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天祚 《文史精华》 2010年第1期
我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工作多年。在工作中,曾遇到一些政策性强的急事、麻烦事、棘手事,如处理不好,就会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影响国家形象。因而,我牢记周恩来总理“外事工作无小事”的教导,在外办老同志的帮助下,从不怠慢,谨慎、耐心、细心、冷静、果断,及时应变,实事求是地处理好每一件事。通过这一桩桩一件件事情的处理,从中积累了经验,吸取了教训,增长了才干,锻炼了自己。这许许多多的事情,已成为历史,有的是鲜为人知,有的不为人知,现一一叙述如下:
国宾车队被堵
1957年4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率团访问中国,受到高规格的热情接待,首都北京组织百万群众夹道欢迎。由于组织工作不够周密,夹道欢迎群众堵住了国宾车队的通行。伏罗希洛夫主席的专机在南苑机场降落,夹道欢迎群众队伍从南苑机场开始,途经永定门大街、前门大街、天安门,进中南海南门。毛主席与伏罗希洛夫主席同乘坐一辆敞篷车,当车行驶到中山公园南门前时(开道车已通过),由于现场指挥不力,欢迎群众攒动拥挤,使毛主席乘坐的车辆被围住了。当时我正在现场,群众把我挤到毛主席乘坐的车辆身旁。毛主席和伏罗希洛夫主席还都站立在车上,有的群众伸手与两位领导人握手。当时我非常紧张,唯恐出事,赶快采取措施。一方面请两位领导人坐下来,另一方面劝阻群众不要与领导人握手。同时让身边的民警迅速从人群中挤出去,调用民警来开道。很快来了不少民警,打开了一条通道,疏通了拥堵局面,才使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车辆全部顺利通过,安全地进入中南海。
中山公园南门前地段的欢迎群众,是由西单区委负责组织的。后来,为此事处分了两位领导同志,当时,我们参加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也都认真总结了教训。从那以后,我们组织群众夹道欢迎国宾100多次,从未发生过拥堵国宾车队的现象。
群众集会队伍被挡
在五六十年代,经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大型集会活动。组织群众人数之多,有时50万人,有时100万人,最多时人数达到150万人。每次举行大型集会活动,都在天安门设立临时指挥部,指挥部负责人是原外事办公室主任辛毅,并从有关部门抽调若干名工作人员进行筹备(我开始是被抽调,后因任务重调入外办)。每次集会当天,要把分散在全市各区县上千个单位,几十万、上百万的群众,按规定时间组织调遣到天安门广场的指定地点,按时举行集会。这也可以说是一门科学,有严格的要求。队伍集合必须按照规定的时间、路线和地点集合好;事先把各单位、各系统的队伍集合时间、集合路线、集合地点,做出科学的具体的安排,既不能提前到达,也不能迟到。
队伍集合一般的规律是,集合在广场中心区域的队伍要先到达,集合在广场外围区域的队伍要后到达。如果广场中心区域的队伍来晚了,而广场外围区域的队伍来早了,就会挡住广场中心区域队伍的按时集合。举行这样的大型集会,我们在广场内东西向都设有若干条两米宽的人行通道,供给群众到广场两侧上厕所和饮水用。东西向留通道既方便群众,又在天安门城楼上看不出广场内有空当儿。南北向不留通道,因留南北向通道,在天安门城楼上就会看到空当儿。
我记得1965年2月10日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举行150万群众集会,抗议美国侵犯越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快到队伍集合完毕的时间时,发现在天安门广场中心区域有一块空地,没有群众队伍。我们非常焦急,查问了有关分指挥部后,才知道是有一个区的队伍来晚了,被广场外围南侧区域的队伍挡在前门外进不来。这时,我们急中生智,立即派大会维持秩序的标兵与南边区域队伍的领队协商,临时让出一条道,让被挡的队伍进来,再通过东西向的两米宽的人行通道,迅速跑步到了指定的集合地点,补上了空白。这时中央领导人也到了天安门城楼上。没有影响大会按时召开,有惊无险,没出差错。
接见红卫兵,指挥部领导被斗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常接见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当时我们起草了12条口号,报送中宣部审阅后,由北京市委印发。由于这些口号比较长,为了便于红卫兵呼喊,中宣部领导审阅时,便把口号修改得比较简短,去掉了一些形容词。如有一条口号原来写的是: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修改为:毛主席万岁。当口号发给红卫兵时,有的红卫兵误认为口号有问题,于是在接见的当天,有3000多名北京的大学红卫兵到天安门造反,第二天下午又有200多名北京的大学红卫兵到北京市委造反,要市委交代口号的问题,批斗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力(当时是组织接见红卫兵指挥部的领导)。因我是临时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也被陪斗。我们把红卫兵请到市委第三楼会议室,反复做他们的工作,详细讲明口号起草的过程,和中宣部修改口号的经过等情况之后,他们才离开了市委大楼。
这些红卫兵又认为是中宣部的问题。当天晚上又到了中宣部造反,批斗中宣部领导。并让马力陪斗(当时马力也叫我跟他一起去的)。红卫兵又在那里闹了一个晚上,没有发现问题,才离开了中宣部。从那次以后,我们吸取了教训,修改了口号报请周总理审定。以后几次接见红卫兵,都用周总理审定的口号,印发下去,没有再发生过口号的问题。
红卫兵乘坐的车辆翻下桥
1966年11月间,“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外地在京红卫兵190万人。因城区没有大的场地,周总理决定分两处接见。一处是城区从建国门至复兴门的马路上,接见80万红卫兵,由北京市委负责组织;另一处是西郊机场,接见110万红卫兵,由北京军区负责组织。这次接见采取速度快、时间短的夹道形式。在接见那天下午3点钟,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乘坐的车队,通过了城区夹道队伍后,直接到西郊机场。当时接见只用了半小时。我们就安排队伍开始疏散,很快就疏散完毕。
因怕出事故,在下午4点多种,我又来到西郊机场北京军区现场指挥部。当时毛主席已接见完毕。北京军区指挥部的同志认为,毛主席乘坐的车队离开机场只有半个多小时,如疏散了队伍,怕堵住毛主席乘坐的车辆,不能及时疏散。我提出建议:根据以往情况的判断,毛主席乘坐的车辆,现在已进入中南海,应该马上疏散队伍。这时已是下午快5点钟,再晚些天就黑了,路况不好,有的地段马路上没有路灯,加之人多拥挤,很容易出问题。但是,他们坚持己见。我再次说明:“毛主席乘坐的车队,随着开道车行进,速度很快,已离开队伍疏散区,绝对不会堵住毛主席乘坐的车队。他们仍不同意我的建议。当时我想,机场队伍是北京军区负责组织,他们有权决定,不好勉强,尊重他们,把话说到就行了。之后,我叮嘱再三请一定要安排好队伍的疏散,千万不要出问题。说完就回天安门指挥部了。
当我刚到指挥部,北京军区机场指挥部就来电话说:“一辆乘坐红卫兵的车被翻在桥下,有人员伤亡。”这时,我又立即赶到事故观场,看到那里周围没有路灯,那座桥的桥身两边有栏杆,而桥的两端两边没有栏杆,车辆是从一端没栏杆的位置翻到河里的。那时,北京军区指挥部的同志已把受伤的红卫兵送进了医院。后来,有两名红卫兵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毛主席8次接见红卫兵,前7次组织都很顺利。最后一次由于北京军区指挥部的同志缺乏经验,又固执己见,因而出了问题,我感到非常遗憾。
英国代办处被烧
1967年8月22日下午,我接到市总工会一位同志的电话,他听说今晚可能有红卫兵造反派要冲进英国代办处。我接了电话后,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向外事组副组长王笑一作了汇报,王笑一指示,要我和几个同志到现场观察情况,掌握动态。我们立即到了现场。当时英国代办处门前和四周马路上全是人,我们觉得事情不妙,很可能要出问题。那时卫戍区的同志也已到现场,我们就与卫戍区的同志在英国代办处西墙脚下设了临时指挥部。此时,已得知周总理要求红卫兵造反派对英国代办处“不冲、不砸、不烧、不抢”的“四不”指示。我们与卫戍区的同志,一方面利用扩大器不断地向红卫兵造反派宣传周总理的“四不”指示;另一方面直接找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到指挥部做他们的工作,讲明“四不”政策的重要性和违反“四不”政策后果的严重性,工作做了3个来小时,没有效果。约在晚上10点,当我们正在与红卫兵造反派谈话的时候,听到有人叫喊:“红卫兵造反派已冲进英国代办处里边了!”我们跑去看到红卫兵造反派已从英国代办处大门上爬进去了,有的还继续在爬。这时,有人把大门打开,有人点燃了院内的汽油桶,冒黑烟,我们赶快拨打119,消防车很快来了。而当时马路上人山人海,消防车靠近不了英国代办处,我们组织卫戍区战士开道,让消防车靠近火点,才把火扑灭。
这时,看到有人从英国代办处里面搬出文件资料,还有人把英国代办处的外交官员拉出去批斗,情况非常严重。我们严厉地批评那些红卫兵造反派头头错误的做法,并命令他们把搬出的文件资料马上还回来,送到指挥部;把英国代办处的外交官员给找回来。后来有一部分文件资料被送了回来。但英国外交官员没有找回来。我们怕外交官员出事,就组织部队战士分头到英国代办处周围地段寻找外交官员,一直到深夜1点多钟,才把20多名外交官员都找了回来。用部队的卡车把他们拉到一家宾馆住下了,事情才算告了段落。在回机关的路上,我回想晚上红卫兵造反派闹事的态度为何如此强硬,连周总理的指示都不听了,分析肯定背后有坏人在指使。之后确实发现有坏人在操纵。
看台上的欢迎群众空缺
1967年的一天欢迎一位非洲国家元首,在工人体育场举行10万群众大会,开会时间定于下午3点,要求群众欢迎队伍在下午两点半钟前集合完毕。但到了两点半时,看台上的群众只到了三分之二,还缺三分之一,看台上的群众稀稀拉拉的。我估计很可能那三分之一的群众不会再来了,当时非常焦急,如不能按时召开大会,将造成不良的对外政治影响。如去批评各系统的领队,不能解决问题,或再到工人体育场附近单位临时调动群众,也已来不及。在这紧要的关头,我灵机一动,立即召开了各系统领队会议,说明了情况,提出调整队伍的方案:一是把主席台上面几个看台的群众调到主席台对面群众缺席较多的看台上来。因为主席台上面的看台空了,坐在主席台上的外宾看不见;二是把每个看台上的群众安排坐均匀,以“丁字形状”坐好,因按“丁字形状”坐,在主席台上直观看不出有空当儿的地力,好像看台上坐的人是满的;三是要在20分钟之内,把全部队伍调整好。当时各系统的领队都很理解,听指挥。他们回去后很快就把队伍调整好。我看看表,离开会时间还有5分钟,心里像一块石头才落了地;马上去向市领导汇报,大会按时召开了。国宾和国家领导人都对会场情况满意,在这次大型政治活动中没造成不良影响。
非洲留学生被打
1983年国庆节前夕,一天晚上,布隆迪留学生克拉伟在友谊宾馆买啤酒时,与宾馆的服务员发生口角,服务员打破了克拉伟的头部,鲜血直流,衣服上都是血迹。发生此事后,友谊宾馆没有及时向外办汇报。第二天,担任非洲学生联合会主席的扎伊尔留学生奥马利,对此事不满,组织了在京的非洲留学生,拿着布隆迪留学生克拉伟的血衣,到友谊宾馆示威游行。
我们知道此事后,立即会同市公安局的同志,一方面到友谊宾馆进行调查核实,另一方面去有关高等院校做非洲留学生的工作,控制事态的发展。同时到医院看望了克拉伟同学,并了解情况。我们在调查核实的过程中,友谊宾馆的几个服务员和一名管理干部,事先订立了攻守同盟,不讲实话,硬说是克拉伟自己碰伤头部的。经我们与公安局同志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后,才承认当时是用消防铁桶打伤的。事后,友谊宾馆对这几个肇事者进行了行政处分。
对这打人事件,中央和市委、市政府领导十分重视,并以此事为契机,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做好非洲留学生工作,在全市人民中进行中非友好教育。市委、市政府下发了文件,还多次举办报告会,由市有关领导作报告。通过一系列的宣传教育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使得群众对非洲留学生有了较正确的认识。如有群众说:“过去总觉得非洲留学生是黑种人,不愿意与他们接触,有歧视思想,应该加以克服。”还有的群众讲:“非洲留学生为中非友好,远离祖国来到中国学习,很不容易,我们应热情对待他们,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使他们能够愉快地在中国学习、生活。”在非洲留学生中也有很好的反映,如有的非洲留学生讲:“虽然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但它改变不了我们对中国的看法,中国人民是友好的,我热爱中国。”还有的留学生说:“坏人哪个国家都有,我们国家也有,可不能因为碰到几个不好的人或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就认为这个国家的人民不好,那就大错特错。”
1985年我带着北京高等教育代表团访问非洲到扎伊尔时,见到了那位曾组织非洲留学生示威游行的原非洲学生联合会主席奥马利,他非常热情。他的工作地点离扎伊尔首都金沙萨约300公里远,当得知我们代表团要访问他的国家时,他特意赶回来,当天晚上就来到代表团驻地看望我们。他一见到母校的留管干部,亲切拥抱,重叙旧情。第二天邀请我们代表团到他家做客,受到十分热情的款待。他的家长讲了一番极为友好的话,并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大学对他孩子的培养和照顾。当我们离开扎伊尔的头天晚上,他还前来送行告别,表示他在中国学习期间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请我们原谅。发生殴打非洲留学生虽然是一件坏事,但通过教育工作,坏事转变成好事,加强了中非友谊。
如今事隔多年,回想起这些旧事,我深切地感受到,做好外事工作真是一门艺术。不但要有极强的敬业精神,还要把握自控能力。遇事沉着,遇难事、棘手事,更要机智应对,慎重行事,知难而进。此外,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发挥团队精神;科学地掌握好大型活动的规律,事先进行周密的计划。严密的组织、科学的安排和强有力的指挥等等,也是必要的功课和修养。
回忆我多年的外事工作经历,虽然付出了很多,但组织才能得到了提高,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得到了升华,这于我的一生,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
发表于 2010-3-18 1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