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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阿啃兄帖子里有人问：
里有一段是这样:
杨宝忠的死,不禁使我联想到另一个人的死.我中学毕业于北京师大女附中(即北京实验中学),母校的卞仲耘校长(女)在"文革"中是被本校红卫兵暴打而亡.有人知道当场用脚狠踢校长头部的女学生是谁,而至今无人敢站出来指人。2005年,她还接受一家电视台的专栏采访.采访的题目,就是控诉"文革"对她一家人的迫害.
这个"她"是谁?
有些好奇，就花了一点时间搜索了下：
StoneWang的空间主人写道：
《名人面对面》是凤凰卫视很有名的一挡节目，从其官方网站中可以看到2005年的邀请嘉宾，还有凤凰宽频中的信息。根本没有符合要求的（采访题目、嘉宾性别、年龄）。 问题出在哪里？1、作者记忆有误。2、这个《名人面对面》不是凤凰卫视的，但我用尽各种方法，无论是大陆，还是港台，还是没有发现其他电视台的《名人面对面》。3、作者看的是重播，可能是2004年的、2003年甚至更早的。这个有些困难了。
后面有人回复到：
这个人叫“宋彬彬”， 宋彬彬，是当时东北局书记中共元老宋任穷的女儿。1966年“xx”爆发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通常简称为“师大女附中”）高中三年级学生。她在那一年8月18日，给毛泽东戴上了第一个“红卫兵”袖章。而毛泽东得悉她叫“彬彬”，一声“要武嘛”，口含天宪，她改了名叫“宋要武”.（署名bianjiang)
宋彬彬现在叫宋岩，没有参加过凤凰的名人面对面，应该是在一个国外拍的什么什么早上八九点中的太阳的电影有他的专访。她是否打死了仲耘始终是个迷。作者的观点是没有证据的，互联网上的说法也大多虚虚实实。这个又是个无头案.我在北京顽主吧发了帖子，看看那里边是否有人知道。（署名北京顽主）
木直中绳的空间主人写道：
《名人面对面》是凤凰卫视的专栏访谈节目，进入网页后发现其节目大多都以文档和视频有保存。于是我搜集了它在2005年所有访问过的嘉宾，名单如下：方兴东、范曾、Richard Levin、芮效检、安妮公主、蔡澜、胡润、吴良镛、梁羽生、汤姆·布罗考、陈忠实、贺卫方、李昌珏、余华、小室哲哉、刘再复、侯咏、方保罗、文隽、尔冬升、唐季礼、郎朗、徐本禹、常昊、张悦然、毛宁、沈昌文、沙博理、蒋庆、潘岳、布鲁斯·派纳斯、丁绍光、叶锦添、关玉良、库恩、付彪、大山、顾长卫、孙燕姿。在这年，该节目仅访问了两位女性嘉宾——安妮公主和孙燕姿。（排除）扩大了搜索的范围，将所有该节目访问过的女性嘉宾都排查了一遍，终于在2004年10月3日的节目中，找到了这位最大的嫌疑人——作家王海鸰。
在网上搜索王海鸥几乎没有任何资料。从现有的访谈看，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军区老军人家庭。16岁当海兵卫生员。之前一年迷离难辨，在写其婚姻故事的文章中写道：中学时考上济南市重点中学的重点班，正准备大干一场，“文革”爆发，她的一切被改变。这似乎没有时间作案。
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放在宋彬彬身上，关于这个人，有过很大的争论，可以看看马悲鸣所写的《宋彬彬比赛杀人之谜》里面记录甚详，争论主要来自卡玛纪录文革的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马悲鸣在里面引用了乐黛云徐友渔王友琴的研究成果，下面是一部分张贴：
王友琴《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中十二次引入“宋彬彬”名字的十句话：
一、在这张大字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叫宋彬彬（1），高中三年级，是当时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
二、实际上，宋彬彬（2）等学生有此行动，不仅因为听了北京大学大字报的广播。
三、宋彬彬（3）等人的大字报贴出一天以后，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来到师大女附中，一进校就宣布对宋彬彬（4）等人的热烈支持。
四、工作组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组长担任主任，宋彬彬（5）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成为副主任。
五、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6）等，来到北京饭店，他们立即见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她们向吴德报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
六、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7），把一只红卫兵的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
七、《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立即发表了献袖章时毛泽东与宋彬彬（8）的谈话：毛问宋彬彬（9）叫什么名字，当他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时，毛泽东说：“要武嘛。”
八、由于这段对话，宋彬彬（10）改名为“宋要武”
九、宋彬彬（11）的父亲宋任穷，则被提升为中共“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十、在8月18日大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最为瞩目的两个红卫兵宋彬彬（12）和彭小蒙，一个来自打死了卞仲耘的北京师大女附中，一个来自北京最早开始用暴力殴打折磨老师和同学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附录二】～～～～～～～～～～～～～～～～～～～～～～～～～～～
TO THE STORM * The Odyssey of a Revolutionary Chinese Woman
* Yue Daiyun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y 1985
Page 183-184
In addition to the events that touched me personally during those summer months, I was also shaken by reports of the tragic violence occurring elsewhere. Lao Tang's cousin, a teacher in the nearby Normal University's affiliated middle school for girls, came to us one time to report what had happened when shoes students tried to follow the example of Beida's revolutionary actions. Filled with passion for the new movement and eager to conduct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ir own enemies, they had forced the president of their school, famous as one of the first Chinese women to be educated, to climb through a narrow underground cement drain age pipe. When she finally emerged, they had brutally beaten her to death. Most of the girls at this middle school were from high-ranking intellectuals' families and thus, I guessed sadly, felt compelled to demonstrate their commitment to revolutionary goals. These teenage girls, ordinarily shy, mild, and gentle, had somehow become capable of unimaginable cruelty.
The leader of that group of militant school girls was the daughter of Central Communities member and had bee invited to stand beside Chairman Mao in Tiananmen Square during his first appearance before the Red Guards on August 18. During that event Jiang Qing had asked her name and she had replied, "Hu Bingbing", a gibe name that means "very mild.' Jiang Qing had told her this was a name appropriated to a high-class lady, not a young revolutionary. And had said she would give the girl another name, Hu Yaowu, which means, "desiring a soldier's strength." Having been singled out so specially by Jiang Qing, the girl tried to live up to her new identity and became very fierce.
似乎也不能证明是宋彬彬动的手，而很可能郑明的是的确不是她动手的。就现在的资料看，很可能是章先生记错了。打死她的未必能归到一个人身上。但是毫无疑问，作为文革第一个受难者卞仲耘的确是被一群女红卫兵打死，当时身在其境的林莽先生描述道：
学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领头走在前面，她的脸全被墨汁涂黑，两个眼珠子的转动就特别显眼，像两点明明灭灭的鬼火，叫人看了害怕。而她的嘴唇也染黑了，当她开口出声时，可以看见雪白的牙齿，露出了一副门牙，这样的丑化她是一种卑劣的行为。更为卑劣的是还强迫她遵从红卫兵的命令大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这几句话喊完之后，又再重复，来回喊。每喊一句，就用右手握着的短棍敲一下左手上拿着的铁畚箕，发出破锣的声音。
"走资派"实在无力遵从这种无法履行的要求，这便气坏了红卫兵，她们觉得光拿棍子打，不能解恨，就抬起穿着翻牛皮军靴的脚，照准走资派的肚子上猛踢。卞仲耘捂着肚子，牛皮靴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直叫唤。这种尖锐的叫唤声，连我立在楼内也听得刺耳，令人寒心。
卞仲耘终于倒了下来。那一倒下，许多红卫兵就涌到她身边，恶狠狠地喊：“你别装死！起来！再不起来，老子踢死你！”
我一直走到女生宿舍，进了东边侧门，刚进门，却看见盥洗室外北墙边，站着卞仲耘。她可能是支撑不住自己，一只手扶着过道的墙壁。这时，我看她的白色短袖衬衫上有血迹，后来，才从传闻中听说，原来打她们的棍子头端是钉着铁钉的。 红卫兵命令我：“拿把笤帚来，交给她。”我便明白，是要她打扫女厕所。当我从门背后拿出一把笤帚交给她，她也试图来接，还没来得及接住，手一离开墙壁，就晕倒在地上了。双目紧闭，不住地呻吟。女红卫兵对她大声吼：“你又装死！起来！”
她起不来了！另一个女卫兵从盥洗室端来一盆凉水，兜头向她泼去，冲得她全身都是水。
（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纪念卞仲耘校长殉难四十周年）
在纪实文章《抄家的故事》中写道：
卞仲耘的名字被打上了红叉，后来就只被写成“卞贼”等等。
以下所录的是学生所写的大字报之一，１９６６年６月下旬贴在她家的门上：漏网的大右派，与前市委有密切联系的大黑帮份子，反共急先锋，对革命师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混蛋，大恶霸，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还有一张贴在她的卧室门上：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这就是文革开始后中学女生所使用的语言：粗鲁，无理，野蛮，充满暴力性。“他妈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在校园里被当作“革命”风格而普遍使用的。“他妈的”后来成为红卫兵语言的特徵之一。
仅卞仲耘一个人被贴的大字报抄件，就有十万来字长，录自数百份大字报。当时，一张大字报纸的价钱是五分，中学生食堂的伙食费是每天三角。不算人力，每份大字报的笔墨纸张加浆糊的成本，就相当于一天的饭钱。在文革中，当局无限提供制作大字报的纸张、毛笔、墨汁和浆糊。实际上，如果只有当局思想上的鼓动而没有这种物质上的支持，这样的“运动”也是无法形成的，也只有控制了精神和物质的所有资源的当局，才可能发动这样的“革命”。【当时最流行的一句口号是：不能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在这一口号的影响下，只要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事情，花再多的钱也无人敢于提出异议。否则，一顶现成的政治大帽子就会立刻飞到您的头上；而一旦戴上政治帽子，那就如同当年的右派分子，永世不得翻身了，而且还会“祸延先考”，株连九族。1957年“右派”分子的前车之鉴，在时时事事提醒人们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３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师生员工参加。大会开始后，几个学生把卞仲耘押到台上，把其他四个学校负责人押在台下。在这样的大会上，被斗者九十度大弯腰，以示“低头认罪”；上台“揭发批判”者，都作义愤填膺状，声音高八度，讲话时挥拳头跺脚。对不少这样的人来说，表演的需要和自我膨胀感，使他们根本不会考虑被批斗者的身心遭遇。会中，有学生跑上台，用学校自制的枪头包有铁皮的假步枪，这个一枪，那个一枪，把卞仲耘捅倒在地。卞仲耘几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浇她的头，然后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拖起来。工作组不加干涉，继续对卞仲耘“揭发批判”。
会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写道（引自原件底稿）：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40年后，王友琴在卞仲耘罹难四十年之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在北京，卞校长是第一个文革暴力的受难者。她的死亡是如此悲惨，但是她的惨剧却远远不是一个人的不幸。
据我的调查，在女三中，在男八中，在师大二附中，在女四中，在女十中，在女十五中，在宽街小学，不但在北京，而且在全国各地，都有校长或者老师，被殴打折磨致死。事实上，全中国所有的学校校长，都在文革中遭到了暴力性的‘斗争’，无一例外。在北京，1966年8月有数千人被打死。
王先生的这句话给我深刻印象，也因为让我一再思考，除了最宝贵的亲人、朋友的生命，文革还使我们失去了什么？
文明的堕落显然是重要的一项。在校园里，由学生把校长活活打死，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野蛮行径。而且，卞校长是被一群女红卫兵打死的。我强调‘女红卫兵’，是想说明她们的暴力行为不能归为一般男孩子可能较易有的暴力倾向，女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完全是文革鼓动激发起来的。正是因为这样，杀害卞校长成为文革犯罪和暴行的代表性标志。
道德的堕落也是重要的一项。卞校长被害已经40年，从来没有参与暴行的红卫兵对他的家人表示道歉，哪怕只说简单的三个字‘对不起’。多年来，还不断有人说，卞校长是因为‘高血压心脏病’死的，实际上就是否认卞校长死于暴力迫害。这样说谎，良心何在！
（八卦一下，会上还放了胡杰的纪录片：《我虽死去》）
白宇极2007年5月2日 上午3:52
马悲鸣在海外乃是著名极左派，为文革辩护手，其言论并不可尽信，我唯引用而已，所以如想知道真相，还要自己去查，此其五。
2 May 07, 18:49
baiyuji: 当时打人的里面必然有卞仲耘教过的学生，她认识。我认为，能够想到去打她的人最可能的就是最认识她的人。就算不是这样，我不相信她们一无所知。所以此事迎承担责任者广有其人。此其四。
2 May 07, 18:45
baiyuji: 当时的北师大女附中市皇家学校，意味着当时打人的学生家长在当时有权势，现在这群后代恐怕也错不到哪里去，这造成了现在不可能全部公开的原因之一。但是毫无疑问，宋在理论上应该要全部认识这些人。她不说，只说不是她，逃避不了必要的责任。此其三。
2 May 07, 18:41
baiyuji: 其二，看胡杰的我虽死去可知，当时有一位女教师大致看见了全过程，知道具体都有谁，只是没有说，认为时机不到。我相信这可能意味着当时不止一个人知道。他们都还活着，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此其二。
2 May 07, 18:39
baiyuji: 看到有不少人看这个她是谁这个帖子，不妨多说几句，当时宋市北师大附中红卫兵负责人之一，应该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对打人事件她应该承担责任。因为无论如何总要有一个头领才会兴起，或者得到头领的默认才可。此其一。
https://baiyuji.blogspot.jp/2006 ... 2516332333258613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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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7 04:0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