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的南京大学（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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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时的南京大学
文章原标题：文革是一场整人大混战
经盛鸿

〔编者按：经盛鸿现任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文革爆发时是南京大学政治系三年级学生。本文节录自《经盛鸿教授访谈》，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被采访人：经盛鸿教授
　　采访人：董国强、袁桂海、智杰
　　采访地点：金星花园经教授家
　　采访时间：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０日下午

　　上海的朱学勤先生说过“我们这一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这话确实有道理。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我们这一代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就不知不觉地被引上了通往文革的道路。其实不只是我们这些人，我们整个国家的广大群众，从上到下，都是不知不觉被引到这条错误的道路上的。

　　（１９６６年）５月份中央发布《５·１６通知》，掀起了新的批判高潮，在溧阳的（南京大学分校）学校领导从各个年级抽调了一些能写文章的学生组成了大批判组，我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我们准备批判江苏省委抛出来的几个“反动学术权威”，文学界就批判南大中文系的陈瘦竹、叶子铭，哲学界就批判省社科院的孙叔平，教育学界就批判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还有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陶白等等。这就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每个省都要弄这么几个人出来接受批判，江苏省委经过讨论就抛出了这几个人，省委把他们的材料发到各个大学的文科，南大当时是重点中的重点，就把我们抽出来搞这个批判。

　　大批判组成立后不久，６月２日早晨突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说北大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揪出了北大党委书记陆平。这个事情在南大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对照了一下，北大大字报里讲的情形和我们南大的情形不是差不多吗？既然北大的革命师生已经采取了革命行动，我们南大的革命师生也不能袖手旁观，也应该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采取积极行动！哈哈……当时就是这么一个心理。

　　由于大部分学生都出去劳动了，学校里只剩下我们十几个批判组的学生，我们一商量，感到写大字报在我们是责无旁贷，于是我们就动手写了。我们的动作是很快的，早上听到广播，下午我们的大字报就贴出去了。当时我们提出了几个质问，大意就是说批判修正主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现在学校把我们弄到这个偏僻的农村，成天让我们参加劳动，不让我们投入到批判邓拓、吴晗的阶级斗争高潮中去，这到底是何居心？我们的大字报贴出去以后，又有很多学生贴大字报对我们表示支持和声援，有的教师也在大字报上签了名。

　　我们的匡校长是老革命，１９５７年反右的时候，他是吉林大学的党委书记兼校长。他就用１９５７年的眼光来看１９６６年的形势，认为分校学生贴大字报就像１９５７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所以他就组织反击。当时大多数学生和老师还是积极紧跟学校领导的，立即把我们这些贴大字报的人孤立起来了，进行批判斗争。首先批判几个教师，政治系的林德宏老师，中文系的胡若定老师，还有一个是外语系的苏寿琪老师。这些老师当时三十多岁，大概是因为匡校长认为“大字报事件”是他们在暗中策动的，是学生背后的“黑手”，而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只不过是他们的工具和炮灰。

　　当时全校停止劳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大会。这是我第一次亲身感觉到批判大会的残酷与恐怖。那些上台发言的人都使用了充满火药味的“阶级斗争”语言，批判对象平时的各种言行，包括政治态度、生活作风、人际交往等等，统统在分析批判之列。甚至个人之间极其私密的谈话也统统被人揭发出来，真让你有一种被剥光了衣服、赤身裸体示众的感觉。我认为这种批斗会模式是我们党历史上一种很不好的倾向，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统统往你身上扣，甚至要侮辱你的人格，而被批判的人则完全没有分辩的余地。看到那些我们平时很尊敬的老师被学生们围在中间批斗，甚至还有人开始动手殴打，我们就感到恐怖。

　　批斗完老师之后就开始批斗学生干部，第一个受到批判的是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中文系的胡才基。他是个“调干生”，共产党员，年龄比一般学生大。第二个受到批判的是中文系的孙家正，他当时是中文系的团总支书记，他的爸爸是新四军烈士。再下来就是所有在大字报上签过名的人。我的年龄比较小，又不是党员，所以排在后面。轮到批判我的时候，江苏省委已经插手了，所以我当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６月８号晚上，分校广播站突然播放《东方红》歌曲，让全体学生到大操场集合。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戴为然在会上向大家宣布：“同学们，明天你们就看不到匡校长了，因为他犯了错误被调走了。你们贴匡亚明的大字报是对的！你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我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当时孙家正带领我们高呼口号：“坚决拥护江苏省委的正确领导！感谢江苏省委将我们从匡亚明的镇压下解放出来！”这种呐喊是发自内心的，我们激动啊，我们都发狂了！但是那几个受到批判的老师还不敢轻举妄动。而那些批斗过我们的同学则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逆转惊呆了，他们为自己的那些过火行动感到惴惴不安。

　　今天回想一下，当年溧阳分校的这一场混战哪一方是正确的呢？学生给匡亚明贴大字报是错误的，匡亚明的反击也是错误的，整个事件都是被错误的理论引导着向前发展的。

　　那个时候人情是很淡漠的，关系很好的同学之间也相互揭发。１９６６年８月省委工作队撤走的时候，按中央要求把他们掌握的材料全部拿出来当众销毁，我当时被指派去作具体的销毁工作。我在销毁这些材料之前，违反规定偷偷翻看了几份材料，结果发现其中有别人揭发我的，说我睡觉的时候说梦话，流露出“为吴晗《海瑞罢官》讲好话”的一些反动思想。这让我感到很后怕，从那以后我睡觉都用被子把头蒙得严严实实的，生怕说梦话惹出什么麻烦来。

　　后来学校里又搞“清理阶级队伍”，批斗各系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批斗的时候一大排人站在体育场的主席台上，低头弯腰，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一个大牌子，中文系的陈瘦竹、哲学系的夏基松、孙本文、外文系的陈嘉、历史系的韩儒林、茅家琦都在那里。这些人平时我们只听过他们的名字，都没有见过面，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这时候总算对上号了。但是像我这样的人从小喜欢读书，有一种名家崇拜的思想，对他们这些人有一种很尊敬的感情，觉得他们很了不起，所以批斗他们的时候我不是很积极，也从来没有参加过对他们的抄家。文革结束考研的时候，我就又重新考回南大。而像那些批斗老师比较厉害的人，比如像中文系的马××，他和我是一届的，６３级，他就不敢考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了，结果考了北师大，

　　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显然是先利用我们把“走资派”打倒，然后再把那些“反动学术权威”老师打倒，最后就搞我们学生。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有步骤的，当时叫“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现在看来就是搞阴谋！毛泽东把在战场上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日本鬼子、蒋介石军队的方法，用到对待知识分子身上来了。

　　这种事情见得多了，我们这些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就有些动摇了，怎么能这样搞呢？你想这些老师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有的年龄比较大，都七十多岁了，哪个人不多多少少有一些所谓的“问题”呢？比如说出身不好啦，或者是解放前写过什么文章啦，或者是参加过“三青团”啦……但这些问题都是历史因素造成的，现在就抓住这些莫名其妙的罪名批斗人家，迫害人家，甚至于拳打脚踢，我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就感到不忍心，我就可怜他们。

　　到后来又搞我们学生。我的思想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变化的。我当时就想，运动搞到最后怎么搞到我们学生头上来了？我想不通啊，一年多以前《人民日报》拼命地吹捧我们，当时发表了《红卫兵赞》，还发表了《一论》、《再论》、《三论》，就是赞扬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啊，说我们是时代的英雄，是旧社会的批判者，是烈火狂飙式的人物，等等，等等，把我们捧的那么高；当我们把“走资派”头子刘少奇打倒了之后，所有的坏事又都落到了我们的头上了，毛泽东批评我们这些学生不知天高地厚，说“现在轮到小将们犯错误了”，等等，等等，这不是典型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吗？！我们当时真的想不通啊。

　　想不通就采取高压手段，在学生中搞“清查”，抓所谓“反动学生”，学生中那些讲过什么牢骚话的人这时候都受到批判。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敢于公开暴露所谓“错误思想”、“反动思想”的人毕竟是极少的，大家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运动之后都变得很精了，所以并不是每个单位都可以找到这种批判对象的。有些单位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批判对象，最后就开始乱搞了，甚至发展到极端的程度。

　　我就亲眼看到一个这样的例子。我们南大外文系法文专业有一个女学生，在文革前犯了一点“错误”，这点“错误”在现在看来根本就不算什么事。外文系不是有一些外籍教师吗，她当时是外文系的学生，人也长得蛮漂亮的，她就和一个刚到我们学校任教的法国年轻男老师产生了感情，其实当时还谈不上什么产生感情，也就是相互之间有那么一点意思，这样大家就认为他们的关系有点不同一般。学校发现之后非常重视，因为文革前是绝对禁止大学生谈恋爱的，更何况是中国人和外国人谈恋爱？这在当时就是“里通外国”啊！哈哈……这还得了！立即把这个女学生从南大“调剂”到重庆外国语学院去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所有的外国老师都被赶走了。另一方面呢，那个女学生是南京人，她在重庆那边生活不习惯，而且南大是名牌大学，比重庆的外国语学院名气大得多，所以她就又回来了。她这样的人回来了以后当然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她就成了逍遥派。

　　后来外文系要找“反动学生”作为批斗对象，实在找不到，忽然就想起了这个女学生，就把她揪了出来，质问她为什么不和中国人谈恋爱，而要和外国人谈恋爱？还对她进行人格侮辱，在她住的八舍门口贴她的大字报，把她称作“女鬼”，还骂她“里通外国”，“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这下子她受不了啦。她的宿舍在八舍五楼，一天中午吃过中饭后，她就从五楼上面跳了下来。

　　她跳楼的事我是亲眼看到的。我们文科三系男生当时住在九舍、十舍，和八舍紧靠着。那天我先是打了午饭回宿舍吃的，吃过饭以后感到没吃饱，就又跑到食堂打了三分钱的饭，一边吃一边往外走，刚出食堂门口，就听见有人喊：“跳楼了！”我抬头一看，正好看到那女生从楼上跳下来！我顾不得吃饭了，一边端着饭盆朝那边跑，一边我就大喊：“救命呀！”我是跑在最前面的。跑到楼下的时候，看到那个女学生已经瘫在地上不省人事了。这个女学生长得很漂亮，皮肤本来就很白，这个时候因为失血过多脸色更加惨白了，没有一点血色！她的上身倒没怎么异样，但是两条腿叉开来挂在身体两边，就像竹竿子折断了一样！因为她是垂直跳下来了！后来别人找来了一个担架，我一手端着饭盆（二两饭对我还是非常宝贵的，舍不得丢掉），一手帮着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她放上担架，然后就抬起担架往鼓楼医院跑。送过去以后我们就回来了。我们当时心想她死不了，最多截肢！但第二天医院传来消息，她死了。医生说她内脏都摔坏了。

　　一个活活的生命就这样死掉了！死得很惨呀！这是我亲眼看到的。这个女学生是不应该受到迫害的。她文革前那么一点事算什么？何况当时已经处理过了？这个事件对我印象很深。所以我对文化大革命就更加反感了！

　　文革一开始批斗“走资派”，我们还是积极支持的。当然这和当时的宣传鼓动有关，我可以举两个例子。

　　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叫江渭清。在批斗他的时候，就有人在会场上揭发，说他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党内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居然躲在房间里和一个随身女护士乱搞男女关系。这个揭发当时激起了我们学生的公愤，我们当时听了很气愤，认为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表现呀！这就是真正的“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啊！我们对江渭清的痛恨还有一个原因。在文革爆发前一年，匡亚明校长曾经把江渭清请到南大来做报告。他的口才很好，那天在大礼堂给全校的师生做了整整一天的报告，讲当前的革命形势，讲党的光荣传统，讲他个人的革命经历。匡校长在他做报告时插话说：“我们的江渭清书记他不仅讲得好，在理论上帮助我们提高，而且还言传身教。同学们知道不知道？我们的江渭清书记是老革命，经受过严酷的战争考验，他的腿曾经被敌人的子弹打伤过，弹片至今还残留在他的体内，所以他现在走路还一拐一拐的。”哎呀，当时听了这些话，我们对江渭清很崇拜啊，觉得他了不起！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却听说他在革命斗争的紧要关头和女秘书、女护士乱搞男女关系，这个反差太大了！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红卫兵到省委书记彭冲家里抄家，据说抄出了一套《金瓶梅》！这个事情传开了，影响也是很坏的。我们就认为他们这些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跟别人讲“马列主义”，背后自己看这些“封资修”的书；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男盗女娼。

　　还有人揭发，说江苏省委行政大楼里居然有电梯——当时电梯是很少见的，哈哈……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些人已经“修正主义”到极点了，竟然连几层楼梯都不能爬了！还有人揭发，说“三年困难时期”还有省委书记家里养鸡。我们就想，当时老百姓困难得连稀饭都没得吃，他家居然用雪白的大米喂鸡？我想到了饥饿的中学时代。

　　所以说文革初期批斗“走资派”我们是支持拥护的。我们就感到“修正主义”真厉害呀！不“反修防修”不得了！但是到了后来批斗老师的时候，我们心里就矛盾了。看到一些老师在批斗时遭到拳打脚踢，我们就感到这些老师很可怜！他们又没什么权力，想腐化也腐化不起来，何况他们都是些谦谦君子，平时对我们学生都挺好的，他们有什么了不得的错误和罪行啊？再到后来将斗争矛头指向学生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反对啦！

　　毛泽东后来就派工宣队进驻高校，要对我们大学生进行“再教育”。这又是毛泽东的一个“战略部署”。我们心里怎么想呀？我们当然不服气啦！我们认为那些工人都是一些学习成绩不好的或者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中学毕业以后考不上大学才进工厂当了工人，现在他们组成工宣队耀武扬威进入南大，而我们这些学习成绩好、家庭出身好的人反而要服从他们的领导，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大家当然不服气！工宣队进校以后把我们学生骂得一塌糊涂，“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等等。我们就把两年前《人民日报》赞扬我们红卫兵的社论抄成大字报贴在南大校门口，就质问工宣队：为什么两年前把我们吹得多好多好的，现在又把我们骂得一钱不值？工宣队当然没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他们就简单粗暴地斥责我们这些学生是“用资产阶级反动政客的观点来看待文化大革命”。这样我们就更加不满了。

　　我们从那以后就不再相信所谓“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理论了，而是越来越关心中央高层的斗争。我个人对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产生兴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后来我就考了南大历史系的研究生。我当时就开始研究那些被打倒的人的历史状况，刘少奇是什么样的人？林彪是什么样的人？毛泽东、江青是什么样的人？就开始注意收集材料了。我做这个工作有一个便利条件，因为我是南大《八？二七战报》的主编，经手的材料特别多。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组织大多有自己的宣传刊物，相互之间经常交换，所以这类东西我收集了好多，包括“清华井冈山”、“新北大公社”的报纸。这些材料看多了就更不相信什么“路线斗争”的说法了，就知道这是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而且什么南大党委的斗争、江苏省委的斗争呀之类的都是次要的，关键还是中央高层的斗争。中央一股风，下面一股浪。所以我后来就特别注意中央高层的斗争情况。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到１９６８年还是基本上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来进行的，就是怎么样搞得天下大乱，把刘少奇及其同伙打倒，进行改朝换代，然后中央是林彪、江青他们上台，地方上就成立革委会。全国人民都不了解这些内幕，狂热地跟在后边搞，特别是我们这些红卫兵。１９６８年革委会成立后，毛泽东的目的达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我们这些炮灰没有什么用了，就一脚把我们踢到农村去！说我们红卫兵小将犯错误了，叫我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又说大学要统统解散，所有大学生统统上山下乡，到农村去种地！中学生也上山下乡，统统下去！——我们许多学生感到被利用后又被抛弃了！

　　现在回想起来，文革真是一场混战啊！整个社会都乱套了！学生不尊敬老师，还对老师拳打脚踢。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今天你搞我，明天我搞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而且相互之间的斗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连起码的伦理道德都没有了，只要能把你搞倒、搞臭，连你祖宗八代的历史都翻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社会的道德沦丧和文革有很大的关系。

　　文革初期我们这些工农子弟没有干部子弟那么红，但是干部子弟变化很大。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得意洋洋、神气活现，整天带领我们去批斗、抄家，突然有一天有材料来了，说他们的爸爸是“走资派”，是“叛徒”，一下子就完蛋了！如果有人平时和他关系不好，马上就把他抓起来进行报复。像我们南大中文系６３级有一个女生，文革后曾任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馆长，她的爸爸原来是南京市市长，后来调到西安市做市长。她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非常活跃，整天穿着一身旧的黄军装，到处批斗人家。后来她的父亲在西安被打成“走资派”，跳楼自杀了。当时党内规定，党员自杀就表示和我们党决裂，就以“叛徒”论处。消息传来以后她立即就垮掉了。我们班有一个女同学也是这样，其父是苏北的一个县委书记，文革前一直以“自来红”自居，高我们一等，对我们指手画脚；等到她父亲被打倒，她就再也抬不起头了。那些本来和她们关系不好的同学就嘲笑她们，甚至批判她们，上纲上线说她们对我们党、对我们劳动人民子女“有刻骨的仇恨”。

　　当时大家斗得很起劲，都认为自己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结果到了１９６８年，不管你是“好派”还是“屁派”、“革命”的还是“保守”的，统统都一脚踢下去，让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放到农村以后我们开始反省了，我们这些所谓“大学生”都是假的啊，因为大学教育的五六年就在这样的胡闹中过去了，什么知识都没有学到，以前学的外文都丢光了。像我是１９６３年考入南大的，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我才读了两年半的书。还有的学生文革爆发前刚上一年级，才读了半年书。所以虽然名义上是“大学生”，其实文化水平跟中学生差不多。我们感到很失落，感到受人愚弄——这实际上是我们有点觉醒了。

　　１９６８年我们南大学生的分配是比较惨的，我们这一届很多人被分到新疆、青海、甘肃、宁夏，能分在江苏农村插队劳动就已经非常好了！我因为出身比较“好”，各方面表现也不错，被分在江苏太仓县“新湖公社”插队种田。现在的江苏省委领导人梁葆华是和我一道分去的，分在一个公社劳动，他是复旦来的。当时到了农村以后，天天劳动，但我们大学毕业生还能拿到工资，每月４３元。中学生只能拿工分，生活困难，老实讲对象都不好找，尤其是男同学。

　　我们下放到农村以后，看到农村的情况也和城市一样混乱，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对所谓的“地、富、反、坏”分子进行人格侮辱，让他们挂上黑牌子接受批斗，他们家庭的门口也钉上黑牌子。这个我们都是亲眼看到的。说得不好听的话，这种行为有点像黑暗的中世纪，也有点像德国的法西斯，希特勒当时不就是给犹太人挂牌子吗？

　　１９７０年春，我又被太仓县革会抽出来参加“一打三反”工作队，到太仓县人民医院里领导运动，“一打”是指打击现行发革命；“三反”是指反贪污，反浪费，反投机倒把之类的。结果在这家医院里挖出了一个“胡、路、杨反革命小集团”，我一看材料，其实是几个大学毕业分配到这家医院不久的年轻医生，在平常说一些对文革不满、对江青等人不满的话，被人揭发了，就成了“胡、路、杨反革命小集团”。我心中暗暗想，这些话我与知心朋友也说过啊！不免有点“后怕”，同时也让自己对人提高了警惕，不要让人抓住把柄。这其中有一件事触目惊心：这“胡路杨反革命小集团”里的“路”，是一个姓路的年轻女医生，上海人，曾将她一封“有问题”的信纸，撕成蚕豆大小的碎片，扔到厕所里，居然被人全部从粪水里打捞出来，重新拼成原信，成为她“反革命”的证据。这太可怕了。文革中人与人的关系真是成了狼与狼的关系，时时要吃人或被人吃！在那家医院我还看到过一个很惨的事情：医院里有一个看门的老人，他解放以前当过和尚，后来还俗了，还娶了老婆。他没有多少文化，平时老老实实的，可是到了“一打三反”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把他卷进去了，说他有“历史问题”。他这个人太老实了，他听到很害怕，就喝药自杀了。我们接到报告以后跑到他家一看，他横躺在家里的床上，死的时候显然很痛苦。看到这个可怜的老人，我当时感到心里很沉重，联想到我们老师的死，我们同学的死，就感到这场文化大革命搞的什么东西啊！

　　不久，全省大搞抓“五一六”运动，非常激烈恐怖，我虽离开了南京大学，但对南大仍十分关心。许世友、吴大胜将南大的文凤来、曾邦元等造反派头目与许多师生都抓进去，残酷批斗，迫使许多人自杀、发疯。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所谓文革失望了，越来越看透了。等毛泽东再发动什么“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没有多少人参加了。等到１９７６年４月爆发“南京事件”和“天安门事件”，当年被当权者煽动、愚弄、操纵的青年学生与广大群众终于冲破了思想牢笼，摆脱了迷信束缚，以鲜血为真理而斗争，同时要讨还失去的青春。——它为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历史大转折奠定了基础。

　　鲁迅说得好，欺骗是不能长久的。我要说的是，即使是打着“革命”与“爱护青年”等美丽旗号的欺骗也是不能长久的！中国被欺骗的一代终于有很大一部分人觉醒了，当然，付出得太多了：几代人的青春，许许多多人的家破人亡，无数的血和泪！“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流不完的泪！”都是为的几个独夫民贼！

　　“林彪事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起初想打倒刘少奇，依靠的主要力量就是林彪。“四人帮”的力量是很小的，又都是一些笔杆子，他们哪里能斗得过那些老干部呀！所以主要还是依靠林彪和他控制的军队。另一个就是利用我们红卫兵。林彪的背叛无疑使毛泽东失去了一个有力的同盟者。而我们这些红卫兵呢，后来也感到被他利用了，开始觉醒了，他也没有办法再利用我们了。我们这些人从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就开始觉醒了，到了下乡插队的时候就开始大觉醒。到了“林彪事件”之后，恐怕全国绝大多数的人都觉醒了。所以鲁迅先生说过“欺骗是不能长久的”。１９６６年曾经被利用来打倒刘邓的红卫兵，到了１９７６年成为了坚决反对文革的力量。“四五运动”名义上是反对“四人帮”的，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很清楚。

　　所以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再也无力贯彻他的战略部署了，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了。比如等到“九一三事件”以后形势稍微好转一些的时候，他想搞周恩来，实际上是要把中国重新拉回到他所设定的文革轨道中来，结果拉不回来了。后来他又搞了“批林批孔”运动，评法批儒运动，评《水浒》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想挽回文化大革命的颓势，但是都遭到人民群众的消极抵制。人的觉醒就是这样的，像我这种思想的人多得很。我们慢慢地觉醒，是因为事实教育了我们，文化大革命这条路走不通。等到后来看到的材料越来越多以后，我终于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整个就是一个大阴谋。

　　到了“批林批孔”的时候，虽然我们这些人也跟在运动后面跑，但是我们没有像以前那样卷进去。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周总理、小平同志身上。所以周总理死的时候很多人都哭了，因为全国人民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死了大家都感到希望破灭了，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到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主席死的时候，说实在的我并没有感到悲伤，不像周总理死的时候。毛泽东死的时候，我就预感到一个历史时代终结了，中国政局要发生变化了，我们这些人的命运有可能改变了。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希望。所以我们熟人见了面，互相眨眨眼睛，摇摇头，大家都心照不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