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亮 东湖风云录第四章

tuffy05

徐海亮 东湖风云录第四章

第四章　陶、王的冬天（上）

　　一、省报的被封与王任重的失势

　　（一）造反派学生封《湖北日报》事件

　　１１月１６日，二司、三司及外地红卫兵游行到“湖北日报”报社造反，发布联合声明，指责湖北省委党报《湖北日报》总编辑刘江峰为首的编辑部，“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名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公然篡改毛主席语录和林彪同志的指示……挑动工人、群众斗学生，挑动学生斗学生……吹捧张体学，为湖北省委唱高调，把张体学凌驾于毛主席之上，把湖北省委当独立王国，充当了湖北省委镇压革命、镇压群众运动的凶恶打手，现已堕落为湖北省委少数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喉舌”，他们要求彻底改组编辑部，勒令该报停印。这起群众造反封报事件，在中南地区尚属首例，在全国可能也是首次。中南局特急电省委［中南发（６６）字］，表示北航红旗、哈（尔滨）军工红色造反团、西（安）军电临委会和武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对《湖北日报》前个时期在报道上的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种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革命造反精神，是很可贵的。湖北省委和湖北日报编委应该热忱欢迎和支持同学们的革命行动……”，要求学生将改组日报编委的意见向省委提出，有不同意见时，可以进行研究，但要保证照常出报。

　　当时批判者文论之一揭发：八月转载“十六条”时鄂报用黑体字（此外还有湘报、桂报、黔报尽皆如此），是何原故？报道武汉首支红卫兵、红代会与事实不符，报道湖大、华工运动情况与事实不符，报道北航学生等谩骂南下串联者和省委吹捧他们的讲话，在报上发表批判“怀疑一切”的大字报，转移大方向，篡改林彪９月１５日讲话，为挑动群众斗争造舆论，为了保卫省委而突出宣传张体学个人等等。简直是证据凿凿。

　　１１月１７日，造反派和省委专门组织前来保卫省报的高校工人、红卫兵在报社红旗大楼发生推搡冲撞，激烈冲突，出现首次流血事件。造反派临时指挥部与武汉晚报编辑部协议声明，声言只造湖北日报的反，人民报、军报要扩大发行量（要求发到省报订户），支持晚报照常出版；晚报保证不将新华社电讯稿转交湖北报。晚报造反组织公告表示支持造湖北报某些人的反，申明两报联合印刷厂的“机器被砸碎”纯属造谣。鉴于封党报尚属首例，党报也与民众政治信仰、政治生活紧密联系，报社事件顿时成为全市舆论中心问题，市民、工人和机关干部就此纷纷议论，发表各自不同看法，汉口、武昌街头发生激烈的也是和平的口头辩论，一些旁观者也以大字报形式公开表态。

　　如工人李某写大字报反映亲眼所见冲突事件　：“湖大、武医等的复员退伍军人‘红卫军’、‘女红军’等组织的人……竟敢动手打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把他们的棉衣撕破，脸抓破，造成流血事件……而且毛泽东思红卫兵一直坚持用文斗，还坚持不还手……”。另有过路工人于、徐、史某也于１７日凌晨披露目睹的红旗大楼事件　：“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指挥部大旗为前导的，以工人赤卫队及复员退伍军人为后卫的庞大队伍分乘大批卡车来到现场，包围了红旗大楼，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东方红红卫兵展开围攻。双方相持约两个小时后，赤卫军和红卫军爬上窗台，破窗而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东方红红卫兵被一个一个地从楼上拖下来，并且推下大门前的台阶”。工人群众的这些现场披露是实事求是的。

　　当时传遍三镇的大字报《两个工人的对话》，记录了两种不同意见的友好争议。意见一是省报错了几个字和文章，可批判，不应该封，不要一棍子打死，要相信群众，应该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停刊；相反意见是，暂停不是一棍子打死，要求改组编辑部不过是手段，目的是把报办好，办成真正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喉舌；张体学的检查虽不深刻，只要改正错误，还是三类、二类，甚至一类干部，造反派应该在炮轰同时找他解决问题。另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们工人支持你》出自汉阳钢厂工人　，谈批判资反路线、走资派是主要矛盾，封不封报社的争论是内部问题、是非问题，相对双方可以求得协商，意见不一，可各自保留，再不要引起冲突伤亡。当时学生们直接参与事件，情绪比旁观的工人要激烈得多，水利学院二系一个参加深夜紧急行动的学生王某，黎明回到宿舍还得意地宣称：“大家把‘思想兵’一个一个地从台阶上扔下去了”。

　　在３０多年后，一群当年在两派分别承担过领导职务的学生友谊聚会　，笑谈当年彼此都书生意气的红旗大楼事件，证实有同学当场折断臂骨，省委也的确通知了大专院校红卫兵出动捍卫党报，驱赶造反红卫兵。在双方都极为虔诚的革命信念之下，武汉有了不愉快的流血肇始，尽管依然是较为平和的武斗。作为多数派的学生和支持他们的高校干部与工人群众，也认为省委要求他们保卫党报，自己完全是义正词严，大义凛然的革命行动。

　　省常委当日紧急集会商议对策，常委陈再道司令员主张“先要拉他们谈。他们要改组湖北日报，也可以研究，把材料搞了再研究，把他们拖住不要占湖北日报……闹得不能出报，这个风不好，其他问题可以谈判嘛！……打伤的同志好好治疗慰问他，劝多数派下去，和少数派谈判。现在是退兵政策，首先退多数，然后退少数；（但）和少数派谈判不能出报纸怎么办”？省常委会讨论结果究竟如何，现今没有完整记录可资参考。

　　出乎保省委群众（乃至造反派）之意外，省委马上对造反派的“无理要求”作出让步。１１月１８日，省委负责人张体学、赵修（时已改名“赵立公”）、张华凌晨４时到报社与造反派谈判，张体学表示：“揭发批判报社的错误、造报社的反、占报社大楼、封报社、停止发行是革命的行动。我不是虚伪，流血事件我们没有制止，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由省委负责”。并说：你们在毛泽东时代比我强，我对大串联不理解，对红卫兵冲进省委，革我的命不理解。文化大革命好，打掉了我的官架子。我是中间偏右。

　　张体学这个表态当然是诚恳的，１０月以来，他并不希望与造反派的冲突继续和扩大。

　　恰在此时，于熙熙攘攘的红旗大楼门前，实验中学造反学生将初三王三宝同学收藏其父王任重笔记和诗公开于大楼外，王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８日陪同毛泽东到韶山记于留言簿的诗，引起全市的轰动。造反派批判王“到韶山”一诗是讥讽和反毛泽东的。王诗原文是：“韶山风光依旧，人世几经沧桑。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本来王前三句都是赞扬毛泽东革命事业有成的，第四句算作者潇洒反问，如“峥嵘岁月何须风流”，总不能说成是“不须风流”吧。大学生不能说完全不懂这种写法，最多有些“衣锦还乡”的旧意吧，人们也在议论自己的理解和对王原意的不同理解。不过这正是捍卫毛主席的关键时分，也是批判王任重的钢鞭材料，所以造反群众乃至中间群众，一下子就抓住了王的辫子。

　　在武汉文革的继续深入中，这对王几乎是致命的一击。当事人回忆：“后来刘汉武把这首诗拿着当面问陶铸，要他表态，陶铸半天不吭声，最后说不好不好。在当时的情况下就凭这一条就足以把王任重打倒，他讽刺毛主席。这当时算是红十月对武汉造反运动突破的一个贡献，当时因为对政治和国家管理确实所知有限，不可能真正具备对王任重执政是非，进行严格审查并得出正确结论的能力，所以运动往往就诉诸感情和常识”。文革以后，王任重在《跟随毛主席到韶山》里也有了用文字自我辩解的机会，他说“假如我把最后一句改成‘草帽布履还乡’就不会被人误解了。但是，我当时觉得那样太俗气了”；“我曾经和红卫兵争论过，我说毛主席要我和他一起到韶山，对我是一种爱护和信任，我怎么会产生反对毛主席的念头呢”？的确，王在被学生看管和护送时，谈笑风生，恃才依旧，不断与学生高谈阔论，常就主席诗词的诠释、典出，考问学生，出现官民较真，老少争辩；也是文革领导与群众互动中的一种少见的较真，毕竟是文化革命嘛。

　　王诗立即被送到北京，１８日，关锋、戚本禹接见武汉造反学生，戚就问及：“你们的大字报不是有王任重的一首诗吗”？同学们给他传单看，关和戚很认真的鉴赏传单，并颇有兴趣地问道“你们懂吗”？２４日，中央常委、文革小组的顾问陶铸接见武汉造反派在京学生，谈及省报被封问题；学生将王诗交他看，问好不好，陶铸沉吟半天只有说“不好不好”。在１９６０年代，王的这种自命潇洒的诗文很难得到群众公开认同，即便是在中共高层。所以１９６６年１１月群众争辩的问题，居然在中央高层里久久回荡：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８日毛泽东在武汉处理问题，接见陈再道司令员等人，当时毛还想着王任重的错误和解放问题。毛谈到“过去湖北提的口号不太好，说什么‘张体学就是好’。王任重究竟是什么罪？王任重申辩他不是坏人，还有成绩。这话不要自己讲……”。在王力、谢富治列举王的“保”、反对红卫兵、串联、组织高干子弟活动等错误，毛泽东也禁不住说“噢，他在北京搞的一些事，总是不好的，都是保字号的……这个人恐怕扶不起来了”。有人冒出“他作诗称主席是兄长，以兄弟自居”。毛泽东第三次皱眉，脸色黯下来：“最后结果，还要等一下。先让群众去批”。　另书披露，当时又有人落井下石：“他死抱着说，万万不能承认三反分子，就是不检讨干了些什么”。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指：“王任重、张平化、赵紫阳三个都是同陶铸关系很深、很密切的”。　看来，到此时毛泽东也爱莫能助了。

　　１１月２０日，湖北省委发出《省委关于湖北日报在文化大革命的宣传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检讨》，承认指使报社拍摄学生造反活动照片、错误理解报道林彪“９。１５讲话”精神是压制和打击革命群众，承认“错误地突出报道省委负责同志活动，错误地突出报道省委的作用问题”，以及报道和提出“教育革命口号”和“报道不实问题”。但是立即遭到学生的指责和进而批判。２４日，根据省委指示，湖北日报编辑部发出《关于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承认宣传报道中的一些错误，也立即遭到造反派的继续揭批和指责。

　　几乎与此同时，原来支持湖北省委的群众看到省委处于不承认错误不行，承认了也不行的进退两难境地。他们开始对于省委的无原则妥协退让产生疑难和抱怨。

　　武汉的造反群众不知道，当学生在汉口封闭省报、工人在中南海西门静坐同时，王任重已经在中央文革彻底失势。群众后来以为王任重是被他们自己打倒的，其实，王业已被文革小组淘汰，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他被批准离开北京去海南养病。这既是毛泽东与周恩来、陶铸在身体乃至政治上保护他的显示，也是他走离中央文革小组的标志。不久陶铸落台，又盛传王是ＣＣ特务，一个时候，他已经无法摆脱政治的厄运了。

　　（二）中央领导的接见

　　１１月１８日，关锋、戚本禹接见武汉二司赴京代表团时，首次公开披露了文革小组与王任重距离、分歧的信息。关锋说：“接到湖北同学给伯达同志的信，提到王任重的问题，要求王任重回去检讨，我和戚本禹同志受伯达、江青同志和文革小组的委托，来看望你们，简单的说明一点情况。王任重来北京好几个月了，在这几个月间，在北京的工作也好，给湖北省委的指示也好，没有在文革小组讨论过，没有向文革小组汇报过。他的作法和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关系，这是第一条。第二，是王任重已经回去半个月了，不在北京。关于王任重的问题可以找陶铸，他是管中南局的，对王任重比较了解。第三，对王任重有什么意见可以批评”。

　　学生们听了十分欣喜，也多少有些意外，原来王任重的问题比他们自己以为的还要大，王已被文革小组剥离出来！所以某同学汇报武汉情况，谈到“我们现在逐步认识到王任重是湖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指挥，总后台”，戚、关相视而笑，连连点头说：“啊！你们现在才意识到”。这段对话反映出当时的实际情况：武汉造反学生到现在才决心喊出打倒王的口号，但是“打倒”也仅是种提法而已，群众组织内部也不可能有非常统一的认识，所以，在１１月底的《革命造反报》上评论中南局电报的观察员文章里，仍然规劝说：“王任重，猛醒吧！玩花招不行，赶快收回你的电文吧！……赶快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不然，到兵临城下就被动了。”造反派学生的口吻似乎还很体谅他们尊敬过的王书记的。同学汇报了《湖北日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干的事情，关锋答“我们都有了（信息）”。戚说“你们用《人民日报》对照《湖北日报》去批判，用中央首长的讲话对照他们的讲话去分析批判”。这无疑是对造反派封报的支持。

　　同学汇报湖北武汉地区还有工人、群众严重围攻、斗争学生的恶劣现象。以前省委、市委出动大批囚车大肆逮捕学生，毒打学生，镇压学生运动。中学生占绝大多数。张体学自己检查都承认逮捕了１００多，有的至今还未放出。戚问“到底抓了多少人”？并非常气愤地对关锋说：“这在全国少见，湖北确实特殊”。“最近湖北省委还有什么新东西”？同学答：“他们又组织工人赤卫队，复员军人红卫军用来对付革命学生，现在有的工人公开打人了，发生流血事件。”

　　戚问“有没有支持你们的工人”？同学讲“有！前几天来了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团，有２００多人，控告省委”。戚：“哦，工人也起来了，工人中也有‘少数派’，他们被打成‘反革命’，受压制受迫害的比你们还厉害，你们不和工农结合将一事无成”。“最好的办法是职工起来自己造反，你们要和职工结合，他们行动起来力量比你们更大”。关说：“这次运动是学生开头，但不是主力军”。戚：“你们是不是主力军？……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将一事无成”！同学问“串连怎么办？我们想到农村、工厂去宣传我们的观点，和工农群众结合”。戚答：“你们自己考虑，多少人去农村，多少人去工厂，多少人留在学校搞……”。关锋插话：“我们不了解情况，你们自己去处理”。

　　中央文革小组的关、戚已经在这次接见里点明运动要向工矿农村发展，红卫兵要和工农结合、深入、推进运动的意图。说话当时，中央有关意见正在酝酿、争论中。不过，造反学生与工人的结合也刚有萌芽状的个别串联，处于原始的阶段。

　　二司学生在１１月批判湖北省委及各大专院校党委执行资反路线的行动中，以《湖北日报》事件为一个中心，舆论上开始取得主动，并进京张贴传单、大字报，办武汉文革展览，扩大宣传影响，并继续要求中央领导接见。１２月２日，已处于全面被动状态的陶铸，接见二司司令部赴京代表团，根据中央意见和他自己认识，讲了５条意见：

　　其一，中南地区文革运动搞得不好，整个地区都执行了资反路线；王任重同志对湖北的问题要负责，从中南来讲，王任重同志接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不久，整个中南的问题，我仍要负责任，虽然我已离开了。因为中南各省，都派了工作组，我是知道的，并且也是同意的。压制革命学生运动，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问题，我发现得迟，纠正也不力。这说明了，我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领会很差，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识很差，以后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作检查。……这次文化大革命，我开始还以为湖北可以搞得比较好。后来看到湖北省委一些报告，接触到一些材料，感到有些味道不对。９月８日和付军胜、何一华等九个同学谈话。又进一步感到湖北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问题较大。这一段接触到的材料更多了，加上今天听大家一讲，知道湖北的问题确是很严重的。王任重同志７月３日给湖北省委的信，过去我不知道，是最近看到你们《革命造反报》上的揭发才知道的。……其二，支持革命师生和群众彻底揭发批判湖北省委所犯的严重错误；全省打了那么多“右派”、“反革命”，排斥和打击南下串连的革命同学；抓南下“一小撮”；派人冒充“解放军记者”；唱《湖北省委就是好》的歌子，张体学乘敞蓬汽车检阅红卫兵，等等。这些都是很不正常的做法，是很错误的。……其三，少数派要争取、团结大多数。其四，湖北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是比较严重的，责任主要由王任重同志来负。待王任重身体好一些，一定回湖北向革命师生作检讨，其五，关于“湖北日报”问题的意见，陶铸就鄂报事件承认学生的揭发批判是正当的，停刊十几天没有什么关系，但是，长期不出报也不太好……要看是谁的责任最大，就让他一人停职反省，向革命师生作检讨；被打伤的同志要赶快治疗，责任不在工人、学生，而在湖北省委，省委要检讨，向被打伤的同志赔礼道歉。告诉大家，不要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对路线的人的当。

　　该讲话要点由陶办整理、陶本人审阅同意，于１２月６日印发。不过，在接见武汉人几乎同时，陶铸对上海“红革会”强行进驻《解放日报》社，扣住报纸发行和上海“工总司”冲进报社，却指示：“群众组织的报纸与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或许武汉问题毕竟是“窝边的”，陶铸对中南群众够客气与让步的了。

　　有了中央领导陶铸的讲话精神，武汉群众对本地运动将针对什么、上纲上线到何种程度，已经有了底线。王任重已经没有办法再保护了，省委也只有一退再退，再后退。

　　（三）群众组织的发展

　　原来支持省市委的工人、干部十分气愤局势的这种发展，以至抱怨和抗议省委对造反派一味“让步”“投降”；就在陶铸接见二司代表，并且表态批评王任重和省委，谴责湖北一些问题的当天，在武汉机床厂开会倡议成立全市的“革命职工联合会”；旋即发展为４０万人的组织。这个组织显然是市委酝酿已久，组织部长辛甫实心牵线支持的。于是，武汉有了与造反势力对抗的、体制性的强大的工人、基层干部组织。但受制于中央过去的关于工人不建立跨行业组织的原则意见，也出于传统的文化，他们将组织命名为“革命职工联合会”。尽管中央关于工交战线文革运动的文件即将出台。

　　据当事人回忆，联合会的成立有一个酝酿过程。１１月２５日，武重的崔景德、杨庭峰等三人，前往市委工交办申请，工交政治部刘振邦主任说中央有精神，工矿企业可以成立职工组织；次日，市委主要领导接见他们，达成协议。经过一段串联，全市组织于１２月１１日在武汉市体育馆正式成立。市长刘惠农到会讲话并授旗。当时推选了常委９人：杨庭峰、崔景德、张立华、何其华、冯正湖、冯根根、周德明、张用久、汪大榜。

　　王绍光在１９８０年代剖析武汉文革中的群众时，客观地评析了当时的局势、所谓的保守派和“联合会”。他指出：“尽管联合会规模宏大，但它在行动上还是节制的，结果当湖北省委同时面对一方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激进工人组织而另一方是最初的红卫兵和联合会的压力时，宁愿不顾后者的要求而不愿使前者不高兴。１２月１５日，湖北省委正式决定停止出版《湖北日报》，这一行动被普遍认为是向造反派投降。造反派因而变得更为放肆。１２月１８日和１９日，他们袭击了红卫兵和联合会的本部”。“王任重被中央文革撤职之前，造反派一直不敢忽视他。事实上，当造反派得知王任重在北京遇到麻烦时同保守派一样感到震惊。……当省委领导针对串联学生和当地‘少数派’的斗争时，保守派是狂热的支持者。而一旦省委在中央的压力下向造反派做了让步，保守派在对付省、市的当权者们时又成了造反者。在基层的个别单位，保守派与当权者们有着共同的命运。他们往往拼命捍卫这些领导，因为文革前形成的保护与被保护关系使两者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所以任何对当权者的进攻实际上就等于在打击他们自己。就是为了保卫自己，他们也得捍卫当权者。保守派对高层干部不如对他们直接的上司那么关心，这也说明文革参加者们的动机出于切身利益的多，而出于对宏观思想争论的少。实质上，保守派所捍卫的并非当权者个人而是由他们所体现的现存权力分配结构，他们是这种结构的受益者”。概括十分深刻和精辟。不论是１９６６年运动初，还是到后来，均是如此，而且现存体制的官员代表，为了维护体制和自己的利益，也从组控利用“保守派”，到非常自觉地支持“保守派”的言行；与其说他们是爱护工人、干部，不如说是为了现存权力结构和既得利益。在当时都是出于本能，要抵制文革进军。明白这个社会学的机制，出现１９６７年的“百万雄师”造中共中央的反的“武汉事件”，以及武汉保守势力因此暂居“彻底失败消亡”，又艰苦、持之以恒地抵制和反对文化革命——直至１９７８年中央为“７。２０事件”平反，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在１２月，各种造反组织在武汉相继出现，水利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亲历者回忆：“１２月２日，林一山在长办召开大会，宣读湖北省委的‘１１－１６来信’。我们感到这封信不对头。结果在会上我就上台抢过麦克风发言，说省委这封信是错误的，首先是如果前一段运动方向不对，责任应该由谁来负；二是谁能够保证林一山对在前段运动中批评过他的人不进行打击报复。最后我号召，凡是认为这封信有错误的人，请跟我到省委造反，结果当场就有１０００多人跟我一起跑步去省委洪山宾馆。最开始接待我们的是省委秘书长李衍授，他对我们说还是头一回看见干部起来造反。我们在那里与省直工委进行了长达９天９夜的谈判，省委书记王树成是代表，最后他们串联了长办的对立派演了一出双簧，由对立派把他抓去，就这样他就从谈判桌上消失了。当时我们感到非常被动，特别是林一山他们还放风，说‘１１－１６来信’是周总理批的。后来我们和一些老红军老革命在一起，反复商量和揣摩，认为这封信不可能出自周总理之手，而只可能出自王任重之手。于是我们决定上北京去。当时向许多人借钱，在现场的人也一毛一毛地凑，最后凑了１０００多块钱，１２月１２日由赵早安领着几个人上北京去反映情况。他们在北京的时候，很快就到水利部找了钱正英，由钱正英帮助把材料转送周总理。１２月１９日，钱正英转达周总理指示：湖北省委信件是错误的，长办同志应该造他们的反。我们重新找到王树成，说了周总理的意见，他感到很吃惊和难以置信，说你们先等着，过了一会他出来宣布说：明天我去长办。１２月２１日，王树成代表张体学和湖北省委，向长办同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同时宣布收回‘１１－１６来信’，林一山停职反省”。

　　后来，长办就有了造反组织“长办联司”。

　　１２月８日，“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在汉口成立，后称“工造总司”。当事人回忆：“因为当时工作组在工厂里整了许多人，为此我们厂里造反派就占据大多数，而与此同时，其他单位由于没有工作组对群众的大规模打击，因此参与造反派一方公开作为官方对立面的人数还很少，往往造反派没有保守派势力大，处境比较困难，就要我们去传授经验。这样一来二往，联络的单位就多起来了，最后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成立了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当时我个人作为普通工人，除了《炮打司令部》和《十六条》之外，对上层的情况是一无所知的，除了两报一刊的文章，对政策也是比较茫然。对于未来也没有明确的预期，与上面也没有联系渠道，也没有老干部来找我们谈话或者拉我们，主要就是跟着感觉走。……‘工造总司’当时在武汉，除了工总和九一三之外，算是第三大工人组织。主要的地域是在汉口，汉阳和武昌也有。人数大约有７－８万人。在组织内部任职等方面，也是谁先来谁就在前面，没有正式的考评”。

　　经过长期酝酿与组合，１２月１２日，武汉钢铁公司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成立，成为武汉造反工人、干部中最有组织聚合力的群众组织（其前身原是工人总部的一个武钢分部，后从总部独立）。其组织者之一杨玉珍回忆：“我当时是武钢最早起来造反的五个人之一，另外四个人是白玉柱、龙克发、常守仁、胡启生。我们在六月份就起来了，当时龙克发是党员，其他都是团员，机总厂的人多些，就以机总厂为首。……我们就和学生一起扒火车去北京去告状，是一辆装竹子的火车。当时只知道要革命，也不知道死活，在北京呆那么长的时间，天气后来已经相当冷，当时只有身上穿去的一套衣服，从北京回来之后，一身的虱子。我们到北京之后，先住在煤炭设计院，后来转到白石桥招待所。三四天后工总的人也去了（按：１１、１２日），我把工总的第一面旗帜亲手交给了刘万泰（按：当时杨仍为工总的成员）。在参加了毛主席第六次接见之后（按：１１月３日），我就送龙克发回来了，当时龙克发支气管扩张大量吐血。后来要在厂前那里开大会，为了在会前抢先完成生产指标，龙克发推迟了婚期，在车间加班加点干，本来车间是低压电线，不知道怎么换成高压，他就这样出触电事故去世了。……回来之后，我们就找厂里要车子、要纸、要喇叭，在武汉三镇做宣传。同时也跟保守派进行大辩论，他们五个人来围着我辩论。中心议题就是围绕着如何理解毛主席的大字报，文革的方向到底应该对准谁。在厂里面就辩论工作组镇压庞玉来对不对，他们保守派的人维护工作组，说就是要血债血还，我们说应该依法判处徒刑或者其他刑罚，庞玉来没有杀死人，只是打伤了人枪毙是不对的……当时自己的工资，都拿去买纸写大字报了”。

　　省委面对步步进逼的少数派、报社、工人问题，也是一筹莫展。不过，多次参加省常委会的陈再道司令员，比地方领导更敏锐注意到事态的发展，充满忧患；１２月２日他在常委会上说：“另外工人有发展趋势，工人也相当复杂，还没有红卫兵好搞，要有思想准备”。１２月２０日，他说：“对省委逼，也是一个教育，……他们正在搞材料，任重确有错误，他们搞他，而且是最大的一个……现在不是对付少数派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工厂的工人”。看来，到１９６７年春，陈司令决定取缔工人总部，抓捕工人，实非偶然与误会。
二、文革司令部的变化

　　以往人们议论武汉文革，人们往往忽略了在武汉６６年底的运动深化过程里，中共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发生什么重大转折变动作用；我们在集中回顾了武汉各派群众对于运动的积极能动作用后，来重新回顾与认识文革司令部的一些变动：其一，是６６年１１月的工交座谈会的斗争、到１２月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特别是林彪关于运动深入的全面、精湛阐述。其二，是陶铸在中央的失势。对于武汉市的运动，对于工业中心城市的武汉，这两点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样，武汉的群众文革运动才得以彻底地发动起来，也才会有后来的巨大规模、复杂情况和惊人事件发生。

　　（一）１２月的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

　　对于工矿企业文革运动是否深入、如何展开，在１１月的工交座谈会上出现尖锐辩论、斗争，在毛泽东的主导性批评和支持下，局势转变，陈伯达、周恩来、陶铸相继改变态度，谷牧具体掌握制订的“简报”“汇报提纲”受到批评，陈伯达、王力受命重新草拟“十条”文件。这些，王年一在“工交座谈会的抗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策——围攻谷牧、对陶铸突然袭击、林彪作了极不寻常的讲话”里已详细阐述。只是亲历者王力与他有不同的认识。１２月３日到６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工矿“十条”，林彪连续发表长篇极为重要的讲话，周恩来也做了讲话。现摘其中林彪关键阐述，分类罗列如下：

　　１．正确认识文革意义问题

　　“这次大革命是个大批判运动，对全国、全党是个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干部大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搞学术界，现在进入工人、农民，进入全社会，要席卷全国。过去讲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现在迎接，不是堵，而是要扩大，要渗透到每个领域，要改变社会面貌。要有意识地扩大，深入，发展下去。当然不是放假停工闹革命，精神要永远坚持下去。文化大革命是不能停火的战役，思想革命不能停火，要经常打，长期的打下去，……忽视这个思想上的革命，不是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蜕化复辟到资本主义呢？到底如何变的？我们如何使之不变？我们要很好研究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革命成功之后，会有反复，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不大清楚，先有了南斯拉夫，后有了苏联，才引起了我们警惕。毛主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文化大革命就是。

　　“我们现在面临两个复辟，一个是美蒋的武装进攻，这个不怕，我们有强大的解放军，有强大的人民武装，我们现在正大力搞后方建设，对这一点我们是有准备的。第二个复辟是和平演变，从现在已有的情况看这是最大的危险，因为很多国家出现修正主义都是通过和平演变来实现的，所以我们更要防止，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把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

　　“这样的大民主也使我们老一代受到很大锻炼，没有这样的放手发动群众，没有这样的大民主，触及不了我们老一辈的灵魂，改造不了我们的旧思想，清除不了资产阶级对我们的影响，只有这样放手发动群众的这样的大民主，才能改造我们的立场、思想作风。现在大民主在进行，我们相信经过这样一次大民主放手发动群众，不但青年一代受到很大锻炼，就是我们这一代也会出现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或真正的革命者。我们年青一代和我们这一代经过这样大的锻炼，我们就真正有了防止产生修正主义的基础。这一场大革命，对防止修正主义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要认识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批判的运动，就是对于干部进行一次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的运动，在某些意义上讲，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干部的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这是讲到底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对干部的批判运动。

　　２．刘邓是５０天，还是１０年、２０年的问题？

　　“刘、邓、彭、薄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不是无产阶级路线，刘、邓的错误不是五十天的问题，他们的错误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二十年之多，邓小平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多，他们在这段工作时间里，从来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们自搞一套，他们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毛泽东思想有很大干扰，在许多重大的关键的问题上，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都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彭、薄比他们更坏，除了执行错误路线外，还搞两面派，性质更为恶劣。刘、邓、彭、薄，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很深。在工交企业同样如此。影响很深。十年、二十年潜移默化，我们的很多组织、很多干部受到很深的影响。他们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很大干扰。

　　（按：在６日，周恩来也赞同：“刘邓路线不仅五十天的问题，少奇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已经二十年了，的确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影响是很深的。……错误路线不只是五十天，是十年、二十年，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薄一波和彭真结合在一起，是两面派”。）

　　３．工交战线问题。

　　“会议暴露了一些思想问题，比原来是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坚决贯彻陈伯达同志的十条。主要是大破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问题不少，问题也有，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路线，和文教系统不同，第二种观点工人阶级是好的，同知识分子不一样。不打破这种两种观点就不能在工交战线上开展文化大革命，就没有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就是应付，就是被迫革命，不是欢迎革命。

　　“我们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比文教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重要？有人认为工交系统文化革命没有文教系统的重要，这是不对的。工交企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经济命脉。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好坏关系很大，如果搞好了，就能把工交企业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如果搞坏了，就能变成修正主义的重要支柱。……我们工交系统有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应该肯定的回答是有的。

　　４．革命与生产关系。

　　“强调革命不等于把时间占得很长，有时占一点也是不可避免的，磨刀不误砍柴工，个别的时候搞六小时生产或占一两天生产时间，可能还需要，但是整个的要坚持八小时，文化大革命时间不能占生产时间更多，要两个兼顾，这两个问题要用不同方法来解决。

　　“完全从生产上看文化大革命是片面的，我们用别的方法也可以提高生产。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降低生产，如果用生产大小来评议文化大革命成败是大错特错的。生产受一点损失，其他方面得点收获。在政治上得到收获，也是重大的收获。但是我们要注意生产，文化大革命本来促生产，但在一定时间内某些部分可能挫伤生产。认为失败是不对的。文化革命搞起来，不仅将来可促进生产，一定时间内搞得好，还可以立竿见影，但搞得不好，可能生产下降。

　　“革命最重要，革命是统帅，时间安排生产第一，我们强调革命是统帅，但是不能把生产时间占用过多。……单纯强调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落实到生产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单纯的这样认识是不好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成果是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了使人民群众思想革命化，为了发展生产力。它是多方面的，不是单方面的，有政治思想、经济等方面的……所以光从生产一个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是片面的……文化革命在一定时间内生产可能下降。单从生产的下降来评文化革命的成果是错误的，因为在政治上的胜利这是更大的胜利。

　　５．如何对待群众

　　“……还有一条，你们对开始起来的部分群众怎样看待？是把他们看成‘痞子运动’？还是把他们看成是革命的急先锋？在一般情况下，开始起来的群众是少数，不可能是多数，都是一些受压制的不满的人起来，总是青年人先起来，因为青年人框框少，最勇敢，然后是多数人卷进来，这是历次革命运动的经验，资产阶级革命是这样，无产阶级革命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对部分人首先主要看他们大方向，看主流，不能过多求支流，因为这次文化革命是对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批判干部。群众起来既然是向这个方向开火，大方向是对的，就应肯定，缺点也是有的。

　　“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敢于这样的发动群众，敢于发动这样大的运动，这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敢于这样放手发动群众，敢于搞这样大的运动，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敢于下这样大的决心，有这样大的气魄，只有我们毛主席才能真正相信群众……现在看的很清楚了，我们仅仅九个月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年青一代精神面貌完全改变了。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年青一代人材辈出，许多青年就是在这样的大民主下锻炼出来的。如果照刘邓过去一套去作，去办学校，十年二十年也锻炼不出这样的人才来”。

　　应该说，１０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没有真正解决部门和省市领导的思想问题，完全在毛泽东的意料之中。林彪在１２月常委会议讲话，再次高度地宣讲了文革运动的深远意义，他用军人简捷的语言通俗地解释“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干部大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特别是提出并非局限于“５０天”的问题批判刘邓路线，而是１０年２０年的问题，彻底解决刘邓的问题，要向文教战线以外的各个战线铺开运动。无疑地，这是转达了毛泽东对形势分析的新精神，正如林彪所言，是“说到底了”。

　　王力回忆就认为：林彪讲党不能统一领导文化革命，因为文革本身就是对全党的批判，就是批判党的运动，是批判我们这个执政党的革命，“这确实是毛主席的思想”，王力不同意林的“只要革命搞好了，生产受影响也不怕”的说法。林彪的讲话，在１２月就开始流传到全国，红卫兵翻印了林彪的主要讲话，反复研讨精神实质，以上引言均成为指导他们、影响今后运动的至理名言。林彪的系列讲话，无疑是他在文革中宣讲文革、阐发文革最重要的讲话之一，可惜在后来批判林彪与研究林的时候，大家好象都忽略了１９６６年１２月的系列重要讲话。

　　周恩来讲话。６日会议上，周也发表讲话阐发：“（运动）实际上已从学校发展到社会，破四旧，立四新；从大中院校发展到小学校，从小学校发展到工厂，学生到工厂同情被压抑的群众，也很快就发展到农村，中间还有一个商业。现在形势已看得出来了，工厂、学校、农村、商业、服务行业、机关、甚至影响到军队。机关会从主要领导机关，由上而下发展到各种专业性的机关。正如林总说的，运动正在向着广度深度发展。势不可挡，怎么能挡得住！伯达同志说这是革命洪流，是不能堵，不能挡”。迄至１１月下旬，周恩来业已看到“火海虎穴与地狱”的前景，退弃了又一扇控制闸门。而且，周承认自己的认识不足：“比如说对红卫兵，我们就认识不够，只准学校搞，不准别的搞，你不叫他红卫兵，他就叫造反队，这还是搞起来了。你不同意，你堵，他用别的名字又出来了，只要你不想镇压，就与反动路线有区别，你正在改正错误路线，反对反动路线嘛！你还压嘛？你还压嘛？划清同反动路线的界线，区别就在于压不压的问题，主席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想通了这一点，就可以改了，他要求组织，先存在了，你不能不承认”。

　　“你们觉得工矿企业以为毛主席的指示都执行了，计划完成不错了，建设也搞得不错，有成绩了，大三线和生产都搞得不坏。不要满足这些，要有更高的要求。从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看，就有很多的障碍，是存在错误路线的，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障碍是很多的，要从历史上来说才能说清楚……”

　　“薄一波影响到工交战线。陈云的错误在财贸系统有影响的，邓子恢的错误，过去有过批判。罗瑞卿在公安部中搞特务作风，影响也很深。……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回去，三级干部会议绝大部分没有开好，只个别开的比较好，有的没有开成，稀稀拉拉，为什么？就是认识不一致，没有认识到要过社会主义关，没有决心脱裤子，引火烧身，检查自己，有的还拿多数压少数，还组织工人保自己。发生了问题，又把矛盾上交中央。发生问题后，群众一迫，不负责任的什么都签字，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对这么大的革命认识不深，有些城市还发生流血事件，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搞这样一场大革命，只有用大民主的办法，才能把问题揭深揭透。如果不彻底解决，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发生和平演变。主席说过，如果中央有几个有威信的人出来发号施令，搞修正主义，通过政策一个一个地改变，下面不知不觉地就会和平演变，全党就会变颜色。正像林彪同志说的，脑袋掉了还不知是怎么掉的。所以我们应当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所有制虽然变了，是公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阶层就会把它变成私的，就会变颜色。不能不搞，不搞就会变颜色和平演变，就会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问题。”

　　“谷牧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拿出来好，把大家的思想都摆出来了，反映了干部的思想状况，反映了现实情况，我们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很不理解。搞了十条后，找你们谈，大家同意了，但是思想没有通，还有些意见。林总问我有没有一个通的，我说我接触到的没有，多数不通，不是孤立的，是有思想根源的……”

　　“这次开会，我自己没有很好抓，思想上反映很坏，天天反映这个被抓去了，那个被抓去了，大家都有股怨气，这股情绪是不利于搞文化革命的，不如让他们到工厂去看一下，从工人中体验一下生活，不然回去后思想还不通”。

　　作为实际工作者，周还看到“现在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总之要以积极的态度，有困难要设法克服，有问题要承担责任，不要推卸责任，矛盾不要上交，凡是出了事的，都是领导没有搞好。干部要在群众中过关。极而言之，影响生产是半年吧？革命搞好了，生产会大幅度前进的。只要工作做好了，出乱子就会少，当然不能睡大觉，要兢兢业业，要孜孜不倦，积极工作，矛盾不要上交。要彻底地革命，彻底地解放思想。目前革命还在初期阶段，现在学生几千万，将来会几万万人都要走到大风大浪中去。我们要到群众中去，先当学生，后当先生。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主席已作了这个考虑，我们思想要作充分的准备”。

　　既然周恩来在１１月２４日就公开说了：“我们不来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入虎穴”？他已经作了最充分的思想准备。

　　（二）陶铸在中央失势

　　长期以来，各种文革研究和回忆在谈到陶铸被突然抛出、打倒，都疏于交代内情和分析，似乎，陶铸居然被陈伯达的一席话，江青的一个口号，或者与武汉揪王造反团的不愉快谈话与冲突，就垮台了。武汉的一些造反群众也天真地以为陶铸是被群众打倒的，众多的所谓文革纪实作品，都把陶铸在中央的突然垮台，简单归咎于陈伯达、江青，以及武汉赴穗专揪王任重造反团，都是浅薄和回避史实的。那么，为什么毛泽东选中的文革大将——林彪也深信是自己人的陶铸，会变成是邓小平推荐的“刘邓的人”呢？毛泽东讲过陶、王是“龙虎二将”，王有“总理之才”；在１９６６年组建文革司令部时，毛泽东把来自三方的，关注和赞同他文革理念也熟悉意识形态问题的力量，组入中央文革，即北京的意识形态—“红旗”杂志理论帮、上海的意识形态帮、中南行政—意识形态帮。最先退出或被赶出这个左派领导核心的，是长于行政，向往毛的文化思想解放，又和原来的党政体系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南局领导人物。在有新的研究材料问世之前，我们暂以王力的回忆来概括一下陶铸个人在中央的失落。王力在其“反思录”中，除了未谈到他自己在陶的问题上有什么主观的过错，应该说还是较真实地交代了高层运作的内情。

　　在安亭事件里，开始总理、陶铸和其他中央领导“意见是一致的”，“都没有支持中断交通”；“张春桥也没有不同意见”。后来张春桥对“工总司”让步，陈丕显立即给陶铸、陈伯达报告并表示不满；江青认为“上海市委就是要整”，“马上报告主席，连夜报告，不能让陶铸先报告”。次日毛泽东开常委扩大会，表示支持张的表态，会上没有人不检讨的，包括陶铸。在这里，王力专门联系到陶铸就是先去汇报也不行，“因为同陶铸的分歧是９月就已开始了，９月毛主席就对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陶铸同志不满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刘邓，而‘批判不彻底’，主要是指总理同陶铸。在毛主席看来总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陶铸。‘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主要是对陶铸”。

　　工厂农村运动的指导。王力说陶铸与毛泽东不一致的地方，“就是陶铸搞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篇社论和关于工厂、农村文化大规模的两个通知。其实这些文件毛主席都看了，都划了圈，实际上不满意”。“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确实是陶铸主持的，不是总理主持的。在会上陶铸说：‘就是要把他们压下去，写这社论把他们压下去’……中央说对跨行业的工人组织不承认、不支持、不参加，但是没有说压下去。……在会上总理的态度已经转了，陶铸还没有转”。（王力也说，后来陶铸的检讨讲没有“把革命压下去”的意思，可能系信口而言）

　　工交座谈会和工矿十条制订，进一步使陶铸处于被动状态。因为毛泽东早就提出工矿企业要搞文革，光是学生不行，工人不起来还是不行。在工交会上座谈原拟１２条，谷牧等说太左了，并发了简报。但“直到现在，谷牧的回忆录中还不知道毛主席的态度，好象毛主席还支持他们似的。他们到现在还认为陶铸不是毛主席打倒的，曾志也这样说”。“第二次工人又起来，又让他们（名义上是总理，主要是陶铸）压下去了。这是指１９６６年９月７日陶铸搞了个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这个社论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同毛主席的精神不那么符合”。“９月１４日，陶铸又抓了两个指示：一个是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毛主席的看法：革命哪里去了？……他反对‘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领导班子）。毛主席的看法，要群众自己选出来的班子统一抓革命和生产。毛主席总认为搞了１７年的现在这个机构不行，要改一改，冲一冲……，陶铸还是执行的过去的一套”。

　　“工交座谈会简报，毛主席相当不高兴。这是陶铸主持的”“毛主席不同意１５条，而且不高兴，特别对陶铸不满意……陶铸知道毛主席对安亭事件的态度以后还这样说，这不是顶着干了吗？……毛主席对陶铸说：‘总要支持工人建立联合组织，这不是大家都同意了吗’”？“（１２月中央会议）中央的人都拥护毛主席的观点，这也不能说是违心的。总是要跟上毛主席的思想，不能跟陶铸的思想，跟谷牧汇报的下面人的思想。６日的发言就不一样了，这一天要正式通过十条。这天发言不是对谷牧，是对陶铸”。

　　关于江青与陶铸的冲突。王力说“十一中全会常委名单中有陶铸，这名单最早是毛主席提的。决定名单的是总理、林彪、江青。毛主席只征求这三个人的意见……江青要把陈伯达调到邓小平前面。江青又说陈伯达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提到陈伯达前面，这样陶铸就成了第四位”。但在会议简报里，陶铸未采用谢富治批评邓的内容，立即遭到江青责骂。后来因为社会科学学部吴传启问题，两人发生激烈争吵；叶群得知，告诉林彪，“林彪原来对陶铸很好的，后来也不敢太接近陶铸了”。不过阎长贵回忆分析认为：“王力的说法，即把陶铸提到第四位是根据江青的意见定的，不可信，不可传；把陶铸提到第四位，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可能还征求了林彪的意见）根据需要和实际情况商定的，这恐怕是事实，也符合情理。对王力的这种说法，许多人（包括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认为，是瞎说，开玩笑，不足信，江青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和决定力。况且江青对陶铸也不会那样有好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江青曾鼓动陶铸揭发和批判邓小平、刘少奇，遭拒绝，她正耿耿于怀，怎么会为提高陶铸的地位而用力呢”？

　　关于中央书记处。王力认为：“陶铸还要搞书记处。他开了几次书记处的会，他没有理解，毛主席要他当文革小组顾问，意思就是不要象过去一样。还叫他管宣传口，事够多的了。并不是叫他去搞书记处。可陶铸要搞书记处，要搞班子。他把王任重调来，把张平化调来，宣传部组织部都要安上自己的人。如果真要搞书记处，恐怕还要调人。毛主席对此是不满的……毛主席说过，邓小平是这样，彭真是这样，陶铸还是这样，自己要搞一套。毛主席说他们这三个人性子都太急”。

　　政治局扩大会批评陶铸。王力回忆：“毛主席定了（１２月）６日会上要批评陶铸，要陶铸检讨。要不然这个会就成了对谷牧的了，这不能反映问题的实质。谷牧说他万万没想到，有的书也说突然袭击陶铸。我没觉得突然，因为是毛主席定了的。这会上常委们不好出面批评陶铸，所以在酝酿时要我们这些人发言，特别是我……陶铸坚持要加上‘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党组织是好的，是可以信赖的’。这说法本来也没有什么，可是他是在毛主席说要‘依靠坚定的革命左派’的前提下这样讲的。陶铸说共产党员、党组织是革命左派的核心，这同毛主席的思想不一致”。“毛主席的意思要陶铸表个态，陶铸作了检讨……陶铸在会上承担了责任，他不要余秋里、谷牧负责任。这是符合实际的。陶铸承认自己坚持老框框……毛主席思想发展了，主张工人农民要起来，我思想没赶上……他说他思想落后于实际，坚持主张不搞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一直到最后。他一直不赞成离开工厂去串联，不赞成学生到工厂……他检讨说他对汇报提纲中的一些观点并不是完全同意，但其中有些观点他是赞成的。他说他的思想反映了党内现状，就是十一中全会后没有解决问题，十月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各省各部抵触情绪很大，思想不通，在许多问题上有抵触，有怀疑”。

　　关键是林彪的总结，他说“实质不是谷牧的问题，而是陶铸的问题，是书记处负责人坚持一些错误观点，现在本人也作了检讨。他说工交座谈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同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坚持旧的一套”。

　　告陶铸状的信。“１１月１４日以后，毛主席收到一些告陶铸的信。毛主席说第一个正式告陶铸的是唐平铸（按：指告发陶铸同意新华社报道采用“换头术”事），毛主席说第二个告状的是关锋、戚本禹，他们列举陶铸的七大罪状，说陶铸参与制订刘邓路线，执行刘邓路线”。

　　王力将陶铸的失落直接与毛泽东业已不喜欢他联系起来，如果历史内情确实完全如王力所言，这些问题显然是陶铸与毛泽东在当时的原则分歧，是毛泽东绝对不会让步苟同，陶铸刚直不阿，也并不准备真正向毛泽东做妥协的。

　　很快，陶常委和毛主席都说了：

　　“咎由自取”！

　　真是两个湖南的犟脾气。陶铸讲的是他坚持自我主张，明白决没有好下场。毛泽东正是针对陶的表态，义正词严地断言没有任何人能阻挡运动的深入。

　　中央最高层的这种不可调和的原则性斗争，成为陶铸、王任重变为悲剧人物，最终落马垮台的根本原因，也成为武汉的运动居于九州文革极为显著位置的一个原因。

　　中国的文革派和反文革派，必定逐鹿中原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