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筒 一个北京三十一中初中生的“文革”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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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经历-1

1、学习小组
1966年的夏天，我正在读初中二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按照循常轨道行进的少年生活戛然而止。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事先没有一点征兆的文化大革命突然降临了。先是揪出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后来又整出了彭、罗、陆、杨。一开始还只是在上层建筑里折腾，大家并不知道在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什么。而且那时候小道消息也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渠道，大家虽然关注，但毕竟离自己还远。
学校都停了课，院子里和我同龄的分属于不同学校的初中学生有三、四个，我们几个人自发地聚在一起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每天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主要是学习所谓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当时我们之所以组织这样的学习活动，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样的大环境下，我们这些对社会还缺乏基本认知的孩子们是倾心于投身这样的政治运动的。可是由于我们的家庭出身并非根红苗正的红五类，所以在运动初期属于我们这一类的人群是被边缘化的。而这部分正当躁动青春期的青少年让他们整天无所事事地呆在家里，他们是不甘心的，大家都希望在运动中有所作为，要干点什么来迎合社会的潮流。
我在《我的家园》里面介绍过，我们院子原来是安徽省望江县的会馆，院子里的邻居大都是望江县的老乡。我们的父辈大都是在政府机关里任职的小知识分子，他们都经历过解放后到文革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他们嘴上不说，但心里很明白这样一场运动中所潜藏的危险。因此他们对我们组织的学习活动不但没有积极地支持，反而有着隐隐的担忧，但又不便于对我们这些少不省事的孩子们明说。再加上我们自己也不可能对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有长时间的兴趣，所以我们的学习活动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就自动瓦解了。
2、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8月18日一大早，学校组织我们汇聚到天安门前。那天天气很好，盛夏的阳光照耀着广场上如潮水般涌动的人群，整个广场仿佛是一口蒸腾着热气的大锅。
我们学校所在的位置是在国旗杆附近。听说是要开大会，我们跷脚眺望天安门城楼，但并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随着时间的流逝，气温的升高，躁动和不安在广场上升腾。十点钟的时候，高音喇叭传来声音“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开始了，毛泽东穿着崭新的但明显不是很合体的绿色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接受并配戴了后来成了名人的宋彬彬敬献的红卫兵的袖章。
我们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人站在天安门城楼的西南角上向广场上的人群招手，人声鼎沸，高呼万岁。这样的场景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参加国庆游行的时候也曾经见过，当时心里确实有一些激动，毕竟那是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最近距离的接触；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山呼万岁的情景其实真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
从那天开始，红色恐怖开始席卷全国。身穿褪色旧军装，腰间扎着武装带，臂带红色袖标的红卫兵，开始肆虐京城。经常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红卫兵在街上横行无忌，剪人家的发辫，剁人家的皮鞋，砸商店的牌匾，抄人家的财产。我曾亲眼看见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用上体育课练刺杀用的木枪，朝已经躺倒在地的所谓黑五类身上打去，就像电影里面封建社会里的衙役们在大堂上那样。被打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据说是学校附近街道上的房产主，疼痛使她发出瘆人的惨叫，当天这位老太太就被活活打死了。我家附近的第二医院就经常有卡车送来面色灰白、浑身是土的死者。一时间阴云笼罩，人们惶惶然不可终日，不知命运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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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经历-2



3、与工农相结合
我们没有学上了，按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宗旨，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到农村去接受劳动锻炼，从7月份开始，我们多次下乡帮助老乡割麦子，收玉米。记得最后一次是割水稻，10月份的天气已经很凉了，我们挽着裤腿，光着脚踩在泥水里，虽然艰苦，但是没有人敢说，在阶级斗争的高压之下，我们都在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在农村劳动期间，曾经有过这样的趣事，有位同学晚上看见有村子里的人还在劳动，就主动过去帮忙，后来背着枪的民兵过来阻止，他才知道那是所谓的“黑五类”在劳动改造。
不仅去农村，我们还通过多种关系联系社会实践活动。我曾经和几个同学在西四缸瓦市附近一家制衣店参加劳动，我就是在那儿学会使用缝纫机的。由于我们只能干简单的活计，当时制衣店承接了很多红卫兵袖章的缝制，我们就负责把那些袖章的毛边捾起来，并用缝纫机匝上。我们也曾经在西单食品商场参加过劳动，那儿的食堂不错，用点心的碎渣做的花卷挺好吃的。
不论在哪儿劳动，我们都能感受到农民与工人劳动条件上的巨大差异，感受到劳动人民淳朴善良的品性，感受到我们在他们的眼睛里面还是一群孩子，我们在那些环境里感受到充分的关爱。
客观地说学工、学农、学军并没有错，通过这些社会实践活动确实也能够学到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但对于正在学习知识的学龄儿童来说，不能因此而颠倒文化学习与它们的主次关系，甚至排斥文化学习。文化大革命颠倒了这种关系，大革文化命，不仅仅害了我们这一代人，而且流毒至今。
4、邂逅周恩来
1966年秋日的一天，我们几个同学到天安门去闲逛，回来沿着长安街走到府右街南口的时候，东西向是绿灯，我们就顺利地通过了府右街南口，这时我们看到从府右街里开出一辆吉斯车，停在了府右街南口的红灯前。因为是吉斯车，我们几个人就在那里指指点点，只见车上的窗帘撩开，一个人向外张望，并朝我们挥了挥手。因为距离很近，我们清楚地看到那是周恩来总理。
那时候我们还只是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而他是日理万机的总理，一个等候红绿灯的瞬间，极其偶然的机遇，我们相见了，他给我们留下的是亲切、温暖、崇敬和激动，这是我与这位伟人最近距离的接触，终生难忘。
十年之后还是在这条街上，再一次邂逅总理，那是他的灵车。那是1976年的1月11日的傍晚，天气阴冷，晦暗，空气中仿佛还飘着丝丝的冷雨，就像当时的政治空气一样。我和黄培正好经过西单路口，恰逢总理的灵车沿着长安街由东向西缓缓地驶来，灵车四周挂着黄黑两色的挽幛，上面装饰着白色的花朵，庄严，肃穆。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目送着总理的灵车一路向西。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令周恩来总理心力交瘁，终于支撑不住，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国家正处在崩溃的边缘，总理的离去更增添了人们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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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经历—3
5、革命大串联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以后，外地大专院校、中学甚至小学的师生都纷纷奔向北京，希望能在北京见到毛泽东，学习北京红卫兵的造反精神；而北京的学生则纷纷奔赴外地，所谓播撒革命造反的火种。这样就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连。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来京的师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更助长了这种趋势。全国串联的人数以亿万计，造成全国停学、停产，铁路拥挤，交通堵塞，社会秩序混乱。毛泽东在三个月内陆续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学校师生共八次，实现了他“天下大乱”的目的。
大约在十月份，我们同班的四五个同学相约出发，在北京火车站登车向南进发。那时的车站和火车已不像哥哥离开北京时那样整洁，安静，整个氛围都充满了躁动和不安，人们像暴风雨来临前的蚁群，无序地在站台与火车之间涌动。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离开家，心情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兴奋，惶然，不知所措，与同学们像逃难的一样随着人群涌来涌去。在车站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长长的人流从车站里蜂涌而出，沿着站外的小胡同七拐八拐绕到车站西边的铁路边上，再进入站台。看到停靠在铁路线上的列车，人们像疯了一样涌向列车，不管是门还是窗户，只要是能进入车厢的地方，就不顾一切地往里钻。好在我们几个同学没有走散，满头大汗地在座位上坐了下来。看着车窗外西坠的斜阳，我的心绪怅然无着。
我们本身不是红卫兵，没有播撒革命火种的责任和使命，因为国家提供了免费的车旅，于是想走出来见见世面。不像现在旅游，事先要搞个攻略，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返程，乘坐什么交通工具，住在什么地方，游览什么景点，品尝什么名吃。那时候一切都是未知数，就看命运让你走向何方。我的办事能力极差，全依靠同行的同学，他们说去什么地方，我跟着就是了，基本上不用我拿什么主意。
火车开动了，走的很慢，与我们躁动的心形成极大的反差。我们沿着京广线一路向南，列车时走时停，没有规律。郑州、武汉、长沙，沿途的省会城市我们都会停下来，走一走，看一看。有时候乘坐的竟是货运列车，车厢里铺着稻草，角落里放着一个大木桶，小便就在桶里解决。
郑州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模糊，只有二七纪念塔，像一根双棒冰棍矗立在街头。在武汉我们住在武汉大学的礼堂里，舞台上铺着稻草，我们身上的跳蚤估计就是那时候爬上身的。武汉的工业污染当时就很厉害，空气中酸味浓重，房屋好像也被酸雾啮噬了一样，锈迹斑斑的。到长沙的时候正是深夜，从车站接我们去住宿地的是卡车，车少人多，我虽然挤了上去，可只有一条腿站在车里，就这样在车外悬着一条腿走了一路。
韶山是毛泽东的故居，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那里就是龙祥之地，一定要到那里去朝拜。寂静的山坳里，几间简陋的平房，竟走出了二十世纪世界的伟人，是中国的命运也是伟人自己的命运。
湘江边的橘子洲头，风景秀美，墨绿色的橘树上点缀着鲜亮的红橘，澄碧的江水绕着沙洲流过，与当时政治上激荡的风云极不协调。
还有长沙的小吃和那些经营这些小吃的生意人，他们在长沙的偏街陋巷里，与世无争地做着小本生意，让我们在动荡的时局中也能品尝到那些具有浓郁江南风味而又叫不上名字的小吃。
离开长沙我们前往南昌，南昌是人民军队诞生的地方，我的叔叔和哥哥均在南昌工作，可由于事先并不知道要到南昌去，我连他们在南昌的单位和住址都不知道，虽然给家里人写了信，却无法从家里获得信息。其实家里人已经通知了叔叔，叔叔在火车站上给我留了字条，可是我在将要离开南昌的时候才看到。叔叔就在火车站的邮局工作，可是我胆子小，不敢离开同学们一个人单独活动，就和同学们一起登上火车离开南昌，前往上海、南京。
在上海我们又一次领略了工业城市的雄浑大气，我们参观了江南造船厂、江南机器制造厂，在万吨水压机面前我们就像人类在“变形金刚”面前一样渺小。可上海的厕所就不能说大气了，男厕所只是在街边沿墙砌一段小便池，小便池两头各有一堵挡墙，遮住路人的视线，需要方便的人只要背对大街就可以宽衣解带了。据说现在上海已经没有这样的厕所了。在上海我们参观了上海动物园，园内没有什么游人，天气阴沉沉的飘着零星的雨雾，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在南京我们去了蒋介石的总统府，拜谒了中山陵。当时觉得这两个地方的对比太强烈了，蒋介石的总统府太小，太简陋了；而中山陵太大，太气派了。当时正在建南京长江大桥，我们到江边去看，正赶上下大雨，真是“一片汪洋都不见”，我们没有雨具，浑身上下淋得没有一点干地方。
进入十一月，天气越来越凉，我们也没有带冬天的衣物，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学生们返回学校，我们就老老实实地从南京回家了。这一路上应该说我们基本上没有游山玩水，除了参观了上海动物园，很多著名的旅游胜地我们都没有去，例如江南的四大名楼和誉为“人间天堂”的苏州、杭州。我们虽然不是红卫兵，出来串联仍然本着经风雨见世面，接受革命教育，参观的主要是大学、革命圣地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出成就。最终带回家一身的虱子，让妈妈费了好大的事才清理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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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经历—4
6、我们自己的组织
重新回到学校，红卫兵运动已经发展到新阶段，“革命”已经不再是少数干部子弟们的事了，随便什么人刻个章子，扯面旗子，就可以成立红卫兵组织。当时学校里有“红卫兵”和“红旗”两大组织，我们不想加入他们那两大组织，几个同学一商议，决定自己成立一个组织，起名叫“野战兵团”。
我们专门跑到王府井，在一家刻字店刻了一枚图章，记得好像是花了二三十元钱，心中忐忑怕不能在学校报销。本来还想买一架手推油印机和刻字用的钢板，因为我们手头的刻字钢板已经快磨平了，而油印机的纱网也快掉下来了，因为投资太大，担心报销的问题，遂作罢。
我们的红卫兵组织成立起来了，每天写大字报，油印宣传品，把搜集来的小报和道听途说的消息变成文字，贴在墙上或散发到街上。大家热情高涨，认为这就是“革命”了，我们终于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了。
成年后回过头去看，我们当年的思维与行动和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如出一辙，不得不佩服鲁迅先生把中国人的国民性都看透了。而我们在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发表近半个世纪后仍在延续着那遭到批判的阿Q精神，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7、参加教育部夺权
我们的“野战兵团”和学校里面的两大派红卫兵组织没有关联，毕竟势单力孤，于是我们向校外发展，联系了“首都红卫兵西城联络站”，并受他们的派遣参与了教育部的夺权。
那是1967年的春节前，全国都处在权力再分配的狂潮之中，造反派到处夺权，很多地方形成两派政治力量，教育部内也同样。以谭厚兰为首的“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和以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分别支持教育部内的两派组织，我们受“首都红卫兵西城联络站”派遣配合“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参加教育部的夺权。那天夜里，刚刚下过雪，地面湿滑。为了争夺教育部的档案室，两派群众在楼道里对峙，肢体上的冲突一触即发。在教育部的楼道里，灯光昏暗。两派群众拥挤在楼道里，蜂拥的人群把外面的雪泥都带进了楼道，脚下泥泞不堪。裹挟在人群里的我，在昏暗的灯光下，根本也看不清哪些人是“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的，稀里糊涂地和楼道里的人挤在一起，因寒冷和紧张而浑身战栗。后来两派的学生领袖都来了，各自讲了一些什么，好像是传达中央文革的什么指示，才控制住了局面。谭厚兰给我的印象还好，挺质朴的。而聂元梓则像那种得志的小人，被一群人簇拥着从小汽车里走下来，闪披着一件大衣，那气势特别像电影里的南霸天、胡汉三。
从那天以后我们就在教育部驻扎下来了，在教育部的办公楼里我们有了一间办公室，像现在很多电影里演的那样，宽大厚重的办公桌上铺着玻璃板，绿色玻璃罩的台灯、黑色的号码盘电话和装有红蓝墨水的玻璃墨水瓶等办公用品应有尽有。那时候我就曾经幻想，等文革结束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在这里工作了。现在想来真是可笑，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幻想在教育部工作了。那年我16岁，刚刚达到法定的劳动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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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经历—5

8、从首都兵团到红代会
我们驻扎在教育部，白天在教育部大楼内“上班”，晚上就住在教育部对面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刘XX的家里，那是一个独门小院，小院不大，如果在春夏季，这里肯定是一片勃勃生机，由于我们去的时候还是冬天，园子里却是一片荒芜，残雪掩盖着裸露的黄土和枯焦的枝条。
我们住在刘副部长家里的办公室内，屋里有办公桌和沙发，我们就睡在沙发或地板上，铺的盖的都是接待红卫兵串联时用的毛毯，好像还比较干净，没有虱子。
刘副部长是一位忠厚长者，黧黑的脸膛像个老农民，言语不多，估计是从革命老区走出来的教育家。他的老伴没有工作，就在家里操持家务，身上总系着一个围裙，像个农村的老太太。他的儿子和我们的岁数差不多，好像是三十五中的红卫兵。我们一帮红卫兵登堂入室，住在人家家里，老太太虽然心中不满，不胜其烦，但也无可奈何。在这里我愿意为我们当年的无知与无礼向被打搅的刘副部长一家真诚地道歉。
我们那时候隶属于红卫兵首都兵团西城联络站，负责人是四中的王XX和汽车驾驶学校的刘XX,我们的工作是不定期地出版一份像两张A4纸大小的油印小报《动态报》。联络站在西城区、海淀区有很多中学的联络员，负责搜集各所高校的文革信息，汇总到我们这里，我和其他几个同学则负责刻写、印刷这份报纸。
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权力再分配的阶段，各地相继实现了所谓的革命大联合，北京也相继成立了工代会、农代会、大学红代会和中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就是以红卫兵首都兵团为基础形成的中学红卫兵的革命大联合。
在这些代表会的基础上1967年4月成立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旧的体制已经被彻底摧毁，原来的政权机构已经被彻底砸烂，国家民主和法制已经被破坏殆尽 人权受到了无情的践踏。为了适应当时混乱的社会现状，需要建立一个适应极左路线的新的政权机构，以昭示文革造反派的全面夺权成功。
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厌倦了极端混乱的政治局面，期盼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冀望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能够稳定当时的国内形势。但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始作俑者的预期，仿佛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通过文革兴起的所谓造反派垄断了国家机器，集党、政、军，公、检、法等大权于一身，压制不同意见，虽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不同派别之间的争斗仍然存在，社会秩序还有待恢复。这时候的工、农、红卫兵等各种代表会也俨然成了权力机构的一部分，成了革命委员会倚重的力量，其内部也像如今的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一样成立了相应的工作部门。
红卫兵首都兵团西城联络站摇身一变成了北京市中学红代会作战部，我们的办公地点也从教育部搬到了位于和平门外的音乐学院附中。这期间有两件事记忆深刻，一是我们受命组织红卫兵在北京火车站和永定门火车站协助铁路公安部门来维持车站的治安。当时北京火车站有关部门在站台的最南面的备用线上停了一列硬卧车厢，提供给我们住宿，吃饭就在车站的职工食堂，我们组织了东城区几所学校的红卫兵住在列车上，分班巡逻维持车站秩序。当时车站上很乱，很多流浪的人就睡在车站的各个角落里，其中有不少是受到迫害而逃亡在外的人。我听在车站内执勤的解放军战士说曾经有人在车站二楼楼梯拐弯处割腕自杀，鲜血顺着楼梯往下流，惨不忍睹。参与维持秩序的东城某女中的红卫兵，动不动就挥动皮带殴打那些流浪的人，不知道这些正处花季的女孩们怎么会有如此的暴戾。我们还得做工作，劝阻这种过激的行为。毕竟给人家打得头破血流，我们也不好收场。
    第二件事情，是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侨民有一所自己的小学，学校位于前门大街与永安路交会处的西北角上。学校有一座两层的木质小楼，二层是一个小礼堂，有舞台，楼下是一个小操场，大门直接开在前门大街上。朝鲜小学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也停办了，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一支红卫兵文艺宣传队占据了朝鲜小学，他们利用这里的礼堂和舞台排练节目，其中有人把礼堂内的金日成画像给撕了。事情闹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外事组找到我们，请我们到位于前门东大街的外事组办公地点，共同商议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他们表达了两点意思，一是从外交角度出发，不能承认是我们的红卫兵撕毁了金日成的画像；二是尽快让那支红卫兵文艺宣传队退出朝鲜小学。于是我们将那支红卫兵文艺宣传队请出了朝鲜小学，为了避免别的红卫兵组织再占据朝鲜小学，我们在那里住了好几个月，直到“复课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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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经历—6

9、复课闹革命
1967年10月14日，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这个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我们也回到了阔别一年半的学校。
经历过空前浩劫的学校满目疮痍，苇席制作的大字报栏上残存的大字报在寒风中抖动，飘落的纸片随着寒风在空旷的操场上打旋；教学楼的木质楼梯已摇摇欲坠，窗户上没有一块玻璃是完整的，初冬的寒风鼓动着窗户上的塑料布不断地发出单调的声响；教室里的桌椅缺胳膊断腿，一片狼藉；图书馆的书籍散落在地板上，蒙着厚厚的一层尘土。
学校里进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工宣队的人员接触很少，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军宣队和我们联系比较多的有两个战士，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们都称呼他的职务“文书”。另一个是负责我们班的，按职务说好像应该是“排长”，他的名字叫刘国旗，身高1.7左右，两脚有些内八字，不苟言笑，一看就知道是从农村出来的。据说他是老兵，在部队是班长，将要退伍，被派来参加军宣队。他在我们班讲话，必定要立正站好，把“红宝书”捧在胸前，然后才开始机械地重复报纸上的那些词句。面对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学生，刘国旗们的心理上并不占有优势，这些进驻学校的工人和军人，按道理说应该是工厂里、军队上比较优秀的人员，他们虽然是按照伟大领袖的号召进驻了学校，可以六十年代我们国家工人和军人的总体构成来说，他们又不可能具有管理学校的相应的水平和能力，让他们来管理我们实在是勉为其难。刘国旗们就是在这种尴尬的境地里用政治上的流行语来支撑自己的行为，盼望着早点复员找一个正当的职业。
回到学校的学生寥若星辰，在刘国旗的组织下班里也成立了革委会，我被推荐为组长，每天带领大家读读“老三篇”或是两报一刊社论。这样的学习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寒冬的萧瑟、教室的破败与我们无所事事的心境交相作用，终于终结了所谓的“复课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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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经历—7
10、上山下乡
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是在1967年7月初中毕业，可是已经进入1968年了，我们仍旧滞留在学校里，无所事事。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两年了，整个中国仍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政权机关基本上还处于半瘫痪状态，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原有的秩序已经被打破，而新的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为了争夺领导权，不惜动用真枪实弹，用普通民众的流血牺牲换取他们自己头上的顶戴花翎。
大中学校的学生做为发动这场运动的御用工具，在政治上已经成了强弩之末，连续三届累积的毕业生已达2000万人，对社会安定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大学高年级的学生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那里，如何成家立业，安身立命？大学低年级的学生不知道自己的学业如何继续，路在何方？高中的学生本来就是为考大学而读高中的，大学不办了，自己怎么办？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没有人敢质疑文化大革命的正确与否，但个人的命运却不得不令这些年轻的成年人心中担忧。
唯有我们这些初中学生，“少年不知愁滋味”，不管是对“文革”还是对自己的前途，均看不出有任何困扰。正处于青春期的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行为逻辑发展着，躁动着。家里面有条件的，身穿“将校呢”或“国防绿”军装，脚踩“回力”牌球鞋，骑着“二八”大链套自行车招摇过市，“拍婆子”，打群架，以头破血流为光荣的资本。不具备这样条件的，则整天在外面闲逛，今天去这个同学家，明天去那个同学家，凑在一起偷偷地抽烟，聊性，聊打架。那时候大多数家长都已经去了“五七干校”，没有人来约束我们。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已经成了有可能被利用的破坏力量，如果让他们继续滞留在城市里，又不能继续学业，其后果不堪设想。
1968年10月学校给我们颁发了“毕业证书”，我们取得了“初中毕业”的学历。家里面有条件的同学陆陆续续通过关系去当兵了，也有的到西北的“三线”工厂去当了工人，还有一部分激进分子主动要求到内蒙古牧区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等没关系、没路子、也没志气的则只能听候上帝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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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经历—8

10、上山下乡（续）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黑龙江、吉林、内蒙古、陕西、山西、云南成了“老三届”学生的流放之地。这一场运动人数规模之大、涉及家庭之多、动员力度之强、社会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绝后的。
记得有一次刚刚下完雪，我们前往北京站送同学去东北建设兵团，车站里人山人海，厚厚的积雪已经被汹涌的人流踩踏成了黑泥，阴沉的天空衬托着人们沉重而又压抑的心情，车站高音喇叭中播放的激昂乐曲也掩不住车上车下的一片哭声。想到我最终也要踏上这样的道路，心中不禁寒颤。
那期间学校工宣队三天两头到家里来做动员，父亲因病躺在床上，工宣队和班主任就坐在床前反复地向他宣讲毛泽东的指示，让他同意我上山下乡。我当时在班里担任学生干部，迫于形势和政治上的压力，决定接受命运的安排，开始准备上山下乡的行装。当时我准备落户的具体地点都确定了，是陕西省延长县黑家堡公社白家堡大队。父亲舍不得我离开，暗自神伤，悄悄地写下“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忙”。那时候父亲已经54岁了，他肯定是担心我上山下乡后的生活和我走了以后他们两位老人的生活，他心态上体现出的无依无靠的凄凉让我心动。母亲舍不得让我到农村去受苦，拉着父亲一起到学校与工宣队的领导商谈，她说“如果我儿子非去不可，那我们老两口就和儿子一起去。他父亲身体不好，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将来还需要儿子照顾。反正我们都有国家工资，也不会给当地添什么麻烦。”母亲为了我，在那样高压的政治环境下，敢于豁出去一拼，还是很不容易的。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徙。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联系在一起。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是当权者的无奈之举，2000万学生的就业问题是当时最大的难题之一，安排他们在城市就业的巨大成本是“文革”当时的经济状况所难以承受的，而把这些学生分散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当中，既可以化解当权者面临的巨大的就业危机，同时也能消除这些人在城市中可能形成的巨大破坏力，无疑是当时客观上的最好的一种选择。
对我个人来说，幸运的是我最终没有上山下乡，逃过了一劫；不幸的是与同龄人相比，我在经历上缺失了或精彩或悲壮的一段。福兮祸兮。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一代知识青年已年过花甲将近古稀，现在言论自由，对上山下乡的评价也是褒贬由之，谁都可以畅快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没有必要非得统一认识。我赞同一位知青博主的观点：“知青怀念的是自己的青春，绝对不是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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