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万言悔过书”邓小平:《我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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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万言悔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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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我的自述》
5 }' }6 O) D; g. q% H1 u6 m! s! o8 D8 O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3 \9 Q. P3 u$ a　　
( s4 D+ g$ C( h1 C- q& ~#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0 s8 u) [0 S* r　　
% x" p1 b6 ~/ L! e)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人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於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 U$ ~& Q7 v- V% f1 _- }$ R/ X. h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 n: R3 W( R2 k! W  r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5 D, L% _% o: m. [: l3 X' n- b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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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Q& S  l3 F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2 P; k) [) O* F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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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2 |6 X% n/ e9 u4 A4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 N) e+ ]- B& ?& g* F" V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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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自述（摘录）
8 [  w; q5 t# \8 w& ^  w2 d* l4 l+ d
, C8 V- I) U& T+ A0 L" i( W- B9 u& k邓小平

& M. b7 S+ j; J  C（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同志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
$ C2 \& @3 i, z& a, W5 Y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
查了他的错误。以下为该自述的摘录。）
0 L5 c+ u  u9 q! {
　　　　　　　　　　　红七军工作时期

% p/ S" O( w$ k  l: F8 f　　一九二九年夏，蒋桂战争之後，俞作伯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督
8 h% f$ ]  ^% O8 ^0 T& b! V7 Q. B办公署主任。俞极力表示进步，要求我党派干部去他部队工作，党中央即派我作
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宁过了一个月左右，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我们决
定举行南宁起义，报告了中央并得到批准。九月的一天，我们带领第四、第五两
7 \( A8 J2 T2 c( D个大队和教导团的一部份举行了革命兵变。第四大队由张云逸同志率领开往百色
，我是同四大队一道走的。第五大队由俞作豫同志率领开往龙州，李明瑞是随五
* k3 x7 Q4 n9 ^3 |5 Q7 a1 V  S大队行动的。後以四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七军，以五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八军。

　　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的优
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
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我们一到百
色，准备打红旗，决定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起义。起义前夕，在十月下旬，
突得上海中央电报，要我去报告工作。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後，於十
一月初由百色去龙州，到龙州後，对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并开了党员
干部会，大家同意打起红旗，成立红八军。我在布置之後，即由龙州动身，於一
九三零年二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行动，令我回广
( ^# F5 T3 M1 J西任七军政委和区委书记兼八军政委。一九三○年三月间，我回到龙州红八军，
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干部传达了中央指示。当时左江形势日益困难，我同他们商
定，不能立足时，可向七军靠拢。红八军成立不久，被敌袭击，损失大部，俞作
7 q5 E( w, ?/ z豫去了香港，後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了。红八军剩下几百人（约半个团）由袁振武
: _& Y, s- a3 t7 A等同志带到了右江，合并到七军里面了。红七军回到右江，大约是七、八月间，
3 ~: z. ?0 a+ J我同张云逸等同志汇合了。

　　大约在一九三○年十月中下旬，突然来了中央代表邓刚（又名邓拔奇［？］
），向我们传达了立三路线，大讲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指令红七军立即出动
，其具体任务是三句囗号，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
2 l0 n2 A# @/ J2 n: |* k' f”。全军听了都很兴奋，於是在十一月初誓师，留韦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装
坚持右江根据地（韦英勇地坚持了多年，後被叛徒杀害，光荣牺牲），主力约七
千人就向东出发了。这时我的思想情况是，听到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确很兴奋，
但同时感觉依靠这几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
' Y3 ]9 @) z' W% |，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没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坚决执行。邓刚还
传达了中央的批评，说我们在右江的土地政策（这是我在中央时从红四军报告中
* A/ ~7 i$ R* a3 _2 d学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执行右倾的富农路线，我对此也感到不快。
% ~6 q9 K# n* J. c  G+ W& w
  G* }" W4 x4 F& R: S7 J' @7 z　　对於立三路线，听了中央代表的传达，确实是兴奋的，并未觉得有什麽不对
，只是从以七军本身力量来执行那样大的三个囗号的任务，是困难的，又只是从
4 `; t0 R, u5 K. w8 B+ \3 G打柳州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意见，那时根本没有什麽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
9 X: P% k+ |: s% \9 I8 f。经过一番争论，我终於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七军脱离了右江的根据
地，又错误地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
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

1 _6 t6 b' F9 c5 o7 B$ V6 i' d　　红七军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连打了几仗，部队损失很大。过乐昌河时，部
. \: l0 ]! b" k- Z队被敌人截断了。张云逸同志率领的军直和一个团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同李明
瑞、许卓等同志带领的一个先头团，摆脱了敌人，继续前进，大约在一九三○年
: q1 B+ A' ^( j1 F* J底到了江西崇义。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
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
4 y! o3 ^9 R$ j: ^0 q8 y9 R) w6 i, ]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和我
3 o9 @- T7 O% _: L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
。随後，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
! b( g0 @! n: H# X; ?8 l/ o& T4 O" D，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
+ X. y! Y1 _: c2 O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後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
1 I0 U& e5 \0 ~. P; K7 s，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於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
9 n' g( ^5 h/ y快向中央报了到。

' C/ q) {  s1 Y3 @$ m+ }4 ~0 r2 L, a　　关於我离浚红七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
3 O8 d4 V6 x# [  A; E; Q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
! S3 P6 B* ^4 ]当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後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现在我
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
1 j( a7 {) P6 T0 y! ~2 h，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6 |. t! ~# i# y& d7 R0 j
　　　　　　　　　　　在中央苏区的三年多
* K7 x8 t- @$ S7 y
. Q. T8 [! b1 ]. h( n0 ~$ j- w　　一九三一年八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
1 X1 r' B1 t6 Y1 ^8 U6 x  Y”的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後方，但当时被反革命社会民主党份子篡夺了县的
党政领导，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
2 d& B  `- z& l- O# b) n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
' r) t5 o' ~3 G& p1 f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时与上级没有连系）
/ D) g3 y/ J. S，谢余等都帮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份子，为被冤屈的干
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乎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
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於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
“围剿”粉碎後，开了几万人的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
一年多，大约在一九三二年的冬季，由省委（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调任会昌
- ?5 C3 r6 c: Q' K' F" ~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邬、安远三县的工作。三县都是中央苏区的边区，
; S: |9 X- Q7 b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百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
卫军）的枪枝很少，由於“左”的经济政策，商店大都关了门的，财政经济也很
1 x. v; d3 s/ g; x8 K困难。我在会昌工作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未能打开局面。在博古临时中央进入中
央苏区不久，大约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到江西省委当了
一两月的宣传部长，随即由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
3 ]1 A: V' G' e' F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斗争後，撤销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长职
7 d" d2 Z6 Y8 ]: X1 j6 _" s3 o务，给了我以最後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我到乐
安後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即调到
/ b7 f5 |& z- h' U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
9 f2 ]/ T# S/ Q) H$ T月秘书长後，要求另调工作，於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了一般宣
9 f2 M: k! s0 [$ I* s0 `* i* K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
1 \* r* u: p  @" e; G遵义会议的前夕。

　　　　　　　　　　　　　在太行工作时期

' _6 A7 b* d7 j5 i7 r/ y　　一九四○年前後，我们碰到两个问题，一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
一是百团大战。当时彭德怀奉行王明路线，叫我们在反摩擦斗争中，要尽可能避
! t% p$ h9 Z+ A. a4 C5 c! n8 A免摩擦专家张荫梧、石友三等向蒋介石告状。我有很短一段时间受了所谓“避免
告状”的影响，未能放手进行反摩擦斗争，这虽未更多地影响我们的反顽斗争和
! ?2 q3 T# I3 w; `抗日斗争，但不能说不是受了彭德怀所奉行的王明路线的影响。关於百团大战，
. k+ ?" q, G+ V3 V4 s: \我当时不知道未经中央军委、主席同意，也未过问，而是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命
# f# D3 b& {# {5 G令的，执行了错误路线（当时不了解这是路线错误）。随後我曾在写文章中赞扬
, k/ u  i4 I& _- j" }过百团大战，也是很错误的。
5 w& I9 u$ e$ ]* s, x: v$ r
6 I& i% \: i. g' Z$ i9 i% h2 ?　　大约在一九四三年春，在太行分局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彭德怀到了，讲了
很多谬论，就是他那一套所谓平等、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口气也是
训人的，对这对那都批评，引起到会其他人特别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驳，双方争论
很激烈。当时我对彭德怀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对波一波等人的观点也有不少是
不赞成的。我作为分局书记，在作结论时，完全采取了调和立场，避免触及双方
的争论，只正面说了根据地建党、建政、群众工作、对敌斗争等问题。伟大领袖
3 G5 i: h# O) T% w" j4 ~+ A! \/ O毛主席教导说：“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回想起来（过去不是这样认识的），
2 f2 E- \$ _8 ~: j5 H8 {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质的错误。在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我到延安後，向主席
( C4 x; N6 `$ @$ \( D! U5 ^: `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把我在这次会议的结论原文呈交主席了。
9 @6 O. `" q' g7 ~
" @. i4 G1 u. Q% |2 |6 t　　　　　　　　　　　　在北京工作时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
，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
: E3 G+ z5 A; n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
道路当权派之一。

  f; ~2 F+ v, o$ U. S/ G, Y1 M　　一九五五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叁与者之一，我当
时没有管农村工作，在讨论时我讲了些什麽记不起来了，但思想上对农业合作社
发展过快，怕不巩固的想法是有的。

6 s7 E1 d" {, w0 Z6 T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
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
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於党和人民，对於社会主义事业，
- U& B5 z0 W# @) P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於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
$ n! S& |/ O' W. Y& n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
  n* W, _+ r% R( c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
' p4 g# `8 _$ N4 b0 d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
" \. ]7 f- Q" Z! q6 w则立场的错误。
1 U% `* k* Q6 T4 T2 _/ e& u  F1 ~
& y- @  o$ l1 A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後又在长期工作
* `6 @( M+ L, T3 W) Q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
  \4 ~8 I# C, D8 W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
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
7 u3 u- h% x4 ?; T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
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後，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
* X6 X8 F! S7 ?! a+ @，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
5 k: O: }' r: F1 B0 {! b, ?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
7 K4 ]4 p! B0 T1 M: @2 [定的“对於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
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 _+ Z$ a* C' y& g+ s) v，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
, Q/ j; w( V, Z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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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u+ y; Z( G9 n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
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後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
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
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叁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
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
1 _$ k2 ^; \6 m# v" {主要责任。
: A: K, ?& W) |! p& x5 e  L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
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
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
8 T3 L7 K. I5 j- X8 Q( x6 y务的确定，我都是叁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
) \0 t. f3 Z9 t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
3 f' k; T) m: h! Q( [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
、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
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叁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
4 S- |& q2 ]/ Z; }大的责任。
, c6 P4 G! H5 s. N5 R2 P% {, y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
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
，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
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
" I8 d$ B; S9 [" f" G: ?" O，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
2 j) @% B) X0 d。书记处成员前後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
1 y% I. U* o% e; E，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
' p8 ]9 N9 Z& R$ U) o果我自己最後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
) L; x9 W. i9 W) ?) L2 k# ]& ?( `9 n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
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
' a- ?' a$ e! P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 H) ]4 T) @$ V; H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
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

$ `" |4 T/ X1 }% f7 g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
* P0 A8 Q7 j( ?& X1 ^, Y% v! [
* |) i; ^3 q6 Y3 H1 k0 m& h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
/ j9 r+ J& A2 `# x、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
1 C# V4 d5 S8 n的大字报出来後，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
( d: ~. w! b3 A+ Q0 ?8 G" |) r& K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
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
! p6 ]  x1 t& V1 S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
7 x- L. `7 }( S6 ?0 i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於我本人来说，文
9 m8 }( x+ L1 a- ]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0 u  f+ [- v* a9 m  m5 g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於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
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
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
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馀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
$ F+ F: h) S0 g! y5 m, q+ q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
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
$ s# t9 y+ J7 @7 H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
% C( [7 B' y- ^, D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