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卞仲耘纪念会在京举办——王友琴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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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仲耘纪念会在京举办


(博讯2006年8月16日)




佚　名




    　　今年8月5日，是原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先生遇难40周年纪念日，她是北京地区第一个死于文革暴力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先生的丈夫王晶尧先生及子女，近日约请部分卞老师生前同事、学生、朋友及关注这一事件的有关人士，聚会纪念卞仲耘老师遇难四十周年暨诞辰九十周年。

     聚会者向卞老师遗像默哀以致怀念。随后，播放了由独立制片人胡杰摄制的专题片《我虽死去》，该片通过采访王晶尧先生等人，叙述了卞仲耘老师的遇难经过。聚会者在发言中回顾卞老师生前事迹，怀念这位真诚、勤恳、与人为善的教育工作者，反思文革尤其是文革期间的暴力行为。

     聚会者痛感，文革发生已四十年，光阴荏苒，当年出生的婴儿如今人到中年，当年刚刚涉世的中学生如今也年过半百，不仅年轻人不知道卞仲耘其人，很多经历了文革苦难的人也说不清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有人甚至认为，文革是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历史，常常显得那么势利，那么健忘，那么没有心肝。当年，那些花季少女、莘莘学子，为什么会起而伤害她们的师长？究竟谁是杀害卞仲耘的真凶？这是我们几代人都有责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有与会者认为，文革是打着所谓革命的旗号把专制极权主义表现到极致。中国有几千年的专制历史，中国最大的包袱就是专制主义的传统。卞仲耘老师就是在这种打着社会主义、打着革命旗号的专制主义的体制下惨遭杀害的。必须坚决地铲除这个专制极权主义。

     当年师大女附中的学生Ｙ女士说，我这些年采访了很多同学，大家其实并没有忘记卞校长。今天，我代表我们这些同学向卞校长、向卞校长的家庭，表示深深的道歉！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地有罪！我们作为这个学校的学生，都有罪！这些年，我和同学们在谈论这件事时，都在反思，为什么在这样一所当年全国最好的女校，会发生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从影片中看，这个学校的学生语言非常粗鲁，你不能想象这些学生当年受着中国最好的教育。

     影片中《在太行山上》歌声一起，我就开始流泪：我们的中国革命道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也是我和同学们多年来思考的问题。我父母也象卞校长、王先生一样，都是三八式干部，他们是革命的一代，我们是革命的后代，怎么会以革命的名义杀戮卞校长这样追求革命的人？我们的同学中，有人不愿意谈论卞校长，有人在有意遮掩，但怀念她的，也大有人在。

     卞仲耘的一个女儿在会上用有些颤抖的声音，深切怀念她亲爱的妈妈。她对母亲罹难四十年之际，朋友们举办这样一个纪念会，表示深深的谢意；也对胡杰先生秉承良知和正义感，拍摄这部纪念电影（尚为未定稿），表示感谢。她为与会者，其中多为八，九十岁的前辈，能够参加这次纪念会，鞠躬致意！

     会上，还宣读了北京原师大女附中学生、文革研究者、最早将卞仲耘之死公之于众的王友琴女士的来信。

     她在信中说：

     “知道要给卞仲耘校长开纪念会的消息，我在万里之外的芝加哥也感到激动。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在校园里打死了卞仲耘校长，同时被打伤的还有四名学校领导，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当时，我在学生群中看着这场暴行发生。

     然而，直到1986年，我才写了一篇文章来记述和控诉卞校长之死。

     1993年8月，我第一次去王晶尧先生的家访问。王晶尧先生说，27年来，我是唯一的为纪念卞校长之死访问他的学生。那一天，王晶尧先生还告诉我说： 1966年8月4日5日6日，三天里，他失去了在世界上最亲近的三个人。这三个人是：卞校长和他们夫妇青年时代就开始的两位朋友，祁式潜和刘克林。

     王先生的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因为表现了那个时期的恐怖。在1966年5月16日，发动文革的‘516通知’明确规定了把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新闻界作为打击对象。在7月底，文革领导人又公然鼓动学生使用暴力，就这样，卞校长和他们夫妇在文化界的朋友，还有更多的人的生命，被文革的铁轮永远碾碎了。这种迫害的广度、密度和残忍程度，后人会难以想象。

     在北京，卞校长是第一个文革暴力的受难者。她的死亡是如此悲惨，但是她的惨剧却远远不是一个人的不幸。据我的调查，在女三中，在男八中，在师大二附中，在女四中，在女十中，在女十五中，在宽街小学，不但在北京，而且在全国各地，都有校长或者老师，被殴打折磨致死。事实上，全中国所有的学校校长，都在文革中遭到了暴力性的‘斗争’，无一例外。在北京，1966年8月有数千人被打死。

     王先生的这句话给我深刻印象，也因为让我一再思考，除了最宝贵的亲人、朋友的生命，文革还使我们失去了什么？

     文明的堕落显然是重要的一项。在校园里，由学生把校长活活打死，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野蛮行径。而且，卞校长是被一群女红卫兵打死的。我强调‘女红卫兵’，是想说明她们的暴力行为不能归为一般男孩子可能较易有的暴力倾向，女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完全是文革鼓动激发起来的。正是因为这样，杀害卞校长成为文革犯罪和暴行的代表性标志。

     道德的堕落也是重要的一项。卞校长被害已经40年，从来没有参与暴行的红卫兵对他的家人表示道歉，哪怕只说简单的三个字‘对不起’。多年来，还不断有人说，卞校长是因为‘高血压心脏病’死的，实际上就是否认卞校长死于暴力迫害。这样说谎，良心何在！

     我深深感谢你们召开这一纪念会。你们纪念一位师长，一位母亲，一位好人，同时，也是在纪念一名文革受难者。就最后一项意义而言，你们也是在纪念千千万万的文革受难者。你们开这个纪念会，因为你们尊重生命，肯定正义。当你们纪念卞校长，你们也是在维护我们生活的基本价值和道德底线。你们的纪念会意义深远。”

     会后，王晶尧先生偕子女前往八宝山祭奠卞仲耘先生。


    《民主中国》 首发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https://www.peacehall.com/news/g ... /2006081623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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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仲耘老师的纪念会召开
作者： kerriakerria2006-08-07 17:10分类：默认分类标签：
我为王晶尧先生高兴，并在这里向卞老师致哀。

把王友琴为纪念会而写的文章发在这里，原来是个“搁浅的发言”，现在是真正的发言了。

知道要给卞仲耘校长开纪念会的消息，我在万里之外的芝加哥也感到激动。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在校园里打死了卞仲耘校长，同时被打伤的还有四名学校领导，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

当时，我在学生群中看着这场暴行发生。然而，直到1986年，我才写了一篇文章来记述和控诉卞校长之死。

1993年8月，我第一次去王晶尧先生的家访问。王晶尧先生说，27年来，我是唯一的为纪念卞校长之死访问他的学生。

那一天，王晶尧先生还告诉我说：1966年8月4日5日6日，三天里，他失去了在世界上最亲近的三个人。

这三个人是：卞校长和他们夫妇青年时代就开始的两位朋友，祁式潜和刘克林。我听说刘克林的儿子也会在今天的纪念会上。

王先生的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因为表现了那个时期的恐怖。在1966年5月16日，发动文革的"516通知"明确规定了把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新闻界作为打击对象。在7月底，文革领导人又公然鼓动学生使用暴力，就这样，卞校长和他们夫妇在文化界的朋友，还有更多的人的生命，被文革的铁轮永远碾碎了。这种迫害的广度、密度和残忍程度，后人会难以想象。

在北京，卞校长是第一个文革暴力的受难者。她的死亡是如此悲惨，但是她的惨剧却远远不是一个人的不幸。据我的调查，在女三中，在男八中，在师大二附中，在女四中，在女十中，在女十五中，在宽街小学，不但在北京，而且在全国各地，都有校长或者老师，被殴打折磨致死。事实上，全中国所有的学校校长，都在文革中遭到了暴力性的"斗争"，无一例外。在北京，1966年8月有数千人被打死。

王先生的这句话给我深刻印象，也因为让我一再思考，除了最宝贵的亲人、朋友的生命，文革还使我们失去了什么？

文明的堕落显然是重要的一项。在校园里，由学生把校长活活打死，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野蛮行径。而且，卞校长是被一群女红卫兵打死的。我强调"女红卫兵"，是想说明他们的暴力行为不能归为一般男孩子可能较易有的暴力倾向，女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完全是文革鼓动激发起来的。正是因为这样，杀害卞校长成为文革犯罪和暴行的代表性标志。

道德的堕落也是重要的一项。卞校长被害已经39年多，从来没有参与暴行的红卫兵对他的家人表示道歉，哪怕只说简单的三个字"对不起"。多年来，还不断有人说，卞校长是因为"高血压心脏病"死的，实际上就是否认卞校长死于暴力迫害。这样说谎，良心何在！

2000年，我设立了一个网站，把我了解到的文革受难者一一记载在那里。去年，我出版了一本五十万字的书，书里有659名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被害经过。关于卞校长的一篇是书中最长的。我强调，她的名字，她被害的日子，应该成为文革的重要人名和日期，记载在历史上，也记载在人们的心里。我的这项工作，使我觉得和你们的纪念会如此亲近。

我深深感谢你们召开这一纪念会。你们纪念一位师长，一位母亲，一位好人，同时，也是在纪念一名文革受难者。就最后一项意义而言，你们也是在纪念千千万万的文革受难者。

你们不会像有的部门那样，认为中学校长级别太低，不值得开会纪念。你们也不像有的作者那样，认为受难者的故事缺乏戏剧性，不愿投注注意力。你们开这个纪念会，因为你们尊重生命，肯定正义。当你们纪念卞校长，你们也是在维护我们生活的基本价值和道德底线。你们的纪念会意义深远。

最后，我还想提出一个建议，因为我知道出席纪念会的会有实验中学的老师。

今年年初，我收到了一份电子邮件："我叫凯蒂，16岁。我在给我的英语课做作业，是一个关于中国的课堂演示。我寻找文化大革命怎么影响了人，发现了你的文章。你的文章把眼泪带到了我的眼睛里。"

我知道她读了我的《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这篇文章报告了1966年夏天，红卫兵运动兴起的时候，教育工作者受到了怎样的迫害，其中有卞校长。

写信人凯蒂是一名加拿大的中学生。我回信时问起她的作业。她说，她正在模拟一个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教室，而她自己是那里的一名教师。她已经做好了31个红卫兵袖章。她还在她的班里找好了两个同学，一个将是一名红卫兵，另一个学生，将被通知其父母就要被带到"斗争会"上去。凯蒂的"学生们"将要一起诵读一段毛泽东语录。她自己则已经跟一位中国朋友学会了用中文呼喊一张文革宣传画上的一个口号。她说，"这个课要了解这样一种氛围的严厉性，以及文革对于人的巨大权力。"

凯蒂的信让我意识到，实际上，文革的教训是有长久的普世的意义的，不受国度和时间的限制。于是我想，在今天的实验中学的课堂里为什么不能有这样的课堂活动呢？学生们应该知道卞校长和这座学校的过去，他们也可以模拟和再现文革场景，并且思考在那种情境中自己可能会怎么做以及应该怎么做。这种方式，不但会帮助年轻人学习历史知识，而且会帮助他们增强理性，提升道德。

我希望实验中学的老师考虑我的建议。我也相信，卞校长一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从事中学教育，在中学开展文革历史教育，也将是我们对她的一种富于意义纪念方式。

http://kerriakerria.bokee.com/54993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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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仲耘纪念会在京举办

佚　名

　


　　今年8月5日，是原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先生遇难40周年纪念日，她是北京地区第一个死于文革暴力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先生的丈夫王晶尧先生及子女，近日约请部分卞老师生前同事、学生、朋友及关注这一事件的有关人士，聚会纪念卞仲耘老师遇难四十周年暨诞辰九十周年。

    聚会者向卞老师遗像默哀以致怀念。随后，播放了由独立制片人胡杰摄制的专题片《我虽死去》，该片通过采访王晶尧先生等人，叙述了卞仲耘老师的遇难经过。聚会者在发言中回顾卞老师生前事迹，怀念这位真诚、勤恳、与人为善的教育工作者，反思文革尤其是文革期间的暴力行为。

    聚会者痛感，文革发生已四十年，光阴荏苒，当年出生的婴儿如今人到中年，当年刚刚涉世的中学生如今也年过半百，不仅年轻人不知道卞仲耘其人，很多经历了文革苦难的人也说不清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有人甚至认为，文革是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历史，常常显得那么势利，那么健忘，那么没有心肝。当年，那些花季少女、莘莘学子，为什么会起而伤害她们的师长？究竟谁是杀害卞仲耘的真凶？这是我们几代人都有责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有与会者认为，文革是打着所谓革命的旗号把专制极权主义表现到极致。中国有几千年的专制历史，中国最大的包袱就是专制主义的传统。卞仲耘老师就是在这种打着社会主义、打着革命旗号的专制主义的体制下惨遭杀害的。必须坚决地铲除这个专制极权主义。

    当年师大女附中的学生Ｙ女士说，我这些年采访了很多同学，大家其实并没有忘记卞校长。今天，我代表我们这些同学向卞校长、向卞校长的家庭，表示深深的道歉！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地有罪！我们作为这个学校的学生，都有罪！这些年，我和同学们在谈论这件事时，都在反思，为什么在这样一所当年全国最好的女校，会发生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从影片中看，这个学校的学生语言非常粗鲁，你不能想象这些学生当年受着中国最好的教育。

    影片中《在太行山上》歌声一起，我就开始流泪：我们的中国革命道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也是我和同学们多年来思考的问题。我父母也象卞校长、王先生一样，都是三八式干部，他们是革命的一代，我们是革命的后代，怎么会以革命的名义杀戮卞校长这样追求革命的人？我们的同学中，有人不愿意谈论卞校长，有人在有意遮掩，但怀念她的，也大有人在。

    卞仲耘的一个女儿在会上用有些颤抖的声音，深切怀念她亲爱的妈妈。她对母亲罹难四十年之际，朋友们举办这样一个纪念会，表示深深的谢意；也对胡杰先生秉承良知和正义感，拍摄这部纪念电影（尚为未定稿），表示感谢。她为与会者，其中多为八，九十岁的前辈，能够参加这次纪念会，鞠躬致意！

    会上，还宣读了北京原师大女附中学生、文革研究者、最早将卞仲耘之死公之于众的王友琴女士的来信。

    她在信中说：

    “知道要给卞仲耘校长开纪念会的消息，我在万里之外的芝加哥也感到激动。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在校园里打死了卞仲耘校长，同时被打伤的还有四名学校领导，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当时，我在学生群中看着这场暴行发生。

    然而，直到1986年，我才写了一篇文章来记述和控诉卞校长之死。

    1993年8月，我第一次去王晶尧先生的家访问。王晶尧先生说，27年来，我是唯一的为纪念卞校长之死访问他的学生。那一天，王晶尧先生还告诉我说：1966年8月4日5日6日，三天里，他失去了在世界上最亲近的三个人。这三个人是：卞校长和他们夫妇青年时代就开始的两位朋友，祁式潜和刘克林。

    王先生的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因为表现了那个时期的恐怖。在1966年5月16日，发动文革的‘516通知’明确规定了把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新闻界作为打击对象。在7月底，文革领导人又公然鼓动学生使用暴力，就这样，卞校长和他们夫妇在文化界的朋友，还有更多的人的生命，被文革的铁轮永远碾碎了。这种迫害的广度、密度和残忍程度，后人会难以想象。

    在北京，卞校长是第一个文革暴力的受难者。她的死亡是如此悲惨，但是她的惨剧却远远不是一个人的不幸。据我的调查，在女三中，在男八中，在师大二附中，在女四中，在女十中，在女十五中，在宽街小学，不但在北京，而且在全国各地，都有校长或者老师，被殴打折磨致死。事实上，全中国所有的学校校长，都在文革中遭到了暴力性的‘斗争’，无一例外。在北京，1966年8月有数千人被打死。

    王先生的这句话给我深刻印象，也因为让我一再思考，除了最宝贵的亲人、朋友的生命，文革还使我们失去了什么？

    文明的堕落显然是重要的一项。在校园里，由学生把校长活活打死，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野蛮行径。而且，卞校长是被一群女红卫兵打死的。我强调‘女红卫兵’，是想说明她们的暴力行为不能归为一般男孩子可能较易有的暴力倾向，女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完全是文革鼓动激发起来的。正是因为这样，杀害卞校长成为文革犯罪和暴行的代表性标志。

    道德的堕落也是重要的一项。卞校长被害已经40年，从来没有参与暴行的红卫兵对他的家人表示道歉，哪怕只说简单的三个字‘对不起’。多年来，还不断有人说，卞校长是因为‘高血压心脏病’死的，实际上就是否认卞校长死于暴力迫害。这样说谎，良心何在！

    我深深感谢你们召开这一纪念会。你们纪念一位师长，一位母亲，一位好人，同时，也是在纪念一名文革受难者。就最后一项意义而言，你们也是在纪念千千万万的文革受难者。你们开这个纪念会，因为你们尊重生命，肯定正义。当你们纪念卞校长，你们也是在维护我们生活的基本价值和道德底线。你们的纪念会意义深远。”

    会后，王晶尧先生偕子女前往八宝山祭奠卞仲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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