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 革命与传统：毛泽东的教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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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传统：毛泽东的教育遗产

杨东平

1970年，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时，对当时风行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表示了不满，说“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
只留下TEACHER （导师）这个词”，因为在英文中，它和教师是同一个词，而他
“历来是当教师的，现在还是当教师”（见斯诺著《漫长的革命》）。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者，多产生于中小知识分子阶层，有从教经历的极多。
但在所有这些“教师”中，毛泽东作为改变了现代中国命运的巨人，也许是一个最
重要的“教师”. 毛泽东的教育经历不仅贯穿始终，他对教育强烈的关注和参与，
也超过了同时代其他的政治领袖。毛泽东青年时曾任小学教员、上过师范、创办自
修大学；中年时在根据地开展政治教育、干部教育；建国后，在被称为“教育无学”、
“教育无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几乎是中国唯一的教育改革家和教育思想
家。作为传统教育最激烈的批判者，他成为当时彼伏的教育革命，对中国教育的影
响深刻、复杂而意味深远。

近年来对毛泽东的纪念和宣传中，毛泽东教育思想通常被归纳为德、智、体全
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又红又专，加强党的领导等等。在这样一般化的
表述中，毛泽东教育思想中那些真正强烈而独特的价值若暗若明，甚至隐而不现了。
对毛泽东教育思想作认真的梳理，认识毛泽东教育思想奇特的当代命运，是世纪末
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必要理论前提之一。

◎1958年和1964年的教育革命

20世纪中国教育的基本问题，在世纪初和世纪末是最大致相似的。以1904年建
立第一个现代学制“癸卯学制”为起点，中国新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在这样一个
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普及教育、扫盲治愚，以及为社会现代化提供所需的知识和人
才。因此出发，变革教育自身便成为首当其冲的尖锐问题。毛泽东对上述问题的回
答和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建国后的教育实践，尤其是他领导和发动的三
次教育革命之中，即1958年教育革命；1964年的教育改革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教
育革命。

改革前“十七年”的教育，是被称为“中国的苏联时期”的产物，它移植苏联
高度集权、国家包揽的大一统教育体制，使教育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为当时的工
业化建设提供了有效的教育支持，在实践中具有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和精英教育的
价值。在具体的动作中，不切实际的中国传统加上苏式的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学
校教育处于唯理性、唯智育的传统氛围中，考试至上、分数至上、脱离实际等问题
比较严重。

毛泽东的教育主张与“十七年教育”的现实相吻合的方面，主要是“教育为无
产阶级政治服务”，强调教育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要求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十七年教育”的这一特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毛泽
东所赋予的。在重视教育的经济功利价值方面，毛泽东的态度也是明确的。事实上，
他毫不掩饰对文科教育的鄙视。然而在其它方面，他则与当时的教育现实存在着尖
锐冲突，以至于不得不经常用强硬的、破坏性的方式冲击和改造它。虽然毛泽东这
三次教育革命的背景、动机、形式和方法不尽相同，但其所体现的教育价值和教育
主张不但清晰明确，而且一以贯之。

1958年的教育革命，是“大跃进”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在视察天津大学时所说
的：“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
产劳动起来；”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毛泽东教育主张的三个重要方面，当时的教育
革命正是在这三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学术权威“兴无灭资”、
“拔白旗，树红旗”的批判斗争，以加强对教育的领导，建设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
伍。二是对移植苏联的正规化教育制度的不满，强调扩大教育机会，为工农子弟开
门，加速普及和发展教育。三是改革学校教育，以克服其脱离实际的弊端。教育革
命的方式，则都是通过政治动员、政治批判和群众运动。为此，实行“全党办学”、
“全民办学”，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大办教育，对扫除青壮年文盲、普及小学
教育等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发展与全日制普通教育并行的半工半读的教育
制度和劳动制度；在高校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学生和教师大量参加生产劳动；缩
短中小学学制；大学组成干部、教师、学生三结合的委员会改造系科和专业，编写
教材、讲义，集体著书，联系实际工程开展“真刀真枪”的科学研究和毕业设计，
等等。

伴随着全民诗歌运动和美术运动，1958年的教育革命是比较浪漫的。一些工厂、
人民公社宣布已建立了“人人劳动，人人学习”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 种种
“教育奇迹”不久就烟消云散了；然而，这场浪漫的革命又确已深入到教育内部，
触动了它的制度品质。当时比较重要的制度改革是下放教育权力，中小学教育基本
下放由地方管理的领导；原由中央领导的229 所高校中的187 所和大多数中等技术
学校下放给地方领导。同时，改变高校统一招生的制度，实行各高校单独招生或联
合招生（这种举动是破天荒的，也仅实行了一年）。在整个六、七十年代，缩短中
小学学制的各种改革实验一直在进行。

1964年的教育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前奏。2 月
23日，毛泽东关于教育工作的谈话（春节谈话），对“十七年教育”作了建国以来
最为严厉的批评，震动了整个教育界。当时的教育改革是在急剧的升温化、政治化
的背景下进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学习解放军”、“突出政治”的宣传，
学习毛著、下连当兵、参加“四清运动”之类的实践，进一步强化了教育的政治功
能。有人将文革前的学校教育称为“接班人教育”；在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的五
项条件”中，几乎完全是政治标准，没有一项与智育和健康有关。尽管如此，当时
学校工作的重点之一仍然是克服只重智育、轻视德育和体育的倾向。

正像文革时期的教育一样，这种高度政治化的外表往往使人容易忽视毛泽东其
它同样具有实质性的教育主张和教育关怀。由阶级斗争理论和政治批判所推动、以
贯彻阶级路线而实现的，是毛泽东对精英主义教育的抵制，对教育平等的强调。为
了加快普及小学教育、发展农村教育，教育主管部门决定逐步实行两种教育制度，
在1965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不发展全日制普通中学；积极发展小学，尤其
是农村简易小学，以“解决贫下中农子女的入学问题”；在中师和高校招生中贯彻
阶级路线，除减少考试科目，并规定对退伍军人、知识青年、中小学教师、学生干
部考生实行推荐与考试结合的办法（在城市中，这一路线的执行似乎主要使干部子
弟受益）。此外，在教育制度、学制、课程、教学内容和方法、考试制度等各方面
改革传统教育的弊端。当年七月，中央学制问题研究小组开会，提出的《学制改革
初步方案（征求意见稿）》，大幅度地突破了当时的体制框架，现在看来仍是相当
新鲜和“超前”的：建立两种教育制度；根据城乡的不同需要制定城乡各级各类学
校不同的修业年限，计划小学基本学制为五年，不分段；中学基本学制为四年，不
分段；设立两年制的高校预科，等等。

1964年毛泽东的“春节谈话”，最强烈抨击的是当时的教育方法、考试制度等。
他认为“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方法不对，”学制可以缩短“，”课程
可以砍掉一半“，”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还是考入八股文章的办
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不能认为他对
当时教育的批判和否定都是出于政治需要或政治动机，事实上这是他从青年时期以
来就一贯坚持的对中国封建时代传统教育的批判态度。尽管60年代教育改革规模相
当大，步子也不小；但在1964年，他似乎对合同制内的改革已经失去信心而变得不
耐烦和怒气冲冲。当年夏天，在与侄子毛远新的谈话和次年与王海蓉的谈话中，出
现了倾向于政治解决的新的因素。毛泽东指出”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鼓
励学生用反体制的”造反“方式去反对和对抗现行教育制度（这两个讲话也的确起
到了动员青年学生造反的作用）。不久之后，其表述方式便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和”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文化
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时期的教育：毛泽东的教育理想

文革前的“十七年教育”与十年文革，通常被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前者
意味着学习苏联、正规化、制度化、英才教育、学习雷锋和培养革命接班人；后者
则意味着摧残、破坏、反制度和反文化、愚昧和荒诞，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内容
和精神方向。然而，它又的确是一个贯通的历史。“十七年教育”在其大多数时间，
一直是动荡不宁的。频繁的政治冲击和主观意志造成教育的大起大落，使高度的震
荡性也成为它的特性之一。教育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和独立价值，它后来被政治摧
毁的命运便已经注定了。文革造成的劫难是如此之大，以至当我们彻底否定文革时，
也难以冷静地去认识清理其中隐含的解决中国教育的一些基本矛盾、基本问题的努
力。

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从1966年停止高考、学生停课参加“文化大革命”开始，
致使正规的教育制度崩溃，学校教育中断，造成20世纪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奇观。
但文革中的教育革命又不仅仅是破坏，抛开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政治冲击不谈，
从1967年“复课闹革命”、恢复中小学秩序，1971年起大学恢复招生，文革中教育
革命的“建设性”实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确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将学校建成
“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学校教育极度政治化，“坚持以阶级斗争作为主课”，
“革命大批判”、学习毛泽东思想成为最重要的教育内容；各级学校缩短学制。实
行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大学三年的新学制，从而使中小学教育从12年减为9 年；
从小学至大学毕业，由17年减为12年；改革学校教育。从小学进初中起，废止各级
入学考试，实行就近入学，取消重点学校制度；教学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取消考试，
并大大降低学科教学、理论教学和基础教学的地位；增强实践性教育活动，学生化
大量时间学工、学农、学军、参加生产劳动；全面下放教育管理权限。中小学下放
至城市的区或街道，农村的公社或大队一级；1969年起，原中央各部委所属院校大
都下放给地方领导；强调教育要面向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1972年提出农村要普
及五年小学教育，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和多种形式办学；大学免试推荐具有实践经验
的工农兵上学；大力发展非正规的厂办大学（七二一大学）、业余教育、民办教育、
培养“赤脚医生”之类实用的初级专业人才；1973年后，大学大量举办各种形式的
短训班，为工厂、农村、部队培训技术骨干、理论骨干和各种实用人才；强调理论
联系实际，重视实践经验和实践环节。理工科大学实行“厂校挂购，开门办学”改
变课本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的方法，组成工人、教师、学生三结合的教学组
织，实行结合生产和科研任务，用典型产品、典型工程、典型工艺带动教学的方法，
边干边学。

不难看到，这些都是毛泽东在1958年、1964年均已提出过，并不同程度地改革
和实践过的教育主张，它贯穿的仍是三个基本主题：突出政治、教育平等、教育联
系实际；区别仅在于，前两次是体制内有序的渐进改革；而文革则用极为暴烈地摧
毁“旧体制”的“革命”方式大幅度地实践其教育理想。

正如一位朋友所说：主张什么往往比反对什么更说明问题。正是在文革中，毛
泽东终于和盘亮出了他的教育理想- 此前，他只是激烈地反对别人的做法和片断地
提出过一些自己的想法。他的教育理想也就是他的社会理想，后来被称为“五七道
路”或“五七公社”：全国学解放军，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都要以本业为主，兼
学别样，“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
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整个社会于是成为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毛
泽东构筑了一个学习化的教育社会，学校教育是全能型的，社会成员也具有全面发
展的人格（这使我们想起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时期西文教育家类似的教育思想）；
然而，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构想的这一“理想国”，却是以乡村社会为原型、以
军旅生活为样板的，是一个准军事化的、取消社会分工、平均主义和自给自足的大
公社。这种公社的理念早在1958年便已流露，其萌芽可以远溯到青年时期他受康有
为所释儒家大同说的影响。1919年，他也曾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

历史早已证明，无论人民公社还是五七公社，都是有违历史进步并造成巨大社
会灾难的现代乌托邦。

◎毛泽东教育思想：奇特的当代命运

也许，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远比我们认识到的更为复杂。他的强烈追求，大都经
不起历史的检验；而他的强烈反对，却包含着有待认识的合理内核。

作为一个狂放和浪漫的教育革命者，毛泽东是一个悲壮的失败者。他以强硬的、
不妥协的姿态激烈批判现行教育；然而，当他热衷于用“革命”的手段反传统时，
却并没有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也没有凭借更为现代的思想、文化和组织资源。他
用政治凌驾和冲击教育，用政治批判代替教育批判，并使教育极度政治化，乃至成
为简单的和直接的政治工作，从而扼杀了教育的主体性和生成发展的可能性，最终
导致了教育崩溃。他用非专业化、非制度化的群众运动方式改革教育，否定了知识
分子在教育系统中的关键作用，导致了教育品质的退化、教育效率的低下。不仅他
的方法和手段是传统的，他所孜孜追求的教育理想，如前所述是极其传统和反现代
化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毛泽东“以传统反传统”的悲剧。

但是，在教育现代化的坐标上，作为一种教育精神、教育价值和教育思潮来审
视，毛泽东对“十七年教育”的怀疑和批判并非乏善可陈，而且发人深省。

毛泽东显然对现代教育制度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这自然有他对科层化、正
规化的官僚制度的抵触，比较而言，他更为习惯和喜欢比较自由的、个性化的、非
正规化的学习方式和工作方式（例如在青年时期，他曾表示过对私塾的好感，以及
推崇书院精神）；但是，他的这种怀疑也深刻地源于新式教育在中国遭遇的基本矛
盾。早在1927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发现“农民一向痛恶学校”，
反对“洋学堂”，他们“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
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 因为“乡结小学教材，完全说些
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 而事
实就是如此。1932年国际联盟的报告也批评了中国新教育的“不一致性”：新一代
知识分子将现代化与机械模仿外国等同起来，人民最必不可少的初等教育和职业教
育被忽视了，学校进行的是与周围生活和国家复兴的必要性无直接联系的抽象教育；
在奢侈讲究的学校里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对群众的需求漠不关心，两者之间横着一
条深不可测的鸿沟。这一批评与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对当时教育的批评何其相似！显
而易见，新式教育或现代教育如何与中国的现实结合，适合中国的大众尤其是农民
的实际需要，至今教育，会作如何感想？

巨人已经远去，毛泽东为解决20世纪中国教育的基本问题作出了自己的探索和
努力，他的浪漫改革和破坏性实验，为我们提供了代价巨大的历史教训；也为我们
留下一个不应遗失的精神方向，即始终对传统教育保持应有的警惕和清醒的批判意
识，他的革命和失败同时告诉我们，中国的教育现代之路何其即艰难崎岖，正所谓
“任重而远”.

1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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