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邺城雨: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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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5 00:00: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966年,中共中央下达了“5·16”通知,随之,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似一场飓风,席卷着中国社会的角角落落,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的一切。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各行各业,各个部门,都受到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冲击,社会上的人们,纷纷粉墨登场,在这场风暴中,扮演着各种角色。
学校停课了。中学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小学成立了红小兵组织。红卫兵、红小兵,他们戴上红袖章,在造反派头头的带领下,喊着口号,走上街头,大破“四旧”,大立四新。他们喊着:不破不立,破就是立。要敢于砸烂一个旧世界,要敢于建立一个新世界!谁家门上有对联:“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春前有雨花开早,秋后无霜叶落迟”。四旧!没有突出政治意义,刮掉!谁家门楼有飞檐装饰,似古建筑。四旧!拆掉。谁家的家具上有花草虫鱼的图案。四旧!砸烂。供销社里的货架上摆有粉盒、胭脂、雪花膏、河蚌油。资产阶级情调,四旧!销毁。姑娘、媳妇爱美,爱穿一些鲜艳的花衣裳。资产阶级思想,四旧!必须脱掉;大姑娘头上的鞭子,四旧!剪掉!那个村子里有庙,迷信四旧!掀掉!什么古迹古文化,统统四旧,统统砸烂!·····一时间,红卫兵、红小兵成了“砸烂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主力军。
学生们还每天到校,站着队,带着“红卫兵”、“红小兵”袖章,手拿纸糊的红旗,喊着口号,上街游行。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到街上寻找“四旧”,俨然一支新形势下最革命的生力军。学生们到了街里的宽敞地方,便列队演讲。演讲人站在桌子上、凳子上或一个高台上,情绪激昂,挥舞手臂,滔滔不绝:“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主席说世界是我们的,我们就要承担起接管世界的责任······毛主席还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主席还说:‘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学校的老师,成了白专道路的典型,受到了冲击和批判。写大字报,办批判栏,开斗争会,成了学校的中心工作。一些同学因为是富农子弟,或者的四不清干部的子女,自然不能参加学校的批判斗争会,不能与同学们一样写大字报,也不能和同学们一样办批判栏,他们诚惶诚恐地生活着,说不定那一天批判栏上就会有了自己的名字,说不定那一天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自己就会站在那个被批判,被斗争的行列。
每当他们感到一块石头压在心头时,一些老师边安慰他们:“要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后什么地方都需要知识······在我的眼里,你们永远都是好学生······”
学校没有过多地为难这些“有问题”的学生,这些学生,不久也都假如了红卫兵组织,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不少老师被审查,被批判,被监督,被斗争。学知识被视为“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甚至连学习好的同学也被视为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接班人。学校的文化课不上了,老师们也不知道怎么上课了,唯恐再一次受到批判。后来,老师们只讲毛主席语录,讲毛主席诗词。同学们抄大字报、办批判专栏代替了文化学习。学生纪律松散,请假的多起来,回家的多起来,不按时返校的多起来。
秋后,听同学们说,中学生可以到外地串联,坐车不用买票,住店不用掏钱,吃饭免费,还有补助。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我及时返回学校,一打听,果不其然,老师说,只要有学生证,有介绍信,就中。于是,我们同学相互结组,积极准备,那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11月5日,我和栗泽兰、路文贵、任明江等7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带上最简单的行李和生活用品,串联出发了。
我们步行到河南吕村,登上去安阳的汽车,一路欢歌笑语,引得车上其它人的惊异的目光。
晚上,在安阳火车站,我们乘上了去上海的火车。车上人很多,也有许多戴红袖章的红卫兵。第一次坐火车,感到既好奇又陌生,隔着窗户看外边的夜景,一点睡意也没有。
火车到达郑州车站,又倒了一列火车。
过了开封,到了南京,火车停了。车上的其它客人告诉我:那边正在建大桥,火车暂不能通过,过长江须得乘坐轮船。可列车服务员并不通知我们下车,没办法,等吧。
停了好一会儿,列车徐徐开动了,但并不加速。只一会儿工夫,又停了。咋回事儿?打开车窗往外看,咦?巧了,在郑州与我们学校的同学们同上了一列火车,怎么他们到了另一列火车上?我们都感到惊讶,相互打着招呼。同座的大人们告诉我们:我们乘坐的列车现在分成了四截,列车现已上了轮船。什么?火车上轮船?我们不大相信。他告诉我们:“不信,你看,我们正在向南岸驶去。”看窗外岸边,这才注意到,远处的楼房,远处的树木,远处正在建设的长江大桥,正慢慢地向后移去。
又过了一会儿,列车走走停停。大人们告诉我们:别慌,咱坐的这列火车正在挂钩哩。果不其然,不一会儿,我们乘坐的列车便又在陆地上跑起来,钻隧洞,过桥梁,奔旷野,直奔上海而去。
到达上海车站,已是夜三点多钟。车站有人接站,我们挤上一辆公共汽车,跑了约半个小时,在一家造纸厂门口停下了。下了车,进了门,我们被安排在三楼一个大房间里。就地打铺,被褥齐全。服务员告诉我们:一楼是餐厅,每天只需交几角钱,一斤粮票,就可随便吃饭。
第二天,接待站一个中等个头儿的男子到每个房间去,问缺啥,少啥。他态度和蔼可亲,与我们攀谈许久,从他口中,我们得知,这是上海市香港路60号接待站,是一个造纸厂,现在基本停工,接上级通知,腾出一部分房子,专门接待全国串联的红卫兵。他是天津人,与我们认了老乡,我们都有“他乡遇故知”的喜悦。以后几天,他常到我们房间去,热情地“老乡”、“老乡”称呼。
一日,接待站安排我们晚上去看电影。
晚饭后,上了门口的汽车,五拐六转,汽车把我们拉到了电影院门口。
啥地方?不知道,只觉得汽车开了好长时间。
电影演的是《年轻的一代》。
电影散场,已是深夜。观众潮水般的涌出门口。不远处有一站牌,人们蜂拥牌下。不一会儿,汽车来了,人们争先恐后往车上挤。可人太多,我没能挤上去,汽车“嘟嘟”两声,开走了。站牌下没有挤上汽车的人,一脸的失望。他们说,这是最后一班车,今晚的汽车不再来了。他们几个人,是本市人,渐渐地走了。站牌下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感到了孤独,感到了失望,感到了无助与恐慌。
路口站着一位警察,我走了过去。
“同志,我是红卫兵,来上海串联的,回不了家了。”我尽量说着不标准的普通话。
“你不是本地人吧?”上海人说话语速快,叽里呱啦的,听不清,也不好懂。可是警察说话还是能够听得懂的。
“我是河北的。他们都挤上了车,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把语速说得慢一点,尽量让警察听懂。
“你住什么地方?”
“我住香港路60号接待站。”
“好,你稍等,我想想办法。”警察真的好热情。
这时的我,真好象溺水的人摸到了一根木头,有了依靠,我紧紧跟在那位警察的身边,不敢离开。
从一个大门里慢慢驶出一辆客车,警察一个手势,车停下了。
“司机同志,这个红卫兵住香港路60号接待站,麻烦你带他一程,送到门口。”
“哎,放心吧!”
他转身对我说:“上车吧。”我感激的点点头,上了车。
这是一辆接送工人上下班的专车。车上一位老工人把我拉到他身边,说:“小同志,放心吧,我送你到门口。”车开了好一会儿,到了一个小路口,停了。那位老工人说:“小同志,下车吧。”
我一脸的茫然,这条街我不认识。
“别担心,顺着那条小胡同一直跑,就是香港路60号。”我下了车。回头看看,那位老工人还看着我说:“去吧,前边就是香港路60号。”按照他指引的路,小心地走去。穿过胡同,忽然开朗,正好到了60号接待站门口。
路文贵他们正在门口焦急地等我呢。
在上海住了15天。总的印象是:一是天气多雨。晴朗朗的天空,忽有一块云彩飘来,人们须赶紧躲避,多则四五分钟,少则一两分钟,雨点便“噗噗哒哒”亲吻了我们的头发、脸颊、肩膀。转瞬之间,街上的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完全躲避,还没有享受够雨点的亲情,云彩便带着雨点光顾到了另一个地方,另一群人。我们走着走着,不大一会儿,又是一块云彩,又是一阵雨点。
二是楼高,路窄,车多,人挤。走在大街上,两边尽是楼房,须仰视才见天空。我们住的地方是上海香港路60号,与上海大厦隔吴淞江而望。上海大厦21层,站在楼下是望不到顶的。我们站在吴淞江这边,才能数清大厦的楼层。公共汽车、电车,和各种类型的小轿车,几乎一辆接一辆。站牌下,公交车,电车,瞬间就是一辆。那辆车还没有走,另一辆车就已经又停在路车站牌下了。人们乘车非常方便。我们红卫兵臂上戴有红袖章,乘车不用掏钱。几天以后才明白,路其实是不窄的,所谓路窄的感觉,是楼高,车多,人挤造成的错觉。
三是“洋气”。楼带“洋”味,大多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过的那种具有西方特色的高楼建筑。标牌带“洋”味,每到晚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闪烁,真的美丽极了。人们的穿戴带“洋”味。尤其是女人,奇装异服高跟鞋,拎个小包,极具富家小姐的派头。就像我们看过的电影里那些贵夫人的派头。一切显示着城市的进步,文明,显示着人们的富有。
在上海,我们参观了阶级斗争展览馆,参观了历史博物馆,见到了许许多多珠宝、玉器,也见到了解放前和解放初期敌特使用过的无声手枪、炸弹、钢笔式手枪、纽扣式相机、窃听器,以及各种各样的音像、窃听器材,有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那些漂亮的讲解员,绘声绘色的给我们讲解解放前夕我地下工作者深入虎穴,与狼为伍,与敌人斗智慧,斗勇敢,斗计谋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也讲解敌特的狡猾与凶残,讲解我反特工作者的英勇与智慧。我们还参观了“南京路上好八连展览馆”。好八连身居闹市,一尘不染的故事,给我的心灵以深深的触动和教育。
在上海,我们逛了许多闹市,商场。大世界是常去的地方,还有黄浦江、吴凇江、外滩······上海人说话叽哩呱啦的,并非标准的普通话,我们说话他们听不懂,他们说话我们也听不清,话语交流很是费劲。但是,只要说话慢一点儿,加上手势,还是能话语交流的。上海人也很热情,尤其是交警,问路,问地址,总是耐心指引:“从这儿跑(走)过去,向左拐,再跑(走)过去,就到了。”上海人说“走”叫“跑”。
生活满不错的。早晨是大米稀饭、白馒头、菜,中午是大米干饭、烩菜,晚上又是大米稀饭、馒头和菜。馒头和菜论份儿,大米不论份儿,随便吃。我们在家哪享受过这个,所以感到很满足,很幸福。
初次出门,远在千里之外,生活再好也想家。住了十来天,就开始想家了,于是天天去接待室要车票。接待室的人说:“哪有车票?等几天再说吧。没钱,我们借给你们钱,打个借条就行。”“我们不借钱,我们只想回家。”“那,那,那你们等等吧。”咳,没办法,等吧。
在上海住了半个月,总算从接待室拿到了出上海的火车票。
上海站人真多,广场上、大路上、候车室里,到处是人。熙熙攘攘,热热闹闹,乱糟糟的。一列客车鸣着笛,吐着气,缓缓地进了站,车还没有停稳,人们便呼隆一下围过去,有的把门,有的把窗,人人争先恐后,急得车站工作人员严厉地呼叫:“靠后!靠后!不要命了!不要命了!”车停了,车门、车窗都成了上车口,只一会儿工夫,车上已人多为患了。列车像拉卧车的老牛,“哞”的一声叫,喘着粗气,迈着艰难的步子,“松——松——”走上了征程。
我们试了好几趟列车,都没能如愿。
第三天晚上,车站工作人员组织我们站队,说东站人少,在那里可以上车。于是我们步行到东站,在那里上了车。出接待站时,我们准备了两天的干粮,上了火车,就已经兜光囊空了。车站又没有卖饭的,吃啥?咳,有啥办法?挨饿呗。
说来也巧,正饿得两眼发昏时,在车上碰见了同班同学袁天军、王海珍他们。他们还有点干粮,说明情况,给之不拒,伙吃呗。可只吃了两顿,就吃光了。患难与共,共同挨饿吧。
什么叫“饿得慌”?那次挨饿,我是终生难忘的。怎么说呢?饥肠辘辘,心里发慌,两眼昏花,满头冒汗。偶而车停,路边有卖甘蔗的,我们下不去,就隔着窗户招呼卖甘蔗的人。他们跑来,高高的举着手,我们付了钱,买根甘蔗,狼吞虎咽地吃着,嚼着,以甜甜的汁液充饥。可是不顶事儿,一会儿功夫,就又饥肠辘辘了。仍然是头发昏,眼发花,浑身没有劲,只有汗水湿衣襟。我感觉两条腿也酸软酸软的了。原计划到长沙下车,可车到株州,实在饥饿难捱,只好下了车。
什么叫“挤”?那时的车上才叫挤。一人车座,最少坐两人。车座下的地板上蜷腿卧人,车座的靠背上坐着人,行李架上,卧着的,靠着的,斜身躺着的,弯腰低头坐着的,全是人。一排排耷拉下来的腿、脚,碰着下面人们的头。车上小道上,也拥挤不堪,两脚着地,千万别抬脚,实在站得难受,抬脚缓缓劲儿,坏了,抬起的脚再难插足,只有“金鸡独立”了。乘客拉屎撒尿,挤过去很难。临车窗坐着两个大学生,听他们说,他们是北大的学生,个子自然比我们大的多。那两个学生挺和气的。任明江个子不大,要小解了,挤不过去,憋得没法。那两个北大的学生就双手把任明江从窗户递下去,等他解决了问题,再把他从窗户掂上来。人们要是需要解手,须两手按住人们的肩头,作空中“跳山羊”,脚踏靠背,手按人肩,方能过去。厕所里有时也是人,男女都有。你要尿急,叫他们不出,他们装着没有听见,说得急了,他们便说:“吼啥!吼啥!尿就尿呗,谁耽误你了!”同着他们小解,挺脸红的,可没有法子,说什么也比拉在裤子里强吧。再说,车上太挤,相互理解,没关系。都出门在外,都不容易,这也叫互相谅解吧。
车上太紧了,挤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原想车到了长沙再下车,可是,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几个一商量,就决定车到株洲下车。经过一番拥挤,我们几个出了株洲火车站。
车到株洲车站,我们下了车。
株洲车站也是人山人海,摩肩接踵。站在高处,只看见人头攒动,只听见翁翁的人声。要求下车的挤不出去,要求上车的挤不进来。戴振守同学个子高,护着我们几个人往外挤,我们几个人抱成团,共同努力,终于挤出了人群。刚走出几步,就听“咔嚓”一声响,人们哗的一阵骚乱。我们急忙回头,只见车站外边搭起的临时候车棚,塌了下来。嗯,好险!幸亏是竹子搭起的席顶候车棚,没有听说造成人的生命危险。
在株州下车后,我们一行12人被安排在一个老工人家里。一间屋子,拾掇拾掇,搭个地铺,就算是“红卫兵接待所”了。听房的主人说:株洲外地的红卫兵太多,原来的接待站盛不下,就安排一部分家庭接待红卫兵。现在,许多家庭,多成为了红卫兵的临时接待所。
老工人家夫妻两口人。老大爷中等个头儿,籍祖山东,结实硬朗,说一口较好的普通话。他是株州车辆厂工人。该厂是生产火车头的。他现在已经退休。到他家当天,他就与我们攀了老乡关系。老大娘矮而胖,大大的眼睛,深眼窝,说话叽哩呱啦的,我们一句也停不懂。
坐了两天火车,连饿再困,我们累得不行,王合成同学的两条腿肿得溜圆,两只脚挤压在鞋里,走不得路,出门活动一瘸一瘸的,需我们搀扶才行。
老大娘来了,看着王合成的脚,叽哩呱啦了一阵,出去了。
一会儿,她端来了一盆热水,放在合成脚下,挽起袖子,要为合成洗脚。我们过意不去,要替她洗。可老大娘叽哩呱啦得更快,更凶,真像吵架似的。
老大爷过来了,为我们做翻译:“你大娘的意思是说你们洗不好,她不放心,她要亲自洗才放心。”我们之间停止了争执,只好让了位。老大娘轻轻撩水,轻轻洗抚,细心的举动,着实令我们感动。我们没有说话,静静地看老大娘为王合成洗脚。我的心在说话:多么好的湖南老大娘啊!
第二天,她又重复了昨天的故事······
不是家乡胜似家乡,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多么可亲可敬的湖南老大娘啊
我们登上了去韶山的汽车,去参观毛主席的故居。
一路上,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山是那么青,水是那么绿,风儿是那么的亲柔,鸟声是那么的清脆,车窗外的一切,都似乎在欢迎我们,在为我们点头微笑。
汽车在韶山冲毛主席的故居旁停下来,我们下了车。我只觉得心在砰砰跳动,眼眶有点湿润,嘴笨拙了,昨晚想好的话,怎么也说不出来。只在想:我太幸运了,太骄傲了。这里是毛主席的故乡,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代伟人,新中国的缔造者,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在这里诞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度过童年,这里是革命的发祥地。
接着,我们排队参观了毛主席的故居、毛家场院和毛主席童年时常游泳、戏耍的池塘。而后,我们又参观了“毛主席故居纪念馆”。
我曾在毛主席故居前静立,在毛主席曾游泳、戏耍过的池塘边遐思,在毛主席故居房后的竹山旁联想,在毛主席题词的“韶山学校”门前瞩望``````一闭目,少年毛泽东的音容笑貌便浮现在眼前:他在场院打谷劳作,他在山坡戏耍寻乐,他坐在门前的小凳上读书静思,他在池塘的荷叶间畅游戏耍······
说点儿秘密:排队参观毛主席故居时,走到毛主席屋子里的水缸旁,水缸用木头盖盖着,上面放着一把木勺,我想,这是毛主席用过就偷偷摸了摸。毛主席用过的木制水勺。木勺上,一定留有毛主席的手痕。没有见过毛主席,摸一摸毛主席用过的木勺,也觉得有特殊的感情。可刚刚拿起,勺把儿掉了,吓得我赶紧放回到水缸盖上。
庆幸的是,故居保卫人员、工作人员没有发现。环顾四周,排队的人们都在专心地听讲解员讲解毛主席小时候的故事,没有人注意到我。可我的心,还是砰砰跳动了还一会儿。
武汉是个美丽的城市,长江是武汉的一大景观。
我们住在汉口玻璃厂。偌大一个车间,拾掇拾掇,靠墙搭铺,就是临时的红卫兵接待站,距长江百米之遥。
一天,我们游历了武汉长江大桥。长江大桥,横跨于武昌与汉阳之间,长江之上,龟蛇二山,隔江而望。我们几个人顺路漫游,走到了龟山之上。
龟山之上,树木葱茏,游人三五成群,漫游于林荫小路间。山上正在施工,有军人站岗,拒绝我们靠近。我们几个人只好沿山间曲径,漫步而行。近处有几间房屋,可供游人参观。我们到了屋前,门锁着,踮脚把窗以观,见屋里藏有一口大钟,约两、三米高,四个人可抱得来。哇!这么大的钟,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长江大桥上下两层,上面是公路桥。各种车辆按着喇叭穿行桥上,离岸边是人行道,桥的两边有魅力的护栏装饰。下边是铁路桥。钢架结构,双轨排列,一列列火车,不时的穿行其间。再下面就是滚滚的长江。载客的客轮、载货的货轮,还有拖着长长的尾巴的机帆船,鸣着汽笛,穿行于桥洞之下,为长江平添了一份美丽的景色。
上得桥面,凭栏远眺,武汉三镇,尽收眼底。江水如带,机船竞游。好一幅美丽壮观的图画。忽一艘轮船从桥下穿过,哞哞笛声,似在招呼桥上的行人。一列火车穿桥而过,有节奏的咔嚓声,使整个大桥都在颤动。这时,我想起了我们学过的毛主席的诗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我们几个便看遍便游,慢慢地到达了蛇山。
蛇山之上,几个设计别致的建筑,点缀于绿树丛中,别有一番风采。
在武昌,我们参观了“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讲解员生动形象的讲说,我们的眼前仿佛浮现出毛主席当年在讲习所的风采,举手投足,音容笑貌,历历在目,铿锵的湖南口音,绕耳回响······
从讲习所出来,我们没有从大桥上返回,而是到渡口,坐上轮船,想感觉一下乘船渡江的乐趣。汽笛一声长鸣,轮船慢慢起动,稳稳的,看岸上山、树、楼在向后移动,方知轮船在前进,只一会工夫,我们便到了汉口港。
在武汉,我们还游玩了东湖,参观了武汉大学。在文化大革命的串联中,我们红卫兵走到一个地方,就有一些人跟我们换毛主席纪念章,我们也很注意收集。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戴上了毛主席像章,就觉得非常地光荣。把毛主席像章别在我们的衣服上,就是对毛主席的忠心,就是时髦。后来我回到家,把毛主席像章拿出来让街坊邻居看,让他们也和我一同享受这一份荣光。
第二次串联是同年的12月。
回学校后稍做休息,我们就积极准备步行串联。
我们取名为“继红长征队”,一面红旗,七个同学。我们的决心是:学习革命先烈,感受长征之苦,继承红军长征精神,发扬先烈革命传统,将革命进行到底。
队长吕谓明,还有袁天军、戴振守、申孝庭、任明江和我,那个是谁呢?忘了。
背身简单的行李包,带着必需的生活用品,每天步行六、七十里。
我们徒步而行。沿途村、镇的主要路口,都设有“红卫兵接待站”,接待站有专人负责接待,备有休息的椅凳,解渴的茶水,还有脸盆、香皂、毛巾,树上、墙上贴有标语:支持红卫兵串联,热烈欢迎毛主席的小客人红卫兵。如果红卫兵要吃饭或住宿,接待人员热情安排。初次出门,享有这样的待遇,我们真是太幸运了。
在新乡,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
我们住进了新乡造酒厂接待所,酒厂厂长兼党委书记问我们:“你们是啥地方的?”
“我们是河北的。”
“河北什么地方?”
“邯郸地区的。”
“邯郸地区什么地方?”
“临漳县的。”
“临漳县什么地方?”
“临漳县柳园中学。”
“那,咱是老乡啊!”
“老乡?那你是?——”
“我是白璧的。离柳园只有二十多里地······”
听说他是白璧的,我们顿时觉得特别的亲切。
在新乡造酒厂接待室所,我们还遇见了倪辛庄中学的5名同学。异地老乡,同住一室,少不了少年们的调调皮皮,玩玩耍耍,胡侃乱论。
酒厂厂长兼党委书记姓刘,是安阳白壁人,高高的个头儿,白净面皮儿。他负责着全面工作,同时也接受着审查。当天,他就与我们认了老乡,自然对我们照顾有加。晚上,他给我们找了两副扑克牌,我们尽情地玩着,一直疯到深夜。
第二天早晨,我们全屋人中了煤气,人人呕吐不止。戴振守昏迷不醒。这可吓坏了刘厂长,他立即派车把戴振守送到了新乡市人民医院。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在医院住了三、四天,等完全好了,才出院。
我们同学从内心感谢刘厂长,感谢新乡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我们感到:祖国是一个大家庭,祖国处处有亲人。
( 彭德林 执笔)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c7b1550101doj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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