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大革命受难者传与文革大年表》前言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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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一美：
我认为王友琴女史的工作，和调查在“苏德战争”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中一个个个人悲剧的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女史（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工作很相似。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女史说过这样的话：“我的书不是证言集，而是由大多数人声音组成的长篇文学。个人在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一粒沙子，但从个体的小历史中诞生出了群体的大历史。这样的历史只有通过一个人一个人来得到呈现，而不见于以100万人为单位的事件中。”


《中国文化大革命受难者传与文革大年表》前言
（日本）小林一美 　　宁生 译 ／ 刘一之 校
2016年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本书就是为了让人类永远记住这一年而出版的。本书第一部分是因文化大革命而死去的受难者的记录，为了解文革的实际情况，我从王友琴女史的著作《文革受难者——一九六六〜一九七六》（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中翻译了数篇，也收录了一些其他人的特别来稿。在第二部分中，收录了安藤正士、安藤久美子夫妇三十多年前编写的“文革大年表”。这是日本研究者所作的目前唯一一份最详细的文革年表。根据这个年表所叙述的文革过程，大概能确认这场政治运动的总体态势是在“林彪叛逆，逃往国外，坠机身亡”时到达顶点，随后迅速没落。总之，这份年表是以文革活生生的“现实”和政治事件的“时间”这两方面互相印证而做成的。
安藤正士和我出生在相同的时代，我们两人都于1957年考入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在以后的六年里，跟着同样的老师、在同样的教室里，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对于二十几岁的青年来说，中国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史极有魅力，还有反右斗争、大跃进运动，突然间，又排山倒海似的涌出许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闻，这种让人兴奋的事情不断地出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天发生的各种运动，也许会改变世界史、甚至人类史，我已经感到这样的预兆。特别是红卫兵运动的迅速崛起，他们对旧文化的挑战，我感觉是人类史上是未曾有过的“最终革命”。在日本，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60年代，就有反战运动以及反对提高学生学费的罢课、工人为提高工资的罢工等，这些在当时都是极常见的风景。那是一个警察未得到许可，就不能随意进入国立大学校园的时代。也正是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在日本的大学里，红卫兵和造反派学生提出的质问才能打动人心。
造反学生和红卫兵的质问是：“我们是为什么、为谁而学习？”“大学真的是学术的殿堂吗？”“大学和学术难道不是在为国家权力和资产阶级服务吗？”“大学真的是为人民的自由和解放事业而尽力吗？”如此种种疑问，是“根源性的问题”，之后关于存在论、价值论的问答，也反复出现，让人叩问自己的灵魂。
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那样中国一流大学里的精英学生，放弃学习、弄垮大学，全盘否定既有文化，也放弃自己作为学生的特权身份，成为这场运动的开路者。仅凭这些，我就觉得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或许连“五四运动”都远远超过了。文革是一场性质不同的高度的“革命”，而不是以前的那种资产阶级革命。我感觉无产阶级在独自地、真正地进行革命，在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这是人类历史上开创性的壮举。
另一方面，当时越南战争进一步扩大，整个世界都在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会爆发。还有就是，很多日本人担心日本会成为美帝国主义将要发动的世界大战的中心基地。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美、英、苏、法、中国等国进行了2000次原子弹、氢弹实验，全世界都感受到了核战争的威胁。作为落后国家、在经过长时间的殖民地状态以及被日本等国侵略后才成立十几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生，以“红卫兵”为名，宛如孙悟空般，驾着筋斗云，持着如意金箍棒，抛弃旧文化，而且要一举超越地球上所有国家、国境、民族、南北等等的差距、纷争、战争和贫困。文革确实有这般宣言的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得“心有朝阳，放眼世界”这些句子。文革后，得知“太阳”不是“永远的光”，而仅仅是指“毛泽东个人”的时候，我感到很失望。
但是，文革的实际情况，当时我们完全不了解。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只有小竹文夫教授（中国史专家。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住过30多年的东亚同文书院教授。战后，他成为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教授）一个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政治运动作过彻底批判，但我觉得他的言行恰恰可以证明他是“右翼反动派”，一时不能相信。
与此同时，当时日本的大学收到的杂志，例如《红旗》、《社会科学战线》、《历史研究》等刊物上的文章，对许多历史问题，都是根据“阶级斗争史观”、“发展阶段理论”等理论极其简单地下结论的东西，全部都是“统治阶级的立场啊，人民的立场啊，其本质是善还是恶啊，进步还是倒退啊，正义还是非正义啊”这样的善恶二元论，全部用意识形态来解释。虽然言词犀利，但是空洞，所以，对我们没有导向性的影响力。然而，当时是冷战时代，是一个世界面临第三次世界大战危机的时代，在铁幕与竹幕的遮蔽下，很多东西我们看不见，对于中国学生与青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认为是“雄心壮志当如此”。
从战败至1970年前后，日本人对波及中国、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地区侵略战争的野蛮与残酷，从心里开始反省。日本曾经奉行的“大和民族”、“皇国”、“国体”等等这些绝对主义的民族主义价值观到战后被禁止了；二战前那些使战争正当化的道路也行不通了。这是日本战后史的第一步。
由此产生的是对日本社会党及日本共产党的期待，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憧憬。对社会主义的期待，对毛泽东、八路军与中国革命的期待和幻想，产生了像我们这样的战后一代和当时的时代潮流。毛泽东和八路军是多么勇敢、对人民多么忠诚，种种这些在战时和战后的情景剧，被那些从中国特赦回来的战犯和一般士兵的证言所证实。我们在高中和大学时代接触到如下这些信息：日本近代化进程应该受到全面批判，“被否定”，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阵营的评价则上升。因为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美国促使日本重整军备，日本成为美帝国主义称霸世界设想中的一个环节。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高涨，正是在当时这样的国内外形势下产生的。追求和平与民主主义的战后工人、市民、学生的运动，阻止了日本完全成为冷战时期美国的前线基地，坚守住了现有宪法。日本70年里无战事，可见当时的成果是非常大的。70年无战事这样的历史，可不是以“修改宪法”为基本方针的自由民主党的功绩。
战败后形成的国内气氛完全消失、产生巨大转变的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前期。1970年，日本赤军策划实施了“淀号劫机事件”，数名学生劫持飞机飞往朝鲜。1972年，日本赤军的三个学生，造成了以色列的“卢德国际机场扫射事件”，造成20多人死亡、100多人负伤。这次事件，是以机场的众多游客为目标进行的无差别攻击、造成大量伤亡的国际恐怖事件。1972年，又发生“浅间山庄事件”，十多名联合赤军成员在山庄地下室被杀死。1974年，“三菱重工爆炸案”，死亡8人（当场死亡5人，送医院后救治无效死亡3人），376人受伤。
这种激进的炸弹袭击、飞机劫持、飞机爆破等事件，在欧洲也非常盛行。当时，日本著名的大学教授又是抗议大学校方对学生的镇压，又是从大学辞职离开。我记得离开大学的有藤堂明保、新岛淳良、竹内好、高桥和巳、石田保昭、广松涉这些教授。我觉得他们也是受到了当时日本全共斗运动、中国文化大革命、巴黎五月革命等的影响。但是实情如何，我现在还不太清楚。
从1969年开始，因为发生了一连串有学生、原学生参与的暴力事件，很多民众感到震惊，因此不止自己、也让家人远离那些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之后，极左组织陷入到无休止的残酷内斗中，成百上千的“同志”成了牺牲者，走上了自我毁灭的不归路。可以这么说，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反战运动到了70年代后期便一下子衰退了。至此，战后日本的“前30年”结束了。
尽管如此，日本战后的前30年，从另一角度来看的话，或从个体的经历来说的话，那实在是一个自由放任的时代啊。从小学到大学，校规和校服同我完全没关系。不，该这么说吧，那时无论什么权威都影响不了我们的自由。班主任、校长、教科书、政府、镇长、警察、教育委员会、教授、公司经理、应该服从的权威，完全没有权力。学生也好，公务员也好，随意地罢课、罢工；教授也随便停课、提前放假；学生的社团活动、集体活动也都没有了。今天生活中的这些苦闷，在那时完全无法想象。我想再强调一下，那时是没有权威约束的自由的年代。那是因为战败，军人、政治家、官僚失去了曾经的政治权力、曾经的权威，完全失去了威信。
此外，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日本，大概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和中国恢复邦交（1972年），越南战争因西贡陷落而结束（1975年），美国在东南亚彻底失败了。1976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相继去世，历时10年之久的文革同样彻底失败。此后，以邓小平为中心，中国转向“对外开放”。就这样，二战后的冷战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日本也结束了精神至上的年代，骤然开始向一个物质崇拜、大众消费的欲望社会转变。
20世纪70年代一直到1980年，日本资本主义飞速发展，后“30年”的历史开始了。70年代，日本向着繁荣发展的顶点突飞猛进，而中国还处于13亿人极度贫困的状态中。
1980年秋，我因中国研究所的推荐，参加了“义和团运动国际学术讨论会”，和佐藤公彦（现为东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先生一起，第一次到中国访问，见到了中国的大城市和老百姓的生活。当时所见景象，让我非常吃惊。北京、济南、南京的市中心，是在一片漆黑之中的。北京站的周边，让人联想到刚刚战败的上野车站，充斥着贫民。最后，我们见到了同样是一片漆黑的上海南京路，中国民众全体的赤贫状态呈现在我们眼前。最后，飞机在简陋的上海机场起飞。从飞机上再见到灯火辉煌的大东京和关东平原的时候，我感到了身为“日本人”的自豪。怎么说好呢，是逆转？还是反转？没错，我的战后精神史就在此时结束了。
之后，从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我越来越弄不明白到底研究中国史有什么价值。我想，应该放弃阶级斗争史和社会经济史研究，而转向研究精神史和伦理史吧。
到那时为止，我从事的中国史研究，都是探索“世界史的基本规律”、证明“阶段发展史观”、批判“亚洲的停滞性理论”、拥护“中国社会主义”这些内容。可是这些都失败了，所以在以后的15年里，我一直找不到研究方向。80年代以后，在日本也好，在中国也好，抑或是欧美也好，经济的力量压倒了政治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年推动世界发展方向的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反转了，所以日本的历史学界对于二战结束后一直关注的以“政治讯息性、意识形态性”为基础的“世界史影像”完全消失，历史学研究变成了仅仅是对感兴趣的课题、史事、人物做做考证这类“为研究而研究”的工作了。
与此对应的是，我虽然还在迷惑中，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不得不转换方向，去研究“中华帝国”、“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及其运动规律、和这些规律涉及到现代史的哪个范围，阐释“中国政治伦理史”特质，考察“专制主义的历史和名誉意识” 的关系，研究“中国共产党肃清史”等等。雷曼兄弟破产的震荡之后，新自由主义走到尽头，帝国又复活了，政治压倒经济的情况也产生了。我预感在“帝国与国家”同“国家与资本主义”之间，一场新的决定命运的“战斗” 再一次开始了。
另一方面，在东京教育大学的六年里和我一起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安藤正士，是沿着怎样的道路前行的呢？。文革开始的1966年他转到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研究生院。在这里，他同妻子安藤久美子一起，孜孜不倦地编写“中国现代史年表”，特别是开始踏上编写“文化大革命年表”的道路。我呢，则一个劲儿地朝着中国史研究、中国共产党史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价值、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论”这些方向在前进，换言之就是在搞理论（不对，歪理吧）。相反，安藤做起了叹为观止的“文化大革命史实的收集与记录”工作，开始走上踏实的研究道路。在这条路上，安藤夫妇走了一生。为了做成“中国现代史年表”，他们一直沿着这条道路向前走，这一走便是40年。
作为研究者，安藤君的研究做法是，在上述现代中国政治的“不稳定、不确定的状况”下，先观察每日发生的“各种现象”、进行“价值判断”，进一步，发掘“新的史实与事实”。最终，安藤君一生都在“年表的制作”这条路上走着，直到冲到那个最高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安藤君的一生，大概算是研究中国的学者中，少有的值得评为“典型”的人物吧。他说“我没有别的道路。我只能呆在这儿。”（Luther路德的名言，后来M•Weber马克斯•韦伯在《以政治为业》中引用），看了他的年表，我能感觉到安藤君坚强的意志。援用马克思和韦伯所说的话，不知道要“装成理论家”，而只是贯彻观察者与记录者工作的安藤君，一旦说到日本的社会现实和现代中国的政治状况，总是像口头禅一样地慨叹着“太糟糕了”。对年月日和发生的事件作冷静的持续观察，如果没有“火热的心”与“惊叹的能力”，要持续四十年，也是不可能的。安藤君真正保有一颗 “冷静的热心”。
作为历史学者，作为中国现代史学家，安藤君是不是事先预测、规划好了自己的研究生涯，然后才出版那本岩波书店的《现代中国年表》（全550页，2010年），以及《文化大革命年表》（本书第二部分全部收录）的呢？我想他也不可能从学生时代就决定要写“中国现代史年表”的。那个时代的左翼氛围，对中国革命的感动，对文革的惊叹，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期待、然后又是巨大的失望。因这样的时代而产生的课题，以及他个人的癖好、兴趣，即泛读、杂读的癖好，有着感动和沮丧的能力，藏书癖……胡乱地买书，看到有兴趣的人物、文章、现象就会被吸引、就想把书收入囊中，如此罕见的性格。对有趣的东西持续地调查、在庞大的资料中进行挑选、做好笔记、再把它们凑一块儿。这些内在的、外在的，种种复杂的契机与条件，在安藤君的头脑中逐渐汇聚成焦点，上述岩波版的《现代中国年表》就是结晶。在此过程中，有人问他：“如此致密、详细、复杂的年表，究竟是如何做出来的呢？”他回答说：“我有计算机，家里有妻子久美子”。这话有道理。
安藤正士和安藤久美子二人在20世纪80年代制作了具有代表性的年表，就是迄今为止几乎没人知道的《文化大革命年表》。再强调一次，日本人所作的这部年表是唯一一部“文革年表”。 用这个年表的公开出版来纪念文革50周年，是再合适不过的计划了。
本书第一部分，主要是小林的《文革受难者传》的翻译。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知道关于文革的实际情况（令人惊愕的事实）后，开始从香港和台湾购买资料和月刊杂志，特别是到网上读印象特别深刻的的人物小传、论文收录到我的文档里，这是我的成果之一。另外，从中国的朋友那里也得到很多信息。每月从香港寄来的月刊杂志《争鸣》、《七〇年代》，里面刊载了很多文革受难者的略传，以及很多涉及到文革的难以想象的实际状况的报道，令人震惊。此外，我搜索网络，发现了许多报道，把它们下载下来，收录在文件中。这其中就有涉及到彭德怀、贺龙，李立三，田家英，罗瑞卿、老舍、邓拓，顾圣婴、孙维世等人最终命运的内容，还有四人帮的种种恶行、毛泽东的私生活等方面的报道，这些内容特别吸引人。进入21世纪，我试着用日语翻译了20多人的小传。在这些资料中，就有王友琴女史的《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04年），——对数百文革受难者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令人惊叹的作品。其中，一些人的小传我想以后翻译成日语，我也在考虑把它们编为一册出版。另外，关于知识分子群体受到迫害的状况，只要翻译裴毅然先生的研究论文就可了解。
到现在为止，在日本，类似宋永毅《毛泽东的文革大屠杀》（原书房，2006年）和董国强《文革——南京大学14人的证词》（筑地书馆，2009年）这样介绍文革史实的著作，已经翻译成日文出版。这类作品主要是涉及“北京大兴县屠杀事件”、“青海二•二三事件”、“‘内人党’大屠杀”、“湖南省道县农村大屠杀”等等，以及以南京大学作为特定、典型事件，选取大学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详细说明。而王友琴女史的《文革受难者》，是在全国进行广泛了调查，从一个个个人在文革中平常的、长期的、并且是普遍性的生活中发掘出的 “文革的史实”。虽然已经出现了加加美光行、矢吹晋、土屋昌明、丸田孝志等人的研究著作、简史，但像王友琴先生的《文革受难者列传》一样的作品则没有见到过。
这次，安藤正士与安藤久美子夫妇历时经久写成的“文革大年表”和文革受难者列传合成一册出版，我感到非常高兴。
第一部分的“人物传”和第二部的“文革大年表”互相印证，文革的实际情况和时间线索就变得清晰起来，这大概是对“文化大革命50周年”最好的纪念吧。以上是对本书的成书过程，以及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的内容进行的介绍。
本书也可以说是一座我们这一代人的墓碑：上至田中正俊、野泽丰、里井彦七郎，新岛淳良、小岛晋治、小野信尔、横山英，下到安藤君和全共斗这代人。对文革产生共鸣的人、反感的人，最初热情最后醒来、结果后悔的人，都被包括在内——以“评价文革”来决定自己学问价值的一代。人“都生在特定的时代，必须得参与这个时代的活动才能活下去。不能逆潮流而动，也无法超越。个人的生活和工作，都逃不出那个时代的宿命”。（粕谷一希对远藤麟一郎、いいだもも、中村稔等人《世代》的评价：《到了20岁心就腐朽了》）。但是，无论是谁，到了人生最后，都希望用我们的方式向下一代告别吧。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从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尼姆•威尔斯开始，到王友琴书中的“文革受难者”结束的一代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是我们战后中国史研究者这代人的“墓碑”，是对文革覆灭同时代中国人的“挽歌”，以及是对我们战后中国研究的“惜别之辞”。
但是，我们自己的“墓碑”，也将成为对同住在地球上的全人类的“警告”。这个“墓碑”，对后世的人们来说，也将成为批判独裁政治、专制政治的重要“路标”。文革时代留下的证词，关于政治运动的详细记录，对于人们命运的记忆，种种这些，在规划未来时，都将成为最好的武器。对于研究独裁政治的恐怖，对于独裁体制在世界各地、各国的复活，对于中华帝国的21世纪版本，以及对于在日本人中弥漫的对大日本帝国的怀念，我想，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一党专制的独裁政治、专制体制，肯定会犯大错误，而独裁者、党内军内高官却将这点隐瞒，害怕承担责任，从而越来越加强了独裁的程度，最后，陷国家和人民于地狱。要说中国毛泽东和党的“错误”，是从中央革命根据地时代波及八万人的清党、即肃清AB团时开始，建国后又有“大量枪决”和导致“三、四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事件。党的巨大政策失误，在知识分子、教育者中产生了巨大的不满和批判，开始动摇体制。为了逃避造成这地狱般图景的责任，对毛泽东和党内官僚来说，想要解决这个内部大矛盾，除了开展“文革”以外，无路可走。文革中，最高权力层围绕问责，开始了分裂、暗斗和之后的决战。双方都习惯在政治活动中互斗，除此以外，没有其他道路。无论激进派（毛泽东派，他们利用意识形态和对革命领袖的个人崇拜度过了最大危机），还是稳健派（刘少奇派，以恢复生产力来维护党的存在），都是如此。如果仔细阅读本书、深入分析的话，就会知道该如何约束这样的独裁者了吧。
我认为王友琴女史的工作，和调查在“苏德战争”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中一个个个人悲剧的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女史（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工作很相似。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女史说过这样的话：“我的书不是证言集，而是由大多数人声音组成的长篇文学。个人在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一粒沙子，但从个体的小历史中诞生出了群体的大历史。这样的历史只有通过一个人一个人来得到呈现，而不见于以100万人为单位的事件中。”
最后再说一句。关于文革，如果可以自由发言的研究中国的日本学者，也对文革和大饥荒缄口、沉默，那么，不仅是学术的颓废，亦是学术伦理的无节操。谨以本书纪念文革五十周年。对本书得以发行，我也算是尽了一点责任，所以非常高兴。
2016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