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天荣整风文集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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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天荣男，1935年9月生，湖南省湘乡市人。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现已退
休，继续在青岛大学物理系任教。主要业绩：对数理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一些领域有广泛的兴
趣。对量子力学的诠释和贝尔不等式问题有独特见解，著有“哥本哈根迷误”和“揭开EPR
关联之谜”两书。曾涉猎数理逻辑与非标准分析，对δ-函数及无线电的提早响应问题提出
了新的见解。曾在“史学理论”和“东方论坛”等杂志上发表过有关偶然性、或然性、不确
定性及非决定论等哲学范畴的文章。

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
第一株毒草
第二株毒草
第三株毒草
第四株毒草
再谈人性与阶级性
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几句人情话
救救心灵
我们为了什么--再致沈泽宜
五四断想
这是为了反对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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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

　　由于历史的误会，我在1957年成了学生中的大右派，毛主席封我为“学生领袖”，
当时的报纸把我描绘成一个政治上的妖魔鬼怪，并为我编了很多神话故事，似乎我
能呼风唤雨。实际上，在我这一生中，只有两个月——1957年的5月中旬到7月中旬
——曾经关心政治。就是这两个月所发生的事情，使得我在别人眼里成了另一个人。
在这里，我想还我本来面目。
　　为了毛主席钦赐的“学生领袖”的头衔，我可没少吃苦头：在北大荒的草原上，
在三余庄的葡萄园里，最使我痛苦的不是饥饿，不是劳累，而是这一头衔的重负。
“同学们”一起干活，管教干部总朝我喊：“谭天荣快干！别磨蹭！”身边的“同
学”悄悄地对我说：“你别跟我们一起干。有了你，‘队长’老盯着，我们连气也
喘不过来。”
　　在我面前，连最孱头的小瘪三也成了勇士。有一次，找不知怎么冒犯了一位小
“拉兹”，他对我挥着拳头：“你是个大右派，打你丫的，打死也白打！”这孩子
的智商未必很高，但他对管教干部的倾向性的判断却准确无误。
　　在家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记得有位农民受了委屈时
曾这样提出抗议：“别跟我来这一套，你当我是谭天荣吗？告诉你，我不姓‘右’！”
农民就这样在实践中贯彻“阶级斗争是个纲”这一最高指示。
　　大右派的名声对于我就像一根捆人的绳子，随着时间的流逝，“谭天荣”这个
名字逐渐被人遗忘，捆人的绳子慢慢地松了，我深深地感到默默无闻的幸福。然而，
今天我还是下决心将我这些年当“学生领袖”的经历写下来。
　　说起右派，你或许会想起电影《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想起电影《牧马人》
中的许灵均，或者想起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那个“找”。他们那些动人
的故事，你或许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我是学生中数一数二的大右派，你自然期待在
这里看到更精彩的故事。很遗憾，我不得不使你失望，因为我在大墙内的经历一点
也不精彩。
　　诚然，有一点我和罗群们是一样的，那就是经历了长期的劳动。但是劳动和劳
动不一样，他们所从事的劳动，如赶车、牧马、看水等等，在大墙内则是高人一等
的劳动，如果说从事大田劳动的普通劳改犯是大墙内的平民，那么，他们就是大墙
内的贵族，正是这些贵族成为“大墙文学”的宠儿。
　　大墙文学的作家们偏爱写贵族，自然有他们的道理：写小说离不开爱情，在大
墙内，只有从事高人一等的劳动，才有机会接触异性，才会有动人的爱情故事。有
了爱情故事，才会有家庭故事，受苦受难的妻子或丈夫，在歧视中长大的孩子，还
有写不尽的悲欢离合。但是，对于一个从大学里被揪出来直接送进劳改农场的劳改
犯或“教养分子”，年复一年地从事大田劳动，年复一年地春种、夏耕、秋收，再
加上冬天挖土方，他“没有儿子，连孙子也耽误了”，你要作家为他写些什么呢？
糟糕的是，我正是这样一个大墙内的平民。
　　诚然，我也经历了苦难的历程。和罗群们相比，苦难更深重，历程更漫长。但
是，这种苦难，这种历程，却并没有吸引人的情节。因此，我在这里只能写一个没
有情节的故事。
　　我的故事本应从且957年写起，但早在1956年就发生了一些事情，为我的一生定
下了基调。
　　当时我是北大物理系三年级的学生，我们年级的同学在自办的墙报上讨论“波
动方程的提早解”问题。当时有三种意见，被戏称为三个“学派”，其中的一个
“学派”就是我。不久，大家对这一问题厌倦了，我却继续钻牛角尖。以后的半年，
大约是从1956年9月到1957年2月，我的智力活动达到废寝忘食的境地，无论在此以
前还是在此以后，我都不曾经历过。每天早晨，脑子里翻江倒海，论据、推理、成
段的文字和成串的数学公式涌现出来。常常要用一整天，才好不容易地把它们写在
纸上。不久我得出结论：波动方程的提早解并不违背因果律，它描写了一个特定的
波动过程。


　　为了理解波动方程的提早解，先要考察波动过程的“时间反演”（即与原过程
的时间顺序相反的过程）。比方说，将一块石头扔在水里，水面激起一个圆形的波
纹，向外扩散。如果把这一过程拍成电影，然后倒过来放映，银幕上的过程就由一
个提早解来描写。
　　人们说：“银幕上的过程将是石头还没有下水就有了向外发散的波纹，这是违
背因果律的。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因果倒置的现象，我们应该在解波动方程时放弃提
早解。”
　　然而，银幕上的过程实际上完全是另一回事：最先出现在银幕上的镜头是一个
圆形的波纹向里会聚，当波纹会聚到中心时，一块石头从水中冒出，从此水面静止
下来。诚然，这是一个稀奇古怪的过程，但它并不违背因果律。当我沿着这一思路
继续前进时，发现了一个使自己大吃一惊的事实。
　　20世纪物理学的主流是量子物理学，量子物理学的领袖叫玻尔，玻尔在1913年
刚一出山就以“原子世界有特殊规律”这一著名论断威震物理学界。这一论断至今
被奉为金科玉律，其原始依据就是：“原子的稳定性与经典电动力学相矛盾。”而
我却发现这一原始依据不成立，原子的稳定性与经典电动力学并不矛盾。
　　当时我已经意识到，这一发现对我的一生具有重大意义，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
知道，这一发现对我多么不合时宜。
　　也是在多事的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
报告，揭露出“斯大林问题”，接着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国共产党在
《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
两篇文章，以阐明自己的立场。
　　我心迟眼钝，当时对于斯大林问题几乎一无所知。只模模糊糊感到苏联的现状
和宣传中的社会主义天堂略有差距。因此，这些重大事件对我触动不大。但我偏偏
对苏联出现个人崇拜的原因感兴趣。那时我一方面通过政治课学到了一点马克思主
义的皮毛，另一方面通过物理学的那一不合时宜的发现又领悟了辩证法的某些小技
巧。虽然对历史唯物主义所知甚微，但我认定了一个死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
识。”因此，在我看来，当时流传的一些关于斯大林问题的论点，例如，苏联出现
个人崇拜是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是由于古代俄罗斯的历史传统，等等，都没
有说在点子上。至于《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一文的观点，我更不敢苟同。早
在大鸣大放之前，我就给北大党委写了《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一文，表达
了我当时的观点：“斯大林的问题在于思想上的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
则在于苏联不得不在一个封闭的孤岛上建设社会主义，人们不可能从世界历史的全
局来考虑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形而上学否定辩证法是不可避免的。”
　　不久，北大开始了“大鸣大放”，我自然地以自己的特有的方式参加了“帮助
党整风”。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我因此而“劳动”了二十二年。
　　我于1958年11月被收容“劳动教养”，1969年11月因“战备疏散”遣送回老家，
一共劳动教养了十一年。
　　在劳动教养期间，我的劳动是一流的，夏天搞双抢，冬天打土方，春种秋收，
我总在高效榜上名列前茅，遵守纪律也堪称模范，但我还是“反改造分子”。反改
造的表现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写了不该写的东西。
　　1959年冬天，我在中苏边境的兴凯湖农场已经劳动了好几个月。这时，我已经
习惯了自己的角色。天好时我们在冰天雪地里抬冻土，打镐；一刮起“烟儿炮”，
就在滴水成冰的房子里出不去了。这时队长也不常来管教我们，我想起在北大时曾
试图推导布洛欣采夫的量子力学书上的一个公式，后来却因故耽误了，现在反正没
事，不妨试试。当时我还有一枝铅笔和一个小本子，这对我已经足够了。
　　我要推导的公式是“拉普拉斯算符在曲线坐标下的表达式”。我尽量用最一般
的方法来处理这一问题，结果意外地发现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一年以后，也不知谁
的一本介绍广义相对论的科普小册子奇迹般地出现在我面前，我惊讶地发现其中的
每一个公式我都曾推导出过，只不过是在另一种含义下。
　　大墙内有数不清的恩恩怨怨，我几乎全忘了。但有几个曾借书给我的“同学”
却至今难以忘怀。1961年，我在茶淀农场遇到了北大数学系的孙传义，他有一本阿
克曼的《数理逻辑基础》，我要借，他有难色，我写了一个字条给他：
　　“请借我三天，我把其中的公式抄下来就还给你。”
　　他终于把书借给了我，还不止三天。
　　人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动物，那时我的粮食定量是每月十五斤白薯面，实际上
其中的大部分还是代食品，每月一钱油，其他就是瓜菜代了。每日大劳动量加上这
样的食品，使我虚弱不堪，但看到这本书我却很兴奋。尽管每天收工以后非常疲惫，
仍利用分分秒秒努力抄起书来。当我把书还给孙传义时，我已在一个小本本上抄下
了书的部分内容：几个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的形式体系，层次演算中的一个例子：
用狄德金的实数定义证明“上确界定理”。对于数理逻辑，这只是沧海一粟，但已
够我啃好几年了。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好心的同学，只在80年代间接地通过
一次信。但我由衷地感谢他，要不是当年他借书给我，我就不可能学习数理逻辑，
从而以后也不可能学习“非标准分析”。这样，我就不可能形成今天的世界观。
　　就常情来说，利用工余时间学点数学没有什么不好。但管教干部们似乎对知识
分子有深仇大恨，对知识本身也深恶痛绝。对于他们，任何自学都是反改造的表现。
因此，在劳动教养期间，我自始至终是一个反改造分子。
　　1962年，右派集中到北京大兴县团河农场的一个分场——三余庄。在那里，我
遇到数学系的杨路，他曾借给我一本数学系用的分析学教程，使我感激不尽。我把
书拆开钉成两本，用刚刚学到的数理逻辑一个一个地证明书中的定理，其乐无穷。

　　另一个令我难忘的三余庄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贺毅，他借给我一套《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又读，特别是其中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该
文现在译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我甚至把其中的许多段落背得滚瓜
烂熟。这两本书把我带进了马克思的科学宫殿，但也差一点把我带进了坟墓。
　　虽然，马克思所考察的19世纪的欧洲历史离我的现实生活相当遥远，但我还是
能在马克思的观念世界中走马观花，联系到斯大林问题，联系到我所知道的新中国
的历史发展进程，我有了一种“更上一层楼”的感觉。如果说1957年我通过物理学
的思考初步掌握了辩证法的一些小技巧，那么，经过这一阶段的学习与反思，我终
于初步领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要点。不久，大墙外面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
大革命”，这对我的“学以致用”，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当“文化大革命”逐渐展开并显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时，我情不自禁地要用我
刚刚学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正在发生的事件，像马克思在《路易
·波拿巴政变记》中描述波拿巴的政变那样描述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描述从新
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的阶级斗争，并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为这一阶级
斗争进程的必然结果。尽管我对新中国的历史和历史唯物主义只能说是略知一二，
我还是在这一时期写成了一本书，书名为《中国革命与斯大林时代的终结》，阐述
了我对十月革命、斯大林、1949年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等问题的看法。在该书中
有一部分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描述，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一部分的开头：
　　新中国的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个极为独特的组成部分，它是按照世界历史的共
同规律，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的初始条件下展开的。这一初始条件是：
　　第一，中国是一个东方的文明古国，经过近百年的现代化之后，已经有一些多
少现代化了的城市小岛散布在仍然停留在古代的乡村的汪洋大海之中。
　　第二，在多年战乱（八年抗战、三年内战）之后，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都遭到空
前洗劫，中国的公民社会变得极为软弱和被动。反之，中国共产党却在战火中锻炼
了自己，变得极为强大和灵活。新中国成立时，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中国的公民社
会和中国共产党这两个机体彼此相遇并且在相互作用中迅速改变自己。
　　当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时，停留在古代的乡村要求建立一个与古代的经济基础
相适应的古代的上层建筑。而现代化了的城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要求建设社会主
义。这就是新中国的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是古今中外无处不在的城乡矛盾的一种特
殊形式，新中国的历史就在这一矛盾的基础上展开。
　　该书是用速记写成的，我曾断断续续地把它写成汉字给北师大历史系的陈海诠
看，他似乎曾给《北京日报》的编辑赵筠秋看过，因为赵筠秋曾对人说：“不要小
看谭天荣这几年下的工夫，本来他并没有什么真东西，现在可不一样了。”
　　1969年冬，由于“战备疏散”，我们三余庄人（那时已经调到茶淀农场）终于
各奔东西。临走时还搞了一次检举揭发运动，揪出了很多“现行反革命”，最后揪
出了“赵筠秋、谭天荣、陈海诠反革命小集团”。我像1957年一样，又一次承担了
全部责任。当时队部似乎很匆忙，无暇顾及我们，“小集团”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其实我们这些人怎么处理，队部早已报了上去，根本与这次运动无关。但我最近听
说，当时，在公安部的内部报纸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则消息：“反革命分子谭天荣
已被正法”。不知是误传，还是真有此决定，到后来因故取消了。
　　三余庄人分手时恋恋不舍。小流氓们很奇怪：这些“老右”怎么那么亲？
　　我被遣送回湖南老家，在家乡种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惊喜地发现，
农民没有管教干部那种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仇恨。虽然他们也嘲笑我把一年分到的
一点少得可怜的钱都买了纸、笔和书，但他们很少干扰我的工作。就是那些公社干
部也只劝我“换一个题目吧！”有了这点自由，我又回到了量子力学。
　　我手头没有一本书，连最后一个笔记本也在“文化大革命”中“扫四旧”时被
没收了。我靠回忆把过去学过的东西整理出来，从傅里叶变换到张量分析，从泡利
矩阵到狄拉克波动方程。
　　在1956年，我只发现“原子世界有特殊规律”这一论断的各种论据不成立，还
没有来得及用经典物理学的原理来解释量子现象。在家乡种地时，这一任务就自然
地摆在我的面前。现在回想起来，在家务农的十年，乃是我一生的黄金时期。在
“劳动教养”时我更年轻，但那时我没有学习的自由。“落实政策”以后条件更好，
但我的年龄又大了一点，脑子不听使唤了。在家务农虽然也有种种不利条件，但我
还是在这一时期确立了对量子现象的理解。
　　1978年，我终于被摘掉了“右派”帽子。同年冬天，落实政策，我被分派到湘
潭师院（当时还是师专）任教。
　　刚进学校，我被召进办公室，一位头头拿着一张课表问我能教什么深。我眼睛
朝课表一扫：高等数学、数理方法、电工原理、理论力学、统计力学、力学、热学、
电磁学……我用50年代的习惯语回答他：
　　“我服从分配，让我教什么我就教什么。”逗得在座的哄堂大笑。我心里想：
“甭笑，别看我不会说话，干活可不含糊！”
　　我教了一年高等数学，以后就一直教统计力学，像在农场对待农活一样，我对
教学一丝不苟，每教一遍，都重写教案。除此之外，我还有点时间继续钻研量子力
学。
　　1980年我在长沙参加了一次量子力学会议，但没有获得允许发言。这给我当头
一棒，我想，量子力学或许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我不妨先从一些小问题着手。
　　1982年起，有人在新创办的杂志《大学物理》上讨论电动力学的“通量法则”
问题，其中也刊登了我的两篇小文章，但后来有人告诉我一个残酷的事实：即使是
在小问题上，我与学术界也没有共同语言。
　　在统计力学的教学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系统理论与准热力学方
法计算压强涨落得出不同的结果，前人为此伤透了脑筋，我在备课过程中无意地找
到了答案：
　　原来，系统理论的微观压强表达式与相变量的选择有关，只要合理地选择，就
能得到与准热力学方法一致的结果，这就彻底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我以为这一工作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结果还是大失所望。我向《物理学报》
投稿，稿退了回来，还附上了两位审稿人的意见，它们不仅同样地令人啼笑皆非，
而且还彼此矛盾。
　　最近，我把该稿投向欧洲一个叫“Physica”的杂志，稿退了回来，退稿意见倒
是明白无误：“过去分子运动论中已经有了微观压强的正确表达式。”见鬼，我说
的是系统理论，与分子运动论的公式有何相干？我第一次对洋权威也失望了。
　　我在湘潭师院做的另一工作是关于无线电传输理论中的提早响应问题。
　　所谓传输理论就是一个信号变换装置，它对每一个输入信号给出一个响应，电
话就是一个传输系统，对话筒说话就是“信号输入”，另一端传出声音就是“响应”。
不言而喻，只有先有信号输人才能有响应，可是理论却表明：在一定条件下，信号
还没有输入系统就有了相应的响应，这就是“提早响应”。
　　提早响应违背因果律，因此不可能实现，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提早响应。
　　前人的回答是：原因在于传输系统的特性是理想化的，按照这种理解，不产生
提早响应的传输特性满足一定条件——因果条件，只有这样的特性才是可以实现的。

　　在我看来，这样的回答也像前人对波动方程的提早解问题的回答一样，是不能
接受的。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实证科学的规律比较起来，因果律是更高一层
次的规律，满足实证科学规律的过程就一定满足因果律，可是在这两个问题中，前
人却把因果律当做一个独立的条件与实证科学的规律相并列，在波动方程的提早解
问题中，因果律给出的条件是“放弃提早解”；在提早响应问题中，因果律则给出
“因果条件”。
　　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考虑后，我发现问题在于傅里叶分析中的δ-函数的一种特
殊性质，这种特殊性质只有用非标准分析才能表达，这一问题的副产品是为非标准
分析的应用找到了一个实例，一个标准分析不能胜任而非标准分析却能解决问题的
实例。
　　这一段时间我还写了长短不同的多篇文章，投到几个数学杂志，却都如石沉大
海，数学杂志既没有刊登，也不退稿，因此也没有退稿意见。
　　1979年，我和一位北大女同学李雪琴结婚了，她已有两个男孩。我们重逢时，
她已离婚一年多，我和她结婚的动机很简单，她也是学物理的，业务上能助我一臂
之力。至于爱情，对我来说已经是奢侈品：“我像候鸟一样，把时间都用在飞行上
了。”
　　然而，我想得太天真了：一个女人，又要当妻子，又要当母亲，更有甚者，她
还要当右派哩！她有多少时间学习业务？居里夫人只有一个，再说，人家是什么条
件？如果居里夫人为了买一斤鱼要排一个小时队，她能得诺贝尔奖才怪哩！
　　如果说我对她的不满是她荒废了业务，那么她对我的不满就是：“不顾家，没
有尽到一个丈夫、继父和女婿的责任。”她说得有理，看来，物理学和妻子对我来
说有如熊掌和鱼，丁是我们离婚了。对我来说这是“舍鱼而取熊掌也”。
　　1986年底，我调入青岛大学任教，主要教数理方法，直到今天。
　　我写了两本小书，第一本是《哥本哈根迷误》，七万字，陕西科技出版社1988
年出版，第二本是《揭开EPR关联之谜》，十四万字，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即将付
印。第一本书阐述我对量子力学的一般观点，第二本书则着重考察贝尔不等式。最
近我写了一篇题为《为爱因斯坦翻案》的通俗文章，用我认为人们能接受的语言阐
述了我对世纪之争的看法。
　　对于我的历史使命，这两本小书的出版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还将继
续写书，不管能不能出版。
　　有人曾对我说：“其他右派改正以后，都在报刊上亮了相，惟独没有谭天荣的
消息，你似乎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在这里，我向每一个关心我的人致意，读到这里，我想你已经知道我这些年干
了些什么和今后还想干什么，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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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株毒草

　　爱菲索人中的一切成年人都应该死，城——应该交给尚未成人的人去管理。

　　　　　　　　　　　　　　　　　　　　——赫拉克利特

　　到现在为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离我们无知的青年还有十万八千里，我们国
家没有检查制度，可是一切报刊，（例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和物理学报）的
编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无知，对辩证法的一窍不通和他们形而上学的脑袋中装
着的无限愚蠢，就是一道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比方说吧：

　　189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按照铁的必然性转化为自身的反面（第一次否定），
与此相适应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相互渗透的修正义与教条主义，六十二年
的绝对统治，而“再论”都把它归结为“人们的思想情况”这不是赤裸裸的唯心主
义又是什么（详细论证情况请见哲学教研室印“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一文）。

　　魏巍写的“春天漫笔”不仅空空洞洞的自相矛盾，而且简直是神经错乱，语无
伦次，却被采纳为关于“徐进问题”讨论的最后批判书。

　　充满了极端盲从迷信诡辩，谬误牵强附会弥缝手段（或者叫作新颖观念）的物
理学已经面临毁灭，无耻的李政道杨振宁剥夺了物理学的最后一点光彩，可是物理
学报还在搞什么薄板和圆柱，再不就是什么耗损。

　　这一切已经完全不堪忍受。

　　我建议：

　　（1）让我们北大学生自己创办一个综合性学术刊物。

　　（2） 建立一个学生讲座，让我们向世界证明除了那些一般地，．禁止自己思
维的“三好学生”（或叫白痴，或者优秀生；或者叫“小螺丝钉”反正一样）以外，
中国青年还有的是成千上万“才子佳人”，他们坚韧果断才气横溢光芒四射，他们
将使国际资产阶级吃饭时丢落刀子。

　　你凝了一下眸

　　你微微一笑

　　你目瞪口呆

　　你紧锁双眉

　　你咬牙切齿

　　你点一点头。

　　一切都很好，只是千万不要发神经病，应该改一改那种听到一句不习惯的话，
就本能地反对哪种条件或无条件反射，要不我说西郊公园比北大对你更合适，好，
再见！

       　　　　　　　　一个“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谭天荣

　　　　　　　　　　　　　　　　　　　　　　 1957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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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株毒草

　　辩证法说“必须按生活的实在情形来考察生活”。我们看到生活处于不断的运
动中，所以我们要把生活的东西（拿）来考察，并且要问生活走向哪里？我们看到
我们生活是一幅不断破坏与制造的图画，所以我们把生活当作既破坏又制造的过程
来考察。并且要问：生活中破坏的是什么？制造的是什么？

　　（一）昨天二位职业的教育家向我们提出官僚主义的定义问题（关系斯大林），
在我看来，在今天的实际情况下实在是再也没有比提这样的问题更无聊了。只有绝
对地禁止自由思维的人，才会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什么是官僚主义，现在让我随
便举几个例子：

　　过去几天，我到天津去了一趟，一方面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游泳在友好、信任和
关怀的海洋里；另一方面，有几件小事现在还像蝎子一样地刺着我的心灵：

　　去天津的列车上我看到乘务员们不断地忙着，收拾着每一片碎纸和果皮之类的
东西。她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子，难道列车上真需要很多人这样地工作吗？难道
乘客自己不会把碎纸果皮丢在垃圾箱里吗？难道这些青年的生活不需要更充实一些
吗？要知道这些无谓的琐事在消耗着人们的青春呵！

　　南开大学的一张标题“巨大的悲剧”的大字报告诉我这样一件情事：程京教授
曾先后在美国和英国留过学，在英国得到二种博士学位，是一位对相对论有过贡献
的物理学家。1949年满怀热情回国参加建设。50年遇到思想改造运动，但在南大这
又是怎样的一种思想改造呢？他遭受了各种人身攻击，被别人指着鼻子骂街。这位
三十三岁的年轻人的心灵受到了残酷的伤害，现在在南大的校园里，可以看到这样
一个怪人：像“夜半歌声”中的宋旦萍，每天拖着患关节炎的双腿，从事各种琐事，
他自己洗衣服连肥皂也没有，这就是当年的哲学博士，这就是当年的物理学教授—
—程京。

　　在南大我访问了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先生，在我看来，教授们总是渊博而谦逊的，
渊博，这就是说什么也不懂，谦逊，就是什么也不想懂，这似乎是一个法则，这一
次我毕竟遇到了一个例外，雷海宗教授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对于我这简直是奇迹，
他对我说在这种哲学界无限混乱的时期，注意“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
论”两本书在思想方法上的差别是必要的。这句话有多大份量啊。但是据我所知，
他关于“189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陷入停滞”的说法，被《人民日报》编辑部按了一
按，希望大家讨论（或者叫作讨论，或者叫作围剿反正一样），听说因为毛主席生
气了，这场戏才没有开演，一切没落阶级的鬼祟和狡猾伎俩，《人民日报》都差不
多用了。他们在残害着怎样的人才呀！

　　很多同学写信给我，其中有封信这样写道：你是青年团员，按情按理你今天谈
的问题似乎是感觉不到的你蛮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爬得很高，走得很远，不会像我们
这样受到各种歧视，打击和侮辱，因此，你的行为便格外可爱。

　　在肃反时，我在班上被当作“反革命”来斗争，起初有人怀疑，班干部们就说
他们是不相信党，我有一个好朋友给我保证，我决不是现行反革命，他们就说这是
我迷惑了他、欺骗了他，迫使我为自己捏造各种罪行。于是我平常说的任何一句话
都是反动言论，任何一个举动，都是反动行为，总之我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
表现了我是一个彻里彻外的反革命分子，为什么事情竟会这样呢？因为群众相信党
的一切都是对的。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只有党才是正确的，非党群众要提
出不同意见，那就一定是错误的，这就不能允许他存在，就应该遭受一切打击和压
制，一直到他作了令人满意的检讨为止。

　　很多同学一在班上担任某种职位，或者有所成就，青年团干部就忙乱起来，把
所有“好”的和“正确”的辞句加在他身上。在这种情形下有多少同学以职位和成
绩为资本入党入团、党和团就用这样的方法垄断了一切“好”的、“对的”、“正
确的”东西，在群众中党员们和团员们习惯于歌功颂德，可事实上有多少党团员习
惯于党一切都好的神话，有多少领导人习惯于奉承阿谀，有多少人因对党团员有意
见而被扣上落后分子的帽子，被当作反革命来处理，有多少工作人员因为向领导上
提意见而受到各种非难，有多少阿谀奉承的专家青云直上，这不是八年来的成绩吗？

　　你来告诉我吗？这所有一切都是为什么？

　　请别人不要提到我的名字，我不愿意别人提到我。

　　亲爱的教育家，这就是官僚主义，懂吗？别在那白日见鬼吧！把八大文件说成
八个大文件，不管叫什么主义吧，这位大首长毕竟是太不中用了，而却说这不符合
你们关于官僚主义定义。还有那样一些人，他们把先烈们的鲜血和枯骨，把党中央
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把毛主席的革命理论，把工人农民的劳动成果，当
作自己的家私。你是不是为这些而为他难为情？什么时候人们才学会害羞呢？

　　去他妈的吧，甘心做偏见的奴隶的人，要他们接近真理，原来不比要蛤蟆飞上
天更容易。然而他们所处的地位，也不能要求一些别的什么，让生活本身来教调他
们吧！可是我们却要走自己的路。

　　我们要回答，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们要回答，生活走向哪里，历史走向何
方？我们要回答，这一切与斯大林错误与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与南斯拉夫问题有什么
关系。

　　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我们要想，不让想吗？偏要
想，让那些一辈子不动脑筋的人去发神经病吧！他们永远说不出一句像样的话。

　　我们要进行冷静的科学分析，要老老实实的学习，我们要向一切人学习，学习
人类美好的一切，我们要学习辩证法，坚决反对给逻辑施加暴力，我们欢迎实事求
是的反对意见，用开斗争会时用的那种独裁方式来表现自己的一窍不通，实在太乏
味了。学习具体分析和抽象思维吧，你们中也有真正的人。

　　我们“不承认任何种类外界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要
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要站在理性的审判台面前，或者开始证明其存在理由，或者
放弃其存在权利，思维和理性成了测定一切现存事物唯一的尺度”。

　　有一个聪明的人这样说过“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是现实的一切，都会成为不
现实的东西，而失掉了自己的必然性，失去自己存在的权力，失去自己的合理性，
于是一种新的有生活能力的现实，就代替了衰弱的现实——如果旧的东西充分理智，
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便暴力的
代替”。

　　我们现在正处在各种发展的质变阶段。私有制向公有制的复归、教条主义向马
克思主义复归、“三害”向民主复归。诸如此类，在世界范围内表现为反殖民主义
与反教条主义两条战线的斗争。在中国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和自下而上的民
主运动的相互渗透，在这伟大的转变时期，有三种力量组成的百万大军：

　　（1）那些认识了历史必然性，为真理而战的战士。

　　（2）那些无辜的被损害者。

　　（3）反对社会主义的敌对力量。

　　现在要分清楚这三种人，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到了一定时期，他们自会分
道扬镳。过早的作各种猜测怀疑是最坏事不过的。

　　这支百万大军在一切领域内各有自己开辟的道路，谁要拦阻就会一毫不差的毁
灭。

　　我们——青年同学应该属于第一种人。我们有责任大力支援自上而下的整风运
动，看来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我们有责任把这次自下而上
的民主运动领导起来把它引向破坏性最小的道路。

　　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既然我们的愿望是合乎理性的，那么他早晚会实现的。如
果我们袖手旁观，生活也会老实不客气的把我们留在后面自己前进，在这里是没有
交情可讲的。

　　善良的人们过来吧！近五万的共青团员过来吧！真正的共产党员们过来吧！我
们需要个性强烈的人，色彩鲜明的人，我们需要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埋头苦干的
人，我们需要热情而冷静的人，心地光明的人，让那些折衷主义者去指手划脚吧！
让那些空谈家和胆小鬼临阵脱逃吧！我们却要走自己的路。我们没有权利为一些琐
事作无谓的争吵，我们没有权利一分钟放松战斗，不要动摇不要胆怯，不要怀疑，
咬紧牙关，在我们选择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为了那些被歪曲的灵魂，为了那些被残害的心灵，为了那些像树叶一样被践踏
的人们，为了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为了让全人类走向共产主义，让我们携手前进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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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株毒草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

　　这几天一些无谓的琐事，转移了反对三害、争取民主的严肃斗争，事情既是这
样了，我也表示一下我的看法。

　　一、关于我和小陈的纠纷，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调查的，因为在场的只有我们五
个人，陈玉良，刘奇弟，陈奉孝，程刚和我，五个人都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还调查
什么呢？学生会责难我不参加他们的秘密会议。这也不能说是我不好，当天我们借
广播器受到各种阻拦，我们知道我们的活动不合学校当局的口味，任何放肆和任性
都会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因此一直小心谨慎，哪里是采取粗暴的态度呢？小陈在
电话中答应让我们上广播室找他，我们到广播室时，他却锁着门放音乐，我们怎样
敲门他也不理，眼看开会时间就要到了，这才爬窗户进去，当时小陈大声呼唤，说
我是反革命，是强盗是破坏分子，说我们要抢电台。我对他说，先别说这个吧！我
们想借一个扩音器，他说不借，你谭天荣是反革命，别人可以借偏不借给你，别人
怕你，我不怕，我不和你讲马列主义，我说如果和我过不去，你也不要让同学们开
不成会啊：还是先把扩音器借给我吧！他可不依，一直吵吵嚷嚷还打电话给校卫队，
要求立刻派人来抓我们抢电台的强盗，来抓反革命，校卫队来了之后，他立刻提到
爬窗户的事情，并且力图证明第一个爬窗户是我而不是刘奇弟，至于借扩音器的事
他还是坚持，我爱借就借，不借就不借，当时在场的人谁也说不服他，这时我们才
不能不去找江校长，至于打人的事，我只有在听了小陈控诉之后才知道，因此我丝
毫也不能帮助学生会把问题搞得更清楚。至于我们当天对学生会，团委会，党委会
和江校长的粗暴态度，好不好请你们自己来叙述一下。顺便提一句，我的记忆力从
来没有欺骗过我，它对我永远像猎狗对猎人一样忠实。对于各种抗议，警告和人身
攻击， 我都沉默地忍受， 我有自知之明，根据不成文的规定，既然已经宣布我是
“右派分子”那么我就该受到各种凌辱（或者叫做严厉的批评）这是我的本份，我
只希望不要再为这件事情麻烦我。对于程刚，我既不责难，也不要求，我只是建议
你：在任何场合下都要爱惜自己的心灵。到现在为止我对于“忠于职务”的小陈没
有任何意见，因为我有理由怀疑，小陈不借扩音器给我们，仅仅是由于任性，可以
不可以提这样的问题呢？偏偏是我们借扩音器的时候，是谁给小陈以掌握扩音器的
全权。

　　对前天物四（原第六班）的一些同学对证刘奇弟事件真相的大会，我有一点意
见，现在是一场严肃的整风——民主运动，由于习惯的力量在阶级敌人被基本消灭
以后，我们就把阶级仇恨转加在“落后分子”身上，用对敌斗争方式，伤害了很多
自己人，似乎过去喜欢思考的人大都成了落后分子，其中很多就被斗争过，其理由
常常是：你为什么不按照规定的方式思考，很多同学养成了不思考的习惯，听说是
反动分子就不分皂白地群起而攻之，就这样不自觉地，机械地反射式的，每日每时
地伤害着别人和自己，而那些受委屈的同学却容易把所有这些同学都当作有意伤害
自己的坏人，这样就激起了偏激的对抗情绪，发生了一些无原则的纠纷，使我们放
过了真正之三害分子。不要忘记，正是他们在我们中间散布着仇恨和猜疑，正是他
们在制造着愤怒和绝望，正是他们在破坏我们团结和友谊。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更
多地谅解和信任吧。

　　过去我们有过误解，有过一切非同志的态度，有过互相残害，这是生活本身的
悲剧，谁也隐没不了，我们主张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来重新探讨一下过去的成绩和
缺点，重新安排我们的生活，这需要大家努力，按情理说过去的积极分子应该做更
多的努力。你们过去太自信了，你们的优越感是隔离落后分子的长城，现在该改变
一下这种作风，要不，生活也许会向你们索取更高的代价，那时谁也帮助不了你们。

　　前天的对证会实在太无聊了，刘奇弟的问题，他是不是反革命分子，他是不是
应该坐牢，在处理他的问题时是不是有过违反法制的行为，可是主持会议的人却仅
扯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黄正中作了两个小时的报告详细地叙述了你们如何照顾刘
奇弟，而刘奇弟又如何的胡闹，想想吧！正当刘奇弟讲出一些社会问题时，你们却
从生活小节方面攻击他，这是多么别致的照顾啊！他被看管在二十四斋时，一个青
年团员曾经是他的监视人，我知道这种照顾有多么的虚伪有多么冷酷，有多么残忍，
你们说他被捆过三次，这是算什么意思呢？在二十四斋一天就要捆好几次，难道人
们可以说话吗？也许一切都很正常，只不过我不懂而已，你们给我解释解释吧！真
的你们也太高贵了，刘奇弟爱好音乐，他作曲他指挥合唱队，这也是你们的照顾，
照这么说他活着也是你们的恩赐了，为了什么对人这样不平等呢？其实没有你们我
们会玩得更好，也许让我们试试吧！只要人们不过分阻拦我们就能立刻证明我们这
些落后分子同样懂得生活，我们这些右派分子不仅会战斗而且会娱乐。

　　刘奇弟小时因为不懂事，一时疏忽使他敬爱的先生被捕了。后来他知道这位先
生是个地下的共产党而且被枪杀了，他的心里很难过，希望告诉一个他所信任的人，
当他把自己的过去告诉一个他能信任的人，他把自己的过去告诉一个女同学。希望
她交待时她却不仅拒绝交待，而且把刘奇弟信任她才告诉她的材料向全班公开，还
有比这更难过的事吗？他期待最低限度的信任，期待哪怕一分钟的温存，哪怕是一
丁点儿的友情，可是周围同学都“十分恐惧”，人们到了这个时候神经十分紧张，
力图摆脱当时的处境，既然从好的方面摆脱是完全无望的，那么他不惜做一些坏事
情来刺激自己就不难理解。所以按理说他反常的言行用不着医生来判断，当然我也
不要求你们理解我只想建议你们平易近人一些不要过分盛气凌人，如果你们友好地
对待我们，我们将还以十倍的友情。

　　二、关于我们去天津的事情我很满意，交了不少朋友，也结了不少冤家，不管
人们怎样削弱我们的影响，我们还是到那里都掀起了新的大字报高潮，支持我们的
信件至今还像潮水一样涌来，我们是应各校学生会邀请发表演说的，说的都是一些
政治见解和学术问题，说要查一个水落石出未免没事找事，江校长说什么国有国法，
校有校规之类的话实在没有什么道理，我们没有犯法犯规，在这里我用共青团员的
话告诉你不用转弯抹角，采取实际措施吧；对于我威胁是绝对不中用的，就像对于
现代物理学我们可怜的哲学家们显得绝对不中用一样。

　　我今年才22岁还没有学会害怕，我今年才22岁还不懂得恐惧，我今年才22岁还
不曾有过疲劳。

　　四、最后该允许我对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人说几句话。为了满足校内校外部分同
学的要求，我们现在想出一些油印小册子。问题在于现在极端缺乏经费和人手，过
去印出的那些是我们献出我们可能献出的一切，坦白地说是经过不顾死活的努力才
印出的，现在得重新组织力量了，我们用预定的方式来收集经费，我们欢迎捐款和
义务劳动。现在暂时由我来负责任。愿意预定捐款或参加工作的同学可以在每天上
午10～ll点，晚上9～10点来二十五斋342号来找我，这是我们大家的工作，我们不
会忘记在困难的日子里帮助过我们“患难之交恩情长”。但是我们不向任何人乞求
帮助，“生要站着才生”“死要站着才死”让那些嘲笑者见鬼去吧！

　　我们都要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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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株毒草

　　“五·一九”运动结束了。

　　从北大的民主空气最活跃的那一天（江隆基语）开始的这些惊心动魄的日子结
束了，在一个相当长期内将又是欺凌与忍耐压服与屈从叫嚷与沉默的相互渗透。总
之， 仿佛同“五·一九” 以前的阶段的复杂。为此，“胜利者”江隆基作了一个
“初步总结”得到了不少的掌声。与此相应，另外还有些人不同意，作为一个“右
派分子”我愿意以我自己的方式对这次运动作一些片断的判决。

　　（一）“五·一九”这是一个光辉的日子，在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中国青
年第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力量，看来是那么强大的习惯势力在他们面前表现了多么可
怕的贫乏与卑劣呵——习惯势力的代表们在他们真理与正义的呼声面前，难道比老
鼠在猫前更勇敢吗？他们在理性与法制的呼声中，难道比鱼在空气中更有生命吗？
他们在民主与自由呼声之下，难道比冰雪在太阳照耀之下更坚强吗？可是看看，我
们“右派分子”吧！大字报中激动人心的语句、辩论会上钢铁般的逻辑力量，实际
工作中那种中国式的刻苦耐劳，斗争会上，面临凌辱的从容的风度，以及在他们个
人独处时平静的心灵，哪来的这样蓬勃的生气呀！哪来的这种永远不枯竭的精力呀！
还有比这种无比的灵魂天真，这种随时随地创造奇迹的信心，这种对于一切事物—
—即使它是难苦的——爱好更美妙的东西吗？然而按照生活的意志，他们暂时地退
却了，如果把凡是受批判的人都算作“右派分子”，那么，他们的表现远不一致的，
他们的遭遇也不一样。

　　在他们面前既不是喷射死亡的机枪，也不是各式各样的法官，这是一种别有风
趣的考验，他们面临着的是对逻辑施以暴力的批判，拙劣的捏造下流的人身攻击，
还有那些正直的轻信者的反对和来自外面的敌人别有用心的捧场。

　　对于这些面临决战的战士，这是一次必经的考验，生活就是这样地挑选着它所
需要的人。

　　有些人在这运动中受尽了迫害，可是却为自己赢得了平静与骄傲，却避免了损
失。

　　有些人饱尝虚荣心被蹂躏的痛楚，孤独的折磨，为自己的名声和出路而坐立不
安，可以留下的，只是被生活遗弃后，那特殊的作用。

　　然而，也有这样的人，运动毫不留情地在他们肩上留下各式各样的考验，而他
们熬了过来，忍受了接二连三的打击，既不违背名节，也不冒犯良心，更不吝惜神
经与勇气。

　　呵！“右派分子”——人类的傲骨。

　　（四）如果承认“决定性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那么，生理学家和心理
学家就不得不承担，负起对这“五·一九”运动的起因作历史分析的责任了，他们
可以一般地分析，近年来人们大脑结构的变化，也可以特殊地研究某个右派分子神
经系统的奇异特征，在他们得出结论以前，我想从一个相反的立场出发来分析一下
这个问题：

　　“五·一九”运动是全国范围的整风——民主运动在北大的表现而中国的整风
——民主运动是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反映，教条主义是列宁逝世
以后，整个一个历史时期，苏联整个民族的特征，它贯穿于各个阶段，渗透入一切
领域，教条主义产生于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相对闭塞的条件和与此相适应的
局面（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肃反、文化革命、卫国战争）而不是全面资本运
动、工人运动的全景——如马克思、恩格斯所研究的，世界性的宗主国——殖民地
体系，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如列宁所研究的问题的对象，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
义的否定，这一否定是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的转化，修正主义是教条主义自身
的树立物，它们寓于同一对象，没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作过比斯大林更
多的“修正”。

　　教条主义的一般表现可以用哥穆尔卡同志的话来阐明。

　　“执行六年计划的实践是在某些挑选出来的部门，集中了最高限度的投资，而
没有考虑到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但是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不能牺牲某些部门，
而对另外一些部门过分偏爱，因为失去正确的比例，会使整个经济受到损害……

　　“要管理国家就需要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信任他们掌握管理国家的责任的代表，
这是代表劳动群众行使权利的道义基础，只有在对给予信任的人尽了义务之后，才
能再次得到信任，失掉了工人阶级的信任，意味着失去权利的道义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国家也是可能的，但是政府一定是不好的政府，因为这个
政府一定是建筑在官僚主义基础上的，建筑在违反法治的做法上的，建筑在暴力之
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最广泛的民主，而这种实质在
这种情况却去失了它的意义……

　　“个人崇拜不能仅仅限于斯大林个人，个人崇拜曾经是一种流行于苏联的制度，
而且它大概曾经移植到所有的共产党，以及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个人崇拜的实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产生了一个个人的和层层崇拜的阶梯，每一
种这样的崇拜都包含它发挥作用的一定领域……

　　在波兰，也发生了这样悲惨的事实，当时有一些无辜的人被弄死了，只有许多
人（其中包括共产党人）常常被监禁许多年，虽然是无辜的，许多人遭受残暴的酷
刑，恐怖和道德败坏的现象盛行，在个人崇拜的土壤上，产生了违反甚至取消人民
政权的最深刻意义的现象……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国内版的贝利亚主义。贝利亚主义是和它的一切总的
变相成为个人崇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贝利亚主义这是用挑拨、血、监狱和折磨
无罪的人来写下的一页”。

　　这种现象，在中国也有，只是程度不同，这就是我们要反对的。

　　当社会主义突破一国范围进入世界体系时，需要重新全面地分析问题，表现为
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就暴露了自己的局限性，按照思想意识落后于客观
形势的惯例，这种历史转变要求人们付出极高的代价，这就是南斯拉夫问题和波匈
事件，中国的整风——民主运动表现得特别温和，因为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要求共
产党在一定的程度上掌握辩证法，克服教条主义。

　　（三）一切过程都有两重性，货币之转化为资本其反面表现就是劳动力之转化
为商品，资本的生产其反面的表现是使用价值的转移，在物体的相互作用中主动的
作功永远伴随着被动的受反冲，物质的渗透永远伴随着运动的渗透。

　　整风——民主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实质上是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后者是由
前者派生的，是前者的反面表现，与此相适应的是：整个过程贯穿着两种力量，保
守与革命的相互斗争。

　　自然界到处都是相互对立的两极，它们处于统一体中，其相互作用以及到达极
端时相互转化决定着自然界的生命，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从产生到消灭无需要经
过三个阶段，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按照这种观点看问题，就可以消除“右派分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觉。

　　在列宁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领导下也是苏联共产党，在赫鲁晓夫领
导下，还是苏联共产党。1948年以前建设社会主义波兰的是“统一工人党”，把哥
穆尔卡同志下监狱的也是统一工人党，用秘密投票一致通过哥穆尔卡同志为第一书
记的，还是统一工人党。

　　我们热爱的党是不断革新，不断变化的党，而这种革新和变化是一个政党根据
自身的要求发展的，这种革新和变化就是保守力量与革新力量的相互转化，而这两
种力量通常都称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我们反对这种倾向：领导者把工作中的一切差错和弊病，加以各种粉饰和弥补，
完了就归之于党和制度，说这是党的意志，说这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措施，如是对任
何一种现象提出与某个领导者不同的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四）我按照我意识到的历史使命工作和战斗，我的一切行动自己负责，我不
会受任何人利用，至于和我执有同样观点的人或有相似意见的人，无论是他们的个
人品质和社会关系，我都没有兴致去研究，如果台湾和美国兴高采烈，那是他们的
事，他们从来就是这样愚蠢的。

　　（五）冬天如果来到，春天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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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人性与阶级性

　　常常涉及学术问题时，我的论敌就用文雅的谩骂，来炫耀他们的一窍不通。这
些可怜的卫道者，说了半天，简直什么也没有说，你这篇文章倒有点意思。这么说，
我愿意和你谈一谈。

　　你似乎认为我否认人的阶级性， 这是一种误解，你看过我写给5302041同学的
公开信没有，关于无产阶级的立场问题我说得很清楚，你呀！应该再虚心一点，学
术讨论可不比开斗争会。

　　好吧，言归正传，恩格斯说：“道德上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一个普
通的命题，他说善与恶的相互作用推动历史前进，可是在任何历史时期这种善与恶
的相互作用都表现为阶级斗争。因此善与恶的对立存在于阶级关系中。这不正是毛
主席说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吗？在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是新生的、上升的、
日益壮大的力量，而资产阶级刚好相反，是腐巧的、下降、日益没落的力量。这样，
无产阶级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而其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才是客观真理。这完全
是可以论证的，而忠诚于革命伟大的实践家并且略识辩证法的刘少奇同志在这问题
上恰犯了错误，他认为“善”与“恶”没有客观标准，“剥削者认为善的，被剥削
者认为恶”，这显然是相对主义的胡说八道。

　　现在，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反殖民主义和反教条主义两种运动实际上是支配着一
切。善与恶的对立也体现在这两种运动中，在这种意义上说来，周大觉关于领导者
阶级正在形成的论点，是可以考虑的，他写道：“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是：阶级是
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
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及多寡各不
相同的几个巨大集团” 。 现在我们看到领导者已经完全具有定义所提到的条件。
（1） 在生产体系中处于领导地位不进行生产活动而靠进行管理活动获得经济上的
优势。（2）对生产关系来说，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3）劳动组织处于支配地位，
它是控制的人最积极手段。（4）领导者是一个有组织的集团。

　　在周大觉看来，现在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领导者与群众的矛盾，具有阶级矛盾
的性质，我觉得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运用的一次尝试，如果我们是马克思主义
者，那么就用不着害怕异己的理论，因为马克思主义毕竟是客观真理，而不是宗教
呵，自封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禁止别人说话，这种作法本身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关于领导者阶级的问题，我想引哥穆尔卡的几段话，也许对澄清问题的实质有所帮
助。

　　“要管理国家就需要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们信任他们的掌握管理国家和责任的
代表，这是代表劳动群众行使权利的道义基础，只有在对给予信任的人们尽了义务
的条件下才能再次得到信任，失掉了工人阶级信任意味着失掉权力的道义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国家也是可能的，但政府一定是不好的政府，因为这个政
府一定是建立在官僚主义基础上的，建筑在违反法制的基础上的，建筑在暴力之上
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最广泛的民主，而这种实质，在这
种情况下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个人崇拜不能仅仅限于斯大林个人，个人崇拜曾经是流行于苏联的一种制度，
而且它大概曾经移植到所有的共产党以及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个人崇拜的制度实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产生了一个个人的和层层崇拜的阶
梯，每一种崇拜都包括它发挥作用的一定领域”。

　　“虽然个人崇拜制度是在苏联产生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把波兰所发生的一切弊
病的罪咎都归在苏联共产党或苏联身上，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国内版的贝利亚主义，
贝利亚主义和它一切总的变相成为个人崇拜制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贝利亚主义，
这是用挑拨，血，牢狱和折磨无罪的人来写下的一页”。

　　在波兰事件以前，我们可以设想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
可以这样说吗？然而在波兰哥穆尔卡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可以不可以提出这样的问
题呢？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不有一次波兰式的变革，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有
些右派分子，反对无产阶级立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还有民主集中制，这也
许是因为这些术语完全或者部分地失去了原来的含义变成了领导者的“行话”。如
果按照这些术语的本来含义去理解，我想他们一般是不会反对的。

　　好吧！理论就谈到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个问题，你说我看不懂荀子，我并不否
认，我的古文学得很差，我只是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应该叫做十诬蔑书或者叫做
十歪曲书）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看懂了一点，我觉得中国古代哲学家十分精通辩
证法，正像郭沫若对辩证法一窍不通一样，将来我还要好好学习，至于“聊斋”我
也有些地方不懂，不过也很欣赏，比方说有这么一段话：“视之美，近之，微笑，
招招手，不来，亦不去。”这种惊人的难以置信的中国式的简洁和美丽的句子把我
引向了一个神秘的精神领域，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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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一切现实的皆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皆是现实的。——黑格尔

　　　　存在的一切，都是应当灭亡的。——歌德

　　辩证哲学也有它保守的方面，它认为认识和社会关系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对于相
当的时间相当的条件来说，都是正当合理的，不过，这一理解方法的保守方面是相
对的，而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恩格斯

　　我们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起了很
大作用，获得了一致好评，在我看来，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是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
结的立场出发，我们的具体分析基本上也是正确，但是，在思想方法上，却是形而
上学的，因此在观点上，就不能不是唯心主义的，这说明到现在为止，我们党没有
真正自觉地掌握唯物辩证法，在这里，我想提出我的意见。

　　我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人们问道，既然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是正确的，
为什么又发生斯大林的错误呢？回答是，“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情况，斯大林
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但也是严重地离开了
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了主观主义”，这当然是对的，但是难道这算是什么回答吗？
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马克思的名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这就意味着：我
们的判断仅仅提出而没有解决问题，仅仅描写了而没有说明现象，我们的全部论证
在逻辑上不过是同语反复，斯大林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斯大林犯了错误，个人崇拜
的产生是因为个人崇拜的流行，如果稍微彻底一点想一想，就会伸延出无穷无尽的
谬误，这正是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特征。

　　在我看来，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用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来说明，正如落体运动不
能用物质结构来说明一样，正如商品价格不能用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说明一样，也正
如匈牙利事件不能用匈牙利的国内政治生活来说明一样，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只
能从决定着人们意识中两种世界观——辩证法的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的矛盾运
动的阶级斗争历史条件中去寻找，我的初步结论是这样的。

　　当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运动与工人运动向理论界提出问题时，需要了解全
世界的经济生活与社会面貌，要求对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进行透视，因为要求全面
分析也就要求人们掌握全面分析问题的武器，这就是唯物辩证法，而这种思想方法
本身也是一种科学，需要人们去寻找去发现，当时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古典哲学，
已经为唯物辩证法的发现，准备了条件，完成这一切任务的是马克思，之所以由马
克思来发现，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如果没有马克思，那么德国工人狄慈根就是马
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不管人们愿意与否伟大人物是互相排斥的，比方说历代集辩证
法之大成的大思想家，亚历斯多德、斯宾诺莎、黑格尔和恩格斯只能有一个，百代
而一怪，似乎是有道理的。

　　当人们去分别发动工人运动时，大家都只看到自己的国家，“只见个别的树木，
不见整个森林”因此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占了优势，因此产生了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
考茨基就成了不可救药的牺牲者，关于这一点，斯大林说得好，“考茨基反对他人
攻击第二国际而替第二国际辩护时说道，第二国际各党是和平的工具而不是战斗的
工具，所以他们在战争时期，在无产阶级革命发动时期，就表明自己无力采取什么
严重办法，这是完全对的”，而这正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作为第二国际的
领袖，考茨基可以始终是一个忠实的士兵，像我们的瞿秋白同志一样，但是修正主
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本身的第一次否定，
转化为自己的反面——修正主义。

　　当资本主义的矛盾进一步发展，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时无产阶级开始组
织武装斗争并开始夺取政权时，又一次向理论提出了新问题，要求再一次分析整个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生活与社会面貌，重新配备阶级力量。总之，要求重新全面的
分析问题。这就是说，要求人们重新掌握唯物辩证法，是谁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呢，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他们都是俄国人，这是“因为俄国当时是所有这一切矛盾的集
合点，因为俄国当好孕妊的革命程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所以只有俄国才能解
决这些矛盾”（斯大林语），于是列宁主义诞生了，辩证法以新的形式新的内容战
胜了形而上学，否定之否定！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造性
的劳动， 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但是不仅普列汉诺夫而且是列宁，也局部地能
“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他那哲学笔记中承认黑格尔的许多哲学命题，他不
懂，这就是说，既没有接受也没有批判，在恩格斯的著作中，这种情况是没有的，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几乎包括了黑格尔的全部哲学命题并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在
列宁的名著“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许多命题，特别是物理学的命题是错误的，
在恩格斯的著作中，这种情形也是没有的（甚至在恩格斯早期作品“自然辩证法”
中一切概念判断都已经被新的自然科学发现所证实，更不用说反杜林论，一切关于
恩格斯提出的原理已经过时的论点，在我看来，这是胡说八道），这可以用列宁不
得不在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来说明，人们的才干是取决于社会的要求的。

　　到了我们的时代，苏联不得不在一个封闭的孤岛上建设社会主义，形而上学之
否定辩证法是绝对必然的，在列宁同志“未发表的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
倾向已经开始和第二国际时的和平环境相反，这时苏联是处在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
中，所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不能采取修正主义而只能采取教条主义的形式，即
使列宁现在还活着，我们称为个人崇拜的基本历史情况决不会因此改变，斯大林是
一个坚强而纯洁的无产阶级战士，他战胜托洛斯基和布哈林，决不是偶然的（虽然，
在我看来，不能认为托洛斯基和布哈林，一开始就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因为他有
超人的才干，这种性格，对于“认识和社会关系的这一发展阶段和对于相应的时间，
是正当合理的”，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来，加里宁比斯大林在理论水平上要高出
百倍，但是他也没有——因为不可能而没有——改变斯大林的路线，所以在我看来，
把错误归斯大林个人是不公的。

　　当社会主义超过一国的范围而变成—个世界体系时，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与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就暴露了出来，恩格斯曾说，无论在某个多么
宽广的领域中（宽广的程度要看研究的对象）形而上学的思惟方法，是如何的合用
甚至必要，可是迟早要遇着一定的界限，在这一界限之外，它就变成片面的，狭隘
的抽象的思维方法，而陷于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这就是斯大林的悲剧，这就是
匈牙利的悲剧，这也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悲剧，在这里产生多少误会啊，我说
我们应该更少地责难苏联，南斯拉夫或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本是同根生，相煎
何太急”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从今天开始，我们应该更冷静地分析我们的历
史条件和国际局势，生活是残忍无情的，正因为如此，生活才是无限美好的，让我
们来重新建立美好的新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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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句人情话

　　有部分同学听说我对某些问题有些别致的见解，很想看一看我的作品。我写的
“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一文，也有部分学校的同志们向我索取。在这里，
我想给校行政和党委会提两个要求，

　　①请给我一间房子，让我把自己的作品展览一下，也许至少在一些自然科学的
探讨中，没有什么危险吧。

　　②借铅印机给我印一下，把“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印成小册子，我愿
付出任何代价。

　　为了说明一些从小积累的问题，我曾痛苦地思考过，看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其
他思想家的一切我能找到的经典著作，现在到底整理出一个眉目来。所以，我写的
这些作品，虽然谈不上什么创造，毕竟是诚实劳动的结果，我真心地渴望实事求是
的反对意见，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轻心的反对意见，我已经习惯了，所以也不介意。

　　我是从物理学本体发现辩证法的，不久我就看到，现在哲学已经江河日下，一
切科学在形而上学的统治下已经面临毁灭，一些著名的学者，例如周培源、钱学森、
华罗庚、郭沫若、艾思奇等，在哲学科学和常识方面存在多么可怕的空虚和混乱啊。
紧接着，我意识到，全世界面临一次空前的变革，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的
两支大军在不同领域内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北大的学生运动不过是一次世界规模的
民主运动的序曲而已。全世界注视着中国，中国注视着青年学生，青年学生注视着
我们北京大学，所以我们没有权利放松自己的战斗。

　　在我看来，现在有三种社会力量已经形成了一支可怕的百万大军。

　　①认识了历史必然性的战士们；

　　②那些树叶一样被蹂躏的人们；

　　③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反人民的魔鬼们；

　　这支大军在为自己开辟道路，谁要是阻挠，就是毁灭，一丝一毫也不差的毁灭。

　　我们青年学生应该是第一种人，我们有责任把这次运动引向破坏性最小的道路，
要知道，工人和农民不见得会采取写大字报的形式，让我们行动起来吧。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社会主义民主万岁！

　　马克思主义万岁！

　　自由、民主、理性、人权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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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心灵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国际歌

　　最近加于我的一切，我都不想置辩，因为在我看来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按照
规律来发展，为了人们的心灵，我写这张大字报，这是合理的。由于各样的原因，
有人把我的动机往最坏处想，这也是合理的，一切都会改变。明天，人们将以信任
代替猜疑，以友情代替仇恨，以平等代替欺凌，以真诚代替欺骗，这还是合理的。
自从恩格斯教给我这种指导思想后，我就永远战胜了意气、消沉，我微笑地工作，
我微笑地战斗，必要时我会含着微笑倒下去。在我还有权利写大字报时，为了人们
的心灵，我愿意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观点：

　　一、关于青年工作：首先让我们回忆回忆往事吧，解放前，我们唱，山那边好
地方，解放后，我们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时我们的心里感到解放快乐，
自从开始经济建设以后，青年工作的组织方式和活动的内容渐渐落后于生活的需要，
强迫命令多于说服教育，行政措施多于青年活动。许多干部僵化了，脑袋对付不了
复杂的生活现实，就采取禁止一切思维活动的措施，除了扣帽子以外，他们已经没
有别的本领了，现在立场这一术语已经成为理穷词尽，用来搪塞的万能方笺，所谓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等等都成了人们不去分析他们不懂得的新
鲜事物却又为说明他们而胡乱搬用的空洞词句。于是有多少不能说明的现在，便有
多少种不同的主义，而生活中的一切变化，一切运动，一切破坏和创造，一切新生
和毁灭都被仅仅翻译成含义模糊的各种术语了。这样造成了不堪忍受的知识的贫乏，
思想空虚和意志薄弱，造成了对一切不懂的东西的无条件的仇恨，造成了习以为常
的言行不符和自欺欺人，造成猜疑冷酷和相互残害。我看到了这一切，希望改变这
一切，而又被那些诚实的人所反对。这件事对于我，更大痛苦是不可想象的，现在
最可怕的偏见是，许多人以为听到了一句不习惯的话就发一顿神经病就算是站稳了
立场，以为只认为谁出身于不光彩的阶级就永远是落后分子或反动分子才是阶级分
析，其实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稍有一点常识就不会这样想了。列宁说过，马克思的学
说之所以能够掌握无产阶级千百万人的心灵，是因为马克思凭借人类在资本主义制
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固基础，马克思研究过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便了解到
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引向共产主义，而且主要的，是他唯一依据于对资本主义社会
所作的最确切最滇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的领会以往科学上所贡献的全部
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凡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来审查过，
任何事物也没有忽略过去；凡人类思想所树立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
并且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检验过，于是就作出了那些为资产阶级狭隘性限制或
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可见无产阶级立场不能是自封的，要
真正能站稳立场，必须懂得一点道理，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全面利益和长远利益。我
还是坚持没有确定的性格，没有对生活现实前后一致的见解，没有逻辑思维的习惯，
所谓“站稳立场”不过是一句赤裸裸的废话。同样，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
没有辩证思维的能力，没有无私纯洁的心灵，所谓“阶级分析”不过是自欺欺人。
谁是真正的战士、谁是可怜的应声虫、谁是无耻的叛徒，让生活本身来裁判吧，我
无条件地相信，中国青年——是那样的人，在前方他们是黄继光，那样勇敢，在后
方，他们像刘胡兰那样的勤劳。现在在整风——民主运动中虽然他们是空手赤拳在
搏斗，他们也绝对不会害怕，因为他们有一颗钢铁的心。

　　二、关于几个理论问题，我说过我拥护作为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制度
的具体形式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其他什么的，我只是在随便
聊天时提出过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从来没有说过要反对。有人对我说的一切都要探
讨十分反感，可是正是这些人，在马列主义基础第一次课堂讨论时颇有体会的发言，
马克思主义不怕反驳。比较一下他们的言行，倒是一件有趣的事。



　　现在很多历史分析，在我看来对于马克思主义有些外行，关于再论中的唯心主
义观点，我在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一文中已经批判过。三害分子对这篇文章
像生了病的耗子一样害怕，事实上，现在的历史科学贫乏到惊人的程度，人们用千
篇一律的公式来搪塞一切历史问题。就说匈牙利事件吧，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是帝
国主义进攻呢？还是党犯错误是事件的主要原因，从科学观点来看这种争议是毫无
意义的，帝国主义的挑拨和党的错误，在任何国度，任何场合，任何事件都是理由，
正因如此，这些因素（字迹不清）在任何国度，任何场合，任何事件都不成其为理
由，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为什么偏偏在匈牙利，偏偏在1956年发生了流血事件呢，
我们并没有从这种争论中增加一丝一毫的知识，用哲学的术语来表达，我们可以说
这种争议没有揭示出矛盾的特殊性。想想看，如果你进城去了一次，有人为了是到
城里去有条公路，还是公路上有汽车来往是你进城的主要原因争论不休，你会怎么
想呢？要知道这种争议之所以乏味，正是因为无论是公路还是汽车的存在，都没有
把你进城这件事的“矛盾的特殊性”揭示出来。

　　我说过“毛泽东思想”是形而上学到辩证法的“稳定的，缓慢的，然而是切切
实实的过渡”，我说过刘少奇同志作为一个革命者，我是敬爱的，但是他对辩证法
最多也不过是个半通，我说过康生、邓小平报告中充满了保守的自满的情绪，我说
过胡耀邦同志的思想十分混乱与空虚，我说过党中央在某些历史分析中表现得过分
愚蠢，在我看来，他们的理论水平的确不高，除了进行理论分析以外，谁又能用别
的方法来说服我，对于我，只有恩格斯才是绝对权威，这是我自己的事谁也管不着。
历史上有过恩格斯，曾经是我活下去唯一的理由，依萨可夫斯基的诗句可以表现我
对恩格斯的感情，“任凭我陷进了泥沼，任凭我冻僵在冰上，只要你吩咐我一声，
任何的艰险我便又能经过”，正是恩格斯教会了我怎样生活、工作和战斗，自从我
在书中认识了思格斯，我便永远地战胜了意气消沉，如果我能够活下去，我便要把
自己培养成恩格斯那样柔韧，坚定而又深远的人。

　　三、关于我的所谓“反社会主义言论”我曾写过各种稿件给各式各样的报刊和
名人，大都石沉大海，当我请教名教授们时，他们的态度大都是“我不知道你写些
什么，因此，我不想看你的，又因为我不想看你的，所以也就不知道你写些什么，
由此可见，你的确是毫无意义的，完全错误和荒谬绝伦的。”这使我很苦恼，不管
别人怎么想，我还是觉得我有责任把我的智慧献给处在困难时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献给全面危机中的科学界，献给多灾多难的人类，献给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我
觉得我没有权利沉默，为了引起人们注意，我有意说了很多偏激的话，关于这一点，
我不止一次地和石幼珊交代过，现在有些人都用这些来非难我，而且还按照他们的
意志作了不少的修正，经过巧妙的摘引、安插和修饰，经过更巧妙的说明和引伸，
似乎对我说过的话都特别感兴趣。更有趣的是，我过去那样信任过的人，今天却在
断章取意揭露我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我一直以为石幼珊是一个诚实的人，在这
次运动中却表现为一个十足的说谎狂。真的，为了帮助同学们和我划清界限，为什
么不公开我写的亲笔信呢？如果和我过不去，蛮可以用别的方法来对付我。来吧，
我欢迎那些玩艺， 污蔑凌辱， 禁闭，捆打和谋害，这是我的本分，我只是觉得要
（疑为“不要”——抄者）欺骗同学们，为了我们轻信，生活给了我们无情的嘲弄。
呵！善良的轻信者们！愿上帝保佑你们。

　　前天的批判会，我觉得十分乏味，我再一次告诉这些人，对于我，这种批判方
式是绝对不中用的，或者进行真正的辩论，或者在肉体上把我毁灭，别的方式是没
有的，懂吗？你们满可以不用开斗争会时特有的方式来表现你们的一窍不通，蛮可
以不必借反对右派分子的手法来炫耀自己的绝对无知，也蛮可以用不着在强词夺理
中显露自己无限愚蠢，还是建立一个异端裁判所吧，还是学学卡尔文吧，对于我，
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无论死去还是活着，我都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生活会证
明，我们的事业是谁也绞杀不了的，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一定胜利，整风民主运动
一定成功，“五·一九”和“五四”将显明地留在我们弟弟妹妹脑海里，永远鼓舞
着未来的年轻人。为了这一切，我没有任何恐惧，自己人的反对，比面对枪杀要叫
人难过，我也能沉默地忍受。

　　四、关于我个人的一个小问题，因为看到一些不愉快的现象，我曾想退学，离
开北大，但自从“五·一九”以来，我深深地爱上了北大。现在，北大的一切都在
向我招手，都在对我微笑，树叶展开眉眼，窗口凝着眸子，大路在×着我，友好地
向我问好，清晨出门，每一块石头对我说“早安”，今天你将怎样开始战斗呢？晚
上25斋的门神招呼我“晚上好，今天你工作得不够好，去你的吧，明天再来”，在
小山上的草坪里，在未名湖边，一切都多么好啊，可是我更爱的是活动着的人流亲
切的交谈和沉默的支持，我爱北大，这儿有我的朋友，有我的同志，在这里，我读
过恩格斯的著作，在这里我学会了生活。

　　我多么想留在北大啊！作一个学生还是职员作一个教师还是工友，这对我完全
是无关重要的，重要是我要在这里战斗。

　　亲爱的朋友们，我拥抱你们每一个，不怀疑毛主席也永远支持我们，不怀疑共
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他会从自己的队伍中清洗掉三害分子，不要怀疑马克
思主义，她会从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清洗掉教条主义，不要怀疑整风——民主运动，
因为一切过程都按否定之否定来发展，“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们青
年学生，自己能铺铁轨，自己能驾驶机车，难道不能克服目前的困难吗？一切都很
好，完全不用害怕。

　　真正的共产党员们！真正的共青团员们！善良的同学们！请原谅我过去的一切
无礼，我将逆流前进，不退一尺一寸，我不想向你们解释什么，你们的心是中国式
的，用你们的心来理解我吧！

　　“卫道者”们我一步也不责难你们，我只是建议：在受到考验的时候，要爱惜
自己的心灵，良心的责难是过分残忍的折磨，救救心灵吧！不要在那冒充北大同学
的信上签名，因为那是最无耻的谎言。遇到了新鲜的东西，仅仅嗅一嗅是不够的，
还要深思熟虑，无论如何，在分析问题时，脑子比鼻子更有用，思考吧！我未来的
朋友。

　　三害分子们：知道了你们遇到的是什么对手吗？重新支配一下力量吧！疯狂地
挣扎吧！让我们慢慢地教训你们。

　　　　　　　　　　　　　　　　　一个“强壮而又心怀恶意的小家伙”。

　　　　　　　　　　　　　　　　　　　　　　　　　　　 1956年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