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戈：文革风云映滇池（第1章—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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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有声，以其惊涛拍岸喟叹着人世间的种种不平；滇池无言，默默注视着芸芸众生你方唱罢我登台的诸般表演；滇池如明镜，映照出社会的风云变幻和人世间台上握手台下踢脚互相倾轧的炎凉世态！
　　
我个人只是滇池畔的一个小百姓，只是滇池浪花里的一粒小泡沫，但也想有一份话语权。发言，不仅需要勇气，也意味着承担。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历史将记取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
　　
我愿匍匐在主耶稣的脚下，以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对所经历的文革作出回忆与忏悔，为历史的百衲衣添上一块小补丁！
　　
唐朝诗人杜牧在其《阿房宫赋》尾有泣血之言；秦人不睱自哀，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文革的亲历者和文革的后人难道还要重蹈杜牧之哀吗！
　　
现在大陆已经有二亿多老年人，上班上学期间，公园、茶楼、马路、菜场、商店和公交车上，满目所见大都是老年人。让我总会联想所见之人在文革中曾经是“绞肉机”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呢还是“肉泥”，是整人者还是被整者，或者几种身份兼有，对那段历史他们还有多少记忆，他们是否也有话要说？人生苦短，来日无多，由于年龄所限，可以说实话的机会不多了！
　　
何必指责别人不会忏悔，先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有生之年做起吧！忏悔，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大家；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在，更是为了将来！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文革的酝酿和准备
一、文革的舆论准备
二、文革的组织基础
三、文革的群众基础
第二章 卷入文革的飓风中
一、平静的校园和无形的巨网
二、山雨欲来风满楼
三、中共云南省委及其工作组
四、杀鸡儆猴到白色恐怖
第三章 中共8届11中全会和昆明红卫兵
一、昆明高校工作组的撤离和昆明红卫兵
二、云大红卫兵的产生
三、冲向社会扫四旧
四、我抄别人的家
五、别人抄我的家
第四章 八.二三风暴和九、一四狂飚
一、大有来头的南下串连队
二、八.二三风暴
三、不眠之夜的回忆
四、八.二三之后
五、九.一四狂飚
第五章 串连到北京去
一、一路行车一路歌
二、北京欢迎毛请来的客人
三、思想大转弯
四、接受毛的检阅
第六章 红卫兵不怕远征难
一、红卫兵最听毛的话
二、而今迈步从头越
三、衡水的民主生活会
四、禹王集造反
五、黄河边聚集了一群红卫兵
第七章 粪土当年万户侯
一、似曾相识燕归来
二、“活老虎”原来是李某
三、我们班上的战斗队
四、游斗赵健民和阎红彦之死
五、夺权风暴带来的分裂
六、夺权时期的班集体
第八章 成立军管会后的云南
一、云南省成立军管会
二、造反派裂痕的扩大和干部的分化
三、“5.29”事件
四、炮派围困昆明军区的静坐示威
第九章 公开批判彭德怀与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
一、公开批判彭德怀
二、在“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
三、炮派抢占昆明制高点五华山
四、我领到一支枪
五、最受苦的是老百姓
六、当时的云大校园和我执行过的任务
七、停火交枪　结束武斗
第十章 旅途步步难
一、毛、林对形势的评价和昆明的现实
二、旅途步步难
三、饥寒中迎来新的一年
四、在北京参与的炮派会议
五、返滇途中见闻
第十一章 炮派的失宠与失望
一、滇西挺进纵队的覆灭
二、校园一片冷冷清清
三、我们是毛思想的宣传员
四、难忘的一餐彝家饭
五、宣传队的整顿和西行
第十二章 八月秋风渐渐凉
一、成立云南省革委会前的紧锣密鼓
二、不做铁钻 就做铁锤
三、中共8届12中全会和李广田之死
四、划线站队黑风席卷全省
五、昔我往兮，雨雪霏霏
第十三章 部队农场也搞划线站队
一、被解除副班长职务
二、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
三、社会上刮什么风农场掀什么浪
四、鼓掌不响亮即是国民党
第十四章 部队农场的劳动改造
一、破冰打鱼送给解放军
二、中共开九大农场要献礼
三、没有礼拜天的夏收夏种
四、天大旱 人大干
第十五章 时刻不忘“接受再教育”身份
一、换防前的当头棒喝
二、学生连有个文艺宣传队
三、可憎的告密者
四、团长吃熊掌连长要熊胆
第十六章 工厂隐藏于深山
一、螺丰街29号
二、厂址还是一片荒山
三、处处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四、万事开头难
五、一年河东又河西
六、谭甫仁之死
第十七章 九.一三事件前后的跃进厂
一、车间尚未投产先作批陈战场
二、山穷水复疑无路
三、柳暗花明又一村
四、“9.13”事件的震撼
五、批判“571”工程纪要
第十八章 邓小平的复出与我的入党
一、邓小平复出
二、我递交入党申请书
三、我实现了加入中共的夙愿
四、我的婚姻生活
五、李庆霖信件和知青问题
第十九章 批林批孔与邓小平的整顿
一、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
二、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
三、令人难忘的为王副局长送行
四、邓小平的整顿
五、云南省委（75）26号文件的震撼
六、沙甸事件
第二十章 学理论与反击右倾翻案风
一、学理论的台风
二、北京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
三、天安门事件与我的辞职
四、未能熬过黎明前黑暗的贾启允
五、毛去世文革结束

上图为文革初期云南大学校门内所塑造的巨大的毛泽东像

上图：当时照相每人胸前都挂有毛相章，手持红宝书外，还得捧毛的照片，以此显示对毛的崇拜。

前言

迄今为止，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书籍和文章，无论是政论性的、史料性的还是文艺性的……几乎都是众口一词：对文革要彻底否定、全面否定！而文章的写作者呢，大多自称是文革的受迫害者，甚而是反文革的英雄。仅是一个刘少奇蒙难记就出了十几种，可是有谁去关心和重视文革中受难的普通百姓呢，他们恐怕连控诉的权利都不曾有过。有时，谎言重复百遍也会变成“真理”。至今很少有人能以文革积极参加者的身份，真实地写出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所悔，解剖自己的灵魂，探讨文革得以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如果能这样做，或许对后人了解这段历史，对加快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都不无好处吧！
　　
苍天在上，历史也可以作证，我曾经是一个多么纯洁的青年。从少年入学开始，为革命视死如归的女英雄刘胡兰、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主人翁保尔.柯察金和始终以扶贫济困为已任的雷锋是我学习的楷模并影响了我的一生。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曾经是我的最高理想；要在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正在受苦受难人民的社会主义巨轮上充当一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曾经是我的真诚愿望！我出身贫寒，整个学生时代的生活都异常清苦，但还能竭尽全力接济班上另有困难的同学。为此，1964年共青团云南大学委员会举办的艰苦朴素展览，其中就有我的缀满补丁的衣裤和为学友购买的钢笔和脸盆。四清运动中为营救溺水的同班同学许君，正在患重感冒的我奋不顾身扑向水中救援，我和许君两人几沉几浮，让岸边的旁观者都以为我和许君将同归于尽了。而我终于将许君推到岸边，遗憾的是许君终因救治不力而死亡。
　　
可是，在文革中，我却曾经是一个有宗教般狂热的红卫兵！我曾经参加过批斗教师、压制同学、野蛮抄家、宣传派性，甚至还扛过机关枪欲参与武斗……我的灵魂曾经被扭曲过，在文革这架巨型绞肉机中，我既被绞杀过，也以我的血肉之躯作为绞肉机的齿轮压榨过别人。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已年近70，身体欠佳，许多往事时常浮现在眼前，犹如发生在昨天一般挥之不去。古诗有道：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我虽无如刀之笔，可我却有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我将以我的一支秃笔，完全真实地写出我在文革中的经历，老老实实地剖析自己的灵魂。让世人能以小见大，从一个小小的侧面了解文革和了解红卫兵。让子孙后代都记住这场大灾难，让文革及文革的变种永不重演！同时，也让那些至今还公然宣称“青春无悔”的当年的红卫兵们好生反思反思，是否应当有所忏悔！
　　
由于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红卫兵，我所经历事件的范围和程度都较为有限。为忠实于经历，有的事在全国是大事的，我却未能涉及；有的在全国看是小事，我却多用了笔墨，这是有愧于读者的。然而，长时期以来，知情者缄口（如文革初昙花一现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对文革的态度就是四不：“不看、不想、不谈、不写”。此人已于2005年去世），当政者讳言。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讲，许多事物是可以以小见大的，极普通的可能更有其普遍性和代表性。我希望自己的拙作能成为引玉之砖，让更多的人能从不同侧面回顾这一段历史。做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使这段历史真正成为我们民族永久性的反面教材。
　　
我回忆中所提到的人和事,是我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为了不至于给所涉及的人带来不便，除了对居高位者我可以直呼其名外，对于一般人，我仅称其姓，姓张者称为张君或张某，姓王者称为王君或小王。为避免混淆，有的则以名字称之。既然剖析自己的灵魂,难免也会触及别人的灵魂。在那疯狂的年代，许多人都难免有错。过了那道坎，所涉及者照样是受人尊重的专家学者或领导干部。这是需要恳请读者和文中涉及到的诸君予以谅解的。
　　
有人可能会说，文革犹如一场噩梦已经过去，不提也罢。何必再去刺痛已经愈合了的伤口呢？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文革作为一场噩梦虽然已经过去，但文革的阴魂有时还在神州上空游荡，当年，时兴的文革歌曲至今还有不少人留恋，在重庆风靡一时的“唱红打黒”曾一度唱到首都北京哩。不也有人还巴望再来第二次、第三次文革……所有这些，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至于文革所造成的影响，则更是难测深远了。这里仅举一个小例子：在滇西重镇下关，曾有一个名为下关总站的国有大中型交通运输企业。文革中该企业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在武斗中这两大派组织总共死了好几十号人。其中一派的死者被埋葬在下关坝子西部苍山上名为“一点红”的山坡，另一派的死者则埋葬于下关坝子东边的青光山（俗称党校山）。在20世纪末实行丧葬改革之前的长时间里，下关总站埋葬死者，似已约定俗成，凡是文革中参加了这一派的，就都埋葬在“一点红”，而参加另一派的死者则埋葬于“党校山”，绝不错乱。呜呼！生为同派战友，死亦为同派冥友，阵线如此分明！如此恩怨，何时才能了结。
　　
让子孙后代都记住这段当时全国8亿人被愚弄了整整10年的丑恶的文革史，应当是我们－－文革的参加者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研究文革，应当采用这种新的方法，即彻底地公开历史真象，然后系统地进行研究，以改变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模式去思考问题，这才是应有的科学态度。

上图：当时时兴在毛塑像前留影，且都得胸佩毛像章、手持红宝书。

下图为文革前云大中文系映秋院宿舍203室所住的4位同学：右起第一是李君、二是周君、三是亮君、四是作者

下图为2000年后同宿舍的四人又相聚一堂：此时的右一李君是某高校的（处长）教授、二是作者，某校教师，三为周君，某企业子弟学校校长，四为亮君，某厅级主官。

第一章 文革的酝酿和准备（一）

文革究竟始于何时？一般以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算是拉开了文革的序幕，以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5.16”通知为文革的正式开始，以1976年10月6日王、张、江、姚“四人帮”被逮捕而由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宣告文革的结束而结束。而文革的全面落幕，则应延至1978年12月中共11届3中全会时。之所以这样计算，是因为此前的许多政策还是文革的继续。至于文革的酝酿，应可追溯到1962年春。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在这次又名为“七千人大会”的会议上，毛泽东就1958年以来大跃进等左倾所造成的大饥荒、饿死人和经济大萧条等困难，不得不就应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在大会发言中尖锐指出：过去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成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可能不能到处这么套了，于是得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加上诸多与会者的发言，客观上形成对毛的批评和压力。联想到井冈山土地革命时期曾经受到过的排挤和几年来国庆节各大报头版上刘少奇与之并排的大幅照片，使毛泽东预感到一种新的威胁。也是在这个“七千人大会”上，林彪敢于“反潮流”，大讲当时的困难“恰好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这一发言给毛泽东以极大的安慰，使毛泽东明确产生了要以林彪置换刘少奇的念头。
　　
以此观之，则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共9大召开前后的多次讲话中提到：不进行文革，就不能召开9大，否则会让刘少奇一班人上台云云就决非无稽之谈。1966年8月5日毛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有一句“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以及毛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共9大报告中关于1962年毛“最早觉察到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阴谋的危险性”的提法，也可以印证毛泽东在1962年的心理。
一、文革的舆论准备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都要先做意识形态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七千人大会”刚刚开过不几天，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就指出：“研究哲学的人，第一是哲学？不是，第一位不是哲学，是阶级斗争。因为有压迫者，被压迫者就要反抗找出路。从这一点出发，才有马列主义，才找到了哲学……社会主义很复杂……我们搞了这么多年，才三分天下有其二，有三分之一掌握在敌人或敌人同情者手里,可以收买人，更不用说娶地主女儿了”。
　　
1962年9月24日召开的中共8届10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党的基本路线：强调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
　　
文艺界立马跟上，很短时间内就创作并编排上演了几部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现实的诸如《夺印》、《箭杆河边》等话剧。云大有的系排演了《夺权》，中文系剧组则排演了《箭杆河边》，全都在云大礼堂上演给全校师生观看。我班的昆华君饰演其中老地主佟善田的角色，演得形神毕真，颇得大家好评，一段时间内他的浑号也就称为老地主。其中欲拉干部下水的拖腔拿调的女声“何书记，吃汤圆了”台词，也曾作为同学们课余饭后搞笑的材料。
　　
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浙江省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上批示道：要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等三大革命运动，“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却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用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1962年12月12日，毛泽东对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所呈的一份报告批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2月初，毛泽东听侄儿毛远新谈到陈××听敌台广播后变成反革命时说：“听敌人广播就那么相信？你听了没有？敌人连饭吃的没有，他的话你能相信？卫立煌就是在香港做小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给人们的警示是：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外，世界上的人们全都生活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中。
　　
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的报告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下令收回由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后十条”文件，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要解决“党内外矛盾的交叉”和“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等“混淆视听”、“搅乱阶级阵线”的说法。
　　
1965年1月29日，毛泽东对《陈正人同志蹲点的报告》批示道：“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能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该批示中还尖锐地指出：“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市与哲学工作者谈话说：“戚本禹的文章（指同月8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刊载的戚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海瑞罢官〉》）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庆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有一段毛泽东亲自加进去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成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需充分注意这一点。”以上文字与毛泽东在1965年9月1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讲“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联系起来看，其矛头所指已十分清楚。只是当局者迷，刘少奇一伙还蒙在鼓中罢了。至此，进行文革的舆论准备业已完成，毛泽东已经可以向刘少奇一伙公开摊牌和发难了。
　　
而在1962－1966年文革暴发前，刘少奇及其他众多的中共领导人还紧步毛泽东后尘大讲阶级斗争，大讲有多少地方和单位的政权没有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云云，反而被毛泽东斥为“形左而实右”（其提法见毛泽东的《炮打打司令部》大字报）不知其大祸临头，还一心附和毛泽东要整治别人，要革别人的命，真是既可悲又可笑。
（待续）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 ... d=1883&pid=5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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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革的酝酿和准备（二）
　　
二、文革的组织基础
　　
通过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意识到，仅仅依靠党中央高层内部拥护自己的力量，就要和刘少奇一伙摊牌较量是吉凶难测的。为搞掉刘少奇一伙，毛泽东暗示康生开始审察刘少奇曾经被捕过的历史问题。并随之布置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在哲学界批杨献珍，在经济学界批孙冶芳，在史学界批罗尔纲，在文艺界批裴多菲俱乐部。更重要的是通过所谓“林彪委托江青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并由中共中央将其会议纪要批转全党，一箭双雕地达到两个效果：一是向全党全国表明，关键时刻林彪是支持毛泽东的；二是让江青得以其特殊身份登上政治舞台前沿，以发挥特殊作用。为了借历史问题搞刘少奇，毛泽东一反过去对瞿秋白的高度评价，把瞿说成是叛徒。当戚本禹写出批判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受到党内外批评正准备写检查时，毛泽东让江青转告戚：戚文提出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文章应当写下去，可找康生请教。此后，有恃无恐的戚就开始连连发难了。江青的这种传达密旨、网罗亲信，以及干对了算毛泽东的、干错了算江青的缓冲作用，又岂是别人替代得了的。江青对此曾讲过一句有名的话道：“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要我咬谁就咬谁。”
　　
要能稳操胜券击败对手，还必需组织起一支强大的生力军。为此，毛泽东选中了全国的大中学生。学生的任务本该是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如何才能使学生不屑于学文化、反感于正常的教学秩序，进而把兴趣转移到政治上来呢？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做了许多文章，下面引用毛泽东颇有影响的几段话为证：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指示：“现在课程太多，负担太重。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现在的考试方法是对敌人的方法，而不是对人民的方法，是突然袭击……考试可以交头接耳，冒名顶替，你答对了，我抄你的，抄下来也算好的……先生讲课允许学生打瞌睡，你讲的不好，还一定让人家听？不如睡觉，还可以养身，可以不听，稀稀拉拉。”毛泽东的这一讲话以及此后毛泽东的诸如此类的讲话都被要求迅速传达到全国所有大专院校的全体师生。
　　
1964年7月，毛泽东与侄儿毛远新谈话时指出：“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能算大学毕业”。
　　
1964年9月4日，毛泽东会见老挝文工团时谈话说：“教育青年是个大问题，如果我们麻痹，睡大觉，自以为是，资产阶级就会起来夺取政权，搞资本主义复辟”。
　　
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与侄女王海蓉谈话指出：“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作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开会，也敢星期天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个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十二点再回去，谁让你们星期天晚上开会哪。”“回去以后，你带头造反，星期天你不要回去，开会就是不去。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要破坏学校制度。”毛泽东还说：“学校就应当允许学生造反”。
　　
1965年1月27日，毛泽东在谈到军事院校工作时指出：“军事学校办得一塌糊涂……书可以读一点，但是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
　　
1965年7月3日，毛泽东对北京师范学院的一份报告批示：“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的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邀请学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执行。”
　　
至此，年轻、单纯、热情、幼稚的大、中学生都逐渐从正常的教学秩序和严密的组织控制中解脱出来，对毛泽东的关怀感激涕零，不再沉迷于书本和“象牙之塔”，自愿成为毛泽东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的生力军！

　　
上图为作者所在的第二小组,从左至右后排五人分别为团支书王君、作者，宦君、闯君、班主任李某，前排从左至为女生小张、小杨和学习组长小李
　　
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重用了林彪、江青一伙，在大中学校，毛泽东解放了数以亿计的“小鬼”。于是，文革的始作蛹者毛泽东发动文革这场政治运动的组织准备工作业已大功告成。
三、文革的群众基础
　　
中共中央的各种会议、文件和报刊文章，都有一个习惯的提法：1957年以后党内有了左的思想影响，或曰50年代后期产生了左的思想倾向。这种提法并不符合实际，似乎“左”的思想在50年代初期、中期还没有产生，只是后期才产生，似乎初期和中期一切都正确无误。
　　
其实，远在40年代的延安整风期间，受毛泽东重用的康生其左的思想就曾经猖獗一时，也曾伤害过包括周恩来、许世友等在内的不少人。只是当时大敌当前，被迫迅速纠正而已。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当时在延安有一位被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的王实味。王实味实际上是延安时期一位最优秀的中共党员。能吃小灶、穿干部服的王实味在其备受批判的《野百合花》中仅仅是善意地批评当时延安“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至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此外王实味还批评了当时延安不顾前线正在流血牺牲的艰险环境，每逢星期六杨家岭礼堂就要举办交谊舞会表现出来的“歌唱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如此而已，王实味就被打入地狱并最终被残酷杀害了。（事见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王实味全传》）
　　
到了50年代初期，左的思想更是大有市场，政治运动也就连绵不断了：
　　
中共执政后所进行的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被整治的往往是群众和基层干部，虽说每次运动都声称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每次被打击的对象尽管姑且相信只占百分之五，但每次被打击的对象不同，天长日久，被打击的群众和基层干部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就决不是一个小数字了。
　　
1950年开始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直到1952年底才基本结束。
　　
1951年底在学校教职员工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开展的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运动，以后这一运动又扩大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直到1952年秋才基本结束。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作为社论刊发由毛亲笔撰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拉开批判开国第一宗文化罪案的大幕。同年7月下旬，《人民日报》多天连载由江青起草经毛修改定稿的长达4万5千多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其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的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与文革中骂刘少奇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何其相似乃尔！毛、江的政治夫妻关系此时即已开场。）
　　
1952年开始三反五反运动。
　　
1953年开始农业初步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一直延续到1956年。
　　
1954年开展反对高岗、饶漱石集团的斗争。文艺界开展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思想的批判运动。
　　
1955年作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全国开展了群众性的揭发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公布的三批有关胡风的材料撰写序言和编者按。
　　
1956年反对“小脚女人”，掀起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
　　
以上这些运动，除了反高、饶集团斗争局限于党内，其它都是全局性的，也全都打上了左的烙印。以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来看，打击面无疑是过大了。当时我刚进小学读书，每天早上到学校后，都能听到同学们议论，头天某同学的家长或被作为“地主分子”、或被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处决“镇压”了。刚开始，这种其家长被“镇压”了的同学，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有的只有避风头缺课躲在家里几天。过一段时间后，每班同学中至少有5、6人的家长被“镇压”或“自杀”，这部分学生的队伍扩大了，也就变得无所谓了。1981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以下简称《年表》）在讲到1951年的镇反时也不能不承认“一些地区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左’的倾向以及工作草率的现象。”）
　　
关于教育界，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的思想改造运动，当时号召大家要毫无保留地向党组织“交心”，当知识分子们以赤诚之心作交待认识后，却都被装入档案袋，成为一辈子都得挨整的材料。《年表》承认“有的单位要求过急过高，方法简单，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受到伤害。”
　　
三反五反运动中，受伤害的人数之多就难以计数了。人人都得过关，凡与钱、物打交道者都得被审查，以至都得先吊打一番再说。即使没有贪污，也还得要审查思想上有没有动过想贪污的念头。这更是玄而又玄的事，全凭领导者口中一句话来决断。只要账目上反映贪污或挪用了几元钱，即要受到严厉制裁。只有经过吊打、审讯、清查、分析之后，认为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才予以解脱。《年表》不得不承认“在运动高潮中曾经发生过“斗争扩大化和逼供信的现象。”
　　
至于株连众多人的所谓“胡风反党集团”冤案，文革后已予平反。
　　
出于革命热情，出于对新社会、新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广大群众接受了左比右好的“党的领导”。可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斗争精神的广大知识分子，由于他们见多识广，考虑问题深刻，对民主与法制的追求执着，他们渐渐对中共领导的失误持有看法。尤其是其中能先天下之忧而忧者，在中共各级党组织号召帮助党开门整风的1957年，勇敢地、善意地对各级党组织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等，提出了诚恳批评；对人民群众和知识界的某些疾苦，作了一些暴露；对于应当如何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这善意的一切先是被毛泽东用“阳谋”“引蛇出洞”，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你不想提意见都不行；继而就与发生在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联系起来，当成是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而予以迎头痛击。在许多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和单位，划右派是下达指标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的，（云南省还搞了反右斗争补课，又多划出了一批右派。）按公布的数字全国划有55万人以上（实际数字远不止于此，有资料披露在100万人以上）。曾有这样的情况，学校教职工中的右派由校长划出来后，县委书记把校长划为右派，继而地委书记又把县委书记划为右派，以后省委组织部又将地委书记划为右派，（云南的某些地区就是如此）。一级整一级，处处皆陷阱。事实证明，1957年所打击的众多“右派”实际上是我国上一世纪50年代社会中最富有正义感、最善于独立思考、最具有真才实学的我们民族的精英！这一运动对我们民族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计的！
　　
1957年反右斗争后召开的中共8届3中全会上毛泽东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运动中左的思想和左的实践初步上升为左的理论。
　　
1958年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年表》承认：“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1959年搞反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持续更长时间。”（见《年表》）
　　
1960年有4千多万人因饥馑得水肿病饿死，中共中央的文件中还坚持要办公共食堂，认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
　　
1961年国民经济频临全面崩溃的边缘，中共中央在政策上不得不进行某些调整。到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8届10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进一步将建国以来左的思想和理论系统化。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经寓意深刻地讲道：“我们现在有一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此话其实已经隐含有导演文革中许多闹剧、悲剧的深意，已经让人们可以放开去想象（以国家主席刘少奇为首的许多人在文革中不就上演了一出出别姬的悲剧么），只是当时除了江青，又有谁能知晓其潜台词呢。
　　
1963年开始，在农村和城市分批分期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直延续到文革开始。在这一运动中形成的左的判断是：农村有三分之一的政权没有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工厂企业有相当大的多数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文艺界的大多数协会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学校是“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全都毫无例外地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左的思想和理论，并在各种会议、各种场合中宣讲这些理论，为这些左的理论推波助浪。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进而认为，在中共中央领导层内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内都有他们的代理人。过去搞了工厂的斗争，搞了农村的斗争，搞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只有下决心搞一场发动亿万群众自下而上彻底揭露阴暗面的“大革命”，才能防止已经迫在眉睫的资本主义复辟危险。
　　
以上种种运动，挨整的人计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包括历史反革命与现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老资产阶级分子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遣送回乡管制的志愿军被俘人员、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种异已分子和偏右分子、……以及这众多“分子”的亲属和社会关系……挨整的人数之多，大大超过了所谓百分之五，有的地方累计近半数，有的农村生产队甚至要选个政治上可靠的、合格的干部都困难。所有挨整的与被株连的人，大多不得入党、提干、参军和参加工作，更不得参与机密工作，甚至也不得报考中学和大学。大讲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使得“出身好”的人天生就要高人一等，拥有许多优先权；而“出身不好”的人，站着比别人矮三分，开会只能缩到角落处，讲话只能低声下气，干活只能干最脏、最苦、最累、最难而所得工分和报酬最少的活。（1965年我们云大中文系在大理凤仪参加四清运动，当时我们所在的云浪公社－－相当于后来的生产大队，其中有一户被管制的旧军官的儿子虽然读书不多，但在写作上颇有天赋。他投给当时的《边疆文艺》刊物一篇小说稿已经准备刊用了，但程序上得事先向当地组织了解此人的政治面貌。结果可想而知，他的这篇作品就被枪毙了。此人的天份就此也被扼杀了。）如若有两个人同时办了一件错事，其中一个是“出身好”的，则可以被开脱对党是有感情的，只是“认识上的问题”或是“被坏人利用”而从轻发落；而对“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复杂”的另一个，却要从阶级根源上进行分析，认定为“骨子里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阶级本性所决定的”被打下地狱。尽管其中许多“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复杂”的人，他们在中共执政时刚刚出生或呀呀学语，甚至在中共执政后多年才出生，他们也得为自己的家庭出身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付出惨重的甚至是终生的代价。这种封建血统论的做法，在文革初期曾经达到疯狂的地步。文革初期北京中学生中的高干子弟谭立夫在残酷打击“有问题的人”时曾撰写过一副臭名昭著的对联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一对联的出笼，使红五类红卫兵对出身不好的人大打出手的活动找到“理论根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被称为“谭式路线”。各地“有问题的人”中被红卫兵打死、打伤、打残者难以计数。由于这种做法打击面过宽，影响太坏，不得人心，江青不得不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把“谭式路线”的对联修正为“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理应如此”。
　　
如此众多的人长期受压，心里早已憋了一肚子的气，只是不敢表露，更不敢发作而已。出身好的人中，大多亦是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只有少数人为个人的既得利益不惜对“出身不好”者大打出手，而多数人则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一方面，希望能保持住于己有利的政策和制度；另一方面，也希望能给“出身不好”者以较为公平的待遇。
　　
长时期阶级斗争的结果，使众多挨整的人和同情者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潜在社会力量，蓄之既久，其发必烈！当毛泽东提出开展斗争矛头向上的文革时，这股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特权阶级、反对社会不公的社会力量，终于获得发泄机会，成为文革的先锋队和生力军。他们在文革初期体验到的快乐，首先是生存环境的改善，其次便是对压迫者的报复。这些压迫者包括各级大大小小的官员，包括社会名人、权威等等－－这些人都几乎或多或少用别人的鲜血染红过自己的顶子。比如著名作家老舍在文革中被迫害而自杀（但当年他整胡风又是何其英勇），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作为“四条汉子”被批（但自50年代以来他又整了多少人）！这种上升为快乐的报复情绪，很快就造成人性的扭曲，从而把报复行为推向极端化和扩大化。试分析各地各单位造反最早、造反最坚决的人物，大多是这种潜在社会力量的代表，这绝不是偶然的！
　　
文革的确是造神运动，却又不是普通的造神运动。亿万人在手举小红本塑造了毛泽东这尊大神的同时，也借这尊大神的神力打倒了或打击了众多的各种各样的小神小鬼。正如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所说的“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实正是如此！这应当看成是毛、林一呼百应，亿万人闻风而动投入文革的一种极为深刻的社会背景。毛、林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利用了这股社会力量，这股社会力量也拉起毛、林的虎皮作大旗去打击各种头面人物。原先封住魔鬼的西方神话中的“潘多拉”瓶塞一旦打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毛泽东本人也难以驾驶这股力量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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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卷入文革的飓风中（一）

一、平静的校园和无形的巨网
　　
写大学生的文革经历，不能不涉及作为文革背景之一的文革前的大学校园生活。否则，以后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将不可思议。
     
我是1963年毕业于滇西大理一中并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的。中学时代，我的各科成绩在年级上都能名列前茅。大理一中本届高中毕业生中，只有2人考入云大文科，而我是2人中考分最高的一个。这曾使我一度为之自豪。可是，进入大学后很快就发现，大学真乃人才荟萃之地，能进入这座殿堂的几乎都是全省各地的佼佼者。相形之下，我就显得平平了。但同学们还选举我担任《文学概论》课的科代表和第二团小组的小组长，这又要占去我的一些时间和精力。为了每学期考试能取得好成绩，全班同学从入学开始就谁也不甘落后，一直是你追我赶，紧张异常。
　　
清晨，校园里到处书声朗朗。课堂上，除了教师讲授的声音和同学们记笔记的沙沙声外，几乎安静得掉下一根针也能听到。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课是文体活动时间，运动场上到处都是大学生们生龙活虎的矫健身影。晚自习前的读报和整个晚自习期间也都安静极了。学生宿舍的灯光由学校统一管制，按时开灯熄灯。就这样，还有不少人有的借走廊上的路灯、有的用烛光想方设法苦读到深夜。
　　
至于那些同学们都得积极参加的学习团章小组、学习党章小组、学习毛著小组、学习雷锋小组、以及党团组织生活什么的，更是把大家的空闲时间占用得所剩无几。
　　
可以说，文革前的云大校园是平静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勤奋好学堪称当时的云大校风。
　　
前边提到我担任团小组长占去我的一些时间和精力，读者可能不以为然。认为当团小组长算个啥，竟然也值得一提，这可就大错特错了。当时团小组的划分依附于行政学习小组，每个学习小组的团员数也大体相当，这当然不是巧合 ，而是班主任查阅全班学生的档案后分成的小组。学习小组长主管全组的学习和生活，主要对班委会负责；团小组长主管全小组（包括团员和一般青年在内）的思想动态和思想工作，主要对团支委会负责。这种组织形式和划分办法，文革后至今也都沿用，但其内容和工作效率可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当时要求团小组长要负责掌握全组同学的思想动态。一般情况下，团支委会每两周向团小组长收集一次汇报：某人某天课间休息时间没有往日活跃，原因何在；某人收到哪儿的来信后有何异常表现？某人课外阅读的兴趣是什么？某人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的去向……团小组长都得掌握并能清清楚楚地汇报出来。否则，本小组的情况自己汇报不出来，却被别的小组长或支委讲出来，那是要受到严肃批评的。
　　
而本小组的团员和非团员，包括本小组的团支委在内，都有义务积极向我这个团小组长汇报思想。我所在的这个小组有7名团员、有5名非团员青年。这5位青年出身都不大好：有两位女孩出身分别是地主、资本家，另有有一位拉祜族的石君出身大土司家庭，其他两位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他们的思想压力都比较大。这也难怪，因为从大跃进的1958年至文革前，仅是1962、1963两年的高校招生中的政审口子放松了一点点，于是这两个年级的大学生中才得以有了一批出身不好的人。而此前和此后的几届大学生中，出身不好的只占极个别，只是表明还在继续执行“重在政治表现”政策的姿态而已。这种害人非浅的政审，压抑的人才之多，真是难以计算。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几位青年同学为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要求加入共青团的愿望都十分迫切，于是几乎每周都要自觉地、主动地向我汇报一次思想，包括家里来信后需要汇报的内容，与亲友之间的交往，父母觉悟低的表现以及他们是如何与之从思想上划清界线的。此外，一些虽属细微但尚值一提的思想活动，甚至那些一闪而过的私心杂念，以及他们所了解的其他同学的各种情况……都要向我作详细汇报。我呢，要认真听取，要帮助分析，对认识尚“肤浅”者要批评和引导，对认识好的要肯定和鼓励，还要指出其不足之处和努力方向……对团员和其他青年的要求也同样如此，这就要占据我几乎所有的晚自习前的时间。在这种左的指导思想作用下建立起来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巨网，简直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其效率之高，反应之灵敏，如果不是身在其中，那是很难想象的。我当时作为这张巨网的最末一根细丝或者说最末一根神经，需要付出多少精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张巨网是何时形成的呢，可以一直追溯到1957年前后。在整风反右斗争之前，虽然已经有了这么一张网，但是当时尚能网开一面，网眼还较为稀疏。1957年一下子打出那么多右派后，各大专院校党团组织开始苦心经营，把这张巨网越织越密，越收越紧，其成效也日益显著。凭借这张巨网，刚开始的文革运动可以一呼百应，学校党委和工作组指向东，全校师生就奔向东;学校党委和工作组指向西，全校师生就奔向西。如果有个别人竟敢不服从指挥要另搞一套，就必然要受到孤立、围攻和谴责。1966年10月出版的《红旗》第13期杂志社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发表以后，这张巨网才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而一当这张巨网被彻底破坏后，在所有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就变成难以驾驭的野马，让毛泽东在文革中发了几次脾气也不顶用，这大约是毛泽东所始料不及的。真是破网容易织网难，这张由中共各级党团组织十几年来苦心经营织成的巨网，一旦破坏就再也无法重新织成了。这是后话。

二、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5年10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革的序幕。但当时人们对其隐藏的杀机还缺乏应有的认识。
　　
1966年2月，中共中央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为组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文化部部长陆定一，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及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为组员。该小组形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要求“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云南省委也和全国各地一样纷纷跟上，于同年5月8日以中共云南省委文件（66）135号向全省下发省委常委会议决定：“迅速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指定由高治国、许志奋、王甸、张世桢、任大卫五同志组成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高治国任组长，并设立办公室。”当时，高治国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长，许志奋少将任昆明军区政治部主任，王甸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制定了在全国开展文革的《二月提纲》。按此提纲要求，各种报刊都应展开一些学术性问题的讨论。其间讨论时间较长，讨论范围较广的是历史上的清官问题。开始是讨论我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清官，以后争论的焦点是清官在历史上具有什么样的作用。云南大学中文系、历史系、政治系也积极组织了这样的讨论。此类讨论的规模一般不太大，往往在系会议室即可进行。每次参加会议的人数不过三、五十人，发言者主要是老教师和中青年教师，一部份有兴趣的同学也前往参加。
　　
我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讨论会，原因是的确没有精力参与这种可参加可不参加的活动了。
　　
虽然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讨论会，但报纸上关于清官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我还是清楚的：一种意见认为，历史上许多清官人品官德皆好，能够秉公办事，关心人民的疾苦。他们所推行的改良措施，或多或少会有利于老百姓，有利于当时生产的发展，应当予以肯定。尽管他们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而且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当时的封建王朝统治。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清官和赃官相比，有更大的欺骗性，会麻痹群众的革命斗志，使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不是通过起义斗争来改变受剥削压迫的命运，而是寄希望于清官的出现，因而更应当批判之。
　　
这两种意见，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多，让人莫衷一是。但我心里有时也不免会犯嘀咕：照后一种意见去推理，岂非清官比赃官更坏了么！那么评价封建社会官吏好坏的标准究竟应当是什么呢！
　　
毛泽东当然不能容忍把文革引向学术讨论的方向。1966年3月下旬，毛泽东找康生、江青、彭真谈话，其间批评以彭真为首的5人文革小组道：“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
　　
各大专院校党团组织迅速组织师生学习2月份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该《纪要》3月份经毛泽东3次修改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转发全党）明眼人一看就知，《纪要》和《二月提纲》可谓针锋相对。
　　
5月8日，江青以高炬为笔名在《解放军报》发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的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彭真所谓“假批判、真包庇”、“舍车马、保将帅”的“阴谋”。5月10日，《解放军报》、《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接到要求迅速组织学习的通知后，各大专院校党团组织立即组织全校师生进行认真的学习讨论。
　　
全校师生开始轰轰烈烈书写大字报批判历史学家吴晗、廖沫沙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他的《燕山夜话》。开初，云大校党委规定大字报只能张贴在学校内名为“至公堂”的小礼堂里。除了张贴在小礼堂的四壁外，又在中间拉了好多根铅丝，使大字报可以从两面长幅地张贴在一根根铅丝上，形成一道道由大字报形成的“巷道”。这段时间的大字报，其内容几乎千篇一律，都是照抄报纸上姚文元和高炬的话：凡是反对毛思想的，不管是“大师”还是“权威”，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都要全部揭露出来，批臭他们，踏倒他们，剥开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画皮……联系到自己思想实际的，无非是众口一词地声称：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谁要让我们受二遍苦、遭二茬罪，我们坚决不答应云云。此类大字报，实在没有由单个人书写的必要，所以一般都以小组的名义发表。
　　
5月10日，《解放军报》、《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5月11日全国各种报刊纷纷转载。5月11日出版的《红旗》第七期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于是全国各地开展声讨北京的三家村和各地小“三家村”的高潮。
　　
5月11日，全国的报刊都同时登载中共中央改组中共北京市委、任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雪峰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为副书记的决定。通知中批评前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5月1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在全党全国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简称《“5、16”通知》。该通知决定撤消以彭真为组长的原中央文革5人小组，收回原先已被刘少奇认可的《二月提纲》。5月底又重新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和陶铸为顾问的中共中央文革小组。从此开始，包括云南大学在内的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由原先的部分停课闹革命转入完全的停课闹革命阶段。我和同学们一下子从以往紧张的教学秩序中解脱出来，既有些不习惯，又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新奇和轻松。
　　
6月1日晚8时正,中央新闻联播节目全文播放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偑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这份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全文。同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把宋硕、陆平、彭偑云领导的北大称为“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陆平等人所代表的“党组织”其实是反党集团。凡是反对毛主席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都要把它彻底摧毁。当天的《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触击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号召人们“做彻底的革命派，不当动摇派，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于是全国各地纷纷发声援电、信给北大的聂元梓。
　　
上行而下效，当时的中共云南省委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长高治国。先前，为联系云南省实际配合全国批判“三家村”，由高治国提议，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通过，抛出《云南日报》总编辑李孟北，依样画葫芦，模仿北京批判邓拓在《北京日报》副刊《燕山夜话》专栏上的杂文一样，把李孟北在《云南日报》副刊《滇云漫谈》专栏上撰写的几十篇杂文，定性为是北京“三家村”在云南的分店。认为《滇云漫谈》与《燕山夜话》是南北遥相呼应向党进攻的毒草。（当时供批判用的《滇云漫谈》资料迅速发放到全省大中专学校的各班各小组（每组2份）。与云南相邻的四川省揪出的“小三家村”是马识途、李亚群、沙丁。
　　
《滇云漫谈》中批判得最多的一篇文章，讲的是官僚主义问题。其大意是作者某次要找领导人汇报工作，先是乘自行车去，被大门警卫呵斥退了；继而乘吉普车去，也被挡驾了；最后设法乘轿车去，于是一路畅通无阻。用此文的话说正是“轿车骄也！”于是引来连篇累牍的大字报批判此文污蔑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形象和干群关系云云。中共中央撤消了彭真为组长的前中央文革小组，云南省委自然也要紧紧跟上，于是很快也撤消了高治国的一切职务，把高治国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让全省批判之。
　　
在云南省，批判高治国的第一张大字报是由云大政治部副主任尤某为首的17名左派联名写出的。高治国荣升省委宣传部长之前，曾经任过云大的校长兼党委书记，高治国离开云大之前把尤某从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提为校政治部副主任。可以说，高治国对尤某是有知遇之恩的。尤某等人现在敢于这么写，即可表明他与高治国划清了界限，更重要的当然是因为事先得到云南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授意。
　　
高治国在云大主持工作期间，是一位位显而不骄、且有一定独立见解的干部。比如，60年代初，全国高校师生劳动普遍过多，但当时举国上下万马齐喑，谁也不敢吭声。高能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长文作针砭，引起全国高校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此后各高校的劳动量也果然有所减少；他能抓紧工作之余的时间自学《资治通鉴》，并定期请老教授为之讲课。他的两个小孩在昆明师范学院（即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的前身，下同）附中读书，平时在校食宿，星期六晚上回家住宿得背上自己的行李回来才行。因为家里没有多余的行李。有时他的孩子要到大观楼公园游玩，往返都只能步行，。每次只给一人一角的零花钱，其中5分购门票，另外的5分买一杯清茶喝。他升任省委宣传部长后，他的夫人黄某仍然留在云大数学系任党总支书记，他的秘书沈某则留校任政治系党总支书记。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如今他一旦被抛出，其夫人、秘书也就立即被株连了。这两位系党总支书记，昨天还分别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指使该系师生如何写大字报“火烧”教授、讲师和干部，今日沦为阶下囚，变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世事无常，使人真是难以适应。
　　
对于批判高治国，我们许多同学心里是想不通的。为此，校、系各级领导做工作说：不应该被高的假象所蒙蔽。试问，他为何不热心学习毛著，却热衷于学习封、资、修的《资治通鉴》；他为什么不拜工、农、兵为师，却要拜倒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脚下……这样一来，我们心中的疑虑才逐渐冰释。于是进而责怪自己的阶级斗争觉悟低，自己的立场观点有问题。于是决心以更积极的姿态投身到革命大批判中，到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锻炼和改造自己。
　　
云大校党委自然也要紧跟云南省委。省委抛出了高治国，校党委则抛出了校党委常委、副校长李广田。李广田是一位在全国也有名气的文学家和诗人。其著作等身。校党委将其在解放前至文革初发表的“有问题的文章”汇编成册发到全校各班组供批判用。其中有一篇名为《花潮》的散文，赞美的是昆明圆通山的樱花。文中引用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古诗。文中又有“天气冷了，想要一顶帽子”的文字。联系到此文写作于1960年前后的3年困难时期，很快就被人们无限上纲，“春泥”被认为是“反党的决心”死而不改；“帽子”被分析为是要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是要甘当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彭德怀的殉葬品。“冷”被分析为是要影射1959年前后全党全国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的社会气候。大字报的结尾往往是“李广田不是想要一顶帽子么，给他一顶漏网右派、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正合适”一类的刻薄话。此时，全校在小礼堂“至公堂”张贴大字报显然已经远远不够了。于是经校党委决定把大字报张贴到学生食堂的墙壁上，便于学生边吃饭边看边议论。从此开始大字报中被点名批判的老师越来越多，所批判的内容也越来越离奇。
　　
当时的大字报，大多以小组集体署名的方式来撰写。只要某人先提出想写谁，其它的人一附合，马上就可以拼凑出初稿。大家围拢看看、议议，再多上纲一些，文字再尖刻些，哪些地方还可以引用一两句合适的毛泽东语录、古诗词或成语……于是略加修改后，就由毛笔字写得较好的同学执笔写成大字报，落款处由大家签名后张贴出去。由于大多是集体签名，真是人多气壮，或者无中生有、夸大其词；或者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或者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等都满无所谓。仅举我所在小组写的几篇大字报即可说明这种情况。一篇是写讲授《现代汉语》课的郑月蓉老师的。有一次在课堂上她曾经讲过：只要有人类，就会有人类的语言。如果有一天太阳熄灭了，人类不存在了，人类的语言自然也就消失了。以此来讲人类语言的生命力有什么错呢？但当时我们将它无限上纲地分析为是“恶毒攻击红太阳毛主席”。不是么，长期以来全国人民都把毛泽东比成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她却说太阳会熄灭。事后想起这篇大字报，我觉得很对不起郑老师，可是我至今没机会向她道歉，文革后再也没有见过她。我在这里道声：郑老师，对不起！（此书稿初成后，我曾请大学时同班的蔡君审阅提意见。蔡君的意见是：当时的郑某的确值得同情。但是，正是这位郑某，以后也伤害了不少同学。蔡君是云大的老造反派，也是有名的炮头。1969年初云南全省进行凶残无比的划线站队运动时，进驻云大的工宣队、军宣队穷凶极恶地组织一部分师生斗争另一部分师生，蔡君是被整得最惨的一个。其间郑老师也曾落井下石。因此蔡君认为，向郑某道歉就大可不必了。可我不这样看，我认为各人有各人的账。不能用郑老师后来的错冲抵她原先受到的伤害。我该道歉是我的事，郑老师对她的行为如何认识又是她的事。文革本身就是一部绞肉机，人们在其中互相倾轧、互相出卖、互相伤害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些情况，无需回避也回避不了，还是各人自己去反省吧。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都应当反省。这是一种道德的反思与忏悔，一个良心被洗涤过的国家，今后才可能对集体罪恶更具有免疫力。）
　　
另一篇大字报是批判讲授《古代文选》的江逢僧老先生。有一次在课堂上讲到封建社会里的官吏被贬谪时，江先生为了让大家便于理解，说其意思有如现在的干部下放，某人原来在领导机关当干部，后来下放到基层当干部。古代就称为贬谪。当然，二者性质是不同的，江先生曾就此专门作了说明。大字报于是就批判江对党的干部下放政策不满，把党和毛泽东的领导混同于封建王朝的统治，是恶毒攻击……大字报还说，江最后说的二者不同不过是欲盖弥张罢了。如今江老先生已经作古，我要道歉已不可能，我的忏悔只有直到永远了。
　　
还有一篇大字报是写校卫生科的中医师潘某的，说他对生病就医的男同学态度冷淡，甚至不耐心听完病情诉说就已胡乱开个药方把人草草打发走了。而对来看病的女同学，总是笑逐颜开，精神百倍，听、闻、问、切格外认真，切完左手切右手，对病情总是问长问短没个完……这篇大字报出自我组周君之手。周君不愧是中文系的，文字异常刻薄，把潘写成是一个老不正经的无赖。大字报张贴出去后，曾吸引众多的人前来围观。整个文革期间 ，潘都难以抬头做人了，这是后话。
　　
云大当时近3000多学生，每天得张贴多少大字报哟！有时找不到可以张贴的地方，不得已就要复盖先前别人所贴的大字报。为此，新贴者与被复盖者之间不时会发生冲突。有不少人则干脆在张贴时就直接写上“5日之内不得复盖”的字样。
　　
为了让一些“有保留价值”的大字报不致因被覆盖或被风雨破坏而湮没，校、系两级都分别成立“大字报组”，负责拍摄、抄录各系所张贴大字报的标题、要点和作者姓名，并且负责抄写那些他们认为有保留价值的大字报的主要部分以至全文，编撰成册由校印刷厂油印出来。除了留档外，也分发给各系各班组，供大家学习和参考。
　　
这段时间的大字报，表面好似全由学生作主，学生爱写谁就写谁，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其实也不全是这么回事。我这个当团小组长的心里就更清楚了。这时的大字报基本还处于校、系党组织的控制之下。其表现 ：一是大字报该写谁，我这个当组长的就时常得到班主任（当时称为政治辅导员）李某的授意。这种授意的方式很多，有时是由班主任或党、团支部直接召集组长开会作布置，面授机宜；有时是见面时暗示几句，我们即能心领神会去执行；有时是以闲谈的方式谈到某某教师的某件往事，谈者看似无心，其实这往事就正是可以用来写大字报的好材料。比如有一次班主任闲谈中讲到某位女教师可爱跳舞啦，有时晚上跳舞回来晚了，学校大门已经关闭，只有翻墙进来。于是这就成为我们批判她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字报材料。文革前到过云大的人都知道，当时云大大门两旁的围墙是极矮的花墙，很容易翻越。学校大门关闭后，许多回来晚了的师生都翻越过这花墙，这算什么事呢。可是经班主任这么一点拨，我们的大字报中就把它夸张为这位女教师翻墙时把高跟鞋的高跟也弄坏了，脚也扭伤了。一付狼狈相跃然纸上。二是这段时间的大字报，批判的都是“三家村”及其分店，都是上级党组织抛出的少数“有问题”的干部，再有就是“反动学术权威”，而对校党委、系党总支领导则还很少涉及。三是这段时间对学生的思想控制特别地严格。党团支部三天两头都要召集我们这些团小组长汇报所有同学的思想动态，要给所有的同学在政治上排队：（按毛泽东的说法，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哪些是左派，哪些是中间派，哪些是右派，并且分组制定如何扩大左派，团结中间派，控制、孤立和打击右派的行动计划。有时，上一次排队是中间派的，下一次排队时已经变成左派或右派也是常有的事。
　　
这段时间，且不说学生之间在急剧地分化和重新组合，就是在校党委内部也不例外。校党委副书记、校政治部主任赵季，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华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此时陶已成为中央文革顾问，正红火得很，所以赵某也春风得意。他不屑于当着众人的面看大字报，曾向人声称自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可是，随着运动的深入，他也开始坐立不安了。因为了解他的陶铸毕竟相隔甚远。远水救不了近火啊。于是，他开始不仅每天都得经常看大字报，而且担心看漏了有关他本人的大字报，因为当时的大字报也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不得不时常问周围的人，可否看到有关他的大字报。于是有人取笑他道：“你不是曾经宣称自己是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吗，怎么现在也有所畏惧了呀？”赵某怔了一下，狼狈地答道：看来我还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所以我心中尚有不踏实之处。赵某的以上言行，自然也被作为大字报材料被披露出来。联想到以往他在台上作报告时何等地威严，如今又是何等地狼狈，真让人好生感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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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第二章 卷入文革的飓风中（二）
三、中共云南省委及其工作组的引导
　　
为能有效控制文革的发展，中共云南省委一方面向昆明地区各大专院校派出阵容可观的工作组，另一方面则及时编印简报和大字报专辑下发给各单位以左右群众。省委编有简报和大字报专辑，省委驻云大的工作组也编有简报和大字报专辑，云大各系在党总支的领导下成立的大字报编辑组也编有大字报专辑。只不过省委和省委驻云大的工作组编的简报和大字报的专辑是铅印的，而各系编的则是刻腊纸油印的。现摘录几份与云大前校长高治国有关的简报和大字报专辑的目录如下：
　　
文化大革命简报（三十二）
中共云南省委文革小组办公室 1966年6月30日印
云南大学贴出了揭发高治国同志的大字报
6月29日下午4时，政治部副主任尤正发、杨家寿、组织部代副部长谢世宗、政治系副主任徐学铣、政治课教研室副主任刘西芳、人事处副处长苏宝光等6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李广田为什么能在我校横行一时》，揭发了高治国、赵季、施群等人在云大推行的一套修正主义的反动教育路线，指出他们干了许多坏事。如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上了天；排斥打击工农干部和反右倾斗争时的积极分子，积极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李广田翻案；重用和包庇反革命分子等等。
这张大字报贴出以后，引起全校师生员工的极大注意，反映十分强烈。成群结队，冒雨前往观看，奔走相告，议论纷纷，不少人激动地说：“这是彻底革命了”，“云大的总根子找到了”，“捉住了大鲨鱼，我们系的问题也好解决了”。
文化大革命简报（四十）
中共云南省委文革小组办公室 1966年7月2日印
云南大学揭发高治国同志的大字报迅速上升
……继尤正发等人贴出第一份对高治国的大字报后，大字报成批上升，署名的人数成倍增加。至七月一日上午七时半，共贴出对高治国的大字报503份1818张，署名2552人次。至七月一日下午6时，共贴出对高治国的大字报732份2972张，署名3532人次。这两天来，贴大字报和看大字报的，人山人海，川流不息，广大革命师生职工热情高涨，整个学校热气腾腾，一些高治国的知情者，如党委副书记赵季，原高治国的秘书沈震寰（现任政治系总支书记）等人，在群众的压力下，也被迫开始揭发了高治国的一些问题，据学校党委常委、总务长、老红军程明轩同志揭发：1963年上半年的一次常委会议正式开会前，不知为什么惹发了李广田的反动思想，说了许多对党不利的话。这时高治国指着李广田说：你这张嘴巴，经常讲些反动的话，今天我高治国在云南大学又是党的第一书记，又是校长，我不是那样的人，假若是别人的话，随便把你的问题集中起来，就可以划你李广田大右派” ……
文化大革命简报（六十七）
中共云南省委文革小组办公室 1966年7月9日印
云大革命师生继续揭发高治国反党反革命罪行
被高治国摘掉弃置4年的“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的牌子又重新挂起来
到7月8日下午6时，揭发高治国的大字报增至2220份11811张，署名11837人次。赵季揭发高治国为了打击排挤左派和工农干部，策划组成云大的右派核心，在金殿召开过一次秘密小会。于是云大副校长寸树声也进一步揭发道：1962年春，高治国邀约李广田、施群、赵季和寸树声以“郊游”为名，在金殿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把“与党委意见不一致的陈捷、李一鸣、柴希孝等人”赶出云大；又提出“今后学校的领导核心就是今天来的这几个人”。 寸树声回想起自己当时的心情是“受宠若惊”，因为“我是一个旧知识分子……既不是党委委员，更不是常委，高治国把我列在领导核心，我当时的确有受宠若惊的感觉。这次秘密小会后不久，高治国就把陈捷、李一鸣、柴希孝等一批同志排斥出了学校。
云南省委云大工作组 1966年7月9日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省委文化革命小组
大字报选编（1）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编印 1966年7月2日
目录
高治国为什么包庇《滇云漫谭》……王  甸  吴琦珍
“关于学术讨论的一些情况和意见”是高治国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林建中 史锋
揭露高治国在文化大革命中抗拒省委指示……曾世荣（系高治国的秘书）
高治国反党又一罪证……杨西文 张家驹 鲁宗敏 刘光茂
高治国为什么要竭力冲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曹贤桢
高治国大肆放毒野心何在……林啸
高治国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又一铁证……岳邦荣  周永棋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省委文化革命小组
大字报选编（2）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编印 1966年7月2日
目录
高治国在云南大学的反革命真面目……何跃华
彻底揭露高治国的反党罪恶活动……金  澎
听其言  观其行  高治国是道道地地的伪君子……林建中等6人
高治国狂妄吹嘘自己  打击省委其他领导同志……穆雨生
撕开高治国的假面具……陈树安 刘瑞斌
高治国在一处两次会议上向党射出的毒箭……张家驹等3人  
群起攻之 斩断魔爪……岳邦荣
反党分子高治国放毒几例……穆雨生
“打击别人  抬高自已 ”是高治国贯用的手法……金澎 刘光茂
     
从第三期起，还选登了省委各部委包括新华社云南分社的一部分大字报，使大字报的内容更为“丰富”了。
云南大学
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编（1）
中共云南省委云大工作组编 1966年7月2日
揭露高治国大字报选
目录
揭露高治国在云大几年来干了些什么勾当……总务处 陈明轩
把李广田的后台高治国揪出来……外语系 西竞强
撕下反党大阴谋家高治国的画皮……中文系 张桂华等（包括了系总支领导、副系主任、各教研组长等骨干共10人）
高治国同志的立场和品质……赵季
揭露高治国的真面目……沈震寰
高治国在云大期间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政治部李凤瑜等8人
     
四、杀鸡儆猴到白色恐怖
　　
每天都要认真组织大家学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简称两报一刊）的我们这些小组长们，都发现了报刊上的一个明显变化：从6月2日开始，每天各种报纸的右上角报眼处都加框印出一条毛泽东语录，报纸上的某些提法已更为尖锐了。比如评论员文章称北大党委书记陆平等人所代表的党组织其实是“反党集团”。而凡是反对毛泽东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权力，多老的资格，都要把他彻底摧毁。”
　　
一时间，全国各地高校纷纷发声援电报给北大的聂氏，我们自然也不例外。
　　
6月3日，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组成了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雪峰为书记、吴德为副书记的新北京市委。新北京市委迅速派出众多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各高校领导开展文革。云南省委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样马上效法，也往昆明各高校派出阵容强大的工作组。派到云大的工作组组长是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马文东，副组长是省委委员、省纪委副书记贾敦芳。
　　
省委工作组到云大后，全校的领导工作就以工作组为主、校党委为辅了。
　　
在全校加强思想控制并用心良苦地辅之以简报、大字报选编等对运动加以引导的过程中，云大中文系出现了一种可怕的思想苗头－－云南省委不是抛出高治国了么，于是有人就联想到高是近两年内才从云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升任云南省委宣传部长进而成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组长的，高得以连连升迁的黑后台是谁？是谁如此重用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这种怀疑的矛头所向自然是直指中共云南省委了。对如此危险的思想苗头，云大各级领导十万火急地逐级往上汇报。云南省委则及时研究了对策。于是，在云大中文系，有的学生就得倒霉了。
　　
黄君是我们班上较为活跃的一位同学，他的父亲在旧社会曾任银行的高级职员。他性格开朗，有说有笑，空闲时爱吹笛子、拉胡琴。
6月9日上午，也是合该有事，我班的团支书王君双手翻着一张报纸进宿舍时，正在吹笛子的黄君要与王君开个玩笑，把王君捧着的报纸当成靶子，把自己正在玩弄的笛子当成枪杆喊道“缴枪不杀”就向王君刺去，结果他的笛子把报纸戳穿了一个洞。如果一般的报纸被戳穿一个洞也不是什么事。偏是这段时间的报纸几乎每天都有毛泽东的“光辉形象”，而黄的这一“枪”正好洞穿了毛的“光辉形象”。王君和当时同在宿舍的杨某当即对黄君进行了指责，黄君也不断地作了自我批评。满以为事情到此就算了结了。哪想到此事被逐级迅速汇报到云南省委。当天下午4时，云南省公安厅开来一辆警车，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逮捕了黄君。把人抓走之前，面色灰暗的黄君被押进会场，由中文系党总支突然召集我们全班学生在一块临时开批判会。会上先由杨某情绪激动地当众揭发黄君仇恨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滔天罪行，事情被描绘成是黄君怀着刻骨仇恨用笛子当作枪杆向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咬牙切齿地刺去。此外还有会前临时安排的几位积极分子发言进行揭发批判，也有未经安排而主动要求发言以向党组织表示忠心的人。比如我班的蔡君，此时已被内定为“右倾”，此时为了自保，竟也对黄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批判（待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查抄“黑材料”时，蔡君才在同班一位“左派”当天的日记上看到这样的文字：“姓蔡的反革命早迟也要抓起来才解恨呢”。当然这是后话了）；又如与我同宿舍的周君也踊跃要求发言,主动起来言之凿凿地揭发道：有一次黄君曾向他打听从其家乡思茅到边境还有多远，要经过哪些地方等，现在才明白这是黄某要为以后叛国投敌打听好出国的线路。其实他们二人这次交谈时我也在场。当时纯属无话找话的聊天，因为周君是思茅人，而黄君自小在昆明长大，没有到过思茅，出于好奇随便问问而已，绝对没有其它意思。可此时此刻，我哪里还敢讲半点不同意见去引火烧身，只要不把我牵连进去就好。同时也暗暗提醒自己，今后与周君相处可要格外小心，以免到时又让他抓住什么小辫子。总之，这次批判会上的发言者全都是落井下石，把黄君平时说笑话讲的只言片语全都无限上纲，扣以一顶顶可怕的政治帽子。更有两三位积极分子不时带头呼口号：“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坚决镇压反革命”、“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谁胆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不知怎么搞的，此时头脑中会突然冒出三国时代曹植的两句诗：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面对此情此景，被我改动为：
　　
“本是同窗友，相煎何太急”了。
　　
整个批判会场的气氛杀气腾腾，阴风惨惨。打从进入会场开始，我的心就狂跳不已，一边跟着大家高呼口号，一边在头脑中飞快地回忆着这些天来我与黄君的交往。倒不是在想是否有什么可以揭发的，而是在想我自己这些天可曾说错过什么，做错过什么。最糟糕的是当天中午饭后我还和他一道有说有讲、搂肩搭背地从食堂走回宿舍，这段路途有几百米远，难免已被别人看到，不知别人会怎么看我呢？
　　
想到这里，两腿发软,喉咙发干，身子便不由微微颤抖起来，额头和手心也不知不觉沁出一层细密的冷汗。批斗会结束，黄君在一阵阵让人心惊肉跳的口号声中被带出会场时，我偷偷看了黄君一眼，只见黄君的眼睛充满了绝望的忧郁。
　　
事后许久，每当回想起此情此景，我都会为自己的卑怯羞愧不已。（特别是黄君被平反回到学校后我刚见到黄君时，看到昔日聪明、活泼、开朗、健壮的黄君，此时呈现目光呆滞、反应迟缓、皮肤浮肿、沉默寡言的病态时，这种愧悔之情尤为强烈。）是啊，当时处于这种胆小怕事、避之唯恐不及、唯恐牵连自已的心理状态，还怎么可能替黄君想想他所遭受的冤枉，又怎么可能去深究杨某揭发的荒唐呢 。但我可以断言，以我当时处于的“左”派地位，尚且如此自危，则当时与我一样持有如此卑怯心理的，就决非少数人了。尽管后来造反派得势后，其中有的人竟以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英雄自居，又岂能抹杀得了当时曾经如此卑怯的实际情况。高我们一届的银清兄看过我的书稿后回忆起当时的情况道：当时他们几个班的同学也被系党总支安排站在我们班所召开的批判会场外接受教育。此前我还一直以为他们只是来看热闹的呢。我和银清兄也都认为，如果当时我们的班主任厚道些，能把枪口抬高一分，此事也就可大可小，则黄君未必就会成为可杀之“鸡”了。
　　
6月9日下午与黄君同时被捕的还有化学系一位姓名为鲁坚的同学。其罪名是他的一个在昆明工作的老乡是反革命分子，而他与这个老乡曾经有过往来。
　　
黄君和鲁坚被捕后，校党委抓住这一典型“案例”，布置全校师生认真讨论，要求大家要时刻警惕个别混在革命队伍中的阶级敌人。还说什么文革胜利之日，就是阶级敌人灭亡之时。而敌人不会坐以待毙，必将狗急跳墙，因而阶级斗争将日趋复杂云云。一时间搞得人人自危、人心惶惶，说话做事都得格外小心谨慎。于是这股最早出现在云大、也是最早出现在云南大专院校的怀疑云南省委的造反思想苗头，这股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在当时属于最可宝贵的“造反精神”，就以黄君和鲁坚的被捕而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工作组进校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全校师生的控制。其手段主要有二：一是从思想上控制，向骨干和积极分子并通过他们向大家打招呼：前事不忘乃后事之师。当年毛泽东不是讲过：“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能锄掉”么？要大家记住1957年反右斗争的经验教训。现在也是引蛇出洞，搞先放后收，让坏人充分表演。文革开始以来的诸多中共中央文件不是都有这样的话么：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放到运动后期处理。这也就是说，以后会算总帐的！到秋后算账时就有好戏看了。二是从组织措施上制造“红色恐怖”气氛。在各种会议上散布说随着文革的深入，阶级斗争必将日趋尖锐复杂，原先隐蔽很深的阶级敌人很可能兴风作浪、狗急跳墙。因而需要左派学生组织起来在夜间值勤巡逻。这种值勤要巡逻整个校园而又不能让其他同学知道，只能是内紧外松，秘密进行。巡逻的方法是将校园分区划片，落实到各系实施。为避免发生误会，每晚由校保卫科制定口令。巡逻的人手持木棍作为武器以防意外。为此，校保卫科的工作量明显增大了，何况原保卫科的人员未必都可靠。于是，我班的亮君和理科的一位左派同学被临时吸收到校保卫科协助工作。此时身处运动中的校保卫科的干部已是人人自危，两位左派学生的进入，无疑就成为其最可靠的骨干力量，大有喧兵夺主、取而代之的架式。和其它高校一样，云大师生的校徽区别是，教工的是红底白字，学生的是白底红字。我们不时向亮君开玩笑说，以后他必定会留校工作，因为此时他的校徽有一半已经是红色的了。我也被列入参加巡逻的名单中。我们中文系“左派”的巡逻路线是从本系男生宿舍映秋院出发，绕过校图书馆大楼，从女生宿舍楼边走过，拐入一院教工宿舍，穿过走廊进入校卫生科小院，然后又往回转。每班值勤时间为2小时，一般也就是这么来回走上两趟，就该叫醒下一班的人来接班了。
　　
这段时间的巡逻中，也曾闹了些笑话。带着“敌情观念”巡逻，难免就会草木皆兵。有几个晚上的巡逻中，我们似乎听到无线电收发报机接收信号的嘟嘟声。这种声音似有似无，忽远忽近。当我们站在图书馆大楼附近侧耳细听时，这嘟嘟声似乎来自女生宿舍楼一带；到了女生宿舍楼前竖起耳朵听时，这嘟嘟声好像又在卫生科小院和教工宿舍院之间；当我们穿过一段林荫道进入教工宿舍院时，这嘟嘟声却又听不见了，或者听来仿佛又在图书馆那边了，也有时又像是来自女生宿舍楼后边（其后边已是学校围墙外的偏僻马路。）这种嘟嘟声并非一直都有，而是时有时无，一般在夜间两点钟以后才出现，这就弄得我们疑神疑鬼，经常得踮起脚尖屏声静息地从这里走到那里，又从那里走到这里地瞎折腾。轮到交班时，还得详细向下一班介绍情况，提醒他们继续注意。第二天还会煞有介事地向校保卫科反映情况。为查清此事，有两个晚上，已经到校保卫科工作的亮君也参与我们的巡逻。每逢这种时候，他配带的校徽已经换成红底白字的了。见我们都好奇地看着他的校徽，他笑着对我们解释说，这是为了工作的需要。因为如果有事要突然检查教职工的家，以校保卫科的身份出现，这样要方便些。
　　
为了这十分可疑的“嘟嘟”声，我们每天夜晚的巡逻，心情总是既紧张，又兴奋，总希望能发现点什么情况，以至因此能成为保卫文革的英雄。可是，直到8月中旬巡逻活动告终为止，我们徒费了许多精力，也出了一些洋相，但始终没有能弄清楚。
　　
受保卫科的指示，每当巡逻到教工宿舍时，我们总是格外认真。哪一扇窗子夜间还亮着灯，或者夜间开过灯，我们都要记录下来。有的同学甚至还要蹑足到窗下去窃听一会儿，听听里边有何动静：是否在搞收发报，是否在销毁罪证，还是要转移“变天账”……可是，每次都让这些积极分子一无所获。比如有一次有一位同学靠上窗前听了几分钟后回来悄悄告诉我们：开始，他听到里面有擦火柴的声音，满以为里面的人在销毁什么呢。过了一会儿，听到女人的声音说：半夜三更的抽什么烟哟，把屋子搞得怪闷的。以后再也听不到什么声音了，灯也熄了，大概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到了第二天，这一情况还是汇报给了校保卫科：这一个教工思想紧张可能有问题，否则为什么半夜三更睡不着要吸烟呢。这样，保卫科就会按方位查出这个教工的姓名和所在的处室，通报给情况，让他们安排人密切观注其动态。另有一次，有一间屋子的灯半夜亮了，又有一位同学靠上前去，过了一会后回来对我们说，是那户人家的小孩拉肚子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头天晚上被人窃听了的教职工，第二天还会跑到校保卫科反映情况说，头天夜里，他们似乎听到窗外有动静，不知是怎么回事，请保卫科加以注意。保卫科只好解释说，那是我们保卫科巡逻的同志巡逻中发出的声响，请他们放心睡觉好啦。同时还得表扬他们的革命警惕性高，希望他们以后遇事多与保卫科联系。事后保卫科又要求我们，以后巡逻中尽可能不要弄出响声。而打这以后，在教职工宿舍院，半夜里几乎再也看不到亮灯的窗子了。这也难怪，谁还敢引火烧身啊。
　　
参加这种夜间巡逻后，第二天还得照常跟全班同学一道进行政治学习、搞大批判，不能让其他同学知道我们头天晚上曾经干过的工作。这段时间可真够累人的。但当时满以为是组织上的信任，充当的是学校的革命卫士，年轻人多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事后想想，我们所充当的这种角色实在不光彩，客观上使校园里笼罩了一层白色恐怖的阴森气氛。
　　
这段时间的政治学习内容特别丰富。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传达得最为及时。其中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6月初中共中央对开展文革的8条规定：包括“大字报不要上街”，“要内外有别”，“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在街上开”，“不要上街头，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
　　
6月中旬传达了6月1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的批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不要急于反击。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给予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即扣给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的帽子）。
　　
6月下旬，各高校传达了6月24日刘少奇针对“6.18事件的批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要用通报形式发给全国，”以期通过典型事例，制止在揪斗“黑帮分子”时普遍存在的“过火行为”。在同一个文件传达会上，还传达了当时在京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集体意见认为：“6月20日前后，在野右派感到气候已经适合，纷纷出笼。他们和黑帮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结，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兴风作浪。”“许多单位不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是牛鬼蛇神横扫一切”。“现在出现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们激烈地争夺领导权的现象。”“在适当的时候是要反击的”。
　　
事后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北京的24所高校在刘少奇讲话后的50多天里，有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有上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云大则有上百人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分子。
　　
以上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讲话的传达，让我们明白无误地接受了这样的信息：一场类似于1957年然而规模更大、被打击的人数将更多的新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在全国酝酿中。现在还仅仅处在“引蛇出洞”阶段，好戏还在后头哩。能进大学真不容易，可千万不能走错半步，否则这辈子就完了。这种教训我们听的见的已经够多了。
下图为洱源县八派宣传队划綫站队宣传途中的合影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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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共8届11中全会和昆明红卫兵（一）
　　
一、昆明高校工作组的撤离
　　
从5月下旬开始，毛泽东到哪里去了，整个大陆除了江青和周恩来，其他中共领导人全都蒙在鼓里。毛泽东在等着看刘少奇的好戏呢。在湖南韶山滴水洞行宫住了一段时间的毛泽东在暗处密切关注着全国的动向，他觉得差不多了，该出山了。于是，7月1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全国各大报头版头条播发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等人陪同下畅游长江的消息和照片。以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分别用套红通栏标题发表的社论《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7月18日，毛泽东突然回到已经离开50多天的北京。回到北京的毛泽东避而不见刘少奇，却放出话来：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期间领导的运动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一下子把刘少奇搞得不知所措。
　　
7月20日，江青在接见河南省代表团时用心险恶地提出：我们不能太天真浪漫，要搞“文攻武卫”。7月25日，毛泽东在文革小组负责人及中央常委面前说：“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在同一天，毛泽东对各大区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指出：“学校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所以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依靠本校本单位，不能依靠工作组。”同时打招呼说：“你们这些人，你不要革命就革到你的头上”。“学生们停课、吃饭，就是要叫他们闹事的，闹斗、批、改的，不要怕闹事”，工作组“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驱逐之。”
　　
也是在7月25日这一天，当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再次到北大时，康生向北大师生宣布：“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 康生的矛头所向，直指刘邓，在当时的北京，已是不言自明的事了。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毛泽东的表扬与批评，使江青一伙趾高气扬，让刘少奇等人晕头转向。在以后的几年里，江青无论走到哪里，都言必称“我是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的。”而刘少奇等人的窘态，从8月初云南省委驻云大工作组传达的7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市大中学校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人在会上的讲话可见一斑。其中尤以刘的讲话最为典型。刘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工作组多数同志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错误”。“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诚心地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也不晓得。”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以至“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明其妙。”在讲到要保护少数派时，刘少奇提到北京有一个学生喊了“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口号，对他也不必马上抓起来，可以“保护”一下。这两句话又授人以柄，成为以后批判他公然反毛泽东的一条材料。
　　
8月4日中共元老朱德在北大批判其工作组长张承先的大会上讲话说：“无产阶级国家办事依靠谁？主要依靠你们学生，其他人都是为你们服务的。我们的政权有十多年了，还没有无产阶级学校怎么办的经验，这次夺过来了，以后怎么办是你们的事”。“你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比任何时代的青年都强”。
　　
8月5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讲话说：“我同意李雪峰同志说的，我们派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这就给各校的工作组带来根本性的困难。因为当时各学校对前北京市委领导的各学校的党政领导机构不信任，对于现在党中央指定的新市委，敲锣打鼓表示欢迎，要求党中央和新市委给各校派工作组，我们是仓促决定、仓促上阵、仓促派了工作组。没有仔细考虑工作组的根本性任务是什么，没有很好地交待工作组的根本任务是什么。甚至党的政策也没有交待。整个北京派到各校各单位的工作组将近1万人”，“蒋南翔（当时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一小撮把清华搞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提倡旧清华传统。现在，清华园解放了，你们当家作主了！从今天起可以说，清华大学新生了！”
　　
在8月5日清华园的大会上，中共元老董必武也讲话说：许多人送条子，关心我的年龄，要让我早点休息，我不愿意休息。我为什么不愿意休息呢？因为这个文化大革命，我几十年没有见过，我是来学习的，我参加了这个运动，我不是老了，我是年轻了一个甲子……
　　
这段时间，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争先恐后地纷纷到北京各高校亮相，表明自己对文革的积极态度。
　　
而在另一些场合，刘少奇等人的谈话就是另一种内容了。
　　
7月28日，北京市委根据中央指示，公布撤消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对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女儿说：“工作组要走，今天下午就走。今天早走，就会主动，也使革委会主动。明天就会被动。”同一天，作为驻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之一的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清华大学大会上说：“工作组有成绩，也有缺点，抹杀不了。”清华大学工作组在撤离前指定以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和元帅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为首的“清华大学文革筹委会”。
　　
8月2日，刘少奇到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讲话说：工作组“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我们还不清楚”。“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同一天，邓小平、陶铸到中国人大找到校长郭影秋，在大会上再次讲现在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在大会上，针对学生的提问，邓小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澄清事实”说：二月兵变“没有这回事，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这种说法就与当时林彪、康生等人有眉有眼地大讲“二月兵变”格格不入。
　　
8月4日，刘少奇同北京建工学院工作组谈话说：“学生揪住你们，兴趣就那么几天。”“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脱身”，要工作组“做点好事”。还说：“群众暂时分裂一下也不要紧，不要怕反革命上台。蛇出了洞，就好打了。刚出几个反革命，你就一锤子，就打不倒”。“应该让他们活动，让他们整党员，就暴露了他们”。事到如今，刘少奇毫不惊醒，还在念念不忘整治别人，正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也。
　　
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里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事后披露的材料得知，其实是毛泽东在8月2日的《北京日报》一版的左下角报纸上批的几句话，被陈伯达一伙作为大字报抄贴出来，就成为全国各地大肆造反的金牌令箭），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在50多天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陈伯达紧紧跟上，马上写出大字报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的大字报。
　　
以上许多材料，自然是事后经大字报披露才逐渐知道的。
　　
7月25日这天，我们所能知道的，只能是广播节目和报纸上报道的7月16日毛泽东由王任重陪同畅游长江1个多小时、游程30余华里的报道和大幅照片，以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分别为之发表的两篇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然后是各地各单位盛大的庆祝毛泽东万寿无疆的游行活动和跟着毛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的滇池游泳活动。
　　
8月6日清晨，我们才得知，头天晚上一夜之间，云南省委派往昆明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都已撤走了。工作组何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当时我们还难以理解。饭堂门口已经有些学生写出大字报，吁请省委让原工作组再回来领导学校的文革。我班的团支书王君是校文革筹委会的成员，当有人提议我们小组也应写出挽留工作组的大字报时，我找到组织上也属于我们团小组的团支书王君，征求他对此事的意见。他把我拉到一边说：这种大字报不必写了，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工作组撤离前曾召集师生中的骨干开了个座谈会，原先座谈会的规模设想比较大，这样也将通知我去参加。后来省委决定规模小点为好，于是这个会每个系只有二、三个人参加。最后王君又压低声音告诉我，据说毛泽东对派工作组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北京各高校反工作组可激烈了，各系反映最近有些人已收到北京的一些来信，煽动的就是要反工作组，有的同学很自觉，把这种来信上交给组织了，我们中文系还没有发现这种情况，要我加以注意。末了王君要我转告大家：驻云大的工作组对全校师生给予的支持和配合表示感谢。今后的运动，主要就依靠校党委和全校师生一道来开展了。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们相信大家一定能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听王君这么一讲，我也就释然了。当我把需要向大家转达的意思向全组说明后，只有我们的行政小组长小李，她父亲当时是昆明空军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她显出对工作组特别有感情的姿态，还想坚持写这种挽留性大字报。因为见没有人附合，也只好作罢。

8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泽东著作。《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人民的大喜事》，于是我们又是成天上街庆祝游行，又是到其它高校贺喜，忙得个不亦乐乎。
　　
8月7日这一天，云大出现了以物理系学生曹齐康、保荣卿二人合写的批判校党委的大字报《我们的疑问、看法和建议》，怀疑对高治国的揭发是有人是在玩弄“舍车马，保将帅”的把戏。其矛头所向虽未言明，但明摆着是对着高治国的上级、中共云南省委而言了。其行文彷效北大聂氏的大字报，不过口气较为平和，责问为何云大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这可触怒了校党委书记兼校长胡泮生、校党委副书记袁光、赵季等一干人。曹、保大字报当即遭到有组织的全校师生的围攻。有大字报警告他们道：云大不同于北大，他们要充当“政治扒手”是没有好下场的。一夜之间，批判曹、保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架式。曹、保大字报被冠以“奇文共赏之”的名目印发给全校师生供批斗用。此后，曹、保二人的人身自由受到监视和控制。幸而曹、保二人的家庭出身都不错，都出身于工人、贫农。否则，从其阶级根源上去分析和批判，其日子将更加难过。
　　
作为团小组长，我也受命积极组织全组同学书写大字报参与对曹、保二人的批判与围攻。我们在大字报中列数种种“事实”赞扬校党委领导之正确；剖析曹、保二人的用心是“妄图把水搅浑以便浑水摸鱼”，是要取消党的领导。也有一些大字报声称尽管曹、保二人出身好，但现在已经蜕变为反革命分子了，建议公安部门予以逮捕。。在这种高压之下，曹君实在熬不过了，写出了忏悔性的公开检查。这样，剩下一个保君就更加孤立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曹、保二人敢于写出这篇“反动大字报”，的确是需要有极大勇气的。可此时的云大已不再是铁板一块，6月9日，外语系的刘必新等9人写出《我们的看法》的大字报反对在辩论中无限上纲，乱扣帽子。这篇大字报贴出后，竟然有多人签名表示支持，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就在曹、保二人被围攻得最险恶、以至曹君不得不向校党委和工作组俯伏投降之时，云大物理系居然又出了个学生名叫方自清（此人出身工人阶级家庭，但取的名字却也不俗，大概是取自古文“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之意吧。后来却改名为方向东，倒也成为云南省一大派群众组织的头头，这是后话。）方君一鸣惊人，在全校貌似轰轰烈烈、实则万马齐喑的高压下，写出了一篇同情曹、保，非议围攻，主张平等待人、以理服人、让人讲话，进行真正大辩论的大字报。方自清当时能这样做，需要有何等的人格力量和勇气。霎时间，全校师生的大字报矛头又都指向方君。人们指责方“貌似折中公允，实则与曹、保乃一丘之貉”的大字报比比皆是。于是方君成为众矢之的，日子异常难过。幸而方君亦出身响当当的工人阶级家庭，故而一时尚未见到有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大字报。
　　
8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就是在这个文件中，也还有右派学生的问题“放到运动后期处理”的文字。
　　
8月10日，毛泽东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接见前来庆贺“十六条”公布的群众，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8月12日，北京公布了中共8届11中全会公报。让群众代表列席参加中共中央全会，这在中共党史上，算得上是空前绝后的创举。几天来，全校师生都沉浸在狂欢和喜庆中。
　　
8月14日，刚从北京开完中央全会返昆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等一行人到云大看大字报，然后在校党委会议室接见学生代表20余人，我作为中文系的代表参加了这次被接见的活动。阎红彦的讲话很简短，无非是讲“十六条”如何重要，是指导全国开展文革的纲领性文件，要大家好好学习；讲毛泽东的身体非常健康，红光满面，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讲运动中要坚持一条：相信群众相信党……事后我们得知，省长周兴和省委书记处的其它几位书记，当天都分别到昆明的各高校看大字报，并与学生代表见了面。
　　
8月15日，中共中央常委李富春对共青团中央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和首都部分师生讲话说：在文革中“所有中学校的工作组都是团中央派的，这些工作组没有做好事情，挑动了学生之间的斗争，压制学生。更恶毒的是迫害了学生。”“我向同志们郑重宣布：胡耀邦同志、胡克实同志、王伟同志、胡启立同志停职反省……因为撤不撤职要由团中央全会来决定”。
　　
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配带“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大中学生。毛泽东问站在身边的宋任穷女儿姓名，当她回答是“宋彬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字时，毛泽东提出“要武嘛”，应是“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取名“宋要武”为好。当报纸和广播传出这条消息后，全国大中学生中掀起了一阵更改姓名的风潮，以卫东、向东、卫彪、向红、卫红、文革等为名的到处可见。我们小组的石君家是云南省有名的拉祜族大土司，为表示以后永远效忠于毛泽东，把其姓名改为小兵，意思是他将永远是毛泽东指挥的革命队伍中的一名小兵；我组的杨君原名德赋，为表示要当毛泽东的革命闯将，将其姓名改为杨闯；我班的闻君原名正学，认为其名字文绉绉的，遂改名为飚，以表示自己将和文革一样永远作为革命的狂飚。此外，我班的绍昌改名为绍红，明灿改名为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这一天的报纸上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人姓名排列上有了微妙变化，刘、邓的排列靠后了，康生、陈伯达等人靠前了。陶铸已排为仅次于毛、林、周之后的第四号人物。

二、云大红卫兵的产生
　　
1966年6月份，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在清华大学附中和北京大学附中诞生时，仅是一个以“红五类”、即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5种家庭出身的部分学生发起组成的半公开组织。经他们两次将大字报和信呈交毛泽东后，毛泽东复信称其大字报和来信“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此后，毛泽东在4个月内8次接见红卫兵共达1100多万人次，红卫兵很快成为文革中全体大中学生的代名词。全国的小学生则被称为红小兵。因为文革中所有的造反派群众组织成员都有一枚红卫兵袖章，所以“红卫兵”甚至成为文革中所有造反派的代名词。
　　
文革初期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曾佩戴红卫兵袖章，被誉为红司令，林彪、周恩来等许多人也佩戴红袖章，以能当红卫兵为荣。当时曾排名为中共第4号人物的陶铸在接见中南地区来京串连师生及在京学习的学生讲话中说：“红卫兵的参加条件你们自己去决定。年龄限制，主要是青少年，壮年、老年一定要参加也可以，可以当个顾问么！我50多岁了也当个老红卫兵。”
　　
而刘少奇7月14日曾在给北师大附中工作组的指示中说：“红卫兵是秘密组织的，是非法的”。对比之下，毛、刘二人的态度泾渭分明。
　　
8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其中有道：“革命的学生们组织‘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等革命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组织。他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是合法的行动。谁要反对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就……违背了党中央的决定”。
　　
就在8月23日这天，昆明各大中学校，纷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种红卫兵组织与北京的有所不同，是在校党委和校文革委领导下产生的。其编制是各班级成立红卫兵小队，系成立红卫兵中队，学校成立红卫兵大队，昆明地区成立红卫兵总部。我班共有60名学生，我班第一批参加红卫兵的包括我在内共有12人。由系总支张桂华书记和文革筹委负责人在全系共60余名加入者宣誓无限忠于毛泽东之后，为大家佩戴了红卫兵袖章。
　　
“红卫兵”三个字用黄颜色印在红布袖套上，为保持字样的鲜艳，班上的女同学们用金黄色的丝线替我们把三个字绣实了，使三个字有一种立体感，颇是醒目。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我们已经是共青团员了，为何还要成立红卫兵组织，今后红卫兵与共青团将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大家在讨论中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可谁也回答不了。我班的团支书王君荣任学校的红卫兵大队长，我和他私交尚可，当我把以上问题向他提出时，他挺神秘地说：你没看出来么，许多共青团员虽然也都写了要求加入红卫兵组织的申请书，却未被批准， 这难道不可以证明，红卫兵比共青团的级别更高么？至于今后到底会怎么调整，现在还很难说。现在路线斗争十分激烈，头脑可要清醒呀！对他所说的，我似懂非懂。见他忙得不行，我也不便再问什么，只有点头称是，请他今后多多提醒和关照。
　　
此后几天，各班又接连发展了几批红卫兵，使红卫兵人数大约占到学生总数的50%左右。在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的组织、协调和支持下，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代表召开了几次“串连会”，酝酿成立昆明地区红卫兵总部的有关问题。
　　
8月26日下午，在昆明军区的国防体育场召开了昆明地区红卫兵总部成立大会。省委书记处书记孙雨亭、省委秘书长马文东、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副政委王砚泉、参谋长崔建功、政治部主任许志奋、昆明市委第一书记赵增益等省、市党、政、军要人都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以鼓掌赞成的方式选举产生了以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朱家壁少将的女儿、昆明第八中学的女生朱勉生为总队长，我班的团支书王君为副总队长的昆明红卫兵总部领导，聘请昆明军区政治部主任许志奋为总辅导员。
　　
由于是官办的组织，真是财大气粗，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始终不断。那威风凛凛的红卫兵纠察队有巡逻的、有站岗的，有维持秩序的……真是应有尽有；来采访的众多记者，把镁光灯闪个不停。高音喇叭传来王君宣读总部给全省大中学生的一封公开信的声音，亦是别有一番气派。王君虽说排名副总，但他是党员大学生，因而红卫兵总部实际上由他主持工作）王君最后鼓足中气振臂呼喊出公开信的结尾：“撼山易，撼红卫兵难！”听者无不为之动容。
　　
王君荣任副总队长后，其食宿都搬到昆明红卫兵总部的办公大楼（由省委办公厅安排共青团云南省委划出一幢大楼供其使用）去了，偶尔返校公干或回宿舍取点书籍或换洗衣物，都是轿车接送，身价可谓高矣！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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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共8届11中全会和昆明红卫兵（二）
　　
三、冲向社会“扫四旧”
　　
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好得很》的社论，高度赞扬北京红卫兵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解放军报》也在同一天发表《做得对！做得好！》的社论说：“这几天来，首都成千上万的红卫兵走上街头，在广大革命职工、革命群众热烈支持下，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展开猛烈进攻，横扫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色彩的一切名称、牌号、书刊、装饰、陋规、习俗。它使资产阶级威风扫地。它使革命的人们精神振奋，耳目一新。真是热气腾腾，‘一天等于二十年’”。
　　
在这些社论的煽动下，我们云大的红卫兵也和其它学校的红卫兵一道冲向社会扫四旧去了。这种活动一般分为几班人马，一班是白天上街横扫有封、资、修色彩的名称、牌号等。其间也闹出过笑话：有的店铺为争取主动，自作聪明改了个时髦的牌号，殊不知反而被红卫兵给砸了。比如有一家服装洗染店改名为“革命洗染店”，红卫兵一见就火冒三丈，居然胆敢洗染革命，那岂不是要把红色染成灰色、黑色么。另有一家金马肉食店改名为“工农兵鲜肉店”，亦被红卫兵砸了，理由更是明白不过，这个黑店难道想屠工农兵之血肉出售么！这几家商店见招牌被砸，还想发作哩，听红卫兵数落出不是来，吓得冷汗直冒，认错不叠，恭请红卫兵另取店名才算了事。
　　
在这种改名换姓以示革命的风潮下，翠湖被改名为红湖，文林街改为抗大街，青云街改为红青路，长春路改为常青路（因为江青主持制作的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有一位革命英雄叫洪常青），光华街改为红星街，正义路改为朝阳路，顺城街改为解放路，宝善街改为燎原路，护国路改为民兵路，白塔路改为红卫路，金碧路与拓东路合并改为解放路，大观路改为工农兵路，南通街与东寺街合并为工农路，海埂公路改为爱武路，盘龙路改为胜利路，艺术剧院改为红星剧院，园通公园改为昆明动物园，翠湖公园改为红湖公园。
　　
学校改名更为时髦：昆二中改为抗大附中，昆三中改为昆明抗大战校，昆五中改为燎原战校，昆六中改为反帝中学，昆七中改为遵义中学，昆十一中改为九一五战校（以纪念其最早在校内成立的造反派组织诞生日）昆十三中改为红卫战校，昆十四中改为东方红一中，昆十五中改为延安中学，昆二十三中改为红锋战校，昆二十四中改为东方红中学，昆二十五中改为东方红战校，昆二十六中改为东方红二中，昆三十中改为红卫中学，昆一女中改为要武中学，盘龙中学改为红卫兵半工半读中学，五华中学改名为昆明市红旗半工半读中学，五华工读中学改为昆明市东方红半工半读中学……
　　
云大的会泽院改为红卫楼，映秋院改为向阳院……

（过后才知道，当时连中南海里周恩来所住的西花厅都被改名为向阳院，其余就不在话下了）。
　　
那个时间，红卫兵最时兴唱的歌是《革命造反歌》，其歌词是：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
横扫一切害人虫！
　　
革命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革命忠于党，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它见阎王。
　　
敢批判，敢斗争，
革命造反永不停。
永远跟着毛泽东，
定叫世界一片红。
……
　　
每当想起这支歌，就会想起那疯狂的年代。只是现在已全无当初的壮志豪情，心中充满的是曾被愚弄的苦涩！不是么，工作组虽然撤走了，但我们这些官办的红卫兵，却忠实地执行了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而且干得更大胆、更放手了！
　　
四、我抄别人的家
　　
我没有参加过白天的扫四旧活动，但参加了夜间的行动。我带领夜间行动组出去过3个晚上。
　　
第一个晚上，我们去当时地处昆明市中心的顺城街（此街道已于2005年被房地产商开发后在昆明市不复存在）。从在云大校园集合人开始，就看得到数十支小分队的身影陆续从学校大门和后门分散出去，在大街上也不时能遇到其它学校派出的这种小分队。大家全都戴有红卫兵袖章，全都紧绷着脸面无表情，互相一看就都知道执行的都是同一种任务。我们到顺城街后，先找到其街道居民委员会，该居委会正副主任和治保委员都是几位“马列主义老太婆”，早就在其办公室恭候我们了。
　　
送过茶水后，几位老太婆分别介绍了该居委会所管辖街道内的阶级斗争情况并摊开一张早已列好的长长的属于该扫四旧的家庭名单，不外是出身资本家、地主、富农、旧官僚、旧职员、右派、坏分子、反革命分子之类的。同时还介绍哪些家庭不仅有历史问题且还有现实的不良表现，让我们自行决定当天晚上去抄哪几家。正谈着，负责该街道治安和户籍的民警也来了。我们就一道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我的态度是首先要拿还有现行表现的人家开刀才行，这算是作为抄家的红卫兵小队负责人的我能有的一种选择权吧。于是我带来的红卫兵小队被分成3个行动小组，分头前往刚才选定的几家去“破四旧”，实际上就是去抄家了。我们当然记不住这些家庭的具体住处和户主姓名，全部按警察和居委会领导的安排去办。由她们把我们一一带到被抄人家的门前，当门敲响之后，她们就迅速隐退了。这也是事先商量好的，据说这是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为了便于她们今后能更好地开展工作。
　　
敲开门之后，我们即声明我等是云大的红卫兵，是来破四旧的，希望他们主动交出家里所保存的属于四旧一类的东西来。
　　
这一类家庭成员，见到我们后一般都双眼低垂，大多显出惊慌失措的样子，有的能迅速主动交出他们认为是四旧一类的东西，如古玩字画、香炉神龛、身着西装的发黄了的旧照片、民国时的纸币等等，有的干脆说没有什么可交的。把头扭朝一边，我们则不管他们能否主动交出点什么，都要翻箱倒柜统统搜查一遍。不过对那些能主动交出点东西的人家，我们讲话的口气要平和些，翻查时也会客气些。而对那些我们认为态度不好的人家，我们就会乱翻一气，甚至把箱子里的东西乱扔得满地都是。
　　
我们把认为属于四旧之类的东西集中到一块，一人点物、一人登记、另外一人在中间核对。这种登记一式三份，让主人签字后，我们也签上字，留下给主人一份后，我们把实物和清单一齐交到居委会。居委会干部又按清单一一清点验收，签字后，剩下的两份清单，居委会保留一份，我们带回一份作为战果上报给校红卫兵大队部。当然，在我们带上抄出的实物离开该户人家时，按规定我们还得对其家庭的所有成员训话一通，无非是警告他们切不可乘文革之机轻举妄动，只许他们规规矩矩接受改造云云。
　　
第二天晚上，我们去的是距离云大不太远的北门街，其过程和头天晚上完全一样。当我们到居委会时，居委会的正副主任、治保委员、户籍民警等人都已在等候我们了，以后是照样的例行公事。
　　
这样折腾一个晚上，在一个居委会范围内抄上7、8家“有问题”的人家，往往也能抄到一些东西，比如金银手饰、蒋介石的画像、青天白日旗的图画、匕首、可能作为药用的一小包鸦片、已经生了锈的零星子弹、有可能用于封建迷信活动嫌疑的书刊……
　　
在这种抄家活动中，我们也曾出过洋相。有一次，我们在抄某家时，其家庭成员态度不太好，而最后我们也实在抄不到可算为四旧之类的东西，我有些不甘心。想起有的人家曾有过把“变天账”（有一位年轻的同事看了我的文稿后不明白何为“变天账”，我只好向他解释道，据说解放后有的地主把哪些农民分了他家的哪一块田地都专门记了一本账收藏好，以便今后蒋介石反攻大陆成功时，好按账本把土地再要回来，这样的账本就称为“变天账”。）一类的东西藏到墙壁里的传说，于是我就四处用手指敲击墙壁。这一家的墙壁是砖墙，外面糊了一层沙灰，表面刷了一层石灰。我敲了几个地方后，感觉响声不完全一样，有的地方声音较为沉闷，让人感到那里沙灰层和砖墙贴的较紧；而有的地方敲击时感到声音较空，似乎表层的沙灰与砖墙并未紧贴在一起，那中间会不会藏有什么呢？（几年以后我曾又试敲击过一些墙壁，我这才发现一个道理：表面的沙灰与里面的砖墙之间难免有的地方贴得紧密些，有的地方贴得疏松些，这样敲击时声音当然会有所不同。但我当时并不懂得这个道理）我让跟我一道去的两位同学也试了试，他们也和我有同感。于是我找来一把铁锤，把我认为可能藏有东西的地方敲烂一块，可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既然如此，就反过来再试，我又敲烂一块原先认为不会有东西的地方，但还是啥也没有发现。一气之下，我把整面墙壁都砸得一塌糊涂，然后 生气地扔掉铁锤，按说事情本该到此为止了。可是另外几位同学还不过瘾，拾起铁锤又乱敲一气，结果把这家的墙壁敲得惨不忍睹，但始终一无所获，于是又用铁锤砸烂了他家的一只土陶水缸。硬着头皮教训了他们一番后才悻悻而去。事后不久，我就觉得很对不起这家人，但我没有勇气去赔礼道歉。时至今日，常有愧疚之情折磨着我，如今讲出来，心里才好受些。
　　
在这种抄家活动中，除我之外，其它人也干了一些蠢事。比较突出的一次，就是在我们敲坏人家的墙壁而一无所获的那个夜晚，当我们返回居委会后，迟迟不见另一个小组回来。我们等得不耐烦了，同时我这带队的也担心会有什么意外情况，于是我又让居委会的人带我到那里去看看。当居委会的老太婆指明院子退下后，我进了院子。只见里面火光熊熊，原来，这个小组的3位同学，干得正起劲呢！他们抄不出更多的东西，就把抄出的一堆堆书籍放火焚烧，我拾起几本看看，其中有《茅盾文集》、《巴金选集》之类的，这些书过去曾让我爱不释手，就是现在也还摆在我们一些同学的书架上(按当时学校的设施，每间学生宿舍内置有一个书架，让每个学生可以分到其中的一层放置图书。有的同学从校图书馆借有《茅盾文集》、《巴金选集》之类的书因为开展文革后图书馆关门了，这些书至今还在宿舍的书架上放着呢。如今眼看着它们就这样化为灰烬，内心委实不忍，却又不便多说什么。眼看着这些书页吐着火舌渐渐变黑、成灰，也有的随着上升的气流变成一只只大小不一的黑“蝴蝶”在小院中飛舞，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因为这里面有位阿文君，是纳西族人，（因他个子矮而皮肤黑，被大家称为“小二黑”）小二黑出身响当当的贫农，左得极为可爱，即使是我身为左派骨干，和他讲话都得格外小心，以免什么时候被打了小报告。我只有催促他道：时间太晚了，把余下的书弄到居委会算了，别烧啦！他意犹未尽，咬牙切齿地把手里紧抓着的一叠白纸送到我眼前晃了晃，我看清了这是几张公文纸，上面已盖有某中学的公章。原来这户主是某中学的教师，1957年划为右派，不知他何以会有几张学校的空白证明。（后据他说是某次出差为方便联系工作学校让带的，后来夹在书中就忘记交回学校了）。这次偏是遇到小二黑，抄得特别认真，每本书都细细地翻过才烧，竞给他找了出来，成了一大罪证。经不住我们劝说，小二黑才骂骂咧咧地和我们一道抱上幸存的几摞书籍回居委会去。小二黑的“左”是没法说的。在另一次抄家之后，小二黑曾得意地对我们说，他抄家的主人是两位妇女，她们的房间里有一股莫名奇妙的香水味。抄不出更多的什物，他就用穿着胶鞋的脚在她们的床上踏了几个脚印。末了，小二黑引经据典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不是讲过，闯进地主家的农民也敢到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么！咱们毛主席的红卫兵不愿意在有资产阶级香风毒雾的牙床上滚一滚，踏上一只脚总可以吧。让人听了作声不得。
　　
另有一次是比我们低一年级的红卫兵到本系老教师家中抄家，烧了一大堆古书后，其它没有啥可抄的，干脆抄走了老教师的一辆旧自行车，理由是“牛鬼蛇神还有啥资格骑自行车”！这辆自行车却没有交公，变成了全班的“公车”，全班许多人凭借这辆车在校园里互相搀扶着学会了骑自行车，这是后话。
　　
参与抄家算是我在文革中丑恶的一页。事后每当想起此事，良心总要受到谴责。被抄人目光中或惊惧或怨恨、或不敢怒亦不敢言的神态，似乎还在眼前挥之不去，还像针一样地刺着我！可是，往深一层想想，什么红卫兵冲向社会扫四旧，还不都是上级领导安排的么！否则，何以户籍警察和居委会的老太婆都早早等着我们呢？何况，我们该去哪条街不也是按通知办的么，我们不过是炮灰罢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居委会的领导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个居委会管辖的范围内，“有问题”的人家可以数出不少，因为建国以来不断的政治运动，伤及了数量可观的人们，而被施以抄家的毕竟是少数人家。于是乎到底抄谁的家，不抄谁的家，就全在她们口中一句话。只要她们说谁家“有问题”，谁就在劫难逃；只要她们说谁家表现好，则即使有问题的也可幸免！其间她们掺和了多少个人恩怨，只有天知道！
　　
这段时间还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广东省有一个蛇展在翠湖公园举办。里面展有各种各样的毒蛇,这本来是一个向人们普及科普知识的好机会，来参观的人们一时络绎不绝。组办者计划在昆展出后还要到全省的一些地方展出。可是有一天被我班的几个同学前去勒令其限期离开。理由是现在全国各地正在大张旗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此展览居然在这里展出各种蛇类，真是胆大包天。组办方当然不敢以卵击石，只有不作任何辩解地在红卫兵规定的时日内匆匆返回广东去了。
　　
（昆君在看了我的书稿后议及抄家所得时，向我披露了当年抄家阶段的某日，同班的德君曾带他到胜利堂的地下室，里面堆满抄家来的实物：包括金银珠宝、古玩字画和各种各样的“四旧”物品。德君与昆君私交甚好。此行的目的是今后要昆君负责看管这个地下室，但被昆君婉拒了。此后这批东西的去向，昆君当然也就不得而知了。由是也才得知，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德君，竟然是组织内最受倚重的一位人物啊，难怪当年班主任李某串连返昆时让德君到车站接他。）
　　
（当然，与其它地方相比，昆明扫“四旧”所得也许不算多，比如1966年11月15日夜，康生与伍修权参加阿尔巴尼亚党的活动后，在接见新疆大学红卫兵讲到抄家活动时康生说： “这次抄家，仅仅北京、上海就抄出黄金120万两（伍修权插话称，折合6000公斤、）白银120吨，这还是20多天以前的情况，这中间还不包括银元、美元300多万、美钞500多万，有些红卫兵小将不认识还把它烧了。大小枪支一万多支，其中包括有炮、机关枪，收发报机几百架。还有一些材料，因不在手头，记不起了……”）
　　
五、别人抄我的家
     
事隔35年之后，我读到一本名为《淑良传》的记述张淑良先生生平的小册子。我这才知道，当年就在我被派去这里那里抄别人家的时候，我们云大中文系党组织又另派人去抄了我的这位最亲的亲人的家。真是报应啊！
　　
张淑良虽然是我的非嫡亲伯父，但由于我命途多舛，亲人不亲，血缘本不是很近的淑良伯父就成为最关心我、也是我最为尊崇的长辈。我作为云大中文系的一名学习尚可的学生，在学习上有什么疑难之处，只要我肯向淑良伯父请教，他都能立即给我以正确而详尽的解说，足见其知识之渊博，记忆力之惊人。我在云大的五年学习和生活期间，许多节假日都是在他家里度过的。
　　
为了让性格内向的我在他家里能自在一些，他用心良苦地多次当着全家人的面向我列数我的父辈、母辈都分别与他家结有的亲戚关系，说我们这是亲上加亲的关系哩。
　　
淑良伯父是一位学贯古今中外的饱学之士，曾致力于云南早期新文化运动和教育事业多年，有建树、有作品、有声望、有品格，在当时的教育界堪称楷模。后来又为云南的图书文化事业呕心沥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解放前因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解放后在肃反运动中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论作品，淑良伯父曾邀约马子华（曾任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的秘书直到70年代卢汉在北京去世后，方从国务院参事室岗位上离休返昆）、吴德光、吴家骏、李子培等人创办过由淑良任主编并由他命名为《碧绿酒》的文艺刊物。他偏爱法国象征派诗人波特莱尔的诗。当时象征派的作品在中国还很少见，全国只有上海的一位诗人李金发先生推崇和提倡象征派文艺，且由李创办了致力于提倡象征派诗歌的《美学杂志》刊物。淑良伯父读了该刊物的第一期后，当即去信祝贺并附上自己写的两首诗歌。李金发回信中引用古诗“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表达问候。说看了他寄去的诗，觉得很有创意和诗境，已列入下一期《美学杂志》发表。
　　
此后，淑良伯父的诗就不断地发表于《美学杂志》。他与李也就结成深厚的友谊。在以后的日子里，淑良伯父一直在进行着新诗的创作。他把自己的痛苦和追求，用象征派的手法渲泄出来，又埋藏在这些诗歌里，先后创作有300多首。这些诗歌除了一部分发表在云南的报刊杂志或投寄给李金发外，有的则与好友一同欣赏。他将创作的所有诗歌用工整娟秀的钢笔小楷誊录在一本自已装订的册子上，题名为《冰壶集》，大概是取“一片冰心在玉壶”的用意吧。作为云南第一部象征派的诗集，其价值很难估计。然而在文革中被云大中文系的红卫兵抄家时掳去，至今无法追回。
　　
在一生清贫的淑良伯父家，其财产除了书还是书，别的还能有什么呢？如果真有什么“四旧”的话，那么必定就在这些书中了。果不其然，这些红卫兵翻箱倒柜折腾一番之后，将淑良伯父多年珍藏的许多书抄走了。这些被抄走的都是颇有价值的书，其中有的是朋友送的，也有的是他花高价买来的。《淑良传》的作者人示先生议论道：“这些来抄家的红卫兵并非一般的中学生，而是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云大中文系学生，他们抄家的目的不为别的，就是冲着书而来，名曰扫四旧，实为夺人之爱。但这些红卫兵怎么会了解张淑良的情况呢？我怀疑是图书馆内的某些人所为。他们不便露面，只是躲在背后策划，实在是卑劣之极啊！”
　　
淑良伯父听我讲过我曾经率领同学抄过家后，沉默良久。可能是怕增加我的思想负担吧，最终只是要我今后少参与这些事，但对自己家也被抄过的话绝口不提。而我也真该死，当时忙昏了头的我对此竟也毫无查觉。
　　
只是此后，淑良伯父更加关心我的情况，就是在昆明发生大规模武斗的间隙里，都要让其孩子－－我的传乐表弟冒着危险到云大找我，看我是否安好，要我如果遇到困难就到他们的家里去住。而我当然知道他们的家当时相当狭窄，这种关怀体现出的是何等的关爱啊。而我文革期间也的确曾先后多次在他家住过。当时我内心曾不止一次地念叨过，今后一定要好好孝敬他老人家。但我欲孝而亲不待，还未能让我略表孝心，伯父已经作古。
　　
伯父至死都未曾让我知道我们云大中文系的红卫兵、也就是我的“战友们”对伯父一家犯下的罪恶。过去浑浑噩噩的我还只是对被我抄过家的人心存愧疚，现在我知道了这件事，更是让我愧悔难当。我抄别人的家，别人又抄我的家，真是报应啊！
     
这种最先源于北京继而迅速遍及全国的抄家活动是得到各级党委认可的。1966年9月16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翻印后下发各地的“红卫兵发出的几个政策性通令”也可作为佐证。该资料开头称：“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最近一连发出了好几个政策性的通令，表达了一部分红卫兵对若干政策问题的看法，现在摘要如下，供领导同志参考。”该资料中涉及抄家问题时称：”我们查抄，政治是主要目的，经济是次要目的。查抄的物品，主要是反动证据、枪枝弹药、行凶利器、剥削来的金银珠宝、巨款、脏物等……”

（待续）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 ... d=1883&pid=5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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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八 .二三风暴和九.一四狂飚（一）
　　　
一、大有来头的南下串连队
     
从8月上旬开始，每天中午从贵阳方向开往昆明的列车上，都会载来一批批北京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其人数时多时少，多的这天有几十人，少的这天也有十几人。这些学生到昆后即分赴昆明各大专院校串连，书写大字报介绍北京开展文革的情况。比如在北大，革命师生先是如何与校党委书记陆平等人作斗争，然后又如何与新市委派出的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作斗争；清华大学开始如何与蒋南翔作斗争，尔后又如何与以林业部长叶林为组长、王光美等为组员的工作组作斗争。他们还到处传抄和散发中共中央领导人在8届11中全会以及在北京各高校的讲话。至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他们更是用大红纸四处抄贴。此外，他们也用大字报和召开串连会、辩论会等各种形式，发表他们对昆明文革的看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昆明地区的文革搞得冷冷清清，要害是省、市委捂住了阶级斗争盖子。这种大字报的落款都是“南下串连队”，也有稍具体一点的，就是“北大南下串连队”之类，在串连队名称前冠以校名。
　　
这些南下串连队还公开宣称，他们来云南是受中央文革鼓励和支持的。他们要来昆明煽文革之风，点文革之火，要来支持当地受压的少数派，因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
　　
当时的云南省委和昆明市委对南下串连队又恨又怕。省、市委也承认这些人的确是来煽风点火的，但煽的是阴风，点的是鬼火，是要把云南省和昆明市搞乱，把省、市委搞垮。他们要干的是帝修反早就想干而没能干成的事。因此，从南下串连队到达昆明之日开始，省、市委就对各大中学校作了紧急布置：要求各校、各系立即成立文革接待小组和文革接待站，要求参与接待工作的人员政治上要绝对可靠。对南下串连队态度上要热情，生活上要照顾好，应主动向他们介绍云南文革的情况，应防止和控制少数人私下和南下串连队接触。对南下串连队的活动要严密注意，对其言行要尽可能作详细记录，有重要情况要随时逐级向上汇报等等。
　　
省市委如何害怕南下串连队，有一个典型事例也不可不提。1966年8月底，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传达中共8届11中全会精神并布置“防红”工作（即防止红卫兵到专县串连之简称）的全省地委书记会议，就最怕被红卫兵冲击，因而开会地点经常变动。会议中把红卫兵形容得十分可怕，似乎谁个地委书记被红卫兵逮住就会不死也得掉一层皮。当会议结束后，这些地委书记一反往日会后要在昆明逗留两天的习惯，立即日夜兼程返任。其中有一位滇西某自治州的州委书记，让司机连夜开车往回赶。第二天上午小车快到当时的下关市时，发现公路上迎面走来一支擎着红旗的队伍，队伍中还有人臂戴红袖章，手执小红旗。直把这位州委书记吓得丧魂落魄，立即命令司机掉转车头，绕道200公里走另一条路返任，把司机累得要死。其实，那一队人并非红卫兵，而是养护公路的工人。当时时兴出工都得擎红旗和语录牌，而修路时为交通安全计，得有人臂带红袖章用小红旗指挥往来车辆之暂停。如此一队修路工人，竟把一位平时颐指气使的州委书记吓得如此狼狈，真是笑话！
   
以北京大学生为主的南下串连队刚到昆明时，出了昆明火车站，他们爱上哪里就到哪里，爱找谁就找谁，省、市委还没有防范的经验。不几天后，各校接待组已开始工作。于是每天中午，每当火车开进昆明站时，站外就一字儿排开了几辆大客车。各高校的接待人员笑容可掬地迎在站外，招呼着要去云大的乘某辆车，要去昆明师院的乘某辆车，要去昆明工学院的乘某辆车……然后是登记单位、姓名、安排住宿，这样就便于省市委和红卫兵总部对外来学生的控制。当时的工作效率的确高，每天中午究竟有多少外地学生会进入昆明站，贵州方面早已通过电话与昆明方面联系过了。所以每天负责接站的车，总能安排得恰到好处。人多时，安排的是大巴车，人少时，安排的是中巴车，从来没有出现过意外。有一次我参与过到车站接人的工作，原先得到的通知，当天要来30余人，准备派3辆中巴车。临上车站前，接到省委接站办的电话说，派几辆小车就行了，因为有近10个外地学生在曲靖车站下车了。当我们到车站后，接到的人数果然与上级的通知相吻合。
　　
这些北京来的学生，对当时中央上层的路线斗争有所了解，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已经先行一步。作为过来人，他们对云南文革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趋势，正可谓是旁观者清。因此，他们对官方的接待，对官办红卫兵们所介绍的文革以来取得的巨大“成绩”嗤之以鼻，毫无兴趣。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去接近、去支持前段时间运动中受压制、受围攻的学生。为之提供内部的最新信息，鼓励他们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这些外来的北京学生，对于那些正在受压制，被围攻的学生，如云大的曹、保、方自清、以及各班级被划为“右”的人来说，他们成了“及时雨”；而对于我们这些官办的红卫兵来说，则由于相互之间的戒备和隔膜，使我们虽然和他们接触不少却听不到、或者说听不进他们带来的新信息。有时即使偶尔听到一些也由于带有偏见而根本不相信，反而对他们这也看不顺眼，那也看不习惯。更有甚者的是，不少官办红卫兵还张贴出围攻他们的大字报，指责他们“下车伊始”，就“伊里哇啦”，“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指手划脚”，“以救世主自居”，希望他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与内地和沿海相比，云南的学生显得格外老实、淳朴，更能吃苦耐劳而极少有造反精神。这历史的原因，仅举一例即可说明一二：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残酷打击了一大批敢于独立思考、有一腔热血要献身于革命和建设的有为青年，这是举国皆然的。云南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全国反右斗争已经收尾之时，云南还搞了个反右“补课”，把一批原先只是“内定”（即内部排队认定）的“思想偏右”者又补划为右派，使得云南完成反右任务特别突出！这就使云南的知识分子此后噤若寒蝉，谁还敢再越雷池半步。何况文革开始以来，省委工作组和校党委口口声声要大家记取反右斗争的教训是先放后收，现在是放……谁还敢轻举妄动！可以说，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灵性，已经被这种紧箍咒镇住了！除了争当驯服工具，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更不用说那些名目繁多的接连不断的运动，犹如农民犁田一般，犁不着的总要被耙着，不是整别人，就是挨人整，中间道路几乎是没有的。
　　
再说现实的原因，就是各级领导通过政治思想工作的巨网把人们控制得那么严，以至写了封什么信、写了篇什么日记，甚至叹了口气……一切都尽在组织掌握中。思想上稍有“不轨”苗头，就要大动干戈，甚至不惜杀鸡儆猴，谁还敢乱说、乱想、乱动。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冒出个南下串连队，一口咬定说省、市委内部有鬼，应当炮轰云南省委、火烧昆明市委（即用毛泽东思想之炮轰，用文革之烈火烧）对这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离经判道言论，自然就会被认定是“反动透顶”了。
　　
昆明红卫兵总部放出风声说：这些北京学生是在首都干了坏事，在原学校呆不下去了才流窜到外地来的，把这些人抓起来惩罚只是个时间问题。于是，刚开始时谁也不敢接近他们，即使他们找到的是中学时代的老同学，人家也会把他们的一言一行随时汇报给组织。可是几天过去了，一星期过去了，十天过去了，这些人没有被抓，反倒是省、市委如临大敌，越来越怕他们。这才让一部分人开始暗中接近他们，并逐渐地敢于公开和他们粘在一块了。而这部分人一旦和他们接触多了，造反的思想也就日益坚定，决心“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敢于造校党委和省、市委的反了。这部分人就逐渐形成有一定人数和规模的少数派－－真正的造反派。
　　
到了8月下旬，昆明地区各高校的少数派都已形成一定的力量。在南下串连队的支持下，各院校之间暗中已有了许多串联。他们已经有可能、也有条件在云南的政治舞台上逐渐显示自己的能量了。
　　
为什么省、市委这么害怕南下串连队却不敢动用军队和警力镇压呢？事后才知道，原来，中共中央于1966年8月22日用中发（66）410号文件批转公安部于当天上报的《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报告。报告称：“最近，兰州、哈尔滨、西安、重庆等地，学生包围了省、市住地，同时发生了两起人民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严重事件。八月五日，兰州大学与铁路职工、铁路中学学生发生冲突，兰州市公安局出动上百名警察，在兰大门前实行戒严。八月二十日，陕西省铜川一中学生包围了市委，在场的公安派出所长杨万杰，竟擅自鸣枪示威。
　　
“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能允许。公安部六月十日曾通知各地，要全体公安干部、人民警察满腔热情地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是少数地方没有认真执行，现作如下规定：
　　
一、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二、绝对不准向革命师生开枪，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三、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

警察只在街道维持秩序。遇有打架、斗殴，可以劝解。如革命学生打了警察，不准还手。

“此件可发至县和城市分局”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也于1966年8月24日以办（66）138号文件下发通知称：“中央八月二十一日转发总参、总政《绝对不允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我们已于二十三日翻印发到各地。七月二日《省委批发省军区关于部队在保卫文化大革命中对各种情况的处置报告》中，凡与上述文件抵触的，请均以中央文件为准。”
   
原来如此！有了这样的中共中央文件，难怪各级党委尽管对红卫兵恨之入骨，却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二、八.二三风暴
　　
1966年8月20日，昆明林学院女大学生周琳接到高中时同学、当时正在西安市西北交大读书的老同学来信，称在他们那里，广大革命师生已经奋起批判压制学生运动的工作组。周琳把信给本校同学侯树勋等人传阅后，众人不由得联系昆明的实际议论纷纷。
　　
8月23日中午，在北京南下串联队的支持下，侯树勋、周琳等人邀约本校40余名同学到云大、昆明师范学院、昆明工学院、昆明医学院等大专院校串联成一千几百名学生（以昆明工学院的学生占大多数），高举毛泽东的画像和语录牌上街游行直抵云南省委大院，被省委负责接待的干部安排到省委礼堂就座休息。大学生们强烈要求省委领导人接见并回答问题。在云南文革史上，他们首次以如此壮大的声势，响亮地提出“炮轰云南省委、火烧昆明市委”的口号。不断地齐声高呼“我们想念毛主席，我们要到北京去”的口号。开始，省委负责人不仅避而不见，还暗中派出记者和便衣警察偷偷拍照收集资料，以备秋后算账。但这一千几百人的队伍一直守在省委礼堂里，群情激奋，口号声此起彼伏，毫无要撤退的意思，弄得整个省委大院不得安宁。红卫兵总部闻讯后即向省委请战，要求允许总部派出红卫兵来“保卫省市委”、“赶走这一小撮暴徒”。省、市委怎敢同意呢！只有对他们安抚道：不能这样做，这会被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形成群众斗群众，要相信省、市委会妥善解决问题的，无产阶级的专政是强大的……
　　
晚上11点左右，先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孙雨亭等人、继而是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接见了造反派。在回答问题时阎红彦不得不承认这一天学生的行动是“革命行动”，并当即答应了他们要到北京去见毛泽东的“革命的要求”，表示安排学生到北京串连的计划将由有关部门尽快拟定等。于是以昆工为主的近二千名造反派胜利撤走。
　　
8月24日，云大红卫兵大队为表明自己对省、市委的忠诚，组织全校红卫兵分兵几路到昆明地区各大专校院举行“串连大会”，表明要誓死捍卫省、市委的决心。我们云大中文系红卫兵被安排到北郊的昆明林学院去召开“串连大会”。林学院的大学生在会上亦大呼“我们想念毛主席，我们要到北京去”的口号。最后，在林学院学生们象送瘟神一样的吆喝声中，我们不得不狼狈地离开林学院。因为有了以上行动，此后，官办的云大红卫兵在整个文革中一直被云南社会各界耻笑为是省、市委的“消防队”、“保皇狗”。这对曾经有光荣革命历史的云大，可以说是一种极大的讽刺和耻辱。
　　
这次震惊云南，在全国也有些影响的八.二三行动，昆明工学院的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正所谓法不治众，对他们，省、市委一下子也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来整治，只有以退为进。为分散日益壮大的造反派力量，八.二三过后没有几天，就安排昆工学生乘上开往北京的列车，让他们外出串连去了。
　　
而对云大、师院、医学院等参与了八.二三行动的少数派，可就不客气了。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把对昆工学生的怨气都出到这些院校的少数派头上。
　　
我班的李君与小二黑和我，三人个子都比较矮小，在班上年龄也是最小的，又都是滇西老乡，以往我们相互间过从甚密。我们三人中，数李君年龄又更小些而学习成绩最好，各方面对自己的要求最严格，几年来一直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三好学生，在学习上、生活上不愧是全班尤其是我和小二黑的榜样。我们很是敬重他。李君虽然个子矮小，但每次支农劳动，无论干什么农活他都是一把好手。就是他挑的担子也要比同班的大个子还沉重得多，令大家对他十分佩服。文革以来，由于思想认识上日渐分歧，我们不再是有酒同喝、肝胆相照的朋友了。李君没有成为红卫兵，团支部的政治排队早已将他列为不可靠分子。但我们彼此之间敬而远之，尚未发生过矛盾冲突。这一次八 .二三行动，据派出跟踪、盯哨的同学回来汇报，李君自始至终都已参与，而不像有的人心虚而中途退却了。这还了得么！班文革领导小组的几位成员，找到小二黑和我，以及同宿舍的周君，隔壁宿舍的宝君，要我们批斗李君一番，对之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开过这次秘密会后，我的心情极为矛盾。一方面，我和李君同为滇西老乡，还未到校报到，在中途就已经相互认识，这等缘分，又岂是别人能比得了的。我们交往近3年，相互间还没有红过脸。我的个性强、心胸窄，李君遇事总是让着我一点。但每次考试下来，我的成绩却大多只算中等，老也赶不上李君，这又往往使我心生几分羡慕和嫉妒。而在同学们面前，我又为有李君这样的朋友而骄傲。我做梦也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要由我来整治他、要专他的政。现在领导上说对他的这种极右行动，能否批判、监督和改造他，对我和小二黑算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一边是组织，一边是友谊，二者不可得兼！我感到为难极了，心咚咚乱跳，头脑昏成一团，不知究竟该怎么办才好！
　　
小二黑可没有想得这么多，他鼻梁上架有副300多度的近视眼镜，目光中总是透出几分狡狤的光彩。平时他缺零用钱时，常得到李君的资助。小二黑的聪颖灵性决不亚于李君，可他不大喜欢把功夫用在正课的学习上，而喜欢写小说，虽然还未达到可以发表的水平，却也有自己的文采和风格。小二黑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能吹笛子、拉二胡、京胡等多种乐器。他能大段大段地背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能在需要引用时信手拈来一段：诸如需要标榜自己、嘲笑别人时，来上一段“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让别人作声不得。他还擅长于模仿，每当看完一部木偶戏或卓别林的喜剧后，他立即可以把其中的人物动作和语言模仿得惟妙惟肖，以至达到神似的程度，得到全班同学的赞许。他的善于插科打诨也是出了名的。有一次班上组织到郊外野炊，开饭时他左手举酒杯、右手挥舞着筷子即兴作了一篇赋。该赋先是描写当时当地的自然景观，继而追述当天活动情况。更令人叫绝的是这篇赋中把全班男女同学的姓名都逐一串写进去，比如其中有“……宝琴淘米兮云华择菜，灿忠无能兮不会生火……”之类。宝琴、云华、灿忠都是班上的同学，当天也确实做过淘米、洗菜、生火的杂事，不由得让人笑痛肚子。文革前，由于他学科成绩平平，在班上没有什么地位。这下子讲究出身，据称他家几代都是农奴、贫农，于是一下子就变为响当当的革命左派。凭我对他的了解，以他一贯对表毛主席怀有最纯朴、诚挚的阶级感情论，我认为同学中没有能与之相比的。
　　
近一两年来我和李君、周君以及调到保卫科的王君4人共住一间宿舍。当我和小二黑、周君、宝君回到宿舍后，只见李君正在专心致志看毛著。李君见我们一个个阴沉着脸进来，气氛与平时大不一样，还没等我们开口，就想起身往外走。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小二黑雷鸣般大喝一声“站住！”，然后，劈头盖脸地把李君臭骂一顿，内容不外乎现在搞文革，只许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不许李君这样的“黑崽子”（李君家出身非工农，属于行医的“自由职业者”）乘机浑水摸鱼。以后李君必须安份守纪，要想离开班上到哪儿去都必须事先向班上的红卫兵报告，得到同意后方可离开，等等。在小二黑训话期间，我始终没有开口，因为我实在讲不出口来。小二黑长有一对虎牙，平时只要他发笑，就会露出那对虎牙，让人看去十分可爱。可如今他训斥人时再看他的那对虎牙，看他咬牙切齿的咒骂，就让人感觉十分凶狠可怕，似乎他可以把对方用牙咬个稀烂。
　　
李君对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似乎已经早有思想准备。只见他鼻孔里哼了一声，冷笑着一字一句地说：“果然来这一套了！”他见我一直没吭声，他用满含嘲笑的眼光盯住我，故意挑衅性地对着我问：“现在我要上厕所，可以么？谁跟着我去？”
　　
我有气无力地挥挥手说：“你自己去吧！”
　　
事后，小二黑曾经对班上的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说，我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态度不鲜明。但当时全班同学正在大分化中，所谓左派队伍已经不如以往那么壮大，处于观望者的中间派日众，因而不可能再苛求我了。以后又根据需要还把我也补充为班文革领导小组成员。
　　
我们宿舍摆有两张双台床，两张床之间刚好还能靠窗横放一张两抽桌。我的床铺在靠里边那张双台床的上层，下层是思茅人周君。靠门边的这张双台床，上层住的是李君，下层住的是现已调到校保卫科的亮君。这段时间其实就只有李、周和我3个人住。
　　
我和李君的床铺遥遥相对，其间仅有一桌之隔。几年来的抵足而眠、朝夕相处，我们之间几乎无话不可以向对方谈。我们在一块谈人生、道历史、论文学、议班上的人事，叙家乡的风情，商量星期天和节假日的活动计划。有时还就同一题目各自作文然后互相评改切磋。最近一个多月来，我们之间由于思想认识上的距离和戒备，谈话是极少了，可彼此间也还算客气。哪想到今天晚上组织上把我推到这种尴尬的处境。我没有想到李君受训斥后会暴跳起来，我当时希望李君好汉不吃眼前亏，回话的口气能软一些，使我能小骂大帮忙地偏向李君一点。最终能替李君说几句公道话。这样做其实也是在为我自己留一条后路——万一今后李君他们仍属内部矛盾的话，才便于继续相处。没想到李君已经如此决绝地把我推向对立的一边。咳，从今以后，我将失去一位我曾经十分敬佩的、可以心心相印的好朋友。想到以往，想到如今，想到将来……我心里很是难受，在床上一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睡我下铺的周君早已发出均匀的鼾声，静静地入睡了。对面床上的李君自然也没有入睡，不时传来他翻身时把床板压得吱吱的响声。我不知他究竟在想什么，有几次曾经想和他谈谈，但想起他对我轻蔑的冷笑，几次话到口边又忍住了。有一阵子，莫名奇妙地，我头脑中也曾情不自禁地闪现出高尔基的名篇《海燕》中那欢呼“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诗句。此时在我的心目中，似乎李君已成为英勇的海燕，而我已成为胆小的企鹅！哦，其实我也不是企鹅，而是参与袭击海燕的一滴雨珠或冰雹。不眠之夜的我，想得很多很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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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八 .二三风暴和九.一四狂飚（二）
　　
三、不眠之夜的回忆
　　
我出身于一个匠人家庭，家里本来有5兄妹，我排行第四，由于我的娘娘婚姻不幸，早年离异后就没有再婚，靠做小生意维持生活。我的亲生父母可怜她一个人孤苦无靠，从小就把我过继给她。但长期孤独惯了的继母对我并不很好，而我的生父母又以已经把我过继给娘娘而也不再过问我，这样的特殊环境使我的性格变得很是内向孤僻，既不能过多求告继母，也不愿更多地麻烦原先的家，于是就使我的基本生活有时都落在空档上，生病也不能得到及时的医治，少年时就得下的胃病折磨了我的一生。幼年时没条件吃桔子，但要抽空捡桔皮卖给药店换两文零花钱。有时在街道上看见有人边走边剥桔子吃，就尾随在后边想要捡他扔的桔皮。吃桔子中的好心人见状后会及时把桔皮扔给你。但有几次也遇到过刻薄者，他明知你跟在身后是为了捡他的一块桔皮，可他就是不扔。让你在后边跟上一两条街后，走在前边的他还会把桔皮扔到墙头上或河沟里，让你没法捡到，他还会回头看着偷着乐呢！而我却十分地懊恼，如果我不是这样跟了几条街，在别的地方说不定已经捡到一些了。－－这件小事影响了我今后一辈子的做人，此后凡是地位不如我而有求于我者，我从来不会拒绝，有时即使很为难也要硬着头皮去办，甚至为此付出过不少代价也不后悔。因为这件小事对我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
　　
12岁时我进入大理一中初中部读书就开始住校食宿，当时我的继母在当地的一位地委领导干部家里当保姆，由她每月供给我6元人民币的伙食费。当时她每月在免费食宿后可得到的报酬是17元人民币，按说每月供给我6元人民币的伙食费在她来说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如果是其它人作母亲，再多给一、二元零花钱也是可能的。可是有好多次由于不能按时收到当月的伙食费而使我遭受学校勒令停伙的惩罚。因为她给我的伙食费通常要托亲友转交给我，后来据我生母的揣测，继母之所以这样做，是要向亲友们表明，是她给我提供的生活费，今后要不认账可不行，于是受苦的可就是我了。停伙的时间通常从星期六下午开始，学校自然也有其道理。因为星期六下午还没有交当月伙食费的学生可以回家要钱而不会继续留在学校了。可是老师和同学们哪里知道我无家可归的窘境呢。让我终生难忘的是有一次星期六下午被勒令停伙后，从当天下午开始我就挨饿了一夜，第二天清早空腹从大理古城步行到13公里之外的下关找继母要伙食费，到下关才知道她和主人一家乘小汽车到几公里之外的温泉洗澡去了。满以为她们不会耽搁得太久就会回来的。我就这样枯坐在房前的石阶上傻等，当时也没有计时的工具，只见太阳从东边逐渐当顶了，后来又逐渐偏西，我已经饿得头晕眼花、浑身无力，可就是不见她们回来的身影。实在等不得了，只好又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从下关返回大理。途中实在饥饿难当，饥不择食的我只好到路边农民的地里刨出生洋芋在水沟里洗洗就啃。生洋芋吃在口里又涩又麻，不是饿极的人怎能咽得下去，吃下去后就反胃。就这样又在学校里饿了一夜后，待到第二天早上，当周围的同学向班主任反映我已经两天没有吃上饭了，于是班主任才与膳食科交涉，让我得以再欠费搭伙。这样过了两三天后，继母托人捎来的伙食费才能送到我的手中。
　　
出于当时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的面子观”作怪，我也不愿意把我的处境向别人讲明。于是我在大理一中读了6年的初中高中，我也在大理一中度过了12个寒暑假期。每个假期我都得尽可能地打柴卖或找零工干以便挣一点钱用于新学期开学交学杂费和书费。为此，我曾在三九寒冬为一个工厂的厨房加工萝卜干，两只手被冻得又红又肿，每天仅仅能得到0.4元人民币的报酬。我也时常到苍山上砍柴卖，我的右肩头也因而磨出了一大个肉疙瘩。（以后有一位14军转业的干部在游泳时见到我右肩上有这个肉疙瘩曾感到十分好奇，于是与我攀谈说因为他也有这样的一个肉疙瘩，是小时候家里穷，从小挑扁担磨出来的。当年14军搞武装泅渡澜沧江演习，数千人赤膊上阵，当时他留心观察过，数千人中再没有第二个像他这样肩头上长有肉疙瘩的。为此他曾感到委屈，数千名官兵大多来自贫苦的边疆农村，为何就只是他如此命苦。他没想到作为大学毕业的我的肩头上居然也会长有这种肉疙瘩。这是后话。）
　　
以后读大学时也是如此：每逢学校放寒暑假，同学们大多高高兴兴回家去了，我却始终留在学校里度过假期。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入大学后所经历的第一个寒假临放假前，我们几个也都留校的同学用一天的时间几乎跑遍了当时昆明市区内所有的建筑公司，联系寒假期间做点临时工以便筹措点新学期开学的费用，结果最终是跑得筋疲力尽却无功而返。其间有几个公司并非不需要人，开始也曾答应要用我们的。但后来得知我们是大学生后就婉言拒绝了，可能担心让大学生打工会惹来麻烦。于是我们只好静静地呆在学校里度假了。整个读大学期间，我都没有用假期回过家。有一句成语是有家难回，而我则是无家可归啊。
　　
此外，在初中阶段对我影响很深的还有这么两件事。一是某天上午，我们被临时通知停课参加全校师生大会，会上宣布高中部有4个学生（三男一女）因为参加“大同党”反动组织而被公安机关公开逮捕。这4 位学兄、学姐的一生就此进入永世不得翻身的地狱，以此警示我们各人应当好自为之。那种场面，使得本来就胆小内向的我曾整天杯弓蛇影，闷闷不乐。我始终不明白“大同党”是怎么回事，为此也曾请教过一些人，但至今也搞不清楚。另一件事是我们初中时的体育教师是一位姓刘的女老师，她本来是四川大学数学系毕业生，由于在学校被划为右派而被贬到我们这里来教体育。开始我们也还尊称她为刘老师。但只要我们这样称呼时被学校体育教研组长杨老师（此人长得瘦而高，随时抿紧嘴唇阴沉着脸，被我们在背后取浑名为“园规叉”简称为“规叉”）听到，他就会当着刘老师的面立即纠正道：不要称她老师，叫她小右派就行了。也在旁边听到此话的刘老师脸上不由一阵红一阵白。此后，一些调皮的同学不仅不再称呼她为老师，还会在刘老师面前大声唱《社会主义好》的歌曲，其中有道：“……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刘老师听到后只有低下头赶紧走开。试想，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无论谁，只要政治上犯了错误，一辈子不就完蛋了么，沦到那一步即使想诚心检讨也晚了。1957年不就有一大批右派诸如费孝通写《向人民服罪》、黄琪翔写《请求人民宽恕》、储安平写《向人民投降》争先恐后地作检讨都来不及了吗？此后的国人能不时时刻刻紧跟组织么……我不由得为李君的处境深深地惋惜起来。多不容易啊，终于熬到上大学，而且所上的云大中文系是当时全国文科的一类系（因为著名的刘文典先生较长时间在此任教直至1962年去世）一着不慎就会成千古恨了。
　　
后半夜，如水的月光静静地从窗口洒到床前，窗外不时传来秋虫的哀鸣， 我们俩整夜谁都没有吭一声。可以说，这是我记事以来极为痛苦难熬的一个夜晚，我巴望着天早些亮吧！让我早些从炼狱中出来！我甚至想到，如果此时我身处荒无人烟的旷野该有多好，我将痛痛快快地放声大哭一场。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早早起床后，我装出一付满无所谓的、睡得挺好的样子来。
　　
李君从这天清早离开宿舍后，在一长段时间里他再也没有回宿舍来了。只是据系上其它班的红卫兵讲，曾经在这里那里的辩论会场上见过他，而当他发现有云大中文系的红卫兵在注意他时，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了。当我再见到李君时，已经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就在李君被开始“专政”的这个晚上，我班的蔡君也尝到被“专政”的滋味。蔡君家庭出身贫农，本来是“根正苗红”者，原先也担任班上的一个小组长，是争取入党的积极分子，我的入党排队顺序为第21号，他的排名还要比我稍前些。遗憾的是由于他所就读的中学母校寄来一份材料，指控他在中学时代曾写过一首“对党不满”的小诗。这一“东窗事发”，使他的处境一下子变得极为困难，自然就被推到少数派中去了。他写的诗，后来我也看过，无非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已，哪里谈得上有什么政治问题。其母校何以如此发难，其原因就不得而知了。而当时又是一言可以杀人的年代。所以在较长时间里，蔡君为此吃了不少苦头。
　　
就在这个晚上，全校的少数派（即造反派）大都受到官办红卫兵组织的围攻。这种围攻，被冠以实行“无产阶级的红色恐怖”，其间，有的人还挨了拳打脚踢。然而，这些少数派，基本上都有了北京进行路线斗争的底，他们不再买官办红卫兵的账，和南下串连队粘得更紧了。而南下串连队中的许多人，当初也曾作为多数派压制过少数派，还没有尝受过被压制的滋味。如今与云南的少数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亲自品尝受压制的滋味，满够刺激的，以后也可以以真正的造反派自居了，何乐而不为呢！
　　
在南下串连队的支持下， 9月4日，云大中文系和历史系少数派成立了以闻飚为队长、有周君、李君、石君、卢君等人组成的共产党宣言战斗队红卫兵。其宣言的开头有道：“一百多年以前，两位年轻人－－马克思、恩格斯写了划时代的辉煌巨著《共产党宣言》，他们宣布要向旧世界开战，‘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让反动的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这个伟大的思想，仍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永远鼓舞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成为他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共产党宣言》的伟大思想，向一切剥削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发起勇猛的进攻！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我们要大造特造地主资产阶级的反，修正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反，把整个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反出一个崭新的共产主义社会。为达此目的，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海枯石烂，永不变心！”
   
看过他们的宣言，让我暗地里不由联想到他们仿佛就是当代年轻的马克思、恩格斯一样目光如炬、朝气蓬勃、前途无量的英雄少年！
　　
参加共宣战斗队的人，仅我班就有闻君、李君、蔡君、周君、卢君等5人。为何以闻君为队长呢？这也受当时的历史背景所影响。因为当时正值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高干子弟谭立夫的封建血统论的讲话风行之时，其核心思想可由他拟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可见一斑。虽然此对联8月初在红卫兵与红旗战斗小组的天桥剧场辩论会上，经江青亲自修正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造反——理应如此”但其流毒十分深远。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共执政以来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都可以佐证谭氏对联的内涵。而闻君出身为工人，是响当当的红五类，所以虽然他的造反精神远不如李君等人，却也当仁不让成为造反派组织共产党宣言战斗队的头头。
　　
诚然，在高压之下，难免也会有胆怯者退却。这位聪明过人、时有真知灼见的闻君，终于在官办红卫兵又打又拉战术进攻下，写出宣布退出共宣战斗队的声明，检讨了自己被人利用、原因是有私心杂念在作怪，起因是第一批红卫兵发展时拉下了自己……闻君的退队声明，当即被昆明红卫兵总部铅印数万份，广泛散发到全省以至全国。在当时云南造反派正在经受高压的情况下，闻君的反水变节和他“被坏人利用”的文字，对昆明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对官办的昆明红卫兵则是一个不小的胜利。闻君的这一行为，以后一直难以得到造反派们的谅解。而闻君虽然即刻加入了官办红卫兵组织，但其思想负担不小，整天显得闷闷不乐也就难怪了。
　　
在9月4日《共产党宣言》战斗队成立的同时，云大物理系少数派成立了毛泽东主义捍卫小组。9月5日，外语系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战斗队成立。9月7日，生物系毛泽东主义前卫小组成立。9月8日，外语系毛泽东主义敢死队成立。
　　
在南下串联队的协调下，9月14日云大的各个造反组织（除《共产党宣言》战斗队外）联合组成以方向东（即原先的方自清）为首的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其意思是要以毛泽东思想的重炮去轰击、摧毁一切反动势力。
　　
四、八.二三之后
　　
八.二三风暴过后，云南省委为达到顺其自然地瓦解造反派力量的目的，迅速安排昆工学生外出串连去了。省委认为，只要把昆工的学生们打发走，要控制住云南的文革局面就不太困难了。
　　
当然，也不能只安排昆工学生去串连，云大等其它各高校，大多数学生也想上北京，这种愿望不能被忽视，否则情况有变，后果不堪设想。那时再做工作可就迟了，云南省委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但对云大等这些高校的学生，可不能如同对付昆工那样，把人放走了事。只能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分成几批走，要留下一半左右的力量坚守岗位，才能有效地配合省、市委控制住云南的形势。于是，省委就让各高校内部自己讨论，哪些人先到北京去，哪些人留在学校继续闹革命，原则上是每一批都要以左派为主，合理搭配，待第一批上北京的人返校后，第二批再出去。当然也还要讨论不准哪些人去的问题，理由是“为了确保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安全，应当把不可靠分子控制在本单位内”。
　　
我班的李君、蔡君、卢君、周君等理所当然地被打入另册，被列为不准外出，应规规矩矩地留在学校的名单中。（不过这种决定已经毫无实际意义，因为这些人早已脱离班集体的控制了。）而全班同学究竟哪些人作为第一批或第二批，则由班文革领导小组决定。作为班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我参加了这种决定名单的会议。按照既要留下一般同学、也要留下一部分骨干的原则，大家的心情又都想早点去，于是我自告奋勇表态第二批再去。这样才打破了讨论到文革小组成员谁先谁后去时的长时间沉默。我班的建水人吉书女士是中文系文革筹委会的副主任，工作需要她也得留下。确定了班文革小组本身的人员去留之后，其它人的去留就容易确定了。
　　
9月10日，作为我校第一批上北京的近千名同学，高高兴兴地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全校一下子走了一半多人，整个校园骤然冷清了许多。
　　
往年的国庆节，省市委领导和昆明军区领导都要在昆明市中心的检阅台检阅数以十万计以各种方队组成的游行队伍。在昆各高校的学生则组成一个个身着白衬衣蓝裤子的民兵方队。为了走好在检阅台前的那一段马路，我们从每年的九月中旬开始，每天下午四点以后都得到操场上练习走正步。国庆节的头天，所有参加游行的队伍还得到检阅台前预先演练一遍以确保到时万无一失，真是劳民伤财啊。此前三年我们班组成的都是马克沁重机枪方队，每台重机枪由四人一组负责。今年不再举行游行了，当然也就不再搞事前的操练了（客观地说省市委也不再具有可以搞检阅游行队伍的资格了）。这又让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走了这一半多人后，他们空下的工作岗位得有人顶上去才行。这样，我被组织上安排到校文革接待室工作。
　　
校接待室的工作任务是，负责接待来云大串连的外地学生，为之安排食宿，并向他们介绍云大开展文革的情况和已经取得的战果。比如已经揪出了多少走资派，已经批判了多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同时还要通过交流，了解他们所在地方和单位的文革情况，了解他们对炮轰省委之类问题所持的观点。还要尽可能了解他们的行踪，比如他们曾与本校哪些人接触过等等。这后一个任务就难以做到了，所以虽然这么要求，却基本上是空的。据我在接待站工作20多天的印象，有此类活动的仅有过一次。那是一天傍晚，我们接待室值班的几个同学因无事可干，（即使白天值班，大多也无事可干，因为愿意光顾官方接待站的人毕竟太少）大家围成一圈打扑克牌。同在接待站工作的数学系许君突然挺神秘地从外面溜进来对我们说，他发现我校的几个少数派钻进外地学生住的屋子去了，有的人手中拿着小本本，看来像是要开什么会哩！他打算约个人摸到窗下去偷听他们讲些什么，可是谁也不愿放下手中的扑克牌，于是他只好独自去了。等他走后大家也绝口不议论此事，因为接待站的成员由每个系派出一个人组成，互相间原先都不认识、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多讲点今天天气之类的话题，少讲别的为好。至于许君后来究竟听到什么没有，以及他又如何向领导汇报，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每天上午十点半钟，省委接待站开来一辆小汽车，把各校接待站的接站人送到火车站，让大家迎接到站的外地学生，把他们安排进各校接站的客车里（每个高校都有这种接站的客车等着）然后和他们一同返校。原则上这天去接站的是哪个系的人，这天接来的学生也就安排在那个系的学生宿舍住。好在外出串连的人多了，因此各系宿舍里空床铺多的是，安排起来并不困难。
　　
在我接待过的外地学生中，印象较深的有这么几次。一次是接待了几位北大物理系的学生，由于我的态度很是热情周到，给了他们许多方便，使他们很受感动，临走时送给我一份《中央首长讲话集》，使我从中了解到不少北京上层路线斗争情况。他们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到北京时一定要去找他们。以后我到北京时，也曾按所留地址找到了其中的一个人，但毕竟已经事过境迁，他们的热情已经有限，我亦知趣地告辞，这是后话。
　　
另一次是我接待了辽宁省丹东林校的几位中专生，他们来自东北边境，算是我所接待过的外地学生中来路最远、年纪最小的学生。我对他们格外关心，每天都要到他们的宿舍里看望几次，有的人生病了，我还请校医来诊视过，又为之取药倒水。有一天我去看望他们时，见有几个躺在床上有气无力的样子，我问是不是水土不服生病了，他们回答说有点头昏。当我又要去找校医时，另外的人拦住我说，他们是没钱买饭票，已经饿了一餐了。当时的规定是外地学生到云大，每天的饭票收4角钱一斤粮票，供给三餐。我一听这情况 ，二话没说就跑去向校接待站的领导反映，为他们每人要来了几天的免费饭票，以后又为他们争取到30元钱的困难补助。他们中间的女同学感动得流泪了。我说，要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我们都是他老人家的红卫兵！这点小事是谁都会做的。
　　
按说，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了。可我还在想，他们这30元用完了还回不到单位怎么办呢？我口袋里还有4元钱，4元钱对经济条件好的同学来说可能算不了什么，对我这种每月零花钱不足2元的人来说，可是够宝贵的，何况国庆节过后我就也要到北京串连正需花钱哩。但我没有更多的犹豫，我决定把身上仅有的4元钱用来支持他们。我耽心他们不肯接受我的好意，因为我所穿的一身寒酸的补丁衣物足可说明我经济状况之不佳。我终于想了个办法，我写了一张字条，说明这4元钱给他们在路上添着用，以略表我的一点心意，落款是“云大一红卫兵”。然后用一张白纸包好这4元钱和字条。当我把她们送上云大门口开往火车站的2路公交车，在汽车快要开动时，我才把这纸包交给了靠窗向我挥手告别的一位学生手里。办了这件事后，心情才觉得轻松了些，尽管此时我连买一条牙膏的三毛钱都没有了。正是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我认为虽然此时我经济上已是一无所有，但我的精神是富有的。因为看一个人的人品，不在于看他对熟悉人的态度，而更在于看他对陌生人的态度。因为对熟悉的人而言，今天你帮助了他，意味着明天你可能会得到他的帮助。而对这几位丹东林校的小同学，过去不认识，以后也不可能再见面，我能以一个红卫兵的名义尽已之所有帮助他们。以后每当回忆起这件小事，心里总觉得有几分欣慰，疯狂的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除了仇恨之外，也还有真诚的感情存在！
　　
五、九.一四狂飚
　　
八.二三风暴之后，作为造反派大本营的昆工，由于省委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让他们全都外出串连去了，其它各高校的学生也先后走掉一半以上。而云大和其它高校的少数派已被勒令不准外出而留在校内(至少是留在昆明，有个别人即使偷偷上了火车想外出串连，也会在中途被拦截下来)客观上就保证了除昆工以外昆明各高校造反派力量的完整。这样，如何继续炮轰省、市委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云大和其它高校少数派的头上。
　　
由于昆明的各大专院校有一半以上的学生都北上串连去了，使这些院校的许多宿舍和公共场所空了出来，这又给各校的少数派进行串连活动提供了一定的方便。他们已经有可能不仅在校内聚集自己的力量，而且可能把串连活动悄悄地深入到中专、中学和工厂、机关了。
　　
还应该看到，外地来串连的学生，特别是一部分北京来的学生，如北大、清华、北航等高校的学生，确实是大有来头，其志不在小。他们不像一般来“串连”的学生，来昆明呆上几天、领略了四季如春的景色和名胜古迹后，对云南的文革漫无边际地发表一通议论，有的干脆啥也不讲，就又悠哉游哉到其它城市“串连”去了。与此相反，他们到昆明后就长住不走，他们声称和中央文革的联络员保持有密切的联系，只要获得走资派的重要材料他们可以“通天”。他们能够及时听到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不和云南造反派一道揭开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他们决不离开昆明。真是别有一种英雄气概！
　　
云大的少数派和昆明地区其它高校的少数派，在北京学生及其它外地学生的鼓动和支持下，确实具有了一种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革命气概。和发起八.二三风暴时的造反派相比，虽然其间隔不算长，但显得成熟多了。他们开始懂得“唤起民众”的重要，他们活动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各高校，而是小心谨慎地深入到昆明红卫兵总部控制得最厉害的一些中学和中专学校里，在那里发展了为数可观的一批造反派，在工厂和机关里也赢得了一批同情者。于是，在他们认为已经具备一定力量的时候，他们发起了对省、市委的第二次大冲击，这一天的日历是1966年9月14日。
　　
9月14日这天中午，以外地来串连的学生和云大少数派为骨干，串连有云南各高校及中专、中学生共1700多人组织了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大游行。游行队伍先冲击了云南省委的机关报《云南日报》社，继而冲击了省委机关大院并进驻省委礼堂。进驻省委礼堂后，省委组织部长岳肖峡出来接见并回答问题，但造反派哪里肯作罢，点名非要见省委书记阎红彦不可。恰好云南省公安厅派人前来拍照收集资料，以便将来秋后算账好对号入座抓反革命，被造反派发现后还诡称是报社记者要前来报道，却又拿不出记者证来，被激怒的造反派更是不依不饶，把省、市委领导人搞得一夕数惊，不得安宁。
　　
这是继八.二三风暴之后的一次规模最大、战斗口号比八.二三时提得更为响亮、参加游行队伍来自的社会面更广泛（有少数工人、职工、干部也参加了）的一次造反活动。因此，在云南文革史上，被称为“九.一四狂飚”。
　　
以后，当造反派得势之日，八.二三成为云南一大派群众组织的标志和旗帜，简称八派；九.一四成了云南另一大派群众组织的标志和骄傲，简称炮派。当云南的造反派组织变成誓不两立的对立面时，八.二三派认为最值得骄傲的是八.二三行动，因为八.二三风暴比九.一四狂飚从时间上计算整整早了20天，这就是最革命、最最忠于毛泽东的表现。其实不尽然也！
　　
我这样说的理由有三：一是从人员构成上，九.一四派的骨干们几乎都参与了八.二三行动，而八.二三派的人几乎都没有参与九.一四行动（原因主要是他们都上北京去了）所以如果不看人员结构，仅以时间先后来划分造反的早晚是不准确的。且不说八.二三的主力军昆工没有受过什么压制，而云大等各高校的少数派为此曾倍受压制。二是从这几次行动的口号上，八.二三以“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到北京去”为主，所谓“炮轰、火烧”，主要也无非是“轰”省委为何不及早组织大学生上北京而已。而九.一四的口号却要响亮、鲜明得多，是在“炮轰、火烧”之外，还要“坚决揭开省、市委阶级斗争的盖子”，可以说从此把云南的文革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三是从影响范围看，八.二三是以昆工学生为主、其它高校少数人、以及昆明冶金工校部分人参加的行动，而九.一四是以云大少数派为主、会同各高校少数派及中学生、工人、干部参加的声势更加浩大、旗帜更为鲜明的行动，对社会的影响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
　　
那些参加了九.一四行动的中学生、工人和干部，一当有被本单位的人认出的，尔后就遭受了严厉的惩罚。而各机关、厂矿单位等，与九.一四行动针锋相对，更是演出了许多“誓死捍卫省、市委”、“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省、市委”的闹剧，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看到这里，经历过云南文革的读者，有的难免会怀疑我是否在替九.一四说话而贬损了八.二三。我可绝对没有这种意思，岂但没有这种意思，对文革已经深恶痛绝的我，简直认为什么造反派、保守派，什么官办的红卫兵、造反的红卫兵，什么这一派、那一派……通通不过是毛泽东的炮灰而已。而且应该说，通通都是官办的，哪有什么民办的！哪里允许有民办的！不过要么是这一群官办的，要么是那一群官办的罢了！要真不是官办的，看你究竟能存在几天、几小时？说穿了，无非是这些官办的群众组织去与那些官办的群众组织斗争而已！这些官们通天了、胜利了，拥护他们的群众组织就执行了革命路线，这些群众组织的大大小小的头头脑脑们就可以升官任职、弹冠相庆；哪些官们失宠了、失败了，支持他们的群众组织就执行了错误路线！这些群众组织的大大小小的头头脑脑们就是站错了队，就要被整被斗，这些群众组织的一般群众也就有写不完的检讨，认不完的错。整个文革中，特别是云南省革委会成立后的几年里不正是这样走过来的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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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第五章 串连到北京去（一）
　　
一、一路行车一路歌
　　
如果不是文革，我们这些在校青年学生，就是做梦也想不到可以到首都北京。以我的情况来看更是如此，我家里只有一位给人家当保姆的母亲，经济情况异常拮据，读中学时曾因不能按时缴纳每月应交的6元钱的伙食费而多次被食堂处以停伙的惩罚，让我一饿就是一天。进大学3年多来，已经过了好几个假期，却从来没有哪个假期可以回家，因为平时连最起码的生活零用钱，如买肥皂、牙膏、邮票等都紧巴巴的，怎么还可能有回家度假的车费。现在居然可以免费乘车上北京，那种高兴劲真是语言所难以形容。
　　
等不及第一批上北京同学返回学校，我们便于10月5日离开昆明，登上北上的列车。幸运的是我们登上的是卧铺车厢，按说可以美美地睡个够。（以后从这一批负责带队的校文革筹委会领导成员那里得知，我们上卧铺车厢并非偶然，而是云南省委对我们保卫省市委有功而对我们的犒劳，当时听了还觉得高兴：省市委没有忘记我们所作的工作。事后想想，实在是一种耻辱，因为我们充当保皇狗，我们压制了多少同学和朋友，伤害了多少无辜者）。可当时我们实在太兴奋了，前后几节车厢全是校友，全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当火车拉响汽笛、徐徐离开昆明站时，前后几节车厢，全都响起欢快的歌声！我们唱大合唱、二部合唱、三部合唱、独唱、轮唱，当时时兴的歌曲，凡是我们想得起的，都唱个够！直到大家的嗓子都变得沙哑了，有同学提议歇一会吧，我们才停了下来，把目光投向车窗外一闪而过的田野、村庄、山岗、小河、森林、旷野……头脑中还在努力搜索着可有什么歌曲给忘了唱。
　　
夜幕降临后，我们仍然倚着窗口，看那闪闪烁烁的群星，看那近处和远处不断向后移动的点点灯火，数着一晃而过的一个个小站。这一夜，我们几乎都没睡觉。当奔驶的列车迎来一个新的黎明，列车的前方，天边始而灰白，继而为鱼肚白，不一会泛出玫红，逐渐变成火红，终于，一轮又红又大的太阳一点一点地冉冉升起时，我们精神抖搂地唱起“东方红”……
　　
一切是这样新鲜，一切是这样美好！
　　
怀着对首都北京的向往，怀着对毛泽东的热爱，怀着对明天的美好追求，我们尽情地歌唱！我们沉浸在歌声的海洋里！在歌声中，我们忘却了个人的烦恼，我们成了无忧无虑的青年。我甚至天真地希望，列车就这样没有终点地永远开下去，我们就这样永远唱下去该多好！
　　
我们乘坐的这趟列车，不能直达北京，当时昆明还没有直达北京的车次。第3天上午，当我们乘坐的列车到达广西柳州站后，我们云大的几百名学生全部下了车，准备换乘从南宁过来开往北京的6次特快列车。
　　
我们在柳州逗留了几个小时。此地的风俗习惯让从未出过省门的我们大开眼界。虽说季节已是中秋之后了，但对于来自四季如春的昆明市的我们，柳州的天气还显得很是炎热。此地年纪大的妇女上街大多穿短裤、着木履，为我们以往见所未见！经济宽裕些的同学，买来椰子请大家品尝。大家剥开外壳后，凿个洞轮流着一人吮吸一口先喝尽椰汁，然后又吃尽椰肉。椰汁有如冷凉的蜜水，椰肉有如花生，但比花生米要硬实些。这可是我们平生第一次吃椰子哟！那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在柳州逗留的时间里，我们走访了柳州一中。当时我有个心愿，想看看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柳宗元在此地是否留有什么遗迹。遥想柳公当年是客死于柳州的，这次能在此逗留，也算是天赐良机了。但和柳州一中的红卫兵交谈中，问起柳公遗迹时，回答说此地本来有个柳侯祠，里面有柳公的衣冠墓，前段时间扫四旧已被砸了，现在已没有什么可看的了。闻之使人恻然！
　　
傍晚我们换乘6次特快到长沙下车。因为这里是毛泽东曾经生活、学习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我们怎能不瞻仰一番呢！
　　
到长沙以后，经联系我们被安排住到湖南省商业学校。我们提出要到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去参观的要求。负责接待者很理解我们的心情，答应当天晚上就可以安排。还说，到长沙来的红卫兵第一目标就是想去长沙第一师范，然后是毛泽东和杨开慧工作过的中共湖南省委旧址清水塘，第二个目标是毛的故居韶山冲。他们总会努力安排好这几项重要活动的，我们当即表示十分感谢！
　　
我们私下议论说，在长沙车站看到红卫兵贴出“炮轰湖南省委”、“火烧湖南第一书记张平化”等大标语和大学报，以为湖南省委问题可能较大。看人家招待的如此周道，说明那些大字报本身有问题！还是我们临出发前云南省委的招呼打得好：走到哪里都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可不能迷失方向！
　　
夜幕降临后，终于盼来二辆解放牌卡车。负责接待的同志说：他们条件有限，只有用这二辆卡车一批批地把我们送到第一师范去。住在商校的400多名同学（还有另外一些同学被安排住在其它单位，其活动暂时就和我们分开了）谁不想早一点去呢！大家一拥而上就把二辆卡车挤得满满的，我们余下的人只有等下一趟了。
　　
过了40多分钟后，两辆卡车返回接人，我们便不再客气，争先恐后地往上挤，240多人象插甘蔗一样居然全部挤上了车。在卡车上，大家挤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幸而道路又宽又平，车速也慢，总算没有出问题。不是亲临其境的人，可能难以相信，下车时，有好事的人认真地数了数，我们乘的这辆车上竟挤有124位同学。而驾驶员则在低声报怨，车厢上撑篷布的铁杆已经要么折断、要么变形，真不知是咋搞的！
　　
虽然已是夜晚，但长沙第一师范的校园比赶街还要热闹，到处挤满全国各地前来瞻仰的红卫兵。从口音上可以听出，有东北的，西南的，两广的，华东的……
　　
在长沙第一师范红卫兵的引导和解说下，我们瞻仰了毛泽东住过的宿舍和学习过的教室，毛泽东每天汲水洗澡的水井，以及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早期为救国救民而刻苦学习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图片和资料。眼前仿佛出现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他在湘江中流击水，在雨中的岳麓山长啸，在民众中演说，在新民学会研讨，在闹市街头静心读书……
　　
我们怀着无限敬仰的心情离开第一师范。返回商校时，汽车多跑了一趟，虽说每张车上也挤有7、80人，但比来时总算好多了。
　　
第二天一早，经商校联系送我们去韶山的卡车就开来了。这次安排的卡车比较多，基本上保证40人即可乘一辆车。
　　
当车轮开始滚动的时候，我们欢快的歌声也随之而起，又是一路行车一路歌！
　　
车到韶山后，当地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告诉我们，当时进韶山冲瞻仰的红卫兵已经太多，快挤不下了，要我们这十几张卡车的人先在外面的毛泽东故居革命文物陈列馆参观。还向我们作介绍说：国家正在计划修建一条从韶山到长沙的铁路，供大家前来瞻仰。如果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来，就可以乘专线火车了。同时一再要求大家，到韶山后连一片树叶都不能摘，因为每天到这里来的红卫兵数以万计，如果每个来访者都摘一片韶山冲的树叶作纪念，那可不得了，不用多久就可能把韶山的优美风景给破坏了。我们既理解红卫兵们想摘树叶作纪念的心情，也能理解保护韶山风景的重要性，于是要求所有的同学互相监督，爱护好韶山的每一片树叶和每一株小草。
　　
看上去，陈列馆是一幢建成不久的新建筑。里面陈列有毛泽东和其它老一辈革命家的不少珍贵的革命文物和图片资料，包括毛泽东当年怎样亲自建立韶山冲第一个党支部的资料，毛泽东一家为革命流血牺牲的资料……虽然陈列馆里挤满了红卫兵，但除了解说员那带有湖南乡音的普通话解说外，几乎听不到其它的声音。大家都怀着一种庄重崇敬的心情，一边认真地听，一边不时地记笔记。大家都在默默地思考着，思考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得到可以进韶山冲的通知后，我们整整齐齐排成几行纵队，夹在人流中往韶山冲进发。一路上，大家绝少讲话，大概都还沉浸在严肃的思考中。
　　
迎面不断地遇到参观完故居后往外走的红卫兵，也不断地有要参观的队伍往里走，人数之众多，神情之痴迷，实在是世界上最热闹的朝圣庙会也比不上。而气氛之庄重肃穆、秩序之井然，则更为其它各种活动所不可比。
　　
抬眼远望，那起伏的群山，虽未有云南高山之险峻，却也长满茂林修竹，看似普通却又很神秘，隐隐有灵秀之气。果然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故居就座落在绿树环抱的山坳里。我伫立在毛泽东的故居前，默默地凝视着这诞生了一代伟人的小屋。
　　
和我们学过的中学历史课本上的插图相仿佛，毛泽东故居前有一个长满荷叶的水塘，据说当年毛泽东很喜欢在这水塘中游泳。大概是长年淤积的原因，现在水塘变得只有两尺来深，显然不可能再让人游泳了。

图：1966年10月上旬，作者串连到湖南省韶山冲毛泽东故居前的留影。
故居是一幢看去极普通的农舍，右边一间是毛泽东双亲的卧室，中间一间相当于云南农村的堂屋，左边一间曾经是毛泽东的卧室。三间房屋呈“冂”型。“冂”的左后边，有牛栏、猪厩等。
　　
我怀着要抚摸一砖一石的心情，脚步极轻极慢地走进故居。那有着窄小窗子的卧房和简陋的家俱，还有那谷仓、磨房、猪厩、牛栏……这一切，是那样令我眼熟，犹如早已来过一样。我仿佛还听到“咚——咚”的臼米声，是那样深沉而悠远，引起我对几十年历史的遐思：从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到韶山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再到秋收起义、井岗山斗争、长征的铁流、抗日的烽火、淮海战役的冲锋号……
　　
故居前的荷塘边，有几位摄影师专门给红卫兵摄影留念，这种营业带有政治服务的性质，仅是收取成本费而已。到这里来的红卫兵，几乎人人都要留影，所以仅是排那长龙般的等候摄影队伍，就要花去近1个小时的时间，但我们还是耐心地排队等着，要留下这珍贵的纪念。好在摄影师早已用绳索圈出几块地方，以隔开非留影者可能的干扰。
　　
这天中午，我们的午餐是每人从商校带来的几个冷馒头，就着故居前面场子上提供的开水就餐。
　　
当天晚上，我们又回到长沙火车站，等候从广州方向开来往北京去的列车。此时大家都显得十分疲劳，能在候车室里找到椅子坐下的就不想动弹。找不到椅子的也席地而坐，样子很是狼狈。校文革筹委会带队的某君见状后临机一动，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语录：要发扬不怕牺牲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他还鼓励大家说，传说毛泽东很快又要接见红卫兵，我们可不能错过机会啊！大家听了精神为之一振，就不再觉得很累了。
　　
我们于夜间登上列车后，每人都可以找到座位，这就使我们可以较好的休息。可是到了第二天中午，列车到达武汉时，站台上有上千名中学红卫兵蜂拥而上，一下子就把所有车厢都挤了个水泄不通。
　　
在我们两排座位之间的空隙里，挤满了6、7个红卫兵。可能是由于超员太多的原因，列车在武汉站停留了1个多小时都没有要开走的意思。大家都等得不耐烦，但谁也不敢动一下身子。谁若敢动一下身子，那自己的座位和手脚所占有的空间将被别人占去。
　　
好不容易，列车拖着超重的身躯，总算吭哧吭哧喘着粗气启动了。列车运行1个多小时后，紧挨我们座位间站着的几位小红卫兵站不住了，开始叫起苦来，后悔不该挤上这么拥挤的列车。他们议论说，等这趟列车挤过之后，下面再开过来的列车定然会宽松些。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何况我们都是红卫兵，更应当有阶级友爱。从武汉开始，我们3个人一排的座位已经挤成5个人坐了。即使这样，现在我们也坐不住，我们云大的学生纷纷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把这些中学生让到座位上。
　　
这些中学生见有人让座，毫不客气地坐下了。一坐下之后，顿时谈笑风生，掏出黄挎包中的食物大吃大嚼起来，那种目中再无他人的神态，可真是具有造反派的脾气。从让他们坐下后直到郑州之间漫长的几个小时里，他们再也没有表示过应该起来站一站，把位子让回给我们这些云大红卫兵大哥哥、姐姐们坐坐的意思。直到火车到了石家庄，我们实在受不住了，才硬着头皮要他们把座位让回给我们。
　　
这一次让座，使得我和我的同学们头脑中从此多了一份私心。它教会我们，以后在车上学雷锋，只需要给妇女、老人让座位即可，不必让给同龄人或年龄还稍小于自己的人。
　　
二、北京欢迎毛请来的客人
   
走出北京车站，迎面有一条醒目的大红布标上写着“热烈欢迎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红卫兵小将”！看了这幅大标语，顿时让人心里热乎乎的。我们从这条标语上感受到毛和中共中央对我们的亲切关怀，感受到首都人民对我们的深情厚谊！
　　
我们被首都红卫兵接待站用大客车送到北京体育学院。由于来北京的红卫兵实在太多太多，住宿只有因陋就简了。我们云大的几百名学生，住到北京体院礼堂的水泥地上。水泥地上铺了一层竹片编织的大席，中间留下几行通道，女同学住在最里边那一片，男同学睡外边。晚上睡觉，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盖在身上的东西，只有把随身带来的换洗衣服胡乱盖在身上。刚躺下时，感到挺闷热的，这是已经给礼堂输送了暖气的缘故。可暖气到零点以后就不再供应。这样，每到夜间，许多同学都给冻醒过来。第二天，一部分同学开始感冒发烧，又得麻烦体院的校医给打针开药。经我们要求后，每晚的暖气输送到凌晨5点以后，这一来就好得多，加之大家也逐渐习惯，就很少有人再患感冒了。
　　
在北京的这些天里，我们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每天到各大学里去看大字报，了解各高校开展文革的情况。对许多自认为有价值的大字报，如中共中央首长讲话，中共中央内部路线斗争的有关资料，北京各高校、共青团中央、文化部、全国作协、文联等部门批斗“黑邦”的有关资料等，能要到印刷材料的就尽可能要，要不到现成的就动手抄。我们每天早上在体院吃早点，早点要么是馒头、要么是玉米面窝窝头，一般还配有小米粥和咸萝卜干。吃过早点后，我们每个人再带上几个馒头或窝窝头留作午餐用。然后就排队乘公共汽车到各高校看大字报去。
　　
啊，这些学校真是大字报的天地！一片片大字报专栏贴满各种各样的大字报，有的才贴出一两天就被复盖了。墙壁上、柱子上、走道旁……凡是可能贴大字报的地方，几乎都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应有尽有，所批判的对象上至刘少奇、邓小平、朱德、贺龙、陈毅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和社会各界的名人，下至众多虽然也有一定地位但对我们而言只能算无名之辈者。我们一边看，一边心里头嘣嘣乱跳，联想到在昆明时，少数派提出要“炮轰云南省委，火烧昆明市委”，我们心目中即视之为无法无天的反动口号。现在在首都，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眼皮底下，竟敢如此放肆地攻击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这样的大字报居然还能保留，围观的人还特别地多，真是反了反了！我们的思想真是乱极了，真不知道这运动将怎么发展！我们就在这大字报的迷宫中看啊、抄啊、转啊！中午肚子饿了，就拿出冷馒头来啃几口，找到自来水龙头拧开喝一阵，然后又继续看啊！抄啊！
　　
这段时间看大字报，对我思想震动最大的有这么几篇，一篇是新北大伏虎战斗队转抄的8月25日陶铸、王任重、张平化“在中南海接见中南地区来京串连师生及在京学习的学生时的讲话”。其中张平化说：“在长沙有人提出的所谓三相信（指相信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和社教工作总团）的口号是错误的，利用这个口号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这是一种反动行为。……在长沙挑动工人红卫兵团围攻同学，有些同学受到殴打，这种行为更是严重的错误，要彻底追究、查究”。王任重讲话说：“刚才平化同志讲的很好，为什么不准别人怀疑省委，怀疑市委，为什么不准别人贴大字报，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如果你是革命的，就应该和广大革命师生站在一起，欢迎提意见，贴大字报。如果你不革命，反过来站在对立面，压制群众，镇压群众就是要反对，就是要打倒。”
　　
其间陶铸的讲话观点尤为鲜明。他说：“湖南省委、长沙市委态度很坏，原来搞四清很坚决，而现在搞文化大革命就不那么坚决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真革命、假革命、不革命、三分之一革命、四分之一革命都要在这中间受考验（全场大笑）过去是好人，现在不一定是好人，我讲的这个好人是有阶级性的，是革命的好人……除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党中央，除了毛主席不能反对外，林彪同志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拥护他。什么省委、市委、地委、区委、院党委、校党委，只要他不革命就坚决反对，反对还不改正，就坚决打倒他，不革命就开炮，开始是空炮，再不革命就要装炸药了（听众大笑）……谁个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的政策，就是党的领导，他不是党员也是党的领导。你是党员不执行党的政策就不是党的领导，挂羊头卖狗肉（王任重插话：共产党也有真的假的，还有修正主义的党哩！）反对各级党组织不能说是反党……”。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和中共中央文件中也有类似说法。这就破天荒第一次从基础上动摇了“党天下”的体制。昔日受压制、受侮辱、受作弄的穷学生、小干部和工农大众，17年来第一次可以战战兢兢逐渐挺起脊梁做人。最底层的群众，往往是革命大军中最激进、最积极、最具战斗力的基本力量。他们在革命中体验到的快乐，第一是生存环境的改善，第二就是对压迫者的报复。这种上升为快乐的报复情绪，很快就会造成人性的扭曲，从而把报复行为推向极端化、扩大化。当那些在封建特权奴役下像猪狗般苟活的底层大众通过革命而宣泄出自己的屈辱和痛苦，他们从心灵深处被唤起的做人的快乐和尊严，能不得到理解么。正是这种矫枉过正，这种公开性、大民主和大破坏，使得各级官僚政权中的许多丑行和劣迹，得以空前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另一篇是关于彭真问题的大字报。大字报转载了中发（66）267号文件、即5.16通知的附件之三，其中有当时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的揭发：“不了解彭真的人，都以为他是一贯正确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他在延安的整风抢救运动中是犯了错误的，在东北的问题上他是犯了严重路线错误的，这个错误是带有全局性的，是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原则的错误。”肖华发言过程中李富春、陈毅几次作插话。其中一次陈毅说：“高饶这一关他（指彭真）是蒙混过来的。这人从来没有任何自我批评，总是装成正确的，装成不犯错误的样子。”李富春也插话道：“林彪同志在东北时说他（指彭真）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遇什么事干什么事，是政治掮客。现在看，这三句，他都没有改。”附件之四是杨成武上将的发言，其中有道：“听说刘澜涛同志最近揭发，直到最近两年，彭真还对聂荣臻同志很不满，因为聂荣臻同志没有让他当晋察冀军区的政治委员。这真是怪事，彭真当不当晋察冀军区政治委员，这是中央决定的事，怎么会怪到聂荣臻同志身上？这除了说明他对聂荣臻同志怀限在心之外，还说明他确实是主席所说的不学无术，以至连党的起码的组织原则都不懂。”
　　
此外对心灵震动很大的还有一些是中共中央的文件转抄：
　　
比如中发（66）267号文件附件之五是当时全国对外友协会长刘宁一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其中揭发道：“彭真率代表团去印尼。彭真以为，印尼政府会派大员去欢迎，结果只来了一个交际科长，彭真很不高兴。彭真连夜把姚仲明大使找去大骂一顿，说你们使馆是干什么的？我们是重要的代表团，人大代表团，机场上官方没有人接，太欺悔人了，对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堂堂大国的国家领袖，这么对待，太不像话了。你们立即安排，不然我卷铺盖回国算了……交涉的结果，彭真的目的达到了，但代表团原来的活动计划破坏了……彭真一出门，前面有开道车、四辆摩托车护卫，加派卫兵、警察保卫，走路讲话都不自由了。印尼方面是五位一体地接待：政府、军、警、检察长、纳沙贡。这样，彭真满意了，打电报要人大常委正式通过代表团，并且派专机送礼品去……多年来，我们对彭真不大了解，因为他有一套伪装手法。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是触及灵魂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彭真的真面目暴露出来……我所讲的关于彭真同志在国际斗争中的错误问题， 是同康生、伍修权、王力等同志一起初步想到的……”
　　
中发（66）500号文件转发林彪在5月18日上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提到：彭真主管的北京市“水都泼不进去，针也插不进去。党内搞党、党内搞派。毛主席、周总理和其它同志都有感觉，我也有感觉。”
　　
中发（66）268号文件是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的报告。该文件披露：罗瑞卿“到处吹嘘自己忙得不得了。其实，他忙的是捞取政治资本、搞阴谋活动，忙的是吃喝玩乐，甚至在作战或战备最紧张的时候，他还照常去看戏、跳舞、钓鱼、游山玩水。他在生活上也是挥霍无度、糜烂透顶的。”
　　
该文件附件三是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的发言，他批判罗瑞卿“对苦大仇深，雇农出身的烈士子弟、公务员段光富同志，是那样百般虐待，有如奴隶。相反，对于他的地主家庭却是那样的有感情，甚至把一个有反革命活动的地主岳父窝藏和供养起来”。
　　
该附件之六为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刘志坚于4月26日的联合发言，其中也揭发彭真知道“参加会议的地方工作同志，包括先念、谭震林、谢富志等同志和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在内，都对罗瑞卿越权越位对地方工作横加干涉很有意见，非常愤慨，大家都提出报告中写上这个问题。他不让写，不仅是想挑拨军队和地方的关系，而且为自己到处伸手进行开脱。因为他的手伸得比罗还要长，害怕大家联系到他的伸手问题。”在中共中央（1966）268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的报告》这些揭露的内容如果出自一般人之口，你可以不相信。可是，现在出自赫赫有名的元帅和将军、社会活动家之口，而且已经形成中央文件，你还能有怀疑么！
　　
还有一篇是关于刘少奇检讨的文件转抄：中发（66）540号文件转发了刘少奇10月2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承认在指导文革中发生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这不是偶然的，历史上就犯过原则性、路线性错误。例如，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旧政协会议开过后，我替中央写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会付诸实施，中国将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一九四六年初，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方针，我是有错误的，当时对林彪同志的支持是不够的。一九四七年夏，我主持的土改会议，没有系统地全面地解决当时分配地主土地问题，没有能够纠正当时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如杀人过多，侵犯一些中农的利益等。一九四九年春，我对天津城市工作说过许多话……有一些讲话是有右倾错误的……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对于当时的困难讲得过多了，过头了……这已经是一种右倾错误……在一九六四年又犯了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的错误。我过分相信王光美同志在一个大队蹲点的经验，让她在几个地方作了介绍，并且向北京的同志推荐听听她的介绍，后来又把她的讲话记录批发到全国，这就给许多同志以极不好的印象。其实，桃园蹲点工作队的做法，在当时就是有一些错误的。”
     
另有一篇是周恩来在8届11中全会上的几次讲话，一次是向全党介绍毛泽东的好学生和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几十年来一贯紧跟毛泽东；一次是向全会介绍文革的“伟大旗手”江青，这几次讲话是在全会的关键时刻讲出，对全会的人事变动和力量对比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再有一篇是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食堂用餐情况的介绍，是由几位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口述后写成的。讲的是有时周恩来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或会见外宾，当时间已晚赶不上回中南海吃饭时，就到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的食堂用餐。厨师想单独为他弄点菜，每次他都不答应，每餐饭四菜一汤，吃完菜后，还用菜汤冲菜盘后喝掉，一点都不浪费。我是含着热泪抄完这份大字报的。我想，我返回昆明后，一定要多转抄这份大字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位好总理。
　　
每天下午4点以后，我们就得慌慌忙忙去乘车返回体院。因为那时要乘车很紧张，而我们对北京的公交车线路不清楚，需要打听准确了才能排队，这又要费去一些时间。有时排队排的差不多了，才知道把队排错了，只有重新找到该排的那行队伍后又从头排起。也有不少同学粗心地上错车，只好让车子拉着转了一个大圈子后，在原先上车的地方下车，然后重新排队，经历了这种失误后才变得细心起来。也有的时候，上车的秩序不好，得凭劳动力去挤。挤车的次数多了，竟也悟出一点如何挤车的学问来：如果你从中间往门里挤，看来好像最接近车门，其实呢，即使你已经快挤到车门了，还会一下子被挤出老远去；而你如果从车门的两个侧面往里挤，贴着车身挤，哪怕开始离车门较远，也会较快挤进车里去。
　　
每天晚饭后，我们回到体院礼堂住处，大家就聚到一块谈论白天所看大字报内容和各种见闻，介绍乘车和挤车的经验，商量第二天应该到哪里去看大字报，猜测何时可以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10月15晚饭后，北京体院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告诉我们，前些天我们提出要求见中央首长的意愿，他们已为我们反映了。现在，他们已经联系好大巴车，将用汽车把我们云南学生送到煤炭工业部的礼堂，到那里等候首长的接见。
　　
听到这个喜讯，我们全都高兴极了！有些回来得晚了的同学，顾不上吃晚饭，饿着肚皮就和我们一道上了大巴车。
　　
我们虽然弄不清从北京体院到煤炭部礼堂的路怎么走，反正有车直达，就不必自己操心了。
　　
大巴车开了近1个小时，最后七弯八拐进入一个院子停下。我们几百人井然有序地下车，鱼贯而入礼堂依次坐下后，这不大的礼堂只是最前边几排空着了。我们小声地猜测会见到哪位首长呢？有的说可能是江青，也有的说大概会是陈伯达，有的说大约是……礼堂里到处是嘁嘁喳喳的议论声。带队的同学一看这样下去不太好，乱轰轰的样子让中央首长看了像个啥呀，于是组织大家学毛泽东语录、唱革命歌曲。这一手还真灵，霎时间，礼堂里满是歌声。正在大家唱得兴高采烈的时候，首长出现在主席台上了。
　　
大家自觉地全体起立，礼堂里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和高呼拥护文革的口号声。
　　
经随从介绍，我们才知道，矮胖点的那位是姚文元，高个子的是戚本禹。他俩是受中共中央文革的委托来看望云南学生的。
　　
主席台上除姚、戚二人坐下外，还空有几排座位。姚、戚二人热情地招呼大家说：主席台上还有这么多座位，请大家快来把主席台上的位子坐满；后边的人往前排移，这样大家距离近一点好不好？大家只是报以热烈掌声，谁也没有往前排的空位移，更没有人敢上主席台去坐。
　　
姚、戚见招呼许久都没人往台上坐，又鼓励大家道：有造反精神的同学就请坐上来吧！有造反精神的同学就往前坐吧！
　　
尽管姚、戚二人一再鼓励，终究没有人上前去坐，犹如贾桂站惯了，在主人面前不敢也不习惯坐下一般。我们这些云大学生也是在礼堂后边坐惯了，看惯了主席台和前排应当由有身份的人们坐。姚文元不由感慨到：名不虚传，云南的学生的确太老实了，要是其它省的学生，我们随便招呼一声，马上就会把主席台给挤得满满的了，哪里用我们再二再三地都请不动呀！
　　
姚和戚相视一笑之后，就由姚先向大家讲话，然后戚接上讲。他们讲的大意是：他们是代表中央文革、代表陈伯达和江青来看望大家的。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非常关心云南的文革情况。目前，从中央到地方，两条路线斗争异常激烈，希望大家要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希望大家通过到北京来串连、学习，直接听到以毛泽东为首、林彪为副的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回去后把云南的文革进行到底！
　　
有纸条传递上去反映大家想念毛主席、盼望能见到毛主席时，姚、戚保证一定会把大家的心愿及时转告毛主席和党中央，大家报以热烈掌声。
　　
也有纸条问：这次云大来的学生都是保了省、市委的，今后怎么办时，姚、戚二人挥起拳头高声回答，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这响亮的回答，赢得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因为这正是大家到北京以后苦思冥想的问题啊！
　　
这次会见，前后大约花了1个多小时，据说姚、戚当天晚上还要会见湖北省的学生，因而不到晚上10点钟，对我们的会见就告结束。
（待续）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2&tid=1883&pid=5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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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串连到北京去（二）
　　
三 、思想大转弯
   
这些天里，白天看大字报，尽可能把新获得的信息装进头脑里，夜晚躺在铺有苇席的水泥地上，像过电影般地回忆和思考白天所看到、听到的一切，很晚也不能入睡。
　　
毛泽东决定开展文革，然而开展文革的目的是什么？打击对象为谁？具体方法和步骤如何等等，看来，除了江青和康生等极少数人知道外，其它人一概不明白，包括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也不例外。林彪在某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经说过：现在中央有威信的干部，都是毛主席事先交了底的。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刘、邓处于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高位，却不知道文革应当怎样开展，其处境是十分尴尬的，而毛泽东却有意避到外地让刘、邓充分表演、充分暴露。正如刘少奇本人面对学生们所自嘲的：“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明明不知道文革应如何开展却又不得不加以领导，于是就只有按以往的经验办事：一方面采取舍车保帅的办法，从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干部中打出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黑帮”和“三家村分店”，以显示文革已经深入开展；另一方面是让各省、市、地、县委向所有的大中学校派出级别颇高、阵容可观的工作组，和所驻单位的党组织一道，对全体师生和工作人员进行政治排队，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和打击“右派”，计划通过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反右斗争，挑起群众斗群众，以转移斗争大方向。刘少奇为此曾作出指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不要急于反击。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何等地杀气腾腾！
　　
按刘、邓的旨意，各地工作组和学校党组织通过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途径收集“右派”师生的黑材料，甚至对“中间派”师生也不放过，谁个在什么问题上曾经产生过动摇等全都记录在案，以备秋后算账。按照各地所排出的右派师生人数，已经大大超过1957年划出的右派人数。经历过文革灾难的人，谁也不会忘记被毛泽东的大字报斥为“白色恐怖”的那50多天吧。（在北京是50多天，在各省则大大超过50多天！）
　　
如果文革一直按刘、邓的旨意发展，则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将被打入18层地狱中，大陆神州将不知是何情景。
　　
有人可能会问，文革中不是还批判过刘少奇有“阶级斗争熄灭论”么，何以他会对知识分子如此大打出手呢？联系到他以往的思想，就不足为怪了。在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邓不是曾经主持制定过简称为《后十条》的中共中央文件么，其中就曾经规定要将那些与地富子女结婚的党员开除或劝退出党以纯洁组织，被本来已经很左的毛泽东斥之为“形‘左’而实右”并下令将《后十条》收回作废么。如此看来，文革初期如果要“围剿革命派”才能保全自己，有什么干不出来的呢！
　　
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要借铲除特权阶层和克服腐败现象搞倒刘少奇，同时也为缓和民众的不满情绪而决心发动文革时，立即得到天真纯朴的亿万青年学生和全国民众的热烈拥护。在文革初期，大家都以为从此可以看到社会主义革命能深入发展的新曙光了！特别是联系到毛泽东的许多精典性语录,诸如毛泽东号召：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号召对犯了错误的人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要求党委一班人团结时说“谅解、支持与友谊比什么都重要”（见毛泽东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 毛泽东提倡党和国家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应该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要做一个高善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当年毛泽东的“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中这些全国老幼耳熟能详的名言，说得何等地好啊。毛泽东号召广大干部不能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应当“毫无自私自利之心”，要成为人民的公仆；提倡要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事业，要“节约每一个铜板，为了革命的需要”以及“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提倡“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既然如此，是打倒刘少奇好？还是把数百万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打成右派好？广大的青年学生，即当时的红卫兵们，当然义愤填膺要打倒刘少奇。所以当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后，革命师生无不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为纠正刘、邓路线整学生的错误，更重要的是为了让幼稚无知的青年学生们能为打倒刘、邓这一战略目标冲锋陷阵，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66）505号文件指出：“中央完全同意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教职员工原原本地宣读，坚决贯彻执行。”在其附后的军委和总政的“紧急指示”中有道：“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退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鉴于不少党组织和工作组以为他们当初是按刘、邓旨意办的，今后总有对“右派”师生们实行秋后算账的一天，因而纷纷转移、复制黑材料。为此，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再次就此问题发出补充通知指出：“责成原工作组、学校党委或其它有关组织，必须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包括整理过的或者没有整理的材料，除在这一文件宣布以前，确实已经焚毁之外，全部集中，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误，并将受到党的严厉处分。”同月27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各地在京革命师生代表时讲话也再次指出：“首先，要原工作组负起责任，把五月十六日以后的材料集中起来，上报的、分散在学校革委会、筹委会的集中起来，连工作组员的笔记本也要集中。所谓集中就是封存，等各派学生，首先是左派学生都回来了，选出代表，上级党委也派人参加，当众烧毁，一烧了之。有的同学说：这样不是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材料烧掉了吗？我们说不会的，因为工作组、校党委所犯路线错误，在群众是知道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列了名单，由一部分同学监视另一部分同学，本身就是错误的。过去排队，把革命派打成‘右派’，这种政策就是错误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在于形式，要抓本质问题，如排队（左中右）就是错误的，不一定要知道几个名字，把材料公布了反而会有负作用。因此，主席、林彪同志，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再三研究后，主张一烧了之为好。”
　　
从以上简要回顾不难看出，只有在毛泽东的大字报发表后，在中共8届11中全会后，在中共中央三令五申要清理黑材料并为被打成“右派”的数百万革命师生平反后，广大革命师生才得以挣脱束缚他们的锁链投身于文革，才可能出现中南海外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
　　
如今有人写文章道：当初要真有一条刘少奇路线该多好！我敢断言，写这种文章的人当年一定没有吃过被划为“右派”的苦头！
　　
既然刘邓有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这么些年来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没有发觉呢。一直萦绕于我们头脑中的这个问题，直到几个月后看了一份转抄周恩来讲话的大字报后，才得到一些启发。周恩来于1967年4月15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上讲话说：1949年“四月我们进入北京，四月二十号大军过江。五月初刘少奇到天津，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就和资本家（就是他的亲戚和其他资本家）谈话，大谈什么今天中国资本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在欢迎资本家来剥削，来开新工厂，这样就可以发展中国的经济，甚至说什么剥削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你们听，这像话吗？有人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注意他呢？那么一个负责同志出去讲演，我们到处派人跟着也不像话嘛……总之，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是不批评，中间有几次是书面的批评，最严厉的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中间制定廿三条那一次。那次毛主席对刘少奇接近失望了，经过廿年的帮助，扶不起来。这个时候，也正是我们副统帅林彪同志已经是众望所归了。经过几十年的培养，经过几十年的锻炼，经过几十年的领导经验的证明，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第一人。最近几年，不管罗瑞卿怎么干扰，由林彪同志亲自领导的我们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伟大成绩是不能抹煞的……”。这是后话。
   
四、接受毛泽东检阅
　　
文革开始以来，毛泽东、林彪已于8月8日、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先后5次接见了几百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现在，北京又聚集了百万以上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大家都在议论：被接见的“幸福时刻”快要来到了。
　　
10月17日晚，我们得到通知：明天中央首长要接见外地红卫兵，要我们凌晨2点起床吃早餐后出发到指定地点。
　　
我们一听就知道，这将是毛、林等中央首长的接见，有几位女同学一听到这消息，顿时激动得流出了喜悦的泪花。
　　
这天晚上，大家几乎都没有入睡。平时瞌睡好的同学一再请求别人，到集合时如果他还没醒来，可千万别忘了叫他。话是这么说，其实这几位同学当晚根本就没有入睡过。
　　
离凌晨2点还早着呢，大家全都起来了，洗嗽、梳头、换上干净的衣服，配戴好红卫兵袖章，早早就等候在食堂门口。当热气腾腾的馒头刚一端出来，大家一拥而上抓起就吃，生怕吃得慢了赶不上集合。
　　
队伍集合好后，没有汽车来接，而是让我们步行去。大家心里挺纳闷，前几天我们已经到天安门广场留过影，天安门离体院远着哩！难道就让我们这么一直走着去么？
　　
我们就这样时紧时慢地走着，走了1个多小时，来到一条大马路边。这条马路两边，分别已经排满了4列队的红卫兵。我们挤进安排给我们的地段。先到的红卫兵们介绍说，这次接见不同以往，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将乘小汽车穿过两边挤满红卫兵队伍的街道。
　　
我们听了这个消息很高兴，因为马路两边到马路中间的距离不过10米左右。能在10米左右的距离内看到毛泽东，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啊！而如果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我们的位置又安排在离城楼较远的地方，那我们不是只能看到模糊的影子么！
　　
可是也有的同学耽心说，如果是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即使距离远，看的不大清楚，但我们毕竟可以和心中的红太阳有较多时间在一块，那才是最大的幸福哩！而在汽车上检阅，如果车速太快，还没等你看清楚，汽车已驶向远方去了，岂不是太让人遗憾了么！
　　
对这种说法，大家也作了小声的分析。结果大家一致认为，既然是检阅我们，那毛泽东的汽车就不会开得太快。
　　
大家心里都在默默地祈祷着，希望毛泽东的车开得慢些，再慢些，让我们能看个够！
　　
北京的晚秋季节，已经够凉的了，刚才从体院出发后紧张赶路，倒还不觉得怎么冷。如今站定在马路边，就感到寒意袭人了。我们这些衣服本来就穿得单薄的南方学生，冷得上牙嗑下牙，几乎要颤抖了。只好不住地蹦着、跳着，不住地跺着脚，巴望着天快些亮，让“幸福的时刻”快些到来。
　　
天终于亮了，东方的天际，变幻出耀眼的红霞，四周的景物也看得清楚了。我们所在的北太平路是一条笔直宽阔的大马路。这条马路长得看不到尽头，而马路两边密密匝匝的红卫兵队列当然也就没有尽头。
　　
打从天边出现红霞开始，红卫兵的歌声就此起彼伏，从未间断过。紧邻我校队伍的，是一批四川音乐学校的学生。其中有一名女生，着装为标准的红卫兵打扮：头发扎成两把小刷子，穿一身半新的草绿色军装，腰间扎的宽皮带束住斜挎的绣有毛体“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的军用黄挎包，臂带红卫兵袖章，眸子黑亮而机灵，睫毛很长，一幅飒爽英姿，看了令人又敬又爱。有了她和她的同伴们，我们这一带不用齐唱了。她的歌声甜润悦耳，热情奔放，字正音圆。更重要的是，她的歌声来自灵魂深处，展现了语言所无法表达的感情。她唱的几乎都是各族人民歌颂中共和毛泽东的歌曲，有蒙古族的、藏族的、维吾尔族的、朝鲜族的、还有彝族、壮族、赫哲人的……
　　
她的歌声不断地在我们上空旋绕：有时节奏急促，颤抖的音阶时而升起时而落下；有时跳动着落在最高的音符上，并且极准确地拖长着尾音，使你想到那在空中忽高忽低、又突然在高空停止不动的百灵鸟；有时她的声音低沉缓慢，有一阵没一阵的，好像声音不是来自你身边，而是从远处什么地方飘来，像在倾诉心里的秘密，又似有几分凄惋，使你会想到那“月上柳梢头，人约黄后后”凉风习习的夜晚；有时她的歌声激越、高昂、扩展，使你仿佛置身于高耸入云的雪山之巅，置身于一望无垠、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大草原……
　　
我可以断言，她的歌不仅是唱给我们这些红卫兵听，更重要的是想唱给毛泽东听！只有怀着那种纯洁的、神圣的虔诚，怀着即将见到心目中最崇拜的偶像时所产生的激情，再配有一副上天赐于的好嗓子，才可能唱出那种使人终生难忘的歌！那种让人的灵魂得到净化的歌！那种让人情不自禁地哼哼叽叽小声跟着她唱的歌！
　　
除了她的同伴有时替换着唱上几支歌、让她稍作休息外，几乎一直都是她在歌唱。她的歌声如此动情、如此感人！这种发自心底的歌唱赢得周围红卫兵们由衷的赞扬，让许多人的眼眶里都噙满了热泪。
　　
充满希望的等待，本来是一种使人很难熬的事。可是，有了她那动人的歌声，这种等待就成为一种很好的艺术享受，甚至北方晚秋清晨的寒意也感觉不到了。
　　
8时45分左右，远处传来一片片“万岁”！“万寿无疆”的声浪，我们都踮起脚尖，翘首眼巴巴地望着马路的东方。终于，在几辆摩托车的护卫下，毛泽东和其它中共中央领导人乘坐的敞篷小汽车驶过来了。第一辆车上站着毛泽东，他身着绿军装，看上去身材魁梧、神采奕奕，头发梳向脑后，面孔呈古铜色。他把军帽握在手里，不断地挥动着军帽向两旁的红卫兵致意，的确是气概不凡。第二辆车上站着身材精瘦的林彪。以后的车上分别是周恩来、陶铸、康生、陈伯达、江青、头发灰白的刘少奇、矮胖个子的邓小平以及一些当时一下子认不出姓名的领导人。
　　
这次检阅的实际车速大约是每小时30公里左右，当我们把目光追踪着多注意于毛泽东的瞬间，后边的车队就一闪而过，只能看个模忽的身影，来不及细看一眼了。而我们还在不停地欢呼着毛泽东“万岁、万万岁”之类的口号，手中还不断地挥动着毛泽东语录小红本。
　　
当车队过去后，有手表的同学立即把见到毛泽东的时间告诉大家，8时47分。当天日记中，大家全都写有这样的字句：从这“幸福的时刻”开始，我们的心中“就升起了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当天晚上的新闻联播节目中，第一条消息就是毛泽东第6次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150多万人的消息。第二天全国各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显要位置套红刊登这次接见的报道和照片。
　　
我们这次到北京，目的十分单纯而明确：一是要见毛泽东，二是要学习首都开展文革的经验。为达到这两个目的，我们到北京以来的10多天里，除了有半天时间到天安门广场留影作纪念，另有半天到革命军事博物馆接受传统教育之外，首都众多的名胜古迹，我们哪都没有去。虽说故宫、颐和园、北海、香山、八达岭……早已为我们所向往，但我和许多同学都没有去其中的任何一处。因为我们认为：伟大领袖毛让我们到北京，是让我们来学习的，不是让我们来游山玩水的。我们应该把整个心思都扑到文革上，尽可能地多看些大字报，多抄些资料。云南真是太落后了，我们这些见到大海的井蛙，头脑中旧有的保守思想，已经得到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我们已经为过去所干过的保守派的蠢事深感愧悔！我们决心把云大的文革轰轰烈烈地搞起来，我们也要投身到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战斗中去！
　　
当时流行的一首歌，最能表达我们见到毛泽东后的心情：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河深海深不如党的恩情深！
　　
我们当时就是这种心白如纸的年轻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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