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京：头脑中对七一学校的印象和回忆（上、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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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中对七一学校的印象和回忆（上）68届李少京

头脑中对七一学校的印象和回忆（上）

（这是2007年9月写的文章，2007年11月发在24中贴吧里。）

我是 1959年9月1日走进北京军区七一学校的。
建国初期，为解决随军漂泊的军队干部子女、特别是常年在农村山沟等偏远地区流动驻扎的军队干部子女没有学校上、没有好的教学环境的问题，北京军区（原华北军区）首长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华北地区组建了四所带有福利性质的军队干部子女学校（有些是由建国前的随军学校改建的），这四所学校分别是地处北京市的北京军区八一学校（现在的北京市八一中学）、地处石家庄市的北京军区七一学校（现在的石家庄市二十四中学，2011年6月30 日增挂“石家庄七一学校”校名。）、地处天津市的北京军区红光学校（现在的天津市红光中学）和地处太原市的北京军区育英学校（现在的太原市育英中学）。（四个学校就是“八一”保存的比较完整，校名、校址、校史都有；“七一”校名没了，校址少了二分之一，校史还有；“红光”校名还有，校址好像搬了，校史还有；“育英”校名还有，部分校址在文革中成为山西省军区机关驻地，从网上看校史中没有五六十年代那一段的情况。）
军区首长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除军队干部的后顾之忧：“不管你在哪工作，驻地有多偏僻，离大城市有多远，我们都会对你的孩子负责，一定要让他们受到一流的教育，把他们培养成革命的接班人，培养成新中国的保卫者和建设者。”
那个时候每年上半年各部队的干部部门将干部子女中适龄入学的儿童名单逐级上报到军区干部部，干部部统一安排分配到四所学校，然后各家长按入学通知书将子女送到相应的学校就读，学生的户口落在学校所在地（不随父母的调动而迁移）。这种计划性、指令性极强的分配制度导致同一家庭的兄弟姐妹会分配到不同的学校去上学，老大在八一，老二在七一，老三则分到了育英，这样的家庭在当时是屡见不鲜的。
七一学校校址是原日本鬼子的南兵营，院子非常大（资料上讲面积约为400亩）。学校校门冲北，在自强路上，当时的门牌好像是自强路28号（有的同学回忆是16号，可能是建国后改过几次。），东边是0973部队（六十三军）六一幼儿园（文革后成了省招待处），南墙外是南马路（现在的裕华西路），西墙外是维明路（现在的维明大街）和内市沟，也就是说，自强路至南马路、中华大街至维明路这一片区域，除了东边临街一长条外，就是七一学校和六一幼儿园两个单位，七一学校约占六分之五，六一幼儿园约占六分之一。


（自己画的插图：印象中当年七一学校平面图）


1964年版1:25000军用地图七一学校部分

七一学校校园中部是小学部的三排平房教室，每一排东西各一个年级，由里往外分别为一、二、三、四班；五、六年级那排教室南边隔过两个柏树园后是南大楼，两层（现在是六中办公楼了），平房教室和南大楼东边隔过操场有六座两层的宿舍楼，操场南边有一排平房，是音乐教室。
中学部有一排平房（在小学部三排教室的北边），这排平房最东头是个大屋子，小学图书室，入学时办手续就在那；最西头是广播室，中间是初中部教务处等办公机构；平房北边是一座两层的教学楼，再往北是一座两层的宿舍楼，初中部教学楼、宿舍楼东边是小学食堂、中学食堂，主要建筑就这些。
对了，还有个大礼堂、洗衣房、冰棍房和卫生所，在西南角那块，卫生所在六十年代中期拆了，盖了个游泳池；大礼堂是看电影和开会的地方，听说在八十年代被烧毁了。
那时学校有三个操场：一个是学校大操场，在大礼堂北边，四百米跑道，西边到西墙是一大片麦地；一个小学部操场，在小学教室平房和宿舍楼之间，也不小；还有一个中学部操场，在中学部教学楼与宿舍楼之间。
小学3号宿舍楼北边是锅炉房，锅炉房北边是洗澡堂。锅炉房和洗澡堂东边是两排家属宿舍和花房。
小学宿舍楼、音乐教室、南大楼南边到南墙是一大片庄稼地。初中部西边也是庄稼地、树林，还有一些日本鬼子盖的能防地震的平房（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再西边到西墙是牛号，初中部宿舍楼北边到校门口是一大片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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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中对七一学校的印象和回忆（中）

学校是封闭式寄宿制，除了暑假、寒假外一年有十个月的时间我们都生活在学校里。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校长、老师、阿姨就成了我们的家长，同学就成了我们的兄弟姐妹。
当时低年级每个班里既有老师，还有阿姨；上课由老师负责，学习文化知识；下课后则由阿姨负责，做游戏、吃饭、睡觉都有阿姨照看，半夜还要给我们盖被子、叫爱尿床的学生起来上厕所。低年级同学所有衣服都要在规定位置用不同颜色的线缝出自己的班级和名字，每周换下衣服后由阿姨把脏衣服送到洗衣房集中清洗，晒干后按衣服上面的班级、名字发还；那么多学生的脏衣服放进一个大的横向滚筒洗衣机里集中滚搅，这一点现在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
老师和阿姨有很多是从军队文化教员转业来的，具有很强的军事素质和文化素质，管起学生来真象是带兵，还有打学生的。但那时有的家长（主要指父亲一方）还认可这些做法，告诉老师“孩子不听话就揍他、关他禁闭”。（五十年代我军《纪律条令》处分项目里有禁闭处分，但没有可以“打”的规定。）
还有一些老师是军区从大学和北京通县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生中招收分配来的，她们大都是北京人，一口京腔，又具有大学或师专的学历，这样的教师素质在当时的石家庄绝对是一流水平，其他学校的教学水平和七一学校根本没有可比性。想想也是，北京军区统一管理、教师素质统一平衡的学校，其它三所放在首都或省会都名声响亮（元帅、将军们常光顾），放在一个普通地市那还是真有点世外桃源的意思了。（那时的教材也是北京的，好多同学转学到北京八一，学习进度一点都不受影响。）当时地区和市的领导也都把孩子送到七一来上学，我们的同学里就有地委书记、地区专员、市委书记、市长的孩子。
石家庄是由交通、商贸和军事价值等因素在短短二三十年里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城市，人口由几千人一下子猛增到几十万人。有人说石家庄是一个火车拉来的城市，是一个移民的城市，是一个兵城，这几点在七一学校都体现的非常明显。当时七一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可以说都是外地的，都是火车拉来的，因为革命工作的安排、学习地点的分配从华北各地来到石家庄，在新的地点、新的环境里构成了一个共同生活的新集体，恰似一张白纸，能画最新最美图画、能写最新最美文章。由于都是外地人，而北京的老师、学生又比较多，普通话就成了教学和交流的语言，这在当时也是比较超前的。现在石家庄话基本上就是普通话，石家庄当地方言（获鹿话）已经快听不到了（如果听一下还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在学校里过的是军事化生活，就和连队差不多；早上六点起床，出操，练习队列动作，然后回屋洗漱，叠被子，整床铺。床铺要平整干净，没有杂物；还要经常进行卫生评比。上课、吃饭都要排队走，一个班两路纵队，从前往后由低到高排列，男生一路，女生一路，走路学的是当时苏军条令的那种摆臂动作，就和现在的正步差不多，小臂到胸前要摆平。上课时坐在椅子上要挺胸抬头，两个胳膊的小臂要放在背后平行相挨，老师说这是为了防止驼背。课堂上有事必须举手报告，回答老师问题必须要站立好并声音响亮。吃饭也要全班集合好喊着口号去，到饭堂门口各班要列队等候，全年级到齐后值班老师讲几句话，然后再逐路依次进入食堂，坐在自己固定的座椅上，这时阿姨已经把饭菜分配到各自的餐具内，值班员一声令下，个人才开始吃饭。中午必须回宿舍躺在床上睡午觉，眼睛必须闭上，不许说话，还有值班员检查。这种整齐划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正规化生活从小就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里，对我们后来的成长应该说很有帮助。
入学后我历经了小学部的一三班、二三班、三三班、四三班、五二班、六二班。一、二年级的老师姓李，好像是叫李秀琴，1954年通县师专毕业的，语文、算术都教，她的家在北京市王府井东厂胡同15号，放假时和北京的学生一块坐军区派来的五六辆大轿子车回家，后来离开七一了，算了一下，李老师如果还健在的话也应该有七十多岁了吧 ；阿姨姓杨，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不很厉害。三、四年级语文老师叫范德平，也是通县师专毕业的，是一位亲切、和蔼的女老师；算术老师叫刘建文，是六十三军政治部一位处长的爱人，比较严肃；教音乐的是“小”李老师（个子比较矮），名字记不住了。五、六年级男女分班了，我们班的班主任、语文老师是韩树华，1956年通县师专毕业的，很有组织能力和权威性，搞的我们班很有活力；数学老师是耿志杰，很耐心，反复给我们讲题。少先队的领导是一位姓刘的老师。
小学时期除了学习文化知识外，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革命传统教育了；那时学校经常进行这方面的教育，“革命后代”、“红色接班人”“爱祖国”、“爱人民”的寄托声始终响彻耳边。学校里课外活动也比较丰富，每周六都有六十三军电影队来放电影，并开展读课外书、文艺表演、歌咏比赛等活动。我对歌曲比较喜欢，那个时候能够反映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和理想的歌曲不少，“让我们荡起双浆”“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那时少先队队歌是郭沫若词、马思聪曲的队歌，不是这首。），都是我们经常唱的，还有歌剧《江姐》中的插曲，特别是“红梅赞”“绣红旗”“孩子啊！快接过红旗去打天下”等等，我们都印象很深，在这还是把两首至今仍非常喜欢的歌曲的歌词写一下吧（可以在百度视频中欣赏歌曲）。
一首是1962年的彩色儿童故事片《花儿朵朵》主题歌“花儿朵朵向太阳”，袁鹰作词，唐诃、丁平作曲，非常好听。
歌词是：
你看那，万里东风浩浩荡荡，万里东风浩浩荡荡，
你看那，满山遍野处处春光，满山遍野处处春光，
青山点头河水笑，万紫千红百花齐放！
春风吹，春雨洒，娇艳的鲜花吐着芬芳，
抬起头，挺起腰，张开笑脸迎太阳；
花儿离不开土壤，啊……
鱼儿离不开海洋，啊……
少年儿童千千万，离不开亲爱的领袖，离不开亲爱的党！
朵朵花儿向太阳，颗颗红心向着党，红色少年的心中，长上了红色的翅膀，
准备着、准备着、时刻准备着，飞向那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你看那，万里东风浩浩荡荡，万里东风浩浩荡荡，
你看那，漫山遍野处处春光，漫山遍野处处春光，
青山点头河水笑，万紫千红百花齐放！
花儿开在课堂上，到知识宫里掘宝藏；
花儿开在操场上，把身体锻炼得铁一样；
花儿开在试验田，啊……
庄稼长得肥又壮，啊……
花儿开在果园里，一行行翠绿的树秧，跟我们一起成长。
朵朵花儿向太阳，颗颗红心向着党，星星火炬指引着我们，从小立下大志向，
准备着，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献出一切力量！
……
再一首是1964年的彩色故事片《女跳水队员》主题歌“青少年运动员之歌”，乔羽作词、全如玢作曲，很有激情。
歌词是：
风里锻炼,雨里考验，我们是一群展翅高飞的海燕，
在波浪里出没,在碧空里盘旋，练就了一身胆,练就了一身胆，
样样本领过得硬，要求从严不从宽，
千难万难，千难万难都不怕，千难万难都不怕，
下苦功在少年，下苦功在少年。
意志坚强,身手矫健，我们是五星红旗下成长的青少年，
有革命志气,为祖国贡献，能攻下万重关,能攻下万重关，
哪项记录不可破，哪座山峰不可攀，
千山万岭，千山万岭挡不住，千山万岭挡不住，
迈大步奔向前,迈大步奔向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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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中对七一学校的印象和回忆（下）

1965年9月我升入军队移交地方后改名为河北石家庄七一学校的初中部二十四班，班主任是高世钧老师，对我们非常好，对工作非常负责任。其他老师有数学课陈宝东老师、物理课李春茂老师、政治课高木兰老师、英语课王恩照老师，化学生物课张剑琴老师、图画课高自强老师等，学生会领导是苏志敏老师。我们年级有四个班，二十三班、二十五班是女生班，二十三班班主任是饶秀芳老师，二十五班班主任是肖陆平老师，二十四班、二十六班是男生班。二十六班班主任是张守德老师。我们年级的教室在教学楼一楼南侧，从东（不含阶梯教室）往西依次是二十三班、二十四班、二十五班，过了中厅是二十六班。
初一阶段除了正常学习之外，比较有印象的事就是地震了。
1966年3月8日早晨，我们正在睡觉，突然感到床在晃动并吱吱作响（查资料看是5时29分发生的地震，6.8级，震中在邢台地区隆尧县东），因为我们睡的是木制上下双人床，被惊醒后上下双方都埋怨对方睡觉不老实，影响了自己的美梦。但大家谁也没把这当回事，起床后出操、洗漱、吃早饭、上课，该干啥干啥，一切还都照常进行。
过了数小时，消息传来：早上是地震了！
地震？在当时这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件非常新奇的事，还是有生以来的一项空白。大家开始热烈地议论起早上的情况，仿佛是多么多么这个那个，而我因为早上是被别人吵醒的，不管怎么回忆始终没有找到被地“震”的感觉。
当时，学校根据上级的指示，决定暂时维持现状：不停课，不搬出房屋，但还是要采取点措施：一是要多安排一些室外活动（那一段我们的劳动课猛增），二是在室内的时候，要提高警惕，把教室、宿舍的门窗全部打开，时刻处于临跑状态，随时准备快速从房屋内撤离到安全地带。为此学校还进行了几次演练：我们正在上课，外边老师一摇铃，说“地震了”，这时只见教室内立马呈现出南逃北窜的景象，三个窗户两个门顿时显得不够用了，有的人穿梭在课桌间往门口跑，有的人跳上椅子、课桌往窗户处奔，初中学生反应快，腿脚灵活、攀爬能力强、有速度的特点充分表现出来，急的上课老师在讲台上直喊“别摔着”“别摔着”。
这样的演练还真起了作用。3月22日下午，我们正在上课，16时15分左右，不知是哪个同学感觉到了地震（资料上讲是6.7级地震，震中在邢台地区宁晋县东南，我又一次没感觉），教学楼内突然“轰”的一声行动了起来，桌椅移动声、门窗碰撞声、脚步奔跑声、女同学喊叫声顿时响彻楼内（这动静比地震动静还大），我也没敢怠慢，很快就离开教室从教学楼北侧东门跑到操场上，那时操场东边有一排单杠，我就在那呆着；过了一小会儿，我突然站不稳了，有点站在船上的感觉，我赶紧抓住了单杠，这时又发生了第二次地震（资料上说16时19分再次发生地震，7.2级，震中在邢台地区宁晋县东南。这一次我有了被地“震”的感觉。）；抬头一看，远处的大烟囱在晃动，同学们在惊叫，有的同学被晃倒在地上……（不能写了，再写现在的同学们就有想法了。）
这一次地震后，学校果断做出“室内活动全部停止，搬出楼房，一切活动都在室外进行”的决定。学校从六十三军、七分部、四航校等部队借来十几个帐篷和降落伞，架在宿舍楼西边路西一条东西向的土路上，我们班分到一个大降落伞，那些天我们就在降落伞里住宿、学习。三月份天气还挺冷，但住住降落伞确实也感到挺新鲜的。那几天学校上空老有军用直升机从低空飞过，响声非常大，老师说那是把邢台的伤员运到和平医院，再装上食品送到邢台去。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地震风波过去了，我们又回到了教室、宿舍。
初中课程我们只学了一年就中断了，接着的便是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令人痛心的一段岁月，该怎么说呢？想了想，还是学有些作家的表述方式吧。
……（此处省略628字）
1967年12月28日，学校发出《给家长的一封信》，信中列举干部子女寄宿制学校的弊病后，结尾处写到：“……从现在起，七一学校即着手改革干部子女集中寄宿制的现状，将部分干部子女进行疏散，让他们去和工农结合，向工农学习，在大风大浪里去成长、去锻炼；除此而外，七一学校要吸收部分工农子女入学，这样就能使干部子女和工农子女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有利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希望革命的家长同志协助与支持七一学校这一革命行动。为此，希望你们接到此信后，迅速将自己的子女转回到你处，就近入学。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从这以后，文革前（1966年、1967年小学部、初中部均未招生）小学部在校学生陆续转出，到父母所在地附近学校完成后面的学业；初中部在校学生因已经毕业或临近毕业，暂不做硬性疏散分流，等毕业分配时再离开学校。至此，可以说七一学校已经完成创办者最初赋予的任务，由军队系统封闭式寄宿制军事化办学开始向政府管理敞开式走读制社会化办学转变。
1968年初，省革委会从保定迁到石家庄，为体现“不住楼房住平房”的艰苦奋斗精神，省革委会要找一个全是平房的单位（幸亏当时七一院内有几栋两层的楼房，就是这几栋楼房挽救了七一学校，否则……），这样就看中了学校西边隔路相望的六中（也就是现在省政府北边的家属区位置，当时省革委会就在那办公，大门在自强路上。后来省革委会又扩占了南边的公安部华北警校，也就是现在的省政府大院。现在省政府大门位置就是原华北警校大门的位置。）。六中校园被占后，按照市里的安排搬到七一学校小学部那边，并在南大楼南边临南马路的南墙上开了校门。可能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七一学校的小学部就没多少人了，到1970年就被撤销了。
按照常规我们年级的学生应该在1968年的夏天毕业，（我们也是老三届学生。老三届统指66年、67年、68年中学毕业生，老三届分两个层次，高中老三届和初中老三届，我们是老三届里学龄最少的。）但由于当时的不正常状态，高中、大学都不招生，中学以上各级毕业生怎么办，国家一时还没有“计划”，因此我们就算是从“死期”里取出来转成“活期”还继续“存”在学校，在军宣队（4596部队）、工宣队（焦化厂、第一制药厂）和学校革委会的领导下过着似乎有人管其实没人管、似乎在学习其实没怎么学习、似乎还没有毕业其实已经毕业了的生活。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又一次经历了学校的改名。秋后的一天，领导把我们召集在操场上，念市里的一份文件，文件说：根据当时的情况，要把市管的24所中学重新统一名称，新旧校名分别是“一中，原一中；二中，原二中；三中，原三中；四中，原四中……十七中，原女中；十八中，原工读一中（即半工半读学校）；十九中，原工读二中……”念到二十三中了，还没听到七一学校的名字。队伍里有人嘀咕说：“我们不会连工读学校都不如吧，可能因为七一学校的特殊性，不跟他们一起编号了……”就在这时，只听领导念出了最后一所学校的名字：“二十四中，原七一学校。”霎时间队伍中一片哗然：“呜呼，最后一个。”
1968年12月21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也就从这时开始，我们就算毕业了。（八十年代出现工龄工资的时候，我们这届学生的工作时间就是从68年12月开始计算的。）那个时候没有文字的毕业证，能和工农兵结合在一起就是毕业证。学校动员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与天斗、与地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凭着当时的热情和惯性，我很快就报了名，报名的大字报贴在中学食堂门前的凹进处。而后，学校在市里的安排下，迅速联系、确定了赵县县城西北方向的一个村为知青点，并通知说一过年就组织我们奔赴农村广阔天地。（那时落实毛主席指示真叫快，有些学校的学生年前就奔赴农村了，而且还在市里大肆宣传，年前几天中山路上每天都有欢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车队。）
1969年1月3日，当我们过完新年返回学校、准备奔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一个消息传了开来：征兵工作开始了，接兵人员已经到了学校。这样学校又开始了征兵报名工作，并说报名参军的暂缓下乡，留在学校先做体检、政审等事情。同理，我又很快报名参军。
接兵人员是4594部队（六十三军“第一团”）特务连班长张振模，他先找我们单个谈话，了解了一些情况；1月8日，他带着我们在省三院进行了体检，而后让我们在学校等待体检结果，这时我们有点一半受学校管、一半受他管的意思。当时，大部分同学已经离校下乡，学校里基本就剩下等待参军的几十名同学，加上又是冬天，快过春节了，校园里显得比较冷清。
后面的程序是：体检合格，填政审表；――政审合格，接兵人员进行家访；――家访没问题，接兵人员和应征人员再谈话；――再谈话没问题，接兵人员和桥西武装部定兵；――武装部确定名单后，发入伍通知书，发服装被服，办理吊销户口事宜。这些环节走完，已经到了春节（那年的春节是2月17日）。
1969年2月28日，这是我人生重要质变的一个标志性日子。早晨六点钟，黑蒙蒙的夜色还笼罩着天空，我们几十名应征入伍的同学穿着新军装，背着背包和装具，从宿舍楼来到学校门口，在收发室门前昏暗的灯光下，列队等候接兵人员的清点、接收并知道完了以后就跟“他”走了。（几十个同学一起去到一个步兵团当兵，在部队里也是比较少见的。这也算是实现了当初办学者的一个愿望吧。）门口人不多，除了我们这些参军者外，就是几个老师和接兵人员，没有家长和其他送行的。（因为我们始终是在学校独立生活，户口也在学校，长期离家是司空见惯的事，家长也习惯了。而且很多同学的家都是部队的，从这个军营到那个军营，家长也没有远离的感觉。）
接兵人员点名清点后，学校的大门打开了，接兵人员带着我们向集结地——八一礼堂广场——出发了，这时，我终于迈出了这个曾经走过无数次的大门，离开了这个生活九年半的校园。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好像没有很多的留恋、悲伤和感慨，倒是感到有一种高兴、轻松、新鲜、呆腻了后终于解脱了的愉快。
有的同学离校前曾发誓说：“离开七一，狠跺三脚，永不回头。”现在想想，这也只能是在校时一时的想法，离开学校特别是离开较长时间后，感受就不一样了。正象有一句话说的那样：离你越远，和你越近；离你越久，和你越亲。就拿我们来说也是一样，誓也发了，脚也跺了，校也离了，但头却不能不回。
没有离开七一的时候想离开七一，刚刚离开七一的时候一点都不留恋七一，但是，当离开七一的距离越来越远，离开七一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却渐渐地开始怀念七一了，开始想念七一的老师了。当我们在山西晋中地区太谷平遥等地平息造反派枪战武斗的时候，当我们在内蒙集宁地区苏集山上构筑工事准备抗击苏军入侵的时候（要知道这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当我们奉命在包头钢铁公司执行军事管制任务的时候，当我们在茫茫荒原上迎着白毛风的呼啸冒雪行军进入大青山作战地域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自觉不自觉地眺望七一的方向，回想我们在七一的生活。
几十年过去了，随着在种种磨难考验时我们的从容面对，随着在各类环境里我们的逐渐成熟，随着在成长过程中我们所付出的由乳汁和甘泉酿造出来的智慧和勇气，我们越发感谢七一给予我们的知识和教育，感谢七一给予我们的温暖和力量。
敬礼，亲爱的七一学校!
敬礼，亲爱的七一学校的老师！


写作者离校后简历：从军29年；退出现役前为石家庄陆军学院管理教研室主任，陆军上校军衔；退出现役后在企业工作14年，退休前为华北制药集团规划设计院书记兼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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