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亮 东湖风云录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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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风云录

徐海亮

第一章　武汉丙午年的春夏

　　１９６６（丙午）年，武昌东湖早春降临，气象更新，垂柳婆娑；湖面静静映
照着绿荫簇拥的毛泽东居住的“白云黄鹤”地方，乳白色的平房隐现在水杉马尾松
、棕榈广玉兰、桃梅竹丛中。湖西，是湖北省委、政府的一片红砖灰粉建筑，以及
党政军领导居住的茶港小区；湖南岸—珞珈、桂子，绿染岗峦起伏，金黄琉璃点翠
，为参差不齐的高校房舍，早就说如今名山“学占多”嘛。看丙午艳阳下的东湖，
真也是“春和景明，波浪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难怪朱德诗称此处美丽静
谧赛过西湖；实属人间一仙境。

　　以陶铸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在人们印象里是十分紧跟毛泽东主席和
中共中央，突出政治思想的。１９６６年春，中南局的机关报《南方日报》频频发
表赞扬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顶峰”的宏文。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
在当地干部、工人和学生眼中，抓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比较得力，是才华横溢
的少壮书记；他曾多次到武汉大学和其他单位做政治形势报告，大学生眼观、传闻
，仰慕十分。湖北省贯彻中共中央精神也很及时，１９５９－６１年间的“三年困
难时期”也早已度过，经济恢复，人气上升；据说关于农村社教四清的双“十条”
和“二十三条”的制订，湖北也都是中央的得力支柱和试验场地。

　　一切似乎平和惬意。谁都没有料到在１９６６年，湖北省委与民众间会出现芥
蒂乃至冲突。

　　一、文革风起东湖之末

　　文化革命烟云刚刚升起，毛泽东在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后，就于１９６６年
元月１２日，对陶铸、王任重、张平化　谈到应该大力突出政治，批评不少人长期
重业务轻政治，谈生产津津有味，面对阶级斗争懵懵懂懂。毛的批评自然连带湖北
；“为了从根本上扭转毛泽东的印象，１月２４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委常委会议上
讲话指出：现在农村有许多地方是工分挂帅，不是政治挂帅，许多工厂、企业单位
是奖金挂帅，其实是物质刺激，对这些不合乎毛主席思想和生产发展的制度都可以
改……毛泽东读了这个讲话，十分赞同”。２月２５日，毛写信给刘少奇说“此件
请你看看，是讲政治挂帅的”。２７日，刘将王任重讲话批转给其他中央领导；４
月１０日，中央又加批语转发了王的讲话。此外，毛泽东还在丙午立春前夕，将自
己在１９６２年７千人大会的讲话稿，请王任重阅读并“请考虑加以修改”（毛对
秘书田家英的整理很不满意）；立春当日，王建议重印此讲话。２月６日，毛在王
的建议信上加批语，请彭真与在京常委及康生等人修改后印发给县团级领导同志看
，并说“王任重的修改是好的”。

　　几天后，彭真与中央的秀才们到东湖客舍向毛泽东汇报文革提纲（即《汇报提
纲》，人称“二月提纲”），毛专门通知王任重参加听汇报，并参加彭真主持的讨
论毛讲话稿修改的会议。２月１２日，该重要讲话就批发到全党。回头来看，在毛
泽东的关爱和提携下，当时王任重离文化革命权力核心的中央秀才群体仅仅一步之
距。

　　陶铸、王任重于３月１７到２０日，参加在杭州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六个
中央局书记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性做出估计，点名批评
了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和田家英的问题。王任重后来在日记里谈及毛的讲话，
“讲古比今，要我们的同志们不要优柔寡断，要大胆，不要顾虑多端”。　他对中
央高层的斗争和毛的意图还是比较清楚的。

　　４月１３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中南区学术研究座谈会”做重要讲话
，阐述文化革命形势、任务。其中还专门指出在中南地区挑选显要的批判对象，武
汉大学的李达校长就成为一个可能的选择。湖北省委也按此精神推动本省的文革运
动；４月１８日，湖北省委派出工作组进驻武汉大学。应当强调的是：从中国文化
革命的历史研究角度严格看来，武大工作组是全国第一个文革运动的高校工作组（
相比较而言，中共中央理论组于５月１７日向北大派出调查组，中共华北局和北京
新市委于６月１日向北大派驻工作组）。

　　也就在这段时间，王任重在阅读报刊批判吴晗文章同时，也把自己在１９６２
年在《湖北通讯》（增刊）发表的两个读书笔记找出来，“审查一下，发现其中也
有一些糊涂观点或者错误的观点”；本着“在斗争中学习，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
中，改造自己的思想，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把一切落后的、陈旧的、错误的东西
，通通从自己头脑里清洗出去”的愿望，以及四清中提倡的“洗手洗澡，放下包袱
，轻装上阵”的精神，王将１９６２年读《资治通鉴》的读书笔记序言二则，重印
刊于《湖北通讯》５月１４日增刊之上，前冠之以署名短文“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
”（签发时间为４月１９日，可能是临赴杭州前）。平心而言，大家读《资治通鉴
》是毛泽东带头、提倡的，一些省区领导受其影响，欣然从之；湖北省委当时也是
群贤毕至，秀才荟萃，除王书记外，其他多人也一时兴起研读史书热潮。王在短文
中，说当年发表读书笔记目的是使干部增加一点历史知识，也为了“使干部懂得正
确执行党的政策，正确挑选干部，以及发扬党的民主的重要性”，实际上仍是“资
治”之用。不过，“现在看来，当时不写这种读书笔记，而强调读毛主席的书，听
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好了。湖北省委是一贯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的
，但是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认识水平”。

　　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来看，王任重同志在文中的确有自我批评和自我革命的
愿望，同时，也不能不看到，这位文革运动的左派领导人，也真被大家和自己共同
祭起的革命大旗吓了一跳；当时，对以往时局有过一些想法，对历史有过联想，写
文章发过种种感慨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无不因为对北京“三家村”的批判，扪
心自问：自己有无右倾情绪和错误言论？这是实话。后面谈及的陶铸同志在广州万
人大会做自我批评，也是一例。

　　４月１９日，王任重再次参加杭州会议，倾听毛泽东在２０、２２、２４、２
５日的系列讲话。２２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
出吴晗问题“朝里有人”，矛头直指中央。王任重在２９日的日记明确地记录了毛
严厉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
大了”。会后王还对陈伯达说主席讲得很好，很重要，是否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全
党？可见他对毛泽东当时斗争意向理解是不错的。几次杭州会议讲话，当时都仅仅
在党政高层传达，后来运动搞开，造反红卫兵才将其传抄到全社会了。

　　会毕，王随即回到武汉。４月２５日，湖北省委召开会议，既然北京是从诸如
“四条汉子”与历史学界的老革命文化人批判起，王任重断言，由于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统治着文化教育界，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要针对知识分子，文革的结果
之一，就是要查出占总数５％—１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知识
分子作为新的右派。

　　５月９日，陶铸在中南局省市委宣传部长和新闻、教育单位负责人会议上部署
文化教育界的革命批判。中旬，湖北省委在高等院校传达中南局宣传文教口关于文
革运动的精神。

　　王任重和陶铸参加了毛泽东的系列高层会议，王还参与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关于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汇报活动，聆听了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也在日记里记
载和回味了毛的关键思路，内心对毛泽东其人也是崇拜备至的；不过，中南局的文
革左派领导们，却自然地将文革运动的矛头，直指文化教育界的知识分子。这可能
也是绝大多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共识。

　　５月５日，毛泽东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你晓得哪一
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
，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由是观之，毛泽东眼里紧盯的是中共党政的各级领导。

　　当时中共中央５１６《通知》就明确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
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必须同时批
判这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
这些人……”。

　　５月１９日，陶铸按中央５１６《通知》精神在中南地区文化革命动员会讲话
，部署运动；即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万人动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作报告
。这次动员会主要是传达贯彻中央刚刚通过的《５１６通知》和中南局全体委员会
的精神，强调“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
权；同时批判混进党、政府和军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
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不过，在讲到“共产党员必须同一切剥削思想彻底决裂”时
，出乎在场人们的意料，陶铸公开地诚恳检讨了“（自己）没有紧紧抓住阶级斗争
这个纲，而是想通过一些具体政策和经营管理的办法去巩固集体经济……这样并不
能根本解决问题，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助长了搞自发、闹单干的倾向。”陶铸还
说：“自己对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认识更差。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２年，
其中有一段时间我产生过右的摇摆，主要表现在１９６２年春天，田汉在广州开话
剧歌剧创作座谈会，我在会上那次讲话，基本上是错误的……讲创作自由过了头，
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也估计过高。那次讲话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我要负责任。”陶铸
一则响应了当时时兴的“保晚节”的提法，二则自己内心好像也在反省，是否自己
也有过右倾偏向，这里事先做些自我批评。

　　联想起王任重在一个月前的书面自我批评，不能不看出当年这些文化革命左派
领导人，在新的政治风暴来临时，多多少少的忐忑不安和实实在在的自我革命愿望
。

　　５月２３日，武汉市委根据“５１６通知”和正在中南局开会的市委书记宋侃
夫的意见，决定发出《高举文化革命大旗，深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
通知。５月下旬，湖北省委通知，传达“５１６通知”等５个文件（传达到１８级
以上党员干部）和中南局文化革命动员会议的精神。５月３０日，武汉市委根据省
委通知，要求各区、局，各直属单位党委立即组织１８级以上党员干部听《５１６
通知》等５个文件的传达。次日又决定将传达扩大到车间党支部书记一级。因此，
到５月底为止，中共中央精神原则，业已传达到武汉高校、文化、党政机关，以及
工矿企业单位基层。湖北省委在传达文件精神时，对具体运动如何安排，目前尚无
确切文字资料和有价值的回忆可资说明，不过广东省委的布置可做一个参考：５月
３１日广东省委文革小组召开会议，区梦觉书记传达了省委的三点指示，认为派工
作组已成当务之急；一要派出强有力的工作队到大专院校、文教厅局去；二要摸底
查黑线抓出我们身边的小赫鲁晓夫；三要把队伍排队，根据新的标准，划分左、中
、右。

　　毋庸置疑，湖北与广东一样，首先把排队划“左、中、右”，清理知识分子里
的“小赫鲁晓夫”放在当务之急。因为参加５月上旬中南局文革会议回来的高校领
导，立即在学校内部署了政治排队、整理材料，到６月工作组进驻，各学校已经有
了非常明确的运动对象和迅速完善的文字材料。今天，人们在严正批判“毛泽东继
续革命理论荒谬”时，恰恰遗忘或回避了中南地区在１８级干部传达《通知》精神
后，立即出现的在１８级干部以下，乃至在普通知识分子、大中学生、工人群众里
搜寻我们身边的“小赫鲁晓夫”的天大荒谬与悲剧的事实。

　　到此为止，武汉学校的运动都在单位党委领导下有序进行，组织学生批判“三
家村”，学校也未停课，不过文化学习的气氛日渐淡薄，书桌难以平静，学生革命
热情迅猛高涨，保卫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远不变的决心迅即坚定，多年来政治教育
和革命传统教育积聚的能量即将迸发与释放。高等学校里，各班级在批判“三家村
”会议的前后，总要高唱“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多数学生也认为一场反右派
斗争即将来临，但“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武汉的一些工厂企业，这时还处在几个月前统一部署的四清运动中，就结合四
清运动批判“三家村”。武汉重型机床厂原有一个党团领导下的工人文学创作组，
组员李向阳等人写了大字报批评工会和党总支，结果被打成“三家村”。

　　李回忆说：“１９６６年春天的时候……我和朱鸿霞起草了一份大字报，内容
就是说工会和党总支执行了错误的文艺路线和阶级路线，点了张志学的名字，说工
会培养具有小资产阶级感情的人，现在看来点这个人是不对的，但是当时大家的感
情是比较一致的，文学组的人全部签了名，贴在食堂的黑板边上。这样就不得了，
成了武重厂的一棵炸弹，遭到当权派的迅速反击。本来从四清运动之后，我就成为
他们找茬的对象，这下子又刚好写了这一张大字报，他们大概是感到机会来了，就
抓紧出击。厂党委派工作组进驻文学创作组，从大字报开刀，把矛头指向我。每天
下班都要到游艺室开会，把我写的东西，从前发表的小说和诗歌，都翻出来审查；
还要我把日记本也都交出来供他们审查……当时给我上纲上得最高的也就是宣传小
资产阶级恋爱观，因为我写了一些爱情诗和小说。在最高潮的时候，要求创作组的
每个人都要发言批判。朱鸿霞和刘传福发言就说这样的批判不对头，也反对他们把
批判上纲到反对社会主义的高度。这样就被当权派打成三家村，这个时候‘５１６
通知’还没有出来。”

　　武重这些大型工厂批判普通工人群众的文革运动，甚至比高等学校还早了一步
展开。

　　在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及毛泽东决定公开转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前后
，受到重用的中南局领导，进一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作用。６月１日，作为文革
司令部的要将，陶铸奉调北京，负责中央文办工作，任中宣部部长；６月４日，康
生、陈伯达看望刚刚到京的陶铸，交代工作，是日，北京新市委决定派出少量大学
工作组。后来，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并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王任重则接
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二、武汉大中学校轰然起火

　　６月１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广播和印发，引起武汉高校的轩然大波。
许多学校纷纷贴出大字报响应。６月２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一年级学生游华生贴
出大字报，批评院党委对运动缺乏热情，华中工学院则流传：北大有鬼，我院也有
鬼。６月３日，湖北省委及时指示各大专院校党委，有必要取得学生思想的统一，
要积极掌握运动的主动。在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消息公布后，广州地区的高校学生
冒着豪雨上街游行，欢呼庆祝；林李明书记认为这是不合法的行动，应予劝阻。南
国红棉花似的热情盛过武汉；好在武汉学生还比较循规蹈矩，没有上街，只是各学
校里均产生了对文革运动和领导做法的种种猜疑……　。

　　最先研究武汉文革的王绍光《理性与疯狂》记录：６日，王任重之子王三宝（
实验中学初三学生）模仿人民日报社论贴出大字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矛头指
向某些教师。他还统计，武汉的中学员工里有４０％出身自阶级成分不好的家庭，
学校主要领导人出身不好的达到４８％。另据该学校高三学生柳英发回忆：“武汉
大学被省委打出了一个三家村。接着我们学校也跟着学样，打出了‘高宏、廖起叔
、张庆圭’的三家村，他们都是初中部的老师，跟我们联系不多。后来才了解到他
们组织了一个‘拓荒者诗社’，算是比较有才气的人，其实诗里面也没有什么政治
色彩，主要是老师批他们。最后他们都成为坚定的造反派。在批‘高廖张三家村’
的时候，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初中部的老师自杀了。后来才知道学校里组织批判‘高
廖张’三家村的事情，与王任重的儿子王三宝的大字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有关
，学校的当权派以为王三宝的大字报，就是官方关于文革运动如何开展的内部口径
”。

　　形势发展很快，针对运动情况，６月７日陶铸给中南局电话指导运动：总的是
快些写一报告，短些。此外有几个要点记录：１、贴左派大字报，也不要怕，给他
撑腰。２、学校现在主要搞文化革命，不能代替四清。将来搞四清还是分期分批搞
。３、重点是大专学校和高中，初中不发动，起来了就搞。小学，?隙ú桓恪＃础?
县以下，先搞一下声讨，教育，仍以学毛著为中心。同意紫阳意见。面上学毛著，
搞一段。点上搞一段，结合四清搞。５、陈寅恪（中山大学历史系反动教授），生
活不降，大字报不发动，贴也不干涉。批判要报中央。６、城市集中搞一段文化革
命，长期还是搞四清。抽点人，不要影响四清。７、龙舟，不去组织，搞新的文体
活动。少数要搞，不阻止，变成体育比赛性质的。态度要明确，不搞龙舟，搞新内
容的体育活动。８、湖北，请你同任重同志通一次电话，汇报一下。……鉴于情况
多变，当日晚上，陶铸接着又发出电话指示：１、机关不要去市委给雍（文涛）贴
大字报。在中南局内可贴。２、王匡要检讨后看看再决定是否停职反省。

　　对中南的党政领导来说，６月的７、８、９日是极度紧张繁忙的几天。７日，
王任重给武汉大学文革运动欣然命笔，题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教育革
命进行到底”；似乎在省委书记和多数学生心里，那时的运动还仅仅局限于教育革
命。不过４个月后，造反学生就起来指责王的指示是蓄意将政治斗争引向“纯教育
革命的歧途”。７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得知工作队已经进驻北大，便从湛
江打电话给区梦觉书记，十万火急地催促：“北京已派出了工作队，看来广州也要
迅速派工作队，加强领导，不要使运动没有领导。”广东省委遂发出《关于组织文
化大革命工作队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立即从省级单位抽调九百人，组成一
支高质量的工作队，分赴各高等院校帮助领导这场斗争，坚决把这些思想领域的重
要阵地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彻底。”８日，王任重召集湖北省文化革命工作会议
，并且重新提出１９５７年湖北省委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几点意见，作为当前文革
运动的指导。

　　就在王书记用１９５７年反右精神指导运动的同日，武汉大学经济系三年级学
生杨家志，也下定决心公开批评王任重在“１９６２年的右倾”和１９６６年的企
图“混关”。杨当时还在咸宁县四清工作队，作为工作队员，他读到王任重刊于《
湖北通讯》增刊上引火烧身的“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颇认为书记同志有些“煞
费心机来遮遮盖盖”，简直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于是直书王书记，从“仅仅是美
化帝王将相吗”、“你忘了阶级斗争没有”、“不准散布历史唯心论”、“是清理
，还是混关”四个方面，穷追书记的自我检查，认为王生怕触到事情的本质，并谈
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文化革命激流中，来洗洗自己的头脑，这对我们都是必须的
。你何乐而不为呢？你说共产党人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我们不仅仅和外界的一切
牛鬼蛇神战斗，而且还要和自己脑子里的牛鬼蛇神斗。否则只会是一个口头革命派
”。尽管杨同学的信写得还是比较冷静和客气，仅仅是希望王书记自我革命，没有
一棍子打死的意思，但在那时候读了这信，人们不能不联想王任重是否也是邓拓式
的人物？这就是６月运动的大势，人们开始怀疑，但动机相当良好，口气相对温和
；邓拓的妖魔化形象也无不引发群众和书记的惊悸。结果，杨家志同学被开除了团
籍和工作队员资格，批斗一周，继而被打成“右派分子”。

　　６月９日，武汉二中学生贴出大字报《炮轰党支部》，消息在全市中学界不胫
而走。省、市委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２４小时内派出６００人的工作组奔赴
部分中学，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到这时，分赴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业已组织、陆
续出发。６月中旬，省、市委紧急动员派出的各类文革工作组组员已逾万人。

　　６月１１日，在杭州参加中央会议的王任重书记（此时王已是中南局第一书记
），记下１０日毛泽东对各大区负责人的讲话：“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
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
派捣乱也不可怕……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
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要在运
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
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仅从这个记录看，毛泽东对什么是
左派，什么是右派，尚无明确的标准，“一切牛鬼蛇神”何指？似不清楚。不过毛
的斗争所向针对的就是党政领导，大学生在一年前已传达过“２３条”，他们就如
此理解中央意图；而王的实际理解并不如此，尽管他一再聆听毛的教导。王在湖北
，以及离汉以后的种种指示，依然是按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思路布置的；后来他做的
自我检查交代，就承认了：“在６月１０日前后一次中央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这
次运动可能和１９５７年差不多，要打击三、四十万个右派分子’。这个想法和我
的想法是一致的，我是用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的老经验来指导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
的”。所以，在６月２９日的日记里，他甚至还记下了要“接受五七年的经验教训
（放的不够，反击过早），这一次沉住气，引蛇出洞好打”。

　　武汉不同于北京，省委工作组刚刚进驻时，武汉的大学生整体上是热忱欢迎的
。如碧峡回忆（见碧峡：“波澜乍起－－武汉水电学院的１９６６”，“１９６６
，我们那一代的回忆”），：“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２日上午，省委工作组的李凤祥
组长，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传达了毛泽东主席最近的一个
批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
能继续下去了’！集中在院体育馆里的三千多听众，轰地一下站了起来，鼓掌，发
出了长时间的“呵…呵…”的欢呼声。—种与天庭豁然贯通的神圣感，抽紧了我的
心，我的眼角湿润了，而且感觉到，周围好些同学的眼边也挂着泪花”。

　　“工作组进驻水院的７天，是不眠的—周。水院像一堆干柴，轰然起火；沿校
区大道匆忙树立的大字报栏，贴满了大字报。被意识形态斗争热浪和既单调——（
但）又丰富的学生生活烘焙了数年的干柴，终于达到了燃点。同学们的狂热、兴奋
程度，超过了１９５８年大炼钢铁时期。那些天，没有什么派不派，武昌的工人给
大学生运来了白纸和墨汁，我们的洗脸盆盛满了浆糊；人与人也好像一下子亲近了
很多．感情冲动，思潮澎湃，激情与热泪相融。公正的说，绝大多数学生们当时是
信任湖北省委的，也拥护派工作组到学校指导运动，因为我们自己也刚刚做过工作
组员；尽管李组长仅仅是中南民族学院的一位处级干部，但他代表了省委来领导运
动，不少同学去找工作组，去述说党委领导运动的不得力，去述说自己的怀疑。尽
管院党委没有靠边，但已有人写出大字报，说张院长、张书记、张副院长是‘张家
村’，主抓教学的张副院长，自然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特别是党委宣传部胡部
长，鉴于他的工作属于性质敏感范畴，多年来在干部、学生中，又颇有不良印象和
一些颇为出格的言论，他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当时学生并不真了解学校的历史、人
事内情，所列举的领导罪状，无非都是‘抵制毛泽东教育思想’、‘抵制文化革命
’之类，许多问题确实是捕风捉影。而我个人心中的文化革命，在１９６６年的６
月，充其量是一场教育革命。

　　“有的大字报无限上纲，有的出现了谩骂与人身攻击，动不动把人名打上红叉
叉……党委领导在公开场合，什么也讲不出来。而且有口也似难讲清白”。

　　６月１１日，武汉中原机械厂附属技工学校学生贴出大字报《敬告宋侃夫》，
对市委表示不满；第一冶金公司附属第一中学学生，成立了“革命行动小组”。省
市委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他们最直接的本能反应，就是学校里出了反革命分子。宋
书记亲自去了中原机械厂，省委派出１６０人的工作组到一冶一中，力图压制造次
的中学生。

　　运动中口号提法分歧带有普遍性，鉴于此，１１日陶铸也匆匆指示中南局：“
学校中提‘保卫校党委’口号是错误的，只能提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校党委
是正确的，只能提‘拥护校党委’。”不过他的这个指示精神，并未传达到湖北基
层群众，许多院校依然强调所谓“四个保卫”“四个紧跟”口号，因此也在中层干
部、教师、学生群众里形成歧义和激烈辩论。不过，６月上旬的争论还处于概念阶
段。争执往往是一些概念性问题。

　　１３日，湖北省委公开抛出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
定华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全市有数十万干部、工人、学生到武大声援，美丽
如画的珞珈山校园成了节日盛宴场地，武大成为省委运动的样板。官方组织的批判
、运动，终于划出２７名“黑帮分子”，内部掌握９１人；武大党委常委１３人，
有９人被斥为“黑帮”。在１２２２名武大教职员工里，有２２７名被公开划为“
黑帮分子”。

　　但是，一些学校也出现纷争，由于讨论参加省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人选发
生激烈争执，湖北大学部分学生、青年教师在校内游行，派出代表到省委上告；这
次行动被官方称为“小匈牙利事件”（群众称为“６．２０”事件），并对湖大师
生进行压制，在教师和学生中暗暗布置抓“右派、反革命”。墨水湖中学出现了“
６．１６”打人事件，王任重在“情况反映”里批示“这不是一般的打人事件，这
是比１９５７年汉阳事件更为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在关于安静街中学（后改
称“要武”中学）和人民中学事件的“反映”上，王极为气愤地批示说“工作组无
能，流氓学生这样猖狂，无产阶级专政到哪里去了”？

　　其时，北京大学“６．１８”事件业已发生，当时中央也有了指示精神，湖北
按图索骥。一些北京“反干扰”批斗学生的消息，也依借书信渠道很快传到武汉，
大学生里已经多有传闻。

　　在省市委组织下，热情的武汉工人、干部踊跃前来武汉大学声援；同时他们自
己也受到高校文革的感染与启迪，实际上在６月份，工厂的运动也自然地启动，从
“四清”和单纯批判“三家村”，进入了本单位实际。还以重型机床厂为例，祝孝
先回忆说：“６月１０日开展运动，毛主席号召大家起来造当权派的反，我还是在
犹豫。当时我是专案组成员，分工是发动大家贴大字报，每天收大字报。一个技术
员叫曾世贤，写大字报说我们支部有一条黑线。这个人自己出身贫农，他老婆是个
日本人，虽然长期写申请，但是不能入党，他对党委和各级支部有意见，写了上十
张。我去收大字报的时候，他要我看，还问写得怎么样。我没有什么文化，也懒得
看，就随口说写得好。结果分厂党委书记任树桐找曾世贤谈话，问是谁支持他写这
个大字报的，说没有人支持他绝对不敢写……曾世贤提到祝孝先说写得好。……６
月２４日下午两点通知我去开会党员大会。他们事先做好笼子，在小组上有意选我
发言。其他小组的一致意见是说曾世贤的大字报是大毒草，要批判。我最后发言，
说文革运动刚刚开始，才１４天，现在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就讨论说大字报是大
毒草，为时过早；到底党支部有没有一条黑线，下论断也为时过早，要到运动后期
下结论，用事实说话。我说完了就回家，书记把其他党员留下来，发动党员写我的
大字报，还说是祝孝先出主意叫曾世贤写大字报的。第二天我一上班，就发现从一
楼到三楼全部是大字报，矛头针对我。我一气之下就跑到总厂，找监委书记徐洪山
，党委书记储丹庭，拉他们到分厂来看大字报。我说自己又不是什么当权派，怎么
把矛头对准我？这两个人就做任的工作，说不能把矛头对准祝，你们搞错了”。

　　该回忆还披露：厂里平时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和人事关系的矛盾，也被激化、
摊开。

　　三、运动的铺开

　　６月运动铺开。１３日陶铸电示中南局：学生中不要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还
是由工作组吸收左派教职员（包括党政干部中的左派）领导，可以开学生代表会听
取意见，三结合。

　　是日，刘少奇同意并批准中南局、西北局提出的文革提纲发到全国，并指出“
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
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
……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而高中应届毕业
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此批示针对的正是中南地区文革运动
的打算，中南的做法得到刘的首肯，且作为北京以外运动的一个样板。到后来学生
才知道，６月运动全面铺开后，毛泽东主席从中南抽出的文革干将与在北京主持中
央工作的刘少奇主席配合得很好。这是毛很不情愿看到的事实。

　　进入文革中央核心后的陶铸与王任重，在北京十分跟进中央对运动统一部署，
对于中南地区运动，则比较稳重和小心翼翼，也特别关注底层群众的一些异常动向
。

　　６月１５日，陶铸电示中南局：中央拟批华北局报告。并告几个初步意见：（
１）农村，四清点，搞一段文革，结合学毛著，搞清思想。新点，从文化革命搞起
。面上，学毛著为中心，搞一下文革教育和声讨黑店。（２）城市，工厂结合四清
搞文革，不能代替四清。新点，从文革搞起。面上，搞一下文革，主要学毛著。（
３）学校，不能完全齐头并进，但机械地分期分批也不行。文教系统，放手彻底搞
。高考招生，推迟半年。学校，派工作队的，一直搞下去。派不出工作队的，也积
极领导。（４）街道居民、小学、服务商店、派出所，现在不搞。小学将来采取集
训教师的办法搞，现在可以搞声讨，不能靠小学生搞。派出所，将来靠集训办法。
服务商店，下一步再定。

　　１８日、２０日，陶铸又电示中南局：（１）新铺点，从文化革命搞起，清思
想、清政治、组织队伍、搞当权派、是顺当的。这样，整个形势有好处……（２）
学校，文化革命即是四清，全部在内。以后还有教学改革。关键是文化革命。（３
）城市工厂，文革可搞深一些。（４）大专学校全面搞，有点有面。直属市，都要
搞，不搞不行。四清地区学校要搞。面上，搞一段教育。……（８）（广州）八中
，反动学生给左派教师扣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要处理。

　　可见，陶铸依然是按“社教”、“四清”以及１９５７年“反右”的部署来安
排文革运动的。

　　在北京，陶铸１５日也在高教部、教育部全体干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
提到：“高教部首先有几个同志贴大字报，揭露了蒋南翔的问题。于是以蒋南翔为
首的人组织反攻，围攻，另一方面对上级采取欺骗掩盖的办法，蒙蔽上级。后来情
况弄清楚了，蒋南翔是阻碍文化革命运动的，不能让他继续担任高教部文化革命的
领导人了，所以把他停职反省。”。（按：群众后来批判说蒋纯属被抛出的）“当
时我们觉得需要一个副部长来代理蒋南翔的工作，决定了暂时由刘仰峤同志代理　
。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是不恰当的，也是不正确的。你们不赞成，就是不恰当。什么
叫不正确？多数人不赞成，就是不正确”。

　　“现在看来高教部的问题不是不大，而是很大。不仅高教部有问题，清华大学
问题也很大。这个问题是什么性质呢？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统
治了我们的高教部，也是占据了我们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过去高等学校招考
，不管你家庭出身怎么样，不管你政治上是反党的还是拥护党的，是坚决搞社会主
义的，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都不管，只要你试题答得对，分数高就可以考取，就
可以升大学。分数高不是很好吗？好是好，就是将来我们国家要变颜色，对资产阶
级好，对无产阶级那是不利的”。“如果不能保证他们毕业出来忠心地为社会主义
服务，忠心地搞共产主义，而是搞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一套，向往资本主义社会
，特别是有些人根本上就是坚决反共的，那么，我们的教育就不可能不失败”。“
几十年以后，老的已经死掉了，大学生成了各个岗位的重要干部，领导干部，再加
上少数野心家，搞阴谋，篡夺领导权，全国就要变颜色。苏联就是这样变的……”

　　“而现在我们推行的教育制度，教育方针，教育思想是同党的要求完全背道而
驰的。这不只是高教部，教育部董纯才所宣传的凯洛夫，你们要清算。在全国中小
学中，凯洛夫的影响很深。只讲智育不讲政治，说德育就是政治嘛！特别是高等学
校影响最大，因为高等学校毕业出来，不管怎样都要变成国家干部，……如果我们
培养出来的不是忠心耿耿为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而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的人，那再过多少年后，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就要变了。……我讲的是总的情形”
。

　　现在来看，陶的“６•１５讲话”，自然讲出了毛泽东当时对教育战线的一些
基本意见，同时也是刘少奇当时得以承受的基本估计。６月北京高校和教育部的运
动，依然是在刘的主导下进行的。刘与陶当时以为运动剥离出彭真、蒋南翔，清洗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达到预期目的了。高教部和清华的运动后来受到群众严厉指
责和批判，但陶当时的本意还是要将运动在传统政治模式及文化教育范畴向前推进
的。他自然没有意识到这仅仅是刘主席在毛的政治攻势下，不得已的战略撤退。颇
具讽刺的是，这种教育革命的粗浅意图，抵制毛的文革政治进军的做法，在文革以
后也依然属于不可容忍的“反文化”“革文化的命”的行径。

　　陶铸在讲话里也标榜中南局在对待毛主席著作问题上区别于中宣部的当然左派
姿态：“我在中南局的时候，曾经写了个决定，在《人民日报》登了的。我们是这
样提的，今天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一般的学习问题，学不学毛主席著作，对于党
员来讲，是有党性没有党性的问题，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中宣部理论处很反对，
大讲‘你们杀气腾腾’。我们讲这个话，怎么杀气腾腾呢？这是真理嘛！这是事实
讲出来的话，怎么杀气腾腾呢”？

　　按照省市委部署，６月１７日，武汉市委抛出市文化局党委主要领导程云，打
为“黑帮”。后武汉报纸将所谓的程、吴的帮派称为周扬在武汉的帮派。武汉文化
局有３７人被拘留。团市委和学联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号召全市青年“积极投入斗
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破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思想，把自己锻炼成
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６月２２日，陶铸给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发出电话指示：１、学校的夺权
问题很复杂，有整个烂了，整个改换领导；有局部烂了，局部夺权。也有敌人夺权
问题，利用这个形势，以“左”的面目出现，夺权。北京大学的经验（按：指“六
•一八事件”）很好，将转发。学校的情况复杂，可能有的要反复，夺几次才能搞
清，也不要怕。广东的情况比较复杂，要注意。２、要强调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
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学校党委没有问题的，由党委领导；学校党委领导不
了的，由工作队领导。要强调领导，不能使学校瘫痪。现在有的地方谁也不信，这
不行，要告诉学生听工作队领导，听省委领导。对党团员要抓起来，不要撇在一边
，不要把他们搞得灰溜溜的。有些事情不了解党委有问题而表示拥护校党委的，要
保护。３、可以开学生代表会去发动群众。可以依靠党团员、左派去串连发动，组
织队伍。４、主要是搞教职员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学生中的以后再搞……５
、对错误的，要顶住，他们闹起来也不要怕，是个暴露。

　　这一精神，也即当时湖北省委掌握的中央精神原则。从后来披露问题看，在武
汉各大学出现争论、拉锯的６月下旬，工作组也基本上是按这个精神控制运动的。

　　６月２８日，毛泽东从长沙抵达武汉，住进东湖宾馆梅岭一号。

　　同日，王任重在武汉起草《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我们的建议》报告，强调
了工作组的作用和在知识分子、群众中抓右派的重要性，试图作为指导运动的文件
。

　　６月２９日，湖北省委召开研究省“文化革命动态”的会议。会议记录许道琦
书记发言如下：“今天开的是如何抓《文化革命动态》的会。现在全省组织三千人
以上的工作组，到各校去了，武大的问题见报以后，在本地区开辟了战场，会有很
大的震动……这场斗争是场很严重、很关键、复杂的阶级斗争，斗争的双方都在抓
文化革命这个大旗。观察问题要很敏感，很尖锐。杂技团夏菊花的问题就很复杂、
尖锐。这两封信是在夺夏菊花的权，也就是夺市杂技团的权。（余杰：四清工作队
很混乱。）那个雷鸣是什么人？那个自称最年轻的工作队员江文琳又是什么人？是
否是反革命？很难说。他实质上是反对王任重同志那篇文章的精神（按：指《一朵
红花》）。第二条就是，这样大的文化革命需要我们去领导。群众起来后，必然有
各种各样的要求（如有的要求废除考试制度），怎么使运动斗争的锋芒对准主要矛
盾，将这些要求引导到主要方面去，这是个大事。对反革命、敌人的活动要注意。
编动态要把活动的动态抓起来，省委要掌握这个东西，中南也要掌握这个东西。重
点学校的情况要直接往上报。前些时反映了一些材料，但活的动态不多，一个单位
究竟么样活动的，看不出来。……现在群众中错觉很多，怀疑很多，好多根本不能
联系的事都联系上了。厂矿都在市里，你们（指武汉市委）把工农的声音搞响一些
”。

　　以上记录仅仅是一个片断，《动态》是当时省委掌握运动情势的内部参考资料
。尽管高校几乎像干柴般轰然起火了，从讲话看，由于四清运动和北大大字报的广
播，工矿与事业单位也在波及之中。６月中旬初，湖北省、市委工作组分赴大中学
校和文化单位，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业已全部到位。省委根据当时中央指示，提出
“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审查教职员队伍”。这个原则也是中南地区普遍贯
彻的，６月１１日，广州市委召开全市中学教师大会，就要求教师们行动起来，和
学生们一道，横扫教育界的一切牛鬼蛇神。雍文涛书记在动员报告中说：“这次运
动的矛头，就是指向大大小小的邓拓之流。”

　　次日，陶铸电示中南局：中央决定要点名批判周扬，中南要组织人准备写一点
有份量的文章。要调查一下他的家庭情况。把他在中南各地的讲话搜集整理出来。
半个月后写出文章。

　　同时也指出学校中提“保卫校党委”的口号是错误的，只能提保卫党中央、保
卫毛主席。校党委是正确的，只能提“拥护校党委”。（张）平化同志已调中宣部
为常务副部长。（王）延春为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吴冷西已停职反省。要调一
个机要秘书（按：到北京工作）。

　　不久，雍文涛奉调进京，中南局对北京文革运动领导班子的贡献，正在加强中
。

　　在６月全月，武汉大中学校学生响应号召，积极参加文化革命运动，从实际情
况和总趋势看，学生群众是真诚欢迎与拥护工作组的，寄希望于省委派来的工作队
，帮助揭开学校的“阶级斗争盖子”；但在对干部的看法和运动的方法上，学生、
教师群众内部开始产生分歧。一些学生激进的言行和缺乏政策观念，引起领导和骨
干学生的反感，以至成为当局定“右派”“反革命”的理由。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
越南留学生，实在看不下去，天真地去给院党委提意见：“既然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为何不能讲政策一些，为何总在院领导名字上打红叉叉”？

四、“枪打出头鸟”

　　７月１日，陶铸在北京大学全体革命师生庆祝党的生日大会上提出：“在我们
中宣部有些右派，中间派，现在都以革命面目出现，现在是左、右互相点名。这里
边，有一个真左派，假左派问题。”同日，湖北省委派出以王海山为组长的３００
多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部级单位，以下简称“长办”）
，组成一个五人小组接管长办党委的权力，其中吸收两个长办的人参加，其他人全
部靠边站，并转移运动方向对准林一山主任。这是继武汉大学后，出现的又一个接
管党政权力搞运动的范例；实际上，长办是水电部的派出单位，主任由周恩来任命
，湖北省委过去对其主任林一山尚无什么太大的约束能力。

　　针对运动情况和问题，７月３日王任重给湖北省委常委写信，以信文形式指导
运动。该信认为大中学校运动处于三种情况：“１、像武大，左派队伍初步形成，
右派面目已被群众识破，开始向右派大批判。这种单位中学也有，但不多。２、水
利电力学院，正处于大暴露阶段，左右派正在争夺领导权，中间派在摇摆，左派领
导尚未形成，右派还没有孤立。目前这种单位占多数。３、前几天的农学院，少数
右派挂帅，转移斗争目标，企图把运动搞乱。有的中学也有这种情况，但不多了，
也不难解决”。从王任重原来在武汉掌握情况和后来省委汇报看，他认为“多数学
校像水利电力学院类型，左右派正在争夺领导权。目前着重研究解决这一类型单位
，暴露牛鬼蛇神，彻底斗倒斗臭右派分子”；“首先打击最猖狂最凶恶的敌人……
有的是干部、教师或大学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抓住根挖
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来。水院可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
打掉他们的气焰”。这一基本估计和方法，决定性地指导了全省的运动。

　　研究武汉文革和群众的王绍光，曾在１９８８年出版的一篇文章《群众与文化
大革命—研究文革的一个新角度》里，指出王任重６月２８日的报告《建议》和７
月３日的信文《意见》，“都被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转批
到全国各省市，作为开展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他们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
东在武汉，他们相信毛泽东对这两份报告是首肯的。据王任重说，直到七月十八日
离开武汉返回北京，毛泽东还没决定怎样把刚刚开始的运动进行下去”。王绍光这
里讲述和分析了两个重要事情：其一，王为湖北省运动写的意见，实际上也是为指
导全国运动起草的，而且刘、邓、陶等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赞赏和批转了这两
个文件。其二，从王的口中，披露出毛泽东在武汉时还没有决定运动如何深入。前
一讲述和推断是符合实情的，后一“据说”，笔者没有见到王本人对此的言论、文
字，不过从王与毛泽东相处２０日，他似乎并未感觉自己的想法与做法和毛泽东有
差异，似也能推出毛尚未对王任重全部交底，或者毛对他不置可否？王绍光在１９
９３年出版他的博士论文的一个汉文部分《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
，有一小段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作为一个慎重的政治家，王任重把这封信呈
送给了６月２８日到达武汉的毛泽东，听取意见。毛似乎没有表示反对，可能由于
得到了毛的赞许，王的信７月１４日由中南局传达到中南地区五省然后又由中央传
达到其他各省，于是湖北省被看作是全国的样板”（该书，Ｐ３７）。以上所引文
章和专著，都出自作者的一个研究题目和内容，他的基本分析和判断也是一致的。
由于笔者无法得知当时王任重和毛泽东的往来对话情况，目前只能认为这些关键说
法，仅仅是一个推断。不过，从毛、王在文革全过程的思考和作为看，这个推断可
能是合理的。

　　７月上中旬，武汉各高校先后展开了类似北京“反干扰”的，以打击学生、教
师群众为主的“反右斗争”。斗争里，学校中普遍出现了对于形势的争论，主导性
的论点为１９６６年是“５７年加５８年的形势”，矛头所在十分明确；但是，情
绪逆反的学生论点是：文革是１９６６年的形势，是“２３条”说的主要斗争走资
本主义当权派的形势。二者针锋相对。当时，毛泽东正住在武汉东湖客舍，但他好
像对武汉高校发生的这些事情全然不知。省委是如何汇报的？

　　６、７月，武汉大学工作组在批判李达“三家村”的革命旗号下，在知识分子
和干部中进行横扫，把文革变成打知识分子中的“牛鬼蛇神”的运动。武汉大学群
众要求１９５０年代的二刘书记（刘仰峤、刘真）回学校参加革命，刘真得到省委
通知，从汉阳杜家台的四清第一线回到武汉，王任重正在东湖宾馆，见面就对他讲
“你们是左派”！遂派往武汉大学，加强工作队。不久，刘发现武汉大学执掌运动
者并不真正欢迎他回来，在学校无事可做。７月上旬，代理第一书记、省长张体学
让他立即去水利学院抓“三家村”，按王７月３日信的指示精神反击群众中的右派
分子；１０日，新组成的工作队就在刘的率领下进入水院。

　　今天来看，王任重书记当时并未真正理解毛泽东的实际意图，或者毛泽东也没
有全部交底。６月１５日毛泽东前往中南途经江西，在南昌就对江西省委领导说：
“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
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
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
兵”。

　　这种想法，既然可以给江西省委讲，自然也会给湖北省委讲。此话当年并无人
知晓，但学生们确实就是如此去思考的，所以他们十分自信：自己是响应毛泽东号
召的。毛泽东的意思自然也一再与王谈及，他在２８日从韶山到武汉，住东湖客舍
，掌握运动走势和动态，与王有多次深刻接触（甚至还将７月８日给江青的要信给
王读过。那时毛泽东还在客舍接见余秋里和农业部长林乎加，商谈农业机械化问题
，让他们看王任重湖北的样板；在毛的支持下，全国农业机械化工作会议于２０日
，就在距毛７月１８日前下榻的梅岭一号２００多米的小礼堂召开）。

　　不过王心目中应当得到锻炼的青年人，是他和省委内心钦定的传统体制认可的
“当然左派”，而非广大群众；“大风大浪”，也是针对社会上所谓“牛鬼蛇神”
的阶级斗争。后来，省委领导和各级领导同志与学生群众对毛泽东概念里的“敌友
”认识的根本冲突，也始终在于此。“当然左派”是那时在武汉大学运动里流行的
话语，也典型地代表了１９６６年湖北武汉一种带普遍性的政治文化现象。

　　按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所编辑的大事记：７月５日，省市以武汉钢铁公司
工人庞玉来动手打伤贴他大字报的人的罪名，判处他死刑。运动初期，因“反抗和
破坏文革罪”，武汉全市被捕约４００余人（其中中学生１５９人）。这些做法自
然引起群众的恐怖和不满。

　　据武钢工人杨玉珍口述回忆：“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武钢的四清工作
队长是陈克东，他们因为随便镇压工人，草菅人命，因此引起武钢第一技校学生的
强烈不满，这是武钢在文革开始第一支起来造反的队伍。当时综合厂的工人庞玉来
，因为要向工会借钱，姓蔡的女会计不同意。大概当时大家吵了几句，庞玉来脾气
不好，拿了一个砖头把姓蔡的头上打了一个口子，缝了几针。工作队长，就按照王
任重‘枪打出头鸟’的布置，做出决定枪毙庞玉来，还说是‘要血债血还’。１９
６６年６月１９日这一天，天下大雨，庞玉来就是在这一天被他们枪毙了。武钢第
一技校的学生全部都冲出来了，大家都不服。结果运动就这样偶然地发动起来了。
后来还有一件事，就是钢铁研究所为了辩论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的事情，发
生了冲突，打了起来，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事件……”

　　在６、７月，省委对于学校和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严重，十分紧张，简直
风声鹤唳。７月６日省委常委讨论王任重３号的信，就是一例；王本人也在武汉参
加这次常委讨论：

　　张体学：谈的三种情况，是不是符合当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大量的，左派还
是没有形成，右派掌握领导权。……
　　王任重：工作队整一下，要斗争。先把打兰正明的人抓起来，管他是什么人，
先当现行犯抓起来。
　　张体学：广播电台一个姓黄的要开除党籍。
　　宋侃夫：准备搞控诉，把打人的家伙搞到东西湖去劳动。
　　王任重：打人要按刑事犯处理，有的是现行反革命。可以肯定陈伯华（按：市
汉剧院院长）是团结对象，要打击的是几个老右派，还是那几个人在兴风作浪。陈
伯华那个人对党还是有一定感情的。陈伯华这个人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生活
方式，资产阶级作风，没有问题，她是可以改造的。……只要不当敌人斗争，陈伯
华是可以接受的。（侃夫：劝她退党）……
　　张体学：陈伯华不当院长，工资降下来，是不是党员留下来。
　　王任重：暂缓一步，当不当党员的问题，有一些人，陈伯华、常香玉、红线玉
、陈淑芳等人。……作为右派分子斗争打击的不超过百分之三，学生中搞百分之一
。武汉市大专学院五万人，合起来才百分之一点四，也许百分之二。中学生一般的
不划右派，毕业班特别突出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当右派打。干部、大学中要反右
派。……相当于高中的按高中办，高中三年级，少数特别反动的要反右派，其他的
是反革命分子按反革命分子办，是流氓按流氓处理，该逮捕的逮捕，该开除的开除
。工人里一般的不搞反右，是反革命按反革命办，是贪污盗窃按贪污盗窃办，还有
一种坏分子。……按一九五七年反右的规格，是什么按什么处理。各学校、机关把
左派组织起来，注意保卫工作，注意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行凶杀人，负责监视的
要拿着棍子。……你要拿刀杀，我就要打，纠察队要拿上棍子，反革命分子要我们
交枪，就把他抓起来，有的人叛变了，叛变投敌要开除党籍。
张体学：任重同志写的这封信，我没有意见，个别地方改一下。

　　显然这仅是一段记录，但大体看出，王任重的信实际成为将文革运动变成镇反
和反右的号令了！这就是造成１９６６年王与武汉拥护毛泽东革命造反号召的学生
决裂的标志性文献。

　　现在可以看到的陶铸对中南情况估计，几乎与王任重差不多，只是没有那样具
体。７月１２日，陶铸电示中南局：１、文教是重点，这次不搞好，就无希望了。
２、放手发动群众，贯彻始终。３、区别两类矛盾。４、控制面，可能比一九五七
年面大。还是按二十三条，干部分四类，集中打击第四类，排队，学生一般不排，
大学生在内。５、教学改革，学生热情很高，中央准备研究。周扬的批判，一下子
还上不去。７月１５日，陶铸再电示中南局：１、战线太长，同意收缩。２、斗争
锋芒对准工人，要纠正。湖南中学工作组退出后发生打击报复现象，应处理。长沙
学生打招牌，制止。乱斗，教育。……

　　７月１６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王任重随同。毛说：“长江又宽、又深
，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毛一语
双关，得到全部武汉群众—首先是学生的拥护和认同。他们用数年来在毛泽东榜样
激励下的热情和坚毅精神，投入了文革——这一搏击社会风浪的锻炼。游泳活动成
为领袖与民众互动的契机，也在武汉成为特定的政治文化现象与标志，不是偶然的
。

　　也就是毛泽东在武汉同时，武汉大中学校以各种名义批判、斗争学生群众。华
中工学院抓“孝子贤孙”，扫“歪风邪气”３７天，３８３人被划为“右派”。按
“七三信件”精神，武汉水院由省委批准批斗４名学生（其中以“杀人未遂”罪名
逮捕一个团支部书记），全院点名批判百余人，两名教师自杀；一学生对院党委和
运动有怀疑，不听工作组劝阻，先去省委找运动领导小组，既而自己买票上北京找
王任重反映情况，也打成“反革命”。武汉医学院，被斗学生６２人。华中师范学
院被斗３００多人，仅外语系就达６４人，某小班批斗１２人，发生被逼写血书和
试图自杀的严重事件。武汉邮电学院被斗２３人。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共１４００学
生，就批斗２００多人，“反右”长达２３天。在武汉医学院，批斗学生６２人，
已确定性质的２９人，一位讨过饭的贫农儿子被逼写血书。在建筑工程学校，全校
５００多人逮捕１８人，批斗３０多人。省委重点抓的（一类院校）武汉大学、湖
北大学，和水运学院、钢铁学院、一冶一中，有一系列“反革命”事件，如“６。
１０”（化学系）、“６。１１”（外文系）、“６。１８”（哲学系）、“６。
２０”事件，涉及一大批师生。

　　这些活动，多是在工作组和原党委的组织下进行的，由学校各级组织和工作组
拟定所谓左、中、右名单，通过组建“工作组保卫组”、“动态反映组”或原来的
单位保卫科、“治保组”和内定的左派影子结构，监视、跟踪师生群众，收集、整
理材料，冷落和边缘化部分群众，疏远打击一些仅仅认识不同的学生干部，无理剥
夺学生参加横渡长江和声援越南游行的正当权利，以至公开批判斗争群众。在运动
初期，武汉全市以镇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批准逮捕学生和工人群众４０
０多人，骇人听闻，全国也绝无仅有。本来群情高昂的政治运动，弄得恐怖十分。
更为深远的是，原来并肩一致参加文革运动的普通学生，从此被人为地划分为所谓
“革命”与“反革命”的两大派，出现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的混乱局面。对此
认识不一，人的政治待遇迥然不同，群众被彻底分裂了。今后还将看到，分裂难以
愈合，竟然走向极端的派别对立。

　　当毛泽东在长江畅游的消息被激动的师生带回学校时，天真的学生好希望王任
重书记向毛主席反映运动情况，搭救受委屈的群众。可是，“反右”继续下去，痴
情的学生不知为什么，当时还不敢想王书记没有给毛泽东汇报一切实情；后来省委
也一直以“毛主席在武汉，他老人家知道运动情况”为由来稳定和凝聚群众的信心
，要求群众相信省委，以至保卫省委。

　　王任重和陶铸不喜欢倚老居傲的李达，李也确实对１９５８年的教育革命大有
异议。特别在１９６６年，林彪和中南局都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
他不赶时髦，从哲学认识论角度提出不同看法。陶、王决定对他下手批判，自然也
出于他们理解和政治需要。不过，他们深知李在中共历史里的位置，以及李达与毛
泽东的私人交情，王胆敢公开批斗李达吗？据说，在文革以后有人询问王任重当年
为何抛出李达，他回答的就是：我有那样大的胆子吗？有人甚至公开透露，王在决
定批李前，也曾打探过毛的看法。只是毛、王二人的交谈，并未公开，王仅仅是试
探毛的意图，还是正式请示过？毛表示过同意交群众公开批判吗？

　　在７、８月的高压气氛下，李达很快就走到人生终点。李达在临死前几天，还
请求他的秘书给毛泽东送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
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　七月十九日。”但被工作队扣押再
邮寄，毛泽东在８月１０日才看到有关的一张字条“李达（武汉大学）请毛主席救
他一命”。毛当即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毛泽东　八月十日。”陶
铸也当即作批：“即送任重同志。”王任重后来说，毛泽东还曾当面指示他：不要
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他也向毛泽东保证：“武大的革命师生决不会对李达采
取过分的行动。”但是，张体学省长从北京参加１１中全会回来，却向武汉大学“
校革委”传达毛泽东指示：毛主席说李达没有什么用了，我相信武大革命师生是不
会对李达采取过火行动的！

　　在持续的残酷批斗与迫害下，李达的确是死了。

　　弱势的学生群众崇尚公正，天生地同情弱者，逆反心理特强；特别是武汉大学
在运动初期受到压抑的教师和学生，从大字报读到李达重病惨死的情景（鲜血喷吐
墙上），反过来却同情官定的“黑帮分子”李达（一些教师自己已经被指定为李达
的“黑帮分子”），怀疑王任重是妒忌李达与毛泽东的私人关系，进而怀疑王在李
达问题上是反毛泽东的。这些师生均成为武汉大学造反派的坚定者。经１９６６年
的酝酿，他们在１９６７年４月开始公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这可能是彻底否
定文革以来，多数人并不明白的武汉文革造反的一桩公案。

　　五、转折的关头

　　就在李达向毛呼救前后，毛泽东主席回到久违的北京，毛批评前段运动，愤怒
指责弄得“冷冷清清”，“甚至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
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中共中央内部对于文革运动的根本分歧很快
就公开化了。

　　７月２１日，经陶铸审定，中南局发出一份纲领性文件：《关于当前文化大革
命中若干问题的意见》，内容包括四点：一、重点调整部署，适当收缩战线，目前
运动的重点应当是省（区）、市、地党政机关中的宣传、教育、文化、新闻、学术
部门及其所属单位；二、必须派出坚强的工作队，目前的情况是，工作队数量不足
，骨干少，质量不高，省（区）、市党委必须下决心从党政机关和城乡四清工作队
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充实文化工作队；三、坚持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四、具体政
策，如国家干部和职工中重点批判对象，由上一级党委（机构）批准……等等。７
月２２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高等院校的运动问题，做出四点指示：
一、斗争主攻方向是当权派；二、斗争不外乎是两种，文斗，武斗，应该主张文斗
，斗争之前要有准备；三、组织队伍，统一思想；四、不要“戴帽子”，不限制人
家的自由。但是，对于备受争议的工作组，刘少奇争辩，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
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

　　考虑到毛泽东的尖锐的反对意见，７月２７日，陶铸匆匆向刘少奇建议，“要
考虑工作组怎么撤法”。他的意见是“高中撤，初中不撤”。当晚，他再次和刘少
奇商议，“看来要变，变了再说。主席批示北京市的文件时没有讲中学，但主席是
倾向于高中、初三不派工作组。”

　　这时，王任重指导北京的运动，２８日，他在争论十分激烈的清华大学讲话，
讲了个十分原则话：“我对清华情况不了解，……究竟谁是谁非，同学们自己独立
思考。对不同意见应当用毛泽东思想分析，毛泽东思想是照妖镜，谁是敌人，谁是
朋友，一照就照出来了……。”“任何是非问题不是什么人可以包办代替的，只有
靠同学们自己去分辨这些不同意见，大鸣大放，大辩论是很好的，真理只有一个…
…清华和北大的情况是否一样，我不知道，但是从方针来说，放手发动群众，依靠
群众，彻底闹革命，这个方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清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
不能搞好，决定于清华革命师生能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动脑筋，打倒黑
帮要靠你们，教育革命也要靠你们……”。这些话讲得很不错，可是从清华大学文
革运动的发展来看，主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王任重，虽然没有在武汉直接碰钉
子遭至反对，却很快在清华大学运动和北京的运动碰了大钉子。作为他个人悲剧的
是，他并未从中央两位主席的分歧意识到什么根本的东西，他在中央文革的失落，
也就从这时开始，虽然武汉运动出现的种种不利的消息，这时还没有传到北京和毛
泽东的耳里。

　　不过，北京的一些新精神，很快就由王任重传回省里，７月２８日左右，他一
个紧急电话打回武汉，各院校的工作组虽然未撤，但所有的批判、斗争群众的活动
，突然紧急煞车！

　　于是在７月３０日，省委常委按当时的认识也认真地讨论和回顾了前段运动：

　　陈扶生汇报：省委在６月１０日以前，召开两次紧急会议，组织工作组进学校
……群众热情高涨下，也出现了一些混乱，针对这种情况进行反击。６月２３日召
开积极分子代表会，宣布政策，大会开的还是好的，促进了运动的发展，也有唱反
调的，说调子低了，旗帜不鲜明，……从目前看，大多数单位转入反右批判。……
狠抓炮打司令部，“擒贼先擒王”，一种是没有把要害人物搞出来；二种是批判斗
争一批学生，共搞了２５４人，１３所学校。

　　湖北大学的问题，文化革命办公室有责任，提出要反击，学生受了挫伤，领导
集团问题揭不开，学生情绪苦闷。有的写血书：“不拿枪的敌人不好打，干脆支援
越南去”，有的写错了大字报很害怕，有的却说：“反右派不说话，反左派不说话
，整队还是不说话”。发生这些问题，我们要主动担担子。（体学：学生中反动的
，放在运动后期批判，现在搞，斗争了一个，会影响一批。）……（体学：有极少
数人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干的，要分析一下。）

　　张体学：一、对全省运动的估价：总的讲，运动搞得好，搞得不错，绝大部分
单位是搞得好的。对全省运动要一分为二看，是主要的，成绩是主流，发展很健康
，搞得很迅速。但对“二”不能忽视，“二”就是问题。今天着重讲问题，不等于
否定成绩。产生问题有几个原因：对伟大的革命运动，思想准备不足。这个运动是
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起来的，我们的思想准备不足，有一点仓促应战。派工作组
一下铺开了。……这个运动不同于农村。又同又不同，阶级斗争是相同的，作法不
同，一下铺开，大规模的运动，没有经验。

　　斗争方法，领导艺术交代不清楚，不具体。对学生的问题当时也不那么明确，
派工作组派多少讲得不清楚，工作队本身是临时组织的队伍，临时上战场。工作队
既要领导革命，又要自我革命，思想不明确。广大的教员学生热情很高，有强烈要
求，工作队跟不上形势，带了不少的框框，总的框框就是怕乱，怕坏人乘机活动，
工作队本身民主作风，“三同”没有搞好。

　　产生以上问题是暂时的，个别的缺点，省委承担责任。……另外，具体政策没
有跟上去，学生说怪话，大字报写错了，不整学生，这一条思想不明确，我们省委
负责。你们整了学生就检讨，没有整的就不检讨。……

　　运动中斗了学生，完全斗错了的要赔礼道歉。水利学院上北京去告状的两个人
放下来，以后处理，一不要批评，二不要斗争，先当人民内部矛盾看待，将来发展
了再当外部问题处理。……有些表现很不好的，有活动的，也不要监视他，叫他暴
露，暴露了，群众总会批评他。……我们的工作队现在不宣布撤出。撤不撤？等任
重、道琦回来开会研究……

　　显然，湖北省委业已感觉到运动出了问题，但又原由不清，处于矛盾和被动，
举棋不定。

　　而在同日，赵紫阳、区梦觉从北京匆匆写信给林李明、张云、王阑西，对撤退
工作队，就作了紧急布置：“……三、从现在开始，就要把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逐
步地交给革命师生员工中的积极分子去领导，放手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要向师生
员工中的革命积极分子和广大群众进行依靠自己解放自己，相信自己能够解放自己
的教育。……条件已具备的地方，可以先选举建立自己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
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条件还不成熟的，要积极进行准备和筹建工作……工
作队多的，逐步调出一些，或集中到工作队部学习，大学的一个系，留一两个人就
可以了。四、对于前一段群众中（对）工作队不大满意，工作队压抑了群众的革命
积极性的情况，工作队要主动进行整改，主动改变作风，可召开小型座谈会主动征
求意见，甚至主动登门道歉。如果出现群众贴工作队大字报的情况，要采取欢迎的
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群众提的意见是正确的，主动接受，立即整改；不
正确的，可以正面说明情况，但也应当抱着欢迎的态度，绝对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压
制群众的批评”。

　　湖北与广东两省领导，对当时北京的精神领会似乎不太一样。广东从陶铸处得
到指示，准备抓紧主动整顿工作队和撤退，关于湖北，王任重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
己几个月的做法，与毛泽东倡导的大相径庭呢。本来他在湖北的工作政绩凿凿，在
经济工作还是意识形态方面都得到毛泽东的认同，夸他有总理之才；文革运动大事
，毛也亲临东湖一再托咐，当年在武汉、杭州的许多决定运动的要会要事他都参加
或参与了。从他的一生看，王对毛泽东也是诚心拥戴的，特别是文革以后更能看出
人的真心；在１９７９年后，他几乎被人们看成“凡是派”。但毛泽东苦心提携的
中南“王”，在１９６６年春夏，并未真正站在毛泽东希望的一边，他频频聆听毛
主席教诲，却充其量扮演着一个中南“小刘、邓”的角色。这个客观事实，当然无
法简单地用后来造反群众指责的“政治品质”“反革命两面派”来解释，也不能用
个人或个别人物的偶然疏忽与谋略来解释。是历史的误会？是意识的局限？是毛泽
东的过错，还是陶、王的悲剧以及他们与毛泽东一代人的整体性悲剧？这些只有留
待后人来研究了。

　　需说再次强调的是，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７月，在武汉尚未出现北京那样的驱赶
工作组事件，学生群众还没有发展到怀疑和对抗省委、市委。运动的主导方面，在
省市委和传统的党政权力组织一边，９０天运动的主要史实，是群众开始起来投身
毛泽东号召的文化革命，当局组织打击所谓“牛鬼蛇神”的历史。说明这点是必要
的。因为迄今海内外研究文革的专著和文献，主要地以北京高等学校的文革过程，
来分析所谓“５０天”的运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和分歧，这显然也是必要的，但是
对于这场浩大的政治运动，仅仅去研讨京畿地区学校、机关的情势和领导、群众心
态走向，还缺乏研究许多问题的充分条件。

　　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差异性，北京学校与武汉学校学生结构的差异性，北京学生
的信息来源和敏感程度、接受反馈程度，远远优于地方学校，他们任何一个准派别
群体，都比武汉的学生要激进得多。特别在６、７月里，北京原来的高校党政系统
已经瘫痪，新市委的权威没有建立，由各部委部门匆匆派出的工作组，也不可能把
握运动的控制权，不论他们如何做，都与部分学生发生分歧乃至冲突。毕竟原北京
市委天经地义已是黑帮。武汉则大不一样。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在所有群众心目
中，依然是革命的，是有政治权威的。学生起来参加文化革命，首先还是希望通过
得到省市委支持，去表达革命要求与一些对本单位领导的怀疑与不满。直到后来省
委撤退工作组，他们都还没有发展到要公开驱赶工作组的一步，仅仅在个别学校有
嘲讽刁难言语出现，有个别先行者开始按自己的理解，将自己不喜欢的领导人，怀
疑成修正主义分子，产生试图摆脱这些领导者的愿望。不少造反的骨干分子，后来
也都承认自己当初并非目标清晰准确，有个认识过程。北京学生革命造反的动因与
地方学校学生造反，存在一定的差异，北京学生首先特别关注中央上层的政治斗争
，而且受到中央情势的影响；而地方学校的学生，在努力跟进北京形势同时，必然
地联系当地的矛盾冲突，矛头主要指向地方党政权力机构和代表人物，更容易受到
当地民众情绪影响，关注和卷入一些社会问题。这些特殊现象，在八月以后的运动
就会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