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二中临时革委会主任臧玉亭：追忆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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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文革
      
臧玉亭

        1966年5月，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席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革”的正式兴起。1966年5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贴出了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标题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这是1957年“反右”以来北大第一次出现的大字报，其矛头直指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毛主席见到了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并评价说，“这张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且写了如下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还要求当晚在电台广播。从此，“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在北京大学点燃了。


        北京中学的文化大革命是从清华附中开始点燃的。1966年5月底，清华附中的部分高中同学提出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矛头直指校领导和所谓的“资产阶级路线”，并成立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这是北京乃至全国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在中央广播电台和各个报纸舆论的宣传下，北京各大、中学校的学生都动了起来。我们班的张朝从外校参观回来后，在班里起草了大字报，矛头直指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我回到班里看到了这张大字报，觉得符合毛主席的号召，也符合当下各个学校的形势，因此我义无反顾地在这张大字报上签上了我的名字，在六月初的某天（哪天我忘了）下午贴了出去。紧接着胡琦、曹珺贴出不同意我们意见的大字报。当晚，我们班大部分同学聚在张志强家，连夜讨论，以班级的名义写大字报，提出“折中的意见”（郭怀海语）。真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第二天全校就贴满了大字报，有支持我们观点的，也有反对我们观点的，从此二中的文化大革命就正式拉开了帷幕。此事还惊动了我父亲，他亲自来校看了大字报。没有几天，学校就陷入了一片混乱，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破了，学生和教职员工围绕保校领导和反对校领导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校领导和部分老师也受到了冲击。根据北京大、中学校混乱的局面，为了更有效的领导各个学校的文革运动，上级很快就派来了工作组，并成立了校临时革命委员会，我被推选当了校临时革委会的主任。我当主任期间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其他中学组建红卫兵的情况，也组建了二中的红卫兵大队；第二件事就是组织发表了北京二中红卫兵宣言——《最后通牒—向旧社会宣战》。


     1966年8月17日夜，我和红卫兵的几个头头聚在一起议论，根据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决定采取行动，破除北京市服务行业的“四旧”。为此，在我的组织下，由我校红卫兵头头之一、高三同学冯晓新起草了《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的北京二中红卫兵宣言，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但如何破 “四旧”，中央没有说明。


        8月18日这一天，北京举行百万群众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代表，戴上了红卫兵献上的袖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现场直播大会实况，第一次正式向全国人民介绍了红卫兵。也就是1966年8月18 日的下午，我们就向社会散发了宣言，几个报社也在头版刊登了宣言。从此，北京的红卫兵小将们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我们把基于中共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思想文化上的破旧立新，简单化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系列物化形态的破坏行动。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成“反修路”、“东风商店”、“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暴力行为成风。行动的狂热，使许多原置身事外的学生也参加到红卫兵的行列。

        当时的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正面的歌颂性报道。例如，人民日报的社论《好得很》（1966年8月23日）指出：“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这股潮流迅速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包括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海瑞墓、龙门石窟佛头、善本图书），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一时间，基本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基本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和私生活领域，基本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连老人的胡子都被当成“四旧”来革除），“破四旧”成了践踏法律、恣意妄为的绝对律令、通行证件和神符魔咒。

        “破四旧”不仅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混乱，财产、文物的损失，更让红卫兵从学生循规蹈矩的道德规范、行为习惯里挣脱出来，打破了种种文明和传统的禁忌，把阶级斗争从理念转化为实行践履的狂热。行动赋予了他们青春的自信、权威，使他们崇尚非理性暴力，崇尚可以恣意妄为的权力，为红卫兵在1967年的政治性的造反、“夺权”做了热身演习。人们也被从日常生活秩序的规行矩步中拽了出来，一部分人开始加入到这场看似“疯狂”的运动中，另一些人则像受了催眠术似的听之任之、逆来顺受。文革中，破“四旧”最后变成了砸文物、打人、抄家的同义词，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也违背了我当时组织发表北京二中红卫兵宣言的初衷。尤为过分的是，我校部分红卫兵到社会上抓回了一些所谓的“女流氓”到校关押拷打，因我们学校是男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在我的怒斥和干预下，第二天就都放出去了，现在回忆起来，心里还是感到深深的自责和内疚。


        1966年9月15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我和我校的冯晓新同学被推荐上天安门城楼上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在天安门城楼上，冯晓新代表红卫兵发了言，我也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并非常荣幸的与毛主席握了手，同时也见到了周总理，聆听了他的教导。周总理说：“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要遵守纪律，做党的好孩子”。另外，我也见到了我敬爱的朱德总司令，也与他老人家握了手。回来后，因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我整整兴奋了3天，更坚定了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大革命在“中央文革”江青、康生等人的操纵下，用所谓“抓党内走资派”的名义，矛头直接指向了老干部。群众组织也纷纷成立，中学的学生主要分为“红卫兵”、“四三”和“四四”，从此学校大乱，无休无止的辩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混乱的缠斗，同学之间感情的撕裂，真是使人身心疲惫。在此情况下，我也受到了冲击，学校不知是哪派的学生在我家的门口和街道的墙上也贴了很多的大字报；同时，我的父母和亲戚被做为“走资派”也受到了批斗。从此，我对文革运动产生了消极情绪，离开了学校，与要好的几个同学如虞和、黄晴等就到全国串联去了。一直到军宣队到校军训后，我才和同学们陆续返回了学校开始进行军训。现在回忆起来，虽然我们高二（3）班也分为了“红卫兵”、“四三”和“四四”等派别，但我们班有良好的基础和素质，除了个别同学在“破四旧”运动中有过激的行动外，绝大部分同学之间并没有互相伤害，到现在感情都还是很融洽的。

同学们在臧家作客


谈起当年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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