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读李零”到“天佑中华”——张木生谈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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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张木生谈李零
我与李零先生是“发小”。小学、中学在一个学校，“文革”初同游祖国大好河山。他干过的许多事，我比他玩得早（如刻印、读哲学书），但多是虎头蛇尾，而他却后发先至。李零最喜欢的称谓是“读书人”，早年他读的书，我也读，甚至比他读得早，但枉担着一个“读书人”之名。李零从小干什么都讲基本功，书法、国画、篆刻、写旧体诗如此，读书也如此。我至今保留他初中读《诗经》的笔记，下功夫深了去了，而我读书，图新鲜，浅尝辄止。
如果我告诉读者，1966年“文革”初期，李零的父亲正在挨斗，而李零躲在我家，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灰皮、黄皮书通读并做读书笔记，造反派来突击检查，李零的第一反应是丢下其他，抱上读书笔记，攀梯、蹬楼顶，隐匿笔记，现在的孩子会莫名惊诧。但这是真实的故事。后来，他投靠我，一块儿在内蒙古临河插过队。再后来，因为一条板凳上坐不下两位先生，知识分子最擅窝里斗，1982年，“躲得起”的李零又被我调到我所在的社科院农经所。
我和李零都属鼠，按干支计，恰是一个甲子。国人应变能力极强，论到哪个生肖，都有赞颂之词，说几句好话恭维。但老鼠的好词似乎真不多，獐头鼠脑、无名鼠辈、胆小如鼠，是贬义。一想到老鼠就只有穿牖毁器窃食偷油。就说鼠排生肖之首，“老”有长寿之意，祝颂鼠寿绵长，大发鼠财，也让人别扭。属相和人性无关，若要比喻，就是李零独来独往的精神。鲁迅《中秋二愿》，“一愿：从此不再胡乱和别人去攀亲。”“二愿：从此眼光离开脐下三寸。”再有名的洋人，再有势的权贵，李零从不势利，更无奴颜，倒多有些尖刻，有些激愤，长短随人说，是非无媚骨。
李零的书好看也好玩，学贯中西，旁征博引，细密考证，但又绝没有过于的书卷气，卖弄洋屁，抖学问，掉书袋的酸文假醋。看他的书直白、痛快、幽默、恣肆汪洋而不拘一格，咀嚼着文字就能品味出人生，品着人生就能参透古今。他是用业余的态度研究专业，用专业的态度研究业余。
从专业角度讲，他是一位用现代眼光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同时精通考古、古文字和古文献三个领域的学者，他的著作很多，有十几部代表作，《中国方术正考》、《中国方术续考》、《〈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孙子〉古本研究》、《吴孙子发微》、《兵以诈立：我读〈孙子〉》、《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入山与出塞》、《铄古铸今》、《放虎归山》、《花间一壶酒》、《李零自选集》、《丧家狗：我读〈论语〉》、《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只是其著述的代表。他还翻译出版过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写过其他许多专著和大量的论文。这些著作，很专业，但同时很好读，只要用心就能读懂读乐。他不仅读书多，而且行路广，曾频繁出访欧、美、日以及我国的港台地区，讲学和研究，近年则把注意力转向中国大陆本身，有计划地在国内安排各种访古旅行，调查野外古迹和博物馆，足迹遍于大江南北。国外，他说，他最想去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是伊拉克、伊朗、阿富汗、中亚、蒙古和俄国（那是旧大陆文明的传播路线）。
杂文，是李零的业余爱好。如果说，李零在专业领域里是把现代问题拉到古代去谈，那么他的杂文就是把很多古代问题拉到现代来讨论。人类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自其不变而观之”，总有一些亘古不变的兴奋点，相通处。
虽然身在学术圈，但李零的知识分子意识非常淡薄，可以说几乎没有。他拒绝把自己归类，也很难把他归类，用他在《花间一壶酒》中的话来说就是：“我一直在逃，从专业学术的腹地逃向边缘，从边缘逃向它外面的世界。”①
他是属于逃跑类，他一贯保持的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
李零的这种逃跑意识可以在他的知青生涯中找到答案。七年的知青生涯，他看到农民生存的艰辛，也看到农民的智慧。那种在艰难的环境下表现出来的生存智慧，至今让李零钦佩不已。在他看来，农民和学者，都不过是一种活法，没有什么高下，别以为自己读了点书就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这话让学者听起来有点刺耳，不过，我倒觉得，恰恰是这种逃跑意识，让李零保持了自己的思想独立性，绝不人云亦云，即使众口一词，李零也有李零自己的说法。
人类这五百年，进步最快的是科学技术，人类近二百年来，进步最慢的是文化历史观。这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一个基本事实，即使在近代西学全面占领中国之后也是这样。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现代学术有了李零，其荦荦大端者几十部著作，沦肌浃髓，不仅深刻，而且平发了许多生气。
李零的书提倡一种志存高远的学——研——学的治学态度。李零考虑历史的一些基本前提与多数学者不一样：一个是怀疑一切的历史研究，一个是开方支招。因为一旦有了实用立场，就有了框框和局限，实际上是接受了很多流行文化立场和流行的历史见解，即便是改造了配方，基本上是利用原来的配方和作料，仍在三界内，未出五行中。
要对成说敢于怀疑，首先要敢于解读马克思的历史观、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之不足。他们的共同错误是西方中心论，傲视其他文明。这在19世纪是必然，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的局限。所以，先了解，后怀疑——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用现代的水平看都有问题（严格讲，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不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先了解，后超越——实践检验，马列所说的社会主义在任何地方都未完整地实现过。
李零对上述文化的批判不是采取系统论述的方法，但他的所有著作、历史研究都涉及这些让他长期苦恼的问题，即基本文化立场和历史观问题。黑格尔就是西方中心论的代表人物，他将东方文明看作早熟的婴儿，酒精瓶里长不大的婴儿。
李零不搞影射历史学，但他善于打通古今，打通人和动物的关系，古与今、中与外，不管时间、空间之间的错位有多大，很多都是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毛毛虫变花蝴蝶，骨子里是一样的。但是，李零对这些大问题的论述都是蜻蜓点水，点到为止，不搞“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李零说得好：
生活是活人的历史，历史是死人的历史。我是专业研究历史，业余研究现在。生活是小道理，历史是大道理。小道理通大道理。History的本义是求知，我是把历史当活人的历史来研究，并把生活中的事当学问来琢磨。这是今天的话题。

我眼中的李零
李零先生是三古学家，用学富五车、蕴藉深厚、研精虑深、苦心孤诣、融汇古今、通贯中西，概言其专业水平，绝非溢美之词，一点儿也不为过。近年，我不止一次听人讲起，三四十岁的李零居然被许多读者误认为是个白胡子老头儿。他的十几本专著，学术界公认为当属开创性的权威之作。这几年李零笔耕不辍，创作颇丰，《花间一壶酒》、《兵以诈立：我读〈孙子〉》及《丧家狗：我读〈论语〉》，一年一本，荣居非小说畅销书之榜首；加上再版的杂文《放虎归山》，普遍引起学界圈内外人们的高度重视。真不知多少人读了他的书，似大梦初醒，“知迷途之未远”，走出了思维的怪圈。他前不久出版的《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老子天下第一——人往低处走》，会让我们心中一明，眼前一亮，在文化历史观上，为我们开启崭新的视野。
这里，我想介绍给大家的李零，不是专家学者的李零，而是一个善于将生活史的小道理引申沟通于历史的渊薮，将古今中外讲成一个大道理的智者、识者。他将死人的历史升华为活人的生活史。李零的大历史观明察古今中外，透视宇内六合，探究天人之际，乃至物种万生；但又绝非在浅薄地比附古今，绝非是那种讲古论今，重教训、明道德、辨忠奸、识贤愚的通俗史观。“把历史当活人的历史来研究，并把生活中的事当学问来琢磨。”李零在专业领域里是把现代问题拉到古代去谈，那么他的杂文就是把很多古代问题拉到现代来讨论。生活是活人的历史，历史是死人的历史，李零是专业研究历史，业余研究现在，强调人类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要“自其不变而观之”，找到亘古不变的兴奋点、相通处。写出这样的李零很难，难也要写，因为李零现象已不属于他自己，他的话语对解构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太重要，太有意义了。
我了解他，他最怕有人为他写一本传记，或歌功颂德，或骂个臭死。所以很简单，这章的开始，首先是李零谈李零。
李零这样介绍自己：
我很害怕跟生人谈自己的经历。一是自家疼痒，干卿底事，别人也懒得听。如果真有什么值得回味的往事或值得怀念的故人，还是静下来，慢慢回忆，慢慢写，自己跟自己对话。我的经验是，自己讲话没条理，也不善沟通，别人记下来也没用，一写就错，怎么写怎么错。我不相信嘴，只相信笔，我自己的笔。……其实，我想说的，自己可以负责的话，我在文章里都说了。你要了解我，最好还是读我的书和文章。
你很难将李零归类，李零也从不扎堆结伙。“儒”这林子大了，古木参天，遮天蔽日。林子大，树种繁多；林子深，什么鸟没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鸟有鸟语，人有人言，许多学者之间也有切口和暗号。但就是在众口一词，万众一心之时，李零也总有自己的说法：“你千万别拿我当什么学者，把我搁在这棵树上，我不是学者之林某棵树上的一只鸟。”
溯源求本，我们探讨李零大历史观形成的缘由，有必要回顾他的家庭——潜移默化影响他成长的环境；回顾他青少年时代所经历过的风风雨雨——促使他特立独行的心路历程。
我的书前面有个简历，基本上也就是那些了。但我得声明，我不喜欢出版社加在它前面的三句话。第一，我没有多大名气，北大里面没有，北大外面也没有，有也不够大，绝不属于“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这么讲，别人不答应，人家真正有名的人更不答应。第二，“北大教授”是我谋生混饭的职业。第三，我印名片，从来不印“博导”，我在集中已说，这是国际丑闻，讨厌之极。我说过，我喜欢的头衔是“读书人”，更准确地说，是喜欢读野书的人。很多学者都认为，读野书不属于学术。既然如此，我也不想戴“学者”的帽子。过去，广西师大出版社给我出《自选集》，那套书中《跨世纪学人文存》，我在序言中说，我不是“跨世纪学人”，这样的头衔是要经过领导批准的，不好乱用，但编者把它删掉了，依我看，除了北大教授，什么头衔都是多余。①
李零是1948年生人，旧社会里待过一年，红旗下的蛋。崔健有首歌，《红旗下的蛋》。什么叫“红旗下的蛋”？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笔者也是一鼠辈），生在旧社会，但只有一年，长在新社会，就是冷战下的蛋，冷战的格局是我们成长的大环境。毛主席他老人家有句名言，中国就是个联合国，穷人也要有条打狗棍。中国被人家围困，掐着脖子，常饿肚子，远处有美帝，近处有苏修。这种环境，别提什么改革开放，能够有条件改革开放，那是后来斗出来的结果。可是我们小时候，找不着被围的滋味儿——外面有解放军叔叔把门，里面有警察叔叔抓特务，心里特踏实。
我从小学三年级到中学这一段，和李零同一学校。
李零是在北京长大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上的都是“人大附”。人大附中，现在是赫赫有名。但我们上学那阵儿，在海淀区它比不上清华附中、一○一和北大附中。“文化大革命”，它以打手多而出名，打老师，打流氓，抵抗“三司”的围剿，特别能打，打人打得特别凶。我记忆中，当年老师的“红人”打老师更凶。
“文革”初，有一次，李零的班主任刘荫基到我们屋干活，当时他已挨斗；刚进门就遇到李零，只见他眼露惊恐，以为又要饱尝老拳，准备着抱头鼠窜。但李零绝不会干那种卑鄙龌龊之事。要知，“文革”之前，李零在班里，总被刘挤兑，连气带吓，晚上常做噩梦。李零自己回忆：我在学校里，一点都不优秀，不但不优秀，还是个坏孩子，初中武着坏，高中文着坏，“文革”的时候倒比较老实，想不老实也得老实。因为“文革”一开始，李零就是黑帮子弟。
1966年“文革”初期，我和李零有一种从来未有过的解放感、自由心态，但好梦不长。一天，我到李零家，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十号楼。我们东拉西扯地聊天，李零看上去心情特美，他与我聊毛泽东与王海容、毛远新的谈话，这些谈话曾在干部子弟中广泛流传，我们是1964年就看过毛的谈话。李零说，现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实现了，教育制度将彻底改革，独立思考，自由精神，健康体魄的学生中心论将代替已成为历史的师道尊严，唯学校之命是瞻的教师中心论。“恰同学少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日子指日可待。从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到苏联教育体制的弊端……聊兴正浓，突然，楼下有几辆车开进中科院专家公寓区，一片打倒李逸三的口号声。我和李零马上走向凉台，一辆卡车上，李伯伯戴着尖顶高帽，弯腰、挂牌、喷气式。我们惊呆了，俩人一句话没说。真是反讽，和尚打伞的自由，无法无天的造反有理，让我再思考，“好得很”、“糟得很”怎么用到我从小敬仰，为革命出生入死不是一次两次的老革命身上？不久，我父母也落入同样境地。
现在的“文革”史，“红卫兵”这个词被泛化，和我知道的不一样，简直是乱用。其实，北京的中学生至少有三派，“红卫兵”只是其中一派。我们不是“红卫兵”，也不是“四三派”和“四四派”，什么都不是，只是个前干部子弟。我和李零只参加过两件事，一是反对联动，二是到大别山办学，实现我们的乌托邦（这两件事，我是参与者，陈晓农的《陈伯达传》也提到这两件事）。
在“三司”报上写文章批评谭立夫，在清华大礼堂激辩谭立夫的文章，出头的是我，但提供炮弹的是李零和陈晓农。我在清华大礼堂与卜大华等激辩，李零对马恩列斯毛鲁论述烂熟于胸，耳熟能详。我这人别无长物，特点是胆儿大，人越多越兴奋，舌如利刃，口似悬河，滔滔不绝。而李零胆小，他和晓农不断将想好的条子递给我，似炮弹，招招能中对方七寸。但李零嘴哆嗦，手微颤，一激动就“圪扇（山西晋南土语，一激动手和头颤抖。——笔者注）”，这是他家的祖传。这次辨论我们大获全胜，不打不相识。后来，清华附中骆小海等都成为我们的朋友。
第二件事是到湖北红安县办学。李零说北京是草菅人命、谄上欺下、趁火打劫瞎倒腾的是非之地，最好的“造反”是躲避。“斗、批、改”我们参与“改”。按照毛主席办学思想，“少数在平原，多数在山区”，“半工半读”，“学工、学农、学军”，李零想在大别山区，当年的红色根据地，办一所“半工半读毛泽东思想讲习所”。通过雍文涛（北京市副书记，我父母的朋友）的介绍，我们找到了湖北省委的许道奇书记，他亲自写信给红安县书记漆风英，我们和李零开始在红安的大别山区选址。可想而知，这学是办不成的，“一月风暴”一来，全成了春秋大梦。李零说：
北京的孩子，也就折腾了五个月，1966年8月到1967年1月。“一月风暴”，工人夺权后，军训，学生退出历史舞台。当时叫“复校闹革命”。学生返校后，闹什么革命？主要是查“联动”、打人一类事，大家互相揭发互相咬。谁都以为，把别人抹黑，把自己洗净，就能上大学。我除了出身问题，倒也没什么让人下嘴的地方，但这种气氛真让人受不了。我躲在家里不出来，解放军派人传话，我也不出来，躲家里读书，上郊区野游。我觉得，上大学有我什么事。后来，我高兴。毛主席一挥手，他们全白掐，除了少数军队子弟和个别人，统统下乡，大家又平等了。
我在内蒙古临河县（现在是市）插过两年队，在山西武乡县（我的老家）插过五年队。前后一共是七年。插队收获有两点，一是受过苦，觉得老百姓活得不容易，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很聪明，在生活中非常高明，的确是我们的老师；二是读了很多书，确实读了很多书。北京知青，从北京扛走很多书，包括灰皮书、黄皮书，很多标以内部，对外禁止的东西。冬天回北京，还有很多地下沙龙。很多“文革”后的腕儿都是得益于此。这没有普遍性，但有真实性。不是我的怀旧情绪作怪，刻意美化。北京知青，不光我一人，有这种看似奢侈的经历。我在《放虎归山》的序中说，我很怀念那段读野书。那里，生活太苦，苦到一点盼头都没有。我父亲是“文革”结束后又拖了两年才解放，哪有翻身的机会。读书纯粹是为了消愁解闷，一点目的都没有，属于“无聊才读书”。我现在能看到的书比那阵儿不知强多少倍，但论境界，还是那时高，读书的“胃口”也比现在好。“失学”两个字，我看得不太重，反而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当然，我谁也不代表。
李零能代表我，虽然我当时读书不求甚解，但在泥屋油灯下，雪夜无人读禁书的感觉，真是天下第一快事，现在是找不到了。那里，读书的最大特点是没有任何功利色彩，想读就读，一晚上下来，鼻孔里能掏出黑色的油泥。②
我和陈晓农1965年到临河插队，1966年7月李零和王延平“文革”初来看我和晓农，我们一块回北京。1968年李零、王志敏、肖漫子、丁晓林，鬼使神差也到临河插队。
1983年，我与李零接受书记处农研室“农村雇工调查课题”。调查之余，我们一块去了一趟北良侯村。在太行山深处，漳河之滨，有一个只有中国才会百倍珍视的——李零老家。这村子相当古老，却风水甚好。早起，我们在一处高地的元代古庙边，刷牙洗脸，因为这里有一眼喷涌不绝的清泉，清泉从一个石雕的螭口滴流，无论春夏秋冬，年年月月，喷涌不断，总有千年，泉水泻成一片大湖，湖中有鱼有鳖，李零插队时常在此游泳。武乡多沟壑，深沟边较高处长满了桃、李、杏、苹果，我印象中核桃树是最多的。古庙虽已残破，但五彩的琉璃屋脊，飞檐上的彩陶仍很漂亮。村里还有一座两人多高，造型优美的北齐佛像。李零早期的考古工作可追溯至在老家插队时，为保护文物，李零在为石像搭建保护建筑时，从废墟中挖出过一古碑，得知这一古寺原来叫“梁侯寺”，这才明白，为什么这个村子叫“北良侯村”。
李零回忆：
上面我说过，我们老家的那个村子很古老，村中的高地（当地叫“疙瘩”）上有座北齐佛像，两人高，在山坡上，是省重点文物，因为水土流失，有倒塌和坠落的危险，省里拨了款，叫村里把佛像往前挪一挪，并增建保护建筑。佛像是我亲手搬，房子是我亲手盖，当然是和其他四五个人一起干。整个工程，从吊石人、安石人到炸石头、开石头、搬石头、运石头，一直到盖房子，我都参加了。现在，我们在颐和园，看到一级级的石头台阶，会觉得很平常，但亲自动手，你才知道，哪怕是制作一块石条，都非常不容易。我们到山上采石头，先要打眼儿放炮。有时候，炸药炸开后，石头还挂在崖上，要冒生命危险，用钢钎把它撬下来，巨大的石头轰隆隆滚下来，只是第一步。然后，凿孔，放铁楔，抡大锤，吭呦吭呦砸半天，一天都破不开几块。但这样的工作很有收获，因为我在挪动佛像的过程中发现一块石碑，上面赫然写着这座古老寺庙的名字：“梁侯寺”。这个村叫北良侯村，旁边两个村子叫东良侯村和西良侯村，显然都是得名于这座古老的寺庙。你说多有意思。
我父亲打了一辈子仗，当了一辈子官，最恨开会和打仗。他最想做的就是当一名学者，但阴错阳差，没有做成。我也幻想当学者，可是怎么当怎么不像，书像人不像，江山易改，野性难除，字里行间还是留下痕迹。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好孩子，说不定还沾染了一点农村习气。我在农村最大的收获就是改变了对人的看法，知道怎么活都是个活。我觉得，很多农民非常聪明，只是投胎农村，运气不好。他们在那种艰苦条件下表现出来的生存能力和生存智慧，让我由衷感到敬佩，虽然我打心眼里绝不想做一个农民。
我的知识分子意识特别淡薄，陕西西府话，“读书人”的发音是“都是人”。古今中外，什么人都是人。如果我没记错，王蒙先生有诗：认得几个狗字，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话，我喜欢。
李零在老家，看来人缘不错。虽然老爹成了“黑帮”，老乡照样夸他们家风水好，有福气。农村各家的家长，人人手中都有一枚李零雕刻的印章，公社时期，队里发东西，都需要盖印章。他在老家当民办教师，没受什么歧视。1974年，李零回京探亲，当时招工，我到了呼和浩特。我对李零说，大家都在找工作，找老婆，你呢？李零坦然回答，老婆不足虑，饭碗慢慢谋，回答得很有底气。不久他就凭他的《孙子兵法》研究，在刘仰桥、夏鼐等人帮助下，进入考古所。
李零父亲李逸三我很熟悉，老人温文尔雅，说话绵软如水，哪里像小说中的造反英雄（有专写李零爸爸的小说《少年先锋》），平时逆来顺受，与世无争，少言寡语，但最见不得别人挨整。人大兼北大副校长邹鲁风，信阳调查讲了实话，被整死。参与调查的张腾霄（后任人大党委书记）思想负担很重，李零爸爸告诉他，你的问题“拿起千斤，放下四两，时间会解决一切”。为许多“右派”平反，他四处奔走疾呼。有些领导劝他“少安毋躁等等看”，他会气愤地对顶头上司说：“你到监狱蹲几年等等看。”李零父亲一辈子不懂人情世故，“文革”结束两年之后，重新工作，有了专车接送。他却对单位车管人员提要求，我们几位领导住得很近，不要浪费，一辆车顺便把我们几位都带上了，搞得别人好不高兴。但老家来乡亲，他一定会热情招待。李逸三伯伯的习惯，水电一定要点滴节约，最恨浪费，暴殄天物。以至进入红尘滚滚商品大潮的时代，他每次到我家找李零，总要检查是不是灯开多了，水龙头为什么在滴水，告诉我厕所的手纸不要一卷一卷地用，要用剪刀裁成小块，屁眼只有那么一点点嘛。但对老家的捐资助学却很大方。
他是第一代的革命家。他的官虽做得不大，但经历却是典型的第一代革命家的经历，细细品味，充满中国近代的特色和哲理。他在太原师范读书时，就领导学运，后被开除。参加过早期“左派”团体，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狂飙社，进过黄埔军校，先入国民党后入共产党。“四一二”之后，参加军官教导团，驰援南昌。南昌起义后，又南下参加广州起义，结果在激战中负伤，子弹从鬓间射入，从鼻梁顶角、两眉之间穿出。他是洪湖苏区的领导者（洪湖苏区只是两个军，李是六军秘书长，旷继勋、许光达、李组成前委。——笔者注）之一，洪湖肃反，他和许光达到上海向中央汇报，成为幸存者。太岳根据地整风，他又差点被枪毙。他两次被抓进国民党监狱，一共六年。“文革”中遭关押和批斗，他能躲着造反派踢毽健身，结果被抓了个现行。他打了一辈子仗却厌恶战争，做了一辈子官却腻味做官。青年时，看似暴戾恣睢，冲冲杀杀，桀骜不驯，那是被战争与革命逼出来的。我看到的是别样的李零爸爸，当他80岁之后，一张月票，风风火火，跑上跑下，办起培黎等两所大学，分文不取，被国务院授予“老有所为奖”。这样的好人没有受到党和政府的重用，这不是李逸三的不幸，而是共产党的不幸。我从心眼里敬佩他。
老人老年有一句话最让我震动，他说他和国民党斗了一辈子，说实话当年的国民党很腐败，但现在的共产党，相当一部分人比当年的国民党更腐败。国民党面对的是连年不断内战，有最廉洁的共产党死死盯着，国家又穷可想而知，不像今天财富又多，相当一部分当官的奔得这样欢。
李零指出：
现在，写杂文的人很多。有些是学者写，有些是文人写，有些是学者兼文人写。文章之道，端在于兼。比如在文化圈，最好是满嘴自由主义、唯美主义（即唯美国马首是瞻的那个主义）、人文关怀和知识分子良心。在单位，则溜沟子拍马，虚名实利，一样不能少。助纣为虐，行若由夷，与时俯仰，清浊二道兼之，谁都夸你好，还一点不吃亏。有人以为，文人有文笔没学问，不行，中看还是人家学者的杂文。我看不一定。学者倒会庖丁解牛，解完的牛，谁也不爱看。特别是在“行”字方面，打着灯笼，找个干净人，都寥若晨星。今之伟大多大伪，单位、舆论捧为大师者往往是“大屎”，老是忘乎所以，大放厥词，咳唾珠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好像什么都有资格讲话。其实，学者多是知识残废，离开家门一步找不着北，即使论学，也多是一隅之见，不加改造，根本无法与读者见面。
李零自己认为：我一直在逃，从专业学术的腹地逃向边缘，从边缘逃向它外面的世界。杂文就像荒漠中的绿洲，是我的栖息地。
我近年写作的杂文和随感，全部属于“凡人小史”，即作为一个普通百姓，冷眼旁观，对身边的历史、书本上的历史，讲点我个人的看法。这些看法，虽然也利用了一点我的专业知识和杂览偶得的读书感想，但我关心的事在有如工业流水线的专业学术中没有位置，只能用业余的方式，另外找个地方说话。
……
我理解，跟公众讲话，必定要超出专业讲外行话，就和普通人说话一样，业余玩票就是业余玩票，既不必自卑，也不必自大，自己得想明白了。我从来都没想过，用杂文为学问造势，或用学问为杂文造势，好像全能冠军。相反，我一直想把两者分开，各是一副面孔。学术就是学术，旁征博引，细密考证，让人以为是白胡子老头；杂文就是杂文，什么好玩写什么，说话一定要直抒胸臆，直白，痛快，粗俗一点，浅薄一点，出点硬伤，闹点笑话，也没什么了不起。
李零有两种文章不爱读也不爱写：
第一是卖弄理论，洋味十足，句子很长，曲里拐弯，疙疙瘩瘩的文章。第二是过于小布，过于文人，过于书卷气，抖学问，掉书袋，自作多情，自我感动，酸文假醋的文章。相反，我比较喜欢的是那种明白如话也痛快淋漓的文章。这样的文章，哪个杂志都不多。我想朝这个方向努力。
李零读书与写杂文态度一以贯之：
读书就是读书，谁读读什么读到什么水平不重要，重要的是喜欢读也认真读。我觉得，“读书人”比“学者”或“知识分子”更受听。真正的读书，普通人的读书，都是兴之所至，爱看就看，不爱看就不看，雅的俗的都不拒，根本不像学者，读书等于查档案。也绝不像时下的书评家，专在鸡蛋里面挑骨头，或把狗屎说成花（前者国外多，后者国内多）。我觉得，我是作者，这不过是落笔成文后的一种临时身份。在此之前，我也就是个普通读者，和别人没什么两样。用普通读者的眼光看，用普通读者的心情写，没有评判资格，也不负指导之责，自娱自乐，才是读书的最高境界。书法，钟王之前，鼎彝简帛上的字，漂亮，但写字的人是谁，谁也不知道，反正不是书法家。书法家出，则书法之道亡，好像沈从文讲过这个道理。
……杂文随感者，上承诸子私乘，下启稗官野史，其实很伟大。但它伟大就伟大在随心所欲，恣肆汪洋而不拘一格，想到什么说什么，人为拔高，就把它毁了。杂文的特点是杂，杂有什么不好？诸子直白，不像辞赋，花团锦簇，让人眼晕心烦，我喜欢。野史胆大，不像正史，话到嘴边留半句，遮遮掩掩，我也喜欢。这些好搁一块儿，就是杂文。我喜欢杂文，不过是因为它短小精悍，主题不限，格式随便，适于表达即兴的想法，生活中的一眨眼，思想中的一闪念，攒多了，粗作分类，随便剪辑一下，来点蒙太奇，好像旧式文人，拿小诗当日记，确实有其他文体不及的地方，自己也可留个纪念。③
我说过，李零干什么像什么，特讲基本功。李零先生无心做诗人，但偶有所作，至臻完美，触角犀利，针砭时弊，肝胆照人，而且平仄对仗，在初三到高一就运用娴熟，最动人的是灵动幽默。现在他还不打算拿出，但“文革”中我读他的小诗却明白许多大道理。
李零先生曾有心做画家，初中时他的山水鱼虫自成风格，为画好水墨乌龟，他养龟、视龟、画龟，所画乌龟形态各异，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各种动态的龟总画得几千只。治印是齐白石、吴昌硕风格，书法行草隶篆无一不精。记得初三时我们一同游颐和园，一堆人在铜牛边猜上面的篆书，只有李零一口气读下来，并为大人们解释，大家惊叹不已。
李零总说他小时候是坏孩子，其实从小他就善于独立思考，课本读得好，课外书读得更好。读野书野史，李零说是无聊才读书，但读书不无聊，许多让我眼前一亮的道理，都是李零读书后，传授给我。“大跃进”时代，有一首歌，歌词是“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内蒙古临河插队时，传统教育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反差不是一星半点，太大了。李零将贫下中农常常挂在嘴的“灰话”套改，“吃饭要吃过油肉，种地要种沙盖楼，唱歌要唱爬山调，娶媳妇要娶一篓油”。过油肉是当地馆子才有，上面沙下面土是最肥的土壤，爬山调是西北一带的民歌，生活苦、吸收好的闺女才能胖嘟嘟，吃苦耐劳，当地叫“能受”。“大跃进”时，党的许多话是疯话，处境不同，基层老百姓的话才是实话，李零的特点就是说话要说大实话。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老百姓没有历史，但没有历史的人却一样有生活，有血有肉，有泪有笑的生活，生活史也是历史。李零的杂文好，好就好在自娱自乐又与民同乐。他的专业水平很高，专著一大堆，却最不爱当学者，更不愿意当著名学者，著名学者要有组织，守纪律，谁是谁不是要钦定，而李零是放虎归山，从专业学术的腹地逃向边缘，从边缘逃向它外面的世界。
要论读书的境界，李零最想回到插队读野书的时代。如同小时候，读课本书，不如读课外书。只有上无领导，下无群众，才能只对自己负责，说话要说大实话，真诚的话，掏心窝子的话。专家很规范，从定义开始，内涵外延，像庖丁解牛，解完的牛，肉铺里挂着，没人爱看，专家的特点是专，但越专眼界就越狭，只见脐下三寸，离开自家门半步，就找不着北。
李零敢讲大实话，别人说他胆子大，中央大领导接见，他说另外有约，这种话也放在书里写。其实李零胆子小，特别怕得罪人，他的特点是，不让讲就绕着走，没法谈得拢的敏感问题，先躲着点，逢左必右，逢右必左，不讲则罢，要讲就讲实话、真话，把天下的道理当同一个道理。
大家喜欢李零的文章，但主要是《书不是白菜》、《学校不是养鸡场》这类杂文，生动好玩，但这只是表面。李零的书最重要的是给了我们改造文化历史观的角度，他的书，我最看重的是总结人生，讲历史和生活中的大矛盾；讲战争与革命，反帝不脸红；讲“酒色财气”见人性，挖掘人生，李零叫“畜牲人类学”；讲跳出时装化的历史观，什么都吃后悔药，什么都倒霉看反面；讲古今一体，中外一体，人畜同源，“庸人多自扰，古井本无波”；讲全盘西化大的道理，大道理如何管着小道理，影子是中国的影子，但光从西方来；讲近百年的“强国梦”和人民大爷，强国梦是抢国梦，不抢不强，抢不了别人也要抢自己，中国再强，也摆脱不了强国制定的游戏规则，强国再变也不会放弃他们五百年的行事规则；讲人民是水，水很可爱，很平静，但倾侧反复，从政治与宗教闸门中放出，也有洪水猛兽的一面；莫道人民好欺，人民，人民，多少罪恶，假汝而行，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处理不好，非常可怕，可悲。
李零的书，他常自诩为“凡人小史”，“草木人生”。但十几本书读下来，谈的都是最大的问题，凡大问题，多有敏感性，很容易变成吵架的话题。但李零很会讲话，十分小心，多摆事实，少讲看法，让读者自己判断，拿捏火候，避免抬杠。比如他讲“汉奸发生学”，只讲“时势造汉奸”不都是气节问题。结果两军对垒，黑白分明，二律背反，都是自己想出来的，李零并没讲。比如李零讲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归纳为“恐怖主义一锅粥”。这锅粥马上炸了窝，各自给李零的讲法下定义。其实联合国都下不了定义，争吵还在继续。
这个世界，最有理讲不清的，是秀才遇到了秀才。
20世纪90年代，李零常在美国，“听留学生痛说国史，痛说现代史，云山雾罩，不知症结何在。后来明白了，倒也简单，无非是吃后悔药，什么都倒着读，就全顺了。革命不如改良，改良不如保皇，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国民党不如康梁，康梁不如老佛爷；皇上走了，孙中山太专制，军阀都是民主先驱；中国最好四分五裂，到处独立，重建联邦制——像人家美国一样。”


批判传统文化、新儒家
新儒家的迷梦，有一件事特自豪，中国历史绵绵不绝，对外来入侵“柔远能迩”、“远人来服”、“归义”、“归化”。中国人的心态，我化别人，我爱听；别人化我，绝不行。近代中国，明明已经被人化了，有人还在拿历史说事：蒙元怎么样，满清怎么样，那么大的块头，不也叫咱们汉族给化了？
现在读《蒋介石日记》，他的内心隐秘：第一，中国一定要抗日，第二“中日难免一战”，但又没有能力，所以要推迟决战，等待国际大环境的变化。蒋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认为日本占领上海之后，西方帝国主义就一定会出面干涉。蒋的算盘打错了，当时的西方要的就是祸水东移。汪精卫少年时很英雄，刺杀清廷摄政王被捕，“饮刀成一快，何负少年头”，“一死心期诛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慷慨悲歌。对日本，他的想法是日本把中国灭了，没关系，结果是，中国多了个日本族，第56个少数民族（这话，不仅中国人听了生气，日本人听了也生气）。想不到，这样的话，汪精卫没敢明说，而文怀沙今天却敢如是说。古代中国是文化的制高点，现代西方是文化的制高点。现在的日本，现在的美国，你给化化看，别做梦了。想不到这种明摆着的事，照样有人犯糊涂。
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现代化的西方，战争是第一生产力，战争不仅是国之大事，而且是球之大事，人家的现代化是打遍全球无敌手！然后才有全球的一体化。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挨打的历史，中国人挨打，在人家赫赫武功面前强弱不敌，正因为老大中华的文化，万里长城又永不倒，失魂落魄之中才揍出一个国学来，李零称之“国将不国之学。没有西学哪来国学？与之相联系，全盘西化还来不及化，或化而不动，剩下来的东西就是国粹。”好东西，有用的东西，西方人早就拿走了，回敬你的洋枪洋炮，比你厉害。剩下的，喝完中药留在砂锅里的国粹，其实很多是国渣。当然也有国宝，古迹、古物、古书。保古和西化如影随形，西化的破坏，反而抬高了古董的身价。物质文化遗产，实实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虚虚假假，而且一大特点，假的比真的更好看。
物以稀为贵，只要是真的稀罕玩意儿，无所谓精华糟粕，它只是历史的符号，我们把古董摆进博物馆，但不必要把自个儿也摆进去。
现在的国学，其实都是不中不西之学，不新不旧之学。西方有汉学家，同样研究中国，他们和你比世界眼光谁大，比精通语言谁多，真让国人气短，毫无优势可言。比如考古学、历史比较语言学，那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学问。当时的五大发现，东西是中国的，但全和洋人有染。陈寅恪、傅斯年、钱穆到国外干什么，全是憋着一口鸟气，到国外学新学，偷新艺。大师就是海归，用西学研究中国的玩意儿，推倒重来，白手起家，创建各门新学术的人。最突出的就是用考古学改造传统的经史之学；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改造传统的考据学。台湾的史语所，史、语就是这样来的。国家可怜，国粹更可怜，衣食住行全部西化。深衣、汉衣冠，早就没有了。真国粹，有，农民穿的土布衫、免裆裤，谁穿？语言中只要与现代有关的多是外来语，很多是日本传来的假汉语，最国粹的汉字，也被简化了。
各地的公祭，烧香磕头，高官引领，十分滑稽，万分荒诞。陕西的黄帝陵，湖南的炎帝陵和舜庙，河南的二帝陵和太昊陵，山东的少昊陵，绍兴的大禹陵都是假古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各地拆了不少真古迹，造了不少假古迹，保护真的没钱，造假的有的是钱。传统为什么这样红？共产党的主流文化面临信仰危机，中西合璧取而代之。通俗化的，有温度的，弘扬快乐主义的新儒家，还只是愚民，而官方提倡“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这不仅是愚民，而是愚国愚官了。中国本无国教，何必总想再造？新儒学的右派，骨子里是反共，而左派的儒教社会主义是拒斥西方化。为什么就不能直面西方，直面中国，自其不变而观之，自其常变而观之？现在中国的许多毛病，有远因，有近因，有内因也有外因。但中国的事搞不好，搞得好与中国的传统没什么关系，归根到底的责任是我们自己，不能总幻听幻觉。现代化的问题，用现代化的方法解决，用不着找传统，找什么古玩秘籍。
现代中国，在弘扬传统的旗号下，“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破除迷信，宣传无神论，都脸红得不好意思。办学校没钱，建医院没钱，改革开放后修建了几十万座庙宇从不缺钱。各种假传统、假古董，这些年到处在修、在造，倾圮无存的要复建，微缩移来的要放大。佛教的经义、戒律知之者甚少，舍难趋易最简便的就是烧香磕头。公祭之风吹遍华夏，祭孔、祭黄帝、祭炎帝、祭尧舜、祭关公、祭伏羲、祭女娲，连秦桧、西门庆、潘金莲都有人祭。花样还在不断翻新，又传出要花几百亿元在孔孟之乡修圣城。中国的各门宗教信徒已几亿人，这头一路磕过来，只让国粹与国渣更加模糊。《麻衣神相》、《梅花易数》、《奇门遁甲》、《推背图》都成了“预测科学”；算命、看相、风水、周公解梦、取阴补阳、纵欲求仙满大街都是公开叫卖；还有那些“地狱奇观、淫祀野祭”，也都是拿钱堆出。
以传统救现代化之弊，外国科技好，中国道德高，高出些什么？贪官豪夺，奸商巧取，各逞其能：毒大米，黑棉花，萝卜充参、硫黄熏笋，猪牛注水，白糖加沙，昼销假药，夜受贿赂，军舰走私，弄权致富，工厂偷税，暗窃国库，滥捕珍禽，乱挖古墓，等而下之，都能暴富。中国思想的精华，绝不是“独尊”之后的儒家，更不是宋明理学之后的儒家。令人夸张地鼓动“祭孔”与“读经”，反而排斥湮没许多值得发掘的精华。一句《左传》的“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喊着叫着哭着闹着要弘扬传统的人，不妨试试。


现在的大陆传统断裂说，台湾继承说，厚诬“五四”，“五四”代表的是新文化。1949 年后，海峡两岸，判若两界，新东西发现在大陆，研究也是大陆学者的贡献更大，大陆、台湾新学的各派，成败是非可探讨，但它们的共同来源都是“五四”。时兴的文化断裂说，中国大陆断了，而在台港复兴了，发扬光大了，按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分疆划界，众诬“五四”和鲁迅，借尸还魂，发烧发狂，将来肯定是笑话。
台湾的两大传统，日本人统治的汉奸有理论，国民党统治的反共论，都在托古、复古，弘扬传统中为自己壮胆，既自欺也欺人，背后的潜台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再加上一个“四小龙”崛起是弘扬了儒学传统，而不是追随美国发韩战、越战之财而崛起。儒家不仅在历史上曾“救秦之弊”，而且在今天也能救资本主义之弊，把东亚模式视为对西方传统的超越，“后现代”的“普济救世方”的神话，现在已经是笑话。
世界三大文明圈，原来的中华文明圈，阿拉伯、波斯文明圈，文明都高于西方，西方只是地中海文明圈的一部分，很边缘，中世纪最黑暗、最落后，这是不争的事实。西洋史，断裂多，曾是失落的文明。他们突然崛起之后才有了阶段说，形态说。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继承了的成说，不是马克思的发明，但五种文明说有西方中心论的影子。张光直先生对此成说有个说法，西方文明是断裂的文明，中国文明是连续的文明，有其合理性。{15}西方有学者如法国的沙义德不满，认为欧洲历史也有连续性，蛮族入侵，灭罗马，西罗马亡了，东罗马一直有希腊之风。亚历山大灭波斯，也接受波斯先进文化，不光是女人和地盘。灭波斯，相当中国的蛮族入侵，不用吹。西方的断裂重于东方的代表中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否则还有什么文艺复兴？首先是找回失落的文明，然后是从中学习东方的先进文化。李零的判断十分精到：“现在的中国，复古成风，动言断裂，要弘扬传统文化，断裂和复古自古有之。”
弘扬和扬弃，如影随形。20世纪80年代从骨子里恨祖宗，新世纪之初，弘扬传统复古成风，其实原因很简单。根本原因是现代化。围绕现代化这几百年全球都在来回翻烙饼，不分种族，不分地域，不分时段，这是全球性的普遍问题。欧洲文艺复兴，是断中世纪的传统，接希腊、罗马的传统；日本的脱亚入欧，也是断中国传统，接现代西方。
李零说，“谁都是爸爸不亲爷爷亲，反认他乡是故乡。这是风水轮流转和历史时装化的普遍规律。”“传统为现代化腾地方，哪儿都如此。”现在有两个钱了，复古、保古、弘扬传统，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也是由现代化买单，由现代化来挽救——尽管摧毁它们的也是现代化。
中国的败家，是和现代化形影不离拴在一起，是现代化引起的各种政治冲突和社会灾难捆绑扎堆互为依存，参与其中的各个政治派别都有份。火烧圆明园的外国强盗有份，中国的遗老遗少也有份。满洲国亡了之前之后，溥仪这位末代皇帝破坏的也不少。现在不少人把气撒在“五四”上，“五四”和鲁迅成了众矢之的，众怨所集。背后的潜台词，李零先生不说，但我说，无非是共产党的主流文化信仰危机，各种邪教都想取而代之。
今人厚诬鲁迅，主要因为他是左翼，毛泽东说过他是旗手，也说过鲁迅若活着，不是右派就是在监狱。现在中国多数知识分子，居然和美国愚妇愚夫大老粗一般见识，沾右就好，总要算账，“往事并不如烟”。现代化的痛苦指数，本来就很高，欧美、日本比我们好，是他们抢得早，先下手为强，败家和疯狂致富的冲动没我们强。他们是急性病转慢性病，我们是慢性病转急性病。你看到现代化的各种弊病，想舒缓现代化的压力，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现代化之美好，现代化之丑陋，都可以展开讨论。但和中国古代的传统早就没关系。用不着一会儿弘扬，一会儿批判，一会儿深仇大恨，一会儿关爱有加。“文革”中匕首乱飞，皮带乱抽，更有人说都是鲁迅惹的祸，移祸鲁迅，恨不得掘墓鞭尸，这公允吗？
第一，鲁迅说，要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主要是为了树立新学的地位。他认为中国文化虽然博大精深，但本质上是为皇权、为统治阶级服务，这有什么错？鲁迅读古书，他是过来人，但他更爱读属于“旁门左道”、不入流、边缘化的书，他的藏书也多有此类。鲁迅把一些所谓国学家批得一塌糊涂，但对王国维的评价就很高。鲁迅写过《所谓国学》，其文化立场今天看也不落后。今天的中国，也是这个格局。李零认为不能倒霉看反面，不能反过来。就像中医，保护中医我同意，但用中医代替西医或领导西医，那根本行不通。
第二，鲁迅认为，读经不能救国，这也是对的，他从“仁义道德”后看到了“吃人”，“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16}
第三，鲁迅认为读经不如读史，与其读正史，不如读野史，日益重视生活史。野史正是生活史。其实，子学的地位比从前高，也是顺理成章。鲁迅主张的文化方略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针对无数国宝被盗运出国，鲁迅指出，如果你自己不革新、不争气，想守旧也守不住。胡适提倡走美国之路，走实用主义之路，鲁迅认为这是很可疑的，当你选择什么的时候，你很可能成为你选择对象的奴隶，鲁迅不断地怀疑恒定的存在。鲁迅的文化立场，今天看来也是先进的。
第四，鲁迅认为，要治国学，也要像王国维那样治。很多古书的研究变成专家之学，也是势所必然，它不再走进千家万户，李零认为没什么不好（西方早就如此）。古书是一种文化结构。“五四”以来，这个结构被颠覆，非常合理，非常正常。李零点破：
宋代树道统，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一脉单传。这个道统是虚构。五四以后，《论语》降为子书，道统被打散。孔、孟重归诸子，跟《荀子》等书搁一块儿，这也是儒家的本来面目。没有这种调整，只有经学史，没有中国哲学史，更没有中国思想史。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绝不是一个儒字所能概括。中国典籍，经史子集，也绝不是一个经字所能概括。
……
……《论语》是儒家的代表，《老子》是道家的代表，讲人文，这两本最有代表性。《孙子兵法》讲行为哲学，《周易》经传讲自然哲学，讲技术，这两本最有代表性。
真正读懂、读精这些书，如同要精通几门外语，当今社会，有几个成年人有这样的功力？还要鼓吹少儿读经，不仅可笑，而且可悲。实际上是一种人生态度，如同旧社会的愚妇愚夫都信佛，见庙就拜，但对佛教一窍不通。
当今官产学媒主流中有一潜台词，见右就捧，见左就恨。鲁迅是左翼，他说过“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他称赞“十月革命”，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引为同志，是引为光荣的。”“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17}几千万人跟定了中国共产党，“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18}向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势力灭亡，去寻找新世纪曙光。最后就连想走第三条道路的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也一边倒了。
那些见台湾就夸，见大陆就骂的右右们，不应该有一点反思吗？中国几千万人流血牺牲，在20世纪世界有一半以上的地区和人们卷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大潮，如今潮退了，马克思仍被西方评为最有影响力的第一人。难道这一切只是一场迷梦，这存在没有一点合理性？革命的沾污带血，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甚至自己人杀自己人，沉痛的教训应该反思，但一句“告别革命”一了百了，太轻薄了，革命都是逼出来的。
人长一个脑，就要让思考；人长一张嘴，就要让说话。中国的传统是“防民之口，如防川”。说得好听，“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实际上，统治者从来认为庶人不议，则天下有道。孔子、老子对着干，但愚民是共同的。“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19}出自老子之口，这和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样让百姓绝智去欲，“无欲则刚”。而鲁迅是单挑独斗的战士，不与任何权贵攀亲，眼光也远远离开脐下三寸，该反对的一个都不放过，鲁迅的深刻、犀利至今锋芒不减。现在，鲁迅早去，有人说他尖刻，有人说他偏激，鲁迅无言，鲁迅不语，这不是后死者的优势。鲁迅那句名言：我的血肉可以去喂鹰隼，但绝不能去喂臭虫。李零看得非常清楚：
从前的文明古国，全都灾难深重。伊拉克是亚述、巴比伦，伊朗是波斯，全是挨打或准备挨打的对象。
……
西方传统，是小国传统，比如民主制，就和小国有关，和他们保持的原始特点有关。希腊、罗马的民主制，是建立在对外征服和奴隶制之上（柏拉图的《理想国》，原型是斯巴达的军事共产主义）。对内特别仁慈，对外特别残酷；上层特别优雅，下层特别野蛮。今天的大国，古风犹存。我们面对的还是古老的现实。
李零进行了对比：
1980年代，怨天尤人骂祖宗，当时骂什么？主要是骂专制主义，骂封闭停滞，骂小农经济，骂吃粮食不吃肉，心理自卑，达到愤懑的地步。大家恨传统，简直恨到了根儿上。《河殇》的播出是高潮，就是表达这种悲情。
李零有一本杂文《放虎归山》，力陈对传统文化的误读之害，内容和后来的三本畅销书《花间一壶酒》、《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丧家狗：我读〈论语〉》一脉相承。无论对弘扬传统和批判传统，他都超然表明传统并非如此，传统无辜。“中国传统其弊故多，不如是之甚也，何必众恶归之，集为怨府，把明明属于中国现代化的不良反应，全都怪在传统头上。”当时并未引起国人的注意，当时国人几乎一边倒。现在的中国，正好相反，从骂祖宗变成卖祖宗，急转直下，我们的信心仿佛一夜之间提高了，举国若狂，一片复古之声，耐心倾听，在《狼图腾》中，在《大国崛起》中，我们还可听见《河殇》的声音，忽而哀怨，忽而亢奋。面对现代化的幽灵，中国人一直有大国梦想，小国心态，表面自大，骨子里还是自卑。现在的人，迷托古改制，是拿欧洲说事。人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囿于中世纪六百年黑暗，不托古不能求新。先扬皇权，抑教权，政教分离，这和中国很不一样。中国在古代社会是文化的制高点，面对现代化才百不如人，托古改制，步欧洲后尘，拜错了庙门。现在，西方史学家反省，很多传统都是假传统。假希腊、假罗马对传统和现代化都是破坏。
中国的复古，是因为意识形态真空，就如俄国乞灵于东正教的传统。但我们的传统，精英文化，不语怪、力、乱、神。下层见神就拜，也没有宗教大一统。中国的传统很实在。没有教，不必造。
现在，很多英雄气短的人，宁愿相信假传统，也不愿相信真传统。……中国需要这样的造神运动吗？中国的运动还少吗？孔子教导我们说，他的目标是奔西周，你会照他说的办吗？……说复古的，往哪儿复？怎么复？哪朝哪代哪个皇帝？你的复古方案是什么？你要是迷这帝那帝，曾胡左李，就别讲什么“走向共和”。
你能把太监、小脚、三妻四妾都复辟吗？而且太监之类，也不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外国也有。
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国将不国，丑陋的中国人。外国骂得欢，自己骂得更带劲。引起关心世道人心的新儒家，开方、支招、疗病的神方，曰“读经启蒙”。如同当年的“老三篇”，不但成人要学，孩子也要学。学什么？《三字经》、《千字文》。百年前的蒙童书又翻来。
孔孟之道，形之于文，看上去很美，一点不比自由、民主、博爱，再加上人权差。仁义、忠孝、王道恕道；政者正也；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省、四绝、慎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动听、动心。那么，为什么两千多年前就闹出焚书坑儒的公案？而秦去汉来，马上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夫子又大红大紫，口含天宪。董仲舒将孔子当做符号，历代帝王把孔子奉若宝贝，其实同孔老先生也没多少关系，只是将其当成敲门砖，“公已无言”。当今时贤用《论语》替当前的现代化倒腾，一样，中国仍需假孔子。许多人揣摩不出，琢磨不透，中国人读了两千多年，读经穷理，读出什么天性、天理？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弑父杀兄，叛乱逼宫，皇冠落地，屠城灭族；为保皇冠，国中冤狱遍天下，法若凝脂，唯恐罗织不密，株连不广，哪有什么民本爱人？宋代以降，理学大兴，这一千年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结果更糟，近六百年辽、金、元、清得了天下。
《春秋》决狱，《孝经》退敌，半部《论语》治天下。儒家的生存方式是孝，二十四孝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卧冰求鲤，挖肉煮汤，舍身饲蚊，郭巨理儿，哭竹生笋，除了愚昧、残忍、丑陋、荒诞、令人恶心，还能用它救中国、救世界？全盘西化，全盘中化，都是剑走偏锋。姑且不说有几人能全部读懂经书，儿童读经更是从根底下败坏灵魂。鲁迅不凡，他从仁义道德之中读出了“吃人”，在惨淡的人生和鲜血淋漓之中创造了阿Q。{20}读经的时代并不遥远，“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与《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告诉我们，子学做成经学，经学做成理学，理学做成新儒学，满口的圣人帝王，书越写越多，路越走越窄。中国古代不是这样，孔子不是这样，先秦时代，百家争鸣，根本不是钦定一把尺子量天下，很有一番自由精神。欧洲的文艺复兴，是重归古典，反宗教反专制，倡思想解放，不是回到中世纪。现在的复古者，正好相反，迷宗教，政治和道德，过去叫道统和治统，此不可不察也。


近代以来，中国的史学研究就一直存在着两种表面上截然对立，而实际上互为补充的历史文化立场。一种是百不如人，越比越气短，在他们看来，研究中国历史，似乎只剩下一件事，这就是要证明：中国的传统文明无论曾经多么辉煌，也终不免是腐朽的、垂死的，因为它导致中国近代神州陆沉，闭关自守，愚昧落后。传统越辉煌，近代越落后，这似乎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古代的文明古国，近代都不行了，一个比一个惨，古代越辉煌是近代越落后的宿疾；而欧洲，无论其传统文明多么落后，这种落后的背后，毕竟有其“生命力”旺盛的遗传密码，根红苗正的欧洲有着“导向”近代社会的正确基因。“似乎欧洲工业社会不是由传统社会反常的种种原因所促成”，反而倒是中国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堕入迷途，进入了“进化的死胡同”。和欧比，中国浑身都是毛病，为什么没有统一的宗教？为什么用方块字而不用拼音文字？为什么总是大一统而不是四分五裂？这个单子可以一直开下去，可以开出中国十大怪、百大怪都不足奇，这里面包含了多么严重的“回溯性差异”。
另一种是传统可以救国，读经可以救国。不要认为这是什么新提法，蒋介石这样宣传过，冯友兰好几大本，归根结底论的就是这个理儿。这种理儿，有如历史回放，天道轮回，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穷会出这个理儿，仿佛一夜之间，中国阔起来了，还会出这个理儿。20世纪80年代，那时的气氛，回头看，真让人难以相信，当时的主流是骂祖宗，“弘扬”说没有市场。现在的气氛是卖祖宗。当然，复古的风，那时就有，包括故里开发，现在还值得奇怪吗？尤其是有了“四小龙”的成功，有了台湾问题，似乎“四小龙”的成功是发扬了传统，而不是追随美帝大发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之财。而中国落后是弃绝传统，传统断裂。而中国要想统一台湾，首先是回归传统，不回归传统，共产党就没有合法性，而回归传统，共产党就应该放弃过去一切意识形态，只有非共产党化，革命党变执政党，专制党变民主党，才有谈判的资格和谈判的起始条件。中国现代化的路子还长着呢，只要这个过程还在进行，这种“抽风”就一定还要抽下去。这两种趋势表面对立，实际上互为表里，欢喜冤家。


批自由主义
李零从来反对挣扎在崇洋与排外两种心态之间，既自卑又自大，或者甚至是交替的自卑与自大，想“忍”再“狠”，重新当“老大”，干吗我们就不能直面西方，直面中国，改变一下这种心态呢？中国近代以来，挫折感极大，所以“竞赛意识”极强，老想用大目标给自己打气。龙应台曾说过台湾的现代化过程，“穷急了，就把门槛砍了当柴烧”。这种低目标的追求和当“老大”的想法看似矛盾，却并不矛盾，有一道普照之光，光从西方来，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唯美国马首是瞻，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格，一种百年来的失衡心态。骂起来，一骂祖宗，二骂山川，三骂传统，这些都是历史给定的条件，任何发展中的国家，都不能用白板去接受现代文明。弘扬起来，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国民党不如维新派，维新派不如老佛爷，老佛爷是满族，“非我同类其心必异”，往后看，明朝是农民起义得天下，不正宗，南宋是一派亡国之音，程朱陆王后的南宋灾难更深重，重新塑造的假孔子，死孔子，那才是中国的正宗，不但可以救中国，而且可以救世界，外国科技好，中国道德高。这不，连儒学社会主义都弘扬出来了。中国人受“差距感”的压力太大，历史的包袱太沉重。
一百多年的现代化，我们经过太多的幻听幻觉，神州陆沉亡国灭种经过了，超英赶美，一天等于20年的“大跃进”经过了，机遇、挑战、开除球籍的改革开放经过了，我们已经建成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污染密集型的“世界工厂”。中国的现代化是被揍出来的现代化，不但世界上的先抢者揍过我们，后抢者德、日也揍过我们。敌人是最好的老师，试想一下如果当年的中日甲午海战，胜利者不是日本而是中国，中国也成了东亚的后抢者，二战后期吃原子弹就不是日本人。王子与贫儿，乞丐与龙王比宝，中国总处在求荣得辱，欲益反损，无所逃死的境地。中国经历了那么多，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人类最悲惨的世纪，前50年是二次世界大战，祸起萧墙，本来中国招谁惹谁了，但中国被杀的人最多，而西方在统计上不把我们当人。后50年是原子弹恐怖下的和平，美国也好，苏联也好，都曾想过用原子弹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全世界的病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中国现在的许多事搞不好，有远因，有近因，有内因，有外因，更重要的责任是在我们自己，它和中国的传统关系越来越小，与现代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国人应该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历史观，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应该梳理自己近代化以来的文化历史观。
李零强调：
我并不是说历史与现实没关系。我这样讲是要强调历史学与现实的真正关系。美国历史学家黄仁宇说，最初，他感到困惑的是，抗战后国民党为什么一下子就垮了台，他想弄明白这件事，但后来发现，这至少要“退后”二三百年，才能弄清，所以后来才搞明史。他强调“向后退”，是因为只有“向后退”，“视角”才能扩大，看到的画面才比较宏阔，才能找到现实的准确坐标点，才能看清未来的方向。他说，人的眼界都受到生命尺度的限制，这个尺度只有一百年，太小，逼得太近，反而看不清。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可以说历史学是为了“超越生命”。“超越生命”也是贯穿于哲学、文学、艺术和宗教的一种主题。
无论是主张弃绝传统，还是弘扬传统，都似乎与自外于世界资本主义总体系的心态有关系，弃绝，好像是不弃绝就不能加入，就有被“开除”的危险。弘扬传统，表面是摆脱西方的话语霸权，过去我比你阔，现在，传统进一步开发，我还会比你阔，天道轮回，其参照系离不开现代化，儒的林子大了去了，什么鸟都有，什么歌都会唱，唱来唱去离不开现代化的宿疾。
“主体文化”与“文化主体”是两个概念，我们现在有些人还想让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当主体文化，那是不可能的。但中国也不可能以“白板”去接受西方文化。这个主体是历史给定的，你可以改变它，但不能弃绝它。更何况，现在的这个主体也并不都是由传统的东西组成。
中国近百年来的文化是一个混合体，本土的东西和外来的东西都经过了历史的选择。这种相互适应和整合的过程并不全是被动的，也包含了许多人为的和自觉的因素。
对传统文化，我们现在是“倒霉看反面”。但现在日本和“四小龙”却被看作“弘扬”传统文化的典范，原因就在他们“发了”。日本战败后，一直追随美国，日本和“四小龙”的发家史一点都不古代化，而是特现代化，追随“美帝”发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之财，和“传统”没什么关系。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利弊”要看得复杂一点，不要以一时的可用与否断定其优劣。所以，既用不着“一阔脸就变”，也用不着“一穷气就短”。
对传统如何认识，今天还做得很差，很多是想当然和意气用事。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多数人恨传统，那是从骨子里恨，从根上就恨，改革开放是最硬的道理，西方的东西，好的坏的一股脑儿都往中国招，引进市场经济，推行民主政治，恨不得中国一天就成为欧罗巴美利坚。但那时候，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异军突起，真正解决问题的农村包产到户，在许多方面却是利用了传统机制，如一定程度上的财产私有权，包括改变土地使用制度，以及农业的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行业的较多自由，某种水平的农村市场机制，以及商品经营等等。它们都是在近百年的历史中存在的。传统无恙，传统有用。但是，这种传统已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化的混合体，本土的东西和外来的东西相互适应和整合，有许多是几百年的老传统原来没有的新元素。中国不同于欧洲，土地私有制，土地可以买卖，自耕农是生产的主体，几千年古已有之。但并不是一包产就灵，几千年的私有制走下来，一条走不通的死路。为何改革开放后一包就灵？如果没有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建设，几万座水库的修建，土、肥、水、种的现代化改革，化肥、良种、农膜、农药的使用，根本就不可能“一包就灵”。探索传统与现代的实际关系，写出非“虚拟语气”的中国现代史的变化，没有什么“胡麻、胡麻开”的怪绝奇招，只能对中国人面对现代化挑战，东试西试随机耦合具体分析。
抬君权打神权，抬人权打君权，结果是君权、神权、人权在西方折中。而中国有君权可反，无封建可反，反专制求民主得专制，专制反不掉，是因为专制与民主都有相通性，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民主也好，专制也好，哪个行得通？实际是一种成本的计算。发达国家可将成本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只能自己承担成本，还要替别人承担成本，所以专制特难反。难反也要反，所以，过程会长一点。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资本家的生产要素论，感情上，穷人选择马克思，现实中，人们承认发展是硬道理，承认要素分配论。庸俗经济学讲要素决定价值，现代西方经济学讲要素决定价格，价格配置资源；改革开放后，执政党讲，既要按劳分配也要要素分配，甚至要重新认识剩余价值理论。同样是大道理管小道理，硬道理管软道理。
国发委研究所夏小林对全总《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总报告》进行分析：现在全国企业职工多数已在非公有制企业工作（58.6%），全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农民工集中在非公有制企业（69.7%）。这次调查的普通工人月平均工资为1155.88元，为全部职工月平均工资收入的84.6%。2007年比2006年还下降了10.5个百分点，52.2%的农民工月工资低于1000元，私营单位工人收入水平低，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工工资水平低的主要成因之一，再次显示了古典经济学描述的在私营工厂存在利润与工资的冲突。而“主流”“智囊”久居庙堂之中，官产学媒精诚合作，不管工人、农民多么不爽，他们的话语权瓦釜雷鸣。比如，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全国政协财经委员就搬出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的理论，认为“就劳动力要素市场而言，政府要做的是停止干预生产要素的形成，比如劳动的价格不要人为决定、保护……真正让市场决定生产要素的价格”。“中国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蔡、郭松民文章）。夏小林利用全总新报进一步得出结论：“改革30年：61%职工可能参加群体事件。”{31}
谁罔顾你的死活，克扣你的工资，甚至出现奴工，这都是市场经济要求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结果。
王小鲁教授2007年撰文指出：“主要由于腐败现象导致的灰色收入”，2005年“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可能达到4.8万亿元”，“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四分之三。”这和王炼利对国家统计局多年年鉴的分析相互对应。体制外统计学家王炼利指出的数据，少数富裕阶层六年有15万亿元的额外消费没有进入国家统计。著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BCC）2007年发布《中国理财市场》报告称，占人口0.5%的富有家庭拥有中国60%以上的个人财富，拥有约1.44万亿美元资产，持现率达71%，并以每年13%左右的速度发展。中国的富翁在全世界已排第三位。
在资本家眼里，什么都是生产要素，对不起。
谁投资谁受益，老板下蛋是硬道理。
的确，在中国5%的富人富得流油，勤劳致富者有，但也不乏贪官豪夺，奸商巧取，贪官搭台，奸商唱戏，先富起来的也不能总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良心揣在裤裆里，专拿弱势群体打镲。
你不要认为这是什么中国特色，也不是中国的强势群体一方努力的结果，这也是国际大格局决定的。2008年，百年一遇的美欧金融海啸。人民币升值暂停，富人就将矛头对准了《劳动法》，新劳动法使工人的工资略有提高，大批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企业纷纷倒闭。
全球大格局决定一切。


西方的文化历史观，他们的共同错误是西方中心论，傲视其他文明，这在19世纪是必然，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的局限。世界三大文明圈，现在的水平看，离开哪个都形不成资本主义文明。资本主义从它一产生就是国际的，世界各文明按它的需求排队划线，欧洲中心论是他们根本改不了的，主心骨，西方的国际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大地方主义，国际就是西方文化，西方那种文化优越感是情不自禁，掩饰不住，挥之不去。道理是现代化划线，绝对支配地位，近代各种文明都是西方的手下败将，战争从来只有强者的话语权，包括征服美洲，杀尽印第安人，贩卖上亿黑奴，理直气壮，大言不惭，从不脸红。当我们对“五种形态说”，亚细亚生产方式说，分期、萌芽、停滞三说，东方、西方、三大异同进行分析之后，对中国学者比西方还西方的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就驾轻就熟、如臂使指。中国新的西方中心论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仍是换汤不换药。
“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和“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问题”的讨论，实际上都是探究为什么中国未能像西方那样尽早地产生资本主义（196个国家，除西方几个国家，都未尽早地产生资本主义。——笔者注）。
一些西方学者倡导的“东方中心主义”使此问题再度成为热点话题。美国学者弗兰克和彭慕兰提出西方率先现代化偶然论。彭慕兰在《大分流》{42}中提出，英国及欧洲的工业化几乎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偶然”。18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与西欧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只是煤的广泛使用和美洲新大陆殖民这两项“根本性的突破”，才使西欧胜出。罗伯特•马克斯在《现代世界的起源》{43}中明确表示他深受弗兰克和彭慕兰的影响，他也认为西方的兴起有着相当的偶然性，并强调煤炭资源在西方现代化中的作用（现在西方的先进学者形成这样的共识，站位比过去高得多，资本主义的随机耦合的条件比农耕文明形成的条件复杂得多。——笔者注）。
“东方中心论”的横空出世，无疑适应了中国历史学批判“西方中心论”的需要，因此它受到许多学者的热情关注，也有一些学者对这种标新立异之论进行分析和批评。《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下称《转型》）指出，彭慕兰把煤矿认作英国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条件，问题是中国并非不存在这种条件。中国不缺煤矿，而且有长期采矿的历史，为什么这些煤矿没有使中国发生工业革命？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18世纪之前英国没有发现和利用这些煤炭资源（煤炭的大量使用是资本主义产生诸多条件之一，如果以为煤炭的大量使用就能产生资本主义，如同说一颗精子就能使人怀孕。——笔者注）？
《转型》认为，中国的落伍与西方的崛起一样，并非偶然。中国与西方很早（起码在12世纪，而不是明清）就存在着结构性差异，它决定着以后各自的发展方向，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像西方社会那样产生资本主义。为论证这一点，《转型》先从资本主义起源谈起。
中国历史的发展也说明贸易起源说和城市起源说站不住脚。中国从战国时起就有了发达的商业经济和城市，但是却并没有因此产生资本主义（这都是重要条件，但并不是足够条件。——笔者注）。
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还有一种“暴力说”，而“暴力说”又与误读“原始积累说”相联系。这种说法把对外掠夺殖民地和对内剥夺小农看作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因而资本主义被认为完全是血腥和野蛮的暴力之产物。英国的“圈地运动”被看做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典型。托马斯•莫尔对“羊吃人”的谴责无疑加深了人们对原始积累的印象。《转型》则指出，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上始终有统治者对臣民及生产者的掠夺，但暴力剥夺自身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农业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在圈地运动前业已基本形成，原始积累首先是经济积累、市场积累，重要的是开辟了市场积累的道路，暴力只是资本主义的催化剂。更进一步看，西欧的原始积累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在所谓原始积累之前，西欧已经经历了长时期的“前原始积累”，这使西欧农村经济与社会取得长足的发展。
“前原始积累说”是《转型》作者的独创。《转型》由此而超越了此前的几种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主要论断，如贸易起源说、城市起源说和暴力说等。
李零对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分析洞微烛隐而直言无忌，拨云见天而明察秋毫之末：六百年欧洲黑暗中世纪再落后，它导向现代化，中国古代社会再先进，它导向停滞，这是倒霉看反面的单线思维。“前原始积累”说代替贸易起源说，城市起源说、暴力说，今后还可以有前前之说，都是从结果求证原因，越说越糊涂。英国也好，西方也好，发展方向的结构性要素能导向资本主义，没有多种文明的碰撞的共同作用，没有其他文明为资本萌芽作培养基，一国一地产生资本主义，是梦呓！
《转型》的作者认为，与英国相比，中国明清时期并没有经历像英国以及西欧那样的前原始积累。中国农民不是普遍富裕而是普遍贫困。清代相当多的农民收入是负增长，求温饱都困难。农产品的商品率和储蓄率，中国的农户都大大低于英国的农户。横向的比较是如此，纵向的比较更能说明问题。英国中古晚期的粮食生产率比中期提高了近1.4倍，而中国清代与明代相比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这一先进说法否定了统计学常识，直到1800年，中国的生产力还比西方先进。——笔者注）。
西欧农民的经济力量为什么能够持续增长？经济史实不能完全由经济因素来回答。《转型》始终致力于探讨决定西欧社会发展方向的结构性要素，该书从大量的史实中发现，西欧生产者尽管经济发展的起点很低，物质生活比较艰苦，但是他们很早就有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及能力，因此能坚守一种个体权利的底线（个体权制的底线说的是什么，农奴的人身依附好于自耕农？——笔者注）。
《转型》中还说，当佃户的权利受到领主侵犯而又不能得到庄园法庭保护时，自由身份的佃户可以越过庄园法庭向王室法庭申诉冤情。在英格兰的斯塔福德郡，有三个佃农与其领主进行了长达35年（1272~1307年）之久的争讼。……15世纪初，沃里克伯爵的全体佃户与领主数次谈判，迫使领主作出重大让步，地租竟下降三分之二以上。庄园的档案记载了领主妥协的原因：“若不降低地租，他们（佃户）就要集体离开庄园。”种种事例表明，西欧的习惯法及法律制度对于中世纪小农经济的发展是一道保护性的防波堤。
由于能够有效地限制领主的剥削量，使得农民，甚至农奴能有较为普遍的和持续的财富积累。据经济学家统计，农民每交给领主一个便士，就往自己口袋里放进六个便士（以上两段的论述完全是自编自导的好坏人故事。——笔者注）。
《转型》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保障机制对于西欧社会的转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欧的法律与法律体系，不仅避免各级领主的恣意侵夺，还表现在限制全国性赋税，抑制王权与政府的非生产型消费，从而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生产积累和开发。相比之下，有学者认为，中国因为缺乏这种法律保障机制，政治权力对个体权利的压抑造成了社会的相对停滞，这是中西社会差异之关键。（中国“法若凝脂”，一点儿不比西方差。唐代的“两田法”，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法，对自耕农的保护史不绝书，但和西方一样说明强势者对弱势者的剥夺具有挡不住的诱惑。——笔者注）。
在这里，不免要涉及对中西劳动者地位的认识。中国史学界普遍认为，占当时中国人口大多数的“自耕农”有比西欧农奴更优越的生产条件。西欧农奴人身不自由，而中国的自耕农有一定的独立性，有自己的土地，能够自主经营，人身依附关系较轻，因而比西欧中世纪的农奴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能够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转型》认为这是一种误解。该书说，严格地讲，直至近现代以前，中国没有自耕农。自秦朝以来两千余年的古代社会中，中国只有“编户齐民”和各种形式的佃农（这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样不能否定，中国很早就有了可以自由买卖土地的自耕农。——笔者注）。
《转型》支持者认为，比较历史学在中国是一门新兴学科，目前仅有少数世界史的学者在从事这项研究，尚未引起更多学者的参与和关注。《转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视野即新的观察角度，拓宽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一位研究中国漕运的学者一次问一位西欧史专家，西方的漕运是怎么搞的。西欧史专家笑着说，西方哪里有什么漕运呀。西欧的国王根本没有能力迫使人民为他们运输所需的物资，只能自己跑腿，到各个王室领地去就地消费农产品。《转型》中也介绍了西方国王“巡行就食”的情况，这说明了中、西王权的差异。只有时时处处与外国的历史相比，才能更清楚地认识自身的历史，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的特征（“大一统”和漕运是文明发达的表现，反之是落后。——笔者注）。
《转型》支持者认为，《转型》所采用的方法对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及其学术转型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那种“从西方看中国”的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有助于解决一些悬而未解的重大课题。例如中国“封建社会”（因沿用老说法而加上引号）长期延续问题，实际上是相对于西欧封建社会而言的，这一问题的实质是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时间比西欧诸国长，没能像西欧那样迅速发展资本主义。问题虽由西方引起，研究却未从西方做起。几十年来一直是缘木求鱼，闭门造车，所以得不出结论是自然而然的。用《转型》提供的方法，这类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离开了“西南战争”，就不能理解“明治维新”，正像离开了义和团运动就不能理解戊戌变法和中国历史。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列宁声称放弃在中国的不平等权利，相互呼应。美国作为后起之秀的帝国主义强国，和日本在亚洲帝国了一把“亚洲的原理”。日本的悲剧，是成功地在亚洲“过把瘾就死”，当了一回帝国主义的好学生。日本的问题是小问题，美国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大问题；日本的道理是小道理，美国的道理才是大道理，大道理管着小道理。在西方看来，义和团是民族主义，八国联军才是国际主义。后冷战时期，西方正在逼俄罗斯重新捡起曾扔掉的枪，继续玩冷战的游戏。这个世界，自其不变而观之，旧的世界格局一点未变。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再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人家的先进和我们的落后，说破英雄惊煞人，怨天尤人苦恨谁？一曲《河殇》的播出是悲愤的顶点。之后的“潜规则”，“血酬定律”，好像是中国独有的国产自造，是中国传统的DNA。
必也正名乎，中国GDP的60%由民营企业家所出，80%的劳动力是在民企和个体中就业。中国出口的62%，高附加值出口的80%，控制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手中。国旗中一个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四颗小星，四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一个也没变，一个也没少。多清楚的事，非要搞得名不正，言不顺。揣着明白装糊涂，良心都被狗吃了。
欧美日的“强国梦”的根本是一个“抢”字，明火执仗的抢是抢，巧立名目的骗也是抢，归根结底都是抢，马克思的术语叫“原始积累”。第一桶金，都不是好来的。资本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了包堆就是一句话，历史上是抢得有理，后来是骗得有理，现在不用抢不用骗，一个货币霸权，一个军工重组，顺理成章的高科技，占尽全世界的便宜没商量。
中国无力抢别人，只能自己抢自己。“自力更生”，齐生产，多卖力，美国的国债、证券，许多变成给中国打白条，他们的金融危机是我们的产能过剩。
直面现代化的过程，反省现代化的来源，参透现代化的利弊，要看清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大问题，坚定对其批判的立场。面对现代资本主义，千万不可幻想超越。超越论是一代中国人的强国梦，但梦总是梦，不是现实。现实是全球的军费开支大大高过冷战时期，而美国一国就占了一半以上，而且是一水儿的高科技杀人武器。现在是核武器震慑住对立的各方，是恐怖的和平。美国为什么锲而不舍地发展导弹防御系统？一旦美国可以全面拦截住俄国人、中国人的导弹，恐怖的平衡就会打破。
这个世界最大的弊病都集中在全球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化的总过程中；这个世界最先进、最进步、永无止境的魅力与诱惑也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的资本主义阵营之中。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1996年出版了《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透露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雇佣一大批专家，策划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的幕后活动，先千方百计迫使苏联经济陷入困境，动摇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进而巧妙诱导其走上自杀性改革道路。他还在书中透露，“前苏联垮台不是上帝青睐美国，而是里根政府奉行的政策所致”，关于苏联“客观上”是否具有生命力，里根根本不感兴趣，他提出的任务就是，将这种生命力降低到零。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通过各种形式，积极介入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如指使索罗斯赞助和参与制订“五百天计划”，国际货币基金通过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规定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改革方向，等等。……
尤其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彼得•施瓦茨，还居然在该书序言中露骨地说道：“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是真正对症的药方吗？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着特殊反常和预谋？”彼得•施瓦茨洋洋得意的言辞，仿佛是嘲笑那些不幸遭到阴谋陷害，却仍然不愿怀疑凶手的善良被害者。现在面对着彼得•施瓦茨的无情嘲讽，我开始对潜在威胁感到不寒而栗，被迫重新考虑自己的习惯思维方式，担心同样的命运也会降临到中国身上。
……
……新自由主义的“规范经济改革药方”，从经济理论的逻辑分析上说漏洞百出，还遭到如此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反对，特别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明知效果不佳，很容易造成社会经济灾难性后果，为何国际权威机构却仿佛视而不见，偏要固执地强迫俄罗斯、拉美推行呢？难道果真如此痴迷于“自由市场神话”吗？

最近，吴敬琏这位当年“价格闯关”的始作俑者，差点将中国经济引入“休克疗法”者，在《财经》上发表封面文章《中国经济60年》，这是中国经济全盘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自由化的动员令。吴认为，中国经济60年，上篇：分权命令经济改革。包括“论十大关系”、“鞍钢宪法”都是以失败告终。中篇：增量改革。产权改革、市场（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多管齐下，极大地释放出国民经济的活力，支撑了中国经济30年来近10%的增长，使之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问题最大的是下篇：整体推进，全面改革。如何整体？如何全面？
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经济的改革过程远未成功：产权改革依然任重道远；许多要素价格如能源、利率、汇率等仍受政府管制；国企改革到能源、电信、金融等国有垄断行业便难以推进；政府和国有部门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中大部分的资源。这些由于改革不彻底而造成的问题互相交织，是贪污、腐败、社会不公、经济结构失衡、环境恶化等问题的根源。
尽管中国经济60年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如果在国民经济这些举足轻重的领域上改革不彻底，矛盾不断积累，改革开放的伟业将难免功亏一篑，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将失去可靠的基础。
改革已到深水区。如果说改革初期是全民受益，则现在的进一步改革将不可避免地损害一部分既得利益，包括政府自身。中国政府不但要克服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更需要有改革自身的勇气，前路挑战重重。但既然“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我们有理由期许，更为切实有效的改革方案能不断推进。
中国经济，不走回头路。
看似真理的东西，只要向前多走一步就成了谬误，以“吴市场”代表的新四化就是这样的谬误。


20世纪80年代，美国从战略考虑采取对华怀柔政策，先集中力量打击超级大国苏联、有重大经济利害关系的第三世界，给中国人造成了“冷战后天下太平”的错觉。但是，随着美国摧毁了苏联的工业军事实力，运用“软战争”重新控制住了第三世界，谋求单极全球霸权的欲望日益膨胀，……蓄谋铲除威胁其全球称霸的任何障碍。
……
可惜俄罗斯并未充分重视上述经济病症，反而轻信西方宣扬的规范化经济理论，将其归咎于“改革阵痛”和产权不明晰，误以为加快市场改革和私有化就能渡过难关，结果爆发了全面的财政金融危机，政府财政枯竭甚至无法支付军队工资，银行体系因坏账积累陷入全面瘫痪，社会民众无法提取存款大规模挤兑银行，新兴资产阶级的股票、存款也损失惨重，戈尔巴乔夫损失了全部的私人财产。由此可见，中国应该充分吸取俄罗斯的教训，切不可麻痹大意，因为，“软战争”不仅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也直接威胁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包括自己的工资、就业、存款、股票等等。倘若中国不能及时消除重大隐患，一旦时机成熟美国很可能乘虚而入，不仅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会面临威胁。……
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不愿意相信“阴谋论”，认为经济研究中不应掺杂国际政治因素。1997年爆发的震惊世界的亚洲金融风暴，许多中国人受到西方新闻媒介的误导，都认为是亚洲国家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但是，近年来逐渐暴露出的越来越多的证据，特别是知情的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透露的内幕，表明美国曾暗中操纵国际金融机构，蓄意为亚洲国家的金融危机推波助澜，其强加政策造成破坏的证据更是俯拾皆是。
……
人们纷纷谴责暴徒野蛮排华和苏哈托独裁，但是，很少有人指责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是美国隐蔽经济战诱发的社会动荡，给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华侨造成巨大生命财产损失，而幕后的罪魁祸首却逃脱了社会谴责。现在，斯蒂格利茨等正直的西方著名学者，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揭露的惊人内幕，充分证明了美国暗中操纵的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强迫印度尼西亚推行政策的社会后果，其高层决策者不但事先早已知情，而且还遭到了著名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但却一意孤行蓄意酿造了社会悲剧。斯蒂格利茨还揭露，国际金融机构曾在内部秘密报告中，明确表明希望其改革计划激起社会动荡，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都不幸因此遭受劫难。
……
……从斯蒂格利茨揭露的惊人内幕来看，尽管印度尼西亚的实力根本无法威胁美国，但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隐蔽经济战，打击对象居然不放过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何况俄罗斯和中国等有实力的大国，无疑是美国称霸道路上的重大障碍，难道野心勃勃的美国会轻易放过吗？倘若中国不提高警惕严加防范，完全可能重演苏联和印度尼西亚的悲剧。斯蒂格利茨在《我从世界危机中学到了什么》一文中，对美国造成俄罗斯改革灾难的责任，提供了更为直接有力的证据。
斯蒂格利茨在上述文章中还明确写到，“俄罗斯的灾难的主要特点与东亚的灾难完全一样——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政策在唆使和引诱它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都一样。但是在俄罗斯，这种唆使和引诱进行得要早得多”。他揭露说，国际货币基金委派指导俄罗斯改革的经济学家，根本不了解俄罗斯经济的历史和特点，往往是缺乏经验并盲目相信市场教条，忽视历史、制度和社会分配因素的年轻学者。国际货币基金未经公开的学术和政策争论，就采取和实施了“休克疗法”方案，却有意排斥研究俄罗斯问题专家们的意见，以及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渐进改革主张，包括他还有肯尼思•阿罗等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文中提到，有一位熟悉俄罗斯的杰出经济学家欧斯萨格，曾在美国总统顾问委员会中任高级顾问，“他正是那种拥有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需要的专门知识的人。但是，也许正是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他们几乎从来不向他咨询”。
斯蒂格利茨还揭露了国际货币基金的决策草率，根本不深入了解各国的实际经济情况，而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作为万灵药方，强迫前苏联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推行，国际货币基金认定“普遍真理就是休克疗法，适用于所有那些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下的药越猛，造成的反应也越痛苦，经济恢复得越快，推理过程就是这样的简单武断”。斯蒂格利茨还提到，“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帮助一个国家，它派出一个经济学家的‘使团’。这些经济学家往往缺乏对这个国家的广泛了解，他们可能对这个国家的五星级饭店，比对它的分布在乡下的村子拥有更多的了解”。……
……
尽管新自由主义造成了巨大社会灾难，但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却茫然不知，仍然将其作为规范理论来指导改革，这同经济研究与国际政治完全脱节，忽视复杂的客观现实世界有很大关系。例如，俄罗斯依据西方产权理论推行私有化，不仅没有提高企业效率促进增长，反而导致国民经济和工业生产下降了50%，企业亏损面迅速增长扩大了几倍，各种效率指标均急剧恶化下降了30%，包括劳动生产率、能源和材料利用率等等，西方媒体也称俄罗斯推行私有化后，变成了腐败泛滥的“强盗掠夺国家”，每年均有数百亿美元私有化掠夺资产，通过各种洗钱途径被非法转移到海外，难怪俄罗斯核战略部队连电费也交不起，这种误国误民的改革直接威胁到国家生存。


西方民主和中国所需要的民主
西方民主的经济基础是资本运作的市场经济，价格配置资源和要素。表面上的平等，实事上的不平等。表面上“看不见的手”公平交易。实质上，马克思认为“商品拜物教”背后已隐藏着资产者剥夺无产者的一切可能。资产阶级民主是政治上“看不见的手”，看似公平，一人一票，表面的精巧掩盖不了历史上的民主都是“精英民主”，为民选主的民主。经济上、政治上极具对称性。
改革开放30年，经济上已回归“新民主主义论”，允许资本主义发展。但政治上没有回归“新民主主义论”，所以，还不如新民主主义，两极分化直逼拉美，腐败制度化趋势已见端倪，工人、农民成了“弱势群体”。所以，真理是朴素的，中国需要的民主，用不着向西方叩拜，回到《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共同纲领》去。“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先回归后发展，与时维新。
李零《读〈动物农场〉》、《读西洋世界军事史》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解构最精确，我将其撮述如下：
全球化的反恐加反共，民主支持战争，投票为杀人，合法法治批准暴力。
战争最需统一指挥和绝对服从，让人想起专制的起源。不错，专制的一切合理设计都起源于战争，但民主和战争也有不解之缘，追根溯源是“军事民主制”。
古典民主，小国之中的平民政治，本义是“人民统治”，核心是“主权在民”，它与“暴民”、“暴君”有关，唯独与贵族政治无论是民主制，还是共和制无关。
诋毁“革命”的人数典忘祖。忘了“民主”他爹叫革命，而“革命”和“战争”如影随形（共和制是贵族的集体统治）。
西方的“普世价值”，核心的核心是宗教观。现在“上帝姓钱”。
西方的“普世价值”有四大口号，“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鼓舞人心，响彻云霄。“民主”也是古典遗产，被高度理想化，梦一样的“好词”。它和战争也有关系吗？有。比如拿破仑战争，就是推广这些理想。革命革出皇帝，太讽刺，所以李零称之“失败的英雄”。
自由。“人生而自由，自由人的假设”，大家都是买卖人。美国人说，自由不是没代价的，代价，海外打仗。
民主。现代政治民主，代议制，两院、三权分立，多党制，但内容都定期为人民选主子。
平等。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不是事实上的平等。事实上的平等，难于上青天。追求事实上的平等，除了共产主义者没人敢讲。
博爱。西方的“国际主义”，“让上帝的光照亮”世界。“上帝的选民”，二次大战前，那是英国，现在当然是美国。
王绍光的《民主四讲》，将充满歧见的“好词”的理解推进一步：
事实上，《民主四讲》这部书在“破”的同时，也在试图去“立”，即鼓励“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探索怎样的制度形式才是“真正的民主”。换句话说，《民主四讲》在否定了民主的“好或坏”的同时，实际上肯定了民主的“真或假”。《民主四讲》对当代西方民主，尤其是美国民主的批判，就在于证明了这种民主是“假的”，是“民主的异化”。那什么是“真正的民主”？“真民主”与“假民主”的区别何在？《民主四讲》在结尾实际上给出了两个基本标准：第一，在民主实现形式上，是采取广泛的民主技术，还是采取以“选主”为主轴的体制，前者乃真民主，后者乃假民主。这个标准之所以成立，在于第二，在民主的实质上，是“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民主，是广泛参与的民主”，还是“向有产者做出巨大让步”的民主，前者乃真民主，后者乃假民主。这两个标准是结合在一起的，西方民主之所以走向以“选主”为主轴的方式，是因为“选举”是有产者在政治领域中操纵无产者的“看不见的手”，恰如“市场”是有产者在经济领域操纵无产者的“看不见的手”。而在这两个民主标准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标准，即是“拓展想象空间”，“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设民主”，还是“盲目采用西方舶来的那些民主模式”，即资产阶级民主，这才是“真民主”与“假民主”的根本区别所在。{75}
说起来复杂，其实标准就一个，人民民主专政，本来不复杂，人为故意搞复杂了。本来应该搞真的，却偏偏有人搞假的，使列宁所说的最广泛的民主和最狭隘的专政成为空想。

批大国崛起
近年来，王小强接连出版了两本新著：《投机赌博新经济》、《史无前例的挑战》，没有引起舆论的重视。作者提出“世界变成了一个大赌场”，美国成了全球病灶，在“赌博帝国主义”面前，各国“渴望堕落”。道出了“全球一体美国化”的悖论。描绘了“迫近中国的金融危机”，中国要“迎接内忧外患的‘共振’”，战略的“制高点”，“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措施，“西部大开发”，“东部大串联”，“产业重组，时不我待”。部分启动计划经济，发展“两头在内”，开发本土资源的内向型经济，提倡“神华模式”。
美国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欧、美、日经济进入衰退。美国的国债、非国债上百万亿美元，美国的全球资产总量76万亿美元，现在已缩水30%，作为一个国家，美国早破产了（美前总审计长戴维•沃尔克）。但美国不但不会破产，美元对欧、日、澳元还会在危机中大幅升值。美国人自信地告诉全世界，如果海啸淹了美国的脚脖子，那么，对全世界许多国家来说就是灭顶之灾。
美国的霸道，不仅中国学不了，其他发达国家也学不了。在美国的军工高科技和货币霸权面前，一切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通通失灵，因为这投机赌博本来就不是经济。
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大不了就是引起经济危机，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往往就是社会动乱，甚至国家分裂。日本金融危机虽然使日本经济停滞十年，但没有伤筋动骨。印度尼西亚金融危机，立刻政治动乱，社会动乱，国家分裂。墨西哥金融危机，至今起义的州还没熄火。巴西的金融危机看起来似乎过去了，但国内政治混乱，治安混乱，始终没消停过。泰国金融危机后，政治动荡，民族宗教矛盾激化。新兴国家一个个“风光”完了就栽跟头，没有一个跳出宿命的圈子，一点也不值得称赞！一点也不显得高明！
中国能够摆脱这个宿命吗？不见得不行！其实摆脱的办法会有，关键是中国能不能意识到危机的存在。
中国首先要把握住一条——只要贫富分化没明显解决，只要社会和谐还没有最终成果，只要中国的经济总量没超过美国，就不要搞金融自由化。就算以后真要接轨，也要等这些问题解决之后。
其次，一定要加大物质生产部分投入。金融资产不能找到投资内容，早晚要搞赌博。赌场既然关不了，抑制虚高就只能增加供给。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开始以大西线南水北调为中心的西部大开发，这个项目整个下来恐怕要数万亿人民币。用分解上市的办法上这个项目，不仅随时能够熄灭股市虚火，而且能为中华民族奠定一个千年发展基业，就是赌场垮了谁也搬不走。
如果中国能够占尽虚拟经济的便宜，又能躲过赌博经济张开的那张大网，让中国成为实体经济的第一大国，两头在内，开发中国自有资源的大工业，从根本上调整结构，那才叫高明！
美洲国家也崛起过，巴西、阿根廷在20世纪90年代比他们原来的宗主国还富裕。在今天的金融体系和运作规则下，几场债务、金融危机，辛辛苦苦上百年，一夜回到建国前。东亚东南亚也崛起过，人称几条龙。结果被同样的规则逼迫统统倒退，经济停滞不前。在虚拟经济时代，美国、英国是靠他们制定的经济、金融规则来控制这个世界的。他们开始少生产，越来越依靠贸易赤字来生活。因为只要贸易项目下的赤字能被金融项目下的盈余所弥补，只要世界上的活钱都向美国流入，美国人就能过得有滋有味。美洲几场金融危机，钱跑到美国、欧洲了。亚洲一场金融危机，钱又跑进美国了。这个时期美国只要控制着与黄金不挂钩的美元体系，只要能时不时地用金融危机把钱赶到他们那里，只要动不动就在其他地方搞点动乱和战争，钱也会往美国跑。一个国家能够把贸易赤字近20年来从几十亿扩大到几百亿，从几百亿扩大到几千亿，现在就达到上万亿级别，几乎占美国民品生产的一大半，还能活得兴高采烈，有滋有味，不是没有点原因的。
只有中国和俄国有这样的条件：以重工业为先导快速实现工业化。由于这两个国家有足够大的国内市场，同时面对国际市场严重的壁垒，因此可以采取和平方式创造一个巨大的、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成为这个时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就是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任何后期现代化过程中的大国要迅速崛起，最合理的方法是通过国家配置资源手段提高积累率取得发展资本，并迅速形成一个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于是苏联、中国崛起了，而印度、埃及、巴西等美洲、非洲的大国没有能崛起。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小国无所谓崛起，因为他们太小，无法也不必要建立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
过去叫资本主义，现在叫发展的硬道理，都被涂满了无辜者的鲜血。这种鲜血还不是马克思说的“资本”剥削的“鲜血”，因为资本剥削是“市场规则”。早期崛起国家身上的鲜血很明确的来自枪炮、大刀、铁索、皮鞭和棍棒。因为没有这些，这些国家不可能在市场经济规则中通过贸易占有任何优势。
到20世纪中期，世界又发生变化。殖民地纷纷独立，宗主国分割市场和资源做不到了。这个时候中国和苏联开始有崛起的条件。中国和苏联不可能像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用暴力手段获得工业化资本（苏联还继承了沙俄扩张的巨大资源，中国则一点机会也没有了），于是采取了中央政府用非市场经济规则集中和配置国内资源，以重工业为先导快速实现工业化。
到19世纪下半叶，也就是1870年前后，世界上美洲、澳洲、非洲基本瓜分完了。亚洲的中亚、南亚、东南亚也早就被瓜分完了。都成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就剩东亚的日本、琉球和朝鲜。西方文明的崛起在殖民时期，靠的是直接的抢劫和奴隶劳动。到了工业化时期，由于殖民地都是各宗主国的地盘，同时殖民地人口激增，因此殖民地的大小其实就是市场的大小和资源的大小。
西方人自古以来都没有过像样的市场经济。古罗马时期是抢劫加奴隶劳动。奴隶劳动中，市场经济基本要素——劳动力——根本不是商品，怎么是市场经济？中世纪农奴的劳动也不是商品，而且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一直不准买卖，怎么叫市场经济？到了殖民时期，无论早期的硬通货是靠抢的，还是后来的奴隶劳动不是商品，也都不能算市场经济。
只有中国自秦以来土地就是可以买卖的。中国以自耕农为主，而自耕农是不可能“自给自足”的（自给自足其实只反映在欧洲庄园经济中）。因此市场交换的内容和数量都是同时期欧洲无法比拟的。因此，说不是中国而是西方有市场经济传统，完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观臆断。
中国人的气候条件在长达数千年农业社会里对文化的影响也是突出的。中国气候是西北冷空气与西南暖湿气流交互形成的。今年交互线靠北点，北方就水灾，南方就旱灾。明年交互线偏南，就是另一种状态。中国还有一条世界含沙量最大的黄河。天上两条龙，地上一条龙。三条龙搅得“周天寒彻”，三年两大灾，中国成为世界上农业灾害最频繁和严重的地区。这与地中海和欧洲气候相对稳定呈鲜明对比。中央集权治理这样的环境最有效。
日本就不一样。土地狭窄，市场狭小，资源贫乏。日本要崛起，只有一条路，就是学习同样是岛国的英国，同时学习同样是后发工业国的德国。必须进行不断地从西方人手中夺得殖民地的方法来富强。毕竟当时唯一出路和规则就是这个样子嘛。我们不喜欢的是《大国崛起》编剧忽悠人的态度。


在每天产生3~4部国产故事电视片，国外影视盗版光盘从互联网随时扒下，大众信息爆炸，审美疲劳的今天，《大国崛起》却让历史成为“显学”，不断回放。不仅吸引了中国人的眼球，外国媒体的热评也铺天盖地。我们不得不认为，《大国崛起》与同曲同功的《河殇》一样，借历史说事，借着天边说眼前，拨动了吸引大众眼球的穴脉，通古今，辨中外，明教训的强国梦，这是中国民众一点就着，屡试不爽的讲史传统。脚本由北大历史系的教授们写作，采访了中外无数大腕学者和国外政要。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如：终身未娶的恩里王子如何改革了葡萄牙航海技术，精明的荷兰商人发明股票，阔佬博尔顿资助瓦特发明蒸汽机，俾斯麦靠李斯特统一德国的关税统一德国，俄国的彼得大帝隐姓埋名到欧洲学习造船技术，从英国大宪章到甚少流血的“光荣革命”，从美国的《五月花公约》到《独立宣言》，新鲜、震撼、好看中对“大国崛起”耳目一新的梳理和解读，最突出的是“和平变革”。配之史诗风格的音乐，异国情调的画面，典雅生动通俗易懂的解说。但好看的历史故事背后，是一个不连贯，不完整，任意剪裁，被美化，被误读忽悠拼装的大国崛起的故事。
事实上，“大国崛起”的过程本身就包含了野蛮、残酷、掠夺、强权和不文明。在结束对葡萄牙和西班牙崛起的讨论时，影片提到了美洲印第安人文明所遭受的践踏和毁灭，但影片却将另外一个与“大国崛起”的故事完全忘记了，这就是从16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中叶方才结束的、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大西洋奴隶贸易。所有早期崛起的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以及后来的美国——都参加了这场将至少1200万非洲男女贩运到美洲大陆为奴的贸易。正是这项贸易刺激了大西洋海域的国际贸易，激化了大国之间对海洋霸权的争夺，但同时也为大国的“崛起”积累了原始资本。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瓦特发明的蒸汽机推动了英国的工业革命，但纺织工业所需要的棉花，则是由美国南部的奴隶种植园提供，一直到美国内战的发生；美国宪法保护了技术发明，但脱棉籽机（1793年为耶鲁毕业生惠特尼发明）的发明却使更多的非洲人永久陷入奴隶制的深渊之中。我们在讲述大国崛起的故事时，似乎不应该忘记：早期的“大国崛起”的故事无不沾满了非洲奴隶的鲜血，无不是在剥夺他人的自由的基础上实现的。这种意义上的“大国崛起”绝非是一项一往无前的、道德崇高的事业，而是一个带有暴力、压迫和掠夺的过程。
为了刻意表现强国崛起的内部原因，影片压缩和简化了大国的对外扩张、对殖民地的掠夺等主题，在史学上做了另一种同样不明智的回避和简化。大国崛起的行为决不只是一种单独的、与外部环境隔绝的行为。英国的崛起与帝国扩张和海外殖民地的建立有密切的关系。海外贸易和海外殖民地给英国带来了大量的物质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缓解了英国国内的阶级冲突，促成了土地贵族向商业贵族的转化，并使资产阶级利用经济的力量进入政治，国家得以相对“和平地”崛起。
……
大国崛起的故事也不是一个由精英和英雄垄断的故事。《大国崛起》告诉了我们许多“英雄创造历史”的故事。林肯便是其中的一位。但是在讲述林肯解放黑奴的故事时，我们不应忘记，推动林肯迈出这一步的是内战打响之后大量黑人奴隶的自动逃离。林肯的初衷是保护美国联邦的统一，而不是解放黑奴，但奴隶的自我解放行动迫使林肯和联邦政府修正了战争的目标；而事实证明，只有废除奴隶制，美国联邦才能得以幸存，后来的美国崛起也才成为可能。奴隶同样是推动“大国崛起”的英雄。
就真正的世界大国英国而言，大宪章是在13世纪初成文的，过了近五个世纪，君主立宪才成为成文的宪政原则，而民主制的到来还要通过19~20世纪的多次改革。真实意义上的“一人一票”的民主直到20世纪中叶才在英国实现，此刻距大宪章已有七个世纪的历史，距光荣革命也有250多年的历史。所以，崛起不是一种运动，而是一个过程，一个长期的、综合的过程。
德国“崛起”的故事主线不是它如何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而是它如何在李斯特和俾斯麦的推动下走向统一、并以科技发明和重视教育为基础而后来居上。同样，在日本“崛起”的叙事中，侵略扩张只是以标题的方式一笔带过，真正的重点是涩泽荣一、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等人的改革业绩。如果说苏联（俄罗斯）崛起的故事过于沉重，美国崛起的故事则近乎于浪漫。
作为nation（民族国家）的“大国崛起”与作为power（强国或列强）的“大国崛起”在内容和过程上是不同的。强国崛起的故事是我们熟悉的：这是一个不同列强在世界范围内利用坚船利炮、建立海洋霸权、抢夺和占有他人资源、制定游戏规则、建立永久霸权的故事。
但从另外两种意义上看，《大国崛起》并不算是真正的“异类”。
首先，它的立意和构思仍然沿袭了“先入为主”的思维模式。影片的真正兴趣并不在于探索和研究历史，而在于利用历史（或者说部分的历史）来说明一种世界观，表达一种政治情绪或者说意识形态。这与我们过去熟悉的实用史学的解释模式如出一辙。
不同的是，17~18世纪的英、法同为欧洲强国，但为什么法国最终走向了专制王权国家，而英国却走向了君主立宪的体制？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在18世纪末先后发生，都受到了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但两者的结果为什么如此不同？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也是值得比较的题目。为什么这两个国家可以如此迅速的崛起、而在崛起之后又都如此迅速地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是制度的原因、思想文化的原因，还是国际环境的原因？我们也注意到，德国和日本的故事实际上都包含了一个“两度崛起”的故事。这两个国家之所以可以“第二次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冷战的原因。没有冷战，便没有它们的二度崛起。
“崛起”的概念也同样令人感到纳闷。什么叫做“崛起”？衡量一个国家“崛起”的标准是什么？影片没有清楚地说明。如果说西班牙与葡萄牙对世界海洋的瓜分是“崛起”的话，那么这种“崛起”与“称霸”有何区别？如果英国在1588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称霸大西洋标志着英国的“崛起”的话，那么，德国两次发动世界大战、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是一种“崛起”的表现？我们注意到，影片在讨论“崛起”时，时常将“崛起”与“现代化”混为一谈，……影片使用了“大国崛起”作为组织性主题，但“大国”和“崛起”恰恰是两个定义十分模糊的概念。什么是“大国”？什么叫做“世界性大国”？影片的定义非常不清楚。为什么要选择这九个国家？为什么它们的影响、它们的崛起是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轨迹，而其他的不是，也没有交代。事实上，影片讨论的九个“大国”是不同的国家，其性质在世界史上有不同的涵义。早期“崛起”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以及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都是实施君主制的王权国家，它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s）。18世纪末经由与英国决裂诞生的美国与经过大革命后的法国算是新的民族国家，19世纪“崛起”的德国、日本则是另外一类民族国家。英国经历了一个从君权神授的王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换的过程，俄罗斯也经历了同样的阶段，而苏联则又与同期的所谓民族国家又有许多的不同。
……
在英国“崛起”的故事中，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被描述成君主制的典范，是英国进入“强国”行列的制度基础，但此刻的君主制为什么可以避免君主与贵族的冲突，而17世纪的英国却因王室与议会的冲突导致了内战，影片都没有说明。这些故事的叙述留下了很多的漏洞。在对美国制宪会议的描述中，影片的注意力集中在华盛顿的身上，而不讨论会议争论的核心问题、达成的妥协、留下的隐患等问题，对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等制宪会议的灵魂人物及其思想只字不提。进步运动的故事多集中在西奥多•罗斯福的反托拉斯政策上，而不涉及这项运动真正的改革内容：转换政府职能、扩大政治民主、实施“社会正义”立法、改变自由放任的市场资本主义秩序等，并无视真正推动这场运动的劳工阶级、社会主义党人、中产阶级改良者和平民党人。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李零看得最通透：
“帝国主义”一直是欧洲的梦。
富勒说的“帝国主义”就是指这种梦。它不同于列宁定义的“帝国主义”。列宁说的“帝国主义”只是近百年的帝国主义，富勒说的“帝国主义”是上下几千年的帝国主义。
他的书，每卷各有一个重点，第一卷是“罗马帝国的产生”，第二卷是“不列颠帝国的产生”，第三卷是美、苏称霸。他预言，两霸中获胜的一方将成为“全球性”的“帝国”。
总之，富勒的西方战争史是帝国主义史，在他眼里，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帝国主义史。
前一阵儿，有个时髦话题，叫“大国崛起”。电视台热播的《大国崛起》，历述近五百年世界九大国的崛起，就是配合这一话题。它和当年的《河殇》真是相映成趣，只不过一个是悲情版，一个是豪情版。
富国强兵的大国梦，不仅是西方的梦想，也是中国的梦想。无数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谋民族解放，谋民族统一，为什么？不就盼着这一天。几乎所有被压迫民族，因为挨打，自然而然，不可遏制，都会有这种梦想——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但我们别忘了：
（1）“大国崛起”就是“帝国主义的兴起”，“八国联军”的“八国”就是这类国家（现在的G8还是这类国家）。
（2）反对和被反对，往往具有对称性、传染性。前苏联也好，亚非拉也好，武装冲突也好，和平竞赛也好，“崇洋媚外”也好，“超英赶美”也好，都是冲着同一个榜样，好像飞蛾赴火，弃暗投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3）中国就是当了大国，像某些人梦想的那样，代替美国做世界老大或与美国联手共治世界（有人叫G2），又怎么样？
毛泽东说，中国永远不要称霸。邓小平说，中国要夹起尾巴做人。这才多少年？大家就忘了。有人说，中国的尾巴已经太大，两腿之间夹不住了。
苏联的教训，我们不要忘：
反对帝国主义，却被帝国主义化。
这不是喜剧，而是悲剧，于连式的悲剧。
……
德国为什么屡战屡败，地理位置很关键。
德国是内陆国家，虽有欧陆强大的陆军，但四面受敌，难以突围。这种环境，我国古代叫“四战之地”。比如洛阳为“天下之中”（有如“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罗马），就是“四战之地”。
近代欧洲，有如战国。如果拿中国打比方，那么欧陆以西的英、美就是秦和西戎，欧陆西岸的荷、比、法和中欧的德、奥就是三晋两周，南欧四半岛的西、葡、意、希、土就是楚和吴、越、巴、蜀，北欧的芬、瑞（瑞典）、挪、冰、丹就是燕和匈奴、东胡，东欧和俄国就是齐和东夷。
读战国史，大家都知道，外线作战的国家总是占便宜（如晋、楚、齐、秦），内线作战的国家总是吃亏（如中原各国）。这是一般规律。德国不能得志于天下，是因为它被挤压在中间，两面作战，腹背受敌（卷二，150页和卷三，5页）。法国的处境也有类似之处。
……
近代，西方战胜东方，主要靠海洋。
海洋包围大陆，海洋是外线，陆地是内线。
比如英国，最重海军建设和制海权。他们深知控制海岸和海道的好处：海洋可以阻隔入侵，海洋可以迂回包抄，海外殖民地，星罗棋布，也为英国提供了无数的基地。
英国曾先后打败西班牙和法国，无敌于海上。但为什么它还是衰落了？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原因很简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英国的背后，还有一个大国，即现在的世界老大。美国才是处于最外层。它既可从大西洋包抄欧洲，也可从太平洋包抄远东。
地缘政治（geopolitics，钮先钟叫“地略”），陆地包围陆地，海洋包围陆地（现在还加上天空和外层空间，从天上包围地上），有如中国的围棋。
包围反包围，这是老话题，也是新话题。中国，有山下包围山上（如五次反围剿）、农村包围城市（如延安/西柏坡与重庆/南京的斗争）。美国，也有黑人占领城市、白人往农村跑（连美国首都华盛顿都如此）。
冷战，在本质上还是包围反包围，这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
富勒的书，最后是结论。这个结论，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前瞻”。“回顾”主要是吃后悔药，后悔没有消灭苏联。“前瞻”主要是盼美国战胜苏联。
我们先看“后悔”。
富勒的“后悔”，大体可以归纳为五条（有些是从前面的章节归纳）：
（1）苏联是西方之大敌，共产主义比法西斯主义更危险。英国的上策是移祸苏联，让斯大林和希特勒死掐，两败俱伤，正好坐收渔翁之利。德国打苏联是好事，让英国感觉很安全，丘吉尔不该感情用事，不计代价，不问后果，选择与苏联结盟。
（2）希特勒没惹美国，美国凭什么参战？珍珠港事件，罗斯福完全知情，他是故意让美国挨打，为美国参战找借口，这是阴谋。如果美国不参战，只为英国作后援，不会有后来的局面（注意：两次大战，富勒都反对美国参战）。
（3）英、美在如何结束战争的问题上不该讲“无条件投降”，令德、日作困兽斗，既摧毁了德、日的反共力量，也坐大了苏联，这是得不偿失。
（4）美国怕死人（估计要死100万人），让苏联出兵东北，替美国人当炮灰，导致共产主义统治中国。
（5）美国在广岛、长崎投原子弹，不像基督徒所为，更像成吉思汗。这样大规模屠杀平民，是给西方抹黑，让西方备受道德谴责，一直抬不起头。
战争结果，无可挽回的是，英国衰落了，它导致了美、苏称霸的冷战格局。
世界三巨头，他都骂。一骂斯大林，骂他暴虐无道，超过希特勒；二骂罗斯福，骂他为了安抚苏联，不惜出卖老朋友（英、法）；三骂丘吉尔，骂他被希特勒打昏了头，竟然与苏联结盟，违背初衷（“反共至上”的初衷）。
……
“前瞻”，是对冷战前景的展望。
在本书的最后几行（卷三，555页），作者说，英国“保护着欧洲的政治自由”，而俄罗斯是“欧洲政治的天生对头”。二次大战后，英国的米字旗已黯然失色，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星条旗，这面大旗是和苏联的镰刀斧头旗作对。关键是，哪面旗子会扯下来。
……
二战结束后的世界是个冷战的世界。冷战才是大格局。
冷战是两次大战的延续。在本质上，它仍然是一种战争，只不过换了方式。它是以核武库为后盾，调动所有军事手段，同政治战、经济战、外交战、心理战结合在一起的全面战争和总体战争。表面的和平掩盖不住固有的冲突。
战后，“礼乐征伐”出于美国。
美国有六大战区覆盖全球。欧洲战区是对付前苏联（后苏联仍然是最大假想敌），为冷战前沿；中央战区是对付伊斯兰世界，为热战前沿；太平洋战区是对付前苏联和中国（后苏联也照围不误），冷战、热战都有。热战是包在冷战里面打。所谓“民主国家不打仗”，主要不是因为这些国家太民主，而是因为他们的防务被打包成捆，装进了美国的冷战体系。
美国围剿全世界。
这场围剿反围剿的较量，其实并没结束。已经发生的事惊心动魄，将要发生的事动魄惊心，“决定性战役”的历史，还有待续写。
西方的“敌人”，概念已经发生变化。
“极权主义”，本来是法西斯主义的发明，现在却被当做共产主义的别名（英国人最爱这么讲，奥威尔也受了传染）。
“恐怖主义”也代替了“东方的野蛮人”。
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我们不难发现，如何退出军备竞赛，结束长期对抗，一直是他的最大心病。冷战虽冷，仍然是战。
今天，我们应该明白：
（1）极权主义的根源，不是革命，而是战争。它是一种四面受敌的战时体制。恐怖主义，也是遭受围剿的反应。
（2）资本主义不是几个孤零零的国家，而是个铺天盖地的世界体系。上述问题绝不是少数“民主国家”以外的问题，而是这个世界体系之中的问题。
脓疮溃烂，不是脓疮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出了问题。
只有消灭战争，才能消灭灾难。
越战期间，全世界的反战呼声，是我们唯一能够看到的世纪曙光。{83}
中国应该如何崛起？中国崛起的意义是什么？影片中有人评论说，中国的崛起就是“入流”的问题。事情并不这样简单。中国的崛起不可能、也不应该重复其他大国走过的路。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世界性的工程，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中国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曾在近代饱受“崛起的”大国的欺辱，又经历了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寻求“崛起”的实践，并背负着几千年之久的文明传统，这样的国家如何崛起呢？


批央企、税赋、分配制度
这篇文章里，我要用许多数字。数字是晦涩枯燥的，而实践检验之树常青。苍白的数字，插上科学发展观的理想翅膀，见仁见智，用自己的脑袋，“我思故我在”。一堆数字，自己读，自己想，既不捧，也不摔，既不想闹出太大的动静，也犯不着拿一堆人的观点说事，既不给权势者抬轿子，也不想人多势众一块起哄，杜（润生）老说，思想多元化是个喜庆现象，思想试错也不可怕，思想试错了，可以避免行动上试错。还是那句“超越左右说实话”，文责自负。
2007年7月，《比较》杂志31期刊出海归教授王小鲁的文章《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此研究报告得到中国改革基金会的资助。文章指出，“主要由腐败现象导致的灰色收入还在继续增加，社会深层矛盾产生的基础并未消除”。其研究公布的几组数据振聋发聩，石破天惊：2005年“推算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达到4.8万亿元。这与实际观察到的城镇居民购买力能够较好地吻合，也能够较好地解释统计收入与超常增长的储蓄、投资、奢侈性消费之间的不一致。”“分析结果说明，统计收入的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四分之三。这说明我国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使国民收入分配越来越向高收入阶层倾斜。目前城镇最高10%家庭与最低收入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为31倍，而不是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我国最高10%家庭与最低收入的人均收入差约55倍，而不是按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④
如果用这样的数据，世界银行估算的中国基尼系数0.45肯定突破，很难保证不超过“拉美陷阱”的典型巴西。文章估计“2006年全国预算外收费总规模可能达到1.3万亿元的规模”。这还不包括制度外的收入。
“金融腐败普遍存在。”“据央行研究局2003年一项大面积调查，全国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付费已成为一项潜规则”，“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相当于贷款额的9%”，“企业实际负担的利息和‘暗’成本合计，平均占贷款的15%~16%，与民间借贷利息相当”。“2006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22万亿元”；“将规范的国有大企业除外，按贷款的一半推算”，“额外付费可能给全国金融机构相关人员带来的灰色收入高达一万亿元”。《法制晚报》2007年4月8日刊文曝料“金融业职工年均收入21万”。⑤
“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十分严重。“地方党政官员”入股“非法开采”，“成为恶性矿难频发的根源。”“每年上万种药品通过国家药监局注册上市，更换了包装、型剂、药名，价格虚增几倍到几十倍，给医药行业和相关权力部门某些人带来巨额灰色收入”，而“城乡居民患病两周未就诊率达到48.9%”，看不起病的人直线上升。⑥
“据2006年一项企业调查”，“对当地政府官员廉洁守法的评价”中有“79%认为‘一般’、‘较差’或‘很差’”。“世界银行2006年进行的中国120个城市竞争力调查指出”，“政府官员”的“旅行和娱乐”等“非正规支出”，“最低0.7%，最高2.3%。”“2006年全国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销售收入55万亿元计”，“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费”不会低于五千亿元。“这只是行贿的一小部分，未包括直接的现金、存款、信用卡划账、股权赠送等行贿方式”。⑦
“土地收益流失”严重。“2005年有价出让国有土地16.3万公顷，其中‘招拍挂’出让面积只占三分之一。”“其他方式出让”与“招拍挂”差4~5倍，差价每公顷500多万元。“除去0.5万公顷经济适用房”，“其余10.1万公顷少收5400亿元”。“此外土地征用开发过程中”，“地方政府获益每亩10万元，合计2080亿元”。楼市、股市、钱市其实三位一体是一事，地方财力、银行得利和开发商暴利，是灰色收入将财政和银行卷入的豪宴。⑧
垄断行业收入奇高。“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保险、金融、水电气供应、烟草垄断性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平均工资和工资外收入估算达1.07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部分约9200亿元。其中相当部分来自行政性垄断。”一位著名的财税学者认为，中国个人年收入超过12万元的申报者应该是600万人，而不是当局掌握的100万人！各位读者，看了上述一组数据，你还会认为该学者的分析是冒叫一声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吗？
这20年居民消费从占GDP的60%以上下降到38%，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点。而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总额突破26117.48亿元，同比增长30.6%，财政一年增长1.2万亿已是指日可待。财税暴增让“财长都有点不好意思”？半年的财政增量比1995年财政改革之初一年的总量还要多，中国真是如臂使指，游刃有余，财大气粗，扬眉吐气了？还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造假能造出红心鸭蛋苏丹红？还要具体分析，我个人认为好坏参半。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帝国主义揍出来的现代化，孤立无援，基础薄弱，自己剥削自己，现在还在给发达国家打工，乃环境使然，现在刚刚喘过一口气，不能忘乎所以。
过去有个错误的印象：财政体制改革后，中央富，地方穷，城市富，农村穷，政府富，企业穷，这是大而化之，大而无当的估计。最近，北大课题组报告：中国地方政府实际可支配财力为30367.17亿元，是当年中央政府支出7894.08亿元的3.85倍，是GDP的22.19%，调整后的19%，更显“预算的软约束”。中国真穷的是中西部占人口60%以上的县、乡、村财政。巨额的收入、支出游离于人大监督之外，我们的财税上峰认为税收已占财政收入的95%是一个常识性错误。2006年政府的收入除税收3.7万亿之外，预算外收入1.3万亿元，社保收入8000亿元，土地收入2000亿元，国企上缴利润2000亿元，政府大口径财政收入至少6.7万亿元，占GDP 32%（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建设一个人民真正监督下的财政体制》,原载《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6月12日）。近2.8万亿的预算外支出。
最近，看到高辉清、陶长高、刘小钢三位博士的大作，他们以特有的使命感，下大决心，对2004年由于腐败和管制进行详尽而实证的研究，细分出十多种类型，腐败和管制的黑洞为46787.07亿元，占当年GDP的29.3%，相当于当年预算内财政的1.5倍。测算方法还可商榷，但这并不是捕风捉影，空穴来风，具有治大国如烹小鲜智慧的民族，不管是政治的云翻雨覆，还是人心倾侧反复，都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
邓小平这位智慧老人提出的不争论是有言在先的，一是“今后中国富强之后解决两极分化比改革开放还难”；二是“到2049年之前，中国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一百年不动摇”的真正依据，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基石。
马列毛邓的立足点都是国际大环境与国内小环境的与时维新，不争论是因为太清楚，太明白，不用争。中国的国体，表现在五星红旗上，一颗大星是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之中，有二颗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或称之为资本主义，没有小星不行，小星若成为大星，中国的流血革命岂不都白流了。⑨
（三）为什么“公共财政”总是名不副实
金人庆曾预测，中国的税收在2010年达到3万亿元，奇迹是2005年中国税收已超过3万亿。2006年税收再增长6700亿元，2007年上半年同比税收再增5600亿元，一年增加1万亿元，税收接近5万亿元已不在话下。但是，近年来，贫困人群深感“公共产品”严重的供给不足，且高收费一直是严峻的社会问题，要扭转这一困局仍然面临公共开支的约束，关山难渡雄关如铁。⑩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公共支出的重心应从经济建设支出转向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与社保等支出，这方面的支出增长应大大超过其他方面的增长。但是，实践的结果，许多过去由国有企事业单位承担的公共支出责任，在企事业单位进行市场化改革后转嫁给了个人。
中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始于1998年。中央一再宣示：从1998年开始，财政体制从“建设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但与此相悖的是，从1998~2005年期间，全国财政在教育、科学和医疗卫生领域的支出比重不升反降，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数据证实了这个让人难以理解的现实：1998年，全国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的比重为13.1%，科技支出为3.3%，卫生支出为3.8%，三项支出合计所占比重为20.2%。到了2005年，这三项数据分别降为11.7%、2.9%、3.0%，分别下降了1.4%、0.4%、0.8%。科技投入最高是1960年，占GDP的3.32%，2004年只有1.23%。党的十六大决定，教育投入应占 GDP的4%。而2006年全国财政支出4752.7亿元，教育仅占GDP的2.27%，教育的财政支出比例，2006年比2005年下降了8%。无论七年来“公共财政转型”的口号叫得多响亮，客观数据没有提供支持。
这是一个好信号。2006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将达到3397亿元，2007年将接近4000亿元，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5.3%；科技支出为716亿多元，占3.2%；社保和就业支出为1859亿多元，占8.4%。以上三项社会性支出加在一起，占全部中央支出的比重为26.9%。“但愿长进不再退”，这是人民的期许。
除了利益格局难以撼动，中国公共财政体制进程不进反退，这与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始终以“存量不动，增量调节”的方式进行有关；因其过于依赖增量资源，导致改革进展缓慢。
分析2006年中央财政预算，中央财政总支出22222亿元，其中9525亿元用于中央政府支出。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补助支出为12697亿元，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对地方的税收返还。这部分资金要按照来源地的属地原则，无条件返还给地方政府，主要受益的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
此外，其中三分之一属于专项转移支付资金。1994年以来，专项转移支付伴随着各项改革政策出台，种类越来越多。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先分到各部委，再逐级下拨，资金拨付和使用中形成的利益格局，使本来用于特定政策目标的专项转移支付，逐步转变为相关部委及地方政府固化的利益；在政策目标发生变化或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后，对应的资金安排常常不能随之进行调整，出现专项资金财力化的倾向。
这样，2006年，中央用于均等化公共服务的资金，即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所有补助和税收返还资金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目前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的主要来源，是2002年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后中央集中来的收入。中央均衡地区间公共服务的能力大小，取决于每年从所得税分享到的增量收的多少。
截止到2005年，这部分资金规模达到1100亿元。这与1995年21亿元的规模相比增加不少，但绝对规模太小，限制了中央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的能力，中央能用于增量调节的资金非常有限。{11}
李金华指出，2005年审计署抽查20个省市地方预算3444亿元，列入地方预算，约占中央转移支付7733亿元的44%。也就是说，中央转移支付有一半以上没有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完全脱离了人大的监督，中央专支，在中国无一人能说清。{12}
2006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是公共财政的题中之意。但这项政策要付诸现实，政府同样要面临一个问题——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从何而来？
2006年全国财政支出增加4665亿多元，增长13.8%，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将达3397亿元，比2005年增加422亿元，增长14.2%，2007年又增加420亿元。但这些所谓用于“三农”的支出项目，包括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税费转移支付、农村教育卫生科技支出、农林水和气象、扶贫、农业综合开发等。仅仅33800亿元的资金，却要用于农村生产、政权运转、事业发展等广泛的领域。而据专家估算，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仅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就需投入约5万亿元。
无论如何，2006年中央财政社会性支出比重微弱回升，是一个积极的趋向。若能以此引导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也向这一方向转变，意味着中国建立公共财政的进程出现历史性进步，自1998年以来社会性支出比重下降的趋势将随之逆转。
问题是，社会性支出比重上升的态势能否持续，取决于中国财政的分配模式能否得到改变。显然，“存量不变，增量调节”的财政资金分配模式，已使公共财政的改革逡巡不前，进退失据，已难以为各项改革与公共财政体制提供必需的资源。
所谓周期律“其兴也孛焉，其亡也忽焉”；所谓黄宗羲定律，税赋减并而重返，所用非所出之害，走了58年。请听题：我们能跳出精简一次，增肥一圈的周期律吗？再看城市里全看首长“脸子”说话的“首长工程”，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上面催逼又紧，下面搪塞应付，搞出多少金碧辉煌的豆腐渣工程。
从人心到实物无不是浮华大比拼。广告词里“五百年皇家龙脉”、“公园里的住宅，住宅里的公园”、“不必节食的减肥妙品”、“一夜发财的秘籍”，就是过去板爷喝的“二锅头”也出了“皇家极品宫廷秘藏”的珍本，只见哗众取宠之心，花团锦簇的旗号无不剑走偏锋。再看，无论是乌龟王八花木果蔬鸟鱼虫都要论资排辈，加官晋爵已不够，还要封王称帝，由豪酋而王，由王而帝，从商标到招牌无不一脸的横气。只要面子，不要里子，外表光鲜，早晚是“旧时王谢”，永远是自己糊弄自己。
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后，大部分钱经营城市，改造城市，建高楼大厦，结果政府办公楼一个比一个漂亮，广场一个比一个气派。中国地一级政府办公楼，很多都比美国同等规模的政府办公楼漂亮得多。两院院士，原建设部前副部长周干峙指出，一年7万亿元的城市建设，决策浪费、规划不当、设计问题、工程质量、大拆大迁，一年浪费7000亿元。国土资源部最近指出，已出让的土地，有三分之二闲置。这在欧美是无法办到的，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不支持的事情或反对的事情，舆论会铺天盖地，恶评会势不可挡，国会和议会院外压力集团可推翻政府的任何预算。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政府应当充当服务型角色，着重解决老百姓更迫切需要解决的教育、卫生、住房、治安、司法、环保等问题。这方面美国现在做得不错，但是在20世纪初，美国这方面也很混乱。1912年前后，当时美国弱势群体的广泛抗争使新闻界广泛揭露社会弊端，称为“扒粪运动”，美国政府不得不下大力气，解决社会公共产品问题，建立社会保障体制，让每个公民都有享受基本的教育、就业、住房、医疗保险的权利和公平机会。
现在我们的政府主要精力还是在经济发展的第一线，依然在做市场应做，而且可做之事，整天忙着如何招商引资，没有真正承担起政府应做、可做，而市场无法做到的事情，比如对公共需求品考虑不够，富余的财政收入也没有及时向公共事业倾斜。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带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美其名曰的“公共产品”也可能异化为向“既得利益”的强势集团倾斜。
与2006年相比，2007年首先应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与消费或者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不从根本上调整这个大关系，只是调整后面的某些关系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现在首要是大的分配关系非常不合理，如占人口10.6亿的县乡财政仅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1.2%，仅能满足其支出的58.9%。义务教育，乡镇负担78%，县9%，省11%，中央负担不足2%。中央、省共50%才合理。如2005年我国的投资率达到了48%，按调整前的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国家统计局公报是18.2万亿元，投资为8.8万亿元。再加上其他方面的积累，积累率已经超过50%，这在其他国家是根本无法望其项背的。由于投资率或者说积累率太高，消费率必然就太低，分配给群众的消费基金太少，群众的收入水平上不去，购买力明显不足。其结果，就必然会出现产能过剩，许多消费品卖不出去。在国内卖不出去就只好想办法低价出口，拿到国际上去销售，就必然会产生很多国际贸易纠纷，产能过剩与国外越来越凶猛的外贸制裁碰头。{13}
国家财力不足是一个十足的伪问题。中国目前不是资金匮乏，而是资金严重过剩，产能严重过剩！以至出现“流动性泛滥”。《暸望新闻周刊》最近报导，中央各部委、各省厅局、地市党政机关，甚至边远穷县，各类“培训中心”有几万家，各级驻京办事处也是一万多家，一水儿的星级标准，国际水平的游泳馆、网球馆、保龄球馆、桑拿、美容、歌舞厅等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公吃、公喝、公玩和“账外账”、“小金库”，成为腐败滋生的“温柔富贵之乡”。几万座大院、几万幢大楼，统统收缴上来，面向社会拍卖，就此一举国库可增加几万亿公帑，建一套初级水平的全民低保体系，绰绰有余。
（四）何时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最近，笔者去趟德国，本想认真了解一下“团结税”。但西德人异口同声：16年了，何时是头，不堪重负。反而齐声称颂：“你们中国人太有钱了！”的确，5%~10%的中国人富得流油，勤劳致富者有，也不乏贪官豪夺，奸商巧取。但先富起来的也不能总是良心揣在裤裆里，专拿弱势群体打镲。
东西德统一后，原东德经济落后，居民生活水平低，原西德经济发达，居民收入高。联邦政府从维护统一和稳定考虑，自1991年起，向西部公民征收总收入10%的附加税，众称之为“团结税”（Solidarta-tsuchlag，口语Soli）。全部税款用于支持原东德地区，作为包括改制重组在内的各种“统一”成本。开始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由于德国经济发展十年徘徊，财政收不抵支，1995年开始改为无限期的长期税种。“团结税”征收14年来，包括其他方面的财政支持，西部向东部投入的财政援助累计达1.6万亿马克，为促进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起了重要作用，东、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逐渐缩小。目前，东、西部地区职工的工资差距降为10%。
法国也有两个税种类似于德国：一是“巨富税”，即一个纳税人的动产和不动产总价值超过73.2万欧元时，就必须每年缴一笔巨富税。此举深得民心，曾有总统候选人因主张取消这一税种而落选；二是财产继承或转让税，如一个人在继承直系亲属的财产超过5万欧元时就要纳税，实行累进制，最高税率可达50%以上。
在英国，1994年开征了一种名为“民航乘客义务税”，用于平衡福利支出的不足，1997年11月1日，该税额升至每座10英镑。1995年1月，瑞士政府也对在国内航段上的国内、国际航班征收6.5%的增值税。挪威也征收乘客的国家运输费，1995年、1996年、1997年曾三度提高税额。希腊政府也在20世纪的90年代，对从国内机场起飞的乘客征收25美元的机票税。澳大利亚也征收机票税，税额为20~27澳元。这些国家征收的这类税款，也是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
法国总统希拉克已宣布，将从2006年初开始对民航机票增收“团结税”。同时，致信全世界145个国家的首脑，建议在全世界实行这个计划，援助贫困国家普及小学教育和医治艾滋病患者，以实现联合国《千年宣言》所承诺的，在2015年将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减半，德国、西班牙等国带头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快，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区域居民收入差距和行业职工收入差距都不断扩大，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极为不利。据国家统计局和人民网提供的数据，2000 ~2003年，我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17、0.458、0.454和0.46，高于发达国家，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三年贫富分化最大，早近0.5，但却不见统计数据了。那些区位条件不好的落后地区，效法东南沿海，东施效颦，缺乏竞争力，又造成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可谓得不偿失。借鉴欧洲国家的上述做法和经验，我国应在国家层面运用税收杠杆调节居民收入的公平分配，这样既能促进国民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又能逐渐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
最近有主流经济学家反复宣示，认为在二元经济结构的中国使用基尼系数之说夸大了贫富分化。奉西方经济学为圭臬、为神圣的人在分析中国贫富分化迅速扩大这个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时，却要“去西方化”了。但我还是要“以此之矛陷此之盾”：著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BCC）最近发布《中国理财市场》报告称占人口0.5%的富有家庭拥有中国60%以上的个人财富，拥有约1.44万亿美元资产，持现率71%，并以每年13%左右的速度发展。茅于轼先生最近也反复提出，约占中国人口5%的3000万人，是中国成熟的中产阶级，这些富人人均资产超过50万美元。是中国建立宪政国家的稳定基础。这些富人的确应该发挥点稳定作用，是中国式“统筹税”、“财产税”的基础。{14}
我们可在税收政策上，借鉴德国“团结税”的做法，用于缩小差距的税种可命名为“统筹税”，实现胡总书记提出的“五统筹”。统筹税的来源可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有关专家统计，改革以来，有近30万亿的国有资源、资产、生产要素低价转移给暴发户，现应向他们抽取统筹税；二是人均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数倍以上的城市居民；三是国家几大垄断行业的税后利润，可抽取所得税附加。“富人寡税”、“财富巨人，纳税侏儒”、“垄断企业掳夺公众福利”，这些模糊偏颇的表述，把责任归结为富人“为富不仁”，“垄断企业让大众埋单”，忘记了制度设计才具有决定性。中国没有财产税，才是问题的根本。统筹税款集中在中央政府，用于援助不发达地区、贫困地区或生态功能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保障基金，提高这些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研究和设计“统筹税”，尽快实施“统筹税”。从税务总局的统计数据可看到，中国社会保障税负仅为0.4%左右，与发展中国家的5%~8%、发达国家的8%~11%左右比，堪称全球最低。
《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人类的千年一梦，如何实现，至今茫然。为公为私都有管理者，问题出在管理者异化。但退回去，天下为私，人人见过，几千年走下来，走不通的死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是共同富裕，弹指28年过去，富者愈来愈富，机会越来越多，社会的种种资源都向富人倾斜。学校、医院、住宅、交通，甚至法律、媒体，包括官员都傍上大款。人不在智，有钱则灵，社会公正的代表都成了追星一族。鄙人洞微烛隐，虽马齿渐老，仍直言无忌，不是说洪洞县里没好人，好人永远是多数（没有定性定量的数据支持）。但体制不变，光有道德号召，存在决定意识，好人干好事难以哉。不敢讲真话、不许讲真话的民族毫无希望。{15}
（五）制度创新，改革和完善收支两条线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资助，学者高辉清等人完成的研究报告《2004年我国租金价值五万多亿》一文，令人明白当今背理伤道的许多弊政亟待革除。由于行政力量决定要素价格的“新双轨制”，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不合理又找不出不合法依据，有共识的12项：商品价差租金、利率差租金、进出口许可证租金、“三公”消费、政府机构灰色收入、违规使用财政资金、地方政府支持的企业偷税、垄断行业形成的垄断高收入、教育租金等，总计51495万亿元。占当年GDP的34%，相当1.7个财政。这里还没算上国有资产流失、医疗保障缺失、铁路、交通、航空、证券、保险等垄断租金。租金的存在，为腐败寻租提供温床。
河南省巩义市一车主张建勋，过陕西潼关被工商行政管理人员非法罚款2.7万元，不堪重负，回家后服毒自尽。这只是冰山一角，此类事情，全国甚多，于今为烈。有学者言：根本上是由财政体制改革中所谓的收支两条线、实际下达收罚任务、超收奖励、罚款分成体制以及财政收入中央比重越来越高导致的。有人提出彻底废除“收支两条线”。我提出改革和完善收支两条线，如果收支一条线，就是陈良宇管理的上海，问题会更多，更吓人，从根本上失去了监督与分权制衡。
目前中国政府各种部门、单位，包括正规的政府行政机关，经费来源五花八门，形形色色。
何谓财政的“收支两条线”改革呢？以前财政以经费不足为由，许多政府的机构，包括行政性事业单位，可以设立机构，可以增加职员，但是，其经费由于财政不拨款，要通过自收自支来解决。工商、质检等基层部门是典型的此类机构。后来随着个体户和企业的增加，财政部门发现，它们收的费和罚的款，比它们需要的支出要多得多，再加上自收自支中私分、乱支、挪用和贪污问题较多，于是，进行了所谓的收支两条线改革：即收费和罚款先交上来，再由财政拨下去。这似乎杜绝了一些问题。然而，由此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在这种体制下，几乎没有一个政府部门不收费。中国2005年进入收支两条线的各种收款为5000多亿元，自收自支的估计还有5000多亿元，GDP的负担率高达30%以上，为发展中国家之最。举一小例，2005年北京市的交通罚款就超过10亿元。政府各部门繁多的收费罚款，已经成为扰乱经济秩序、破坏社会和谐的一大公害。{16}
这种体制实际上给中国的企业经营、创业和就业等造成了重创。中国目前资本密集型、高附加值、高技术的企业税费负担较轻，外资企业的税费负担更轻。而劳动密集型的微型和中小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先要缴17%的增值税，再要缴33%的所得税，还要缴营业、教育、城建等附加税，在分红时还要缴一笔个人所得税，再加上政府各部门的收费和罚款，已不堪重负。另外因办事越来越难，还要有公关费用，创业和经营环境可以说是世界上比较严酷的。企业因不堪税收重负，以及政府工商、质检、城管、交通、交警等部门的乱收乱罚，1999~2004年中国个体工商户净减少770万个，每年破产128万个；2005年一年，法人企业净关闭30.1万家；如果按照一个个体户平均两个劳动力就业、一个企业平均就业十个劳动力计算，因政府各部门收费罚款而减少的就业岗位高达1840万个，这就是中国公路、电站、炼油厂、政府机关大楼、广场等以及各种豪华大比拼推动经济高速增长，而失业者越来越多，就业越来越困难的最重要原因。
这种体制将原来许多不合理的政府收费合法化了，再加上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使实行这种体制的一些政府机构和行政性事业单位，有了一种制度设计上的激励。使得政府一些部门和行政收费性事业单位，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巧立名目、疯狂收费，利用公权，公然设租寻租。
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主体和权力的市场化，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造成了整体的腐败机制。一是这些实行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体制的单位及人员，一般福利和收入比政府的如信访局等单位及公务员高得多。曾有报导，某省靠公路收费的收费员，不算奖金，一月工资高达8000元。二是由于许多收费和罚款的部门自由裁量权太大，并且罚款的最低额与最高额之间空间也太大，于是一些执法部门和公务员，先开一个最高价，再罚一个低价，从中捞取好处。比如陕西潼关的工商局张建勋案，就先开了一个5万的价，再从中寻求个人的好处，把上交国库的罚款金额降为2.7万元，并且常常收了钱后不开发票，私分罚款。因此，这种体制为公务员公权寻租创造了最有利的机制。三是按照现行的制度，这些收费和罚款不进入各级财政向人大报告的预算，因此，大量的公车、吃喝、出国等开支是从这笔预算外收入中支出的。有学者计算，三项费用高达9000亿。有关部门官员迷惑不解，说预算内公车、吃喝、出国只花了1000多亿。把预算外收支和由企业和办案当事人报销的加起来，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是9000亿，而不是1000多亿！笔者2005年到巴西、南非，与十年前出国如换了人间，刮目相看，所有的景点都是口操汉语的黄皮肤，一直到真正的“天涯海角”好望角，一位中国官员感叹：“好像是在中国的景点，偶尔来几个外宾”。
这种体制将行政与利益、执法与收费相结合，使执法的公正性南辕北辙，欲益反损。执法部门收了钱，就成了保护伞。实际上一些执法部门，在收了钱后，不管是真货，还是假货，大多都放行。合法经营的加大了成本，违法经营的由工商、质检、城管等部门放行而危害社会。比如，曾经报导过的毒奶粉、毒火腿、毒粉丝、毒大米、黑棉花及各种假药等等，都曾是基层一些工商、质检、药监部门收钱后放行的。实际上这种执法和收钱密切相连的体制，将基层的一些工商、质检、药监、城管等部门变成了假冒伪劣等违法者的保驾护航者。{17}
最近，李曙光撰文指出，1982年，全国老百姓的上访数量是2万起左右。2005年，全国上访数量达到3000万起，增加1500倍。歌舞升平与群起而攻，经济奇迹与社会乱局，高速发展与信仰危机，灯红酒绿与道德底线并存。老百姓总想分享繁荣的广场效应不一定对，但财政刚性之僵局，使“公共财政”淮橘成枳，如不主动改革，必然是被动的“清算结局”。山西、河南曝光的黑砖窑、黑煤窑大量使用奴工、奴童且波及蒙、陕，突破现代一切国家的做人底线，在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真是叫人恶心！
除了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体制外，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不平衡，也是将地方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逐良为娼的体制原因。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例已经达到了57.2%。从历史上看，自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来，11年的时间里，中央财政收入比例上升相当快，从22%上升到了57.2%。相比之下，地方收入比例逐年下降。到目前，需要以40%多的财政收入，支付70%的事权。这指的是规范的预算内财税。这样，一是使得省一级财政，往往将工商、质检、药监等省直管的部门当成财政创收的系统，下任务、定指针，给奖励，让这些部门为增加省财政做贡献。全国工商、质检和药监等部门收费和罚款2005年估计超过1000亿元，公检法司不足的办案经费，社会保障部门、各种监事会、社会稽查部门、社会文化机构、慈善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科教文卫，林林总总，收费更是天文数字。二是使得市地县级政府和财政，一方面想方设法低价征地，高价卖地，将农民的一部分利益和通过消费者高价买房的利益拿来补充财政；另一方面给所属的城管、交通、交警、消防、市政等部门也下达收费罚款任务，弥补财政不足。一般土地收入和收费罚款等预算外收入，要占到市地县两级财政的50%。全国从个体经营户、微型和中小企业身上收来的收费和罚款，估计超过3000亿。
乱收钱一定乱花钱，乱花钱一定污染社会风气。中国的事办不好，都是钱多了用不好惹的祸。1994年税改之前，税收总量只有4000多亿元，2005年超过了3万亿，2007年5万亿元不在话下。但是，钱越多越不够用，软硬赤字肯定又要列支大几千亿元，不信就骑驴看唱本。
现在的领导大概多出于工程师，工程搞多了，什么都是“系统工程”，以为学术、艺术创造也和工程一样，可以规划出来，立项、设机构、招投标，大把撒银子堆出成果来，动不动千军万马修长城。二十四史设衙门，养一班人官修，再修也修不出司马迁的发愤之作《史记》。现在一部清史工程拨款数亿元，还有数不清的大师工程、学术带头人工程。学术、艺术、基础理论研究是个人的创造性工作，不是养鸡场可以批量生产，更别提生产“大师”了。这可好，除倒金字塔结构财政向大学倾倒，大学在校生2500万人，毕业即失业的至少有300万人。全国政协常委、苏州市政府领导朱永新极而言之，大学的银行债务可能在4500~5000亿元之间，提议卖掉大学解决债务。
乱花钱成了潜规则，谁浪费谁致富。作为社会良心的出版社，不准卖书号是明令，还在卖书号是公行，明令与公行并行不悖，上面明令禁止，下面合作出版，需求创造市场。学者要想出名，先要在电视媒体混个脸熟，再挂上几个头衔，有了钱再主编几套丛书，便成泰山北斗。媒体包装的经济学家再当上几家大公司的独董，就完成了资本的经济学家化和经济学家的资本化。
有钱能使鬼推磨。至于用的什么磨？推出的什么米？一切由市场价格决定。当年搓背、修脚、泡澡堂，都是清淡夕阳产业。“忽如一夜春风来”，桑拿、按摩、捏足、洗头，“一夜好风春遍栽”，变成火爆中国的“朝阳产业”。当年资本主义的标志：专饲猫狗的罐头在中国已稀松平常；“过剩”的好牛奶被倾倒，早不是什么新闻，毒奶、毒米、黑棉花见怪不怪，宠物医院看病比人贵也没人义愤填膺了。中央德政、善政愿望，到了下面马上全成狗咬尾巴乱花钱的怪圈。你提出新农村建设，我就搞圈地运动，你提倡红色旅游，我就度支公款。关系到40%~50%婴儿严重贫血、大脑发育迟缓的铁酱油，每人每月铁酱油只要五角钱，说了多年无人理睬。毫无用处的各种“补品”，因为价格离谱，广告铺天盖地。
（六）廉价又廉政的政府要靠制度创新
需要我们思考的是，目前的这种行政与利益相结合、执法和收费密切相连，包括中央与地方财政极不平衡的财政体制，其运行的结果，是以自己利益为本，执政为钱。而且也不符合国际上通行的现代政府标准的起码要求。首先，应当建立人民——人大——政府之间的收费罚款制约机制。政府、政府各部门及授权的行政性事业单位，不应该有收费权，其一切关于收费的条款的设立权，应当上收到省和省以上的人大。任何收费和罚款项目、标准、方式，都必须经过人大讨论、社会听证等程序设立，否则应当视为违法。
其次，彻底清理工商、质检、药监、城管、建设、交通等各部门的行政性收费项目，超收奖励、罚款分成，收费、罚款体制一律废除，这些执法部门全额经费由税收形成的财政供养起来。1999年我在《你给我合理的税制，我给你廉价又廉政的政府》一文中就提出“绩效预算”，并提出执法部门首先应在人大监督下执行“绩效预算”。1998年美国国内收入局绩效预算不合格，限期整改就是成功案例。
再次，将行政和事业单位的行政公务活动与市场服务性事业分开。凡是政府执法部门自己执法、检查发生的费用，是行政公务成本，应当由执法者承担，而不应当由被执法者支付。比如，政府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管理部门，要检查某一产品是不是合格，其发生的检查费用，应当由财政经费支付，而不应当由接受检查的商户承担。如果是商户和自然人，要求工商、质检等部门的事业单位对其商品、包装等进行检测，这类市场服务性的费用由提出要求的客户承担。有利的一哄而上，都来管；无利的，真正应当管理、服务的，谁都不积极。
尽快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中央适度集中财力并没有错，关键是聚财为国，用财为民。界定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对称。调整和划分税种，开征消费税，全额留给省级财政；开征房产税，全额留给市地县镇级财政，撤销乡镇财政，取消市管县财政体制；政府项目建设资金由发行债券筹资解决，财政科目中列本息支出项目。如果，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税关系不进行调整，地方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单位收费和罚款“抢劫”自然人和法人的局面根本不可能得到扭转。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波澜不惊、有条不紊之中，以增值税代替承包制，釜底抽薪，实现了中央集中财力这一石破天惊的变化。但分税制并未真正建立，而是分成制、分钱制。增值税也因改革不彻底，留下了许多“制度陷阱”。
总之，政府各部门究竟是以钱为本，还是以人为本，政府各执法部门究竟是执政为民，还是执政为权，政府各行政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单位究竟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还是以部门权力和部门利益为重。经济人假设不适合政府部门，关键在于能不能行政与利益相分离，执法与收费彻底分开，关键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税关系能不能得到调整，关键是财政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的体制和下达创收指针和任务的潜规则能不能被废除！
行政产业化，执法市场化：一，由于行政权力成为利益的主体，公共政策甚至改革措施往往成为甩财政包袱，或者与民争利的手段；二，对体制弊端的改革往往会演化为对既得利益群体锦上添花的措施。比如国有企业的拍卖，国有资产的出让；三，调控强势群体的政策措施难以出台和实施。比如财产税、物业税、遗产税等；四，改革措施在实施过程当中的走样变形。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分析，在目前资本收益格局中，国家占26%，居民个人占22%，财产分配不平等，高于收入分配不平等。早在2002年，城市金融资产总值中，20%家庭占有66.4%，其余80%家庭占33.6%，其中金融资产最少的20%家庭仅占1.3%（见张晓晶报告）。而我国外向型经济却十分畸形，高技术产业实际很脆弱。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由1995年的101亿美元，跃至2005年的2183亿美元，增速惊人。但三资企业出口占88%，是跨国公司把生产基地搬到中国的反讽。党中央提出，要更加重视公平。我国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都有许多不公平，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一方面，上访与维权之人呈几何级数增长，北京已出现坚持数年不散，以持久战为主的上访专业村。上访者从乡县市省一路上访到北京，还是传统的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京城成为为民做主的最后希望；中国百姓多数除通过找“青天大老爷”仍是别无长策。而关心民瘼的官员又太少。刚刚有点现代意识的维权者对谁拖欠你的工资，克扣你的奖金，罔顾你的死活，无视你的安全，方兴未艾小荷才露：雇律师、上法院、打官司、找记者、媒体曝曝光。然而，与多数上访者一样，弱势者告强势者，除少数机缘巧合都是鸡蛋碰石头，找碎。历代都说“天下讼息，是盛世景象”，可惜我没见到。但古有名训：水性至柔，可以穿石。
另一方面，反腐败的呼声越来越高，连副委员长、政治局委员都法办了，不可谓力度不大。然而，法纪森严，依然有漏网吞舟之鱼，制度严密，亦有百密一疏之处；贪腐的数额越来越大，前仆后继，令人咋舌。腐败发展为明码标价，卖官鬻爵，祸国殃民，官可卖，还讲什么操守廉耻！腐败之渊薮，覆亡之信息，肇端尽在此了。卖官古已有之，秦汉就有纳粟拜爵，但古代卖官还有皇帝诏令，从原则上讲，钱也入官库。如今是上下其手，私相授受，钱入私囊。社会各种腐败丑陋现象20年目睹之怪状，好像都无根治之策，若能根治，实是生民之福，社稷之幸。远的学不了，都是华人世界，香港的廉署，新加坡的人民资本主义总能学吧？
（七）社会的主要矛盾：狐狸分饼
官产学媒的主流认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与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对老百姓欠账太多的认识是对的，但由此演绎为主要矛盾是颠因为果。如果要说中国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党中央的新政取向已很明确：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立党为私、执政为权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非和谐社会的矛盾；五统筹与非五统筹的矛盾；新“三民主义”与利益集团垄断财富的矛盾。一句话，科学发展观与非科学发展观的矛盾。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的制度安排并不是没头苍蝇。
社会财富增长快，为什么国富民不安，民富国不强，盛世不太平？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表明，2005年中国GDP总量达22257亿美元，这还是按汇率标准，若按购买力标准，中国的GDP早就超过日本，世界第二。自1979年以来，GDP以每年9.6%的速度增长。据官方的数字表明，2005年中国的财政收入约为3万亿元，2007年很有可能超过5万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大几十倍。同期中国人口从1979年的9.7亿增加到2005年的13亿，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9年的11.61‰下降到2005年的5.89‰。以往由国家负担的城镇居民住房和就业人口的医疗、教育等包袱已甩掉。20多年没有发生战争和严重的自然灾害。这都表明，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是历史最好时期。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构成公共品生产的首要条件。
而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原因是非生产性支出和投资比重过大。据《证券时报》2006年2月9日的一篇文章披露：中国财政支出中最容易膨胀的部分是行政公务支出和直接投资，中国行政公务支出和直接投资占财政总支出近50%，而美国仅占17%。另一方面，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事关公民切实利益的部分，成为中国财政支出中最不容易膨胀的部分，只占财政总支出的25%，而美国则占75%。2005年，中国政府机构的行政管理费用约7000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140倍多；行政管理费所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1978年的4%上升到今天的24%。而在国外，行政管理费一般只占财政收入的3%~6%。全国政协常委任玉玲在“两会”上也指出：“我国的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从1978~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这个比重，比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美国的9.9%大大高出，而每年还在以23%的速度大幅增长。”统计口径虽有差异，结论是一致的。{18}
腐败造就了制度成本巨大。国内报端不时披露，豪华办公楼，越盖越多；公务员超编，冗员难减；公款送礼，屡禁不止。所耗费用不仅远远超过军费开支，更比教育和医疗经费加起来还要多。《财经》杂志披露，2004年中国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仅受理了148种。《南方周末》登载《“万种新药”背后的诱惑》一文指出：国家药监局每年受理的“万种新药”当中，绝大部分属于各种仿制药，乃至改变剂型等改头换面的所谓“新药”。例如，一种核心成分为青霉素的感冒药针剂，成本仅六角钱，加入一点其他药品成分后，价格狂升到150~600元；中国制药企业热衷于申报“新药”，因为一旦拿到新药批号，企业可以自行定价，卖个好价钱。市场疲软，突然惊现公共品不足，并以此认为中国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公共品匮乏。揭开表象，发现了利益集团对社会财富的垄断，即对公共品的巧取豪夺，才是制度性腐败的深层原因。
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取消农业税给中国9亿农民带来的好处，早已被这两年的化肥、农药、柴油、薄膜、种子等农用生产资料涨价所抵消。中国社科院2005年的调查分析，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本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仅3%，而劳动力的贡献率为69%。“上下交争利而国危”。关键是改变比较优势，国家集中一切人财物的优势，进行核心技术的“赶超战略”。这是“国计”，而对待“民生”只能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只有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而现实是，在利益导向下，一些由国家办的执行义务教育的小学和中学嫁接了私校，成为“校中校”、“名校办民校”，接通了公共品变成私人品的管道，巧立名目地乱收费，这样发展下去，不要几年，公共品变成私人品，学费大幅度的提高不言而喻。与此同时，许多主流学者认为，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远程教育等如果也是公共品，既不符现实需要，也不具备国家财力的保障。这些教育应是个人对未来前途的投资，是充满竞争性、排他性的金字塔塔尖，即私人品。表面看，大理不亏。但在西方，哈佛、剑桥都有名人的孩子，巨富的孩子通过各种基金，成绩不好也能就读名牌大学。如果我们不承认大学的“半公共产品”性质，那么，普通工人、农民的孩子无论如何学而优金榜题名，由于没钱也与名校无缘。
“端起碗吃肉，放下碗不再骂娘”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学校、医院、研究所再不是被金钱遗忘的角落。因为这些人，没工夫发牢骚磨嘴皮子了，大环境使许多人，不腐败都不好意思，懂得抓紧时机，充分利用或熟练应用所掌握的资源或权力进行交换，哪怕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办事员或大衙门里的小门房。医生用收取病患的“红包”或使用新药的“回扣”去支付孩子高昂的学费，老师和教授们去医院看感冒要做名目繁多的检查，花了几百元医药费。招标立项敛钱收租分红走穴的一流们，与时俯仰，人见人爱，也可和款、腕、星比肩。极而言之，最近几年中央党校老板班火爆，60多期培训了近万名老板。老板们为了“充电”，总结得也精辟：“中央党校为学员与领导、学员与专家搭建了沟通的平台，不胜荣幸。”而弱势群体，如刚刚得到免除农业税好处的农民，还未来得及从免税喜悦的酒醉状态中清醒，胜利的果实，已被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新一轮狂涨吃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成因又是电、煤、原油、运输等价格的上升，生产和掌握这些资源的大多是国有企业，为了自身利益，毫不犹豫地把涨价的因素转移出去，最终落在9亿农民身上。因为垄断企业的产品销售价格不由市场决定，由垄断企业自定。现在大家都在问，猪牛肉为什么这样贵，农副产品涨价为什么这样狂？通货膨胀的板子打到农民屁股上。其实对中国特色略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农民根本没赚到钱，还在减少存栏，甚至将奶牛当肉牛卖。
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并没有削薄中国石油巨头的利润：中国三大石油巨头公布的企业半年报显示：2005年上半年，中石化在叫苦声中狂赚180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20%；中石油的净利润为616亿元，比中石化的180亿元高出三倍多，中海油的净利润为118亿元。
国有垄断之罪，提法很煽情，但却是误导。面向世界，石油、铁矿砂都供大于求，而价格却翻着疯狂的跟头，有如烈马脱缰，一路成倍上涨。再精明的经济学家，也画不出一条符合市场规律的成本效益曲线图。现货跟着期货走，期货跟着投机走，投机基金集中在美国，本质上是美老大说了算，别说中国没有定价权，欧盟也眼看着美国2.1美元成本的国内石油封存不采高价进口，美国大石油公司利润丰厚。垄断并不可怕，怕的是利益集团火中取栗，强者通吃。以垄断之矛对垄断之盾，将超额垄断利润、超额税收贡献给人民，就功德无量，什么错都没有。问题是，在这里，社会公平、正义、平等等普世价值早已摈弃出局，只剩下赤裸裸的掠夺和交易。社会机体的腐败越过个体的局部范围，越演越烈，渐入膏肓。
用不着抖学问、掉书袋、卖弄理论，也用不着旁征博引，细密考据。我提供的基本数据如铁铸事实，使我可以直抒胸怀，直白、痛快地告诉读者，这28年来，公平如挤牙膏，富人一碗等于穷人一锅，都是狐狸分饼惹的祸。谁看了这些铁铸一般分配潜规则能不怦然心动，热血上涌，有如大梦初醒？
历史很新也很旧。狐狸给两个小熊分饼，一块大饼分两半，左一口右一口，为了“公平”左右开弓不断啃下去，最后看似公平了，大头已落入狐狸的肚中。我们也知道《一仆二主》的故事，由于两个主人只能依靠一个仆人，最后的结果是仆人异化为真正的主人。好坏人的故事，讲了千百年，不仅小孩爱听，大人也爱听。“郎顾之争”顾雏军入狱，故事本已划上暂时的句号。郎咸平没完没了，如同《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正因为他是香港小孩，才敢来大陆说出实话，不用学成年人必须指鹿为马才能被皇帝放过。郎咸平意犹未尽画蛇添足，最近又讲了一句“中国的世界工厂，比资本主义的工厂更血汗”，马上就有理论权威深揭猛批，上纲上线，一言以蔽之，这种反思改革开放就是否认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是硬道理里面的硬道理，管着所有的软道理！义正词严的批判，让人产生错觉，好像郎咸平是散布自由化精神污染的党政干部。结果，郎小孩告饶说得好：“我学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工作在资本主义社会，我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从事的是会计师的审计评估，如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没有人敢像中国这样化公为私，敢像中国这样剥夺工人。”
权威批郎，向风车举剑而所向披靡。只是选错了对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不是主流经济学家的定义：市场经济＋社会公正＝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整个逻辑展开的前提。小平同志的经典语言：2049年之前，中国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将来富裕了，解决两极分化，比改革开放更困难。我的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绝不是垃圾桶，什么资本主义的东西都可往里装，而是要驾驭、领导那些不得不存在的资本主义。首先要解决谁领导？为了谁？真共产党领导，真为人民服务，玩真格儿的。“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也绝不是一句空话。国民党跑到台湾之后，资本主义在台湾也曾有“四小龙”之首的辉煌局面，但逻辑前提是依附美国。共产党人领导13亿中国人民的制度安排，大是大非，大本大源，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作为后发型国家，不做帝国主义的附庸，又没有当帝国主义的身板，资本主义的路在中国就走不远，走不通。只有共产党人信仰无比坚定，才能领导13亿人民共同富裕。有了我们这样的税收局面，才有可能出现2006年，中央财政支持“三农”的资金3394亿元。2007年3917亿元，还要增加农村义务教育经费395亿元，新型合作医疗101亿元。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多些，我们对人民欠账太多。仅举一例，农民有2亿多亩土地为城市化而奉献，这种不可再生的稀缺要素价格呈几何级数增长，其价几何，还是为读者留出想象的空间。
世界上农业最成功的美国，也离不开国家的财政补贴。与工业比，农业本来就是弱势产业。没有我们这种财力的迅猛发展，根本不可能有新农村建设和新型的城市化发展。只有中国式的财力集中，才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让中国的弱势群体每年增加1万亿人民币的内需。多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中国的“弱势群体”哪怕种草种树，生态环保型生产，科教文卫服务型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架桥铺路，公共产品型生产，他们生产出的GDP肯定是绿色GDP，他们的消费肯定是资源节约型消费，节能、节水、节电、小户型居住。他们的子女接受教育多数也是职业技能型教育。他们的内需上去了，中国经济畸形外向的病态才能够改变。伟大的复兴计划，只有靠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并使用另一手，国家集中财力，计划大力推动。只靠市场经济，在中国解决不了充分就业问题，相反，大量存在的产业后备军，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提。2500万人要在今年就业，国家尽最大努力解决1200万人，光毕业的大学生就有500万！上海大学生就业工资是全国最高的，也只有1000~2000元。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坦言，2007年新增求职人员2400万人，将有一半“新人”找不到工作。{19}
最近，温铁军、林毅夫撰文认为，劳动力作为过剩生产要素，打工者每年每人给城市提供大约2万元人力资本的贡献，占经济发展的50% 以上。这种比较优势理论，与樊纲近期提出的非民粹主义增长，共同构建了完整的逻辑。当年马克思批判扎伊尔资本带来利润、土地带来地租、劳动带来工资的庸俗经济学。我们也清楚，这种鼓吹资本奴役劳力的庸俗经济学，在今天的中国不仅不可避免，还有用有效。但知道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而乐此不疲地鼓吹这种比较优势、比较成本者，就是资本的奴才了。国务院研究室近期发布了《中国农民工调查报告》，农民工共2亿多人（包括乡企），人均工资300~800元的占72%，仅相当城市居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4000万农民失地、失业、失去最后的社会保障。许多城市都明确提出：吃饭靠财政，发展靠土地，“经营城市就是经营土地”，土地已变成第二财政。“中国的比较优势”对资本具有挡不住的诱惑，经济学家津津乐道不断鼓吹的比较优势，也是哈耶克的同行口口声声所要的“骗出一个好制度”。{20}
超越“左”、“右”，实说实话，人微言轻，藉两首古诗结束。一首是明末陈恭尹的《读秦记》：“谤声易弭怨难除，秦法虽严亦甚疏。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黄石公传张良《素书》而助刘邦成霸业。一首是王渔洋读《聊斋志异》：“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孤坟鬼唱诗。”人间不讲人话真话，有情有义的真话反而要藉“鬼狐”而言之。
（八）特色集萃，纯属多余的话
最近，有一大热闹，中国富豪超英赶美招热议：
美林全球财富管理公司公布的《2009年世界财富报告》显示：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富豪人数锐减15%，全球净资产超100万美元的富豪860万人。
但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
这一年，中国的富豪总数超越英国。
英国BBC率尔曰，到2013年，中国内地的高资产净值人数有可能超越北美。
《亚洲时报》认为，有数据显示，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
还有一位名人，他的爆料更奇：
政协委员蔡继明自称援引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联合调查报告，截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后者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的91%。
我不信这组数字，中国官方也迟迟出来辟谣，勃然大怒。
但是，为什么凭借官方的权威，就不能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数字？

2009年版《胡润百富》、《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新鲜出炉。
中国富豪超10亿美元者，130人，超过美国！耶鲁大学塞勒尼教授分析：
中国最富有的前十人，除了荣智健，都是白手起家，均无官方背景。
这让我大吃一惊：
一个首富黄光裕落马，牵出司局级、省部级官员几十人。
手中一本书，封面引用了一段毛主席语录：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

中国真正的富人很不透明，决不“露富”。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全球同此凉热，真是天下第一硬道理。
耳边有一种声音在地下滚动，隆隆作响，看天下谁是英雄？
美国已不在话下，手拿把掐。唯一比不过的只有俄罗斯，中国内地的顶级富豪们在榜单上，没有俄罗斯的富豪有钱。俄罗斯《福布斯富豪榜》前十名的门槛达到130亿美元，首富是280亿美元。而中国前十名入榜门槛是29亿美元，首富是63亿美元。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前提是国家解体。
在俄罗斯，叶利钦上台之后，寡头经济与政治中枢则睡到一张床上，有时同床异梦，有时则一起贱卖国有资产，得陇望蜀，得鱼忘筌，一起数着石油赚来的美元，忘记为什么在俄国发生十月革命。
辛辛苦苦近百年，讳疾忌医，毁于一旦，国家落入少数既得利益集团之手。
但中国自有千秋在，叶檀说，全球经济危机，百年一遇，富人也改变消费习惯，奢侈品已不再受到追捧。而中国却出现相反态势。高盛的调查报告显示，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穷人还有70%。而2009年，中国奢侈品销售破天荒达到50亿美元，远高于2008年30亿美元的销售额，增幅居全球第一，占全球市场25%，首次超过美国。
人均收入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奢侈品消费额却超美国。
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仍至37.9%和43.7%，而美国只有15% 左右。
多数老百姓还必须精打细算过日子，而中国奢侈品傍贪腐频频出现。
少部分人富起来了，大多数人穷下去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另一个时代还没开始。
路在哪里？我很茫然。

胡润研究院调查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沈阳、成都六个城市的新贵族已消费门槛显示，真正要成为新贵族：
北京新贵族消费门槛为8700万元。
其次是上海、杭州、深圳、成都、沈阳，分别为8397万元、5366万元、4465万元、3786万元、3284万元。
财富多少不算数，有钱敢花才算数。
以财富人士当前固定资产总值和消费总额来确定中国新贵族消费门槛，中国有5.1万财富人士具备这样的消费能力。
到底是官富还是商富？奸商巧取，贪官豪夺。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招商银行发布2009年中国城市居民财富显示，中国三成家庭负债达40%；消费比例高于收入60%的人达46%之多。
大家都是“月光族”。
美国《新闻周刊》：中国仍是落后消费者社会。
2007年中国人的消费总额约为1.7万美元，相比之下美国高达12万亿，占GDP的65%以上。而中国的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呈逐渐下降趋势，从1968年的60%下降到2008年的36%。真正的大买家是政府。这几年，政府投资每年增加20%~30%。
毛主席他老人家26岁就说道：

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世界上什么力量最强？民众团结的力量最强。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开通了反贪网，设定的最大容量为1000人同时使用检举贪污腐败。开通首天出现热线被“打爆”，网站无法登陆。
中国的维稳成本，每年以两位数增长，一个新疆有20万人的维稳力量。
高昂维稳成本源于国家基本制度一定程度的失灵。

这是一个时髦概念辈出的时代。
就国民的分配就有“橄榄型社会”、“宝塔型社会”、“M型社会”、“图钉社会”等模式。
著名体制外统计学家，下岗工人王炼利对我国残缺不全的统计纵横比较，博采众家之长，为我们提供了知情权，参与权。
日本人惊呼“失落的20年”，八成人口沦落到了中低收入阶层。
原来庞大的中产阶级趴下了，缩水了，进入“M 型社会”。
最理想的社会是“橄榄型社会”。
据说美国曾经就是这样的社会，高薪的“白领工人”占整个职工人数的50%以上。
但这样的社会要有中国这样污染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的世界工厂垫底。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蓝领工人收入一直下降，过得还不错，中国向美国提供了世界上最便宜的消费品，功不可没。
一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美国失业率已到10%！
美国低收入家庭回到70%，倒退回“宝塔型社会”。
2007年中国城乡就业人员7.7亿人，乡村就业人员4.764亿人。
7.257亿农民总收入3.01万亿元，包括他们进城打工的收入。
这一年，全总开展了全国第六次职工调查，扩大到私人企业，扩大到农民工。
调查发现，72.4%的普通工人收入低于全国职工的平均收入，普通工人中55%的人工资收入低于月工资1000元，他们绝大部分是农民工。
农民工，最可爱的人，30年工资增长甚微，他们还捐出近3亿亩耕地，低价城市化。他们创造了60万亿美元的财富，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出口导向，为国家积累了2.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他们的汗水，大部分购买了美国的国债，改善了中美关系。
他们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
王炼利的计算太复杂，但结论却很直白：
2007年中国劳动者总收入7.32万亿元，这一年，中国国民总收入25.15万亿元，7.7亿的中国劳动者收入只占国民总收入的29%，每个劳动者的平均年收入9500元，月收入792元。
官产学媒主流齐上阵，“启动内需”，代替因全球危机不断下降的外需。
如同“何不食肉糜”？内需难启动，有钱谁不会花。
2007年，中国农民人均储蓄4500元，7.275亿乡村人口储蓄总额也不过3.27万亿元，仅占2007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7.25万亿的19%，农民却占总人口的55%！
2004年，中国有2亿人平均每天实际消费不足0.42美元，现在就算翻一倍，这2亿人的消费也不足1美元，国际标准人均每天实际消费不足2美元是赤贫人口。
中国还有多少赤贫人口？
中国不是“橄榄型社会”，不是“M型社会”，甚至不是“宝塔型社会”。
中国是典型的“大图钉社会”！
钉面是占绝大多数尚能温饱，（还有几千万不能温饱者）不够小康的底座，钉杆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钉尖却是世界级富豪。
李零说：“公平是挤牙膏”，“共同富裕的‘富’，那都是富人玩剩下的”。

诺奖获得者马丁•沃尔夫说，中国需要改变。
沃尔夫说，如果一百分算作满分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毫无疑问能得100分，但在收入分配上他给中国打50分，环境保护只能给25分。
中国经济整体规模是印度的3~4倍，但人均消费只比印度高出50%。
数据表明，中国的储蓄非常高，却大部分来自政府与企业。
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好处，政府和企业所得大大高于劳动者。
这是对内，对外，马丁•沃尔夫更感奇怪：
沃尔夫计算，成本惊人，因为贸易顺差的投资回报只有负的5%~10%。
通胀、人民币升值及美国国债的低利率，在没有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的外汇储备大约每年损失2000亿美元，变成了美国人的福利。
真难以想象，5%的GDP就这样送给了海外。
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美国人说，中国是美国不用还的最大钱包。
钱包是小偷掏的，而金融危机却是大盗闹出来的。
过去十年美国的政策非常糟糕，中国是被动传染。
中国过去的模式已不可持续，必须转型。
更多的个人消费，更高效的投资和更好的服务业意味着更多的就业。
这一切将十分美好，中国不是美英，有可能实现转型和持续发展。
2008年8月14日，中新社新闻，改革开放30年农民纯收增长31倍。
说农民收入没有提高不对，但夸大农民收入也不对。
1978年农民年均收入133.6元，2007年4140.4元，增长31倍。
“你要马儿跑，不能不吃草。你要人出力，不能没头脑”。
“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有这样算账的吗？
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数的统计语言表达式是：1978年＝100，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数734.4，也就是说，在缩减了通货膨胀因素后，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是1978年的7.344倍，或者说，比1978年增加了6.344倍。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未来两年削减行政成本15%~20%。
他说得对，就是办不到。
迟说，从1978年到2006年，财政支出中用于行政管理的费用规模增长了143倍，年均增长19.4%，高于GDP增长一倍，也超过年均13%左右的财政支出增速。同期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4.71%上升到2006年的18.73%，数倍于一般国家。如果同上，用统计语言运算呢？
削减，不是不可为，而是不想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算得明白：中国跨地区的农民工和本地企业工作的农民2亿人。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2987人，农民工的代表只有3人。资本家可以入党，2亿多农民工中的党员，几十年找不到党组织。
主流报刊报导，过去十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的中国腐败官员4000人，携带逃款500亿美元。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认为不对。外逃贪官10000多人，携带逃款6500亿人民币。
司法部黄风司长认为“无从计量”，某省近200名负案在逃的贪官中，只有不到10名案犯在海关出境时留下了记录，其余的全部下落不明。

全球经济危机的第二波正在到来。
美国的国家和企业总债务已达GDP的350%，其中银行的债务为9.95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的未偿还债务为10.5万亿美元，不包括第二次刺激计划的7870亿美元。欧元区的企业债务更高，负债总额超过11万亿美元。
全世界的洐生货币工具创造了650万亿美元的天量虚拟资产。
是全世界GDP的18倍！
美国带头将所有有毒资产的结算推迟到2011年底结算。
郎咸平一语道破美国为何不救制造业。
郎说，美国的救市资金从全世界圈来的钱，全部加总共有11万亿美元。
其中，95%都投在金融上。美国人认为制造业救不了。
的确，美国的实体经济也有22万亿美元的虚拟经济。
美国的消费市场叫做泡沫消费，本质问题是，一定要让银行能够生存，银行是不能都倒闭的。银行、证券公司、投资人，只要这三个都在，就可能使美国的泡沫消费恢复，其中一个死了，那就全玩完了。
只讲经济学，不讲政治经济学救不了非理性繁荣。
中国唯美国马首是瞻的主流经济学家真的是昏了头。
老百姓都懂的常识，他们非说美国代表了先进是前提。
挣一块花两块不仅长得了，而且叫“超前消费”；
向别人借钱可以不还这是制度性跃迁。
再好的印刷机也印不出财富来，美国就能；
不事生产，靠“金融创新”创造的数字财富，不是真实的财富，可假做真来真亦假，美国的造假，全球都在当真的用；
让你的人民币升值，美元继续贬值你还不干呢。
借新债还旧债，只会越欠越多，不会越欠越少，其实，全世界都在替美国还债；
美国说你给我的是有毒产品，我给你的是有毒证券，扯平了。
全球金融危机是因为你存款太多，借钱给我太多，所以危机！
美国说，我再向你借钱，保证将来用印刷机多印点绿纸还你，你千万别捂紧你的钱袋。危机后，我们买美国国债还在增加。
2007年，美国最终消费高达GDP的86%，净储蓄率为负1.7%，贸易逆差占GDP的5%。
2008年，美国居民、政府和非金融企业的未偿还债务合计高达33万亿美元，是GDP的2.3倍；这还没加银行的，虚拟经济，不加，折合人均负债11万美元，加上，儿子辈、孙子辈的钱都花了。
别提多傻，中国人自己拿自己打镲：
“欠债的是爷爷，要债的是孙子。”
有人说，全球危机，风景这边独好。
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预计，2009年底，中国的GDP的规模就会超过日本。
其实，中国的GDP超过日本又不是头一回。
清朝，中国的GDP在世界上就曾居榜首，1949年，二战后日本是战败国，中国的GDP也高于日本。
论技术，论人才，论货币霸权，论军工，中国仍还在低端，遑论美国。
难怪奥巴马刚刚上台，就称中国是纸老虎。
2009年初，几千万的农民工离城返乡，几百万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而且同时，中国210种工业产品世界第一。
中国卖什么，什么就廉价，中国买什么，什么就翻着跟头地涨价。
全国农民工就业总量是2.25亿人，参加工伤保险的比例仅22%。
陈锡文说，我们每年需要1万亿斤粮食，按照目前亩产需要16亿亩耕地。
另外7.5亿亩要去生产蔬菜、水果、油料，中国进口的农产品相当5亿亩耕地。
28亿亩耕地才能勉强养活13亿中国人。
中国早就没有这么多耕地，还要让远远不够的耕地成为农民最后的保险。
中国的城镇人口按城乡建设部统计6.07亿人，城镇化水平45.68%。
与同类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我们又创造了一个世界最低。
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推算：
2009年中国有611万大学生毕业，还有前几年没就业的大学生350万左右，2009年城镇待业的劳动力4500万人，失业的农民工3000万人。
而2009年新增就业1000万多一点，可怜，危险！
美国的经济是“无就业复苏”，中国的经济也是无就业复苏。
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为什么选择一条就业弹性越来越低的经济增长方式？
有一条制度迷信，中国GDP保八才能增加就业，已成共识。
无法解释有机构成远高于我国的OECD国家为何就业弹性远远高于中国。
2009年中国的投资比例已创“空前”，国际上的周期比较也是“绝后”，如果按照基于就业拉动系数的权重分配投资，可以创造就业7236万人。
可惜，投资到铁（铁路）公（公路）基（基建），老（老国有企业）大（国有大垄断企业）粗（粗放型重工业），铁公基、老大粗已成惯性。
如果投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服务业最能拉动就业，而投资比例仍在下降。
常被某些领导挂在嘴边，俨然成经：中国的财政收入是解放初的一千倍！
不考虑物价指数的可比性，账不能这样算。
中国是税收收入增长最快的国家，也是税收成本最高的国家。
《经济参考报》报导：美国的税收成本0.58%，日本1.13%，而中国呢？
税收收入成本占税收收入总额的8%。
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指出，税收成本高的原因是通病的四高：
一曰人员支出高，二曰楼超标，三曰车超编，四曰招待、出国控制不了。
千万不可将国有定义为社会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总体系下，顶多是国家资本主义。
列宁说，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处，指的是，它便于“统计和监督”。
我们的国有垄断企业靠垄断“闷头发大财”。
从1993年开始，国有垄断企业积累的未上缴利润，少说也有10万亿元。
这几年才拿出利润的5%~10%，向国家上缴利润了。
说他们富可敌国，一点错都没有。
请看看这些企业巨商的利润到底是谁家的饕餮盛宴。
他们在国内高价发行股票，低分红甚至不分红。
在国外低价发行却高额分红：
中石油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4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仅中石油、中石化等四家公司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而中国全部上市公司，在18年里给上亿股民的分红才280多亿美元。中石油在香港上市，发行价只有1.27港币，回到内地上市，却是16.7元人民币，还说是“低价发行”，“回报内地股民”。
垄断利润成了企业内部高工资、高福利的盘中餐，尤其是高管的高工资、高福利，高管年收入动辄几百万、上千万。
数字显示，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电气、烟草等垄断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职务消费的黑洞，远远高于高管的工资。
每一轮股市起伏的过山车，都会削去中产阶级一层皮，遑论那些拿着退休金炒股的弱势群体。
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办国有企业，办国有企业对全体人民有何好处？
这个列宁早就回答过的问题，却被特色忘光光。
中国的经济是刮风经济，上面开一条门缝，下面就是12级台风。
2009年，上面宏观调控，人大决定的目标M2增长17%，三个月过去变成28%，计划全年贷款增长5万亿，全年变成10万亿。
一个比一个凶，一个比一个损，一个比一个霸，一个比一个穷。
投资高速增长，而进出口加速下滑21%；
工业增加值一月快似一月地正增长，眼看冲顶，而工业用电量却负增长；
上半年工业增加值正增长，而财政收入负增长，中央一声令下，全年增长10%，只讲政治，不讲法制，一边“结构性减税”，一边突击性增税；
股市从1600点快速回升到3400点，而上市公司利润同比大幅度下降。
工业产值持续增加，而企业利润同比持续下挫；
名义消费增长，物价总水平持续走低，而老百姓异口同声“涨价都涨疯了”；
国有垄断大企业“不差钱”，中小企业半数开工都困难；
通胀预期日增，中国式虚拟经济的泡沫，中国式次贷危机就在眼前。

中国最怕“共振效应”。
失业是第一位的，民以食为天，吃饭的问题最大。
全国范围的劳动争议案件，高法统计，2008年前十个月，同比上升93.5%。
北京是首善之区，同上口径，农民工群体讨薪事件及参与人数环比分别上升300%和900%，同比分别上升14%和132%。
看似偶然的“火星”，都有一堆必然的“干柴”。
瓮安、孟连、界首、广安、大竹加上西藏和新疆的打、砸、烧、杀、抢，我们已进入群体事件高发期。
四处游荡的年轻人居多，当他们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圈也找不到工作，就走到“天尽头”。
你能想到当年深挖洞年代留下的北京人防工程里居住着120万进城打工的农民工？
城市是给城市人准备的，当他们连脏、累、差的生计都找不到时，无事尚且易生非，更何况一有“风吹草动”，年轻人更易呼啸成群，肆意而为。
你看看互联网上，充满了信仰飙车，语言暴力，一水儿的仇官仇富。
拿什么救救孩子？首先是救赎我们民族的灵魂。
中央说，中国进入矛盾多发期，各种矛盾的“共振效应”。
穷山生恶水，恶水生刁民，刁民生酷吏。武汉的大学生为救孩子，投缳赴水，而划船专赚捞尸钱的“人民大爷”，身板极差，烟酒劲极大，绳系尸体，开价除了捞尸钱还要外加烟酒钱。
这里有成批的捞尸专业户，而政府对险滩多年视而不见。
一个国家对待自己的国民连寇雠都不如，你将用什么去让他们爱自己的国家？
还开了什么活学活用讲用会。

反腐两利器：财产申报和金融实名制。
首先是国字号大官员带头，自己、老婆和孩子都申报，媒体公开。
上面不干，下面干，都是白干。
皇上不急，太监急，肯定是白急。
《新京报》报导，截至2007年，中国公务车5221755辆，一年消耗4000多亿元。
中国“狭义的公务员”500万人，“宽义的公务员”1053万人。
难怪金融危机之中，中国的轿车年产第一，已达1200万辆。
公吃、公车、公款出国游，有人算出一年1.2万亿。
多乎哉？不多也。
王耀辉在《人才战争》一书中说，我国留学生累积达150万人，归国留学人员39万人，滞留在海外的留学生无论数量还是比例世界罕见。
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理应对世界作出较大的贡献。

一个神话，一个奇迹在中国产生：中国的央企从过去奄奄一息的“困难户”一跃成了“暴发户”。
央企业如今的确一个个财大气粗，不可一世。
代价呢？几千万老工人几乎裸身而退，减员增效成为弱势群体。
央企中国石油的国内原油产量占全国的57%，天然气占80%，炼化产品占40%以上，中国移动控制着4.57亿户的移动通讯，还要双向收费，卫星通讯只有中国还分什么长途、市话。全国发电的55%、水运货物周转的89%、汽车运输的48%、高附加值优质钢材的60%、水电设备的70%、火电设备的75%，全是央企天下。
民航，2009年全世界亏损，唯独中国央企占民航运输周转的82%，全面盈利。
显然，央企的巨额利润首先来自它对资源和市场的垄断。
问题不在垄断，问题在于垄断之利是否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可惜我们看到的数据都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利益集团。
学者拿出证据，占有社会资源60%以上的国有单位，每年对GDP增长的贡献不足30%，吸纳的劳动力不到20%，而占有资源不到40% 的非国有经济，其创造的GDP占增长的近70%，吸纳的劳动力更是80%以上。
正是亿万股民的数以十万亿计的血汗钱＋大小非、大小限＋垄断价格下的十几亿国民的无选择的高价消费＋民营中小企业对上游央企业的利润转移，完成了央企的资本化，克隆的“经济恐龙”想不赚钱都难。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是伪命题。
列宁说，民主的资本主义是余孽，是进入社会主义最后一级，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处，但它们都不是社会主义。
2009年世界五百强排行榜，中国上榜43家，中国又是两位数增长。
美国为140家，高居第一，日本次之有68家。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市值已经超过有200多年历史的伦敦证券交易所；
沪深股市两地的加总，已经超过东京交易所；
如果加上香港、台湾、沪深港台交易所的总市值不会比美国纽约和纳斯达克市值低太多。
如果五百强按市值算，中国已超英赶美。
但以2004年为例，美国家庭平均资产44.8万美元，中国城镇居民平均家庭资产不到30万人民币。
若按购买力标准，中国总资产是美国的三分之二，若将农村这个大头算上，中国的家庭平均资产仅有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美国的GDP的75%是个人消费，中国的GDP只有35%是个人消费。
留学回来的孩子说，美国真破，中国真阔。
中国究竟是穷国还是富国？
谜底：中国是国家在分配财富，而不是市场在分配财富。
最突出的是城乡差别。
《经济参考报》日前刊登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的文章，他说：
世界上平均的城乡差距是1.5倍。
而中国加上社会保障、福利，城乡人均收入差别是6比1，又一个世界第一。
把全球查遍，老二是莫桑比克，3比1。中国的城乡差距甚于莫桑比克。如果中国的城乡差距，改善到莫桑比克的水平，什么产能过剩，什么启动内需，手拿把掐，一股脑地统统解决。
俄罗斯七大金融寡头之一的别列佐夫斯基1996年声称，短短几年的“大众私有化”，金融寡头集团控制了俄一半以上经济。而61%的新经济精英出身于原苏联官员。
中国已完全具备了这样的官产学媒社会基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一到，贪官搭台，奸商唱戏，坏到一起。
好人陈发树捐出自己持有的价值83亿元的青啤与紫金矿业的股权，成立新华慈善基金会。
1992年他的全部身家不过百万元，他当初的每股融资成本只有一毛多。
难怪公众的负面说法辞铺天盖地：
炒作？避税？左兜揣右兜的阴谋？财富从何而来？有无原罪？
一边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一边大手笔散财成立公益基金，过去的洛克菲勒、卡内基，现在的比尔•盖茨、巴菲特都这样。
总不能搞得洪洞县里没好人。
资本家也需要和谐社会。
中国砸出1元GDP的生产能力，需要投入5元钱。
也有来钱快的股市、楼市与钱市，都是政府坐庄。
2009年基本建设14万亿，7万亿进入房地产，52%通过土地出让金、税费回流政府口袋。
土地是政府的第二财政。
谢国忠计算，按照工资和房地产平均价格比，中国房地产价格世界第一。
一套同等面积的公寓，上海职工的平均工资要400个月，而巴黎职工的平均工资，只要34个月就能购得。
这些年地方政府通过“倒卖土地”，财政收入5万多亿之巨。
2009年前三个季度，土地出让金暴增。
上海排名第一，已突破600亿元，北京紧随其后，571亿元。
世界上最大泡沫的房地产在中国。
莫斯科房价2009年大跌60%，中国会如何？
新加坡，居者有其屋，全世界敬重你，香港模式，没人看好。
大陆学的是香港模式。
政府闷头发大财，中产阶级已买不起房，还要禁止“小产权房”。
“小产权房”之所以便宜，说白了，政府没有“从中插一脚”。
百姓心中有杆秤，心知肚明，听听他们的声音没坏处。
国家统计局核算司司长彭志龙表示：
2008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占GDP的35.3%，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
美国为70%，印度为54.7%。强者（资本）愈强，弱者（劳动）愈弱。
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大部分财富被少数人（包括政府）占有。
老婆问我，中国经济为什么总要“保八”？
原因：分配失衡，把经济总量拼命做大，劳动者才能分一杯羹。
经济若一降速，他们连饭也吃不上。
我不反对央企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只要他们像“神华”。
形成以能源为中心的巨大产业链条，造成众星捧月效应，能让80万人就业。
我不反对“宽财政”，“紧货币”的战略。
中国政府已经成为世界上资产第一的政府，我敢说中国政府的资产已超过100万亿人民币。
垄断也好，宽财政也好，这些资产用来造福人民，缩小贫富差距，就一点错都没有。
据说为全中国的城乡老百姓建立最基本的全民社保要10万亿元，政府卖掉十分之一的资产就能完成这一善举。
“国家资本主义”应让民营企业为自己打工，多多益善。
中国是人口第一大国，却选择了就业弹性大大低于“金砖四国”的生产方式，民营企业的劳动力，必须占整个劳动力市场的70%~80%，你看一家奇瑞汽车，通过民企让百万人进入打工队伍。
金融海啸的第二波肯定会再次登陆中国。
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逐年滥发的趋势已经进行了30年。
黄金从34美元一盎司涨到1100美元一盎司。
靠印美元就能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占尽世界便宜没商量。
如果把美国全民负债与政府隐性负债相加，总额高达155万亿美元。
而美国的GDP却仅有14万亿美元。
美国无非是“把有毒金融资产这个癌症暂时冷冻起来”。
据说美国的有毒金融资产的结算已推到2011年后。
企图通过“低碳经济洐生金融化”来对冲已发生的亏损，如同当年的互联网和房地产。
我们的宏观调控如何未雨绸缪？
美国投机赌博新经济的本性绝不会改。
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美国经济已触底反弹，梦一样的好词，天下梦想是一家，药毒一家，卜赌同源。
美国是越经济危机越扩大军费预算，中国2009年的国防预算为702亿美元，而美国则高达6510亿美元，中国仅为美国的10.8%。
西方说中国的军费计算不透明，其实美国也不透明。
美国的核武研发，相当一部分放到能源部。
美国有七八十万军队文职人员，费用也不计算到国防预算中。
像F-22、F-35这样的超级战斗机，上亿美元一架，前期研发费用也是企业先出钱设计和竞标。
最近美国研发成功超音速六倍的导弹。
如果中国人也不吃、不喝憋出这样一个宝贝，美国人会怎样？
美国人肯定是集体发疯。当年美国骗苏联进入星球大战，销毁铁路机动核武导弹，中国现在的军费预算挺好，美国的十分之一，只承担保护自己，相当于美国全球利益十分之一的战略任务。反正中国也不当世界警察。

最近，中国模式在海内外叫得震天响。
G2，中美共治的忽悠，更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
中国是一个输不起的民族，近代对列强的痛苦记忆和心理创伤，使中国忽儿自大，忽儿自卑，总想忍完了狠，狠完了还得忍。
运来山河起齐努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什么是庸人？庸人只有一根直肠充满恐惧和希望。
你看看《中国不高兴》，那情绪超《河殇》，超《大国崛起》。
像进入叛逆期的孩子。
看他们的信念——中国领导世界是“天命所归”；
看他们的大目标——外争族权，做世界老大；
看他们实现“大目标”的手段——“军战”＋“商战”。
我不赞成中国模式的提法，解决了挨打、挨饿的中国仍在摸路。
中国GDP至上，含血量太高，况人均GDP在世界仍然排在一百多位。
环境破坏触目惊心，资源浪费极严重，相当每年损失6~7个百分点GDP。
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中西部发展大大落后于东部发展。
分配不公，基尼系数之高世界排前，城乡差距世界第一。
劳动者收入在GDP中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社会矛盾加剧。
民生问题严峻，社会保障严重滞后，公共卫生几乎被产业化摧毁。
教育产业化，学校办成买卖，办成养鸡场。
公共财政投资方向剑走偏锋，真正用于民生改善的少之又少。
这个单子可以越开越长，足资警戒，但是并不是否定中国取得的辉煌。
张承志痛陈：“若是没有惨败的衬托，中国人还会一次又一次地被大国崛起的宣传蛊惑。”
只有被逼到山河破碎，蒙耻露羞，血肉狼藉，苦相丑陋的时刻，尊大的中国人才会反省。

民族主义，自我放大是挺可怕的事。
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皇军都是民族主义无限膨胀。
民族主义走过头，在小事上也让人哭笑不得，韩国大走其红的历史剧。太雷人。
《大长今》，相当于我们的明代，已经出现了“满汉全席”。中医成了韩医，针灸、麻醉术都是朝鲜的发明，豆浆是韩国国饮。
《薯童谣》，是红极一时《大长今》的编剧、导演的又一力作。剧中把造纸术、纺织技术、炼金术、印刷术及火药，不仅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几乎中国知名的发明都出自百济国的《百济神技》，戏中还有阿樟的“草船借箭”。
2008年的《神机箭》，“历史大作”，中国古代火箭已不够刺激，韩国的火箭已能精确制导。
1448年，世界上最早的连发火箭炮，一次百支的“神机箭”在朝鲜发明。
走在时代前列的神机箭按其威力分为三种：穿甲箭、破甲箭和战术导弹，高丽以此利器，仅用百人大败明朝十万人的军队。
五百多年前朝鲜就有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韩国的历史剧中还能看到毛主席诗词。
1840年之后，中国面对资本主义文明落后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瓜分豆剥，蛋糕太大要切着吃，小日本大野心，要一口鲸吞中国，败得最惨。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管屡战屡败，却率踣率起。改革开放30年，经济改革顺应了新民主主义论，创造了世界奇迹。但世人都说中国是经济改革的巨人，社会改革的侏儒。我们与官产学媒某些主流的共识是反对权贵资本主义，解决中国的两极分化和贪污腐败。分歧是，人家的惊险一跃是全面实现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我们认为社会、政治改革也要从我们自己的特色新民主主义做起。
人有许多病都治不好，更不要说绝症。病笃乱投医，西医不灵找中医，中医不灵找巫医，病人总是在三者间转磨。政治也是如此，传统不灵求现代化，资本主义不灵求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灵再求传统，也是转磨。为什么在社会、政治改革上，不试一试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提出，刘少奇实践的新民主主义？

这是一个世无英雄，竖子成名，哲思委顿的时代。
谨如此，才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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