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万言悔过书”邓小平:《我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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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万言悔过书”

邓小平:《我的自述》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人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於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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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自述（摘录）

邓小平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同志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
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
查了他的错误。以下为该自述的摘录。）

　　　　　　　　　　　红七军工作时期

　　一九二九年夏，蒋桂战争之後，俞作伯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督
办公署主任。俞极力表示进步，要求我党派干部去他部队工作，党中央即派我作
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宁过了一个月左右，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我们决
定举行南宁起义，报告了中央并得到批准。九月的一天，我们带领第四、第五两
个大队和教导团的一部份举行了革命兵变。第四大队由张云逸同志率领开往百色
，我是同四大队一道走的。第五大队由俞作豫同志率领开往龙州，李明瑞是随五
大队行动的。後以四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七军，以五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八军。

　　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的优
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
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我们一到百
色，准备打红旗，决定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起义。起义前夕，在十月下旬，
突得上海中央电报，要我去报告工作。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後，於十
一月初由百色去龙州，到龙州後，对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并开了党员
干部会，大家同意打起红旗，成立红八军。我在布置之後，即由龙州动身，於一
九三零年二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行动，令我回广
西任七军政委和区委书记兼八军政委。一九三○年三月间，我回到龙州红八军，
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干部传达了中央指示。当时左江形势日益困难，我同他们商
定，不能立足时，可向七军靠拢。红八军成立不久，被敌袭击，损失大部，俞作
豫去了香港，後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了。红八军剩下几百人（约半个团）由袁振武
等同志带到了右江，合并到七军里面了。红七军回到右江，大约是七、八月间，
我同张云逸等同志汇合了。

　　大约在一九三○年十月中下旬，突然来了中央代表邓刚（又名邓拔奇［？］
），向我们传达了立三路线，大讲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指令红七军立即出动
，其具体任务是三句囗号，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
”。全军听了都很兴奋，於是在十一月初誓师，留韦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装
坚持右江根据地（韦英勇地坚持了多年，後被叛徒杀害，光荣牺牲），主力约七
千人就向东出发了。这时我的思想情况是，听到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确很兴奋，
但同时感觉依靠这几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
，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没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坚决执行。邓刚还
传达了中央的批评，说我们在右江的土地政策（这是我在中央时从红四军报告中
学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执行右倾的富农路线，我对此也感到不快。

　　对於立三路线，听了中央代表的传达，确实是兴奋的，并未觉得有什麽不对
，只是从以七军本身力量来执行那样大的三个囗号的任务，是困难的，又只是从
打柳州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意见，那时根本没有什麽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
。经过一番争论，我终於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七军脱离了右江的根据
地，又错误地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
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

　　红七军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连打了几仗，部队损失很大。过乐昌河时，部
队被敌人截断了。张云逸同志率领的军直和一个团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同李明
瑞、许卓等同志带领的一个先头团，摆脱了敌人，继续前进，大约在一九三○年
底到了江西崇义。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
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
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和我
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
。随後，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
，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
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後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
，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於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
快向中央报了到。

　　关於我离浚红七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
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
当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後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现在我
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
，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在中央苏区的三年多

　　一九三一年八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
”的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後方，但当时被反革命社会民主党份子篡夺了县的
党政领导，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
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
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时与上级没有连系）
，谢余等都帮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份子，为被冤屈的干
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乎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
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於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
“围剿”粉碎後，开了几万人的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
一年多，大约在一九三二年的冬季，由省委（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调任会昌
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邬、安远三县的工作。三县都是中央苏区的边区，
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百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
卫军）的枪枝很少，由於“左”的经济政策，商店大都关了门的，财政经济也很
困难。我在会昌工作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未能打开局面。在博古临时中央进入中
央苏区不久，大约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到江西省委当了
一两月的宣传部长，随即由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
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斗争後，撤销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长职
务，给了我以最後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我到乐
安後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即调到
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
月秘书长後，要求另调工作，於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了一般宣
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
遵义会议的前夕。

　　　　　　　　　　　　　在太行工作时期

　　一九四○年前後，我们碰到两个问题，一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
一是百团大战。当时彭德怀奉行王明路线，叫我们在反摩擦斗争中，要尽可能避
免摩擦专家张荫梧、石友三等向蒋介石告状。我有很短一段时间受了所谓“避免
告状”的影响，未能放手进行反摩擦斗争，这虽未更多地影响我们的反顽斗争和
抗日斗争，但不能说不是受了彭德怀所奉行的王明路线的影响。关於百团大战，
我当时不知道未经中央军委、主席同意，也未过问，而是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命
令的，执行了错误路线（当时不了解这是路线错误）。随後我曾在写文章中赞扬
过百团大战，也是很错误的。

　　大约在一九四三年春，在太行分局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彭德怀到了，讲了
很多谬论，就是他那一套所谓平等、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口气也是
训人的，对这对那都批评，引起到会其他人特别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驳，双方争论
很激烈。当时我对彭德怀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对波一波等人的观点也有不少是
不赞成的。我作为分局书记，在作结论时，完全采取了调和立场，避免触及双方
的争论，只正面说了根据地建党、建政、群众工作、对敌斗争等问题。伟大领袖
毛主席教导说：“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回想起来（过去不是这样认识的），
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质的错误。在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我到延安後，向主席
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把我在这次会议的结论原文呈交主席了。

　　　　　　　　　　　　在北京工作时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
，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
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
道路当权派之一。

　　一九五五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叁与者之一，我当
时没有管农村工作，在讨论时我讲了些什麽记不起来了，但思想上对农业合作社
发展过快，怕不巩固的想法是有的。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
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
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於党和人民，对於社会主义事业，
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於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
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
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
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
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後又在长期工作
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
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
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
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
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後，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
，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
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
定的“对於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
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
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
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後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
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
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叁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
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
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
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
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
务的确定，我都是叁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
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
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
、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
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叁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
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
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
，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
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
，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
。书记处成员前後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
，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
果我自己最後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
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
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
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
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
、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
的大字报出来後，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
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
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
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
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於我本人来说，文
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於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
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
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
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馀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
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
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
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