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郎郎：卡玛系列故事

yangharrylg

故事（57）小海和卡玛电影 (2007-03-12 00:3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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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着骆小海满脸一本正经，小心翼翼地打开卡玛电影的录像。看来，他很尊重卡玛的劳动，可能也是在尊重自己的内心独白。虽然屋子里的人虽然不少，可真正认真看的人并不占多数，因为，现在每个人需要关注的问题真太多了，而且人人的关注点都不同。在这个境遇里，骆小海已经算得上是“上年纪”的人了。
更何况是我呢？好在，我在大牢里住过十年，强制性吃了十年碱性食物，同时强制性地在饥饿或半饥饿的状态下度过了这十年。这就让我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了十岁，让我可以鱼目混珠地和这些朋友一起，冒充是同代人。
  这种本质性、长远性地让你更健康的饮食方式，要是靠个人意志，我是绝对做不到的。所以说，专制有专制的好处，虽然当时难受，以后受益无穷。现在医生都说了，人要改变饮食习惯非常难，很多人就是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馋嘴”。一不留神就把自己吃傻了，甚至吃死了。
如今，我就不至于如此了，我早就在这方面受过最严格的训练。真得感谢这十年。感谢这种强制。
   我知道卡玛是认真地做了这个节目，访问了许多她认为在文革期间不同时刻的那些关键人物，要听听他们当今的现身说法。


骆小海从小也是聪明过人的孩子，估计现在也不傻。听他聊天，他也还在寻求，还在探索。至于郑块儿也是一样，只不过他是在另一个层面同样地苦苦思索。估计思索是某些人的惯性习惯或者是惰性习惯，至于思索以后，做还是不做，这么做还是那么做，那还都得两说着。
  
卡玛后来自己带着这片子来马里兰放映，和国内个体户一样自己跑片子，目的就是想和观众当面交流。此前，她已经去过得克萨斯州了，就在当年肯尼迪让人当街钻了一个窟窿的地方。


要不人们说：凡是有饮水的地方就有中国饭馆。我加一句：凡是有人想看卡玛这部电影的地方，就有101中的校友。在达拉斯负责接待卡玛的就是一位101的校友。你想想中国有多少城市，有多少所中学，卡玛怎么在这个远离美国东部主流中心的偏远地区（当然，达拉斯在西南可是个大商业中心了。）居然在那，也有101中本校的校友。
她在放映完毕后，和观众一起互动聊天。我哥哥恰巧也住在这个城市附近的一个小城，因为家里有事，我哥打算提前退场。就递给卡玛一个字条：我也是101中的校友，很想陪你们聊聊。不过今天时间来不及了，我得先走一步了。耿军。
卡玛一看到这个签名，就惊呼起来。我知道你啊，我早就认识你弟弟了，还知道你们在101中相认的故事。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世界其实很小。哪都能碰见熟人。
卡玛来马里兰演电影，就住在临州（弗吉尼亚州）的龚小夏家。也许你没听说过龚小夏，可她当年也曾是一度的风云人物。不过，那是在广东省。当年，她是在文革后期卷入了轰动一时的“李一哲案件”。
  也许，人们已经渐渐淡忘了这些曾经一时的风云人物。李正天、王希哲、陈一扬还有唯一的女性龚小夏。她和牟志京、扬小凯等人一样，都属于哪班车都没落下的当年豪杰，说真的那拨人还真可以说：都是出类拔萃之辈。


如今，在中国他们绝不是前台的人物，在前台站台的人太多了，追光、闪光、喷气还五颜六色，让你简直目不暇接。风云人物成百千，各领风骚三五天。那些名字你记都记不过来了。
这些我讲的人物，都属于“没有商业价值的出土文物”了。那我更不例外了，我过去都不是个人物。我只是个自由谐趣的观察者。难怪如今我的同行沈浩波写下了一手诗，是关于见到了我以后，无话可说的有趣诗句。不知我该不该感慨，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还是剑侠把我的戏法琢磨透了。哈哈。
  如果说人生如戏，我也说说这台戏。先说演戏的（有人说演戏的都是疯子，也有人不同意。认为演戏的都是骗子。暂存，不予争论）有人打呱呱坠地第一天开始，就认为演一号主角儿，非他（或她）莫属。不管演没演上，早早地就摆出一副人五人六的架势。尽管他还在跑龙套的最后一名，那架势还在。
当已经装扮成主要人物的角色一上场，跑龙套的人们反应大致有这么几种：眼热的、腿软的、胳膊根儿硬的。眼热的主儿，往往就满面堆笑，给角儿端杯茶、递个手巾把儿，过几句客气话。腿肚子发软的主儿，就黄花鱼似的，低眉顺眼地一声不响，溜边儿了。胳膊发硬的主儿，早就觉着自己有实力去这个主角儿。他高扬着那高贵的头，等对方不知那一天一定会醒悟，就知趣地匍匐于自己面前。
  底下看戏的呢（有人说：看戏的都是傻子，有人不同意，他们认为：戏迷和球迷不是傻子，他们都有追求，有担当，他们人格高尚。）看吧，有叫好的有起哄的，有给主角献上灿烂鲜花千百万朵的；有被主角感动的哭天抢地、如丧考妣的；有的被主角迷的，和被催眠一样，主角说什么词儿，他就微微掀动双唇企图跟上那个主旋律。（与时俱进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以至于双性恋者，都有崇拜主角儿的权利。）也有抗议的，闹场的，往台上扔茶壶的。很多观众和足球流氓差不多，因为争论剧情，或者争论哪个是好角儿，情不自禁、自然而然从文斗转为武斗。
我呢，根本属于从不上这个场的旁观者，甚至我连观众都不是。因为我打小就趴在台边儿上看蹭儿戏。
前台后台就已经有无数故事可看了，对具体的剧情倒相反不那么关心。
所以，我既不可能去争取表演一个什么角色。演主角又怎么样？演阔人，演不过比尔盖茨。演猛人，演不过布什，更演不过萨达姆。演名人，满世界早就布满名人了，就别这儿癞蛤蟆趴高速—假充四轮驱。


有人质疑了，说：那是不是因为你没有机会，所以才说这风凉话呢。我扪心自问，质疑的有理。如果，真是没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我还得感谢，当局绝不给我这种机会，所以我才有心情在这里讲清凉的笑话。  
我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我就是不玩儿这个游戏，我只玩我想玩的游戏。
   
牟志京、杨小凯、龚小夏他们在文革中都曾风云一时，然后又都为此付出了自由代价：都蹲了监狱。而在监狱里他们的脑仁子在还没来的及发生剧变，也没发生软化的时刻，四人帮就倒了。
他们的脑子还特别好使，文革后升学热潮第一波他们就考上国内的一流大学。然后，出国热的第一波他们又都冲到国外继续深造，居然还都考上了国外的一流大学。我这三个例子，都非常典型，牟志京后来是耶鲁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博士，杨小凯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而龚小夏呢则是哈佛大学的什么什么博士。您瞧，这仨人里我最熟的一个，却忘记了她是什么博士。不过，我知道，她现在是供职于美国劳联产联（美国最大的工会），在为中国劳工争取合法权益。
他们仨哪班车都没落下。

龚小夏给我打电话叫我一起去卡玛那里（好像后来卡玛又住在某个饭店里去了。），我们自己带了吃的和酒一起去叙旧，一起去喝酒。你看看，文人离不开酒这就是毛病，不过，只能微醺，不能大醉，那还怎么聊啊。
又是多年没见到卡玛了，卡玛也人过中年了。还那么热情澎湃，还那么脑瓜子赛闪电。不过，到底不是当年的卡玛了。


当年的卡玛，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严肃的天使。
美妙惊人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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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58）卡玛，杜拉斯 (2007-03-12 05: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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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卡玛，我会想到法国小说家杜拉斯写的那本《情人》，开始的那一段话。不过，不是有位绅士对她说的最著名的那段话，说饱经风霜的她，才是真正的美。我想起来的是后面一点的那段实话：
在我的生命中，青春过早消逝。在我十八岁的时候，繁花似锦的年花早就枯萎凋零。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我的容貌朝着一个意料之外的方向发展。十八岁的时候我就衰老了。我不知道是否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从来也没有打听过。似乎有人对我说过，当你正在经历一生中最年轻、最受赞美的年华时，这段时光的突然推进有时会使你感到吃惊。
我想到这段话，不是说卡玛也是早早地就发生了变化，而是说你无法想像，她在初一的时候踏进101的校园，那真是一派繁花似锦的景象。
不，更确切地说，花样年华的她，那种纯美让人必须屏着呼吸才能扫她一眼，让人不敢正视。那是一种柔和的夺目灿烂。
在101中卡玛的出现，绝对是个异数
101中当时是中国唯一的一所理想主义乌托邦的、斯巴达式的、苦行僧式的、准军校式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训中学。
惭愧地告诉你，我当年只在那里上了一年高一，就落荒而逃了。原因很简单，
第一：我们班的军体委员，一心要把我训练成钢铁战士。而我，从小不过是个免修体育的惨白书生。
第二：我在101中成功地找到了战争中失散了十八年的哥哥。可是，也找到了更大的麻烦。
我哥哥刚刚毕业，他是学校的旗手，是品学兼优的尖子学生。同时，是美术组的画家，是乐队的主力小号手，是体操、举重、三级跳的运动员，还是文艺编导演出的主力。
在众目睽睽下，我必须做个合格的小耿军。政治思想正确的三好学生，在这个学校里的这样一个学生则完全是名货真价实的钢铁战士。不久以后，他真去了哈军工，真成了一名青年军官。我的压力以吨计算。
我知道我真地做不到，我在四中是个有名的玩将。根本没被好好规制过。在育才，是个讲故事大王，还是个自封的“诗人”。离101中要求的标准相距何止万里。
一个次要的原因是，学校一定要我学俄文，那时，我妈妈很有远见地希望我学英文。我去找学校转班，也被教导主任给干干脆脆地否决了。看我就是个欠规制的人。
如果，我决心转学那年如果发生在暑假以后，哪怕是在去上了几天课以后，我都绝对不会转走的。因为我走那一年，卡玛进了101中。我们就这样错过了。
在101的历史上只有这么一个真正的外国人学生（隐形的可能还有，明摆的就这么一个。）。现在人们叫她，卡玛亨顿，那时人们叫她卡玛莉达。熟人干脆都简称之卡玛。
    我不知道你那年头儿是仇外还是崇外，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不过，有一点我很清楚。那时候，我一见到漂亮的外国女孩就走不动道了。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自己都搞不清楚。
    现在，我周围满大街都是“洋妞”，不知为什么我的视觉发生了变化，我视而不见。现在固执地相信：美人还在东方。
   不过，西方的美少女虽然青春短暂，还是照样灿烂。
   这可能在我少年时代，被洋妞电击过几次。第一次是在小学时期，寒假去中央美院滑冰，中德混血的马乃莉就把我电击了一个跟头。当然，冰上很滑也是次要原因。后来，到外国语附中的时候，她也来了，也学法文。比我低一班，依然灿烂。
   等我们都人过中年的时候，有一天，我从美国回到北京，去看我的法语老师司徒双，没想到，在她家里不期相遇，见到了从慕尼黑回来的马乃莉。不承想我们居然成了同行，都在教外国人说中文。
   看来，我们还是有缘。
   若干年以后，当我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教书的时候，她就住在不远的慕尼黑，一个周末我心血来潮，没有给她打电话就坐火车去了慕尼黑。想给她一个惊喜或者一个意外，结果，她直接给了我了一个意外。整个周末她就没回来，我在火车站打了一天，没人接的电话。似乎她的电话，放在荒原上。
   她教书的地方，在德国的边界。
   看来，我们还是无缘。
   在四中上初中的时候，我常常到北极阁三条协和医院宿舍，去找同班同学李晓渝做功课。我们俩当时都爱画画，他的父母好像很喜欢我，他们觉得我和晓渝长得像哥儿俩一样。比他和他亲弟弟小毛还像。
   在他们院子里的小路上，突然光芒四射，迎面见到了一位不知哪国的女孩，我照样被电击了。站在那里，半天缓不过来。
   不过这些电击都是轻型、短促性、远距离的电击，而卡玛的电击则是近距离重型电击。
   卡玛的出现，让101的空中飘起一片镶着金边的白云。纯净、祥和、安宁、严肃、美丽、飘逸、坚定。她和我们生活不在一个象限里，不在一个层次里，我们无法想象她的生活细节。
   101中的乌托邦神话故事里，出现一个天使，一个完美世界的象征。
   其实，她来我们学校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没有人会告诉我这个故事。
   当时，从101中来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一共有四个：比我高三年的肖星星，比我高两年的陈新醒（其实他原来叫陈星星，长大了以后才改成这个大名。）还有我，还有一位原来比我低一年，在我休学以后，变成和我同班的吴大个子。
  女同学们戏称他为王子。其实，他并不是个唇红齿白的小白脸王子，而是个匀称健壮长相厚道的运动员。为什么女孩子们叫他王子，可能是因为王子的定义随着她们年龄的增长而变化了呗。
   后来，有个俏皮女孩看他在和女孩子交往的时候，往往会手足无措，甚至有些木纳。就干脆叫他木头王子。其实，她们成心，她们太知道了，这王子的心里一点儿都不傻，细致得很。
   在101中他也曽一度独领风骚，我想那风头已经超过我哥哥了。虽然，他在政治方面，不如我哥哥那么优秀。不过，那时候在孩子们眼里，运动的光环更加打眼。
   他功课非常好，脑子快，还肯用功。我觉得这大概是基因在起作用，他父亲毕业于哈佛大学，母亲大概是威尔斯还是普林斯顿毕业的。他是他家全家的中心和希望。虽然他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他同时，也是全市（还是全国？搞不清了，那时我已经离开了这个学校。）中学生运动会的百米新记录的创造者。到了中央美院以后，他是篮球队、游泳队、田径队的主力队员。是我们班功课最好的几个人之一，也是我们班和我最铁的一个哥们儿。
    我们对中学有长远的怀念，所以经常一起剃成光头，还穿上101的准军服。在美院的大院里十分抢眼，他后来也加入了我们那个隐形的诗歌沙龙“太阳纵队”。在大学时期，我们已经觉得那是中学时代的小儿科玩意儿了。没人再提那个名字了。
    就是在那时候，作为他的铁哥们儿，才有了这样一个机遇。有一天他告诉我：他心中的阳光是一个叫做卡玛的美国女孩。他和卡玛在中学到底有多好，他没有说。我也没有问，我知道这是他心底的秘密。
   况且，当时我们正在攻读美学，所以我们可以从图书馆里借到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因为我高中就看过了这本书，这时候，我似乎比他就“懂”了很多，今天看起来这一切都还属于十分幼稚可笑的常识。
   他告诉我他的秘密之后，诚恳地说：你那么聪明，千万不要拿我的秘密做心理分析和实验。我拍胸保证，绝不会那样做。
    这时候，我借用了一句小说中的话说：这年头儿，剩下可以相信的，也就是哥们儿义气了。他非常感动，握住我的手，其实他并不太善于言辞。可是，那时候他的确非常真诚。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将来我们会为这个理想主义的信念吃多少苦头。
    这时候，他完全信任我。甚至让我帮他给卡玛打电话，因为，卡玛的母亲史克女士似乎已经发现木头王子这边发出了危险信号。不会让卡玛接听他的电话。
   我在史克女士的眼中，我是个“大哥哥”型的学长。我头上那会儿还顶着系团支部副书记”的帽子。
    我不记得是先打电话后见到她们，还是先见到她们后才打电话的，记不清了，那不重要。
  不过，我记得每次我替王子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显得格外有礼貌，显得格外老成持重。这就叫两肋插刀。等卡玛来接电话的时候。我和他寒暄了两句，就悄悄说：有人和你说话。然后迅速把话筒交给木头。自己绅士地离开房间，给他们难得的空间。
    那年秋高气爽，我们学校要去香山去看红叶。我们又和卡玛通了电话，当然，我还是加片儿，木头王子才是正戏。打完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她们美术组这个星期天也要到香山去画风景写生。简直是个不约之约。
    那天，我们俩非常默契，我们学校的轿车停下来以后，人们正商量怎么登山。我和王子连忙说，我们俩一组。一个钟头以后，咱们鬼见愁上见。
  说完，我们俩滋溜就蹿了。很快我们就在山腰找到了卡玛，卡玛穿着校服，短短的头发，厚厚睫毛后面的眼睛闪闪发光，我们客气地打了招呼。
  我都不敢正眼看她，在红叶辉映之下，她的皮肤吹弹可破，白里透红。她平静地请我们帮她看看她的画，看来木头王子真不简单。也许是因为他们俩到底关系不一般，他很沉着。
   虽然，话语不那么迅速流利，可是一板一眼、清楚明白。顿时我就对他另眼相看，过去在美院都是我在口若悬河，如今，我却张口结舌了。
  虽然，我并没有爱上她，我只是被美给彻底电击了。我当时就彻底缴械投降了，根本没有打算和王子有任何竞争的意思。
   我似乎很悲壮，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哥们儿，这才是义气的本色。那时候，我的爱情哲学是，喜欢一个人不一定要得到她。
   魅力无比的女孩子们，我看着她们就足以兴高采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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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59）香山，卡玛 (2007-03-13 09: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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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刻，应该是香山赏叶游客的高峰期，那里应该非常热闹。
也许是卡玛选的这边山腰竟如此幽静，除却秋蝉低唱，似乎只有习习山风悄悄掠过。对面的山上移动的人群，已然只是断续的彩点儿。对这边几乎没有影响。
细细听来，还是也有些许响动，那是远处的热闹，在山谷里断续飘过，轻轻回荡，倒使这里更显得安静空灵。此时，人声低于鸟声。
也许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觉，是因为卡玛，她自身的光圈不知不觉已然隔断了红尘的噪杂。
此后再去香山，便没有这样宁静，没有这样的空灵。
再没有当年的卡玛，再没有当年的香山。
    木头王子的声音这时低沉而宽厚，和眼前的景色丝丝入扣而相配。一抹残云不知被哪阵微风拉进了这个五彩山谷。无声地向前缓缓横移，我迷蒙地看着眼前的景色，似乎这里的秋山也开始缓缓向后移动。这是一艘红绿紫黄、郁郁葱葱的巨大的船，不知要把我们载向何方。
    吴王子的讲述告了一段落。只听得几声画眉回旋上下，几片红叶、黄叶，婉转舒展，飘落下来。卡玛客气地对我说，你也给我提提。
我知道，这是她的礼貌。她的七巧玲珑心里当然知道，我给她打电话，都是某种哥们儿义气的舍己为人。
她无法说对我直接说声谢谢，只当没发生过这么惊险的事件。如果再说，那就是越描越黑了。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她扫了我大约百分之一秒的一眼。幸亏仅仅那么短时间，幸亏我没敢抬眼和她对视。
你知道什么叫阳光聚焦吧？要是不小心的话，肯定会被烧焦的。我们做过那个光学实验。
    我尽量平静地说：你似乎只画了寥寥几笔，其实，香山的秋叶怎么画都行。你虽然是用西画的水彩，也是用西画的技法来画，可是意境倒像是中国画了。
    估计她也知道，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客气的说法。
画画那纯粹是一种非常私人的精神活动，谁能给谁提出什么意见和建议呢？所有的评论家中至少有一半自己都不知所云，其他一半也是在自说自话。要是你去看画展，千万别找一个领路的行家。自己用心看，足够了。
我们不过找到一个话题罢了。估计，她也找不到什么更多回应的句子，她开始一点点、随意地继续画着，似乎在等我们新的谈论或者批评。
她什么都不回答，这很聪明，此时此刻沉默是金。
        老木比我放松多了，静了一会儿，他问道：陈老师来了吗？
    来了，来了，我带你们去。
似乎，这句话帮卡玛解了围，一个初中少女在两个学美术理论的大学生面前画画，她再自然淡定，心境已无法继续挂在天外了。估计，她早就希望我们快点儿自己走人。在这一刹那，卡玛和王子木头微笑着迅速对视一下。那是一种无约的默契。
大概是托尔斯泰那老头说过，一个人是否真美，就要看她微笑的时候。
在那光辉的瞬间，两个人的微笑中，闪现出一道金色微光，他们青春的面庞都从里到外被照亮。
不知道为什么，那美让我心底微微疼了一下，剩下来的是恒久的温暖舒适。也许，这种感觉和吃橄榄一样，微微苦味后面，只有甘甜。因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里只有羡慕，没有嫉妒。那个时代，乌托邦里的孩子，还不懂嫉恨。更不懂仇恨。
说到那些，那还要到几年之后。到了文革的时候，到了辩论对联的时候。真的，我真的只想给你描绘美好的画面，不想给你看另种感觉的画面。可是，没办法，世界就是如此的丰富。你我都不得不面对，我们要习惯这种丰富。
我们俩跟着卡玛上到更高的一个平台，陈老师今天是全副武装的打扮，看来他是打算来个大手笔。要大干一番。
他支起了油画架，摊开了油画箱，似乎这里成了他的私人画室。他带着一顶巴黎帽，这是我的感觉，也许他只是戴了一顶鸭舌帽。你知道，在我的记忆中，画家应该戴着巴黎帽。
他眯着眼睛，和所有的画家一样，迷醉在深秋山色里，迷醉在自己的画意中。
我们俩赶紧上前问候：陈老师好，陈老师好。
他抬眼望见是我们俩个，干瘦的脸上露出欢快的笑容：“哈，哪阵风把你们这两位艺术评论家给刮到这儿来了？欢迎欢迎，帮我看看，直截了当批评批评。”
我这时候，舌头灵活起来了，说：陈老师，您不知道，我们这会儿还在学基础课呢，离评论家还早着呢。再说，您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小吴也笑着说：陈老师，你可不是一般二般的中学老师。现在，直接用油画到香山来写生，连专业画家都少见呀。
我一看，他画的香山和卡玛的完全不是一种感觉。他似乎是用中国重彩的笔法，用后期印象派的色彩，用带一点儿装饰味道的风格，来再现香山的晚秋。
卡玛再空灵，也无法用这套手笔来作画。这里面包含的功夫不止两三种，没有多年艺术修养的沉淀，根本不敢这么画。
缺点是，装饰风格固然凝重，就无法再风云流动了。当然，在一张画里，你不可能什么都要。任何一件成功的艺术品，永远有遗憾。
你看我的故事也一定有遗憾，没关系，你可以只找你觉得有趣的地方再看，别的，您就视而不见。
其实，人生也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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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62）乌托邦国让我逃跑 (2007-03-17 18: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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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气氛里，我们学校里的那些运动高手，这时候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而如玉、小钟、老吴、小眼镜等过去的所谓白专尖子或小资典型，他们黑云压城、情绪低落。但是，从心底还是不服气，不愿就此低眉顺眼。
   这个游戏告诉你，要想在这个阶段有所斩获。就得首先学会手狠心黑，大义灭亲的各种复杂技术。
   当时我们系的党支部书记范女士，也把我叫到大操场和也我谈谈思想问题。虽然，不久前我也和小钟在这里谈心，尽管形式一样，内容却迥然不同。她的态度还算很和蔼可亲了，大概因为她也还属于乌托邦国的病人。
       她按惯例给我敲了敲警钟，然后告诉我，革命是一直在不断深化中。一直在不断地一分为二。她先赞扬了我父亲当年在革命征途中的“丰功伟绩”，因为我父亲曾经是她的老师，也曾经是她的上级。
    她说：当年，他是从延安来的八路军，我们是蒋管区里的革命青年。他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政治上，他都是我们学校的榜样。
    如今，革命胜利了这么多年了。他虽然还是我们的领导，可是我觉得他的革命意志已经开始衰退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虽然有惊无险，可是，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
    我们作为他的学生也很为他担心。你回家的时候，有机会委婉地给他提个醒。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这些社论，那些内部参考，他老人家应该都学习过了。怎么至今还无动于衷呢？
    看来，我的毛病和我爸爸的毛病也差不多，我知道他最讨厌运动了。尽管他嘴上不说。如果不是范书记告诉我，我都不知道他在他那个位置和我在这里的位置都有同样的政治尴尬状况。也许，这就是基因，没想到连这个也能遗传。
    听这话茬儿，这口气，范书记是党内另一条线的红人了，要不她绝不可能和我说这样的话。平时我们把这个系统叫做行政干部系统。
    其实就是党指挥枪的那些永不过时清党内部机制。所以，他们有非通常的通天系统，他们这些干部，不需要懂业务，不需要会打仗，没有丝毫武功都没关系。
    他们是打扫政权大厦内部的专家，都是能工巧匠。他们绝不会在任何一个运动中，中箭落马。人家练了不知多少年了，都是操作者。范女士，是他们这条线上业务最好的干部。在那个时代可以说她是又红又专的干部。
   平时，她的业务水平属于中上，而现在她就是文武双全了。所以才如此春风得意。她一定是得风气之先，在某个内部文件中看到点了我父亲名的消息或文章。所以给我打个招呼。
    这里有两个含义，其一：某一天突然把我撤职了，我应该明白为什么。别说我们没提醒过你。其二：我父亲还在可挽救的边缘，万一这次又是有惊无险。范女士也尽到警醒的责任了。
    后来我慢慢清楚了，我在社会上的成败得失，关键在于我父亲的处境。虽然，我们班是学校的业务尖子。郑同学在全校大会上，大言不惭地说：我们班是天之骄子。结果，害得我们班一度成为众矢之的。
    我也是班上功课最好的男生之一。其他还有小眼镜、小吴，两个女生的学习也都不错。这没有用。他们四个都是批判的好靶子，如今，我也被批判为是他们的保护伞。
    范女士这时候，转入正题。你还年轻，你是在革命队伍中长大的，组织一直信任你。你要站稳立场，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退一万步即便你父亲的问题严重了，你还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你的思想一定要跟上形势。
    我一直慢慢点头，一句话也没说。我感觉到了那种和反右前夕的那种风雨欲来的沉重气氛。
    难道这就是我们一贯追随的革命吗？这和我多年来在育才、四中、101中和外国语学院附中所学的不一样啊。这些年我看的书本和其他艺术作品所描述的革命与此是完全相反的，如今这一切都违背了乌托邦国给我建立的思想框架的。我当时想：范书记，是个好人，可惜还是不能免俗。
   我想，我爸爸在他那个那个高位，不可能不懂这一套。为什么他还不管不顾、我行我素呢，也许他知道毛泽东和周总理和这些行政官僚是不一样的。目前，这些风雨，只是暂时现象，他不是不知道，只是对此不屑一顾，置之不理而已。
   我不想用自己的困惑去麻烦大人，我家有六个孩子别给他们添乱了。
   我决定按毛主席的话做事：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我呢，根本就不想打这个内战。
   但我可以活学活用，我就用最后这个走字。我妈妈也常常告诉我：你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都要看看自己还有那些回旋余地，看清楚自己离可退的底线还有多远。如果余量不大的话，记住中国的老话“三十六计走为上”。
   我决定走。走，也得有合理的走法。好在，我压根儿就是人尽皆知的一个老病号。入秋了我的风湿活动又开始了，我得赶紧去协和医院看我的老心脏。那儿是我们学校的合同医院。
   当时，那个医院的黄家驷院长是我们系同学黄文昆的老爸，黄文昆也是个文艺青年。据说，中学时代和我一样，也搞了个文艺沙龙。不过是在上海，所以动静没这么大。捅的漏子也还可以补救。
   他帮我联系了协和医院，他老爸亲自给我看了病。黄医生说：你的心脏现在已经很危险了，得赶紧想办法。于是，在我的病历写上这样的字样：风湿性多发性关节炎、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闭锁不全（？）。
    再一看我的扁桃腺很肥大，就建议我在严冬前赶紧切除扁桃腺。否则，很容易由感冒引发心肺感染，甚至引发心肌炎。那就麻烦大了。当初我的病根儿就是这么做下来的。
   那时候，考上大学您的大名就已经进入国家干部的花名册，就有了公费医疗。想想，那个时代也有不少好处。现在，我都没有那么好的医疗保险了。
   于是，我就名正言顺地住进了协和医院。我和好兵帅克一样，把医院当成躲开非常时期的避难所。
   手术以后，我小病大养。我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人人都在战斗中，如果不离开那个环境会以为全世界都在打仗。其实世界本身任何时候都有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不同生活。
   况且，中央美院地理位置在王府井，是北京的繁华商业中心。中国人从来不甘寂寞，那时候在别人紧张的日子，我也要趁机偷闲。趁机继续玩耍。
   得找朋友，得谈诗论画，也必然得谈女孩子。我知道木头和我一样，非常喜欢女孩子，尤其是要谈我们觉得可爱的女孩子。
    这里我得声明，我们那个时代和现在年轻人谈女孩子，不在一个层面。不在一种氛围中。
    前面说到被卡玛，被马乃莉等女孩电击，仅仅是被她们的夺目的电光。按现在的眼光，她们那是根本谈不到所谓性感。你想想，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才初二。还完全是个孩子。
   她从初三开始就大不一样了，一下子长大了。到了高中，那完全是另外一种美了。正如101后来的校友说：他们印象中，她属于健美一族。他们见到的帅气、英气、健美的卡玛，已经不是我所见到的那个卡玛。
   我那时的被电击和成年人的电击，是不有同内容的，不同含义的。我只是为那非人间的美而晕倒了。
   我和老吴谈女孩子的时候，从来没有谈过性。你就知道了，我们那时候全被古典小说里的爱情观给搞糊涂了。那时我们认为，爱情和性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不能一起谈。
    在这个问题上，当时我们俩有一些共识：女孩子在一个基本水平线上以后，到底什么算美，那每个人的看法就可以不一样了。这是无法争论的问题，要不怎么会有各种不同的组合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是一定的。
   这就叫：审美是允许偏爱的。偏爱是人类的特性，它的好处是往往让我们不必每次都要决斗。
     我们还有一个共识，让你喜欢的女孩子是不一样的;有的女孩属于是让你晕过去。当然，她们是强磁发电体，你只能远观，不能近亵。有的女孩子是温柔亲切的，是愿意和你牵手前行的。也有一些女孩子，界乎于二者之间。
   人家在革命第一线战斗，我们却在世外桃源谈情说爱。怪不得，在不同的各个时期，总有人好心的提醒我：你的革命意志衰退了。
    其实，他们也是对我的一种误解，我压根儿就没革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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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65）卡玛系列之木头 (2007-03-18 17:4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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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看官说了，您这故事到地拐到哪儿去了。您这故事茬口和哪儿接上呀？
您别着急，也许您不知道。这101的病还有一个普遍症状，那就叫思维缥缈、奔逸。在这儿站脚助威的校友们例如大小兔儿啦，小火羊了，拿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一聊起来就不知思维冲向何方了。对我们说来，愣神和思维奔逸，也是一种享受。实在让您久等了，您包涵，您多担待一点儿了，很快您就明白我为什么讲这一段啦。
说真的，这次故事一点儿都没离题，其实我说到这儿，还是在侃卡玛的故事。也许，这是故事的必要铺垫和前提。
我也许讲过，在育才学校的时候，我的小根班就是小随她们班。而小随本人就是学校指定给我的小根儿。我就是被指定为她的“大哥哥”。
不知道火羊那会儿，101中还兴不兴这个老传统了。大小兔儿们还都赶上了这个规矩。这就是为什么大兔叫小羊，不应该叫我大哥，而是应该叫大哥哥。那也是101中当年的学校里的术语。
那时候，我隔三差五都得找小根儿谈话。
估计是在战争年代的时候，大孩子得帮小孩子拿东西，还要拉着他一起行军。到了育才不需要这样做了，可是这个传统不能丢。当时，这些小孩子，在学校里有个了大孩子可以依靠。生活上，心理上，都有人关心他。这往往比老师更亲切些。他们之间只差三岁，还都是孩子。
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帮助小随解决了不爱吃面食的思想问题。后来，她就如愿地入队了。在她的入队典礼上，由我给她佩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在那个年代，对我是种成功，也是一种荣誉。
弹钢琴的小随和当年我的小根儿大不一样了。这时候，她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和丁月风格完全不同。
他们家兄弟姐妹一共有十一个，其中包括两个同父异母的大哥大姐。大哥不幸病故，大姐远嫁香港。在北京的这九个孩子，男的个个都帅气，女孩子人人都秀丽。那时候，在北京政协俱乐部，在北戴河中海滩，这群打眼姑娘的美丽知名度颇高。
丁月在这九个孩子中，排行老六。上面有五个，两个姐姐和三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孩子多的家庭，按北京的说法是“大的疼，小的爱，当间儿拿脚踹。”
可丁月在他们家可没人敢踹，她真不得了，她能干得很。谁的事儿，她都管。那个年代管这种忙人叫“上窜下跳”，家里家外也蹿个不停。外交、内务都缺她不可。如果在红楼梦里，她可能就是那个探春那个角儿。
丁月两道剑眉，浓眉大眼。风风火火，能说会道，还自己写诗赋词。在学校名扬四海，在哪儿都是个风云人物。
因此被好事的男孩子起了个外号，西班牙女郎。因为他们知道有那么一首歌：美丽的西班牙女郎，人们都热爱着她。
而阿随呢，她婉约而内向，一般来说，她不大愿意出门。即便偶尔出去，她在哪儿都会安坐在一个只属于她自己的独立角落里。什么事都是自己去沉思，实在需要的时候，她也只愿意和她最小的姐姐丁月商量。
我讲这些，就是告诉你。那天，我突然想起来的主意是，要把101的那块木头，搬到这个深宅大院里来。
就是这样，我和小月商量了这件事。她也表示同意，当然，只是想家里多来一个优秀的男孩子来玩玩儿。想小随老是一个人自己弹琴看书，对身心健康不一定很好。让她有些社交活动。
其实，直到今天我会清楚地记得当年这一切，对当年这么美好的故事，我如今却感到怅惘与茫然。这善意的引入，我没有错吧？也许，我根本不应该这么做。
我那时认为，木头和我一样。对卡玛的感情，是对一朵纯净神花的膜拜和景仰。而小随是朵盛开的人间鲜花，出于这样的想法，我把木头带进了这个小观园里了。
我当时做的这个决定，还和一个过去的插曲有关，这个插曲促使我去这么做的。
有一天，我带着木头和法国留学生郭翰博与玛丽亚娜去动物园旁边的广东酒家吃饭。那时候，北京只有两家广东餐馆，还有一家在灯市口。
我们正在喝啤酒的时候，玛丽亚娜突然说，看，韩丁的女儿卡玛。当时，她的目光看着我的背后，等我慢慢转过头去时，那人却已不在灯火阑珊处。
木头惊异地说：不会吧，她没有这么大呀？
玛丽亚娜笑了，问：你们多久没见了？
大概一两年了吧？
玛丽亚娜说：她就是从去年到今年一下子长大了。我们也都惊异，这一年，她的变化太大了。这么结实、这么健康。哦，你们也许不清楚，西方的女孩子发育阶段变化非常大。
这才是大小兔和火羊见到听到的帅气、英武的卡玛。
我和木头都傻了。
我们心目中的卡玛是那个还没发育的小女孩。是那朵含苞欲放的花，而如今她已经盛开了，我们都不认识了。
吃完饭，我问木头，卡玛变成什么样了？
吭哧了半天，才说：不可想象，不可想象。她好像什么都放大了，我简直不敢相信。
他脸上的表情是痛苦与失望。
看到盛开的鲜花，也会伤感的。因为长久不见后，突然出现，他没有丝毫思想准备，见不到当年心目中小鸟依人的卡玛，这才让他五迷三道了。
就这样，木头小心地走近了大甜水井，弱水三千，止于一瓢。
我还没来得及看到，木头和小随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流亡了。这次不是为了写诗而自我放逐、主动流亡，而是，北京贴出了我的通缉令，逼得我不得不落荒而逃了。然后，那是一定的，我被逮捕了，1968年6月14日。而在这年的五月一号，我刚刚和丁月订了婚。
十年很快就过去了。
我像很多电影里的镜头一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眯着眼睛慢慢走出了监狱。
几天以后，木头跑到我家里来，一定请我去他家吃饭。我说，让我喘喘，以后再说吧。木头这会儿一点儿都不木了，口齿很伶俐了。热情地说，在我家和在你家一样，你可以随便休息。今天，你一定得去，小随知道你出来了。让我来请你，她在等你去呢。
小根儿在等我，原来世界还没完全变了。我能不去吗？
十年，发生了多少我不知道的事情。比如：木头和小随结了婚，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那天，在他们家我过的很愉快。小随委婉地劝说我，不要去看她姐姐丁月。因为，她姐夫非常紧张。我说，你放心吧。小根儿的话，一定是对大哥哥好。如今，我自己开始新的生活忙都忙不过来，绝不会去影响别人的幸福生活。
我问木头，这些年来，你画画没有，写诗没有。如果有好作品别忘了给我看看。
木头说了一句至今难忘的名言：这些年来，我只创作了一件最好的作品，那就是我的女儿。说着，和小随相视微笑。
虽然，他们家的房子古老而破旧，但是里面收拾的非常干净，布置的也很漂亮。一个是美术理论家，一个是音乐理论家。多么完美的组合。木头的妈妈常常对朋友们说，娶上这个媳妇是他们全家的福气。就连木头爸爸都为有这么个大体忍让的媳妇而骄傲。
我那时候，由衷地为他们高兴，心里还有点儿小小的得意。这里面也有我的功劳啊。
我出狱一年后，结了婚。两年后随着太太去了香港。到了香港三年以后，我成了所谓的“港商”。其实，我不过是一家科技公司驻京的首席代表而已。
一天，我买了烟酒去木头家探视，可家里只有阿随和她的女儿。我看她很辛苦的样子，可是她很愉快。她告诉我：木头去美国留学了。然后，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去哈佛读博士去了。
哦，那太好了！
我真为他高兴。也为他骄傲，想：老木头的父母终于实现了不可能的梦想。
“他怎么去的？”我很好奇，那个年代，去美国，去哈佛没那么容易。
小随高兴地说：是他一个101的同学帮的忙，那个同学是个美国人，也正在哈佛读博士，她叫卡玛。
我一听这话就傻了。
不祥之兆的炸雷，就在我的头上开始轰鸣。
天哪，我真的做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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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66）卡玛系列中之小随 (2007-03-19 01:5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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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一刻起，我就直觉到，有什么事情可能会发生。生活这东西，就是怪。你越不愿意发生的事情，越可能发生。
还好，那第一年似乎相安无事。小随偶尔给我打个电话，随便聊两句。而吴家的老两口也处处关怀着这个负担沉重的儿媳，全家的希望---从小家到大家无不如此。他们都在默默地付出，我以为，付出最贵重的则是生命的流逝。
有些周末空闲的时候，我买点儿孩子们喜欢的点心或者水果。到小随那百年老房里，陪他们母女聊聊天。
小随从来没有谈过一个“苦”字，甚至也没有提过一个“难”字。过去的事情，她也不提。因为我逃跑的时候，曾经路过南开大学，去看过她。为此，她被他们抓捕，被他们行刑。微笑着，用香烟在她脸上烧下疤痕。
这一切，都是后来她能干的姐姐丁月告诉我的。而小随关于自己的过去的遭遇和今日的艰苦，她是永远不会说的，仿佛是别人的故事。
只是，有时候她似乎不经心地随口问我：是不是在海外读书特别难。我应声道：当然，当然。尤其到哈佛那种学校，读什么中国美术史，不是一般人能读得下来的。那生词量太大了，而且，做学问的方式和基本思考的框架和东方完全不同。
别担心，木头的身子骨够结实。要我去，就一准儿交代在那儿啦。
她没有再说什么，我也没再问什么。我猜，一定是信件开始稀少了，我的黑云预感更加强烈了。我怕敏感的小随发现我的惶惑，我怕她再问出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于是，就以工作为由，匆匆告辞。
在回去的路上，我对老天爷做了请求，您千万别再弄出大动静来。万一有个什么“一不留神”的事情发生了，咱们也一起来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小随经不起这个。她根本不明白男人好起来真好，混起来自己都没辙。但愿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如果需要，为他们的这个风雨同舟的小家，我可以去做坏人，去说假话。
千万不要因为小随在一瞬间，傻了，急了，豁出去了。那孩子怎么办呢？万一发生了什么，那也只是短暂的“错误一时”，不能就此绝交一世。
我习惯性的思维公式，开始运作，先做好最坏的打算。连怎么劝说小随的几套台词都想好了，同时，我也在笑话自己，多半你这是杞人忧天。也许这些都是你自己的胡思乱想，青天朗朗，哪有堕地之理？
第二年暑假，我们美院版画系的哥们杨块儿也住进北京饭店，和我一起当买办。那时候，差不多所有的外资机构都只能常驻于此。
而外国留学生，海归的名人，差不多的各色人等，都来往于此。那时候，你要想见见当时的名人，就去北京饭店。对了，那时候还不准国人进入，必须得有外国护照。唉，这算什么规矩呀。
那天，我正下楼，杨块儿快步追上我。说：郎郎，走，咱们去谭家菜。
我说：得了，我不去，那儿太贵了。我们公司的伙食费属于限额报销。我还得省点儿，给三亲两厚改善改善呢。
杨块儿说：不用你请，今天有人请咱们。是位贵客，给你个惊奇。
我这人，工作午餐无论谁请我都去，反正人得吃饭。我想，杨块儿指不定又讹上那位款爷了，走，不吃白不吃。我们一路说笑到了谭家菜。
到了那里，已经有人在等我们，酒都倒上了。雪白的桌布，高脚的酒杯，琥珀色的醇酒，在阳光下折射出多彩的光晕。我万万没有想到，原来是老木头！
还真是时光倒流，这老木头一点儿都不见老，随随便便地穿着一件哈佛的恤衫。身材显得挺拔健壮，额头上连一根皱纹都没了。哪儿像是苦读的书生，倒像是旅游回来的热情青年。
嘿，还是越活越年轻了。简直比十几年前在美院挨批的时候，精神多了。青春清朗，儒雅大方。他哪是和我一起砍半头砖的那个野小子，简直脱胎换骨了。
“你这家伙神不知鬼不晓地从哪儿钻出来了？怎么也不打个电话给我？”
“我回来好几天了，实在太忙。正好碰见老杨了。想给你个惊喜。真得谢谢你，这些日子，还去我家照应。女儿现在就认识你了，成天还念叨你呢。
”看你说的，我在这儿常年出差，到你家去蹭饭，不也是自己趁机解解闷儿么。再说，你女儿那么可爱，看看她我也跟着年轻。再说，你一个穷学生，别这儿假充大尾巴鹰了，我们俩现在是买办。今儿还是我请。”
木头突然变得非常沉重，非常诚恳。说：一定由我来请你们。我还有事情托付你们呢。
嘎啦啦！巨雷打下，我知道糟了，黑雷终于躲不过去了。
我放下筷子，平静地说：
“说，什么事儿？要我们俩往哪儿插刀？”
“先喝酒，先喝酒，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我叹了口气说：“不管过程多么难，希望结局还是得圆满。现在，我不能看法国电影了。《沉默的人》，差点儿没把我看死。我宁愿看骗人的好莱坞，咱们自己的悲剧，早就看个够够的了。”
杨块儿也劝我：得了，得了，你们什么坎儿没过过？这么好的酒水，别糟蹋了。走着！来，再来一杯。
我想：说到底，没什么大不了的，天塌下来还有地接着呢。你木头要健康有健康，要学问有学问，到时候该负荆请罪，您就老老实实地跪搓板儿去吧你。
我们三人就边吃边聊，有过这么多年的共同经历，又有过这么多年的不同际遇。要这么聊下去，恐怕三天三夜也聊不完了。
没有不散的宴席，终于杯盘狼藉之后，水果和茶上来了。
木头嗽了嗽嗓子说：
“明天，我就上飞机走了。”
我们俩没有吭声，等他的下文。
“看来，这么一走，由于学业我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除非有回国的实习。也许你们知道，这种博士，五年也是它，十年也是它。有人读不下来，也是常事。可是，我父母，，，不说你们也知道，我不读完这个博士，就不回来见他们了。”
哦，原来是这么个意思，那真是小事一段。不就是让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多去家里走走看看。这你不说，我们照样会做的。
看来，我倒是多虑了，真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
“为谢谢你们，咱们最后干一杯！”我们三人，一起举杯痛饮。
这时候，木头的酒泛上了两颊。
我说：“行了，意思到了，咱们也酒足饭饱了。见好就收，下午我们俩还得小驴上磨去呢。服务员，埋单！”
他还是抢过去，付了钱。我也没去和他争，人家是这么个意思，该领就领了吧。我们告别后，木头背上他的黄帆布书包，真是个学派。相比之下我们俩人模狗样地打着领带，穿着西装，跑这儿装什么大尾巴狼呢。
我们走到电梯口，他突然拉住我，哽咽地说：请你转告小随，我这样读下去实在对不起她了。让她别等我了。
我当时就被他给电击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倒是身手利索，迅速跑开，几秒钟就没影了。
我好不容易回过神儿来，连忙问杨块儿，你听见他是怎么说的了吗？
杨块儿平静地说：听见了，非常清楚。和你听见的完全一样。不要怀疑自己的耳朵。
到底杨块儿比我大几岁，到底他当过团支部书记，到底他是全国拳击冠军，到底他，，，。哦，不对，八成他早就知道了吧？
“他事先告诉你了？”
“是啊，人家怕你接受不了，才想好了，这样慢慢告诉你。”
我的天啊，我怎么去告诉小随。我准备的哪套方案全都不行。
木头木头，我怎么说你好呢？
卡玛，卡玛，我怎么说你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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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76）他家的晚会熟人多 (2007-03-31 11: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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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了老穆他们家，觉得布置得相当雅致，看来这家庭主妇是个有品位的人。他们家让你觉得这是个读书人的家。而且是一个中国读书人的家，但，似乎又不像是一个出生和生长在北京人的家。
也许那就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情趣吧，我似乎在潜意识上不愿意拿这儿去和小娞那个家相比。
可是，又很难不去相比。人真是一个矛盾的动物，尤其是像我这样的糊里糊涂的动物。
这到底不是故宫宿舍那样的条件和环境，在后墙外绝没有一条被人们叫做筒子河的紫禁城护城河。
你在波士顿的剑桥，固然有红绿紫蓝的金秋，在夕阳下这些秋树，也会和街角的古朴建筑相辉映。
让你感到新英格兰的古老学府附近的景观，毕竟饱含着底蕴深厚的历史感。这儿的建筑和加州那些轻巧的房屋相比，真是老英国文化和加勒比海文化相比。我这是胡思乱想之后的信口瞎说。
在当年他家的街角绝对没有这种西式的古老建筑。然而，就在那个街角却有曾经金碧辉煌的角楼。
我想：某一天，他和小娞从托儿所接琳琳回家的时候。那时的晚霞，正作为背景衬托着这个古怪的角楼。在绚丽角楼和红云的切割后的余下天空格外湛蓝。
那个时候他家似乎正亮相于人生舞台的正中间，那时小林林一定认为自己是永远幸福的小公主。
当时大自然所营造的灯光，是用湛蓝、红云和金黄的光线交织在一起而造成的。琳琳那女孩在这个光线下，那时候，她多像一个从格林童话里走出来的娃娃，，，。

“郎郎，愣什么那？请进来吧。”
你瞧，我早就告诉你过，我这人常常魂不守舍。有时候，时光就在我的脑子里自己过电影了，我自己挡都挡不住。

我连忙定定神，重新调整了眼睛的焦距，也顺手调整了自己的心态。
我告诫自己：
“别忘了，你现在是在哪儿做客，让主人因为你的来临而更加安宁、快活，你这客人才算得上得体了。”

再看，其实他们家和其他许多爱中国的美国人家都差不多，住家的布置和结构都差不多，都有几件中国家具，都有几件中国艺术品，都有几张中国传统字画。都字多着那，就不多说了。

他们家是开放型的厨房，收拾的相当干净，但是不能算整齐、利索。似乎有点儿什么东西想扔哪儿就扔哪儿的那么个意思。

他的现任夫人，紮着围裙，手忙脚乱地正在为晚会准备东西呢。
见我进来了，赶紧擦擦手，热情地和我握握手。同时，用四声准确的中文对我说：“欢迎，欢迎，我是穆先生的太太，你可以叫我丽萨。”
“你好，你好。我是老穆多年的同学，我叫张郎郎。”
“我知道，我知道。他早就告诉过我了。你先坐下喝喝茶，你们俩先聊着，我们先不陪你们了，先完成这点儿剩下来的活儿。”
“要不要帮忙？”
“不用，不用。别客气了，我们俩手快的很，过一会儿就完了。”

这时候，从厨房里跑出来另一位女士。她都没顾得上擦手，就冲了过来。热情地握住我的双手。
“郎郎，是你呀，真没想到。居然在我的老家能见到你了。”
我一看这不是南茜吗？
“南茜，你好。我的天，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你不知道吧？我和丽萨是多年的好朋友，今天是特地来帮忙的。我可是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今天你会来的。”
“我也不知道啊，纯粹是心血来潮。”

这位南茜是我在北京认识的美国朋友。正如校友火羊说的，我到哪儿都能遇见无法事先预计的熟人。

南茜是哈佛费正清中心图书馆的负责人，也是一口相当好的中文。她几乎每年都到北京去采购中文书，她非常有眼光，每次都能找到值得阅读或者值得收藏的大批中文书籍。

我和她已经认识好几年了，说来笑死人了。我估计，你都无法想象的，我第一次见到她居然是在彭小蒙家。
我前面告诉过你，小蒙她爸爸彭炎先生和我一度是狱友。我和小蒙两口子，还有她妹夫来兴国都是老熟人或者老校友。

尽管在文革初期，我在对联大辩论时期，和小蒙见过面，那时候，我们分属不同阵营。只是在千军万马之中，瞥见过一眼。那时，她正在人生曲线的最高点上。
不久前，在江青去北大做报告的时候，领教了她的急智和口才。旗手当时放了一句名言：小将向我们挑战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激动得嗓音发颤。
所有在场的人也都激情万丈。
（那是第一次，后来才知道，她老人家经常激动。）
你想想，当时毛先生正要掀起一场天翻地覆的群众革命运动，要把这套官僚系统彻底打烂。否则，祖国宝贵的孙猴子们就将被永远压在阴山脚下了。
江青就带着这样的使命来北大摸底的。没想到，北大附中这几个小毛孩子的思维模式和趋向居然和主席的意图如此合拍，如此一致。这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估计，当晚江青回家以后，第一时间就告诉了主席今天的巨大收获，这让主席兴奋不已。这和后来，他毅然决然大手一挥：支持红卫兵，造反有理！一定有深刻的、不容忽视的内在联系。
因为这是他终于找到了打烂旧世界最理想的切入点。

我那时，并不是那么幼稚。我反对那个对联，是因为那个对联实在太幼稚，太原始了。我是完全按照我党一贯教导的原理和逻辑，进行严密推论来看，“血统论”肯定是错的。
我万万没想到，主席在发动这种全社会的革命运动时，绝对是“抓主要矛盾”，把“血统论”这类无关紧要的争论先挂到一边去了。现在运动进行的首要问题是，找到点燃这个火药库的最快，最好用的导火索。这就是彭小蒙。

全国在四九年以后，在我党层层组织，层层干部的运作下。早已经秩序井然了，在五七年以后，更是没有什么正常人，敢违反组织原则振臂一呼，身先士卒发什么治国高论了。
主席通过彭小蒙看出来，只有这些北京的干部子弟，他们因为没有被压制过，没有被归置过。他们是原装的导火索，一点儿都不潮。
他们才是虎头虎脑的初生之犊。要让他们成为牛犊火牛阵把这个整齐的官本位社会，冲个乱七八糟，打乱官僚主义的钢铁阵线。
同时，让全国民众也见识见识小民合法造反是怎么回事，这才能在全国掀起群众运动的滔天巨浪。

我和彭小蒙虽然当时并没有正面交锋过，只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在不同的两群人中互相虎视眈眈过。估计当时她不会注意到我，我当然会注意到她。
当时，她那时很清楚，历史老人已经把一个巨大馅饼砸到她的肩膀上了，她不可避免地已经成了历史人物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就在八一八以前。
我虽然多么蔑视她们可笑的理论，但是，我也暗中深深感到了他们的群体中气十足，我们这个群体却后继无力。这个故事，后面我还会继续反复地向你细说。

我们俩都没想到，在文革以后会再次见面，也没想到我们两家的老人，原来是老朋友，后来，还恢复了来往。而我和她也成了好朋友。
我第一次在她家吃饭的时候，她告诉我：当年听老魏他们说，我在石油附中说书的时候。镇倒了一大片风云人物，她听了兴奋不已，就和几个死党，专门冒着北风骑车去找我见面。没想到，她们赶到的时候。我刚刚走开。那天，是石油学院的造反派头儿江洋大盗，找到石油附中的老贺，告诉他我在这里藏不住了。已经有人发现了，捉拿我的人已经出发了。
老贺叫我赶紧走，正好丁月来这里看我。于是我们俩就一起撤了，第一站去的是高高家，，，。
你看我也快思维奔逸了，还是回来侃小蒙。

她后来介绍我认识了南茜，那时我正好没有女朋友，那时候人们说我正遭“旱灾”。小蒙说，你们认识认识，没准合得来。你们都爱看书，脾气还都特别温和。
我知道，这多半是一次无用功。这种事是不会事先预计的，我在见到一个陌生女孩子之前，自然会紧张，自然都会浮想联翩。
可是见面以后，差不多总是感到失望，其实，你要问我，你的梦里的公主是谁？糟了，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
因此，我就自然单身流浪的若干年。

南茜问我，明天有没有空？她早就请我去她的图书馆去看看，这个约我们在北京说过的，没想到居然在这时候这么兑现了。
我爽快地答应了，明天上午九点我一定到她的图书馆去看看。

丽萨、南茜、老穆手脚麻利，很快就把冷盘、热菜、水果、酒水等等晚会的必备物品一一摆好。还把餐具、酒杯等等也都放在长桌适当的位置。这种晚会大都是以自助晚餐形式进行的，这样便于人们放松地谈话、聊天。

然后，女士们一边笑语如珠，一边急忙上楼去换衣服，梳洗打扮。
我和老穆就先坐在那里开喝，从遥远的记忆深处开始，慢慢往回聊天。

这时候，门铃响了，老穆去开门，客人们陆续进来了。
有珠光宝气的，有自然大方的，有随意朴素的；美国这个地儿，就是各自孤独的世界，所以，没有潮流，没有风尚，没有流行。一切都是爱谁谁。

客人相当的多，丽萨和南茜也都下楼来了。丽萨打扮以后十分抢眼，她是属于外国人里面相当漂亮的那一种，魅力十足，秀丽地有点儿咄咄逼人。
也许，我的年级大了，这么漂亮的女孩子都并不能像当年的卡玛那样，让我犯晕，让我遭电击。也许，我的抗电能力加强了，也许我自己的电池里没电了。

他们家的客人差不多都是和南茜、丽萨一个档次的绅士淑女，差不多都是常春藤联盟这几个大学的教授或专业人士等等。

老穆忙着去招呼客人的时候，我自己拿了一杯干白和一块起司，溜达到小院里透透风。这时候，一位中年妇女也出来喘气。估计，晚会特别热烈的时候，总会有一两个人不约而同出来躲躲清净。
按美国的规矩，我们互相客气地打了个招呼。就自己喝自己的。我突然想起来了，刚才老穆把她介绍给我的时候，好像说她是哥大图书馆的馆长，似乎是叫安娜什么的。
我就试着问道：您是叫安娜吧？
果然是，看来我还没喝的太多。
我又和她说：我认识你们学校的黎安友教授。
她很惊讶：你怎么会认识他的呢？

你瞧，我多会套磁，要是你见到我，我一定好好和你套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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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79）小夏小罗故事会 (2007-04-07 11: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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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小蒙接电话那会儿根本没想到，我已经坐在南茜办公室这里了。她一开口和我说话，就忍不住哭了起来。为学生哭，她也为士兵哭，为一切不幸而哭。这是事先我没想到的。
最后她哽咽地对我说：“你一个人流落在海外也不容易，有什么困难你得想开点儿。有什么事儿就找南茜帮忙，她是个非常善良的人。其实，我一直希望你们俩好，可是这么久了，你们俩也没什么动静。你是个只剩半条人命的人了，按说找个志愿者来照顾你都难。我看南茜对你印象一直不错，再说她是个基督徒，不会像别人那么现实。好好想想吧，你也得面对现实呀。”
我连忙说：“你的好意我都领了，好好想想，好好想想。再有，代我问你爸爸妈妈好。独立生活，这么些年我早就练出来了，现在的日子不成问题。你真的不必再担心了。至于感情问题，那不是可以用理性来推理出来的。一切还是顺其自然为好，我现在不像你想象的那么惨。大学已经给我们都买了健康保险，我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这儿的医疗条件一点儿不比北京差。我明白你说的意思，我和她已经是老朋友了。万有什么麻烦，我一定找她帮忙。对了，别忘了，也替我问老聂好。”
当然，我们的电话说的比这里的记录啰唆多了。我只是告诉你一个简单摘要而已，反正笼而统之就是这么个意思罢了。
南茜见我打完了电话，就让我在那儿继续看书。差不多快到中午了，她问我中午饭有什么安排？我说，中午我还是回会场去吃饭，和大伙照个面，别让普大的朋友们以为我已经失踪了。
南茜笑了，说：那等你有空的时候我再请你吃饭。你没事的时候，欢迎你随时到这里来看书。如果万一我不在这里，你和其他工作人员说你出的名字，你就可以进来。我已经和他们打招呼了。
“你知道我这人就喜欢翻书，就给我这么大的优待。等会议的日程结束以后，我没准就在这里多呆几天。好好看看书。”
“好啊，要是你没地方住。可以住在我家，我那里有空房。”
“谢谢，谢谢，真的不用。老穆和丽萨也说随时可以住到他们家去呢。再说，这儿我还有个老朋友，叫海豹。他也一直想让我去他那儿住几天。你那儿可以作为我的最佳候补和堡垒户，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麻烦你的。”
南茜一点儿没不高兴，反而笑了起来：
“看来你到哪儿人缘都不错，我想请你来都排不上队了。其实，我请你来，也和安娜的意思一样，就是想有多点儿时间听听你讲故事。”
“你可真说到点儿上了，我这些年就靠这点儿故事到处撞吃撞喝。我都想好了，等普林斯顿的皇粮断了，我就买辆二手吉普车。先给各地的朋友打电话联络，列出一个顺序单子。在美国周游各州，每家住一个星期，讲完了故事再去第二家。要是银子宽裕，还可以把书场往欧洲扩展。你想，只要建立五十二的据点，一年的日子这就拿下来了。我连房子都不用租了，同时，我也不用买粮食了。讲故事的至少也得蹭吃蹭喝吧。”
南茜说：“你真想这么做啊？”
“这也是我最后的一招，在我能找到饭折的时候，就先忍着。真到那时候，到波士顿后的第一站肯定是你这个堡垒户了。”
“你有没有想过，干脆坐下来好好上学吗？”
嘿，南茜，你也来了。
“我说南茜，你们怎么见了我就劝我上学去呢？其实我也挺想去上学的，可是一个人这一辈子没多长时间。能干成一两件事情，不，干成一件事就很不容易了。凡是这种人都说一辈子时间不够用，何况我还在大狱里耽误了十年呢。然后又在香港的商场上耽误了八年。好不容易，抛商从文了，我要再去攻读个什么博士之类的，我哪有时间去写东西啊。就算读完博士，生活安定了，也许那时创作的热情早就变成了冰疙瘩。真的，我不骗你，我有很多搞文艺创作的朋友，当年一个赛一个的敏感、机智、才华横溢。等我从黑盒子出来以后，发现差不多的朋友都不玩儿这个了。他们大多不是不想玩儿这个了，而是玩不动了。就像那个笑话一样，现而今贼心、贼胆儿、甚至贼工具、贼技术都有了，那这那怎么还不上？贼没了！
创作的内在动力没有了，那是一点儿折也没有了。记得俄国那个叫果戈里的老头，对托老头说：
‘年轻的时候，半夜里让灵感把我叫醒，把我拉到桌前。挥起鹅毛笔洋洋洒洒，行云流水如有天助。现在呢，我如今，热爱文学一如当年。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无论用什么办法也激不起自己的创作灵感和冲动。和一个力不从心老人看着一位花样年华的绝色姑娘的情形一样，心中无尽的伤感和悲凉，，，。我真的写不出来像样的东西了。’

南茜你知道，要玩儿这个无中生有的游戏的内在冲动，稍微一撒手，顿时就没了。以后想找都找不回来了。”
“你在美国要是没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你怎么写东西呀？”
“我们在普林斯顿，除了参加这些会议和活动之外剩下的时间就是自己写自己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没准儿，我们就在哪儿一直扎下去，一直写下去了。”
“我不知道，你们那个项目能维持多久，可是，我总觉得不那么实在，不那么可靠。人生的路还长着呢，还是自己拿个学位，在大学里谋个教职。像老穆那样，才让我放心。小蒙也是和我这么说的。”你瞧，逗不逗？她们俩互相拿对方说事儿呢。
“谢谢你这么替我着想，可是我知道。我要真的打算开始读博士，那我的英文可差得太多了。我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先学英文，你知道尤其是我们这个专业，那单词量有多大。然后再读专业，至少五年，没准得十年。到那时候，我还写什么写呀？也许，我的所有的大脑的褶皱早都磨平了。趁着我现在还怀着一肚子浪漫，半肚子创作热情，就赶紧地写写吧。”
南茜沉了沉，慢慢地说：“我见过的事情很多了，现在在人们眼里你们看着像明星似的。也许你们看事情，有些太乐观了。你们不知道，美国人的热情是炽热的，也是短暂的。你还趁着这个机会，赶紧去当一个职业学生。那就有了一个稳定的前途，将来再圆你那个写作梦也为时不远。
至于学习，我想你不会比老穆差得太多吧？他刚来的时候，英文也一点儿也不行呀。他咬牙坚持了这么多年，也终于熬出来了。虽然你现在比他来的时候岁数大多了，可是在美国上学是不分年龄的。如果你真的下了决心，我一定会帮你想办法。当然，困难一定会有很多，只要你本人意志坚定。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成功的，像你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困难能挡住你？”
“南茜，你的确是个替我着想的实在人，你容我回去好好想想。真的想明白了，我立刻给你打电话。”
我向她挥手手，小跑着离开了那个图书馆。那时候，我的心情好极了，波士顿的太阳也格外的明亮。
各位看官您可别以为我是位典型的主观自恋者，我还没那么傻。我不是告诉你了么，在那个阶段所有从北京来的中国人。脑袋上都有一个光环，这并不是因为个个都是天使，而是由于北京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如梦时光。那时大部分的北京变成了理想中的乌托邦，人们在那个时候，也都变得和现实中的人大不相同了。北京到处洋溢着神奇、祥和的光芒。那光芒从每个人的心底升起，把人们的眼睛都照亮了。
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个感觉，我真的是这样感觉到的，也许这是我自己的幻视。我们是带着那个光环来到美国的，那个光环并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本来是什么，还是什么。

好在，那天的会场就在哈佛，离图书馆也不远。和大家吃完午饭，听说下午是自由分组讨论。我就东边看看，西边聊聊。趁大家不注意，又溜到南茜的小图书馆那里去了。
她见我又来了，有些奇怪，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我想让你带我去小夏她们办公室去，我都忘了怎么走了。”
南茜交代了一下手头的工作，就陪我出来了。开车带我走了几条街，一路上她很开朗地和我谈笑风生。
小夏和小罗见我来了，也有点儿吃惊。
小夏问：唉，今天你们没会了？
“不是，不是。现在分组讨论，我是溜出来看看你们的。”
“那可不敢当了，是不是你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吧？”
“没什么具体的事儿，不过，我只是想跟你打听一下：那天你不是说，要跟我说说卡玛为什么不愿意见我的事儿吗？”
小夏想了想，说：
“让我怎么说呢，其实，具体的事情全是感情问题。你知道，这感情问题从来就没几个人当事人自己能说得清楚的。况且这还是人家的事情呢。”
“我真的不是出于好奇，也不是来侦探所谓事实真相。我只是想知道这事情的粗略的表面情况。我现在整一个糊涂车，因为我觉得我并没有伤害过卡玛呀？”
“我不想多说什么，一句话：你那个铁哥们儿伤她伤得够深的啦。就因为这个，在那个阶段她根本见不得任何一个中国来的男人。这不怪她，要怪就怪你那个傻哥们儿吧。”
“你的意思是，老穆还是在感情问题上伤害了她？不对呀，老穆不是和丽萨结婚了吗？被伤害的应该是小娞呀？”
“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你不是和老穆无话不谈的朋友吗？”
“那你可冤枉我了，几年以前我在北京见到一次老穆，然后下一年暑假，我在香港见一次老穆。这两次他都没和我提过这些。然后，我就生病了，动了大手术。完全和他断了联系。此后，一直到昨天才见到了他，他的事情我真的一无所知。”
“那两次，老穆没跟你说他在这边的学习情况？”
“他说了学习很忙，对了，那时候她太太也告诉我了，是卡玛帮他办来的。其他，没说什么。对了，还有临走的时候，他倒是特地找我吃了个饭，让我劝他太太和他离婚。也就这些了。”
小夏和小罗对视了一眼，想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说说：
老穆来的时候，老实巴交、十分木纳，见生人还会脸红。在我们眼里，他就跟卡玛的小根似的。我们都戏称他为“大男孩儿”或者“中学生”。他还玩儿一手好篮球，游泳、赛跑哪样都不软。
我猜那会儿卡玛在生活上不知过了多少道坎儿了，无论是文化在震荡，无论在从少女到青年时期成熟过程的漩涡里，也自然有过悲欢离合。里面的故事细节都不必深究，她这个特殊背景，特殊的经历恰恰都是在青春成长期内完成的。
没想到突然成了这个老同学的新同学，当年你们101中那个旧梦突然又回来了，搁谁谁都得晕。
别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卡玛为了他读书无所不用其极：为他和决绝地和自己的男朋友分手了，为他的学习、生活等等一切费尽了心思。老穆初来乍到，你想想中国美术史系那每天要写多少书面作业，他写得了吗？谁都知道，最初一两年间这些活儿都是在卡玛全力帮助下才完成的，依我看，甚至有些文章就是卡玛帮他写的。
听到这儿，我不傻都得傻了。觉得卡玛对校友这么两肋插刀，这完全是个侠女。一般人是不可能做的到的，卡玛到底还是当年卡玛。
小罗开始说话，打断了我的思路，他说：
“我们早就听说过你，当然也看过你在九十年代上边发表的那些监狱故事系列什么的。我们想，你这么个人在炼狱里跌打滚爬了这么多年，就算没变成心狠手辣的魔鬼，至少也是个老谋深算的老梆子了。
在这件事情上，你多半是老穆的高参，要不怎么会高招迭起。你在他这个复杂的爱情离婚案里，还两边当好人。这可不是一般二般的人做得到的。我们猜这都是你的高招，现在看你这个模样，居然是一脸天真，一脸诚恳。真不知道是你的道儿太深了，装的够匀实的了。还是你天生就没有心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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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80）我对小罗小夏的故事解读 (2007-04-08 04: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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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小罗的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我只能默默地看着他们，不知如何作答。善良的南茜大概想打打圆场，就轻轻松松地说:
“小夏、小罗，我知道你们是卡玛的铁瓷，为这事窝着一肚子火呢。虽然，我并不了解实际情况，可是这些年来据我观察，郎郎这人真的是天生没心没肺。我估计如果他犯错误顶多是属于考虑不周，怎么也不至于去给别人出这种阴招儿。”
我这时才缓过神儿来了，连忙说：
“的确，我这人从小就没心没肺。可经过这么多事儿，还说是自己还是面瓜一个就有点儿矫情了，说不过去了。
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也没想到。可是，作为老穆多年来的知己，说我连一点儿责任也没有，那也太轻巧了。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说实在的，他也确实受了我的一些不良影响。我那时候，往好听了说是‘浪漫青年’，往难听来说就是‘玩世不恭’。
他那时候，直接从101中来美院上学。真是一个理想国来的纯洁青年，我可是已经在外国语学院附中组织过了文艺沙龙‘太阳纵队’。还有一大帮男女青年环绕在我周围。我还先后今天和这个好，明天和那个好过。
他在感情方面的启蒙，本来应该找一个更好的兄长式的朋友。而不是像我这种脚不沾地的文学青年，我根本没把这些浪漫情怀、罗曼史和家庭、社会、伦理、责任等联系在一起。
不过话又说回来，那时候的所谓“好”和现在年轻人的定义根本不一样。也许你记得，这个当时被公认为“风流才子”的我。被抓起来审查的时候，才发现我在这方面完全是个生瓜。当然，这也不能说，我在精神上没有伤害过那些纯洁女孩儿。从心灵意义上，我早已罪恶累累，只是无法用现行法律来惩罚而已。
我属于靠上半身来谈恋爱的，属于形而上的犯罪者。而形而下方面，根本没有开窍，难怪当今著名“形而下诗人”沈浩波先生，觉得我这种人只能封装在往日的尘土中比较和谐。和他们根本无法交流，我自己以为大家是一样的人呢。看来，他们比我成熟的多。
那时我建构的人生哲学是用文学垫底儿的。我的思维框架，也是用这类文学里的逻辑搭起来的扑克牌建筑。这些牌张有：
中国的《红楼梦》、《聊斋志异》，法国梅里美的《卡门》、《高龙巴》，还有罗曼.罗兰的三大伟人传记和《约翰.克里斯朵夫》，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英雄与美人》、《人与超人》、《巴巴拉上校》，美国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科茹雅克的《在路上》、英国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布莱恩的《向上爬》等等。我这个人作为一个信息处理器，就是靠这些软件来处理外来信息的，同时用同一套软件向外发出衍生出来的信息。
你想，说什么我也不是一个合乎传统道德标准的良好的引路人。老穆的母亲，为老穆的前途和我们的友情请我去他家吃饭。估计经验丰富的她一次就看出来了，我这个所谓支部副书记，整个就是一个名不符实。看来，靠这种人很难把她儿子引向坦途。
我们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传统道德伦理的社会里。那时候，中宣部的陈副部长就把我列为宣扬资产阶级道德的坏人。他女儿小庆若干年后，才告诉我的。当时把关于我的这类传闻编辑起来竟然上了大参考。
她爸爸用我这个反面教员的材料来教育她，没想到效果适得其反。后来他女儿可比我前卫多了，让人家的顿时就思路向八方开阔了。现在，她在大山子电子村里，玩儿北京苏荷。人家现在被称为“现代装置艺术家”。要是她老爹如今还健在，一定后悔当初不应该把那些我玩儿反动东西给她看。好牛奶里滴一滴酸奶，那好牛奶就比酸奶还酸啦。
我的确并不了解老穆整个事件的细节，从我对老穆的了解来说。我不认为，他和卡玛一开始走到一起的时候，就是他的一个精心骗局。
他没那么算计，因为连我都从来没这么算计过。我从来不曾暗算过任何别人，更何况是自己真心爱的人。”
小夏打断我说：“你想想，要不是他那时口蜜腹剑，卡玛也不至于打乱自己的安定团结的生活。
要不出这个岔子，人家名正言顺地踏踏儿地走上红地毯了。卡玛从来就不是个随随便便的人，老穆看起来也不是个伶牙俐齿的人。
那怎么会发生这个突变呢，只能判断是穆头的长远计谋。”
我说：
“现在，我完全理解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想，也完全理解了卡玛为什么这么愤怒，这么伤心。
根据你们描述的大概事情的轮廓，我可以这样想像，看起来他们在突然之间就决定冒天下之大不韙，背弃曾经的誓言。俩人重堕旧日情网，这不像是一个可以设计的计划。
这既不是他们；俩一时冲动，也不是老穆的骗术高超。
你们想，卡玛当年和老穆的感情，完全是形而上的，是模糊的，是乌托邦国里纯情期里最洁白的爱情花朵。
确切地说，是没来得及绽开的花蕾。后来，他们各自在人生道路上挣扎了很久了，又各自在人生的另一个现实层面，找到一个实在的停泊地。
可是当他们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在某个特定的场景里，往事倒流，我们都知道：乌托邦国来的所有孩子，他们的灵魂深处对无奈的现实还是隐忍地默默抗拒着。在哈佛大学里这个罕见世外桃源里，人们灵魂里潜伏多年的乌托邦菌类会突然萌发出新芽。
我想，当时老穆一定会告诉卡玛，当年他对她的感情是如何深刻而痛苦。卡玛在历尽沧桑之后，才明白当时老穆的心意。
同时，也发现自己潜意识或者灵魂深处还有一块完全没有被现实玷污的圣洁感情园地，那是青春期前的初恋。那个初恋没有任何目的，不但没有婚姻目的，甚至连性的好奇都没有，仅仅是相爱而已。
人们都会特别珍惜那虚幻的一切，所以才会突然铤而走险抛弃他们各自苦苦经营出来的现实平台。
在这样的平台上，老穆不必善言，更不必骗人。只要祭起超脱现实的理想旗帜，他们就会自然走到一起。他们心底的密码是同一个密码器设定在那里的，在适当的时候，它们就自然共鸣。
我以为，做这种决定的时候虽然各自都有不同程度的内疚，这也无法阻止这个新芽的疯狂生长。如果，发现一个曾经认为不可实现的梦想，现在在他们握在一起的双手呵护下可以成真了。他们愿意走出这对很多人---甚至也对他们自己---都有痛苦的第一步，在那时候为止，谁都没欺骗谁。”

小罗歪着头，慢慢说：
“我们还真是低估了你，我和小夏一起议论过你。我们这样设想过：要是我们告诉你实际情况以后，你一定很利索地把自己摘个爪干毛净。没想到，你非但不往外摘还敢来给老穆辩解，往下再说，你可别怪我们不太客气了。”
“没关系，我说的也只是自己的想象，我估计你们的想法也是你们的想象。连事实都可以有N个罗生门版本，我只是和你们讨论而已。我并不是在为他开脱，请注意我的用词是：到那时为止，并不是说：从来没有。”
小夏说：“你真够能解释的，那你怎么解释王小妹的事儿呢？”
“嗡---”地一声，我脑袋都大了，那会儿小袁的偶遇我一直以为是误会，怎么这里还真有这么档子事呢？
“什么，，，王小妹？”我开始张口结舌了。
“你不认识王小妹？你们家不是和他们家世交吗？”
“当然认识，我是看她从小长大的，她和这个婚变案子有什么关系啊？”我得承认，这时候我的确有点装傻，可是也只能这么说，因为我对这件事没有完全确切的了解。
小夏冷冷地说：
“好，按你的话来说，我们都不了解事实的细节。我只告诉你众所周知的事实，前面我们所说的卡玛对他舍身忘我，甚至为他牺牲了不少自己宝贵东西；你承认不承认。”
“我当然承认，一开始我就相信你们说的事实。我只是对事实做了另样解释而已。”
“那好，我再给你一个铁的事实。卡玛这样为他操心一切，他都理所当然的接受了。有一天，卡玛在图书馆工作时间过长，有些不舒服就提前回家了。她打开门看见王小妹就在他们家的卧室里，卡玛什么都没说，拿了自己的东西就走了。这就是简单粗略的事实，您对此又有什么解释呢？”
我的确一直对这件事隐约地感到可能会有问题，消息来源是感性的小袁。所以还侥幸地希望，这应该是个误会。事实原来如此简单明了，这是我事先根本没有料到的。人真是一个永远无法预测的动物。
我想了想，说：
“你们不要先入为主，认为我是老穆的哥们儿，就会为他拼命解释一切。刚才的解释也不是为他开脱，这是我处世为人的习惯方式。我最赞同的是华盛顿的一句话‘任何人都不可能伟大到可以裁判别人的地步。’这就是，我不管对谁所做的判断是：我不会也那么做，或者我不喜欢别人那么做，或者在那种情况下也许我也会那么做，或者在任何情况下我也不会那么做。
只是在这样的层面进行一个判断。刚才我说过老穆和卡玛走出那第一步，可能的心理历程。其实那也只是我自己的心理历程，也就是说：在那种情况下，我也有可能那么做。
至于社会会怎么看，周围的人怎么看，法律学家会怎么看，都没在我的论说范围之内。我先说这些，为了避免咱们不要再继续误解对方的意思。
对王小妹这件事，我的判断是如果是我，在任何情况下绝不会这么做。这并不是说我就道德高尚，或者自制力强。
喜新厌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几乎是绝大多数男性的本性。
问题是他不能这么肆无忌惮，他难道是一时糊涂、瞬间迷离还是企图分手、故意失手这都不是我打算论述的角度，因为我不想详细的内情。
发生这样的事情，说明他至少没有考虑过别人。既没有考虑过卡玛，甚至没有考虑过小妹。在这个事情上，两位女性都是受害者。”
小罗笑了笑说：“看来你还有点儿自知之明，在小夏眼里他就是一条活生生的大灰狼，而卡玛就是一个遇难的小红帽。你的这个解释，在你的立场上来看，至少还算客观。那你又是如何解释，他又抛弃了小妹呢？”
“我这次来波士顿之前，也曾经隐约耳闻过他和小妹的故事。后来，我知道了和他结婚的人是丽萨，以为那完全是误传。这件事，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小罗一字一句地说：“这条大灰狼害得卡玛等于生了大病一场，恨不得丢了半条命。她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理想感情世界，在一瞬间被大灰狼咬得粉碎。这是作孽！
然后呢，当小妹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突然向她宣布分手。小妹过去也是卡玛圈里的朋友，为了得到老穆，她在这里已经众叛亲离。
结果，她也丢了半条命，仓惶地离开了这所有“女子哈佛”之称的大学，放弃了几年的苦读成果，然后，狼狈地离开了波士顿。最后，心碎地离开了美国。
你说这条明摆着的大灰狼是不是身负命案？是不是千夫所指？”
我深深叹了口气，说：“你完全有权这么说，我也理解你们的激愤的用词。虽然，我不会做这样道德法庭的法官。我只关心受伤的人们。
我现在想的是小妹自己的痛苦和她家人的愤怒。老穆怎么一点都没考虑呢？”
我知道，小妹在家里真是一颗明珠，她父亲一直对这个女儿呵护有加，而且寄予厚望。两个孩子中，只有她一个人被送到美国，上这么高雅的贵族学校。虽然，王老爸的艺术品在国内或者香港还能卖出点儿价钱，可是你知道那种女校的学费和波士顿的生活费，简直是天价。全家倾力供读啊！
在北京，在香港我去她家玩，王老爸和王老妈都以这个女儿的优质为荣。
哦，我想起来了，有一次我去王家看望二老的时候。王老爸和我聊天突然对穆头赞不绝口，差点儿就说他是绝世奇才了。我当时觉得有点儿突然。
后来，他拿出一篇穆头给王老爸画册的序言给我看。我细细读过，这文章用词贴切、典雅，句句中的。盛赞一点儿不肉麻，品评一点儿不伤人。还从理论高度，来探讨罕见的王画家现象。这样的文章写得恰到好处，一点儿吹捧的意思也没有，可以说关键是搔到了画家的痒处。我看了以后，由衷的说：
“写的真不错，让我写肯定写不出来。”
王妈妈说：
“你呀，写散文、写故事是你的拿手，写评论一定没穆头好。所以，我们没有请你写。”
我笑着说：“幸亏您二老没有看错了眼，要让我写这篇文章，就糟蹋了这本画册了。真就没人待见我了。我要写只能写好玩儿的八卦演绎，以后我就写咱们院子里的故事。”
又过了若干年，小路告诉我，王老爸为小妹放弃学业，父女大吵一架。其实，他不是心疼扔出的钱财，而是心疼寄托在女儿身上的期望。同时，也不能接受自己这样优秀的女儿被别人抛弃这样残酷的事实。王老头在最愤怒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不要让我见到他，要是他敢来见我，我一定让他遍体鳞伤。”
这老者可不是空放扬言。虽然老穆身强力壮，真到那时候老画家肯定让他无地自容。
一来，老者是站在道德高地上声讨祸头子，穆头心里就先虚了。二来，老者当年练过功夫，四两拨千斤不在话下。好在，那几年他们一直没见面，现在即使见面估计不会这么尴尬了，人们上年纪了，就得节约情绪了。这都是后话了。
我听完小夏和小罗的叙述，沉吟良久。最后只说了一句：我不打算对老穆进行道德判断和心理分析，我只知道一点是无可质疑的：
老穆没有换位思考过，或者没替别人考虑过。我估计，他是被惯坏了。
在那个阶段喜欢他的优秀女孩子太多了，他抵挡不住，也许也不想抵挡。
好在，他现在终于有了个恰当的归宿，有人归置他了。今天的丽萨在老穆的字典里各个方面都应该是超标的，而且，我觉得丽萨可不是善茬儿，一定能把老穆玩儿个降龙伏虎。我看现在已经把他收拾得服服帖帖了。这样也好：对他，对大家都好。
更重要的是，这里至少有三个严重受伤的人，还都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小娞、卡玛和小妹。我只希望她们各自可以走出她们的精神沙漠。寻求自己的未来。
在黄昏时分，我和他们俩告别离开，分手的时候他们对我客气多了，他们的火气也没那么大了。
南茜发动汽车，直接开向夕阳。我的心情和夕阳一样，缓缓明亮里的一种淡淡的哀伤。
人生不过如此，前后不过瞬间，还有无尽的纠葛和哀怨。怎生一个愁字了得，不如乘风归去，飘荡中体验生命自身的韵律。
附记：
卡玛后来得到原来的男友的理解和谅解。组成美满的家庭，生了两个孩子，幸福生活。当然，也有自然的小烦恼，总的来说结局不错。
小妹后来去别国的艺术大学求学。毕业后，和一个同学结婚，留在欧洲。越来越少回北京了。
小娞始终未再嫁，女儿到美国后很快就高中毕业了。然后到大学住校，现在大学毕业了。前不久结婚了，父亲也来参加了婚礼。现在小娞在女儿家，帮女儿照管孩子。不大与外界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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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81）再去波士顿，再见卡玛 (2007-04-12 09:3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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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人们常常习惯拿时间说事儿。
有人说：再给我一点时间。
有人说：时间会说明一切。或者，时间会证明一切。
还有人说：时间会抚平一切痛苦。
或者说：时间会让任何辉煌都归于平淡。
记得有一个肖伯纳笑话，当然所有名人的笑话九成九都是八卦，不能当真。
有一天，那时候还不太著名的雕塑家罗丹要给肖伯纳做个塑像，肖伯纳欣然同意。有人劝他说：别那么傻，这是那小子利用你的名字来炒作自己的名声呢。
肖伯纳答道：五十年以后，也许人们会说这是罗丹雕塑的剧作家肖伯纳的像。一百年以后，人们会说：这是著名雕塑家雕塑的一个老人像。五百年以后，人们会说：这是那个时代的流行的一种风格的人像雕塑。
人们说：人过留迹，雁过留声。其实，无论用什么方法，都没有人可以永留芳名。

镜头一转，我再一次回到哈佛开会。距离我前面的故事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十年了。这是一九九九年了，你知道我的记忆和大家一样都属于不自觉的选择性记忆。有的事情记得特别深刻，历历在目。也许是在自己脑海中反刍、发酵、衍生、演绎，所以会有那么多似乎连细节都清晰可见的回忆记录。有时候恰恰相反，应该记得非常清楚的事情，我却整个一个模模糊糊。因为，我的记忆需要情绪，需要节奏，需要画面，甚至需要背景音乐，否则我就会失去了拿手的“当时场景还原”能力。

你会奇怪，你怎么整天去开会呀？其实，我整天在上班。美国无故事。我们都是生产线上的工人，和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完全一样。
虽然中国现在已经步入现代化或数字化时代了，人们也不得不一个个地走上生活的或者生命的被动生产线。
不过，至少东方人下班以后还有集体娱乐的传统。所以，就有了一个充满热闹的社会。
美国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意思是绝对尊重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可是，同时也就自然注定了，这里人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必然处于孤独的状态中。简言之，谁都不管谁，谁也对别人的事儿不关心，不感兴趣。
即使您好不容易爬到一个豪华的大舞台中心，虽然追光把你照的金光灿烂，照样没有观众，照样没有喝彩，照样没有掌声。只有你自己独自微笑着翩翩起舞---如果你确实可以感到由衷的愉快。
所以，我们这些被叫做教书匠的某些分子，在同一个场里同时以直线轨迹垂直下降，速度均匀、相距远近不等，都在自律地进行平行运动。
只有在什么会议期间，才会稍微改变常态轨迹。偶尔出现个别分子的轨道倾斜，如果倾斜角度产生后就有机会与其他分子发生摩擦或碰撞。甚至闪烁出零星火花，于是，就有故事了。所以，我写的美国故事，总是发生在开会时期。

一九九九年，可想而知与其它逢九的年头儿就可以凑个整儿了。这时候，普大的中国学社，虽然在余英时教授到处找钱、四处化缘的努力下，略有进项，却早已无力养活么多人了。
学社还在苟延着----其实到现在也还存在着，当然也只是在精神层面上。这和实际生存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和冰海沉船的故事一样，在救生船上，哪个小伙子还自认身强力壮，那就主动就自己跳入大海，或称之为自谋生路，或者泥牛入海了。我就是那个第一个跳水的人，我游到了纽约州北部的康奈尔大学。

各位看官，我的故事里有时用真名，那不一定是真人。有时用假名，那也不一定没有原始模型。

我先给大家讲讲近十年来，本学社的当年的几位和哈佛的这次会议有关的几位豪杰那时的下落。
等一等，我觉得还是首先说说一个和这次会议并无关系的人。如果从宏观上来讲，似乎也有关系。
这就是前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管惟炎先生，他在我们这条船上没呆几天就走了。表面原是因为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请他去教授物理，他老先生是研究超导物理。那会儿，还是相当热门的课题。而他的心理原因，至今不得而知，如今也没有考证的意义了。

记得他到普林斯顿的时候，是我开车去接的。那时，他激动，他好奇，他兴奋，但是都非常节制。到底是个有修养的长者，一点儿都没失态的地方。我心里话：这把年纪也来当拉兹，真不容易。
走的时候，也是我送的。（那时候，我在普大项目里算是年轻好司机之一，我、郑块儿、苏韦忘了还有谁被人们戏称为“四大行走”。）这位老先生，一向很谦虚，很低调，也很和气。走的时候，有些沉闷，有些伤感，有些迷惘，虽然我不记得他具体说过了什么。但给我的总体感觉是他对这里虽然恋恋不舍，可是却不得不离开。一种伤感，一种无奈，但只是淡淡的没有丝毫激愤。
我当时就想：年轻人不流浪，就失去行万里路的机会了。年老就不应远行了，应该在家里提笼架鸟，哄哄晚辈。也许，他老人家只是因为还在漂流的状况中，不免有些唏嘘。
后来听说，他也曾默默地归国去看看他的家人，但始终未能实现可归国定居的老梦。
如今，应该默哀一下了。这条船已经有人乘风而去了。这就是管先生，2003年在台湾不幸因车祸而去了。
在此，一杯浊酒，遥祭远飞的孤鹤。

言归正传，那天的哈佛研讨会似乎叫“广场的孩子”。原来属于我们普大那条船的有这几个孩子：蔡林，百猛，博里。蔡林已经出嫁了，看样子幸福本分，已经是个新型的贤妻良母了。她在普大拿了个硕士之后，又到哈佛拿了个商业学位。这对她开始经商大有好处。
百猛那孩子还那么猛据说，也去哥大读书了。居然读的是导演，差点儿没把我吓背过气去。看来学生有学生的福气，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过，至今还没有看到他导演的电影，如果有作品了应该属于第七代的代表作了。
博里完全焕然一新，已经搬到了加州。人家从神学院毕业以后，已经成了著名的传道人。他的口才不错，还会一边儿弹琴，一边儿唱歌。天生就是一个好神父的料子。现在，有能干的上海太太，有新儿子，有新房子。
哥大来的那孩子就是李罗，火羊的学长。不久前在加州又举行了盛大婚礼，看来李罗有盛大婚礼的惯性。当然，这和广场上的婚礼是另一类的盛大。要是不发达的话，他不就可能盛大了。他的高山理财公司，门槛就很高，据说要投钱到他们公司。一百万是最低入门费。
从法国来的孩子叫丛迪，据说一度沉迷研究气功和打坐，后来干脆研读宗教了。以后，可能是宗教学的博士了。
前边讲过的那孩子，就是让小夏骂个狗血喷头麻省理工的盛宏，这时候似乎他已经不读书了，因为他在搞基金会。据说，那个基金会可以申请到很多资源，这就要看关系和本事了。小盛压根就是个有本事的人，这年头有本事的人不必读书，请看比尔盖茨。
叫 邢克的那孩子当年在广场似乎负责安全的，出身贫苦，吃苦耐劳。现在也从耶鲁毕业了，现在做塑料制品买卖，据说也发财了。当然他的小财和李罗、盛宏他们的发财不是同一量级的。
不能忘记的是著名孩子黄丹和乌拉尔，他们俩也曾经是让世界各国媒体争相采访的人物。
黄丹在哈佛读博士，研究政治制度学，因此常常需要到台湾去进行调查和研究。免不了，就有人觉得他老去那里可能就染上了点儿绿色。好在，他还没结婚，绿就绿点儿吧。
乌拉尔是见到他最多的人，因为乌先生“下嫁”到了一位台南的珠宝商千金。其实，人生就应该想得开，小乌本来和我商量过，他决定也要搞文学，也写小说。我很高兴，这个行当人员凋零，就使劲鼓励他写。
后来，大概他发现写小说也不容易。决定先好好体会生活，然后再写。就集中精力生儿育女，一口气就生了仨。你瞧，什么事就怕认真二字。根据优良遗传的公式，看来他的三个儿子，看来将来都会前无量的前程。

雄唐居然参加了美军，原来我以为他是志愿军，现在成了深入敌后。成了美国鬼子。他参军之前特别来找我。要我接替他在什么什么组织里当什么理事，我连忙婉言谢绝。
第一， 据说那是一个按民主章程办事的地方，哪能私相授受？
第二， 我不能胜任那个位子。他诚恳地告诉我，我应该当仁不让。如果我愿意，他会想办法去和许多人运作，然后通过民主程序进行改选。我连忙说：千万别，咱们还是都当朋友最好。

于是，他长叹一声：阿弥陀佛。就随军去当洋和尚了，估计他这条路子也不错。鬼子的军队大锅饭不错，而随军和尚比别人安全多了。
其他，还有邹大军、程静、周金锁等等，总而言之，差不多某时某地的某次什么统计令上，有照片的学生，都上这儿来聚会了。缺席的是那些始终还留在北京熊伟和老郭等人。
据我记得，这是这类盛会上世纪的最后的一次了。不，应该说是至今为止的最后一次了。

我去的比较晚，就落座在听众中。忘了是黄丹还是李罗，发现我也来了。死介白咧非得拉我上台，也来个人模狗样。我最怕这个了。可是，人家还都叫孩子呢，你真是没辙。最后，还是被他们拉上去站台。
我苦笑着说：我本来算是普大中国学社里读书人的代表，来站脚助威的。你们都是广场上的孩子，怎么中间还加上一个老头儿呢？我算哪门的孩子呢？
他们热情地说，这里说的孩子是象征意义的。我们都多大啦，哪个还算孩子呀？你和我们一样，你是和我们一起从广场来的，现在都是一样的孩子。所以必须上台。
一说到孩子，我就想起来北京的童谣：那孩子，不是好的，
羊肉馅儿，包饺子，
你吃皮儿，我吃馅儿，
专打那孩子屁股蛋儿！

你知道，我有一个毛病：我什么时候都不入戏，永远喜欢当观众。哪怕我在站台，我还是一个观众，不过是个特别观众，在台上看戏更清楚。
我坐在台上那个时间段大概轮到是由黄丹担任主持人，他们几个十年前的学生都发言完了，小黄非让我也说两句。我只好简单说了两句：
“十年都过去了，我们还都没有忘记。那二十年以后呢，希望我们都回到北京了。到那时候，我们再一起相会，那时回首今日肯定会有更有意思的话题。”

我说这话的时候，我还真是这样感觉的。不是说，时间可以证明一切吗？我们的生命毕竟太短促了，也许，我们看到的只是，时间会湮没一切。

我讲话的时候，看见卡玛从后门进来了，悄悄地在后排落座。我当时就高兴的很，觉得这次真没白来。
其实，我给你们讲过饿那次来哈佛开会一直到这次来哈佛开会之间，我来过这里很多次了。
在其他几次会议中，已经陆续见到她几次了。有的朋友，也把我介绍给她了。每次，她似是而非地看看我，很客气地点点头，交谈了几句客气话。

我不知道她已经明白我是谁了，还只是以为这不过是普林斯顿某个项目中的一个学者而已。
也是，我从来没有刻意强调我的名字，更没有和她提101中的校友之缘。以后，我们在这些会议上，算是混了个脸儿熟。每次见面肯定点头。

后来，大概是白杰明从澳大利亚来美国商量事儿，到了波士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那时候卡玛正好在他旁边，他就让卡玛和我通了电话。当时，我很激动，觉得今天应该揭晓这个封尘已久的故事了。
我在电话里高兴地大声说：
“卡玛，你大概不记得了，咱们俩是校友啊！”
卡玛很平静，说：
“我们不是早就认识了吗？你后来来哈佛好多次了，咱们不是已经很熟了吗？”
“哦，我以为那些时候，你还没把我和当年那个老校友对上号呢？”
“你这么糊涂啊。怎么可能呢？我在波士顿第一次见到你，就认出来了。”

哦，原来，她比我心理素质强多了，人家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人家只是不露声色而已。仔细一想，我明白了。她和我套磁有什么用？和我细谈什么？谈老穆？有病？

我估计她没有故意装傻，也不想主动点破这一层。只说现在，莫谈当年。

再说，现在的卡玛已经不是我当年在香山见到的卡玛了。那时候她是乌托邦世外桃源里的一个艺术园地里，准备绽开的洁白花蕾。现在，她是一个文献片工作室的精干制作人、编导甚至也是经理。还是历尽沧桑的慈祥母亲。这不是那个卡玛莉达，而是著名的电影人卡玛亨婷，这就是同一个地球上不同时空中的不同的影像。
她在后排静静地坐在那里，听我们在那儿神侃。我和她互相微微地点了点头。这是老白那次让我们打过那个电话以后，我们第一次见面。
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在点破101情结之后的第一次见面。估计当时，我满脸尽是喜笑颜开的傻样。

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刚才那些还戴着残剩光环的广场孩子们，这是有些不自然了。说话不那么放松了，也不那么豪迈了。
哦，我想起来了，这是卡玛那个电影作的怪。因为这部电影，在他们之间自然产生了某些些龃龉和误解。
我想，卡玛来参加这个会真好，趁这个机会大家可以在一起推心置腹。好好聊聊，可以解开那些没意义的心结。
我想，人们会明白的，我们都是希望中国慢慢好起来的一群傻子，都有同样深厚的中国情结。在这个共同的心理平台上，至少可以平静对话，甚至可以争论，这才是我们共同理想的状态。

小黄作了大会结束语：
“感谢今天参加会议的各路豪杰，和各路朋友。我们都知道因为这是一个开放的会议，什么背景的与会者都有。（北京人讲话：瓜子里嗑出来臭虫---什么人都有。）现在会议结束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欢迎大家在会后，可以和我们继续交流。我们也欢迎大家提出任何问题。”

他讲到这里的时候，看见老卫和黄姑娘一起进来了。这群广场孩子都很热情，都纷纷站起来争相和轮流他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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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82）卡玛在波士顿插曲 (2007-04-15 00: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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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老卫头上还隐约有些闪闪发光的光环，差不多就和土星或者水星那种样子。其实，我可以回忆起这一段故事，就是因为有那么一层光。
和印象派的绘画一样，虽然你看见的是画家们捕捉到自然界物体表面的那层光膜。在那闪烁不定的光膜作用下，那述光子穿过你的瞳孔，在你的底板上显现了倒影。同时，你可以感觉到那个物体本身质地、重量、甚至它的气味和内在的韵律。虽然，你我都永远不可能看到那个物体的本身。

我讲起这些孩子，也是因为，那时在他们的瞳孔中还隐隐闪耀着点点金光。我知道，那不一定是他自己体内自然产生的。他们是从作为从母体的广场带来的，某个阶段那里遍地阳光。那里形成了一个，不可再现，不可复制的金色世界。
请诸位看官原谅，那个金色是没有世俗的金色的污染。是洁净、崇高、神圣的金色。这和当时具体某个人没有关系，这和巴乌斯托夫斯基写的《金蔷薇》里叙述的一样。这是从千万个不同地方来源的最纯真的金末，凝聚在一起。在适当的温度下，才铸出一朵前所未有的金蔷薇。
当然，会有许多人在这朵虚拟的神花迅速消失之后，都抢到舞台的追光下，阐述自己是这花的创作者或制造者。当时，在现场见过这花的人，都清楚的明白，即便这花和某些人有些关系。可是，事实是这是千百万个创造的结果。谁都不是那个“最关键的人物”。一个人不可能发出这种普世的场致发光。一个个人，没有这样的能量。发不出这样圣洁的光。

这里的金色和张大导的遍地金色更没有关系，他那种美感是完全世俗的、卑微的。尽管气势宏大，那种所谓的美感，我在关于三十年代德国崛起的文献片中见过，在关于四十年代意大利和日本强盛的记录片中见过，在关于五十年代苏联雄霸一方的电影中见过。在六十年代伟大祖国的红海洋期间，我亲身感受过。这是专制国家主义特有的宏大、整齐、划一、坚定，那是一种工业时代的钢铁机器之美。这和我的自然审美有天壤之别。

那天，会场里还飘忽着残剩的零星金点。在场的人们自然希望金光还多一点的老卫好歹也讲两句，人，只要在一个群体里，就产生一个场了。互相一反馈，那人气就显得似乎旺了起来。
好在老卫倒是个多年讲演的老手，当年人们开玩笑说他天生就是一个丹东型的人物，具有强烈煽动性的演说才能。看来，他就适合搞搞宣传。那时候正好要弄个什么大型演出（属于红海洋中的一种），所以必须搞个宣传队什么的就让他去广州买乐器。他特高兴，那不就是免费串联嘛？其实，我最早认识他就因为他去广州买乐器。我那时候以为，他和别人不一样。当别人还在认真琢磨运动的动向的时候，他就借茬儿四处游荡。小黑自称说，这老狗就是咱们的徒弟。要不是认识咱们那年头儿，他怎么想起了会去找书看哪？大勋说，你们不知道，老狗复原回到北京那时候，都和血色浪漫里一样。又回到到处涮夜的浪漫生活状况了。我们俩在一起在生命线上挣扎，在爱情上起伏跌宕，在思想上一起求索。这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可是老卫（老狗是他的外号）自己三十五年后告诉我，他的真正启蒙者也不是我们这三拨人。而是，郭世英、张鹤慈他们那个读书会。虽然，老狗那时候并不知道他们有个叫“X”社的组织，只是，他们都正好在对什么“有关紧要”的问题都在思索，都在寻求答案。一个偶然的机缘，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我听到以后，大为惊讶，就把手头找到的他们的照片发给了老卫。他说：没错，当时见到的就是他们。
那时候，我也许小看了老狗。我以为他是个玩儿闹而已，他那会儿也风流倜傥。一会儿追小玲，一会儿追平妮。可是他说，他全是被动的。这怎么和方言那么相像呢？可能在同一个时代，又都在北京大院儿里。那种土壤，才会长出同一个品种的土豆。我本来以为，他不可能长成一个超级土豆。
谁也没想到，他就在这条路上，也玩儿了个走到黑。正好，在历史转弯儿的地方，他身先士卒，以身试法。拿他的话说，那时候我蹲够了也该出来了。于是，他就换班进去了。

谁也没想到他呆了那么久，比我还长得多。他也可以大言不惭地说，他也在创造历史，不过不是某个国家的，只是他自己的历史。
你以为在历史上变成个符号人物（无论正面还是反面的）容易吗他？

他成了某个时代的大符号了之后，说话的口气和习惯就自然不一样了。一个人在舞台上不同的角色，就有不同的台词，不同的口气，不同的作派。看来，这回丹东要变罗伯斯皮尔了。

久经沙场的老卫满面笑容地说：
“都散会了，我就不多说了。你们都这么年轻，将来路还长着呢。不过，你们在路上，可要多加小心，即使在美国也不能掉以轻心。我自己就遇见很多不正常的情况，就拿今天的车祸来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在红灯前停着，后面就有一两辆车玩命地追尾。狠狠地把我的后背箱整个都给撞扁了。
他有病啊？没病！绝对故意的。我估计这一定是什么人经心设计的。所以，你们在美国开车一定得留神。”
我知道，每个人对每件事都有自己的解读。我既不能肯定他的猜测，也不能否定他的想法。也许，我和他在思维方面不一样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比方说，虽然我在美国已经遭遇过了比他厉害多的车祸了。不过，我的解读是下雨路滑，同时，我对自动反锁死刹车系统的汽车的雨天刹车技术掌握得不好。
我们的解读相距万里，这非常正常，这就是本世界的多元化的表现之一，这样的世界才有点意思。

我想到这儿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老卫也讲完了，会议也结束了。
这时候，人们纷纷站了起来，不同的听众群就簇拥着不同的“孩子”，也有人簇拥着老卫。我慢慢挤出人群，走到卡玛身边，和她互相问候。
然后，她小声问我：下面的日程是什么？我说：大家一起去餐厅吃饭。然后就到他们下榻的酒店一起去聊天。
她问：我可以一起去吗？
我说：我觉得没有问题。
听到她这句话，我当时非常感动。原来，卡玛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要不怎么说校友呢。我知道这就是卡玛，只有她才会如此坦荡荡，她知道这些孩子对她有许多误解或曲解。也许，自己也并不完全理解他们。毕竟是两代人了，她愿意主动沟通。这就是卡玛，这就是101的风范。
这时候，老卫走了过来，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说：老哥们儿，有日子没见了。
我连忙给他和卡玛介绍。老卫说：我们见过好多次了，只是没在一起好好聊聊过罢了。怎么，你们早就认识了？
“当然了，我们是101的校友啊。”
“对了，对了，这我倒给忘了。”

我们仨一起向外走，在走廊里见到了邢克。他特热情地从老远跑过来，刚才在会上他还没来得及和我见面呢。他也不管人家老卫和卡玛，就拽着我一起走，说：“咱们一桌，好久不见，老想着和你聊聊呢。”
我看这孩子这么热情，也不好意思拒绝，就坐在他们桌上了。我欠身看看，卡玛和老卫和一些资深的嘉宾坐在一桌了。
好么，我真有点儿欺骗性，让这帮孩子认作同辈。而比我年轻的卡玛和老狗却都发到资深学者那边了。
黄丹、乌拉尔、李罗、蔡琳、百猛、丛德反正有名有名有姓的都在这桌上了。酒过三巡，邢克那孩子还要敬我酒，我说：不行不行，我真的快醉倒了。
邢克说：“黄丹，你得敬他一杯，我都请不动了。”
黄丹说：“邢克，你喝高了。老张也喝了不少了，咱们就喝这么多了。”
邢克还是不干，说：“黄丹，别人都可以停了，你可不行。你一定要单独敬他一杯咱们就喝到这儿了。”说着，这孩子眼圈就红了。声音也呜咽了起来，看来他是喝多了。勾起了他心底的什么事。他说：
“你知道吗？我们这些学生当年为你和黄涛的自由而禁食一天，只有一个知识分子参加了进来。那就是他，要不是他来，我真看扁了所有的知识分子。只有咱们学生才有真诚。”
黄丹忙说：“是吗？真是不好意思。”连忙倒了一杯酒，举到我面前说：
“我们在广场就认识，来到这儿以后也见过多少次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呢。来，咱们干完今天的最后一杯。”
没想到，大家都似乎回到广场了，我们都站了起来。一起举杯为十年前干杯，为这十年干杯，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喝完以后，我连忙解释：
“我可没有邢克说的那么大义凛然，那天我到老美这里的广场是代表普大那边的读书人来慰问那天禁食的学生。同时，也来参加这个开始的仪式。在小蔡宣读那个关于二黄的散文的时候，小李就急忙把我拉到一边说：老张，快帮我想想办法。我们把消息已经发出去了，各大媒体的记者和摄像机都架上了。本来，有好几个有名有姓的知识分子、工人代表都说好了一起参加这个行动。可是到现在一个都没来，成了就我们这几个学生了。怎么办呢？真急死我了。
我说：没关系，这不正好就证明了咱们学生还是站在第一线，对理想最忠诚。
小邢也急赤白脸地说：你知道，早就有媒体上有关于海外的学生妄尊自大的报道，所以，和其他各方，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关系越来越糟。今天，要是只有我们，正好给他们抹黑我们的口实。老张，你就参加吧！求求你了。
你们知道，我这个人禁不起别人的恳求。邢克的话说到这份儿上，我不参加都不行了。我也不能让别人看咱们的笑话呀。
我那天的参加实属逼上梁山。”
他们几个七嘴八舌地说：就冲你这次参加，我们就把你看成我们群体的一份子了。你就是我们的铁哥们。
我笑着说：
这么一说，我连不装嫩都不行了。
他们哄堂大笑，我们那时候简直可以说完全打成一片了。

酒足饭饱，我们一起出来，小黄和我说：“今晚咱们一定好好聊聊。有好多广场的事儿，咱们还没碰碰呢。”我说：“好，就这么着啦。”
外面有辆大型旅游巴在等我们呢，开车的是乌拉尔的表哥。
我们上车以后，我就坐在了门口。这时候，老狗和卡玛来了。老狗一上车，那群孩子（不过那功夫，这些孩子也都三十左右了。）齐齐欢呼：
“欢迎老卫，今天咱们畅聊通宵，一醉方休！”
老卫笑着说：“没错，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
他刚刚落座，卡玛就上来了。那群喝高的孩子们都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老卫忙说：“卡玛，坐我旁边儿吧。”
那时，小黄坐我旁边儿，我就对他说：
“卡玛和我是校友，和老卫是哥们儿。听说你们之间有些误会和龃龉，今天正好，咱们大家一起聊聊。很难得的一个沟通的机会，在海外真正关注咱们的也没几个人了。”
小黄默默地点点头算是同意了，我知道他们有些不知所措。等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聊起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人和人的了解，要从沟通开始。
这时候，小蔡赶来上车，一上车就看见我了。说：“老张，你比我还快，占了个好座位。”
“那我让给你，女士优先嘛。”说着，我就做出要站起来的样子。
小蔡笑着说：“别动，别动，我和你闹着玩呢。”边说边往车里走，突然，她站住了。
卡玛微笑地说：“蔡琳，你好。”
小蔡一言不发，转身就下了车。迅速地过马路，往远处走去。李罗和小黄连忙下车追了过去，两个人一左一右，在苦口婆心和她说什么，不知她在又说什么。总而言之，最后，小黄和李罗上了车，简单地说：
“开车吧。”
老卫说：“要不要我去和小蔡说说？”
小黄说：“不用了，她自己打车去。”
当时的气氛十分尴尬。
不久前，我还是他们的铁哥们，这时候车上没有人说话。不应该在这个时候，不应该在这群人中，发生这样的变化。
可能，我也喝多了，心里当时顿时就悲哀起来了。我知道，今天不会有我想象的那样完美结局了。
当时的车里，点点的金光暗淡下来了。那些孩子突然都不天真了，只有老卫依然在微笑，只有卡玛坦然地坐在那里。
没有人说我，我却如热锅蚂蚁，坐立不安。我在琢磨，下车以后，我一定利用孩子们对我的信任。努力化解他们之间的冰层。

车终于到了走到酒店的大堂。小黄和小李把我拉到一边，恳切地说：
“今天，实在不好意思。我们这些学生有许多具体的事情要一起商量商量。你多担待些，你们几位资深的人士自己好好聊聊。”
“小黄，小李，咱们不是今天有好多话要说吗？”
“以后，以后。咱们再找机会好好聊聊。”
我知道，没有用了。他们已经商量好了，他们已经决定了。
我很清楚，再多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了。
卡玛和老狗也下车进来了，我迎上去了。说：
“老卫，今天你得邀请我和卡玛去你那儿聊天了，学生们有自己的日程。”
明人不必细说，他们俩顿时都全明白了。

那时候，在那个吊着水晶灯的堂皇大厅里。我突然想起了美国的某一首诗里，有这样的诗句：
你画了一个圈儿，
把所有的人都包括进去了。
除了我以外。
我也画了一个圈儿，
把所有的人都包括进去了。
也包括你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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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83）党同伐异 (2007-04-16 07:0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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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这样一种动物，明明从本质来看，都是单独生存的个体。注定了每个个体只能独立，只能自立；然而，人们却喜欢“党同伐异”。你可以说，为了生存方便他们不得不党同伐异。这是群体种族延续的必要。我承认，也许这是一种道理。
于是，在星球大战中，我们就是地球人，那也可以叫地球党。在地球上，我们是崇高的人，在这里的党同伐异是：我们有上权戕害或奴役其他动物，甚至包括我们的近亲“灵长动物”。没有丝毫内疚，在这个位置我们变成了人类党。在地位方位版图上，我们是亚洲人，自古以来亚洲人当然最悠久，最聪明。证据那就多了去了，如今风水轮流转正好转到这半球了。就正好合了毛主席的预见，东风压倒西风。今天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亚洲一个小小伊拉克，还特落后。就让老美玩不转啦。现在亚洲哪儿哪儿都崛起，就连一个印尼就吓死西方人。中国、印度指日可待，肯定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这会儿，我们就属于亚洲党。到了亚洲，我们是中国人。关于中国的优越性，无需再论述了。你们直接看我国、我党的每天的各个媒体，再傻的人也都看出来了。要不怎么全世界如今玩儿个空前中国热呢。我在其他亚洲人面前都不太好意思直接宣称自己是中国人了，那让我觉着太那样太让他们无地自容了。现在，实在不行，我就说自己是香港人，这样让他们心理好受点儿。好歹我也能装着说几句广东话。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必然党同伐异，不瞒您说。你不到外国长年居住，都感觉不到中国文化之高深，和中国人之优秀。我在这里不多说，主要是因为，美国鬼子搞了一个什么平权法。你一不留神就歧视其他种族了，所以，我们在这儿天天都得偷着乐。现在，在这里只要你会说中国话，想失业都难，这里是美国首都，满大街的人都在学中文。所以，踩乎他们的话，在公共场合我都不敢说，一不留神就有人懂了。
我们这儿一个同事，纯粹是李扬他哥。现在，他用中国特有的高智商，设计一套速成中文教学法，就叫《疯狂中文》。他准备在年中出笼，在火了之后，就租一个美式足球的体育场。那比北京工人体育场还大。他准备弄它十来万正宗老美，跟着他的麦克风，一起狂呼：
“我是美国人！
我是老外！
我的鼻子大，
我的眼睛蓝！”
他还准备把这些基本中文，都编成新三字经，让他们都按中国私塾的规矩。一律站在那儿笔管调直，中文辅导员，全拿着藤条站在后面。既然你要速成全世界最难的语言，必须按中国的法子学。懂不懂不要紧，最重要的就是死记硬背。背错一个字就是一藤条，当然事先有合同。保证你三个月一口中文，必须鞭子伺候。
在美国我们绝对是中国党，估计此党已经遍布全球。在这里可以用这句名言来形容：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第一次，听到这句话，这还是当年我哥哥在101中给我背的呢。
这个话题，我不打算在此展开了。在国内，从地理上，我们是北京人。说实在的，北京人的党同伐异的劲头，看起来比不上上海人，也比不上广州人，更别说香港人、台湾人了。
我也得承认，在我这样说的时候已经隐含着另一种“大北京主义”的骄傲呢。意思是我们比你们更大度，更包容。为什么？首善之区嘛，闹着玩儿哪？上海人向来最牛，我们最常用来夸上海人的话就是：您真不像上海人。
其实，我们对外地人的歧视，如果可以量化的话，估计本质上一点儿不比他们少。只没有上海人那么露骨，没有广东人那么直接，没有香港人那么冷漠，不如台湾人那么奇怪。只有北京人，连歧视都很从容，都很收敛，和对外国人一样的法子，这才是国粹文化真传之地。
都是北京人了，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圈子的党同伐异。古代就不说了，四九年以后，就有了阶级分析来划分了。
那时候，领导人早就帮我们分得清清楚楚了。从小学开始就填表，家庭出身、个人成分那是跑不了的。到了六六年八一八以后，先直接用用血统论来决定如何党同伐异。到十月以后，就用谁忠于伟大领袖来决定了。这个阶段党同伐异比较难，都用同一个原理，同一种思维方式，再用同一套逻辑来证明自己那个组织，是跟着光辉正确的我党。
这么一党同伐异，先用理论打，再用口水打，再用拳头大，再用刀枪打，到最后除了战斗机（主要是吴法宪先生不给）以外，什么都使上了。那会儿各派党同伐异，死的人太多了，大多数都是普通群众，都是好人。就因为党同伐异，这么一个思想，就弄出这么多的烈士。
我那天晚上，在波士顿愣神的时候，脑子里就这么几个字在那里层出不穷。我的脑海和电脑中了木马什么的一样，这个程序不断再生，不断复制自己，占满了我的脑海。
那首美国人写的诗，一下就转出这么多程序来了。让我毫无办法。

这会儿，老卫比我的高明之处就显出来了。他高兴地请我和卡玛去他那里畅聊，说他那里还有一瓶好酒。看来，他这人不管人家说他有多少毛病，至少还是个实在的性情中人。我这会儿只能发愣，他立刻就有应急的措施。人一喝酒，脸还会红，说明他心地坦荡。
不过，卡玛表示她不能喝我国的烈酒。只能喝一点儿红酒。
我和老卫就五粮液干活了，本来我想和卡玛侃侃母校，或者侃侃与她有关的故事。听说她的天安门在国外一片叫好，不知道收益如何。
可是，老卫和五粮液一结合，那你就没有插嘴的可能性了。其实，我也有这毛病。一次，在芝加哥我出了这个洋相，以后我就一杯酒就那么比划着。我要和高了一点儿，那老卫和卡玛就该插不上嘴了。那晚就是我的演说晚会了，我在刘再复先生就玩过这么一出，我好像给你讲过这个故事。
结果，那天晚上就变成了老卫的故事会了。好在，卡玛并没有为那群孩子的党同伐异而难过，估计她事先有足够的精神准备。
其实，在劳动人们文化宫前面，我就经过文化人之间的党同伐异。那天，驼爷给我打电话，说：
你们家离广场近。你就负责准备今天什么什么大游行的用的横幅、标语、等等。你有办法，自筹资金。
我筹什么筹啊，自己买吧。那时候，咱们不是都热血沸腾吗，钱算什么？身外之物！就去买了一匹红布。然后用整张的图画纸，一张纸就写一个字。写上什么什么大游行，然后用别针别到红布上去。那横幅实在太大了，连我们小院都放不下。为别上那些字，我和俩弟弟，还有几个朋友。只好把横幅拿上了房，在从北房一直扯到南房才能打开这个横幅。按驼爷的说法，这才够格。
别好了那些字，我在房上，我弟弟在房下。把竹竿绑在应该的位置，然后，我弟弟他们一点儿一点儿地把横幅卷起来。看着就像一个特号的二踢脚，不对，应该是起火（一种北京的民间烟花，和火箭的原理相同），下边不是有竹竿支着吗？
然后，我和我弟弟一起把这个特号起火，抬到南池子门洞儿外的一个帐篷里。那会儿帐篷特多，里面的孩子们都很合作，很热情。因为，他们老来我们院儿喝水，也有时来吃个方便面什么的。
中午时分，我和弟弟去帐篷抬出横幅，别人拿着那些旗子，标语什么的。一起向劳动人民文化宫前进，那会儿，驼爷他们就在那个门口安营扎寨。我们到了那儿，看到已经来了好多拨的名人。
不少人身上全斜披着一个大标示，估计这是和日本电影学的。这比名片好使，字很大也不用你递给别人了。言简意赅，一看就明白了。有的很有名的，光写个名字就能吓死一片。有的只写上自己的行当，然后，写上自己的大名。那时候作家是个很神圣的职业，这群人集体出发那真是何其状也！也有的人作品比本人还有名，干脆先写作品的名字，然后再写上自己的名字。要是今天再有这么一个景儿，那海岩就写上“玉观音，海岩”，要是王朔，他准写上“我是你爸爸，王朔”这就合了他的意了。我估计他写那本书的时候，成心起这个名字。就是在这儿等着呢。
我那时，一看就眼晕。就打算把东西交给驼爷，就赶紧回家。可那会儿他的谱儿可大了。正在忙的四脚朝天呢。他叫一个姓赵的青年作家，来验收了我们送来的东西。当时，我们就像当年推着小车送公粮的热情群众。他们就像当年的解放军，身负着解放全人类的重任。
我们几个把东西交割清楚了，就转身往回走了。没想到，这庞大的队伍中有一个香港方阵，不瞒你说。我在国内没有读者，没人知道我也假装写点儿东西，除了这些作家。因为他们有机会看海外的杂志唔的。香港写中文的就这么些人，谁都认识谁，他们就叫我，你怎么不来参加咱们的队伍呢。我一看，香港人有自知之明没一个身上挂幌子的。你挂也白挂，没人认识你，还觉得你有病呢。
他们这么叫我，我要不去就不合适了。于是，我叫我弟弟他们先回家。我和他们一起先溜达一段，一会儿我就回去。
就在这个时候戴女士来了，她是我哥哥的同学，也写很多文章。现在好像在弄那个三峡和环保的那个题目呢。她来了以后，就兴致冲冲地也准备弄个幌子什么的，可这功夫，就突然发生情况了。
如果你看过电影，你就明白是怎么样的镜头了。刚才，是全屏幕的彩色，旗帜招展，大喇叭小喇叭热闹非凡。这时，戴女士匆匆切入画面，此时定格彩色变黑白。慢动作，小赵冲到戴女士跟前，把她拦住，她很诧异，说：“小赵，你这是怎么了，不是通知今天来一起游行吗？我就是来游行的啊。”
小赵大声地喊着什么，字幕：滚开，这里没有你的位置！刚才喜气洋洋的作家们，这时突然都没有了声音，也没有了表情。没有一个出来为老戴说话。还有几个年轻的男女作家，干干地重复喊着着小赵的檄文。
我看到，那些过去和她关系不错的作家朋友，那简直有三五十个，关系亲密的至少也有七八个。都默默地冷眼旁观，好像根本不认识她。他们曾经一起奋战在文学前卫的前沿。那时候，他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在这一秒钟她傻了，她突然被隔离了，被驱逐了，被宣布为异类了。这是她事先无法想象的事情。
德国当年有一个电影叫《马门教授》，就有同样的镜头。就是在希特勒刚上台的时候，在中学里，开始驱逐犹太学生。昨天，他还是你的好朋友，你的学友，你的玩伴儿，你的球队队员，今天，纯种的亚里安人，把你驱逐出去。将要开除你的人籍。
这样的情况，发生在这个地方，发生在遍地金光的时刻，那时候，人们都很崇高而忘我，连小偷都成圣人了。可是，在党同伐异上，比亚里安人一点儿不差。
我走到小赵跟前，想劝劝他不必如此。小赵深沉地瞪了我一眼，说：你少往里掺和，这事儿你不懂。
我听他那口气，觉得十分熟悉。哦，我们原来压根儿就没有离开过六六年的阴影。我真不知道这时该怎么做。
好在，香港方阵里有位女编辑和戴女士也认识，就说：你就和我们在一起游行吧。老戴还行，居然没有流泪，只好走过来站在我们的方阵里。
小赵似乎还要来个虎穴追踪，老驼挥挥手，说：整队，出发！
领袖到底是领袖，水平就是不一样。人家明白，香港来的属于统战对象。不是嫡系部队，属于杂牌军。老戴在那里也不能说明她中国作家还带她玩儿。再说，那些香港人（那会儿还没回归呢），受西方殖民统治多年，还特信虚伪的人权那套玩意儿。再和他们纠缠就失去运动大方向了。看来，六六年以来的经验还是有用的。

我给卡玛就讲了这个故事，她也笑了。而且，她拍那个文献片的时候，也访问了老戴，还和她恳谈了一番。后来，老戴到哈佛来访问了一段时间，还和小夏交上了朋友。小夏的助手，也帮卡玛攒出了那个电影。
我本来想和卡玛聊的题目一个都没谈上。

夜色渐深，半弯淡月斜挂。我心很静，这得感谢校友卡玛，要是她特别难过，我会长久不安。看来，时光铸就了她的坚定。人和人虽然是同一种动物，其实真的太不一样了。我怎么学也坚定不了，也清楚不了。所以那个党都不要我，我也没法去伐别人。其实，这样最好。我就自己给小朋友讲讲故事，他们乐乐，我也自得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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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84）华府近乡夜话 (2007-04-22 22: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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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告诉过你，我从游学回来以后，一来二去我就从新泽西搬到了大华府地区了。这华盛顿和北京一样，是个首都。这些年来，扩大了不少。这俩首都，真正市区都没多大。每天，都在自然地扩展之中了。
比如：丰台以前是北京站所有开出火车的第一个必经车站，每次回北京的时候，看见丰台两字就表示快到北京了。

至于通州被人们经常提起则是因为那儿是历史上大运河的起点，后来，我还听说过那儿也有一所也用庚子赔款修建的美国教会学校，叫潞和中学。要不是我有几个朋友是从崇文门那儿的汇文中学毕业的，我肯定连这个潞和中学也没听说过了。

汇文中学四九年后就改名为二十六中了。那儿的几个朋友有丁月她哥哥丁渝，还有后来成为北京人艺演员的修宗迪。我们院儿歪嘴当导演拍《凤凰琴》那个电影的时候，修宗迪就演剧雪她舅舅。如今，在演艺界也算是个腕儿吧。

现而今，丰台、通州都算是北京市的一个城区了。老天爷，北京现在和胖大海泡水一样，膨胀的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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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府除了特区的城区以外，还包括了维吉尼亚和马里兰这两个州的各一小部分。这两天突然转暖，鲜花盛开。和北京一样，没有春天了。从冬天直接变夏天。不过，这儿的花树有好些我都不认识。大概这儿的地比北京还生点儿，所以，花的颜色十分夸张。我们小区旁的这条路边，全是一种树，如今开着类似北京玉兰那种大朵的紫红色鲜花。好像是梵高哪天一不高兴，疯劲儿上来了：用了这么多打眼的紫红色涂抹了整个这条街。

前两天的校园枪击案件，虽然说是发生在维州，其实那儿并不算华府地区了。那儿离我们这儿，远了去了。警察局没说这个案犯的心理和这里一惊一咋、过分饱和、五颜六色花朵的刺激是否有关。

我现在住在华府地区的马里兰州南部，一个叫石头城的小城里的国王农庄小区。您瞧，这也是该着。小时候就喜欢看红楼，结果，折腾来折腾去，以为和这本书彻底断绝关系了。没承想，来到美国以后居然住进了石头城。

一开始想，石头城不是在中国吗？怎么跑这儿来了啊？后来细想：对了，当年老曹是这样描写的：那一僧一道，落荒而走，他们一直走到了天边儿的青埂山下，四面荒凉，才发现到这块石头。
你想，既然是天边，肯定是离中国最远的地方，那就正好是这儿啦。在地球底下呀。
真的，也没准当年的青埂山就在这儿附近呢。那年头，这里肯定荒无人烟。至于这石头城是不是那石头城，就很难说了。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贾宝玉除了几个单词以外，他肯定不会英文。
可是那块石头没准会。那是神仙，外语算什么呀。
人家是神仙肯定什么话都会说。要不人们常说：别不把豆包当粮食，别不把猪八戒当神仙。你想想老猪当年去西天取经，不管路过哪儿，人家没有任何语言障碍。古西域的文字，阿拉伯文，在加上古印度的各种不同语言。人家都照说不误，甚至连妖魔鬼怪的各种语言人家都会说。要活到今天，猪八戒那可不得了了。不知得获得多少不同行业的大师头衔。那就是神仙，咱们比不了。

不过这儿石头城的名字是我翻译的，人家这儿的流行翻译是叫洛克维尔。人家是音译，我是意译。我玩儿的就是一个舒心，也不反对人家玩得就是心跳。还有玩形而上的，玩深沉的，玩形而下的，玩风花雪月的。世上各人自有一好，各玩儿各的谁也不碍谁，于是就各显神通、各有千秋，才会五彩缤纷。这不错。

今天聊到这儿，我放松地和你随便聊几句家常。也顺便说说我在这儿怎么生活。这样，好叫各位看官，明白我的故事为什么没有悬念，没有惊险，如此单调，还这么一根筋。听完说书人的生存状况，您自然就明白了。

来美国十九年了。前十二年，大多数时间都是自己装成拉兹，到处流浪。最近七年，我的家搬到石头城来了。我的家偶然会有四个人，节假日可能有三个人，多数时间只有我一个人。我写故事多的时候，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写少的时候，是有人回来了。我这么一说，您就明白了。

不管家里人多人少，我的生活日程雷打不动。
我每天早上5点左右起床，然后做早饭。还要准备好午饭的饭盒。人们说早饭要吃饱，对我们说来尤其如此。因为我们还得赶早开上高速公路去赛车。
美国人开车的平均速度比国内不知快了多少，一来是由于这儿是汽车王国，所有的人不得不开车。他们从小就开始玩车，和咱们骑自行车的普遍程度差不离。所以，每个人都快，技术的平均水平也高。所以，大家就愈开愈快。
二来由于这里的公路上难得见到自行车，高速公路边儿上简直就不可能有自行车，更别说行人了。不过也有例外，我和一起开车的姜老师，至少见到两次：一位中国留学生背着书包走在高速公路旁。估计准是新来的，我们都无法停下来告诉告诉他。因为我们看见他的时候，已经停不下来了，停下来就违法了。不过，可以肯定他走不了五分钟警察就会来把他接走。肯定有好事的美国人会用手机报警，这样太危险了。

这里高速公路的时速限制是55英里，其实最少也要开到60-65英里。过了75英里就有被抓的可能性了，我基本都在75公里以下。因为这里是市区，超过这个限速，警察就要逮你了。我说每天都得赛车，因为我每天上高速公路就是一大难关。
6点钟出发。我吃完早饭以后，就去接我们的同事。我们俩人每星期轮换一次，去接对方。这样在美国叫做卡普。卡普的车辆就有权在高速公路上走专用线，否则车辆堵塞我们就很容易迟到了。
从他们家在开到270号高速公路的6号入口，一般来说，那时候差不多是早上6点30几分。那时已经车水马龙，你要挤上去就得有足够的“瞬时加速能力”，同时，你也得看清楚飞快开来的汽车群之间那个空隙让你来得及插进去。你不但眼明手快，还得动作果断准确。否则，你很难上去。
人们很难想到，早上天还没亮，这里已经是上班的高峰期了。要不为什么林语堂先生说：美国人是伟大的勤奋民族，而中国人是伟大的闲适民族。
七点钟左右，我们的车开到了华盛顿市内的23街和E街交界的地方。左转上海军山。其实，这里是一个海军医院。因为，美国国务院的停车场面积有限，只有那些高官或者安全方面重要的官员才能停到国务院的停车场里。我们只能停到国务院对面的海军山上去。
反恐以后，这里每天都戒备森严。每辆车都要停车，车里的每个人都要给看门的特别警察出示自己的狗牌儿。然后，汽车开过特别的路段，那下面设有强大的透视设备。看你车里有没有不应该带进来的物品。有时候，在门卫身边还站在海军陆战队员。他们手中的自动步枪不但子弹已经上膛，而且他们的手指已经扣在扳机上。
同时，还有几个另类制服的军人，牵着军犬。这种时候，要么是警戒标准升级了，要么是有些传闻警告，要么是今天有政府要员来这儿了。
海军山，名副其实。这个海军医院没有门诊，没有病人。听说是个研究和指挥机构，军队占了这么好的地方。当然不会出让。因为，他们和国务院是邻居，所以可以租给国务院一部分多余的停车位。还因为，他们的安全标准是一样级别的，所以，不必再进行审核甄别。
海军山就在波多马克河边，我们停车下来。车头的斜对面就是肯尼迪演出中心，前不久宋祖英就是在这里纵情高歌。在这个中心旁边就是有名的水门公寓，和水门饭店。当年，这里出了水门事件以后。什么政治丑闻都叫做什么什么门了。
如果我停完车的时候，天气正好晴朗。我就站在这小山上，放眼望去。大有当年老范写《岳阳楼记》中，那种“心旷神怡”、“其喜洋洋者也”。
7点30分之前我得赶到街对面的国务院去给那些资深的外交官上中文课。下课时间是8点50分。
然后，开车回外交学院。进学校和国务院系统一样，也得过几道关卡。在那里至少还有三个小时的课要上。
3点30分可以离开了，每天大概我在4点30左右可以回到家。

休息一会儿，就去拿信。处理那些每天非来不可的大量信件、广告和账单。
5点30分开始做饭，一下子做两顿。今天的晚饭和明天的中饭。
6点吃晚饭。
7点看新闻。然后看看书。
8点开始写东西，现在是博客。
9点洗澡。9点半睡觉。
若干年如一日，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悬念。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节假日以外，天天如此。有两年我创造了一天假都不请的记录--包括病假和事假全都没请过。人们开玩笑说我是理智型机器人，其实他们不知道，我这样机械地生活，才能保持我有限的健康，才能继续讲故事。直到大前年我出了车祸，第十三节胸椎压缩粉碎性骨折，居然没有伤到神经。在绑着钢架的状况下，遵医嘱卧床了整整了两个月。那骨头才长上了，据说我就因此又矮了一节。

我因祸得福，从前年起在我老伴的努力之下，我们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从2005年，我有了寒暑假。这才松动了自己的神经系统和思维系统。创作动力又大幅回升。去年才会开始了这个博克，我的网上书场代替了我在大华府的现场故事会。毕竟那样听众要比这里少很多了。老伴儿虽然对我写这些没用的东西不以为然。但她至少还没有阻止过我，我真的心存感激。前两天，她通知我，到明年年底我就可以上半天班了。曙光在前，那时候我就会在更轻松心态中给他家继续讲故事。


美国的日子，就是如此简单、平凡。所以我的人也变得越来越简单、平凡。没有了当年的雄心壮志，没有了当年的兴奋、气愤、悲哀。难怪这里是清教徒的国家，不想当清教徒都难。即便我们这儿算是首都近郊最繁华地区，也难见到个人影。偶尔的行人只有两种，遛狗的和跑步的、散步的。在我门前这条街，一个钟头也不见得见到一个人。这和中国的边远农村差不离。
正因为生活过于单调、孤寂，所以，写出来的东西，都是清淡如水，没有荤的，没有辣的，没有酸甜苦辣，只是清水一杯。在这丰富奢靡的时代，我的这道菜，算是给大家过过口而已。也许有清胃的作用。

也许前一段时间，我用脑过度，最近记忆力明显迅速减退。
一位朋友昨天提醒我，其实，我和小夏去卡玛住的饭店去看她。不是她来我们这儿放《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那次，而是在那次之前我们一起聊天的。
我一想，还真对。看来我的脑仁子也不那么准确了。
大概那次卡玛来华府好像也是来参加一个什么研讨会。所以住在饭店里，那是会议的福利。要是她自己来放映电影，多半是住在校友或朋友的客房里。她们在美国做这种电影的工作室，都有上顿没下顿。和国内的腕儿们没法比。她们做这种片子，纯粹是为自己高兴。
  大概那天是小夏通知的我，上回老戴来华府住在黄肖路家，也是小夏告诉我的。那时候，我还不认识肖路呢。
  那晚上，她们买了很多零食，我们都懒得去饭馆吃饭。那会浪费很多时间。那天饮料也很丰富，好像有啤酒也有果汁和汽水。我记得那天我好像是喝了不少啤酒，要不我怎么那么健谈？

  我本想和卡玛聊聊关于老穆的事情，或者关于小娞的事情。后来我回国的时候才知道，是有当事人亲自去找小娞谈。小娞才知道老穆已经有了新的未婚妻，就是我后来见到的丽萨。因为不是我亲自听说的，所以不记得是卡玛去找了小娞，还是小妹去找了小娞。虽然，这并不重要，可是我还是想向卡玛求证一下。
在聊天的过程中，我几次企图把话题往那边引，可是都没有成功。我明白了，人家根本不想谈有关老穆的任何问题。她只把我当成她的校友和文友，似乎我们根本不认识老穆这个人。我尊重她的心理轨迹，就不再企图引导话题了。我清楚地感觉到，卡玛长大了。现在的卡玛是另一个卡玛，她已经不是当年我的小根儿了。好像我倒变成了一个会讲故事的年轻人，在满足这位大姐姐对往事的好奇。

估计是为了避免冷场，卡玛说：“我听校友们说你在101中找到了自己的哥哥，竟然就是耿军。你快把你找哥哥的故事给我们也讲讲。”
这个故事，几乎成了我的保留节目。我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听众讲了不知多少遍了，其实每一遍都不一样。因为昨天的我已经没有了。现在讲故事的是今天的我。既然老校友提出要求，自然还得再讲一遍。好在，她们俩都是第一次听这个故事。
在我讲的过程中，她们都相当投入，卡玛在一些情节中，简直都代入了。我看得出来，在某些时刻，她被这个故事感动了。或者，这个故事中所蕴含的语境，使她回到当年理想国时代的那个感觉中了。在她的眼中不时也闪出了，当年的那层金光，虽然短暂，虽然迷茫。那光源还在。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感觉而已，也许那层金光是从青岛啤酒里折射出来的。哪儿来的都不重要，我觉得有了，我自己的眼中就会反射出来的。

总之，围炉夜话的那一晚，我们在一起聊得非常畅快。因为我们没有谈沉重的话题，没有谈广场，也没有谈祖国、历史，真是只是闲话家常而已。这次聊天，我和卡玛之间过去的疙里疙瘩的误解或过节，今天都自行消解了。
说真的，我也够油的，我没那么傻--直接为自己辩解，也没有去解释过去的过节种种细节，那一切都不必提起。只是通过别样故事的叙述让别人看清你的心理结构和心理历程。坦诚给他人，里外都透明。z这是我处事的不二法门。

其实，我给你们在这里讲故事，目的也是一样的。其实，这里的点击率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我的故事是讲给喜欢听和听得懂的少数人群。要是点击率高了，那就奇怪了。

再说，我以后有力气、有工夫的时候，还会整理加工出书呢。在这里就是和各位看官聊聊天罢了。
如今，不管我们相距万里，不管我们生活在多么不同的象限中，我们竟然能在这虚拟框架里，狠狠地交流了一把，可能也是我们之间有种前世的缘由吧？
我珍惜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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