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亮 东湖风云录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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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亮  东湖风云录第二章
第二章．初秋炮打司令部

　　一、贯彻中央新精神

　　入秋，湖北省委开始传达和贯彻北京传来的文革运动新精神。１９６６年７月
底，省委紧急停止各院校的“反右”批判斗争，决定撤出工作组，改派联络员观察
指导有关单位的运动。８月１２日，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省长张体学从北京电话指
示省委，要求在１５日前按“１６条”精神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革领导小组，
接替工作组对运动的领导。按此指示，８月下旬各院校相继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
并陆续有组织地成立红卫兵（时称“多数派”红卫兵）。初秋的武汉还是十分炎热
的，长江流域的“秋老虎”并未让革命热情不减的学校师生精神倦怠。运动也有组
织和有秩序地进行着。

　　８月２日，湖北省委召开第二次文革积极分子代表会，听取了７月２９日北京
市第一次积极分子会议上中央领导的报告录音，正面地总结了前一段运动的成绩，
表彰了各学校产生出来的运动积极分子。武汉市委决定逐步撤出各单位的工作组，
并开门整队。

　　８月３日，广东省委常委开会，研究如何传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北京
学生代表会上的讲话。但工作队问题成了会议的讨论主题。在讨论中，刘田夫问：
“工作队撤走后，如何使运动搞得更好，将来也要派些人去了解联系。如何抓革命
委员会？”。林李明回答“按北京的样板做。”林在会上还批评说：“广州大专院
校，没有反击这是好的。但由于没有经验，出的问题和全国也差不多，包办代替，
‘我来解放你’到处有，不放手，怕乱。工作队与学生的关系，也不清楚。对意味
不相投的，不听意见，也不少……不能把我们的工作估计太高了……学生贴大字报
说不要上修正主义的当，而工作队（学生）说他们是修正主义。选举委员会，学生
提出意见，是工作队征求他们意见，他们提出意见，你们征求人家意见，又反过来
整我们……我看过去我们听工作队的话多了。”

　　不知什么原因，同一时间，湖北省委尚未如广东这样地认识工作组问题。

　　省交通厅航运局工人出身的干部傅廉当时在随县搞四清，今天回忆说：“十六
条下来了，在讨论时我说这个工作队最好是撤，与毛主席说的相信群众的政策不符
，而且有些事情完全是捕风捉影……按照文件是我们工作队错了。……晚上一点钟
，就有人拍我的门，说县机关分团团长邓强找我去，他说我在会上发言不应该，我
说工作队确实与十六条不相符，他说张体学要亲自找你。第二天张体学打来电话，
我说我是傅廉，他说‘咯狗日的快来’，要我去见他，我去了，他劈头就说：‘你
还反了，叫工作组撤，你当了这是航运局，他们姑息你’？我说自己只是开会说意
见。他问我思想通了没有，要我写检讨。过了两天就通知我回武汉，李树棠说张体
学说你没有资格当工作队员，通知要把你遣送回去……我回到单位门口，就看见有
大字报说要打倒走资派傅廉。”

　　８月１６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从北京回穗，传达陶铸的指示“华东、
中南地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各省是否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看是否实行
反击，如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那就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反之，就不是。”赵说
，“我们这里没有进行反击，没有把革命学生打成反革命，所以不能说是犯方向路
线性错误。”

　　但陶铸的这个精神，湖北没有传到基层，湖北省委和各个单位，自恃有王任重
的精神，并不承认因为在群众里打反革命，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由于工作组撤走
，酝酿成立文革委员会，许多高校组织了大辩论，大家蛮认真地辩论前一段运动方
向正确与否。到８月中旬，这种辩论仍然是赞成６、７月省委作为的干部、群众舆
论占优势，群众显然不明白北京究竟出了什么事，报刊舆论发生了什么变化。持不
同意见的极少数人，用较为温和的言辞，批评前段运动，说反击右派挫伤了广大革
命群众的积极性。

　　武汉水利学院三年级同学韩同良、丁家显、韩玉琢，以三个贫农子弟名义写信
给工作队长刘真，悲壮陈词，申明青年人搞文化革命的目的，批评工作队主持反击
打击了热心参加文革学生的积极性。该信也成为辩论的中心议题。今天９２岁高龄
的刘真，依然记得这封感人的公开信内容，或许当时就触动了他的情感。高校学生
对成立文革委员会进行了认真的辩论和选举。从书本原教旨意义追求革命，青年人
都醉心于中央文件“１６条”倡导的巴黎公社民主制度原则，少数受过压制的群众
冀希通过理想化的民主辩论和选举，达到长期被压抑的自我的实现；多数同学——
特别作为政治核心的学生干部和前段运动的“左派”骨干，认为无产阶级民主从来
就是讲民主集中制的，且仅有他们才能显示和实现这个真正革命的民主和集中；而
所谓的“自我”，也无非是臭名昭著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自我，对于资产阶级
，本来就不应该给它什么自由和平等。不是说要撕掉“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
布吗！

　　按省委意图，“纯民主”选出来的文革委员会，是８月多数派倾向主导的权力
组织。

　　为响应北京的运动，８月１９日，省委主要负责人接见１１所大中学校学生表
示支持革命小将。武汉市委组织５０万人集会游行，庆祝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同日
，武汉由党委组织的红卫兵正式成立并上街游行亮相。迄今为止，这些活动均为支
持省委工作组运作的多数派参加；辩论中，学生群众中首次出现“派”的称谓，而
他们是多数派。与其相反，在６、７月运动里受到疏远、排斥、打击的群众，开始
被称为“少数派”。少数，在当时的舆论和力量上处于绝对劣势，但他们激忿，一
往无前，深信自己是忠实于毛主席和革命的，坚持“干革命”的自我实现。他们也
相信刚刚公布的“１６条”中说要保护少数，“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就是有所
指的，甚至认为真理开始就只能在少数人手里！

　　下旬，印有“炮打司令部”的传单传到武汉，多数人不敢相信这竟会是毛泽东
亲笔所为，有人甚至认为是伪造来炮打共产党的（１９５７年报上赫然标题就有“
储安平炮打毛泽东”），且文字所涉及党内斗争问题，究竟何指，更无人知晓。武
汉钢铁公司里两派分歧，就是从工作队镇压工人和辩论“炮打司令部”的真伪肇始
的。不过，毛泽东８月１日的回信由王任重转交清华附中红卫兵，毛泽东支持对反
动派造反有理，人们再也不会怀疑了。后来，毛泽东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一文加写的批注也传到武汉，毛说“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
应当坚决抵制”；领导未必等于真理、等同正确，极大地鼓舞了对前段省委的运动
做法持怀疑与抵制态度的人。

　　下旬，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对北京学生讲话录音，经省文革领导小组指
示在各校播放，学生开始纷纷议论北京运动，刘少奇乡音浓重的说“这个运动么子
搞，老实说，我—也—不—晓得”使人万分惊异！北京出了什么事？毛泽东在８月
１８日首次检阅红卫兵，报道有所变异，大家隐约感到中央在人事上有变，但还不
敢胡乱猜想。

　　８月下旬，所谓破“四旧”兴起。武汉党史大事记云：以武汉市中学红卫兵为
主体，仿效北京红卫兵的行动，上街破“四旧”。武汉市委为支持红卫兵，决定改
换所谓具“四旧”色彩的街道、学校、工厂、商店的名称。此时，抄家、游斗浪潮
迭起，泛滥周余，事后不完全的统计，在武汉共抄家２１０００户，抄出黄金１１
０斤，白银１８００斤，银圆２６。７万块，现金与存款４４０万元。乱查抄、揪
斗导致自杀案件１１２起，死亡６２人，游斗折磨致死３２人。那是恐怖的１０天
。长江航运公司工人出身的教师沙云乐回忆：“８月２３日，长航党委书记贺崇升
、政治部主任李震宇为首的当权派，发动了一个揪斗牛鬼蛇神运动，把长航系统内
部揪出了３２个人，带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游街，在沿江大道和中山大道游了一圈
，武汉搞游斗牛鬼蛇神是长航带头搞起来的，对湖北的影响很大”。

　　截至月底，官办的红卫兵和多数派，极其热忱地投入了“破四旧”和在社会上
横扫所谓“牛鬼蛇神”，也热中于在本单位批斗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和坏分子；
而少数派，从传达１１中全会、辩论前段运动方向、辩论《炮打司令部》、竞选单
位文革委员会、迎接首批南下红卫兵，开始把批判矛头指向前段的运动，认为省委
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思潮和文字的激荡与集聚过程里，产生了第一批少数派的战
斗队，如湖北大学的“红八月公社”、武汉水院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战斗队，
水院书写致工作队公开信的三位同学，也就成为“横扫”队的组织人。他们的批判
意向很明确、尖锐，在成立战斗组织时，也纷纷按照“１６条”规定原则，向省委
文革领导小组正式申报，争取省委在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省文革领导小组（当时
多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树成同志出面）开始也确实认真地接受了少数派成立组织的
要求，以至举行授旗仪式；虽然省委领导对这些开始脱离传统权力的控制，完全靠
少数派学生自己结社起来的战斗队，真可能忧心重重。
二、陶铸、王任重新指示

　　北京运动发展总要快过武汉，中央精神总要比湖北省委理解的革命化得多。８
月２２日，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中央常委陶铸电示中南局：“中央最近开了一次
会，有个极其重要的指示。从最近各地运动的情况来看，许多情况说明，还是怕字
当头，不敢叫群众炮打司令部。有的地方学生起来锋芒对了党政机关，于是就煽动
工农群众斗学生，打学生，最厉害的有天津、哈尔滨、西安、兰州、桂林等地，西
安最严重。主席对此很生气，很不满意。要把这个精神告各省（区）委。总之，不
准用任何借口和方法对付学生，否则一定要犯大错误。弄得自己焦头烂额。下台也
会下得很惨。学生是有觉悟的，为什么不相信学生群众？要大破大乱，才能大立。
怕乱也还是要被群众革掉，必然要叫群众革掉。告诉各省（区），各地，要彻底放
手。对学生绝不能用任何形式去压制，要坚决撑学生的腰。这次运动工农兵是主力
军，学生是先锋。对军队，中央已发出通知，要坚决照办……不要怕，乱的越厉害
越好”。“总之，不能提‘保卫中南局’，对我们有什么意见，谁都可以提。”

　　次日，陶铸在医科大学再发表同样的重要讲话，就谈到后来批判的“怀疑一切
”问题：

　　“我刚来北京一个星期，就当上了保皇派，‘卫生部党委至今还不是黑帮’这
句话讲错了。黑帮是保不住的，反革命终究是反革命，现在我收回前面那句话。给
同学打保票，一打就不好。不是黑帮揭也不是黑帮，是黑帮讲不是也是黑帮。卫生
部可以充分地揭，……谁是革命，谁不是革命，由人民来考验。

　　“现在撒手让你们揭，不管是谁，大家尽力揭……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
对的，但对毛主席不能怀疑，毛主席高度集中了人民的智慧，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能
发挥人民的精力。……至于一个系统、一个支部、一个部的党委，是可以怀疑的。
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怀疑，此外，一切都能怀疑。领导好的
，怀疑一下就行了，领导不好的就怀疑下去，把他打倒。有的领导，你们不信任就
可以去揭，每个人有权怀疑，观察你的领导……

　　“放手不够，要大放特放。可以公开，也可以秘密串联，怎样能把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搞好，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不管你资格多老，权力多大，只要你
是不革命的，就可以贴。你们还可以到街上去革命，只要是革命的行动，每个人只
有支持你们的权利”。

　　８月１９日，长沙出现动员工人、干部围攻学生事件，中央决定采取疏导措施
和处理省、市委，不久，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平化回马长沙，收拾起火的湖南后院
。

　　为了研究日渐控制不住的运动，２４日，湖北省委常委召开会议，张体学省长
做了自我批评：“学生产生问题，一个是革命的旗没有举起来，二是工作组官僚主
义，毛病不少。有几个问题请大家考虑一下：一、放手搞大革命，放手搞大民主，
要怎么干就怎么干。你要成立红卫兵就成立。你要上街就上街。你要干什么，可以
的。要到长沙、北京去，可以的。你要打庙，支持他去打，不采取这个精神，我们
就被动了。革命总有一点损失。我们要放手领导，参与领导。要大民主，大鸣大放
。对学生的行动要支持，反对派、左派都要支持，要他们辩论。学校内部的问题，
行之有效的办法，唯一的办法，是大辩论，工学院的问题，我主张开万人辩论会，
我们省委派书记去坐着，轮流去，可以辩三个月。他辩累了就不辩了，游行累了他
就不游了。打架也不要紧，打了以后再辩论对不对？有两个学校可以控制的，一个
是武大，一个是湖大。汉口、武昌准备乱两个月，在乱中作工作，乱中有治。水利
学院再乱，先把张如屏（按：院长、第一书记）停职反省。二、武汉市常委、书记
、副书记到各学校作报告，支持革命。武昌中学我们帮你们搞。三、红卫兵要成立
全市组织，我们同意，红卫兵主任由侃夫当，你去领导。

　　张华（副秘书长）：不这样搞，不能取得领导权。
　　张体学：我们决心把党委改组改错了不要紧。工作队要回来斗争，大家讨论该
不该斗？该斗争就斗。要放手搞大民主，搞得不好，湖北省委、市委是西安、兰州
的前途（按：两市委业已改组）。
　　姜一（书记处书记）：学校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关系，实质上是左派和右派的关
系问题。如果搞得好左派和中间派成了多数，搞得不好，右派和中间派成了多数。
　　许道琦（书记处书记）：我们一方面要领导学生，另方面要做工作。（体学：
反对派有极少数右派操纵，经过大辩论，他觉悟了，就过来了。）辩论，做工作双
管齐下，有少数很偏激的。
　　张体学：不怕出乱子，可能不出乱子，怕出乱子，可能要出乱子的。学生的要
求，能办到又合理，如破四旧立四新，你要干支持你。……现在已经乱了，我们和
他们一起去乱，参与领导，把领导权夺回来。唯一的办法是辩论，支持他们干，不
采取这个办法，你要硬扭就不行。乱一个月就好了。

　　张体学意欲抛出水院张院长替罪，平息众怒；实际上当时已经抛出了水院一个
抓后勤的梁百辅副院长作为“走资派”，戴上高帽批斗，其他高校也纷纷由多数派
操作了抛当权派的“斗批改”。同日，省委召开武汉地区大专院校文化革命委员会
工作会议。

　　陶铸也电示中南局：

　　（一）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红卫兵紧急呼吁书，强调运动已经出现
了偏差，要纠偏，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中央办公厅已通知立即收回。（二）八月十
三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十万人公审大会的精神也是错误的，还是怕乱思想作
怪。主席对此很不满意。（三）长沙八月十九日事件，平化同志听取了去京请愿的
湖大学生的报告，陶铸同志看了平化同志写的材料，认为在全国也是比较突出的，
对学生运动实际上是法西斯式的镇压，如果不赶快改变，自己要垮台的。（前几天
延春同志给陶铸同志打电话，根本未反映真实情况。）中南局要帮助省委迅速转过
来，态度要坚决。（四）广州地区的学生运动，看来还没有搞起来，放手不够，告
省委注意。（五）党政机关的大字报，学生要看，可以经过正式手续介绍代表来看
，学生不能看机关的档案文书。广播电台等，还是不要让学生进去看……

　　但是中南地区学生与党政机关的冲突，并未解决。研究后，陶铸同意与赴京学
生对话，解释一些学生提出的关键问题。２５日，陶铸率原中南局领导接见中南赴
京学生群众。

　　张平化重申了向湖南同学讲过的三点：“一、长沙有人提出的‘三相信’（相
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是错误的口号，利用这个口号镇压学生的革命行
动，这是反动行为。二、长沙有人阻止同学上北京，各种刁难，设下障碍，怕人向
党中央和毛主席告状，这是非常错误的。我曾经说过，怕人告状的人是心里有鬼的
人。如果没有鬼怕什么？没有鬼，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告状也好嘛！怕人家告状
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三、长沙有人挑动工人打学生，有的学生受到殴打。这种行为
必须彻底追究，彻底查办。同学们要求中央调查，已向中央报告，一定调查清楚，
中南局已经要求他们检查纠正”。“我在这里再次向同学们检讨……犯错误的人要
负责，我工作没做好，留下影响，我也要负责”。

　　接着中央文革副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讲：“外地有人说??心衔幕??
命冷冷清清，没有北京轰轰烈烈。是这样！希望大家学习北京的好经验，带回去…
…”“为什么不准人家怀疑省委？为什么不准人家怀疑市委？没做亏心事，不怕鬼
敲门。如果你是革命的，就要和广大革命师生站在一起干革命，如果你不革命，站
在群众运动的对面，镇压群众运动，就应该打倒。下面陶铸同志还要讲讲。湖南问
题，昨晚中南局讨论了。我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王延春同志写了一封信，对指使殴
打革命学生的负责人要严办！（鼓掌）对站在楼上看同学被殴打的，一律撤职！（
热烈鼓掌）……”

　　陶铸在这次接见学生中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些即兴讲话，显示了他们对形势和
做法共同的意见，特别显示了陶铸本人对文革的基本态度。从根本上看，身居要职
，他当时是想尽力跟上形势的，而一些提法，也特别革命化和出格，如像对什么是
党的领导，什么可怀疑炮轰，对于破“四旧”，对于大串联，他都明确地提出自己
的认识，甚至一些言辞比刚刚起来的武汉学生还要激烈、离谱，关于“什么是党的
领导”，几乎成为少数派在９至１１月的理论武器，至于对所谓“保守派”如何办
，群众几乎就是按他说的去实行的：

Δ　运动中问题由谁负责？——“我的中南局第一书记刚刚‘罢官’，交给他，文
化革命不能由王任重同志负责，要由我负责。前不久，我们开了多次会议，要求他
们按中央精神彻底把文化革命放手搞起来，但他们回去后还是不敢放手。长沙、桂
林不但没有搞起来，而且发生压制群众的反革命行动。……群众要革命，你压制，
就是反革命。我不是当过中南局第一书记吗？我有责任。……湖南省委，长沙市委
态度很坏，现在有好转。王延春同志搞四清，农村阶级斗争是坚决的，但搞文化革
命不那么坚决……我看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农村四清搞别人能搞下
去，现在搞自己就搞不下去了……。”

Δ　省委可以反对的——“真革命，假革命，半革命，三分之一革命，都要受一次
检验。三反、五反、土改、四清，湖南是坚决的，这次文化革命不坚决，原因是没
有勇气真正革自己的命。好多同志要求罢王延春的官，看一看好不好？我今天打电
话，长沙市委书记撤职了，站在楼上看工人打学生，不下来制止，还笑，这些人统
统撤职……省委可以反对，可以火烧，炮轰省委，可以炮轰中南局。包括我在内都
可以反对，只有毛主席不许反对，我们的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
我们拥护他，不能反对。我们这些人可以反对，省委为什么不可以反对呢？湖南和
湖北省委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能！谁不革命，不但反对，而且要打倒”。“文化革
命像一江洪流，抗拒这个潮流要被冲洗掉。你要阻止这个潮流，你就要被彻底毁灭
的。现在有的单位不懂得这个道理，怕！你怕有什么用呢？越怕越要革你的命！本
来不知你有问题，一怕就知道你有问题了。你是革命的，怕什么呢？相反的，你是
不革命，你是黑帮，怎么保也保不住。这些道理我过去讲了，他们懂得，就是不做
，怎么办呢？（众：造反）就是靠你们起来，不革命的统统革掉。……”

Δ　不满意中南地区的运动——“中南的文化革命运动我是不满意的。（王任重同
志插话：我也不满意。）你们以可回去讲，说是陶铸说的。我原来是书记嘛！现在
有好转，但不要估计过高了。……我们还是要靠你们去轰。对省委、市委、中南局
开炮！比如王延春你们就开了炮嘛！你们回去说，你们不革命，我们就开炮了！就
要罢官！（众：罢王延春的官！）打几炮看看动静嘛。还说这是我说的，现在给一
个机会，如果不革命就罢官……运动还有很大阻力，《国际歌》说，把旧世界打个
落花流水！什么叫落花流水？过去我还不懂，现在我开始懂得了。西单、东单、王
府井的旧招牌被砸得粉碎，一块块掉下来了，不是落花流水嘛！灰色的、兰色的，
黑色的要砸烂，红色的当然要保下嘛！……这次革命要彻底打下消灭阶级的基础！
（鼓掌）……

Δ　什么是党的领导？——“党委各级领导可不可以反对？反对是不是反党？是不
是反对党中央？现在哪一级党委都可以反对，只要你不革命。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
和林彪同志不能反对。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一个地区
的红卫兵，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也是党的领导。党
的领导不是党员垄断的，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是党的领导。相反，你是党员
，你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就不是党的领导，你是挂羊头卖狗肉。你们不要被
他们吓倒，他们讲你们反党，你说我反什么党？我们拥护毛主席的领导，你们是什
么“党”？不是毛主席的党我们就打倒！这是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武器，要剥夺
这个武器。……筹委会不行就罢他的官！（同学们：人太少罢不了！）罢不了可以
串联嘛！串联了一定的力量起来，就把他们轰倒。

Δ　文革委员会可以推倒再造！——“文化革命委员会压制革命，你们就把它推倒
，那是二月革命，就来个十月革命……”“现在北京的各个学校里实际上都有几个
红卫兵，可以货比货嘛！看谁红的厉害。你是红卫兵，我也是红卫兵，我们开展革
命竞赛，假的一比就比出来了。都是好的可以合起来。真的、假的，革命是最好的
检查，群众有眼睛，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Δ　红卫兵的组成原则——“什么人能参加红卫兵呢？就是红五类，应该很好地调
查成份，我们要讲阶级观点、阶级路线，要有阶级分析。同学出身比较好的，所以
阶级成份第一。我们要考虑阶级成份，但是我们反对唯成份论。第一要讲阶级成份
，第二不是唯成份论，第三看政治表现。一贯很好就是出发点，我们也让他们进来
。”

Δ　关于串联和交通问题——“北京是首都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策源地，是
毛主席住的地方，全国革命人民都有权到北京来。（同学说：没有路费）你们有学
校证明，可以免费。（同学又说：他们不开证明）你们搞个组织嘛！（王任重：上
下结合嘛！）不开证明，学生证也可以（同学：车站不可以）不可以，斗争嘛！（
王任重同志插话：陶铸同志可以帮助你们到铁道部解决。）对！我到铁道部去，你
们坐车可以不要钱，免费。你们这次可以免费回去”。

　　可以说，这是在长沙事件之后，陶铸对运动和中南地区做法的一个积极的全面
表态。从群众运动角度而言，严格地从表象与运作实质来看，此后４个月——迄至
陶铸被中央文革“抛出来”，武汉的造反运动尚未突破以上由陶铸口头提出的基本
原则。

　　２５日，湖北省委常委也召开会议，张体学做了概括发言：“一、百分之九十
的工作组脱离群众……找工作组开个会，先把工作组的头按到水里去，不按下去不
能平民愤。二、有一条重要经验，准备犯大错误，作最坏的准备。不管怎样激烈的
斗争，或风暴，只要我们的观点明确，完全可以把学生说服过来的。学生的革命要
求，完全支持他，如北上南下的问题，那么讨论什么时候去，告诉文革小组办公室
，给你交通工具，要经费我们给。我在华师讲，那么闹革命，把房子烧了它，我也
赞成。有事我们就亲临前线，到现场去，哪里有事就到哪里去，越是矛盾尖锐的地
方，领导先去解决，不能回避矛盾。我们省委犯错误，没有迅速采取湖北大学的办
法，如果所以工作组采取这个办法，一检讨就主动了。……四要靠领导，领导哪一
步棋走错了，就（要）打招牌的。工学院不这样搞，很可能到省委来，反对派一包
围省委，湖大、武大要出来那就遭了，就变成湖南了。不要把工作组都搞臭了，搞
臭了再回不去了，只有靠革命委员会领导。现在正是乱的时候，我们乱是向好的方
向乱，不同于湖南。

　　张体学这里还是主张积极面对省委错误的，不过，又准备舍弃工作组（“先按
到水里”），而且湖大是省委意图和正统力量占上风的典范，其他学校仅仅是错在
未如湖北大学那样占主动。这里讲的反对派即指少数派，张省长这里担心湖大、武
大保卫省委的正统群众出来与少数派冲突，出现湖南的问题，应该说还是较为明智
的。但他未能如愿引导好，结果反而是亲自组织多数派学生乃至工人、干部围攻南
下点火批判省委的学生。

　　为了公开承认错误，次日张体学省长曾经到华中工学院电影场大会讲话，承认
省委为工作组压制学生负责，对于保与反工作组的两派冲突（在公开辩论时业已出
现反对派），张对华工师生说这完全是一场误会。说“你们现在两派的冲突实际上
也就是友军之间打了一场误会战。现在应当消除误会，共同对敌了。而敌者，就是
学院里象朱九思那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干毅之类的反动学术权威”。“
你们应当把力量集中在他们头上”，张鼓励说，“要抱紧拳头，打出去才有力量。
”张体学同志的讲话不时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反工作组的一派同学们都高兴极
了，工作组是省委派出的，现在连省委主要领导人都承认工作组犯了压制群众的方
向性路线性错误，并且向受过压制的师生公开赔礼道歉，那还不是造反派的大胜利
吗？而保工作组的一派从来都是乖乖听命于上级领导的，既然省里的主要领导人都
说工作组犯了错误，那他们还能去说三道四么？所以也表态坚决拥护张体学同志的
讲话。

　　张省长作误伤比喻，还是比较恰当的，不过回避了并非误伤，而是官方误导！
本来学生群众内，有何根本利害冲突？即便领导打群众“反革命”，学生还想“省
委、院党委搞错了吧”？父母也会错打孩子的，不是流行唱“我把党来比母亲”吗
？受压同学只是有委屈情绪，还没有想反对领导。张的平俗、刚直的话语，一时也
得到拥戴省委的青年学子的赞同。不过有了一打，后来又有二打、三打，王任重打
罢，张体学也打，王、张不打了，还有人打，且往死里打，造反学生认识也发生变
化，“是我错了，还是‘你’?淞恕保咳衔?憷锤闳ィ?拚?饕寰驮谡饫铮「锩??
了对象，对立情绪也逐渐产生和发展。

　　８月２６日，省委召开书记碰头会，张体学说：“湖北大学现在有好几个大学
的学生来这里串连，长沙、西安的都有，追‘六．二○’事件，很可能打仗。问他
们为什么不到外边去革命？为什么把我们的身份暴露了？我对漆林（按：湖大多数
派学生头头，市大专院校红卫兵的领袖）讲，准备革命委员会被推翻，越暴露越好
。

　　“武大、湖大可能重新搞翻的，内因外因在一起，准备它翻，告诉革命委员会
，第一，准备下台；第二，热情接待；第三，要你办什么，满腔热情开会答复，要
北上就北上，要南下就南下，兵对兵，将对将，搞一面大红旗，上面写着“湖北大
学支援湖南大学革命”。武大再翻一下才好，哪个学校越闹得凶应该越高兴，有这
个思想就好办了。从工学院的情况证明，我们完全有群众基础，证明学生完全相信
我们省委是革命的。

　　“省委文化革命办公室，对可靠的革命委员会主任要帮助一下，每天去了解情
况，华师、农学院是学生当的主任，没有问题，学联主席转变为主任的是不可靠的
。工学院革命委员会不要保它，武大的要保护。冲击越大越好。

　　“我们不怕乱，准备乱，越乱越好，乱有三大好处。省委的同志都到各大专院
校去开会讲话，我们高姿态，就不会失败的。长江大学叫史子荣去管，（韩）宁夫
不要回工学院去了。我们到学校去准备两手：一是准备挨打；二是受欢迎。坏分子
要把湖北省搞成黑帮，我们就会被围住的。

　　“曾淳的问题，在下星期见报，陈一新的问题也要见报。文革办公室搞一个小
稿子，见了报以后，省委同志分头到学校去讲话”。

　　湖北省委在做自我批评的同时，已决定抛出省委某些早已被边缘化的领导转移
目标。

　　８月２７日，陶铸电示中南局：提出以下意见，请中南局讨论决定：１、长沙
情况，现在很乱，不要怕。中南局也要坚定，不要因此受影响。２、湖南省委要回
长沙去。省委负责同志避一下风头是可以的，但害怕，离开岗位是不对的。要高举
毛泽东思想红旗，高举十六条纲领，坚决站在大多数革命群众一边。３、延春同志
要彻底检讨一次，开大会，宣布改组市委的决定。这个检讨要印出来，广为散发。
讲清楚湖南是毛主席家乡，要搞好。省委要挺起腰杆来。……６、群众要求交出长
沙市委副书记孔安民，可以。但要向学生讲清楚，要按十六条办事，要文斗。省委
有错必改，但真理必须坚持。同群众讲清楚要听主席的话，按十六条办事，各回各
校，继续辩论。长沙有坏人活动，要按十六条讲一下，警惕和防止坏人活动的问题
。

　　陶铸对中南局与湖南问题的指示精神，依然是面对一些运动实际问题的。

　　同日，湖北省委常委召集会议，省监委负责人纪辉谈到：“长江（工程）大学
局势比较混乱，左派、右派可能各是一半”。张体学问：地、富、反、坏、右子弟
占多少？纪辉答：杀、关、管的占百分之四十，成分复杂。张体学明确指出：“炮
打司令部是打倒牛鬼蛇神，不是打倒省委。百分之五的右派比例要在全省平均算账
，不能在一个学校算的”。“华师附中、农学院附中没有问题，水果湖中学控制不
住”。他依然认为长江工大局势太乱，原因在于“五类分子”子弟比例大，成分复
杂；该学校可以突破平均比例划右派。

　　同日，武汉市委召开市中等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联席会议。省市两次会议都强
调“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２５日，市委全会也要求教育干部认识破四旧的
正常秩序。

　　三、抓“南下一小撮”

　　８月下旬，北京部分南下的大学生在汉串联，指责湖北省委前一段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部分院校前一段受到压制的少数派到省委门口，和南下大学生一起，与省直干部、部分有组织（或自发）前来的多数派红卫兵进行辩论，在辩论中后者持“湖北省委好”观点。针对北京学生扰乱了武汉秩序，王任重安排北京红卫兵卜大华、宋要武赴汉，支持湖北省委和武汉的运动，卜对省委工作做了批评，也热情肯定省委工作大方向；他们严正指责了南下学生中的一小撮“狗崽子”的“混蛋”行径。南下造反学生多在湖北大学、武汉大学、武汉水院和华中工学院少数派学生里活动，并在湖大建立联络站，后树“南下革命造反大队”大旗，点火发动，队长换了几茬，直至１９６７年３月被军区客气送走；北京的中学著名红卫兵代表得到省委与各院校“官办”文革委员会热情接待。

　　８月２８日、２９日，针对外地红卫兵煽风批判和攻击省委，本地多数派宣传攻势加强；省委常委连续举行扩大会议商量对策。２８日会议记录如下：

张体学：北京来的学生主要矛头对准省委，武汉地区大专学生矛头对准省委的约有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他们的逻辑：北京乱了，你湖北不乱？！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中有坏人，多数是糊里糊涂，有左派、中间派，有极少数右派。……

张体学：北大学生在武大，名字都是假的。我对他们讲，第一不能武斗，把你们打死也不动手，骂你也不动口……

宋侃夫：市委的问题可能爆发在第一师范，他们在追查市委有没有黑帮，说我们封锁消息，压制批评。

张体学：你亲自到第一师范去作个报告，高姿态去，不高姿态去是不行的。接待工作，你不能出面搞，到学校去讲，尤其是马上要燃烧起来的学校，我们要亲自去作工作。不去做工作，争取不了领导权，他闹的再凶，把革命的旗帜一高举，左派起来就好办了。关于自由讲台问题，各说各的，他要放，我们不讲不行，他说刘（按：指刘少奇）犯了错误，我们说不晓得，省委没有给我们正式传达，你怎么晓得的？他说是陈伯达在学校讲的。他怎么说的？他说只对你们讲，不能向外讲，那你为什么向外讲？辩得他没有话讲了。……

　　对付外地串联学生的决策，也终于在８月２９日省委常委会议作出，记录如下：

张体学：“我刚才给任重打了一个电话，把我们的决心讲了一下，要高姿态，不怕乱，准备乱两个月，刀山要上，火海要闯，七、八所大学没有问题。外来的学生发动武大，湖大攻跨省委，我们不会有湖南省委的结果。任重讲：‘你们很主动，我知道。’我们应该相信大多数群众，相信湖北省委攻不跨的。关于搞《呼吁书》的问题，我也给任重讲了，他同意。搞《呼吁书》的办法：一是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出现，二是以学生的名义搞，三是以个人名义搞。全国的情况，我没有问，他说有一个信回来，也是这个意思。北京来的学生一、二、三，左、中、右都有。他说要把名字搞清楚，我们说搞不清楚（许道琦：将来查得清楚，跑不掉的）。

　　王任重这里明确赞同呼吁湖北人民保卫省委，要盯住南下学生，秋后算账。

王树成：“我觉得是个大事，虽然名义上是《呼吁书》，是用学生名义写的，事情非常重要。过去没有的事，过去先支持革命行动，对反动行动没有批评过，过去批评反动的事情搞错了，现在，这一着就不轻易拿出来了。任重同意，当然这个事情可以作了，需要把措施搞具体，要找几个学校研究，经过文化革命委员会和学生同意才发出去。发出《呼吁书》的时候，代表团往北京一走，把《呼吁书》一带，这像打仗一样，一打就主动，不能被动。把他们的反对标语、反对言论都印发。……粉碎一小撮反动言论。

许道琦：“这回和过去反击不同，不能全面的反击，通过《呼吁书》，写信，把他们具体分析一下，使我们本市的学生发生左、中、右的分化，越分化明显越有利。《呼吁书》发出去，广播宣传，主动向南下比较好的学生宣传，严格区别开来，把他们的大字报和言论主动地介绍。作得好，南下学生出去支援《呼吁书》，出现这样的形势就好了。（张体学：不管北京来多少，我们欢迎，现在他们控制不住。）（李衍授：外来的好人和好人结合，坏人和坏人结合。）《呼吁书》上要讲明，特别是最近有组织来的学生是很好的。（赵修：不能反击。）（张体学：不能用反击的名字。）（王树成：只能说是捍卫主席，捍卫党中央。实际上，他们看到我们摊牌了，他要拼命地斗的。）（李衍授：他唯一的办法是要我们犯错误，我们犯错误，他们就抓住了。）（张体学：有事就找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来说，不能靠打电话联系了解情况，好多情况是假情况，那些流言蜚语不要把我们的思想打乱了，这样搞对左派是极大的支持，也要防止左派感情用事，否则把有利变成无利。）

王树成：“今天下午，体学讲的作为我们总的部署，不怕乱，顶多了不起把办公楼打了搬到武大去住。（张体学：我们不能搬到军队去住，哪个干部投降就开除党籍。）要完成这个部署有两种作法，一种是等着他来，最后上山，如果在这个期间，我们作说服工作，说服不了再从珞珈山赶下来就更失败了。这一条就算对，我们作了总结了。现在看，第二种情况还不可能有，但要准备有这样的情况。今天晚上，明天一天，把《呼吁书》的材料准备好，明天晚上把这一张牌摊出去，提一个新的口号，大张旗鼓地讲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不管你南下北上的，把他们的材料搞出来，这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决心很重要，方法好办”。

　　在这次关键的常委会后，正式开始反击北京南下造反学生，省领导策划的《呼吁书》以湖北大学学生名义发表，称来汉北京学生有一股“逆流”，同时提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次日，武汉市委也以群众名义发出“紧急呼吁信”，号召抵制北京来的“南下一小撮”。王任重派遣北京著名的老红卫兵来湖北帮忙，要死死稳住自己的后院阵脚。但这次他走错一步棋，南下学生在京早已眼界大开，他们决无武汉学生那样，对王任重深怀敬、畏。他们在北京一时似无对手，但以王任重为后台的湖北省委，完全可以小试牛刀。王从８月１日受总理委托管清华运动，也随即得罪了清华的八八串联会和蒯派的学生，而某些清华少数派学生，正是南下造反大队的成员之一（当时的核心成员是人大和北大的，第二拨核心有了北航与其他）。平心而论，当年北京南下学生，有的是北京的少数派造反者，带着“炮打”和“怀疑一切”思路；也有的在本校并未造次，甚至是所谓的保守派，仅仅是把北京十分激进的思潮带来武汉，对湖北省委以往做法极不满意。在８月底，他们高举“怀疑一切”革命大旗，比任何一位武汉学生都要来得彻底和造反。省委毕竟不乏搞政治的老手；为与反击南下学生决策配合，２９日省委公开抛出省委宣传部长曾（忄享），消息见报；继而抛出抓政法工作的副省长陈一新，打为“黑帮”。

　　四、张省长宣称“天上九头鸟”

　　９月１日省委在中南路工业建设展览馆召开多数派红卫兵会议，张体学公开表示：湖北省的运动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的，省委是个大红帮；指责南下学生中有右派，运动后要划为右派。这天，主席台上的张体学显得十分自信粗犷、潇洒简单：“今天来的都是左派，你们不要做叛徒。做叛徒是没有好下场的！昨天你们开了个欢迎会，狗崽子们不识抬举。那个大个子傅军胜是一个右派。他反对老子，老子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没有他们强？！（众活跃）他们是没有好结果的。将来不把他划成右派，老子去告他的状！运动后划成右派，送到湖北劳改，我省长不当了，去当劳改队长！（哄堂大笑）……这些狗崽子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跟他斗，他就要失败。你们腰杆子要硬起来”。

　　在文革中表现的省委书记里，张体学的性格是非常很可爱的，他率直刚烈，多次当众述及放牛娃苦出身而今惨遭学生批判，潸然泪下；到１９６７年７月与北航红旗的韩爱晶谈心，依然为自己苦出身，革命征战、挥汗经济建设一生，反被造反派批斗成“反毛主席”而痛苦，说武汉造反派出身不好，若如北航“红旗”，尽皆干部子弟，又何谓不放心呢，权交给这样的造反派就放心了。后来在省市革委会里，大家混熟了，群众代表老拿这些旧事开张体学同志的玩笑。而张体学也是一个认真人；在１９６８初年进入省革命委员会参加“三结合”前夕，他按毛泽东、周恩来的要求，有一个对武汉人民群众的书面检查，还专门旧事重提：“当北京南下同学冲击湖北省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我恼羞成怒，采取了许多卑劣手段，对他们进行刁难、分化、污蔑、打击、围攻，同时大肆制造舆论，进行恶意中伤……由于我镇压革命造反派，大长了资产阶级威风，一片白色恐怖铺天盖地向革命小将扑来……在这里我再一次向受过我的打击迫害的革命小将、革命群众认罪、道歉……王任重令其省委整理南下同学黑材料，我积极照办，整理‘南下一小撮’的黑材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看了以后煽动地说：‘你们的材料，不如上海老工人写的短小、精悍、有感情’……妄图向党中央、毛主席施加压力”。

　　特别难以置信的逸闻是：就在７３年他去世前两个月，他在北京还找到原南下造反大队涂仰豪，恳切倾谈６年多前镇压了他们，实在是对不起；其实，学生娃娃下乡下厂，拿工资当干部，早已前嫌尽消，当年的“镇压”壮语和行为早已成为民间的笑话了。

　　武汉掀起抓“南下一小撮”、驱赶南下学生浪潮。但南下学生并不瓤茬，紧接在次日，由人民大学赵桂林、傅军胜等多人，于省文革办公室门口召开揭发控诉湖北省委大会。紧急之中，省委常委也同时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张体学作了重要讲话：“一、有两个臭逻辑：北京乱了，湖北不乱？湖南乱了，湖北不乱？左派、中间派脑子很热，右派以极左的面孔出现，抓住了领导权。因此，（一）我们的战术要灵活，方法要具体……（二）北京来的学生提出的问题，凡是对革命有利的事，我们都要办，他们所放出来的不管是香花还是毒草，都给他们印。……（三）对内部学生的右派要采取高压政策，工学院的右派跑到武大放毒要抓住整他，不能内部右派嚣张，等到外来学生走了，再让他放出来。二、外地来汉的学生好些，不会再是高峰，高也高不了好多了。武大、湖大、武医、华师、农学院攻不跨的。左派担心湖北省委是不是顶得住，中间派担心湖北省委是不是黑帮，这五个大学攻不跨，其他的大学不行，湖医革委会主任跑到北京玩去了，工学院不要紧，测绘学院是一个导火线。水利学院多数人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少数人在闹。革命委员会有两派意见，一派意见要斗刘真，一派意见要斗李凤祥。我的意见两个人都去，李凤祥是少数派，刘真是多数派，保护张如屏的，叫他们讨论，要回去都回去，要不回去都不回去。湖医没有搞起来，我的意见搁着，不要烧火了，烧得好是好火，烧得不好可能烧到我们面前。三、湖北省委头可断，血可流，千万不能干王延春那样的事。哪个要干什么，是合理的就支持他，他打着红旗反红旗，你也要支持他，如果他一个劲地念语录，你也要跟着他念，你不念要犯错误的。但要注意一个问题，对他们态度要沉着，有一批人在糊里糊涂地闹，他们的精神可嘉，骂我们是黑帮，不要紧，不是黑帮骂不成黑帮”。

王树成：现在的情况是相持阶段，坚持就是胜利，再搞三、五天，该讲的话讲了，如果再转，是另一种形势，目前情况集中在湖大，再搞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像湖北大学那样的《呼吁书》只能出一份，像刘小青三人讲演，也只能印三份，现在看，应该采取武大的办法，他提十一条，我们提十一条，调子要高一点，如果调子不高，显得力量不强，有理才有力，先把他们看成是百分之九十五，是人民内部矛盾，就可以把少数的百分之五孤立起来，湖大非要硬着头皮顶住，不能有丝毫动摇。

张体学：香花毒草都让他放出来，他一张我一张，他印一千张我印二千张。

　　据华工学生鲁礼安回忆，当日在湖北大学４７号平房西侧墙上，贴出了一张题为“为南下革命师生呼吁”的大字报，大声呼喊“中南学生危急！湖北左派学生危急！华北南下革命学生危急！”称此北京南下红卫兵为一股强大的真理的洪流，呼吁全市革命群众站出来“支持”他们、“保护”他们，和湖北省委内的一小撮“反革命黑帮”作斗争。他在大字报中指责要将南下学生赶出湖大的湖大临时文革会“只能代表一少部份人”，是“虚假的多数”，说“在现阶段就是可以不服从多数，道理很简单，因为真理就是掌握在我们少数人手里。”

　　９月４日，省委常委举行扩大会议。张体学做了概括性的安排：

一、明天开欢迎外地革命师生、职工大会，可能会出现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骂够、讲够、坐够，准备干八小时。头天讲不完第二天讲，讲它一个礼拜。第二种情况，把我们拉下来游街，要走一路走，我就朝湖大、武大和华师走。第三种情况无非打人，如果打伤了，我就到处演说，拍照，在《湖北日报》发表消息。准备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不行就两个礼拜，两个礼拜不行就搞半个月，最后留下几个人还不愿意走，红卫兵就和他辩论。

二、湖大、武大搞小型辩论，用大字报辩。其他学校不要到湖大武大去支援了。

三、不管十条罪状，多少条罪状，湖北省委不是黑帮。

四、我搞病了，树成同志代行职权。我和道琦、衍授、宁夫、阎钧去，辩一个礼拜，他就跨了，我们辩不跨的。

　　会场外，南下学生４０人在省委静坐，高喊“打倒湖北省委”，要求与张体学对话，停止迫害。次日，部分武汉学生也参加静坐，决定绝食抗议。针锋相对地，到晚上，省委书记王树成发表广播讲话，揭露赵桂林等组织在省委闹事真相；在另一场合，张省长再当众挥泪痛斥人大学生赵桂林，保护省委的群众展开与南下学生激烈辩论。武汉出现抓“南下一小撮”的热潮。一些人在省委门前扭着秧歌演唱“湖北省委好”（套用《人民公社好》的曲调，“一唱呀…二唱呀……”）；水利学院有学生与教师数人，不畏艰险，顶着讥讽，出面与南下学生辩论，声言就是要保卫共产党的张省长，要做党的好儿女，被该院造反学生嘲笑为张省长的“好儿女”“五朵金花”；特别到颇有点“痞子气”的同学公开指出“儿女”之一，是彭德怀集团成员周小舟的儿子——不幸的周宏，他在武汉三镇播放保卫省委的义正词严、风流倜傥的演讲，顿时遭至嬉笑怒骂，拥护者困惑而尽散。

　　南下学生部分人进京告省委状，９月８日，陶铸接见傅军胜等九名南下的大学生，听取其汇报、申诉。陶后来表示，当时进一步感到湖北省委在运动中问题较大。但是由学生记录的讲话内容，与省委传出的出入较大，又在武汉引起争议，直到后来到陶面前再次告状。陶铸遂转告王任重，王又电告张体学，要他做些自我批评；张对陶、王要求一再表示困惑不解。另据回忆：“省委发动驱赶‘南下一小撮’，南下学生就开始进行９．２－４绝食，进行抗议，在他们绝食的时候还有‘三字兵’（按：指老“红卫兵”）在旁边唱歌说‘湖北省委好，就是好、就是好’，我们那个时候还是旁观者，在那里看热闹。后来何庆慈说南下学生要回北京去向中央汇报，我们就跟着上北京去了，在北京的时候住在人民大学。要陶铸接见，后来陶铸就在一个晚上到人大的操场来与学生见面，看上去陶铸很精神，还穿着港衫。回来传达就是三条，中心是湖北省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因为中央领导人表了态，所以腰杆子硬了。后来张体学在自己的检查中说到要把赵桂林（人民大学的南下点火学生）捉去劳改，他要亲自去当劳改队队长。在三结合之后，我问张体学为什么那么恨赵桂林，他说你不知道呀，陶铸真是个反革命两面派，他给我的三条指示说，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给你们的指示正好相反”。

　　王任重曾在９月６日电话指示中南局：最近中央常委开会讨论一些问题，根据我个人记忆，向你们报告如下，中央还会发正式通知和指示。……（略）

　　上述意见，请转告广东省委和广西自治区党委，供他们参考。湖北由我直接告诉他们，河南，湖南由陶铸同志打电话，必要时你们也可以直接与他们联系，等中央正式通知和指示到达后，上述意见与中央指示不符者，一律照中央正式指示办理。

　　……

　　９月８日，陶铸、王任重给湖北发出类似电话，也讲了同样八条意见：

１、所谓炮打司令部，主要是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于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干部，他们有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错误和缺点，应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应该号召炮打。对于文化革命运动中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仍然应该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方针，也就是治病救人的方针。

２、要教育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善于分析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待。

３、目前的文化大革命重点，仍是中等以上学校和大、中城市的党政机关。农村县以下要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革命、促生产，夺取丰收，暂时不进行文化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放在秋后冬季进行。

４、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仍按原来的部署，结合四清运动进行。说服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学生不到工厂串联。对工厂领导有意见可以派代表送大字报，各个工厂可以在门口建立接待站接待他们，教育革命的学生，不要到工厂去，以免妨碍生产。

５、工厂、农村所有犯错误的干部需要撤换的时候，一律要呈报上级党委批准，不要随便罢官，以使生产正常进行。

６、机关、工厂没有组织红卫兵的，不要去提倡。已经组织起来，也不要去解散。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可以为市单位成立总的指挥部，设主任、付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实行轮流值班制，以使领导人不脱离原单位群众。机关、工厂的红卫兵一律不参加这个指挥部。

７、红卫兵年龄限制在三十岁以下，参加红卫兵的条件：（１）出身成份好（劳动者家庭出身）；（２）政治思想好；（３）组织纪律好；（４）关于红卫兵的条件应当通过红卫兵代表会自行讨论通过。

８、国家党政机关，学生不要去串联，如送大字报，热情欢迎，如去串联开会，婉言拒绝。申明：工人、农民、干部不参加学生组织的会议，这是一条纪律。

　　这８点指示，与给中南局的基本意思相同，而中南局多一些正确对待北京学生的记录，这里可能仅仅是一个概略原则和政策要求。看来陶、王要求灵活，但内心自然同情省委，且湖北对北京学生究竟如何办，另有特别指示给张体学，其电话无记录传出。

　　按照省委议定安排，９月１２日，张体学参加武汉大学红卫兵大会，并着新军装乘敞蓬吉普车检阅红卫兵。是日，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后称一司）。后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检查也回忆到：“我跟张体学，他叫我就去，通知我开了四次大会，都是保守派召开的大会。一次是武大，名义是纪念毛主席观察的，九千人的大会，我去了，这一次，我还讲了话，当然是讲意义了，也讲省委没有大问题。一去就是保省委，镇压造反派的，因为我们还是以解放军的名义嘛，玷污了解放军的名誉”。不过，张省长着军装检阅红卫兵，立即遭到怀疑，多数派红卫兵参加了武大的活动，有人回学校就说：“张体学好威风啊，他想学毛主席啊……哼”！是的，那时，一个地方首脑，想模仿毛泽东着军装坐吉普车检阅准军事组织的群众，意想政治上巩固自己，太出格了，很容易被看成犯了大忌。以后造反派批判张、封闭省报，无不点出此事，弄得张实在是灰溜溜的。

　　９月１５日，张体学在洪山礼堂代表全省三千万人民控诉南下的大学生赵桂林，涕泪横流。批评赵桂林围攻省委，纂改陶铸的三点指示，公然宣称“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就是湖北佬，我不是好惹的”！全市街头出现数日大辩论“省委是否犯了错误”。一时三镇气氛紧张，１９日，把南下“右派”学生当假想敌的张省长居然在省委内宣布“我们赢了”！不过，这个回合看来是严肃的阶级斗争和书生意气交织，实际上吸引了众多工人和机关干部，在拥护省委的极高强声浪下，正暗暗滋生怀疑省委作为的潜流。

　　武汉机关和工厂企业的运动，８、９月尚无太显眼的进展，但对抗的能量也在暗暗积聚，实际上它在运动以前业已定型，现在有了表现和触发的契机。王绍光的《理性与疯狂》对此有个概括：“文革开始时，武汉多数单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没有结束……在那些职工多数是知识分子的地方，比如医院和科研文化机构中，资产阶级权威和孝子贤孙和学校里一样，也是进攻的主要目标，而且常常是有许多人遭到批判”。“在工厂里，资产阶级权威即使有的话也是很少。所以，斗争的矛头就指向那些过去犯过错误的人或者落后分子……受过较好教育的政治积极分子才对工作组的号召作出反应。但他们所做的基本也是，或者攻击那些过去运动中批判过的人，或者把落后分子的琐碎错事上升到原则来批判他们。因而在许多单位，大约１０－２０％的职工以大字报的形式遭到批判”。

　　其实情况比未亲历当时的王绍光调查的要复杂丰富得多，批判和压力也不仅局限于所谓落后分子。一些工厂，有了如重型机床厂和武钢、武锅那样的分歧，以至在工人群众和文革积极分子里都设置了批判对象，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也不是每人都赞同在高校学生里争辩、斗争的官方舆论倾向，社会上的群众分野潜流已在形成，只是不如青年学生那样冲动与激昂罢了。连重型机床厂的业余诗人朱鸿霞（后造反工人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尽管已经被视为“三家村”文人、异类，居然也对南下学生炮打省委持批评态度，“还说学生把好好的一个社会搞乱了，劝说学生不要这样搞运动，参加辩论批评北京来的学生，结果不仅没有说服学生，反而被学生说服了，就在厂里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朱妻回忆）。南下学生喧闹的９月，实际上酝酿了初始的工人造反者。

　　在中学红卫兵“破四旧”中受到冲击的原资产阶级分子、右派分子和亲属如何看当时的运动？他们在单位里或街道上都受到“横扫”和“破四旧”的极大冲击，以至是难以忍受的人生凌辱。人们当年很难知晓他们内心对运动究竟是什么想法。不过到１９６７年，青年学生终于明白，这些在运动初期受到传统政治文化冲击、压抑的人们，从内心深处是同情武汉造反派的，更不要说充满市民感情的普通武汉群众了。

　　就在湖北省委不得已捧上了北京来的“烤白薯”，渐次降温时，武汉一批批少数派群众，悄悄地陆续进京，打探消息，联络战友。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在省委门前看看，或到其他学校找找相同观点，而要去北京探知究竟。８月３１日，武汉一批学生参加了毛泽东的第二次检阅，接着，更多的人听说情势，也争取参加了９月１５日的毛主席接见。

　　其后，如武汉大学有学生回忆：“我们得到消息，说是周恩来总理当天晚上要到清华大学参加一次集会。我们这些到京的同学好像疯了一样，不到晚上就纷纷往清华大学集中。晚上大约快到九点时，周总理到了清华大学，先指挥大家一起唱了‘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支歌。这是我亲眼见到周总理的风度，真是敬佩得五体投地。他那残而并不废的右手微带一种自然而不难看的弯曲，很自然地打着拍子。人很清瘦也很精神，使得到会的同学群情激昂，会场气氛很快达到沸点。唱罢歌之后，周总理发表了即席的讲话。这次讲话，可以说是真的彻底解决了我思想上的顾虑。因为他说，革命不是要人指派的，革命是靠自觉自愿的，我就一贯支持自觉起来闹革命的群众组织”。

　　不仅是见到了总理，一些学生，甚至极个别工人，也在北京学生帮助下，聆听了文革小组成员对北京学生的接见讲话。从北京回汉的学生，第一件事就是结社建立组织，“８．３１”、“９．１５”、“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红八月”红卫兵小组一个个出现。这些自发的结社组织陆续得到省文革领导小组的承认，并在省文革或院文革领取活动经费。同时，得到省市委资助的少数派红卫兵公开打出“造反有理”的旗号批评省委和王任重，并渐渐称为造反派。

　　多数派学生这时主要坚持在本地斗争，保卫省委，也有极少量学生有组织地到北京取经。王任重在百忙中接见了他们，认为：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湖北省委是有看法的。湖北省委的问题没有什么大了不起。南下一小撮在湖北闹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把运动推迟一些。（按：王的话语根据“左派”骨干现场记录与披露，１１月被公开）

　　９月２６日，中南局的金明书记转告了陶铸的几点意见：

　　很好研究主席批青岛报告，林彪同志，周总理的讲话，人民日报社论。主席站得高，看得远，我们要很好地跟。不要同学生闹对立。最近中央发了许多指示，不要又走到限制学生一面去。林总讲话后，有的曲解，又压制学生。主席听到许多干部说，只许学生讲话，不许干部讲话，这还是顶牛思想。总的还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各方面稳住，让学生闹一下怕什么？亮亮（按：陶的女儿）说把老干部整得太厉害了，这个意见不对。这么大的群众运动，难免出点问题，戴高帽子……有什么要紧？广西天天发电报，影响不好。湖南下面情绪，也值得注意。不是黑帮打不成黑帮。炮打司令部还要认真搞，广西就没有搞什么。各地比中南海闹得厉害得多。总的精神还是要放。

　　干部处理要慎重，群众自己罢没有办法，领导不要随便同意罢官。

　　抓好生产，两个班子，人不要多，直到地委。现在就成立，不要等运动缓和时再成立，开个名单出来，如毛教授、华罗庚等。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如黄洁、郭棣活，斗已斗了，还要照顾。民主党派问题，主席说放一下再说。

　　学生运动是一潮流，不可抗拒，谁抵抗谁倒霉。国庆后还要有高潮。江苏搞了六个回合，福建七个回合，没有六、七个回合不行。（浙江搞了三个回合）

　　河南罢官，也要一分为二，北京去的学生反映好。

　　不要吹自己，不要讲过五关，多讲缺点，就主动了。学生就不相信没有缺点。

　　陶铸当时这个意见，是针对中南地区带普遍性问题的，甚至也透露了国庆后运动还有新高潮。不过这些原则性的意见，传达到下面，领导们当时并不一定明白就里。

　　五、武汉运动的仲秋

　　９月下旬，武汉学生没有如原来张省长十分家常估计的那样，在三、两月内结束运动，争取中秋国庆回家“看嗯妈”；中秋之时，湖北省委文革领导小组已经组织武汉大中学师生数万人，成建制地进京串联，参加国庆活动。多数派和少数派都回到本班，欣喜地也有组织秩序地陆续抵京。有的学生干部要一早参加国庆的观礼活动，前夜就在中南海的中央领导家中休息，兴奋的彻夜未眠。

　　１９６６年的国庆节，数万武汉学生在北京参加了国庆庆典活动，他们绝大多数人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欢天喜地，决心紧跟革命统帅，把这场旨在防修反修的革命进行到底。但是，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心里却是十分沉重的，他在北京和中南分管运动，他与文革小组其他负责人分歧加大，在文革小组内部受到指责和批评。清华大学点名批判他的大字报越来越多；中央文革点定了北京造反红卫兵的左派地位，商量且点定了国庆上天安门观礼的名不见经传的造反学生领袖，他内心确实有保留的。他清楚，他们这些从中南升起的文革新星，正在迅速暗淡下来。更重要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知晓了毛泽东一再提出要彻底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而且认为周恩来和陶铸都没有解决问题。和陈伯达、张春桥一起受命起草林彪国庆讲话稿的王任重，完全知道大家对讲话稿中所谓“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提法的来回斟酌内情。鉴于中央对湖北情况有所批评，彻底批判也势在必行，该日，他明确指示湖北省委必须作自我批评，并承认人民大学学生赵桂林是革命闯将。这仅仅是他自己吞下的第一枚苦果（如果清华运动和支持“西纠”不算的话）。他主观上想紧跟毛泽东，国庆观礼中，毛泽东时而回城楼室内休息，王也随之入内；他可能没有听见江青就在他身后故意地大声喊叫：“王任重也是，什么事也往里贴……”！

　　国庆活动以后，武汉学生按原来省委文革领导小组的计划，也陆续成建制分批返回。但是，其中的少数派的活跃分子没有跟本校同学走，他们决定留下来；１０月６日，滞留在北京的武汉造反红卫兵和其他学生，参加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烈开火誓师大会”。如果说湖北省委曾经主导了６、７月的对少数的压制，９月又倡导了对南下“一小撮”的痛击，都还未直接打得开武汉造反——这造化打造的潘多拉魔盒——魔盒却由省委敲锣打鼓原封运到北京——赴京观光。武汉学生造反派——这盒子里的“恶魔”——从１９６６起行将被反复控诉数十年的“恶魔”，终于在北京放了出来。

　　不过武汉大学生中敢想敢干的人，早在８月底、９月里业已自行进京。在８月３１日的参加毛泽东接见群体中，有一个武汉测绘学院学生，名叫杨书贵，河南省镇平县人氏，他是１９６６届毕业生，四清运动里入党的学生干部；运动开始批判“三家村”时，他正和同学在衡阳国家测绘总局三分局搞毕业设计，也积极参加了分局的四清运动。他写大字报主张“上下邓拓一起批”，实质上就指向了分局领导；分局领导反过来组织大字报云“大小邓拓一起抓”，矛头指向了群众，甚至捎带参加运动的大学生，错误批判了仅仅是对运动方法持不同意见的学生，他出于打抱不平说公道话，也被疏远冷落。当局整理测绘学院学生的材料，被送到国家测绘总局，也送到中南局和学校。到８、９月，武汉测绘学院都属于张省长指责较乱的单位，省委抛出在蒲圻带领学生参加四清的院党委副书记张肇翼，参加四清的学生积极分子受到压制打击。两种思潮分歧显著，杨对运动也渐渐形成自己的倾向；不过，他自己也承认，在９月份，他对所谓革命造反的理解，还是十分温和的，对王任重和省委，也没有形成条理性的认识，一切观念的形成和行为的发展，总都有一个过程。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北京文革形势的感染，使他决心要跟随毛主席革命到底；回到武汉就组织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１７８９年的巴黎大革命一样，那时时兴更改有封建、落后文化色彩的人名地名，“书贵”者似乎非革命化，他看中毛泽东的“七．三指示”里勉励年轻人的话，中国和世界革命“任重而道远”呵，遂改名“道远”。

　　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１９６６年国庆之后，武汉的局势居然成了不是“任重”就是“道远”——和原来尊敬的王任重书记，要一比高下了。

说明：

　　本文引用有关陶铸与王任重的一些讲话、中南局和湖北省委指示、会议记录，出自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资料，２００５年；并参考、对照当时红卫兵印发的资料文献。

　　其中湖北省委常委会议记录，系１９６７年元月省委办公厅某副处长试图销毁记录时，被省直造反派截获并公布于众。该原件在１９６８年武汉“反复旧”中，再次被原“省直红司”干部抄誊出来。引用时已经核对过湖北省五七干校信纸抄誊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