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世龙：有感于王丹拒绝蒯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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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观点见杨小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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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鹏池发表在网刊《记忆》第九十二期的《清华园的一只蝴蝶—也谈《良知的拷问》》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1993年他（蒯大富）在北京邂逅王丹。

蒯对王丹说：“1989年6月4日我正在北京，我的一个朋友家就住在中南海南面。6月4日那天，我穿着短裤，拿一个扇子，我就站在那个街边，看到很多人啊，前面学生啦、市民啦，我看到这种场面确实激动啊！因为我们当年就这么干的嘛！”

蒯还问王丹：“当时我在天安门，假设我支持你们，你们会不会欢迎我？”

王丹说：“你千万别支持我们，我最怕岁数大的人来支持我们哪！假如你们支持我们，等于我们有后台。那四人帮就和我们混在一起了。你们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什么形象？你们在我们的心目中如果不是坏蛋，至少是笨蛋！当时四人帮那么明显地破坏国家，你们看不出来，跟着跑，不是笨蛋嘛！你们干了那么多坏事，不是坏蛋嘛，你们在我们的心目中始终不是好人。”①（①“蒯王对话”见许爱晶编著：《清华蒯大富》页 453。）

读到这里，悚然心动。假如谭天荣遇到蒯大富，提出同样的问题，老蒯会怎样回答呢？

历史不可以假设，但文革中蒯大富们的行动早已清楚回答，界限划得比王丹还要清楚；也不止蒯大富们，那时无论那一派都不敢沾1957年右派的边，而且还有人盯住这些“死老虎”，整起来，下手更狠。

当然，也难怪蒯大富们畏缩，文革刚开始，就有人在清华二校门贴出“钱伟长笑了！”的大字报作为警告。更有来自高层的指示“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今天的80后、90后会怎样看王丹一代呢？恐怕看好的也不多。

然而从谭天荣、蒯大富、王丹到今天什邡中学生，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其实都是同一轨迹上前行，做着同一性质的事，继续为五四运动未完成的“科学与人权并重”启蒙任务，（陈独秀:敬告青年）讲科学，要民主，争自由。

尽管各次学生运动的具体内容不同，参加者未必都有很高的自觉；尽管参加这些学生的成员，认识水平参差不齐，甚至走了弯路，犯有各种错误，或有人（包括某些领袖人物）掉队落荒，但作为中国青年学生的群体，他们所追求的，并非私利，纯洁高远，无庸质疑。

为什么薪尽火却未传？一切又需要重新认识，重新开始？

为什么会出现民族历史断裂，集体失忆的状况？不能不承认有关方面抹杀他们不喜欢的历史记忆的成功。

在清华大学校史馆网站，有清华校史连载十八篇，对于使数百英才，包括一批知名学者沦为贱民，不能得其所用的反右运动，仅有不足二百字的记载。

当 时全国正值反右派斗争之后，高举“三面红旗”，“反右倾”，大搞群众性的政治运动，高等院校和清华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和“左”的影响。在此期间，清 华也发生了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反右倾、“拔白旗、插红旗”、在学术业务领域开展“兴无灭资”斗争等失误，没有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伤害了一些教师。但 是，学校及时注意了纠正偏差，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力图全面坚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按照正确方向前进。（清华校史连载之十五 培养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

没有具体内容，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外来影响，对清华本身的工作还持肯定的态度，更不要说有什么反思了。
也不止是清华，整个1957年反右的历史也是掖藏着多，公开者少。

不 仅是反右，近几十年来发生在中国大学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能源源本本讲清楚的教科书似乎还没有出现，学校中的历史教育做的如何，我不清楚，但从下一代对 上一代的无知和不理解，可以看出存在着记忆的大段缺失。即如“五四运动”，年年都在纪念，讲得很多，但从在北京五四大街路口名为“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大 型不锈钢雕塑，说是纪念五四运动的，浮雕部分镌刻着青年毛泽东、李大钊、鲁迅、蔡元培等人的头像，却不见五四运动两位最重要的领袖人物：陈独秀、胡适。 （据雷颐：这是“历史新的一页”吗?*）可见选择性失忆不仅存在，而且已广泛影响到社会。

网 络技术的出现和迅猛发展，使每个公民都有可能真的成为历史的书写者和传播者，虽然由于各人所在位置与视野不同，众说纷纭，在所难免，但对于弥补民间记忆的 缺失，正面的作用仍是主要的。而以认真严肃的态度编出的《记忆》、《昨天》、《巴山夜雨》、《蜀道》等的网络刊物的出现，为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提供了平 台，无疑将对在这虚拟空间中进行的历史研究，起重要的推动作用。

期待我门的后代不再迷失在历史的烟尘中。

陶世龙，2013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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