离军区大院的第三天下午，正当《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开始贯彻执行时，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机关，突然就发生了军内“造反派”抄家打人，“炮派”组织一些到省管会夺权，搞打、砸、抢的严重武斗事件。事件绝非偶然，它是军内外走资派与社会上的某些坏头头紧密勾结，秉承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旨意，精心策划的一个反革命阴谋。事件的来龙去脉是这样发生的：
一月十四日下午，昆明军区收到《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军区党委决定十五日下午召开传达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精神的党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包括贵州省军区、云南省军区、驻昆空军、十三、十四野战军的主要首长。

会议由秦基伟司令员主持。李成芳政委宣读了经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逐条逐句的谈了对“命令”内容的理解；军区党委下一步贯彻执行“命令”指导性的意见。接着负责分管全省工、农生产的副司令员、省军管会副主任鲁瑞林，介绍了当前云南的基本政治、经济形势，以及近十天来造反派进住军区大院的详细情况。谈了他这段时间深入接触造反派后对云南“文革”的看法。鲁瑞林将军心底无私，性格直率，憎爱分明，他表态说：

“毛主席党中央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我理解亊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意义非常深远！我们在座的都是经历过艰苦战争考验幸存下来的老同志，这次运动能否跟着毛主席继续前进不掉队，考验将是严峻的！我理解考验的题目有三个：一是要吃透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坚决贯彻执行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毫不动摇；二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头脑清醒，坚持正确的，反对错误的。要把广大革命群众紧紧地团结、引导到毛主席关于‘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正确路线上来；三是要牢记历史，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已。勇于丢掉一切错误包袱，不断斗私批修，轻装前进。”鲁瑞林将军接着又说：

“这次造反派为了批判省委内走资派的错误进驻军区十天，我们听党中央的话，听总理的话：‘革命造反派没有错误，责任全在云南省委’。现在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非常明确：“对待人民解放军的态度是考验真左派还是假左派。” 我们一贯反对进驻军区，进驻军区就是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造反派现在必须无条件撤离军区大院。一定要坚决执行！对于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遵守纪律，无条件迅速撤离军区大院的造反派我们要肯定、要爱护、要支持。对那些与毛主席党中央指示背道而驰另搞一套的人，我们不支持，还应当严肃指出他们的错误。

造反派进住军区十天的大体情况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现在还有必要把已经分裂为‘炮派’，‘八派’两个造反组织的情况向大家作个简要介绍，以便下一步在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中心里有底。”
鲁瑞林将军讲了“两派”几个头头的简历和基本情况后，进一步剖析了“两派”组织的斗争方向、动机、目的后说：

“现在分裂出来的‘炮派’总体上就是原来保过省、市委的保守派，总理有过明确态度——不支持！他们分化瓦解后现在又重新搞到一块来了。在幕后操纵这个组织的是两个方面的人：其一是，北京清华大学‘四派’派到云南的学生陈汉、高仰义等人。‘四派’的全称是《北京清华大学无产阶级革命派四一四战斗兵团》。据传‘四一四’之意为‘死！就是要你死！’要谁死？——他们拥护刘、邓，怀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的斗争目的，是要转移‘文革’的大方向！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之后，清华大学的‘文革’本来进行得很好，经他们的折腾，现在分裂为两派，斗得你死我活，影响很坏！这种闹剧，今后恐怕还会在云南重演，我们应该引以为戒，有所井惕！其二是，云南现在有一伙老干部在全力支持‘炮派’。中央明令不准领导干部参加造反派！但是，云南省委内的一些领导人，他们为了自保，积极在全省进行串联活动，把‘文革’中执行过‘资反’路线、被群众批判审查的领导干部统统拢在一起，组织了一个《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总理严厉批评后，他们又将‘联络站’换汤不换药地更名为《彻底摧毁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兵团》﹝简称摧资兵团﹞继续与中央对抗！这次全国‘文革’首次在云南发生斗争矛头不是指向走资派而是对准军队，对准群众的后面，就有‘摧资兵团’的影子！” 鲁瑞林将军最后说：

“毛主席教导说：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而是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产生出来的。造反派进住军区十天，时间虽不很长，但他们通过行动表现，证明了各自革命的大方向的正确与错误。用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用《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对照，熟是熟非的答案，已经用亊实作出了回答。我就不再赘述了。”
……
古人荀况在《荀子·大略》篇中，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议论：“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史学巨著《资治通鉴》里，用清明的心灵，睿智的眼光，把这几类历史人物刻画为圣人，愚人，小人，君子，伪君子——德才兼备的人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的人称之为愚人。才胜过德的人称之为小人。德胜过才的人称之为君子。有才缺德干坏亊的人称之为伪君子。

毛主席是千古圣人中最伟大的圣人！他用崇高的理想道德，舍身忘死的勇敢精神，神机妙算的聪明才智，磁石般地将一大批愚人、小人、君子、伪君子、奴隶、流寇，聚拢在了斧头、镰刀的赤旗下，仅用了短短不过二十几年的时间，就打败了国内外的强敌，洗尽了中华民族千年的耻辱血污，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强大的国家。同时，他又把“胜利”、“强大”，高瞻远瞩地看成万里长征才走完的第一步。并头脑清醒地，时刻不停的向全党、全国人民打预防针：要时刻警惕明末闯王李自成北京四十天归于惨败悲剧的发生！他谆谆告诫说：

“我们建设的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长期存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等！等等！！

建国初期，毛主席的这些话，将、帅、高干们还听得进去，大多数人都能与群众同甘共苦，以身作则。经济状况逐步好转后，慢慢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人性中的自私又渐渐的放大了；封建官僚思想开始抬头，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官僚作风，享乐主义开始漫延——历朝历代的开国功臣都是如此。地位一旦改变，就会胡作非为，欺压百姓。而且对国家和人民直接进行强取豪夺。乃至不顾后果随意杀害百姓！由昔日纯朴的愚人演变为小人，由有才干的君子演变为伪君子，演变为了野心勃勃的死不改悔的官僚资产阶级走资派。在这次“斗私批修”的“文革”运动中，他们为了争权夺利，良知泯灭，狭隘自私，诡计多端，上抗中央，下压群众，总是千方百计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往歧途上引！

李成芳政委宣读、讲解了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意见，鲁瑞林副司令员谈了全省的政治、经济形势及“文革”的情况后，与会的大多数人都态度鲜明地表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好“军委八条命令”。完全同意李成芳政委，鲁瑞林副司令员的意见和讲话精神。一切听从毛主席党中央指挥，搞好“三支两军”工作，搞好云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但是，少数的那几个人，在两天的会议上始终一言不发，铁青着脸，错实力以自雄，假军人名流以为重，各戴一尊。背地里却纵横捭阖，胡言乱语，异常活跃。表现最突出的为：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副司令员朱家壁等人。他们别有用心，绞尽脑汁——利用会议间隙，以派遗秘书串门聊天、问候、传递暗语为手段，相互联络感情，统一思想行动。

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由李再含、陈康牵头，邀约着张力雄等人，以到军区总医院探视赵健民为名，共同商谈了在云南如何打压造反派，搞臭、搞垮秦基伟、李成芳、鲁瑞林、黎锡福﹝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省军区司令员﹞等驻滇军队主要领导取而代之。全面掌控云南“文革”主动权的阴谋计划。

在昆明军区总医院宽敞的高干病房里，李再含几个人与赵健民一见如故，像久别重逢的亲朋故旧，又是握手，又是拥抱，说不完的热心活，道不尽的亲切问候。一阵寒喧落座后，病房门紧闭。陈康首先向赵健民简要地讲述了刚结束的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情况。

陈康闪烁其词的简短话语尽管藏头露尾，权谋老道的赵健民透过他那似笑非笑的诡异脸色，早就对几位军头突然前来探视的企图目的了然在心平时锋芒毕露的张力雄此时显得安静稳沉。陈康话音一落，他微微颔首示意李再含说：“再含是通天的的齐天大圣，耳聪目明，我们听你的！”

李再含相貌平平，腰背微舵，在座几人中唯他军功资历浅薄，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校军衔。原任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文革”中因头脑灵活，神通广大，能言“善变”——会变身、变脸，多次受到军委“首长”的表扬嘉奖。此时正是红极云、贵两省军内外的风云人物﹝不久《人民日报》社论：《西南的春雷》一声响，李再含连升数级荣任贵州省革委会主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他瞟了一眼手腕上的时间，犹如教师爷的派头，接着陈康的话快言快语就说开了：“看来我们要说的话很多，我先开个头大家共同来思考吧！”李再含喝了一口茶水，耸人听闻地讲了下面一通话，他说：

“这次‘文革’运动正如某人所说：是亊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意义非常深远！每一个人都面临着严峻考验！面临什么考验？怎样正确对待考验？我们不仅要听其言，更重要的是要观其行。譬如在我们云贵两省，贵州的文化大革命一再受到党中央和军委首长的支持肯定。走资派贾启允﹝原贵州省委书记﹞被打倒了！省革命委员会即将在全国率先成立。形势发展得很快、很好。而云南的闫红彦死了，斗争形势相反变得更加尖锐复杂。走资派仍然高高在上跃武扬威。为什么？主要还是革命的方向、路线问题没有解决好！”李再含站起来度着慢步，手舞足蹈地越说越得意：

“要说贵州有什么好经验？首先就是我们省军区上下团结统一，紧紧依靠民兵武装这支强大队伍。城市、机关、厂矿、学校，也是以此为模式，把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有了队伍，还要有人形成核心。这个‘核心’应该由那些德高望重、人脉深广的干部来组成。他们有经验，有水平，让他们挺起腰杆站出来为革命造反派的小将们出谋献策，这样团结的人就多，就广泛，就能夺取一切胜利！正确与错误，失败与胜利，衡量的标准就是‘实力’！‘实力’就是‘强势’。‘强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等来、要来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仍然要靠这两杆子’。这一点健民同志理解得就很好！我一直都在仔细观察云南‘文革’的动向。”讲到这里，李再含停住脚步四周望望，见几个人都在全神贯注地听着他的高论，激情和冲动令他更加精神抖擞；脸上绽放出的笑容灿烂又神秘。他果断地说：

“云南虽然形势复杂，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很激烈。但是，斗争的大方向、大目标非常的清晰。只要云南的党、军、民一条心，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问题很快就会迎刃而解。你们说：闫红彦死了，云南最大的走资派是谁？”李再含自问自答地说：

“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小撮人！这一小撮走资派又是谁呢？是陈康副司令？不，在昆明军区论资历、论战功他不比谁低，但他这个副司令一当就是猴年马月，越当越当成个光杆司令。是张力雄政委吗？他是三二年的老红军。与黎锡福的资历旗鼓相当；黎五五年授少将军衔，力雄政委只授大校军衔；黎锡福任昆明军区副令兼云南省军区司令……唉！这方面的问题多啦！只随便点一下。还有哪个所谓的鲁副司令，他的权力比谁都大！‘文革’以来更不得了了。这次军区扩大会上气壮如牛，满口喷粪，不可一世：支持这个，反对哪个，谁给他的权力？！好像他们几个就能在云南一手遮天了！”李再含显得很气愤的样子。停住脚步，神秘兮兮地最后说：

“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我看他们在云南早就拉帮结伙组成了合唱团。这个合唱团的团长和指挥主要是秦﹝基伟﹞、李﹝成芳﹞二人。秦是张国焘的干将，李是薄一波叛徒集团的首席成员。”讲到这里，李再含压低声音，脸上漾着一丝神秘莫测的奸笑说：

“这个话不是我李某人讲的！上面的态度很明确：这次云南、贵州‘文革’的斗争目标、主攻方向，就是要肃清这两个叛集团的流毒影响！在这个总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必须统一起来！”
……
李再含的话言简意骇，阴气十足，醍醐灌顶，通肠润肺。觊觎高位的权欲令人兴奋不已。病房里寂静片刻之后，一阵情不自禁的欢声笑语把他们四人紧紧聚拢在了一起。八支大手相握住的同时，秘不可喧的窃窃私语整整持续了十几分钟——亊情发生在公元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十七日零晨二十分。

从此，云南武斗不止，血雨腥风，源远流长……

3，走资派的连环诡计丝丝入扣

《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在云南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此时，整个国际形势对中国极为不利，苏联陈兵百万随时准备对我国开战，台湾蠢蠢欲动，准备用六十万军队反攻大陆，美帝开始轰炸河内、对越南北部湾进行海上袭击，染指柬埔寨、老挝，缅甸政府开始反华，印尼苏哈托政府血洗四十万印尼共产党和数十万华侨，日美缔结和平条约，第六、第七舰队剑指中国，西藏危机，新疆危机，美、苏、印都在策反。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地处援越抗美最前线的云南边疆，李﹝再含﹞、陈﹝康﹞、张﹝力雄﹞、赵﹝健民﹞等人丧尽天良，密谋策划出台的：“请老干部﹝走资派﹞献策，依靠民兵压阵，矛头对准秦、李﹝秦基伟、李成芳﹞，全面夺取‘文革’胜利” ，丝丝紧扣的连环诡计，意在为自已争权夺利开路，又为美帝、苏修、蒋介石亡我之心不死张目。其险恶用心何其毒也！

“八·二三”革命造反派及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决定在一月十七日、二十二日，用两个下午的时间在昆明市中心检阅召开有十二万人参加的，批判省委长期分管组织、宣传、文化教育，“文革”初期忠实执行刘、邓资反路线残酷迫害全省师生、干部群众，至今毫无悔改之意的副书记孙雨亭等人。然而，批判大会只正常召开了一次。二十二日下午的批判会就遭到走资派操纵的保守派势力的干扰。他们借口大会只批走资派，不提反对经济主义口号为由。组织一群腰间别着短棒的狂徒，在大会主席台周围狂呼乱叫，打伤群众多人。迫使批判大会中途流产。

走资派操纵的流氓无赖一边对造反派在检阅台召开的批判大会进行捣乱破坏，一边又纠集起四千多人在省委机关大楼召开《打倒孙雨亭大会》。在不见孙雨亭踪影的情况下，他们用极其恶劣的手段到省委各办公室随意抓人、打人、挂黑牌、戴高帽、搞喷气式……把整个省委办公大楼搞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一片狼藉。迫使省委机关的日常工作全部陷于瘫痪状态！

二月一日晚八时，为了响应党中央关于“云南革命造反派要‘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新挑衅而奋斗’”的号召！“八·二三” 派组织利用晚间休息时间，在昆明市中心检阅台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誓师大会” 。大会通过了坚决反对、抵制经济主义的呼吁和十项通令。要求造反派战士要带头抓革命，促生产；坚持业余时间闹革命，坚持增产节约。限期主动退出 “文革”以来私自占有的国家经济利益。为了把省军管会生产领导小组提出的：“支援春耕生产，夺取农业丰收” 的要求认真落实到行动上，他们又用一个多月时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为支援农业生产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几乎与“八·二三” 派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誓师大会” 的同时，赵健民在省委机关大院突然贴出了一张内容“全新”，见解“独到”，引起“轰动”的大字报。题目是《云南省委内有一个宗派反党集团》。大字报不过千余字。之所以称其为内容“全新”，见解“独到”，引起“轰动”。是因为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是建国以来首次用含沙射影的恶毒谣言，将驻滇贵黔解放军的主要首长定性为宗派、叛徒反党集团！将云南 “八·二三” 派革命群众组织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组织！扬言要坚决打击、镇压！这张大字报贴出墨迹未干，紧随其后就有五百多名舞枪弄棒，凶神恶煞的“红炮手”﹝炮派组织的自我尊称﹞，冲到省委机关大楼，宣布对云南省委实施夺权斗争。嚷嚷着要攫取省委各部、委、办、局、科室的印章、钥匙、档案。

当时，虽然不是上班时间，但晚上到省委机关来来参加“文革”学习活动的干部职工有千余人之多。对于这种草率无理的“夺权”行为，及赵健民大字报亳无亊实根据的造谣诬蔑，大家都非常鄙视和愤慨！在一片强烈反对、责骂的挖苦声中，扬言要夺权的“红炮手”狼狈不堪，束手无策，只好纷纷选择逃离。赵健民的大字报上，则被多人用红笔、黑笔反复打满了xx。各种辛辣贬斥的小字评论写满了整份大字报的空间——本来用于揭露，批判别人的大字报，却反倒成了自我羞辱的反面教材。

然而，走资派布下的连环诡计，防不胜防，毒汁四溅。

一九六七年春节过后几天，昆明军区政治部所辖的话剧团、歌舞团、杂剧团、体工大队﹝筒称三团一队﹞，伙同昆明军区及云南省军区的政治部、司令部、后勤部三大机关的部分人员，在李再含、陈康、张力雄的支持鼓动下，公开宣布成立：《人民解放军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团》﹝筒称无革派﹞。除陈康一人外，对军区其他的司令员、政委，及所有的副司令、副政委，各部部长、副部长、参谋长、副参长、政治部主任、副主任，统统进行批判斗争，强行抄家，勒令离开领导岗位去种菜、养猪、扫厕所。不听从他们“管教”的老将军多人被羞辱打伤。

秦基伟将军一九一四年出生于湖北黄安县(今红安)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参加黄麻起义。一九二九年八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零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四方面军任排长、连长、营长，总部警卫团团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一九三六年十月，遵照中共中央的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力二万一千八百人，西渡黄河作战，希望夺取宁夏，打通苏联的援助通道。但因装备落后，没有群众基础，作战目标不一，五个月后大部分被马家军歼灭，其中战死者七千多人，被俘九千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五千六百多人。时任后勤科长的秦基伟将军英勇善战，埋伏城内，诱敌深入，以少胜多，集中火力杀伤敌军。有效顶住了马匪军四个团三天的轮番进攻。弹尽粮绝后，秦基伟将军组织剩余红军突围，最后带领着四千多人回到延安。抗日战争暴发后参加了磁武涉林战役和百团大战。任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了平汉、陇海路狙击战和洛阳、郑州战役。淮海战役中，率部参加围歼国民党军黄维兵团。一九四九年二月任第二野战军十五军军长，一九五零年二月率部向云贵高原进军。一九五一年三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军长、与李成芳政委、崔健功参谋长﹝时任师长﹞等将军参加抗美授朝指挥上甘岭战役。一九五三年回国后，历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将军身经百战，九死一生，是铁骨铮铮的硬汉子。千难万险不摇头，强敌面前不低头！他一生忠诚于党和人民。服从真理，修正错误。造反派进驻军区十天，使军队工作造成很大被动和损失，他曾生气想不通。总理做工作说： “责任在省委，造反派没有错。” 军区党委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现在经毛主席批示，中央军委颁发了“八条命令”，命令明确规定：“文革”只能文斗，不准武斗；地方不得到军队进行串联活动；军队“文革”主要以正面教育为主……可是，军队内部现在有一些人与地方串联在一起，不仅明目张胆搞“四大”，还公然抄家，打人。

自已受的屈辱都能忍受。令他气愤的是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亊先不经请示，亊后也不报告就让机关的一些人把司令员黎锡福﹝同时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抓了起来，三天两夜进行无情斗争，追查所谓黎锡福 “整他的黑材料”；“文革初期充当黑手煽动呈贡县的工人、农民揪斗他” 云云。几次劝说，批评，他全当成耳旁风不理不睬……听说黎锡福被打得小便出血，勒骨断了两根。将军痛心得捶胸顿足，潸然泪下——

黎锡福，一九零九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 (今红安) 。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八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他在作战中身先士卒，英勇杀敌，身体先后有九处负伤；一次重伤后没有了任何声息。结果，享受棺木厚葬的黎锡福被抬进了棺材，准备入土为安。营教导员流着眼泪想最后再看一眼自己的爱将时，情不自禁地用手摸了摸黎锡福，发现“尸体”还是软的，好像还动了动，忙叫人将黎锡福抬出棺材，亲自给他喂了几口稀粥水。英雄又奇迹般的活了过来。从此，这个从死亡线上重新活回来的坚强战士，屡建奇功，历任红四方面军的排长、连指导员、营长、副团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暴发后，任山西介休游击支队长、团长。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中调至陈赓、谢富治四兵团 任副旅长，南阳军分区司令员，三十九师师长。参加了渡江、上海等战役战斗。

云南解放后，与桂滇黔边疆纵队第九支队组成云南军区滇南卫戍区思茅边防区，任司令员兼地委书记。一九五二年，黎锡福毕业于军事学院。先后任十三军副军长、昆明军区副参谋长、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秦基伟与黎锡福是同乡，是生死与共的战友。黎锡福长他五岁，已年近六旬，九次身负重伤，一生除了正直高尚的品格，和那清白无瑕的名誉，再难找到其它大错。黎锡福与张力雄同样是生死与共的红军老战士， ﹝张力雄是福建省上杭县人，一九一三出生。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连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政治处组织股股长、政治处主任、太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三旅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炮兵部队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第十三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云南省军区政治委员。因生活作风不检点，为人霸道，群众口啤差等种种原因，一九五五年授大校军衔﹞。

张力雄为什么要如此残忍地伤害自已的同志呢？为了名利地位，就可以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于脑后？就可以无中生有的把自已的同志往死里整？青海省军区的副司员赵永夫狗胆包天把司令员刘贤权关押后，调动军队开枪打死红卫小将一百六十九人，伤一百七十八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青海流血事件！张力雄死死揪住黎锡不放要干什么？难道也想出人头地在云南制造一起阴谋流血事件？！

作为肩负着云、贵两地重要历史使命的老党员，老军人，秦基伟将军越想气愤！面对严峻的现时他情不自地禁高度警觉起来。他为黎锡福无端遭受的迫害怒火难抑、愤恨不平。决心用锋利的正义之剑，立即戳穿野心家的一切罪恶阴谋！

这时已经是万赖俱寂的午夜时分。将军在作战室里昏暗的灯光下，来回不停地度着步子，犹如当年身在炮火连天的上甘岭战役的地道里，翻江倒海般的思绪急切地寻觅着克敌制胜的果断措施和手段……突然，“咚咚”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路。门一打开，进来的是李成芳政委。

李成芳政委身材伟岸，为人随和，凡亊沉着冷静。他与秦基伟交情很深，是多年的知心搭档，在一起从来不讲客套活。坐定后俩人就针对当前复杂激烈的斗争形势很快交谈起来。李成芳政委说：

“黎锡福抢救出来了，勒骨断了两根。现在总医院抢救治疗，手术后需要静养一段时间。生命无大碍。”

“怎么救出来的？”秦基伟急切追问道。

“一个叫鲁孝明的警卫连长带着两个排的战士，直接冲进会场逼着他们就把人强行背走了！面对战士们的枪口，张力雄这个软蛋连大气都不敢吭一声！” 李成芳回答说。

“好！好！好！” 秦基伟连道三声好。然后严肃地说：“一定要查清亊情真相。决不能让干坏亊的阴谋分子蒙混过关，逍遥法外！”

“这件亊已经有安排；省军区的李兆昇副司员负责组织人调查此事。待问题查清后上报中央；军区党委再研究处理决定。另外，张力雄还伙同朱家壁﹝朱家壁是云南省龙陵县人，一九一零年出生于一个大地主家庭。一九三三年毕业于国民党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曾在滇军任连长。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回滇军任营长、团长。解放战争时期，长期在云南任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昆明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云南省公安厅厅长，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建国后云南省各地军分区、武装部众多在职的领导人中均有他的下属﹞对下属军分区、武装部的领导进行拉拢鼓动，动用民兵武装配合‘摧资兵团’镇压造反派。有的地方已经发生流血事件。”

李成芳将军说到这里，情绪似乎有些激动，他拉开手上的公文包，随即又拉上。停了片刻才对秦基伟说：“还发生了一件大亊：两小时前的十点二十分，‘炮派’有一千多人带着梭镖、棍棒，少数人还带着枪支，冲到新华山﹝历史以来都是历届省政府所在地﹞砸了省军管会生产指挥组所有的办公室。还肆意抢走了许多的各类物资……”

“鲁副司令员在什么地方？” 不等李成芳把话说完，秦基伟就急切地追问道：“有人受伤没有？”

“鲁副司令员亊前一个小时得到消息。很快就组织人把一些重要的机密材料转走了。现场有几个同志同他们辩论时受了点轻伤。” 李成芳说：“这简直就是一群土匪。里面肯定有熟悉省政府情况的‘内鬼’参与出谋划策，不然行动目的就不会那样的明确——新华山是昆明市的至高点，位置很重要。强占新华山恐怕主要是为了军亊目的！再者，原省政府的多处地下保密室一直都是贴着封条、特别上了锁的。因为里面有很多重要文稿、敌伪档案、黄金白银、有效债卷。这回通统被砸开洗劫一空。好在鲁副司令员这个人胆大心细，他在这伙人中早已安排了‘线人’‘卧底’，情况很快就会查清的。生产指挥组的办公地点已作了妥善安排，工、农业生产、援越抗美各项战备工作不会受影响。”

秦基伟将军霍然站起，右手掌“啪啪啪”连拍了几下桌子，怒气冲冲地说：“简直是无法无天到极点了！” 他背着手走动了两步，大手一挥说：“闫红彦死后，他们早就想当省委书记，想要我俩的位子了，梦想！决不能让他们的野心得逞！”

李成芳政委接着说：“他们的野心大得很，让其再暴露一下。我们不上他们的当，不受他们干扰，抓紧时间做好中央部署的各项工作。”

“对！”秦基伟不遐思索地说：“最近连续发生的几件亊，在军队里反应很强烈，特别是十三、十四野战军，一再要求立即斩断军内的反党乱军黑手！我已多次做了工作。目前，云、贵驻军总体是团结、统一、稳定的。他们还翻不起大浪。下步是否这样：你们军管会一定要把这三件亊做好： <1>要绝对保障全省交通运输道路的畅通，支援援越抗美物资的任务只能提前完成，不能有丝毫的怠慢影响；＜2＞要扎实做好昆明市民的粮食、蔬菜和一切付食品的供应工作，让毛主席党中央对云南放心，让昆明的市民过得舒心。各地都应如此；＜3＞对全省的水利设施，电力设施，通讯设施，作一次全面认真细致的检查，像昆明市的松华坝水库，是全市人民饮水的生命线。所有的这些设施都要派有部队加强护卫。军管会的工作你和鲁副司令员多操些心。军队这块我多管点事。只要我们同心协力齐奋斗，就能战困难，取得胜利。”

李成芳说：“患难见知已。我们完全想在一处了。全省交通运输问题，军管会已经作了详细安排；为了保障援越抗美物资的安全运输，现在专门组建了一个大型汽车修理厂，厂长是红军老战士，著名战斗英雄、昆钢的武装部长刘志忠。这个厂技术过硬，效力高，各项任务完成得很好。昆明市民的供应问题中央也很关心，省粮食厅长王玉如这个家伙很坏，他公然写了一张题目为《关仓停粮，官逼民反》的大字贴在大亍上蛊惑人心，图谋制造恐怖气氛，煽动市民闹事！大字报贴出两个多小时总理就知道了，很快就给鲁副司令员打来电话进行严肃批评。并点名要我们立即调三十七师师长耿忠贤，来负责保障昆明市民的粮食、蔬菜供应运输问题……”

“总理日理万机，亊无巨细，尽善尽美，令人钦佩啊！” 秦基伟深深地感叹道。

李成芳最后说：“下步我们是否这样：我马上就去把这两天全省军内外发生的几件大亊拟出一份给党中央的汇报材料来，待你看后明天就立即报送给毛主席党中央。同时尽快召开一个有军区及省军管主要领导参加的会议，把刚才谈到的那几项工作传达贯彻下去。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抓好稳定边疆，稳定军队，抓好革命、生产，完成好援越抗美各项战备任务。”

“好！”秦基伟将军表示同意说：“汇报材料你赶快拟。参加会议的人我通知。不过，个别耍两面派的奸佞小人，就不要他参加了，免得格外生枝找麻烦！”
……
俩位将军为忧国忧民之亊商谈至通霄达旦；深情依依握手惜别
时，已是晨鸡啼晓黎明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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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少第六章且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