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特：《全红总》贵州分部和西南区总指挥部纪实

tuffy05 · 发表于 2009-11-3 03:54:53

《全红总》贵州分部和西南区总指挥部纪实

李伯特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我的临时工生涯

第二章“一场浩劫”

第三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第四章参加《全红总》

第五章《全红总》贵州分部

第六章粉碎邓德礼“政变”

第七章北京受命

  第八章《全红总》贵州分部成都路小学会议

  第九章首战告捷

  第十章翻印《联合通告》

  第十一章《全红总》云南省指挥部筹备组的成立

  第十二章降服“三司”

  第十三章《全红总》红河分团和大理分团

  第十四章风云突变

  第十五章《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西山会议

  第十六章《全红总》专列

  第十七章李炳华和廖荣花

  第十八章我们直观上的“二月逆流”

  第十九章 “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的《通告》

  第二十章无耻的叛徒、临时合同工的败类

  第二十一章被捕

  第二十二章在看守所

一拘留

二审讯

三看守的生涯

四一个面恶心善的好人

五判刑

第二十三章在监狱

一下监

二 “未婚妻”接见

三记大过一次

四到基建队

第二十四章无罪释放：

一 “你翻印《联合通告》，算不算错误？

二 “托《全红总》的福，当然是正式的了。”

三 “我们国家需要健全法制。

前言

本文是方圆先生《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纪念独立工会“全红总”成立三十周年》一文（《北京三春》杂志九七年三、四、五期连载）的补充。本文将以回忆录的方式如实地记录下这一段埋藏在心底三十年的历史。

是耶？非耶？是无法无天的“造反”行为？是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工具，马前卒？还是真正的发生在中国大陆三十年前的自由工人运动？这将留待众多的中外学者和文革研究家们去评述。近几年来，在香港陆续看到不少海外学者对《全红总》的大量评述和肯定，如郑义先生、龚小夏女士、杨小凯先生、杨建利先生等等。

这些学者与笔者素昧平生，除澳洲的方圆先生外，海外的确很少有人知道笔者是《全红总》的直接参与者和领导者之一。这并非是笔者以当年“造反”为耻，被“愚弄”为辱，刻意回避这一段历史，直到有人肯定了，才现身出来。事实上笔者八二年六月到香港定居，九月份，美国伯克来大学的政治系博士，中文名叫胡素姗小姐，一位纯正的金头发美国人，对笔者进行了一次专访，历时一个星期，每天五至六小时。她本来的访问思路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造反派的头头发现自己在文革中身不由已，被愚弄，充当炮灰，整人，最后自己被整的悔恨心理，从而证实大陆官方对文化大革命的结论——一场浩劫。

一开头，我就斩钉截铁地告诉她，我也算是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我们的组织叫《全国红色动者造反总团》，我是这个组织贵州分部的负责人和西南区总指挥部的总指挥，我不单被整，而且被判了十年徒刑，坐了七年牢，可是，我们从不后悔。我们不是身不由己，而是身由己，只恨力不及。我们没有被人利用，只是想去利用人，（她追问，想利用谁？我说，利用江青。）以达到我们的目的。虽然我们失败了，但我们确也为中国的广大工人群众争得了可见的、实在的利益，我们虽然都坐了牢，但从没有一个人后悔过。十五年来，我们都引以自豪。

我以为，文化大革命并非是一场浩劫，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人就没有如此强烈地对民主的向往和追求，就没西单民主墙运动，就没有现在的改革开放。一席话，使她感到非常惊讶，由于和她预先思考的，听到的，报刊杂志看到的出入太大，她本着一个学者的本能，求知欲的驱使，叫我详细地介绍我们组织的情况。

整整一个星期，在香港亚皆老街离启德机场不远的一栋花园洋房里，我向她介绍了《全红总》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也谈了周恩来、江青两派强大的势力都想利用《全红总》，可是江青反而被《全红总》利用。最后，由于一个我们至今都不明白的阴谋——周恩来遇刺事件，和北京街头出现落款《全红总》的“打倒周恩来”的大标语，驱使了周江联手（实际上是周在政治局对江施压）提早镇压《全红总》。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江青在接见首都红卫兵时的讲话中提到，她说，我太幼稚了，被一些坏头头所利用。算是检讨，也是总结了她与《全红总》的恩恩怨怨。《全红总》的负责人们都明白，我们的真正对手是周恩来而非刘少奇，而刘少奇只是一个象征性的靶子。稍有常识的人也明白，工会，劳动部门，所谓临时合工制度，这都是国务院的权辖范围，正如别人把周恩来遇刺事件和“打倒周恩来”的标语栽脏《全红总》一样，《全红总》的负责人们一开始就确定了把临时合同工制度、工会、劳动部的这些《全红总》首先要冲击的制度和机构集中到死老虎刘少奇身上，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突破口。我可以肯定地说，《全红总》的负责人决不会愚蠢到这种地步，在条件尚未具备的时候，就提出“打倒周恩来”的口号。

我与胡素姗小姐的一个星期的谈话结束时，她感慨地说，你的介绍使我感到新奇，我开始重新思考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从你们的经历看，不象是跟着毛泽东造走资派的反，倒象是我们西方所说的“自由工人运动”。这问题，还尚未完全考虑成熟。不过，你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相信目前在你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海外很难有人认同。比如，我这次到香港准备采访一些大陆人士，香港大学，我的资助机构，就对我提出劝告，只能以大陆官方报刊杂志书籍公开发表的东西为准，如要民间采访，他们不予资助。所以，这间小房，都是我自己出钱租借的。另外，你可能不知道，按我们的规定，我将付给被采访者每小时谈话十六元港币的酬金，听了你的谈话，我觉得，我付给你钱，对你是一种侮辱，但我应该向你说清楚。最后，她征求我的意见，我们的谈话能否发表？我告诉她，我要随时进出中国大陆，立志从事大陆的民主运动，因此，不能发表，不能公开我的身份，但可以在她的著作中引用。想不到，事隔十五年，倒是我自己食言，公开发表。但愿四这篇文章胡素姗小姐能看到，唤起十五年前的回忆。

除此之外，一九八六年初，我向当时中国民联的主席王炳章先生汇报筹组中国民联贵州分部的工作时，也简介过自己的经历，谈过自己在文革中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贵州分部和西南区总指挥部的负责人。当时，海外不少民运人士正在互相指责，谁在文革中当过“造反派”，是乎以此为耻。有人还指责王炳章也参加过造反派。一九八九年三月，当中国民联重庆支部被重庆当局镇压事件公开见报后，当时以胡平主席为首的中国民联总部尚不了解详情，因为上任主席王炳章及副主席柯立思未移交此份档案。我接总部监委主任薛伟（当时叫黄世忠）的通知，叫我向总部汇报中国民联重庆支部从成立到被破获三年来的工作情况。在汇报中，我也简介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是《全红总》贵州分部及西南区总指挥部负责人。这篇汇报材料想来胡平先生，于大海先生和薛伟先生都已看过，应该有所记忆。

现在，既然方圆先生，即是当时《全红总》总部的五人核心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周牧先生在其介绍《全红总》的文章中已将我在《全红总》的身份公开出来，作为《全红总》的直接参与者、策划者、领导者之一，我有必要，有责任将我曾经热爱过，为之奋斗过和贡献出青春的这一组织的真实历史公诸于世，以供自由工人运动的参与者和海外学者研究。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也许对目前正在从事中国的民主运动和自由工人运动的精英们，能有所借鉴。

第一章我的临时工生涯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与《全红总》的创建者、领导者方圆（原名郑天赐）自幼相识，因为父辈是世交，都是国军的高级将领。但我们并非是共产党的天生反对者，血管里也并没有从生下来就流着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血液。我们勤奋读书，自幼就想把自己的一生和才智贡献给祖国，让祖国繁荣富强。但由于考虑到自身的天生弱点，家庭出身不好，都有意识地放弃“文史哲”而主攻“数理化”。也许，这也叫做自觉地“退避三舍”吧。

1963年，我在贵阳七中高中毕业，当时正值62年所谓的“蒋匪窜犯大陆”，全国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阶级路线，唯成份论的思想主导一切，高教部内部有通知，对于黑五类的子弟，“准考不准取”。此条路线贯彻到66年文革开始，又被那些高干子弟，首都红卫兵“一司”“二司”及“联动”的革命小将们发扬光大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我的高考成绩，六科平均是81.4分，全校第二名，得到的却是不录取通知书。第一名沈利晖，我的同窗同桌好友，82分，录取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雷达系，第三名劳远英，74分，四川大学，第四名，魏美铭（女），70分，不录取，其父是国民党八十九军副军长兼三二八师师长，系郑天赐（方圆）父亲旧部，当时寄住郑天赐（方圆）家中。倒数第一名伍衡德，34分，贵州农学院，父母都是共产党员。

其实，我报考的不过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建筑系而已。第一志愿清华大学物理专业，只是我的物理老师高言赢一定要我填的，我是连续五年的物理科代表，物理科成绩最为优秀。读北大、清华，这些名校，可是我们这些黑崽子们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我家庭出身不好，从小就养成了与人无争的自卑感，对那些家庭出身好，尤其是共产党员的子弟，心里总让着几分。我总认为，搞建筑，真正地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共产党总该放心我吧。当我接到不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哭了，我是我一生中最沉痛的一次打击。我的物理老师高言赢，一个三十几岁的男人，也陪着我哭了：“我手下的物理科代表，没有一个不考上重点大学的，想不到，他们连一个普通大学都不让你读。”

他的哭，除了同情我之外，也许是自身有感而发。那年代，阶级路线的贯彻已到了近乎荒唐的地步。他是地主出身，外表冷漠，自视清高，与人无争，但教书却是一流。教我们政治的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教师，名叫沈慈恩，共产党员，同样是清高冷漠，这两个看来不可能走在一起的人，不知怎么搞的，恋爱了，他们深深地爱着对方，那年头，谈恋爱也得看家庭出身。沈慈恩因为是党员，先向学校党总支申请要与高言赢结婚，党组织对她发出警告，要她站稳阶级立场，与高言赢断绝关系，否则要受到党纪处分。沈慈恩不听警告，一再申请，党组织决不批准。最后，沈慈恩写出了退党申请，党组织给予了她开除党籍的答复。她并不悲伤，因为得到了自由，可以和高言赢登记结婚了。

这事在当时贵阳七中震动很大，尤其是沈慈恩向党总支一再申请，拖延的时间很长，尚未正式登记结婚，她肚子大了。这两个平时在学生心目中作风正派，受人尊敬的老师，这下子被不少学生冷嘲热讽，投以白眼，我们高三班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了解内情，深表同情，更加尊敬。他们的婚礼冷冷清清，学校老师迫于党总支的压力，无一人敢参加。去祝贺的大概只有我及五、六个同学吧，那婚礼不是冷清简直是凄凉了。沈老师尽量往我兜里塞糖果，高老师鼓励我，不要自卑，要填“清大”，考不出好的成绩，是你的责任，考出优异成绩，录不录取，那就是他们的责任。

党组织并不仅仅把沈慈恩老师开除党籍而将此事告一段落，又对沈老师作了行政处分，取消她教课的资格，罚她到贵阳七中的农场去专带学生劳动，大概是要叫她尝尝与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相恋的苦头吧。好在我们学校农场离学校并不太远，她挺过来了，生了一个健康聪明的孩子。这时，突然来了调令，将她调到二十一中，这是贵阳市最南边的一个中学，我们七中在贵阳市北边。真是，硬要把他俩拆散似的，高言赢干脆离开七中，搬到二十一中去住，省吃俭用，买了部自行车，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从最南边赶到最北边的七中来上班。这下，可轮到我们善意地嘲笑他了：“高老师，你那高大的个子，自行车却要被你压垮了。”我当年十七岁，亲眼目睹了爱情的力量是多么的伟大。这故事近乎荒唐，却是绝对真实的。这真实的题材如果是落在象刘宾雁这样的大师手里，不写过三两万让人掉泪的文字才怪呢。

我的好友方圆（郑天赐），在贵阳十七中毕业时，他夺得了全校第一、也是全市第一的极其优异的成绩，结果也得到和我相同的结果。我们被我一生最深恶痛绝的“阶级斗争路线”无情地剥夺了读书的权利，被扫进了社会的最底层，所谓牛鬼蛇神集中之地，临时合同工的大军之中。

“阶级斗争路线”的贯彻，就象共产党自己拿着针筒，在我们的血管里注进了反对它的血液。

1963年底，我找到了一份临时工，在贵阳市云岩耐火材料厂附设的一个开山队里开山打石。同样的劳动，甚至比正式工做得更多，最辛苦、最危险的话都是我们临时工干了，可是，我们的工资不到正式工的一半。他们还有劳保、福利、假期，我们什么都没有。这些，我们临时工都忍了，受到的欺压我们也忍了。可是，厂党支部书记廖国等及其亲信欧阳胜等几个正式工还大笔地贪污了卖石头的公款，因为卖石头的销路我母亲帮他们打开的。卖石头收多少，他们贪污多少，自然瞒不过我，这是我们临时工的血汗钱，我极为愤怒地对我的母亲和我的二哥萧碧华（我二哥当时是耐火厂的技术负责人）说，我要揭发他们。我母亲一向怕事，对我说：算了，你斗不过他们的，他们也知道瞒不过你，都给我谈了，暗中给你补贴，让你不吃亏，我看这事就算了吧。我的二哥却支持我斗下去，别怕，但最后结果，肯定是你失败，被解雇，解雇怕什么，另外再找份工。在我二哥的暗中支持下，我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地揭发了他们贪污卖石头公款，克扣临时工工资的行为。结果是我被当场解雇。我的二哥为对这事表示不满，消极怠工一段时间，暗中与朋友去承建了贵阳化工厂的厂房维修工程，带着我去学了点泥工技术。维修工程结束，我的第二份临时工职业也算告终。

时间已过去了半年，还有半年又是64年的高考期了，我仍然不死心，准备第二次去碰碰运气。于是，我开始了紧张的复习功课准备。每天，一清早，带了两个镘头，一大包书，就到贵阳黔灵山的深山里，直到天黑才下山。其实，几本高中课本，能花多少时间，才半年，也不会忘记，早已滚瓜烂熟。

苦难的生活使我开始对政治书籍感了兴趣。为了对阶级、阶级斗争及家庭出身的问题寻找一个正确的答复，我首先看了“毛选四卷“及列宁对阶级斗争的论述，然后也啃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最后才开始接触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民主思想。第一次震动我心灵的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中国人太需要自由了，需要平等、需要博爱。马列毛对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只不过是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煽动和挑起仇恨。如果政治家们为了夺取政权去利用和挑起阶级仇恨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当取得政权后，煽动挑起仇恨，用一部分人去压迫另一部分人，这是一种暴政，是一种罪行。

我开始批判马列毛的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我以长篇通信的方式向我高中最要好的知心朋友，以全校第一名成绩考上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雷达系的沈利晖写出了一篇批判文章，有部分郑天赐（方圆）都曾看过。我在批判中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共产党在和平时期所用的变相战争的手段，去消灭一部分过剩人口，与当时我国猛烈抨击的马尔萨期人口论相提并论。现在看来，是否正确，确是使得商酌的，但是，我的批判文章使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沈利晖。他在回信中这样说道：“……你中资产阶级的毒害太深，你应该加强思想改造，努力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还好，看在同窗同桌的面上，他没有揭发我。

我人生第二次痛哭了，我没有工作，经常饿着肚子，饭都吃不饱，口袋里连一分钱也没有，我也叫做“资产阶级”，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资产阶级”？我从内心迸发出一个强烈的愿望：我要改变这个制度，首先要改变这个吃人的、罪恶的临时合同工制度，让大家不分阶级，不分出身，一律平等，有工做，有饭吃，不受歧视，不受侮辱。

64年的高考，我自然等到的是不录取通知书。我也就死一这条心。刚巧，贵阳市教育局招考临时代课老师，很多与我相同经历的青年都去应考。我被录用，分到贵州省第二工业学校当代课老师，教数学。虽然每月工资才24元，我也相当满意了，总算有了一份较为稳定的职业。我兢兢业业地工作，虽然得到学校的好评，学生的喜爱，可是，好景不长，一年后，贵州省教育局出了通知，所有的代课老师一律解雇，因为“超编制”。我在没有任何补偿，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被解雇回家。

由于心情忧郁，我去看望我的一个同班同学陈洪伦，他也是成绩中上，只困家庭出身地主而名落孙山的，当时在富水路小学当代课教师。我一到他家，眼前的场面让我惊呆了：几十个男女小学生，在围着陈洪伦号陶大哭，陈洪伦也流着泪，只听有的学生在拉着陈洪伦的衣服喊道，陈老师，你不要走嘛，你不要离开我们。还有的学生不明事理，说：陈老师，我们是哪个不听你的话，让你生气了，你要走？你不要走，你告诉我们，我们去教训他……

我早就听闻陈洪伦是一个教书的天才，态度和霭，对学生谆谆善导，深受学生喜爱和尊敬，今天总算是亲眼目睹了。他教语文，还当了五年级的班主任，这些孩子，已经能分辨善恶是非了。看着这一幕师生痛哭的情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挥泪。陈洪伦见我来了，擦干眼泪同我打招呼。我叫他向学生们解释清楚，说“超编制”被解雇了，不就行了吗？他说，我说过了“超编制”，我是多余的人，所以要走了。不说则罢，这一说，那些小嘴，更七嘴八舌地吵开了。“谁说你是多余的，为什么别的老师不超编制，偏偏你就超编制？”

这情景惨不忍睹。我只好对陈说，我出去逛一逛，一个钟头后再来。一个钟头后，我来了，问陈今后的打算。他惨然地说，听说磊庄飞机场招临时工挖土方，我已准备去挖土方了。并问我是否也去。我说，我学了点泥工技术，准备到街道服务站去找份泥水工干干。过几天，我去北京路街道服务站报了名，开始了我失学后的第四份临时工职业。

第一次工作是与一个女工去贵阳市卫生防疫站修围墙，她给我当付工。修好围墙，又修动物焚尸炉。这个女人姓徐，二十几岁，生得也满漂亮，就是满脸憔悴、悲切的神色，这几天就更忧伤了。我问她为什么暗中流泪，她总说没什么。我一再追问，她才说了，但叫我不要告诉别人。原来是防疫站管基建的那个小干部见她生得漂亮，经常调戏她，有时还动手动脚，还提出要与她睡觉。并威胁说，不准告诉其他人，否则，他的工程就不给我们服务站干了，还会给站长说我们调皮捣蛋，叫站长开除我们。他男人没工作，还有一个生病在床的母亲和一个三岁大的小孩，全靠她每月不到二十元的工资养活，被开除，一家人就要饿饭了。我越听越气，但她一再叫我别闹。我只好说，徐姐，咱们不在他这里干了，到其他地方去干，等我哪天借故和他吵一架，让站长把我们调走，要怪就怪我，与你无关。果然，几天后，我找了一个机会，和那个干部大吵一架，站长把我们调去另外的地方，没有开除我们，因为我母亲在该服务站石棉瓦厂当技术指导，站长给了我母亲一点面子。

1964年9月的一天，服务站站长叫我去，说贵阳市新成立了一个建筑公司，大量招聘临时合同工，如我愿意，可介绍我去，我当然求之不得。就这样，我进了贵阳市建筑公司。出狱平反后又回到这个“原单位”，一直到82年从市建公司退职，申请到香港定居。

我们市建公司刚成立时约有三千多人，由下列四种人组成：

    一、70%是当年（65年）秋季贵阳市各中学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未考上大学或高中的应届高初中毕业生，据说是共产党的“给出路”政策给这批人找条出路而成立市建公司，这批人按合同规定全部当学徒工。

    二、15%左右是从社会上招进来的原来无职业或在街道服务站打零工的一批青年，我就属于这一批，这批人按合同规定全部当普工（即付工，挑灰沙、坦石、挖泥之类。

    三、10%左右是从各集体性质的修建合作社调来（实际上也等于是招来）的各类有一定技术的工人，这批人是技工。以上这95%左右的人全部叫做“长期临时合同工”。

    四、约有5%左右的领导层（即干部），几乎全部是贵阳市各单位因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而被降职、撤职或受处分而调到市建公司来当干部的。他们自然是正式工。

所以当年的市建公司有三个典型的，几乎是贵阳市独一无二的奇特现象：

    一、第一次使用了“长期临时合同工”这个名词。“临时工”，“合同工”这两个名词我们听得多了，“临时合同工”前面再加上“长期”两字，就使人感到奇怪了。以95%的“长期临时合同工”为主体的这样一个国管企业，自然就会有人向领导问到这“长期”二字如何解释。领导解释说，“长期”二字表示不会轻易被解雇，长期有工做，工作性质相对稳定，也有劳保和福利。再问到：如果我们工作表现好，积极肯干，又不犯错误，或者工作了若干年，会不会转为正式工呢？领导说：能不能转为正式工，并不夏你工作的表现，也不论你工作时间的长短，得要看中央有没有这个政策，国家有没有这个需要。又问：如果中央哪一天会有这个政策，国家会有这个需要，我们能转为正式工的话，我们的工龄从什么时候算起。领导说：如果能转正，你们的工龄从参加市建公司的那一天算起，不是从转正的那一天算起，这就是“临时合同工”前面加上“长期”二字的重要性了。这样的回答大家都较为满意，还能有什么奢求呢？我们这一批“长期临时合同工”，比起那些有一天无一天，随时可能被解雇，没劳保，没福利，没假期的“临时工”，“合同工”又算幸运多了。

    二、贵阳市建筑公司是典型的“牛鬼蛇神”集中地。70%左右的学生绝大多数是“黑五类”子女，可算是学生中的“牛鬼蛇神”。15%左右的从社会上无职无业或打零工的游民队伍中招进来的，也属于社会上的“牛鬼蛇神”。10%左右从合作社调来的技工也是合作社领导看不顺眼、调皮捣蛋而到了市建公司的，也算是集体企业中来的“牛鬼蛇神”。5%左右的领导干部全部是犯了错误而下到市建公司来的，可谓干部队伍中的“牛鬼蛇神”。在这样一个全部由“牛鬼蛇神”组成的国营单位里，大家彼此彼此，工人、干部之间也彼此彼此，自然也就很难再强调阶级路线或纠缠出身问题了。干部对工人的提拔或任用就只能看工作表现而不看家庭出身了。除了那70%的应届高初中毕业生还习惯地自称自己是“学生”，把我们称为“社会上来的人”，不大愿意和我们打堆，略略有点语言歧视而外，大家相处都还算和睦，真是，你不揭我的疮疤，我也不睬你的痛脚。

    三、社会上都普遍认为，建筑工人恐怕是知识最缺乏，语言最不文明的一个阶层了。男女比例也严重失调。由于建筑工人受歧视，男的要到其他单位去找对象往往很困难，只能“面向农村”。可是，我们市建公司就是一个特殊的例外，85%的年轻人全部是63、64、65这三年的高初中毕业生，谈吐都有一定的知识水准，男女比例也适当，找对象也不用发愁，还有不少其他单位的男职工来打我们市建公司女青年的主意。

市建公司也是一个出“人材”的地方，文化大革命中，不大的市建公司出了很多贵阳市知名的人物，不少都是“榜”上有名的（上了判刑布告的），例如：贵阳“启蒙社”的社长杨再行，市建公司混凝土工。“启蒙社”驻京代表秦晓春，市建公司混凝土工，和我曾同住一个宿舍。与全国闻名的张志新同样闻名的马绵珍（女），市建公司基层技术小干部。这位女英雄，当林彪还在台上时就大喊“打倒林彪”，“林彪是野心家、阴谋家、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结果被割掉舌头，公开枪毙的。贵阳市第二大工人造反组织“工人赤卫队”的头头黄世民，市建公司三处泥水工，“二月逆流”时被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判无期徒刑。贵阳市第一大工人造反组织”红卫军”的几个纵队长“红卫军”头头李铁乃手下的得力干将苏填辉,保大本,市建公司五队的泥水工,与我同队同班。《全红总》贵州分部十几个主要负责人中，市建公司就占了四个：曹绍忠，纵队长，分部负责人之一，市建公司二队石工；钟明生，付纵队长，分部负责人之一，市建公司木工；李炳华（女），分部财务部长，市建公司五队普工，食堂卖饭菜票人员；我，贵州分部第一负责人，《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总指挥，市建公司五队泥水工。这应该很能说明问题了吧。如果有人问，市建公司倒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可以这样说,所谓“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恐怕市建公司就是这样一个关着牛鬼蛇神的笼。

市建公司的领导既然都是犯了错误而被贬来的，当然也不是善男信女，都有些来头。例如我们五队的党支部书记陈凤鸣，当时的职级应该只是一个科级吧，但他在淮海战役时就是解放军的营教导员，一场恶战后，他是牺牲了的烈士，当开了追悼会，在将尸体装棺材的时候，他才醒了过来，送到医院挽救，以后又随大军渡江南下，解放大西南，直带兵打到西双版纳，安徽人，个子高大，身形魁梧。他的老婆是在昆明娶的，名叫李文兰，也是和我们一起进市建公司的。也是“长期临时合同工”，管材料。解放初期陈凤鸣已是付师做干部了，大陆解放了十五年，被调到新成立的市建公司第五工程队来当属于科级的党支部书记兼队长，这不是犯了严重错误，还会是什么？不过，他犯的错误最得人心，据说是与上级顶撞，还打领导，累教不改，脾气暴躁，凶人，训人不要本钱，这性格最适合管理民工队伍了。贵阳修磊庄机场时，他被调去当民工大队长。市建公司一成立，又被调来当五队队长，支部书记。这人相当耿直，油盐不进，你要提只鸡上他家走后门，准被他把鸡摔到大街上，把你赶出门。他要提拔工人决不会听下属建议而是亲自暗中用眼观察，谁的工作积极，勤劳肯干，他不看家庭出身。训话时也不谈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抓住你偷奸耍滑，消极怠工，就要把你凶过够。

另一个是李云鹏，陈的付手，管五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李云鹏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专搞政治思想工作，调来市建公司之前是贵州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被调到市建公司五队来当陈凤鸣的助手，只属付科级干部，这错误也应该不小吧！差一点就可能被开除党籍，成了留党查看之类了。但虎死都有三分威，他那样子看上去就使人感到恐怖，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据说，他的双眼，可以看穿别人的思想，真不愧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专搞政治思想工作的。初时我还不相信，以为他那模样让人不寒而栗是事实，但那双眼不会具有看穿别人思想的功能吧。

一个月后，党支部书记兼队长当着全工程队对我作出公开表扬，说我工作积极肯干，不偷懒，不耍滑，他说这是他坐在工地办公室直接观察的结果，并把我从挖土方的普工提拔为新成立的泥工班班长。谁也没想到，他真会天天在工地，坐在工地办公室的窗子边看工人上班，我也不明白，什么叫积极与不积极，八小时之内，就应该是自己的时间。两个月后，从各修建合作社调来的技术工人都来了，技术工种已配备。陈凤鸣又提拔我当了泥工排的排长。这一下，李云鹏就成了我的直接顶头上司。他经常叫我去汇报排里的情况，我谈了，谁的技术好，谁的技术差，工程质量的好坏，工程进度如何，有哪部分工程未达到验收标准。谁知他却说，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付排长的事，你是正排长，要抓政治思想工作，掌握全排的思想动态。我呆了，一句话都答不上，别人的思想能够知道吗？也应该去掌握吗？我下班后，除了看书，就到郑天赐（方圆）家，与他一起探讨很多社会问题，重点是临时合同工制度的问题，难道这些思想都应该让别人来掌握吗？

李云鹏见我一问三不知，就给我分析了全排几乎每一个人的思想状态。一席话听得我心里直打冷颤，我相信了，他的眼睛真具有看穿别人思想的超能力。我胆颤心惊的回到家里，对我父亲说了，我害怕，我不想当这个排长了，我只想当一个工人。我不想去掌握别人的思想，我的思想也不想让别人来掌握。我的父亲对我说，你人生第一次有了一个工作，又遇见这样一个领导，对你是一个磨炼，让你处事小心谨慎，这也是好事，当不当排长，听其自然。向领导汇报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工人工作不好，工程出了问题，不是你能掌握的。我就这样在市建公司第五工程队渡过了9个月的时间，直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

这九个月，我基本上不担心随时被解雇，也不再到处奔波去找工作，工作比较稳定，每月工资连粮差补贴等是44.50元，比当代课教师24元一月和在服务站打零工8角钱一天好多了。这九个月的夜晚，大部分是在我的好友郑天赐（方圆）家渡过的。

这段时间，我们搜集了大量的有关临时合同工制度的资料以及不少临时工合同工受欺压，受迫害，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的典型事例和有关统计数据。我们对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思考趋于成熟了，由郑天赐（方圆）执笔共同写出了一篇论文——《论临时合同工制度》。

这篇文章于65年底写成，文章例举了一些典型的事例，说明了广大的临时合同工在极不公平的政治和经济待遇下，过着的悲惨生活。然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阐述，说明同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份子的临时工合同工们，已经沦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被专政者。最后用大量的篇幅从马克思“资本论”中对剩余价值的论述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角度，批判了“临时合同工”制度的不合理性，残酷性。这篇文章我们并没想到发表，也知道没有任何报刊杂志会给我们发表，只在一些朋友中传阅，引起了同为临时合同工朋友的共鸣。

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它贴上了街头——郑天赐（方圆）将这篇文章带到了北京，油印成传单，广为散发，成了联系到北京的全国各地临时工合同工上访人士的桥梁，成了《全红总》的理论基础和行动纲领。

基于我们在这篇文章中的论述批判以及《全红总》的实例控诉，直到今天，中共的官方史书不得不承认：“（1966年）12月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经李富春批准，向合同工、临时工表示：支持合同工、临时工造反；同意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无故解雇合同工、临时工；合同工、临时工制度可研究改革，改革方案报国务院。”（见《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154页和155页。）

而在1966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取缔“全红总”的《通告》中也仍然一开头也不得不承认“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错误的。……在中央未作出新决定以前，仍按原来办法执行。”（见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157页和158页。）（这里，我顺带说一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这个“新的决定”是在1968年10月《关于三工转正定级的通知》，这三工是指“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为了争取这一战果的《全红总》主要负责人却于一个月后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徒刑而送劳改。）

当时，《全红总》也正因为考虑到将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报经国务院，国务院作出正式改革通知会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保障在这个时间之前的全国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轮换工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所以迫使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共同签署了一个《联合通告》，这《联合通告》通报全国，叫全国劳动部门和工会遵照执行。这个文件上面并列盖有三枚公章：《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并有总工会书记王志杰和劳动部长郗占元的亲笔签名，已永远载入了史册。

如果说《联合通告》是《全红总》取得的初期胜利的话，则“三工转正定期的通知”正是《全红总》为全国三千多万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所争取得到的胜利成果，让他们得到了政治上和经济上应有的权利，同工同酬，不受歧视，不受欺压，得到了一个劳动者应有的尊严，我们虽然被判刑坐牢，心里充满了自豪和骄傲。哪里会有半点后悔呢？《全红总》的斗争，除了为广大工人的利益而奋斗之外，哪里有半点“党内权力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影子呢？

这里顺便说一句，我的临时工生涯结束的那一天，也就是我被判刑十年，坐了整整七年，法院宣布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犯有严重错误，但并未构成犯罪，现给予无罪释放。”回到单位市建公司的那一天，党委书记陈凤鸣（这时他已不再是第五工程队的支部书记了，而是公司党委书记、第一把手）。对我宣布：“你现在已经是正式工了，你的工龄从你参加市建公司的那一天算起，（即1965年9月）。”

陈凤鸣说：“三工转正定级的通知下达时，你正在坐牢，我们全公司三千多长期临时合同工全部转为正式工。你也应转为正式工。你坐牢的七年工龄照算，工资补发，现在公司决定，给你提二级工资，你现在是四级工，工资56.50元。”

我坐牢前是二级工，工资44.50元。

不久，给我补发了七年的工资，三千七百多元人民币，那年头的三千多元，可算个小富翁了。不久，全公司评议调级，有40%的人可以升一级，由班组评议，我们一处党支部书记徐原荣收了通知给我们班组，给我硬性提一级，不在评议之列，提成五级，同工资62.50元。当时，我又是泥工班班长了，这是的市建公司已不是班、排、工程队的军事化编制了，改成了组、班、处的编制。我们这个班是“青工班”，五十几个人，就有二十几个是高、初中刚毕业的失学青年，这些可不是我们刚进公司那时候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弟了。

1981年5月3日，星期天，我组织我们青工班郊游，并邀请处党支部书记徐厚荣参加，游玩的过程中，我递给他我申请到香港的定居报告，徐看了后，马上说，我今晚就给你写上好的评语，明天一早送公司保卫科，并叫保卫科的最快的速度递到公安局。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对我这么好，我刚从监狱出来，结论是犯有严重错误，但未构成犯罪，回到公司，转为正式工，补发坐牢七年的工资，加薪三级，又升班长。申请到香港，处党支部公司保卫科，公司党委又大开绿灯。我不禁问道：“徐书记，你们为什么不歧视我这个刚坐牢出来的人呢？”他说：“坐牢也得看为什么坐牢，你不是红卫兵，造反派，你参加的是《全红总》，为的是临时合同工的事，我们为什么会歧视你呢？”他说，他的老婆，公司保卫科长的老婆，党委书记陈凤鸣的老婆，其他干部的家属，大部分都是“长期临时合同工”，都是68年那次三工转正定级的。他感动地说，小萧，你们《全红总》的奋斗和努力，为全国五千多万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争到了应有的权利，争回了劳动者应有的尊严。你的忙，我们义不容辞要帮。我们的心中会永远记住《全红总》。

共产党的中下层干部，他们亲属因《全红总》的奋斗得到本应属于他们的利益，永远记住《全红总》。而共产党的上层，他们的亲属当然不会去当临时合同工。相反，《全红总》的斗争也许会挑战他们的利益。当然，他们也会从另一个相反的角度去永远记住《全红总》的。

曾经有人问过我：“你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我回答：“失学。我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

   “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

   “坐牢。因参加《全红总》而坐牢，为争取全国广大的临时合同工应有的权利而坐牢。”

第二章 “一场浩劫”

1966年6月，那场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最后又称之为“一场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应该说，“文化大革命”的初期（1966年6月——1966年8月），才真正是一场浩劫。

当时，由“红五类”的子女组成的“老红卫兵”控制了一切。他们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将“地富反坏右”分子游街示众，再“踏上千万只脚”，“打入十八层地狱，要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他们在大街上狂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叫声足以令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心惊肉跳，夜不能寐，甚至常常从恶梦中惊醒；他们挥舞着“破四旧”的旗子，砸文物，毁古迹，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遗产，毁之一旦；他们在“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下，焚烧书籍，批老师，斗学者；他们将港、奥、台及华侨的亲属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大肆抄家、抓人……

这伙“老红卫兵”的暴行使中国历史上能记载的一切最残酷的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为之逊色，不足挂齿。笔者耳闻的太多，不必说了，恐有不真，以免冤枉了我们的这批“红卫兵小将”，就说说笔者亲眼目睹的一幕吧：

1966年7月16日下午，贵阳市黔灵西路（门牌号码不记得了），在贵阳五中隔邻，贵州省民盟主席双清（方圆的亲戚）的家里，突然冲进一伙北京南下的北京115中学的“红卫兵”。他们不分青红皂白，不问缘由，用皮带和铁链将双清的儿媳活活打死，双清及他的儿子未在家，逃过此劫。笔者听闻，赶到现场，是下午六点过钟，红卫兵正狠狠地抽了最后几鞭，口中骂骂咧咧，确认已经死了，才慢慢地，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丝毫也没有因打死了人无形中流露出的惊慌神态，肯定是来时就安下了一颗不打死人不罢休的心。红卫兵一走，我同一些群众近前一看，双清的儿媳早已断气，由于天热，她着衫不多，上身的衣服全部打烂，几乎半身赤裸，全身打肿到变了形，一条条青紫色的皮带痕，铁链痕清析可见，血迹不多，死状凄惨而痛苦。两三个小时的皮带、铁链抽打，公安派出所就在附近，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区分局只隔两条街，步行不过十分钟。我的家在贵阳市北郊，离双亲家至少半小时路程，我都听说了才跑去看。而公安局、派出所却不敢出面。这批红卫兵，用无法无天来形容，真是一点也不过分。如此案例，全国何止千万？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牛鬼蛇神纷纷出笼。”这句话不对，一开始纷纷出笼的是红卫兵。 “牛鬼蛇神”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只能龟缩在笼里，任凭牢割，能保住条狗命已算很幸运的了。

“红卫兵运动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红卫兵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这些话一点都不假，正因为如此，人们将“红卫兵”或红卫兵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划上了等号。红卫兵的暴行使人们，尤其是深受其害的文人及港澳台侨的华人对红卫兵深恶痛绝，因此也对文化大革命深恶痛绝。当文化大革命被“全盘否定”这一槌定音之后，他们的内心找到了平衡，亡灵得到了告慰，压郁在心头多年的怒气终于可以发泄出来，他们当然无不拍手称快，拥护这“全盘否定”的结论。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可是，历史却是由那些文人们在当权者的槌定之下，再加上自己的主观善恶，写成文字而流传后世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恐怕就会如此留传给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了。虽然这其中有很多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发出过不少的疑问，但他们因为只是粗人，他们的疑问或见解就很难见诸文字，例如：红卫兵、红卫兵运动难道就包括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吗？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就丝毫没有表现过自己独立的思想，自己的愿望及反抗精神吗？

红卫兵运动并不等于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只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条支流，以排除异己为目的的党内权力斗争，两条路线斗争，这虽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核心。但核心之外仍然有人民群众被压迫的情绪的宣泄，正义的呼声，对真理的追求，不屈不挠地为争取自身权利的抗争精神；这些难道也能全盘否定吗？

即使是第二批“纷纷出笼”的“牛鬼蛇神”们，他们在“红卫兵”和工作队的高压下，熬过了一段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一旦有人允许他们反抗和发泄，试问，他们将作何选择呢？这个人就象拧开了一个充满了高压气体，即将爆炸的锅炉的阀门，并把这个阀门扭过去对准了自己的对手，难道他们就只能选择自杀式的自身爆炸掉，就不能选择把这个气体冲向曾经给他们也同样施加了高压，压得他们抬不起头，伸不直腰，几乎丢掉狗命的另一群人吗？当然，他们没有那些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那样冷静，那样善于分析和思考。也没有那些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那样的耐性，郁郁寡欢，自闭式地把自己关在小阁楼里等上十年，在新的当权者一槌敲下时，再跟着歇斯底里地狂叫几声“一场浩劫”，以此继续自我麻痹，自我安慰。

请别忘了，那些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们在那小阁楼里苦闷的十年，或者在小河边钓鱼的清幽的十年，正是那批对真正的一场浩动的及时反抗者们为他们争得的。当然，与那个女人有私人恩怨和桃色纠纷的一些文人却是例外，这些人连喊几声“一场浩劫”的机会都没有了。

另外，如果把人民群众在反抗的时候，口中大喊“誓死保卫XXX”，“坚决打倒XXX”，就要简单地给予“全盘否定”的话，我看，那些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的头脑也未免太简单了。“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个典故，可正是那些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们编出来启发人的。他们不用，群众用了，就来一个“全盘否定”，该怎么来形容这种心态呢？

我作为一个工人，脑子里的词汇实在有限，让他们自己形容好了。至于说，人民群众的行动无形中，干脆说肯定是帮助了共产党内的这一派而打倒了另一派，是卷入了两条路线斗争，因此应该全盘否定。好，那么我请问，那些文人们，就比如说那“四条汉子”吧，写了大量的所谓文艺作品及若干对某人、某党歌功颂德的文章，实际上是帮助了某一党在舆论上大作宣传，推翻了另一党在大陆的统治；同样也是把某某人推上了权力和威望的顶峰，使他更能轻易地打倒另一伙人，更不要说那些小文痞们，今天可以在报上发表文章“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明天又可以在同样的报纸上看到他批判“四人帮”和批判“两个凡是”的大作。为什么这些就不能能否定，甚而还要肉麻地冠以“文豪”“大师”“文坛泰斗”等的美称呢？

这里，我们还不得不指出的一点是，在现今大喊“全盘否定“的那些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正是当年的红卫兵。三十年后，他们已成了文人，知识分子了，不好意思将自己三十年前的行为肯定下来，当然也就要把其他一些人的正义的诉求也一起否定掉。就象我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北京115中的学生，他们肯定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也肯定逃脱了历史的制裁，他们现在应该在知识领域，经济领域或政治领域中已占了一席地位，既然觉得自己打死无辜百姓的行为得不到肯定，当然也会从内心拥护干脆把文化大革命的一切也全盘否定掉。

仁慈的真主啊，万能的上帝，阿门！

到底是上帝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上帝，本人不想深究。我只觉得，既然人都拿他们无可奈何，上帝在他们面前更是无能为力的。良心？他们当然有良心，只不过却留到现在才拿到国际跳蚤市场上去公开兜售：一美元一公斤！

    说穿了，第二批纷纷出笼的“牛鬼蛇神”中的明白人们，只不过是为了争取自身做人的权利而已。在当今，谈“人权”二字已如家常便饭，有人说梦话的时候也会首先冲口说出“人权”二字。文人们聚在一起，口中对“人权”的闲聊可以变化成历史，人民群众为人权，为自身生存的权利而奋斗的历史却要被全盘否定，从已经成为历史的历史中删除出去。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由那些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们写成的。

正当红卫兵在社会上狂叫“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时候，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队”进驻了各个单位。他们的政治权力自然凌驾于原单位的领导之上。

当然，我们单位也决不会例外。工作队一进驻我们贵阳市建筑公司，我们不到一年的、埋头苦干的、较为平静的生活立刻起了变化。工作队一到，就立刻召开全队大会，要大抓阶级斗争，要揭阶级斗争的盖子，每个人都要向党交心，要互相揭发，要互揭疮疤，互踩痛脚。虽然以前大队长陈凤鸣也不时开大会训话，但没有提什么阶级斗争，只是狠狠地凶那些在工作中偷间耍滑的人，让他凶完了，思想上也没有留下什么阴影。这次不同了，大会完了，又小会讨论。每个人都必须向党交心，人人过关，每个人都必须上纲上线地把自己狠批一通，臭骂一通。工作队找我谈了几次话，说我既然是泥工排的排长，就应该带头揭开泥工排阶级斗争的盖子，要我打响这互揭疮疤的第一炮。我实在看不出我们泥工排会有什么阶级斗争，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行为值得我检举揭发。工程中出现的质量事故和技术问题，这太正常不过，难以避免，谁也不想有意造成，指出和改正就行了，连过分的批评都是多余的；年轻人谁不贪玩？有时扯个谎，向我请个事假，不上班，与朋友玩公园去了，事后知道，扣他一天工资完事，他也乐意接受这种处分，但这能与阶级斗争扯上关系吗？我除了在班排会上狠狠地臭骂自己一通，又写出大字报向党交心而外，实在写不出第二张揭发别人的大字报。

几天后，我到另一个工地检查工程进度，泥工一班在那里工作。一到下，我惊呆了，工地上贴满了我的大字报，全部是一班班长骆正义写的。光我的家庭出身，父亲在解放前干什么，就写了几大篇，比我还了解清楚。最后又写到我这个国民党的孝子贤孙，地富反坏右的残渣余孽，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表面上伪装积极，暗地里大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工程上出现的问题，都是我指使阶级敌人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铁证，而且又企图捂住泥工排阶级斗争的盖子，负偶顽抗，企图蒙混过关。

我啼笑皆非了，心里明白，是工作队在我这里打不开掀起群众斗群众的缺口，在骆正义那里打开了。骆正义在我当泥工班班长时，他是付班长，我升为泥工排排长，他是一班班长。他除了自认为泥工技术比我好而不服气之外，还有另一层心理因素，那就是他的家庭出身。其实，他的真正家庭出身，也不比我好到哪里。他是地主出身，解放初期，父亲被枪毙了，母亲后来带着他改嫁了一个小干部，以后他就以“革命干部”来填写家庭出身这一栏了。当然，工作队绝不会相信他这个“革命干部”的家庭出身，只不过是抓住了他的心理弱点，由他来揭开了泥工排的所谓的阶级斗争盖子，还说这个盖子是我捂住的。一个月后，工作队在市建公司拟出了“黑名单”。七月分，队里下了通知，撤去了我泥工排排长的职务。为此，李云鹏找我谈了话，近一年来，我小心谨慎地与他相处，实事求是地处理泥工排的工作，他对我产生了好的印象。他说：“小萧，你可别想歪了。这决定是老陈（陈凤鸣）作的，他是怕排里事务性事儿多，影响你学技术。去掉这排长职务，你可一心一意地学好技术了，老陈可关心你啦。你别想到是工作队干的，可千万别对党产生抵触情绪呀！”

市建公司的“阶级斗争”的盖子就这样被工作队揭开了，一场“群众斗，斗群众，群众斗群众”的运动开始了。今天在台下斗人批人，明天就会站在台上被人批，被人斗。批人斗人是为了自保，你为了自保，批斗别人，别人为了自保，同样要批斗你。结果是人人都自保不了。

在红卫兵和工作队的淫威下，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人人提心吊胆，个个禁若寒蝉，对红卫兵避之则吉，对工作队恨之入骨，却又丝毫不敢表露。整个社会就象被人冲进了高压气体的气缸，几乎快爆炸了。

我们市建公司有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工人对我说：“哎，这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秧。”但是,他没有说出，也不可能知道，到底是哪一路神仙要叫凡人跟着遭秧？这里有三个可能：

一、是明知自己将要倒台，很快就有灭顶之灾的那一路神仙，要“转移斗争的大方向”，硬拉凡人陪葬，所以派出工作队，挑起群众斗群众，暗中唆使红卫兵，把矛头对准了本来就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群众，更不惜把中华民族的文物古迹也陪也进去。

二、是即将胜利的那一路神仙，为了能让亿万群众都参与他的这一场斗争，不惜先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先整群众，先压群众，然后再把这个责任推到要打倒的那一路神仙头上，让人民群众死心踏地跟着他去打倒那一路神仙。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是谁，是哪一些神仙把这一把扭开气缸阀门的钥匙交给了这一个神仙？

三、是否还有第三路神仙，对即将倒台的那一路神仙落井下石，对即将胜利的这一路神仙表面支持，但是暗中心怀鬼胎，暗中布下的为今后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的伏笔，也不惜拉凡人陪葬。这第三路神仙却是把那把钥匙交给了第二路神仙的关键性人物，他对于帮助第二路神仙打倒第一路神仙所起的作用要比那些受压迫的凡人高喊着“誓死捍卫XXX”“坚决打倒XXX“要大过一万倍。

不管上述三个假设中哪个成立，人民群众都是无罪的，有罪的是上述这三路神仙，应该全盘否定的是他们，而不是在高压之下奋起反抗，起来“造反”的人民群众。如果文人们想玩历史的话，就应该帮助人民群众去找出这三路神仙在文革初期对亿万群众施加高压，让他们痛不欲生的确切证据，确定那真正的一场浩劫的责任谁属，才能解开有亿万群众参与的、真正是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谜，也让老外们打消文化大革命是“八亿中国人都得了神经病”的看法。

到十月底，工作队在各单位搞的黑名单都出来了，他们说：“阶级阵线基本清楚了，阶级斗争明朗化了。”如何安顿这一批钦定的牛鬼蛇神、监管对象呢？“五.七农场”应运而生，各单位都相继办起“五.七农场”，把这批人送到农场去监督劳动——变相劳改。

我们市建公司的五.七农场是八月中办起的，全称是“贵阳市建筑公司王比五.七农场”。“王比”是一个村名，是贵阳市郊外乌当区水田乡辖下的一个小村庄，是布依族的寨子，一个荒凉的山沟，周围不通公路，翻山越岭走十几公里的羊肠小道才到水田乡，水田乡有公路通贵阳，也有十几公里。陈凤鸣被免去了五队大队长及党支部书记的职务，调去当五.七农场的场长。第一批到农场的都是黑名单上的主要人物，共三百多人，我自然榜上有名。前文已有交代，市建公司这批“长期临时合同工”绝大部分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或个人有问题的，按理都是应该到农场去改造的，不过，如果全部去了农场，市建公司的建筑工程也就全部停顿了。所以，领导说，分期分批改造，三个月一换，8月底去，应该是11月底回城。

第一批到农场去的名单颁布后，李云鹏又找我谈话。他说：“小萧，你可别背思想包袱呀！你去农场可是老陈点名要你去的。公司党委会上，确定老陈去当场长，给他配了七个干部，他一再坚持，再要一个人，他才去当这个场长。党委们说了几个，他都摇头。党委书记问他：‘老陈，你到底是要谁呀？'结果我说，把那五队的萧碧璜调去，老陈才一拍桌子，说：‘好了，我就要他。’老陈是个好人，你跟他到农场去好好干吧，他可喜欢你啦，跟他到农场去离开这城里是非之地，你也避免犯错误。可是，你得作好思想准备，别想到三个月就回来。老陈当一天场长，就会把你留在农场一天。”

8月20日，和我住在市建公司头桥松山村同一职工宿舍的秦晓春（即后来七九民运时贵阳启蒙社的驻京代表）把他养的一条小狗杀了，叫我一起吃狗肉。我问他：“你为什么把狗也杀了？”他说：“我明天要去串联了，你明天也要去农场，还有谁管它？迟早也会被人杀掉，不如自己吃了算了。”

8月21日，我随着大队到了“王比五.七农场”。我们一到，场长陈凤鸣训话了，他是老一套，只谈生产，不管阶级斗争：“你们少管社会上那些事，老老实实地搞好生产就得了。不准到社会上去串联，不准天农场成立造反派、战斗队。三个月时间，每人给我开荒七亩半。我老陈说话算数，三个月一换，你们走了，我还没走，我可要以农场为家了。”

他成立了一个采购班，七个人，叫我当班长，负责整个农场的农具、种子、粮食、蔬菜及一切生活物资的采购，实际上是把整个农场的经济大权交给我掌握。我每天带着另六个人担着担子，翻山越领，走村串寨去采购物资，保证食堂的粮食、蔬菜、肉类的供应。

这日子还算不错，只要能保证农场的供应，我们采购班还挺自由自在。早上挑上担子一离开农场，谁也就管不着了，中午不必赶回食堂吃饭，在其他寨子的小饭店吃饭，还有4角钱的出差补贴。运气好，在邻近的寨子买到新鲜肉、蔬菜，还有空闲的时间，把担子搁在山间，大家休息，游山玩水，打松子，采蘑菇。记得有几次，因买不到蔬菜，我带着采购班每人拣了一担松蕈，还吃得真香。除此之外，我还能经常进城，到公司提钱、传递信件和公司下到农场的文件。我无形中成了农场除场长陈凤鸣以外的第二号人物，在职工心目中的地位比那七个干部还高。遇上政治学习，陈凤鸣总把我叫去，参加他们那八个干部的学习，叫我念报纸，实在拘束，不是滋味，宁可在采购班学习。但陈凤鸣每次都一定要我去。有人说，我大概是要“提干”了。我心里觉得好笑，象我这样一个牛鬼蛇神，送到农场来改造的人，不再拉回市建公司去斗，还能在农场里过上自由自在的日子，就很不错了。我也相信了李云鹏说的话，是陈凤鸣点名要我到农场的，离开那城里是非之地，以免我犯错误。市建公司王比五.七农场就在这样一个场长的领导下，三个月没开过一次批判会，没批斗过任何一个人，农场里没有出现过一张大字报。陈凤鸣开大会时，除了叫几句“我要七亩半”之外，也没谈过一句阶级斗争的话。

第三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与农场平静的生活刚刚相反，这时的贵阳市象炸开了锅，沸腾了。从8月底，即是我们刚发配到农场以后，城里的形势发生了我们预料不到的变化。

8月底，第二批南下串联队的红卫兵到了贵阳，到处煽风点火，宣传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批示和《十六条》：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紧接着，贵阳市第二批红卫兵组织出现了，他们的名称叫做“贵阳市大中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原来横行街头、臭名昭著的那批红卫兵名称叫做“贵阳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年代造反总部”。从这两个红卫兵组织的全称来看，名称上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最后几个字，一个是“造反总部”，另一个是“造反司令部”，以后我们都习惯用“红卫兵造反总部”和“红卫兵造反司令部”来区别这两个红卫兵组织。前面冠以“毛泽东思想”这五个字的“红卫兵造反总部”恰恰是反毛而保刘的，后来我们又称之为“保皇派”的红卫兵，前面没有“毛泽东思想”这五个字而改为“大中院校”的这个“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又恰恰是保毛而反刘的，我们又称之为“造反派”的红卫兵。从他们的组成来看，“红卫兵造反总部”是先成立的，成员是红五类的子女，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如前文所述，已经得罪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本来，广大的下层百姓对毛刘之争的谁是谁非问题是分不清楚的，甚而，对刘少奇还有些好感，他的“三自一包”政策，还有体现“三自一包”政策在农民心中引起的喜悦心情和对幸福未来的向往的那首歌还回荡在人们心中：

“三头黄牛，一呀么一头马，

不由得我赶车的人儿笑呀么笑哈哈。

往年，咱个村呀，咱穷人，哎嗨哟，

今年，那个喂，打谷录车呀骨碌碌的转呀，

骨碌碌的转呀，转到了咱们的家。“

奇怪的是，全国的亿万群众享着这首歌颂刘少奇的小调，口里却大喊“誓死捍卫毛主席”“坚决打倒刘少奇！”这多么矛盾，难怪洋鬼子们都说“八亿中国人是得了神经病了。”刘少奇的惨败、惨死除了他的高层盟友在关键时刻背叛了他这个重要因素之外，第一批红卫兵及工作队也帮了他的倒忙，间接地成了杀害他的凶手。

俗言“众怒难犯”，他们已经犯了众怒。当然，人民群众这股怒气的积压，并非始于文化大革命，而是长时期的没有言论自由，没有行动自由，也没有思想自由的高压下积累起来的。这剥夺了人民群众的一切自由和民主的高压政策的制定者是中共的最上层，毛、刘、周，恐怕谁也不能置身事外，而这个政策的具体的执行者则是中下层官吏，从省市委一级直到各单位的领导。但人民群众却多数是从直观的感受和亲身的体验出发，都想把这股怒气发泄在招待这个政策给他们直接施压的单位领导和省市委一级中下层官吏的头上。只不过是敢怒而不敢言，有的甚至连怒都不敢。

上了年纪的人都清楚，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只对一个小小的党支部书记有言论上的不满就会被扣上“反对党的领导干部即是反对共产党”的帽子而无需经过法律程序被送去劳动教养。我用不着举任何实例，新一代的年轻人可能认为这是天方夜谭，笔者有意夸大。因为他们曾经在物价高涨时自己说过或者听别人说过：“什么都在涨，只有邓小平的个子不长。”但说这些话的人并未被抓起投进监狱。但你们可知道，这句话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足以枪毙，“恶毒攻击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条罪状，公安人员拿着这个卷宗手都会发抖。“六四”时喊“打倒李鹏”，说邓小平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应该不止那几十个被通缉的人吧。应该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广大的人民群众用勇敢的造反行动首次冲破桎梏而取得的一种成果。可是，在这个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的现代知识精英和民主斗士们却反过来把为他们铺开道路的当年人民群众的反抗或者说“造反”行动全盘否定掉，尔云亦云地说成是“一场浩劫”，这未免有欠公允吧。而且，何必要在有心人的刻意安排下去造成这样一个中国现代民主运动史上的断层呢？

中国民间有一句话，叫“大官好见，小鬼难缠。”这句话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民间也颇为流行。这除了说明中国老百姓的善良本性之外，还说明了他们把身受的欺压归咎于地方官吏，对上层抱有希望，因此出现了上访和进京告状的情况。

总之，人民群众在心中的积怨就象中华大地已堆满了烘干的柴草，一个火星就可以点燃。

文化大革命初期横行全国的红卫兵和工作队对人民群众所犯下的罪行又等于是在这堆烘干了的柴草上淋上了汽油，现在轮到了毛泽东真正指挥的第二批南下串联队的红卫兵和第二批地方成立的由平民百姓的子女组成的红卫兵到处去去煽风点火了。

毛泽东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拧开了那个充满了高压气体即将爆炸的气缸的阀门，并把这个阀门扭过去对准了自己的对手。从这时起，毛刘之争的胜负就已经最后决定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的决策犯了致命性的错误。为了保住中下层官吏，不惜派出工作队，首批红卫兵而得罪了人民群众，最后葬送了自己。当他自己死后，这批中下层出不穷官吏一部分投靠了毛，大部分明投毛，暗靠周。

毛泽东的决策恰恰相反：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有力地击败对手，他不惜牺牲中下层官吏，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真不愧是搞群众运动的专家，两个高手的较量，刘少奇始终棋差一著。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社会历史的真正动力。”这句话是对的，不要因为它是从“毛主席语录”上摘录下来就否定了它的正确性。

以后的文革史家们总结这段历史时都归结为一句话：广大的人民群众是在毛泽东的欺骗和愚弄之下去跟着造反的，正如不少民运精英说共产党完全是靠欺骗和愚弄四亿中国人而打垮了国民党，夺取了大陆的政权一样。这样的解释虽然对于否定毛泽东、否定共产党比较省事，但恐怕会给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造成一个误解：仅凭欺骗和愚弄都会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他们会以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中国古代神怪小说中最厉害的江湖术士或茅山道长。

事实上，真正最容易被欺骗、被愚弄的反而是知识分子、文化人，因为他们有某些虚幻的理想。只要有人在他们虚幻的理想上着点墨，再勾划出一个更为虚幻的轮廓，他们就死心踏地地跟着走了。而老百姓却是现实的，如果这个人没有给他们一点实在的、可见的现实利益和好处的话，要叫他们跟着走却是非常困难。邓小平后期改革开放的成功而被国内民众称颂就是看准了这一点；璀的民运精英十几年来在海外一事无成，在国内无法展开拳脚恐怕就是忽略了这一点；还有的人，更是完全无视这一点，认为只要有了高深的民主理论，共产党就没有任何法宝，邓小平就只放出了一只白猫，一只黑猫这两员偏将，我们有的具有高深民主理论的人就不知所措了。当然，邓小平的这两员偏将也真没点大将风度，上得阵前，也不报上大名，连姓资姓社都欠奉。又著唐衫，打领带；络腮胡子，瓜皮小帽；西洋架步，少林拳；还真有两下子。海外民运大军司令部的理元帅，论军师不知派何将应战，用何兵器为好；也不知是要下令将此二猫斩于阵前呢？还是诱降归顺？真是煞费脑筋。犹得毅来，早已被这二猫拿下几城，百姓被虏去大半。

刘少奇的惨败、惨死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他的高层盟友在最关键的时刻背叛了他；

二、有第三者对他落井下石；

三、他在文革初期犯了决策性的错误；

四、红卫兵、工作队帮了他的倒忙。

如果还要再加上一点的话，那就是知识分子们对毛的长期的、大量的歌功颂德和吹捧，使他在天时、人和上占尽了优势。且不说大量的、铺天盖地的吹捧毛泽东的所谓“革命文艺作品”了，就说那些“革命歌曲”吧，什么“金山上的红太阳”，“我爱北京天安门”等等的旋律恐怕比现代流行歌曲更优美，流行的时间更长，这岂是广大的工人农民能写得出来的？就连现代的民运精英们，在大谈民主、大骂毛泽东感觉疲倦的时候，也会哼上几首，轻松一下神经。这些，难道就不是知识分子们对人民群众所作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吗？如果正如知识分子们所说：人民群众是在毛泽东的欺骗和愚弄之下去跟着造反的，为什么不再加上一句：正是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帮助毛泽东欺骗和愚弄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呢？而且，当文革结束后，你们不但不吸取长期吹捧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的教训，实事求是地写出文革的起因和真象，又在新的当权者的指挥棒下，继续欺骗和愚弄广大的人民群众。也许，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属性。

现在的民运精英们，可没有我这么罗嗦，一句话就总结了：那就是“人权”问题。国家主席都没有人权的保障自然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这太精辟了，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切历史上的难题；商鞅被五马分尸，秦二世杀李斯，董卓废汉献帝，朱元璋殊大臣，也都是没有人权的问题。现代最注重人权的国家里，黑社会内部火并，二当家杀大佬夺其位，大佬杀兄弟固其位，也都是没有人权保障的问题。历史和社会现象原来就这么简单。哎，当皇帝都没有人权保障，崇祯只好煤山上吊，自行了断了；李自成最后也因为没有得到人权的保障，被逼死在大宫山。

第二批成立的“贵阳市大中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这批红卫兵由平民子弟组成，他们与第二批南下串联队的红卫兵一起似乎是得到了毛泽东的真传，到处煽风点火，提出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为了屐群众，他们公开批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说这是反动的血统论和唯成份论的观点，并大声地扯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社会历史的真正动力”，“不准把矛头对准群众”。毛也好，刘也罢，不同的口号，自然在人民群众观点的心中激起了不同的回响。原来的那批红卫兵不得不把矛头掉转过来，对准了后起的红卫兵，对省市委进行了殊死的保卫战，放松了对人民群众的欺压。工人们，群众们才有了喘息、观战和思考的机会。八月底，九月初，两派红卫兵势均力敌。由于保皇得力，造反派红卫兵的“炮轰”“火烧”只流于大字报、传单、围攻省市委，但未攻入。

真正扭转局势的是“红卫军”和“赤卫队”的成立，工人群众的参与。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才从这时起真正燃烧起来了。

“红卫军”是九月初成立的，全称是“贵阳市毛泽东思想工人红卫军”，头头是李铁乃，是一个铁匠，三十几岁，苦水里泡大的，性格刚毅、果断、勇敢，也很有头脑和号召力。文革初期被工作队整够了，由于性格不屈不挠，8月底上访，进京告状，一到北京，由于头脑灵活，目光敏锐，了解了文化大革命的真谛，一回来就成立了“红卫军”。在他的号召下，很快就有数万工人参加。他的第一仗，就是擒贼先擒王，副食工人直捣省市委，将省市委的四大头头贾、苗、陈、周（贾启元，省委书记，苗春亭，省长，陈朴如，市委书记，周林，市长）揪了出来，几轮批斗以后，贵阳市的局势完全扭转了，白色恐怖的局面打破了，工人们、群众们起来了，保皇红卫兵成了过街老鼠，工作队赶快溜走了，溜得慢的，被各造反派相继揪斗，臭不可闻。从此，“工作队”这个中性名词就变成了贬意词。记得有一次，在批斗贾、苗、陈、周的大会上，李铁乃大吼一声，贾启元，这个堂堂省委书记，居然被这个铁匠吓得双脚发抖，连尿都吓出来了。“红卫军”的兄弟组织，也是贵阳市建公司第三工程队的一个老泥水工，名叫黄世民，四十几岁，大字不识几个，性格粗犷，豪爽，脾气暴躁，为人很讲义气，总部高有贵阳市中心喷水池附近的市人委。记得有一次我去见他，他正仰面躺在一张不得一尺宽的长条凳上休息，有人向他汇报：“黄队长，那个走资派不承认是他派的工作队，在批斗的时候还喊‘刘主席万岁’呢。”黄世民突然象弹簧一样从长条凳上跳了起来，大声叫道：“给老子打！这个狗日的，工作队不是他派的吗？他还敢狡辩！”来人说：“黄队长，毛主席教导说，不准打人呢！”黄世民怔了一下，证据小声了许多，说：“把他给我揪来，等老子亲自问他，看他承不承认。不承认，你们怕犯错误，我来打。”

至于这个走资派是否承认了派工作队一事，黄世民是否真打了他，我不知道。

“红卫军”全盛时是三十三万人，“赤卫队”是十三万人，只有八十六万人的贵阳市，他们占了一半以上，可以说是左右了贵阳市的局势。贵阳市的造反组织多如牛毛，连“单枪匹马战斗队”都有了，可能只是一个人吧。但红卫军和赤卫队都从严没有针对过这些弱小的组织。

他们二人是在“二月逆流”时被捕的，比我们早被捕，他们被捕后，街头出现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三十三万红卫军向何处去？”详细内容我没细看，他们的命运比我们悲惨，一直关押到文革结束，才被判处无期徒刑。七四年，我出狱后，见李铁乃的老婆带着两个孩子在电影院门口，买卖电影票，赚点钱糊口，又被派出所抓、打。我在街头组织募捐，得了一点钱，到她家里去交给她，叫她进京告状，可能也是没有结果。哎，历史可能已经把象李铁乃、黄世民这样的人给遗忘或者全盘否定掉了。

现代的知识精英们都会说：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群众是在毛泽东给予的虚伪的“大民主”的煽动下去造反的，实际上是帮助了毛泽东走向了更独裁、更极权的顶峰，所以，文化大革命中的这个所谓“大民主”，实质上是反民主的，是反动的，也应该给予全盘否定，应该是要现代民运的精英们提出的真正的民主。

本人也并不认为毛泽东当时给予的这个所谓的“大民主”是真正的民主，他给予的目的是要叫人民群众去帮助他打垮自己的政敌，巩固国民绝对权威的地位。但问题是，人民群众为什么会接受它呢？

这里有一个故事：两个恶棍把一个善良的巨人连哄带骗地领进了沙漠，他们对巨人说，沙漠的深处就是天堂。已经十七天没给他一滴水喝了，他已经快要渴死了。突然，这两个恶棍为了争夺沙漠的控制权而大打出手，其中一个恶棍不知为什么双用一只手卡住院了这个快要渴死的巨人的脖子。另一个恶棍明白，只有借助这个巨人的力量才能打垮这个恶棍。于是，他递过了一碗混浊的，甚至还有几滴尿液和血腥味的水，对这个巨人说：“快喝了它，起来把卡住你脖子的这个坏蛋打倒，十七天不给你一点水喝是他的语音他还要把你往沙漠的更深处领去呢。”这个善良的、快要渴死又被人卡住脖子的巨人这样做了，但他也因此延续了生命。从此，他及他的子孙也都知道了水的可贵，水能保住自己的生命也能啬自己的力量。他们开始向沙漠的新的控制者争取要更多的水，更清洁的水。后来，这个巨人的子孙有几个幸运地被沙漠探险队的人用收音机接出了沙漠，把他们安置在充满了水的地方，他们可以用清凉的山泉洗浴，互相用水嬉戏，喝着最纯净，最纯净的水。但当他们一想到他们的父辈、祖辈曾经喝过的那一碗混浊的水时，心中充满了耻辱感，他们大声地责备那个巨人：“你根本就不应该喝那碗水。那不叫水，那是氧化氢和泥沙、氨的混合物，你宁愿渴死，被人卡住脖子，窒息死掉，也不应该去喝那样的东西。要喝，就必须喝这清凉的山泉，还有加了点钙、镁离子的矿泉水，象我们现在这样。”他们的指责虽然很有道理，人啊，的确是有权饮用那清洁的水的，可是巨人听了，只觉得一阵心酸和满脸的无奈。使他更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活下来都是一种罪？！

不管它是水，还是什么东西的混合物，我们还是沿用那个名词，把它称为“大民主”吧。

真正的民主有公认的社会准则和法律依据作为它的限制，而这个“大民主”也有它独特的限制，那就是：“不准反对毛泽东和他的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那一小撮人；不准反对共产党，但可以反对共产党的所有邻居干部，只要给他们戴上一顶“走资派”的帽子就行了；运用这个“在民主”的时候应该先喊几句“毛主席万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口号；自发成立的一切组织前面只要冠以“毛泽东思想”这五个字就算取得了合法地位，无须再经任何人批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游戏规则。

知识分子们当然鄙视这个“在民主”。因为他们手富的书本知识告诉他们，这不是真正的民主。五七年的反右关键更使他们心有余惧，时刻提醒他们，这种由共产党的最上层赐与的所谓的在民主，可能双是一个“阴谋”，他们在文革初期更成了这个“在民主”的受害者。因此，即使形势允许他们反抗的时候，他们也宁愿把自己关在苦闷的小阁楼里，长吁短叹，或者到清幽的小河边，去做世外高人。

还有一种人认为，以反对和推翻共产党最高当权者和执政当局为标志和最终目的的运动才能称之为民主运动，至于这样的民主运动如果成功后建立的新政权是否民主，甚至于可能更专制、更独裁都并不重要。这种人当然更不会参与文化大革命，因为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最高当局屐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绝对不可能以反对毛泽东和推翻共产党为最终目的的。所以，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这个所谓的“在民主”只会嗤之以鼻，暗中观察，看笑话。

另外，却有三种不知天高地厚，对真正的民主一知半解的人运用这个大民主去干自己想干的事了。

第一种人高喊着“毛主席万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口号在人民群众的脖子上架上了一把刀，伤口里撒上了一把盐，背脊上踩上了一只脚。

第二种人高喊着同样的口号推开了那把刀，从地上翻身爬起，把那些平时欺压他们的人打翻在地，出了多年的一股恶气。

第三种人也是喊着同样的口号，利用这个机会去为广大的人民群众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利和利益。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就是属于这第三种人中的一群。

十分讽刺的是，在中国现代运动中起着划时候意义的七九民运——即北京之春民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精英分子，并不是对真正的民主有着充分理解的那前两种人，而恰恰是从后三种人中脱颖而出的。严格地说，他们都达不到知识分子这个级别。例如：周牧（方圆）、任畹町、王希哲、徐文立、秦永敏、付申奇、杨再行、秦晓春、刘国凯、魏京生、雷元海、李月星、王明、陈尔晋、杨政等等，他们的学历几乎都只是高中程度，但他们却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中国良心“的角色，为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而大声呐喊。他们也几乎都卷入了文化大革命，当过红卫兵、造反派，或不以纠斗走资派、夺权、掌权为目的的自由工人运动者，他们也几乎都全部坐过牢，他们至今也仍然在为中国实现民主而奋斗在大陆各地、监狱和海外。

更为讽刺的是，他们正是那个虚伪的”大民主“的产物，他们曾在好个”大民主“的‘煽动”下，或者保护过走资派，欺压过人民群众，或者帮助过毛泽东，打击过刘少奇和走资派，再或者为广大的受欺压的工人的利益去呼叫奔走。在被子利用和反利用的过程中，他们逐步认识了民主的真谛，所以才可能在毛泽东尸骨未寒的时候，发丐了猛烈的批判毛泽东、批判整个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体制的斗争，矛头也直接指向了共产党的最高当权者华国锋和邓小平。也正因为当时的宪法里还保留着“人民有浒、示威、结社的权利”，“有罢工的自由”，还保留着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为标志的“大民主”，他们结社、办报、出版民运刊物，同海外传媒发表自己的观点，北京西单民主墙才为全世界所知，他们才得以名扬海外，香港许行先生的两大本“大陆民运刊物汇编”才得以惧出版。就凭这一点，我们也不应该将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就凭这一点，共产党也应该将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就凭这一点，那些应该是“中国良心”的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应该感到惭愧。

中国近代的民主运动是由中国的有良心、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发丐的，如谭祠同、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矍秋白等等，他们起码都是大学教授级别，他们面对的是一群根本就不知道民主和现代科学知识为何物的中国封建军阀；反而现代的民主运动却是由一群未进过大学门的高初中学生来发起的，他们面对的却是具有高深和系统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甚至于还要面对那些具有西方民主理论和现代尖端科学知识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就连各位看官手中的这一篇文章，竟然会出自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建筑工人提砖刀的手，这会不会是历史的一个嘲弄？

第四章参加《全红总》

由于我在农场工作性质的方便，可以经常进城，而郑天赐（方圆）所在贵阳东山岈口“牛鬼蛇神专政队”在九月上旬已提早解散了。我每次进城都与他详细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在这个形势下我们能干点什么。我们两个都没有参加任何造反组织，并不是我们不赞同造反派的行动，而是我们觉得，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去改变这个社会制度。

老毛的那句话我们特别感兴趣，“要改革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句话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为什么不能从临时合同工制度打破一个缺口呢？我与郑天赐（方圆）对此事作了详尽的探讨：“该不该成立组织？”“该打什么旗号？”“临时合同工制度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劳动部制定的，如果我们提出来以后，会不会被别人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

当时社会上是明显的两派，造反派的口号是“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保皇派的口号为“省市委革命的，大方向正确的！”如果我们在旗帜上不鲜明地标明这两种口号之一，那造反派会误解我们是保皇派，保皇派会把我们说成是造反派，两派都沾不上边，如果两派都来攻击我们，怎么办？

大量问题的提出，我与他都解答不了，有时我与他整夜整夜地将贵阳市外环城马路压了几个圈都在思考这些问题，最后也只确定了两点：一，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问题一定要提出来。正好，人们普遍认为，刘少奇是靠工会起家的，工会自“解放”以来，完全变成了党、政的附属机构，已经改变了完全以工人福址为依归的性质。我们基本确定了，将工会和劳动部门作为要解决临时合同工制度首先要冲击的目标。二，不动毛，回避周，立足点就是这样。具体该怎么搞，我与郑天赐（方圆）都得不出一个定论。他提出去北京上访告状。我同意他去北京看看，上访告状都是没有结果的，主要是叫他了解一下北京的形势，如能联系到志同道合的人那就太好了。我的工作性质不能离开。离开了，整个农场吃饭就成问题了。这以后的事正如方圆（郑天赐）在其文中叙述的，他到了北京后，与各地到北京的临时工合同工志士们一起筹备成立了《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将我们所写的《论临时合同工制度》作为这个组织的理论基础和行动纲领。

他回到贵阳后，又与毛胜年、杨同春等人筹备成立了《全红总》贵州分部。郑天赐（方圆）考虑到自己的家庭出身问题而没有担任总指挥一职，将总指挥一职由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杨同春来担任。

在郑天赐（方圆）的催促下，我是在十二月一日才首次踏足《全红总》贵州分部的。

此前一天，也就是11月30号，一清早，农场的工人们都收拾好行李，很快吃了最后一顿早餐，一个不留，全体步行十几公里，中午到了水田乡等候公司领导萧凯许诺接我们回城的汽车。这一等，直等到下午五点半钟，仍不见萧凯和公司车队的影子。

我打电话找到了萧凯，我还没把话说清，他就先发制人了：“小萧，你是怎么搞的？没有公司的正式通知，你竟敢把三百多职工带离农场，你胆子真大。”

我将他的话顶了回去：“你不是通知我今天中午派车来接我们吗？”

“那你也得昨天下午或今天上午打个电话来问清楚确切的消息。公司要派车来，也会有个正式通知给你。再说老陈虽然生病了，场里也有干部，公司没有指定你负责。”

我也不客气地回了他几句：“场里人什么干部？老陈住院一两天，他们就全走光了。难道他们进了老一辈就没有向公司汇报吗？”

萧凯的口气开始软了下来：“他们真走光了？”

我回答：“当然是真的。你现在还是赶快派车来吧。”

萧凯无可奈何地说：“现在去哪里找车？车队都下班了，党委也没有作出决定。小萧，你还是把他们带回农场去吧，过一两天，我一定会派车来接你们。”

我把萧凯的话告诉了大家。无需煽动，也不能压抑，三百多职工愤怒了。大家提出：“步行回城，立刻召开大会，将公司党委书记李苏，公司经理萧凯和场长陈凤鸣揪来批斗。”

是不是该成立一个农场职工的造反派战斗队呢？大家都提不出来，有人建议就召开一个大会行了，大会名称叫做“贵阳市建筑公司王比五.七农场职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大会得推选一个主席。可能因为我在农场所处的特殊工作位子，大家不用举手了，一致推举我当大会主席，多数人并提出，一进城就开大会，开完会再回家。由于这半个多月来，农场没有干部，都是我与公司打交道，传递公司信息，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为三百多个农场职工讨回公道，也就没有推辞。我立刻以大会主席的身份作出几点安排：

一、成立二十人的尖兵队，由身强力壮，行路快的人组成，把行李留给大队，火速进城，能拦车最好。完成以下任务：1.借用贵阳市云岩电影院，作为会场；布置会场，写出横幅、标语；2.到“红卫军”和“赤卫队”那里，争取他们声援和派人支持；3.打听党委书记李苏、公司经理萧凯及场长陈凤鸣的落脚处，等大队一到下，将他们揪来。

二、成立二十人的纠察队，随大队前进，负责沿途安全及大会的保卫工作。

三、叫身体弱小的女青年和生病的职工把行李拿出来，叫身强力壮的人帮忙担。

我们带着这饥饿、愤怒、精疲力竭的三百多职工翻山越岭地于晚上九点过钟回到了贵阳。到了云岩电影院，会场已布置得差不多了。尖兵队向我汇报，党委书记李苏及经理萧凯都不在家了，不知到什么地方躲起来了，只有陈凤鸣昨天才出院，在家里。

我到了陈凤鸣家，他及他的妻子李文兰很高兴地招呼我坐下。我首先向陈凤鸣汇报了他生病以来，农场半个月的情况。当他听到那七个干部不到一两天全走光的时候，不禁骂了起来：“他奶奶个熊！无组织、无纪律，太不象话！小萧，你为什么不制止他们？”

接着，我把从20号以后，公司始终不把第一批农场职工接回城，我只好把三百多职工带进城的事告诉了他。老陈说：“我住院时已经给党委打了招呼，说话要守信用，叫他们20号把农场职工接回城。为什么会闹成这样？”

我说：“现在没办法了，职工们很愤怒，在云岩电影院开批斗大会，要批斗党委书记李苏、经理萧凯和你。他们都找不到，大家叫我来把你叫去接受批斗。”

就这样，我把陈凤鸣带到了云岩电影院接受批斗。一路上，我给他打了招呼，叫他态度好一点，别象平时那样。

“红卫军”、“赤卫队”及“工人战斗团”都来了些人支援，大约有八、九百人。大会进行了约一个半小时，陈凤鸣态度还算老实，任凭大家批斗。我想到老陈昨天才出院，怕他支持不住，叫人拿个凳给他坐着。大家把工作队搞黑名单，被监管，到农场，又不接回城，步行回城所受的苦全发汇在他身上。纠察队长悄悄对我说：“这真是黄狗吃肉，白狗遭秧。老陈今天也真是一改平日作风。”

历时一个半钟的批斗大会结束了。我叫陈凤鸣站起来表态，并对农场职工的去向作出安排，陈凤鸣表示接受批判，并承担一切责任，最后说：“从明天起，所有农场职工各回原队报到，是哪个工程队来的，回哪个工程队去。我明早一上班，立刻给公司党委打招呼，叫党委通知各个队作出安排，不准刁难。恢复原来在各个队所担任的职务和工种。”

大家总算出了气也得到了合理的安排。其实，大家的心里，也不外乎如此而已。

散会后，我回到家里，已经凌晨一点钟了。我母亲马上告诉我说郑天赐（方圆）到我家来找了我几次，最近几天还带了两个人来，叫我如果回来，立刻到贵阳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去见他。

第二天早晨八点，（即12月1日）我到了贵阳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于11月27日正式成立的《全红总》贵州分部的所在地。

第五章《全红总》贵州分部

    新修好的贵阳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位于贵阳市西南边，与河滨公园隔一条南明河相望，环境清静。郑天赐（方圆）一见到我，高兴地叫到：“哎呀，萧碧璜，你是怎么搞的，现在才来？你差点误了大事。这半个月怎么没有你的消息，也不见你进城？”我简单告诉他：“农场的事让我脱不了身，昨天晚上才回城。”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少次，还带着毛胜年、李同春去你家找你几次。来，让你们认识一下。”

他把我介绍给贵州分部的全体成员：“这位就是我给大家经常提到的萧碧璜。”并把分部的成员一一向我介绍：杨同春，是分部的总指挥兼组织部长，毛胜年是副总指挥，邓德礼是宣传部长（他是毛胜年的朋友，毛胜年介绍来的）叶文筑是内政部长（郑天赐的朋友），赵琳（女）财务部长，杨爽秋（女）联络部长（毛胜年介绍来的），郑天赐（方圆）是副总指挥兼秘书长，分部领导成员共七人。

他把我叫到一边说：“我改了一个别名，叫周牧，以周牧相称，别叫郑天赐。”从此，我就叫他周牧，这称呼我一直沿用到现在，我叫他郑天赐反而不习惯了。他并对杨同春和毛胜年说：“萧碧璜来了，分部的事，我们完全可以放心了，萧碧璜在组织部工作，协助杨同春搞好组织。”又对我说道：“萧碧璜，分部的架子我已经搭起来了，如何巩固健全，发展基层组织，看你的了。总部情况紧急，来了几次电报，催我北上，我与毛胜年今天上午九点过钟的火车，马上要走。我们两兄弟，我不必交待什么，你自己看着干吧。”前后不到半个小时，他与毛胜年就匆匆出发去北京了。

从当天起，我正式在《全红总》贵州分部工作了。

当时，《全红总》贵州分部的原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思想红色劳动者造反团贵阳分部》。总指挥杨同春是共产党员，二十六岁，是贵阳市城郊舒家寨机修厂的一个工人，正式工，老实，忠厚。由于他家离贵阳市区较远，约十几里路，故有时早上来分部较晚，也较早走。宣传部长邓德礼和内政部长叶文筑，是二十四、五岁的青年，高中毕业，曾当过临时工，现在无业，他二人喜欢看书和操练毛笔字，尤其是叶文筑的一手古体毛笔字还写得很好。他二人把这里当成了机关上班的工作性质，八点过来上班，中午休息两小时，下午五点过钟下班，上下班正常。赵琳是贵阳针织厂的女工，24岁，正式工，已结了婚，有一个小孩，基本上也正常上下班。联络部长杨爽秋，是贵阳市棉纺厂的女工，共青团员，正式工，20岁，与我同年同月生，比我大几天。我年龄最小，但大家都叫我“老萧”，说我的样子有点老气横秋。

杨爽秋和我来到最早，也走得最晚，经常是晚上十点才回家，我们从早到晚负责接待来访的群众和一些单位成立的造反组织的头头。因此，向来访的群众宣传和讲解我们《全红总》的宗旨和与群众接触最多的就是杨爽秋和我。

当时的贵阳市，卷进“文革”的群众几乎都参加了各种名称的大大小小的组织。最大的是“红卫军”，其次是“赤卫队”，再其次是“工人纠察队”（保皇组织），“工人战斗团”等等。以个人身份来参加《全红总》贵阳分部的比较少了，来参加的多数是一些单位的造反派的头头。他们一参加，自然代表了他们那一个组织全体加入。我与杨爽秋只需按系统重新将他们组织及编排就行了。

当时的习惯，任何一个人走访一个组织，首先第一句话就是问：“你们的观点、你们的宗旨，你们是炮轰还是保皇？”

我与杨爽秋反复地向来访的群众谈了我们《全红总》的宗旨：一、改革一切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二、彻底铲除欺压工人、分化工人的阶级队伍的不合理的临时合同工制度；三、改变工会的性质，让工会能成为真正为工人谋福利的，为工人说话的，由工人群众自己当家作主的组织。

从我们的观点看，当然不像摇头摆尾讨好“走资派”的保皇派，但又不象大批大斗“走资派”的造反派。由于这样的观点，我们吸引了一批厌倦了不停地高喊口号，无休止地纠斗当权派和看不惯过激的造反行动的较为中性和理智的但又属于“造反派”这个范畴的群众及一些单位造反派的头头。半个月后，我们已经争取到三千多人参加了《全红总》贵州分部，我按系统，按地区分成纵队，下属大队，中队，规定凡五百以上可成立纵队。这时已确定了四个纵队和一个分部直属大队：

第一纵队，也称环保卫生系统纵队，纵队长是邬光顺，贵阳环境卫生管理处老工人，共产党员，历届劳模，52岁；付纵队长王秉忠，36岁，与邬光顺同单位。

第二纵队，也称机械运输系统纵队，纵队长是潘汉发，共产党员，51岁，历届劳模，江苏人，解放初就到贵州的，贵阳市汽车修配厂（后改为贵州汽车制造厂）老工人。

第三纵队，也称甘荫塘工矿区系统纵队，纵队长是谢朝锡，贵州水泥厂干部，贵阳市甘荫塘工矿区共青团委书记，37岁。

第四纵队，也称建筑系统纵队，纵队长曹绍忠，贵阳市建筑公司第二工程队老工人，石匠，54岁，付纵队长钟明生，也是市建公司老工人，木匠，49岁。

一个分部直属大队，是龙洞堡地区大队，因人数不足五百，只能成大队，大队长是欧阳林，28岁，四川人，被收容在龙洞堡收容农场的农工。

基层组织开始发展了，我向总指挥杨同春提出，要加强分部工作，以适应基层组织的发展：1.加强分部领导成员，分部除周牧，毛胜年二人去北京外，连我只六个人，不够用。2.分部工作人员应该全职脱产，不能兼职，所以必须向贵州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去争取《全红总》贵州分部脱产工作人员名额；3.我们分部得到的一千五进元流动资金不够周转，（这一千五元的流动经费是周牧与毛胜年在分部成立时向省委争到的），要求增加一倍到三千元。杨同春表示赞同。

于是，我和他去找当时主持省委工作的省委组织部长张健民。（当时，省委书记贾启允、苗春亭、陈朴如、省长周林、市委书记兼市长张一樵等都靠边站了）我们在南明塘贵州省委办公楼找到了张健民，提出了要求，他开头一直不答应，说：“小鬼，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嘛，抓革命、促生产，要脱产人员干什么？每天一千五百元的流动经费那可是用不完的了，实报实销，还有什么必要再增加？”

我说：“张部长，我们这样一个上万人（我难免夸大了）的组织，才要十几个脱产人员，算多吗？这十几个脱产人员专职搞革命，才能保证更多的人抓革命，促生产。流动经费当然一千五百元和三千元都有是一样多，用了又报销，但有时尚未报销过来，又急需用钱，一千五百元实在难以周转，张部长，你就增加点吧。”

他开头一直不答应，我死缠烂打，说：“不答应我就不走。”一直缠到晚上，他要回家，我又跟到他家里。说来也惭愧，也有点内疚，刚巧那天张健民的北方小脚老太婆找上来了，在家里闹得张健民头痛，因他在贵阳又娶了一个年青的老婆。他的秘书对我说：“小鬼，你这样缠着领导，让领导不能休息，你不怕犯错误吗？”

我说：“只要张部长签字同意我们的要求，我马上就走。”张健民看见无法把我打发走，只好签字同意：“增加《全红总》贵阳分部流动经费到二千五百元，给予该分部脱产工作人员名额13名，望工人联络站照此办理。”虽然与我们要求的三千元和15名脱产人员还相差一点，但我与杨同春都明白，领导一定会打折扣的，不能你要多少就给多少。

第二天，我们将张健民的签字交给分部管财务的赵琳和李炳华到工人联络站去办理增加经费和脱产人员的手续。这时的分部，已经增加了三个人：李炳华，女，市建公司第五工程队（与我同队）食堂卖饭菜票的女工，我介绍来的，25岁，协助赵琳管财务；王颖忠，罗懋良，贵阳郊区三0二厂（即贵州铝业公司）的合同工，二十四、五岁，他二人刚从北京串联回来，曾到过《全红总》总部，回来看见《全红总》贵州分部，就欣然参加了。罗懋良在宣传部工作，协助邓德礼，王颖忠在组织部协助我。赵琳、李炳华将分部人员现在有工作单位的七人：她二人，杨同春、我、杨爽秋、王颖忠、罗懋良的工资关系从单位转到工人联络站发放，周牧、毛胜年等四人由工人联络站发给每人每月二十元的脱产人员生活津贴。我们得的是十三个脱产名额，尚有2个未用上，留待增加后再补上。

接着，我与杨同春商量，我们分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虽然环境很好，但太偏僻了，影响了组织了发展，要搬到市中心去。杨同春说：“市中心那当然好，可是，公家的地方全被造反派占了，哪还有空的地方？”

我说：“贵阳市文史馆，那里还空着，没被造反派占去。”贵阳市文史馆就在正新街，贵阳大十字隔壁，中心地带。于是，我们又去省委找张健民。张健民听说我们要把分部搬到市中心，问我：“小鬼，你又来了，你实在难缠。市中心哪有地方？劳动人民文化宫不是很好吗？又有花园，又清静，房子又大，还不满足？”

我说：“文化宫虽然好，只是休息的地方，根本不适合干革命，我们要搬到文史馆。”

张健民说了：“什么？文史馆？”

我说：“对！那地方虽然比文化宫小，但在市中心，人群集中之地，已经空着啦，那些老家伙早就没上班了。”

张健民说：“小鬼，你找错人了。那地方不属我管，是属于政治系统管，你去找省委政法办公室的主任吧。”

我们看张健民不象骗人，也不是推搪，于是，我与杨同春又几经周折，一直到花溪（贵阳郊外十七公里，一个风景区）省委招待所找到了省政法办公室的主任吴实。他开头也是不答应，我与杨同春一直缠了他一天一夜，最后他也只好签字了：“同意将贵阳市文史馆作为《全红总》贵阳分部的办公地点。”

第二天，我们拿着吴实的签字去领了钥匙，将贵阳分部由劳动人民文化宫搬到了市中心的文史馆。

    半个月时间，我为分部的组织建设办了上述四件事：1.成立了纵队、大队；2.增加流动经费；3.确定脱产工作人员13名；4.搬迁分部到市中心。但在斗争方向上，与邓德礼发生了分歧。在一次分部会议上，宣传部长邓德礼提出：要揪斗一大批当权派，斗得越凶越狠，越能确立我们《全红总》贵州分部在贵阳市造反派组织中的地位，越能号召更多的群众参加。揪斗走资派，这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而我们若离开这个大方向，去搞什么“改革一切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去“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会让人觉得我们《全红总》的观点不轰不保，还会被人说我们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他的观点得到内政部长叶文筑的赞同和支持。

我提出：我们《全红总》成立的目的与其他造反派的目的有区别，我们的近期斗争目标是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争取临时合同工与正式工同工同酬，不受歧视，不受欺压，不准无理解雇。下一个目标是争取工会由工人自己当家作主，长远目标是“改革一切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据周牧来电，总部成员正与劳动部、全国总工会的当权派进行斗争，静坐抗议，争取《全红总》总部的合法注册，并提出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初步方案，等待答复。所以，我们分部的斗争方向只能是配合总部的行动，全力支持总部，为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大造舆论，大作宣传。至于各造反派批斗走资派，我们都表示支持，必要时派点人参加，但这不是我们《全红总》斗争的大方向。

赵琳提出，周牧来电，速电汇三百元到总部一事如何处理。邓德礼说，周牧，毛胜年去北京时已带有三百元作车旅食宿费，为什么还要钱给总部，我们分部的钱不能给总部用。

    我说，总部目前没有活动经费，经济非常困难，正在静坐抗议，总部成员八十多人的吃饭都成问题。总部这一斗争的胜败关系到我们《全红总》的前途，所以我们经济上也必须全力支持总部。目前，我们分部经济较为宽裕，再寄几百元即使暂时未报销，也不会影响分部运作。我的意见速寄。总指挥杨同春及联络部长杨爽秋同意并支持我的观点。最后，我的观点在分部形成决议通过。

第六章粉碎邓德礼“政变”

十二月二十号左右，王颖忠、罗懋良二人参加《全红总》贵州分部已好几天了。总指挥杨同春对我说：“老萧，我看这王、罗二个有些可疑，你有没有感觉到？”

    我说：“他们没什么可疑的呀，工作还不错，你怎么会有这种看法？”他说：“他们二个说是从总部来的，但我问过他们，认不认识周牧、毛胜年，他们又答不出来，所以我觉得可疑。”

我说：“这不值得怀疑。总部这么多人，他们只说串联时到过总部，不认识周牧、毛胜年这不足为奇。”

“老萧，我看还是打个电报给周牧、毛年问一问，以免被别有用心的人混进我们分部。”

“完全没必要，他二人已说了是302厂的临时合同工，身份不值得怀疑。这个电报不要打了。”

过了两天，杨同春拿着一封电报对我说：“老萧，你看，那二人真有问题。我还是觉得不放心，打3个电报给周牧、毛胜年，这是他们的回电。”

我一看电报，电文如此写着：“总部并未派有人来筑，如有人冒充总部负责人王振海、罗运泉到分部招摇撞骗，严肃处理，必要时交送有关部门。周牧、毛胜年。

我问杨同春：“你打给总部的电报是怎么写的？“

他把电文底稿给我看：“总部是否派有王、罗二人来分部，请明文指示。贵州分部。”

我对照这两封电报后说：“老杨，你错了。我叫你别打电报去总部问，你还是打了。既然打了，应该讲清楚，第一，他二个并未说过是总部派来的，只说是到过总部；第二，你既然问，又为什么不写清楚他们的名字，只说‘王罗二人’，刚好总部有个王振海、罗运泉，都是总部最主要的负责人。周牧、毛胜年被你的电文误导了，以为有人冒充负责人。周牧、毛胜年被你的电文误导了，以为有人早晨充王振海、罗运泉到分部来招摇撞骗，指手划脚，所以就回了这个电报，这完全是误会。我看，你把这电报烧毁，不要要给任何人谈这件事。”

哎，糊涂的杨同春，认为邓德礼是毛胜年的好朋友，叶文筑是周牧的朋友，他二个也是周牧、毛胜年介绍进来的，而且是分部成立时第一次会议的参加者，两个都是部长，居然背着我，又将电文给邓德礼、叶文筑看了。

而邓德礼，这个抱着个人私利来参加《全红总》的人，看到《全红总》贵州分部是在省委注了册的，工资又是由省委领导下的工人联络站发放，又有充裕的活动经费，把《全红总》贵州分部当成了一个政府机关，认为是自己晋身干部行列，捞到一官半职的机会，从来就没有想到《全红总》只是一个为临时合同工争取权益的普通群众组织。他想夺取《全红总》贵州分部总指挥的欲望由来已久，这封电报给他提供了机会。

他与叶文筑串通一起，把电文给王颖忠、罗懋良二个看了。并说，周牧、毛胜年已指使杨同春要将他二人扭送公安局。邓是毛胜年的朋友，了解毛胜年的底细和家庭出身，叶是周牧的朋友，也了解周牧的底细和家庭出身，这二个出卖了朋友，将周、毛二个的家庭出身告诉了王、罗。四人结成了联盟，计划抢夺公章，夺取贵州分部的领导权，邓德礼当贵州分部总指挥，叶文筑当副总指挥兼内政部长，罗懋良当宣传部长，王颖忠当组织部长，开除周牧、毛胜年、杨同春，如我没有反抗，继续留在组织部工作。这一切在邓德礼的指挥下暗中密谋策划了，而杨同春、我、杨爽秋、赵琳都未觉察到。

这几天，我脑子里一直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加强宣传部了工作。参加《全红总》贵州分部的人多数是工人，知识欠缺，邓德礼在宣传部居然不出一张大字报，不愿宣传《全红总》的宗旨和有关临时合同工的事，就连叫他抄写几份《论临时合同工制度》这篇文章的大字报贴上街头，他也嫌太长了，懒得写；总部指示，叫分部写出通知贴上街头，收集临时合同工被欺压，受迫害的具体真实事例，寄到北京，以作为与劳动部，总工会谈判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凭据。他认为无聊，理都不理，我只好亲自刻写蜡纸，油印成传单，贴上街头。我连部长身份都不是，只是组织部的一个工作人员，不好过份干涉宣传部长的事。总指挥杨同春也过于老实，缺乏主见。

    12月25日，我与杨爽秋象平时一样，接待群众到晚上九点过钟，分部的其他人早就回家了。当最后一个群众离开时，我叫杨爽秋先回家。我正趁清静看看白天收集到的传单。突然，进来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穿一身兰色的整洁的青年装，外穿一件深灰色的半长呢大衣，戴一付金边眼镜，头发整齐后梳，略略有点秃顶，约三十几岁。来人不象一般群众，一进门就大声问：“你们是什么观点？是炮轰还是保皇？”而是客气地问一声：“这么晚来打扰，请问是否方便？”

我回答：“方便，再晚我们都欢迎。”

   “那请问贵组织的负责人可在？”

   “他有事走了。不过，你有何问题，我都可以代为解答。”

   “那请问，本人见街头有《论临时合同工制度》一文，是贵组织写作还是转抄？”

   “此文是我组织负责人周牧（方圆当时的名字）所写，但完全代表了本组织的观点立场。”

   “此人何在？”

   “他已去北京，在总部负责。”

   “是否能把贵组织的更详细的宗旨向本人介绍一下？”

我见来人的问话带有酸味也有深度，我不敢轻视。于是，我把《全红总》的三个宗旨及初期目标，第二期目标和长远目标向他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也对《论临时合同工制度》一文上的某些论点作了口头上的补充阐述。

    我认为他应该会满意我的答复，谁知他不加评论，继续发问；“那你们可知道这临时合同工制度是谁搞出来的？”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那还用说，是刘少奇。”

   “张冠李戴吧？听你的介绍，你对你们组织的宗旨谈得如此透彻，不会不知道，你们的斗争方矛头是指向了毛刘以外的第三者，只不过拿刘当活靶而已。可是这样？”

我心中一阵吃惊，开始警觉起来，来者可非区区之辈啊。

他见我警觉，不再答话，才笑了笑，口气变得轻松起来，自我介绍道：“本人姓石名应宽，贵州大学毕业，现在贵州省大方县第一中学任教，人称臭老九。学校停课，进城串联已十六天了，走访了贵阳市大大小小的十几个组织，见过李铁乃（“红卫军”头头），黄世民（“赤卫队”头头），耿铁（“红色工人战斗团”的头头）等，但都不想参加。

现在轮到我反客为主地向他了：“红卫军、赤卫队、工人战斗团等可比我们《全红总》贵州分部大得多呀，为什么你不参加？”

“冲撞有余，后劲不足；造反而无目标，揪斗而无休止；待群众怒气一出，不说被秋后算账，也会无疾而终；就能掌权，也是换汤不换药，对平民百姓毫无补益。本人无兴趣，不参加也罢。”

“你是知识分子，何不参加毛泽东思想文艺兵造反团呢？”

“吹吹打打，替人抬轿；一会儿哭哭啼啼，一会儿又顶礼膜拜；被人弄于掌中，而不知自醒，更不足提。”

“那请教你对我们组织的看法如何？”

“表面上不轰不保，实际上有的而发；异军突起，别具一格；宁可争工人切身之利，而不去争无谓之权；难得难得。”

我心中一阵惊喜，惊喜的并不是他对我们组织有称赞之意，而是他从更深的一层明白了我们的宗旨。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能够为工人的利益而奋斗的知识分子。但我仍然未贸然地请他参加，继续与他深谈。这一谈，我们就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我给他谈了我的苦衷，宣传部门不得力，宣传部长和内政部长都不理解我们《全红总》的宗旨，把我们组织当成了其他造反派组织或者又当成了政府机关办公室。我正想寻找有知识、有头脑、能理解我们组织宗旨的人充实宣传部。他听我话中有话，说：“你是想拉我参加？”

我马上接口：“不是拉，是请，是请你参加，用你的知识，帮助我们工人，为我们工人争取应有的权利。”

“那我考虑一下。”

“不用考虑了，就这样决定吧。”我心里真迫不及待地希望他赶快答应，“明天我就给总指挥杨同春推荐你到宣传部工作，充实全会部。杨同春还是很听我的意见的。”

他说：“其实，我已经来过你们组织三次了，有一次遇见的是邓德礼，第二次遇见的是杨同春，第三次人多见你正忙，知道不能详谈，就走了。今天我是故意来晚的。总算见到了我想遇见的人。好吧，我参加！”

我问他住哪里，他说住贵阳市教育局接待站。我说：“老石，你明天就把行李搬来，我们分部很大，你晚上高兴在哪里都行。”

快深夜一点钟了，他告辞了。临走时说了一句莫明其妙的话：“这两天你们分部可能有事发生，你要小心。”

当晚我未回家，就在分部的沙发上睡了。

第二天清晨，杨爽秋就来了。她虽然平时都来得早，但今天就更早了，我也刚从沙发上起来。她一见到我，就差点哭了起来：“老萧，公章被抢了。”

    我真是吃惊不小：“什么？公章被抢了？公章不是你保管吗？是谁干的？”

她伤心地告诉我：昨天半夜三点，邓德礼带着叶文筑、王颖忠、罗懋良四人并挟持着杨同春，到了杨爽秋家。把杨爽秋从床上叫起，叫她把公章交出来。杨爽秋说公章是周牧、毛胜年离开贵阳时亲手交给她的，她不能交给其他人。邓德礼威胁说：“你再不交，我们就动手抢。”他们并宣布了周牧、毛胜年的三大“罪状”：

一、周牧出生于反动家庭，毛胜年冒充高干子弟，都是混进群众组织中的阶级异己分子；

二、不在贵阳带着群众去揪斗走资派，跑到北京去游山玩水；

三、拿着公款到北京去吃喝玩乐。他们要把被阶级异己分子篡夺了的权夺回来。叶文筑并说了，周牧原名郑天赐，父亲是国民党将领。杨爽秋死活都不交出公章，他们威胁杨同春，要杨同春签字，叫杨爽秋把公章交给他们。杨爽秋见杨同春要签字了，说：“老杨，你不能签呀！老萧都不在场，你不能叫我把公章交给他们。”邓德礼说：“老萧算老几？他连部长都不是。我们这里一个总指挥，三个部长还作不了主吗？‘杨爽秋见杨同春都签字了，在无可奈何之下，把公章交给杨同春，邓德礼从杨同春的手里拿去了公章。

她讲完了，我问到：“他们人呢？”

杨爽秋说：“回去睡觉了，听说今天下午晚上会带一些没有参加过《全红总》的人来强占分部，叫你服从他们，否则，把你赶走。老萧，怎么办？杨同春太软弱了。”

怎么办？分部不能就此完蛋，麻烦的是总指挥杨同春都被迫签了字，他们两人又是部长，我的确连部长都不是。时间尚早，我叫着杨爽秋一起去吃早餐。她虽然与我走着，口里却重复着那句话：“老萧，怎么办？快想想办法。”

吃完早餐，我思考已成熟了。回到分部，分部的几个联络员都来上班了，我叫他们，立刻骑上单车，分头通知，四个纵队的纵队长及大队长、中队长马上到分部召开紧急会议，不得有误。九点过钟，赵琳、李炳华来了。赵琳听杨爽秋说邓德礼等抢了公章，还要来强占分部，说：“这成什么样子？他们迟早要搞出事来，老萧，我不干了。”我说：“赵琳，你等一等，等杨同春来了再说。”

过了一会，杨同春难过地来了，见杨爽秋站在我身边，明白我已知道一切，只好说：“老萧，他们人多势众，又说周牧、毛胜年的家庭出身，我也没办法回答。哎，我完全灰心了。”

我知道再责备他也没用，只说了几句：“老杨，你也太软弱了，这分部是周牧、毛胜年和你三个人为首成立的，你怎么能轻信邓德礼、叶文筑对周牧、毛胜年的诬蔑？原因也出在你那封电报上，让邓德礼找到王颖忠、罗慕良作帮凶。振作起来，我来处理，有我在，分部垮不了。赵琳不想干了，要退出，你马上带着赵琳、李炳华二人去省委工人联络站将公章报失，说公章被抢，宣布公章作废，冻结经费，赵琳将手续移交给李炳华。告诉工人联络站，经费的起用等选出新的分部委员和负责人之后，我们会将新刻的公章备案。要赶快，必需抢在他们前面。”

杨同春带着赵琳，李炳华到工人联络站去了。十一点过钟，六个正付纵队长及四十几个大中队长陆续到了分部，我和杨爽秋主持召开了大会。杨爽秋介绍了昨晚公章被抢的情况，并说他们今天下午或晚上会带一些会带一些没有参加过《全红总》的人来强占分部。大家十分愤怒，杨爽秋并提到他们对周牧、毛胜年的诬蔑。所有的纵队长及大中队长只有邬光顺、王秉忠、潘汉发、曹绍忠四人见过周牧、毛胜年。他们四人说：“周牧、毛胜年这两个小家伙我们见过，信得过，有头脑，有远见，我们决不允许邓德礼、叶文筑乱来。”第二纵队的纵队长潘汉发说：“以防万一，我们大家把笔记本拿出来，叫小萧签个字。以后，见他的签字才出车，出人，邓德礼他们盖上公章来队部要车、要人，一律不给。”我逐个地在四十几个人的笔记本上签个字。

三纵队长谢朝锡和四纵队长曹绍忠提出，今天下午及晚上各纵队大队长来人保卫分部，直到将邓德礼等人赶走为止。谢朝锡说：“我们纵队负责杨爽秋的安全。”曹绍忠说：“我们纵队负责小萧的安全。”

    一切布置好了，我在分部等待邓、叶、王、罗四人的到来。刚巧，我二哥萧碧华来了，他见我昨晚未回家睡觉，来看看发生什么事。我把情况告诉他，他说：“那好，既然你已经安排了，但以防万一，我去通知红卫军四纵队的纵队长颜昌绪（我的表兄）及红战团的杨再行（我二哥的好友）带人来观察，助你一臂之力。”

下午二点过钟，王颖忠、罗懋良来了，说要找我到楼上单独谈话。我见他们没带人，就叫他们上楼。

王颖忠对我说：“老萧，我兄弟二人可是真心参加《全红总》的，可周牧、毛胜年还要叫杨同春把我兄弟二个扭送公安局，这可冤枉啦。”

我说：“这完全是误会，而且是邓德礼的挑拨和煽动。那封电报我知道，而且我也批评了杨同春。周牧、毛胜年不了解情况，而且也绝没有说过要把你们扭送公安局，完全是杨同春的电报没有说清楚产生的误会。事情解释就可以清楚，你们怎么能跟着邓德礼背叛组织？你们只要回头，把公章交出来，承认错误，我可以叫大家原谅你们，你们也是受别人的欺骗。”

王说：“不管怎么说，杨同春是容不得人，反正事情已经做了，公章也夺了，我兄弟二人认为你是条好汉，你与毛胜年、杨同春原来都不认识，与周牧也只是朋友。那有什么？邓德礼、叶文筑同毛胜年、周牧都是朋友，他们都干得出，你干不出吗？别死心眼了，老萧，只要你跟我们站在一起，踢开周牧、毛胜年、杨同春，我兄弟二个愿意推你为头。邓德礼想当总指挥，我兄弟二人不会服他。”

我说：“办不到。我不单是要维护周牧、毛胜年、杨同春，我更为的是我们《全红总》整个组织，你们不回头，只会落得被开除出《全红总》的下场。”

话不投机半句多。王、罗二人见说我无效，气冲冲地说：“好吧，老萧，公章在我们手里，看谁开除谁，今晚等着瞧。”说完就走了。

傍晚七点过钟，邓德礼、叶文筑、王颖忠、罗懋良四个带着十几个人来了。一进分部，邓德礼就对我说：“我以分部总指挥的名义要召开分部大会，宣布几件事。”

我说：“好！会议我已经为你安排好了，请到二楼会议室。”

   他们一到会议室，见分部所有的纵队长及大队长都在场，对他们怒目而视，他们才感到不对劲。邓德礼仍旧假装镇静地说：“现在我要宣布周牧、毛胜年的罪状……”接着他周牧、毛胜年的所谓三大罪状宣布一通，说：“杨同春已经签字，交出公章，分部由我负责，我以分部总指挥的名义改组分部，开除周牧、毛胜年……”

等他谈完了，我一一对他的话进行驳斥，同时将周牧、毛胜年来电谈到的总部取得的初步胜利和对临时合同工制度与劳动部、总工会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向大会作了介绍。

我说：“周牧、毛胜年代表我们分部，在总部与其他成员一起，日夜奋战，忙得连饭都吃不上，觉也不能睡，为争取临时合同工的权益已取得了初步成果，已经将改革方案报经国务院，他们哪有时游山逛水？总部初期经济非常困难，总部八十多人静坐，吃饭都成问题，只有我们贵州分部有宽裕的经费，分部要无条件地、全力以赴地支持总部，总部当时斗争的成败，关系到我们《全红总》的存亡。所以，当时分部作出决议，速寄钱支援总部，这钱是用在总部，周牧、毛胜年何曾乱用公款，吃喝玩乐？至于我以分部名义交给周牧和毛胜年母亲的各二十元钱是他俩应得的工资，是工人联络站发给的分部无工作单位的脱产人员的生活津贴，这根本就不是公款，你邓德礼、叶文筑不是同样也有一份？”

我接着说：“毛胜年的伯祖父毛简青的确是毛主席领导的湖南平江起义时的中共平江县委书记，中共“六大”代表，以后光荣牺牲。毛胜年的祖父现在是平江起义纪念馆的馆长。毛胜年很少给人提到，何来冒充高干子弟？周牧的父亲的确是国民党将领，国共破裂后，他的父亲一直在抗日前线浴血作战，多处负伤。我们决不能说周牧因此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毛主席教导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以选择。而周牧选择的正是一条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奋斗到底的道路……”

接着，我把邓德礼充满个人野心，为了篡夺我们组织的领导权而采取的卑鄙手段和对组织造成的伤害一一陈述，邓德礼暴跳起来，多次想打断我的谈话，都被工人制止。我的发言一结束，全体工人向邓德礼等人大声喝到：“把公章交出来！”这时王颖忠带了十几个人冲到我面前，准备动手，曹绍忠大拳一挥：“谁敢动小萧一根毫毛，老子今天叫他粉身碎骨。”十几个建筑工人已将我保护住，谢朝锡指挥的二十内个水泥厂工人已将王颖忠的人围住。邓、叶、王、罗四人想跑了，但门已被工人们守住，工人们吼道：“不把公章交出来，今天休想离开！”四人龟缩在墙角瑟瑟发抖。叶文筑鼓起勇气过来对我说：“老萧，看在周牧的份上，放我走吧，这都是邓德礼干的，公章也没带来，在他家里。”

    我想了一下，叶文筑的确是周牧的朋友，邓德礼是毛胜年的朋友，我如果过分，恐周、毛二人说我太不留情面。于是，我对工人们说：“算了，放他们走，公章已经无用，我们已经宣布作废了。”邓等四人连同带来的十几人狼狈地跑了。

石应宽早已经来了，第一天参加《全红总》贵州分部，就目睹了这一场篡权风波。当我从容地处置完毕，石应宽对我微笑了一下，我这才想起，他昨晚临别时说的那句莫明其妙的话：“你们分部这两天可能有事发生，你要小心。”原来他第一次来我们分部时，遇见邓德礼，邓德礼就透露过他将取代杨同春，当分部总指挥的野心。

邓等一走，我马上召开分部扩大会议，纵队长，大队长及中队长全体参加，重新选举分部负责人，建立分部机构。大家一致公推我为分部负责人，由我提出分部成员名单，交大家讨论。我提出以下几点：

一、分部负责人取消“总指挥”的称呼，称“负责人”就行了。

二、各纵队长无条件成为当然的分部委员，所以分部采集体负责制。

    三、撤销“内政部”，分部下只设两个部——“宣传部”和“组织部”，另成立三个组：“财务组”，“联络接待组”和“保卫组”。石应宽任宣传部部长，我兼任组织部部长；李炳华任财务组组长；王秉忠、钟明生二人兼任联络接待组正副组长；欧阳林兼任保卫组组长；杨爽秋任分部秘书。

    四、周牧、毛胜年二人虽然是总部的主要负责人，但仍保留二人分部委员的职务。

    五、为了与总部名称一致，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思想红色劳动者造反团贵阳分部”正名为“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贵州分部”。明天刊刻公章，交省委工人联络站备案，由李炳华去办理手续，启用经费。

    六、挽留杨同春回来工作，如杨同春接受挽留，回来任组织部长；正式开除邓德礼、时文筑、王颖忠、罗懋良四人；

   七、李炳华到工人联络站去办理分部脱产人员名单的更换手续。

我提出的七点意见交大会四十几人讨论，获一致通过，成为《全红总》贵州分部改组后的第一号决议。

不到一天的时间，篡权风波基本平息。杨同春在我的一再挽留下，表示内疚，不参加分部工作。但表示仍会为《全红总》尽自己的力量，赵琳已退出。自此，《全红总》贵州分部成立时的第一次会议的参加者，除周牧、毛胜年在总部工作外，只有杨爽秋一个成为第二次改组后的分部委员。

第七章北京受命

12月29日，杨同春到分部告诉我，邓德礼并不甘心在分部篡权的失败，在商量一个更大的阴谋：拟出一份伪造的贵州分部开除周牧、毛胜年的决议，并盖上原来的公章，准备派王颖忠、罗？良去北京，向《全红总》总部宣布周牧、毛胜年的罪状，由他二人代替周牧、毛胜年在总部的职务。

这家伙真够狠毒，为了篡夺《全红总》的最高领导权，不惜采取一切卑鄙的手段。在贵州分部失败了，又想去总部捣乱。当时，周牧已是《全红总》总部最高核心“五人秘书组”的成员，除王振海外的第二把手；毛胜年是总部组织部长，二人已是总部举足轻重的负责人，他们是作为贵州分部的代表而到总部的，在总部备案的也是原来的那颗公章。如果邓德礼拟出一份伪造的分部决议，盖上那颗公章，到总部宣布开除周牧、毛胜年的话，对周、毛二人会造成极大伤害，总部会造成混乱。

当时，社会上的形势是走资派、保皇派组织和保皇派红卫兵使出了最致命的杀手锏来对付造反派组织。他们把矛头避开造反派组织，重点去攻击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从档案里翻出他们的家庭出身或一些个人问题，无限上纲，任意跨大，作为攻击的要害，把他们说成是混进革命群众组织的坏头头，阶级异己分子，让造反派组织的群众把斗争方向转移到自己组织内部，怀疑、猜忌或要求撤换头头。一股要求群众组织“开门整风”“清除混进革命群众组织内部的坏头头”之风在社会上刮起，一些造反派组织的领导层开始内斗，内乱了。分裂，拉人出走，抢公章的情形普遍发生，再加上走资派和红姨兵的致命一击，髭经不起风浪的造反派组织瓦解了。

这时的《全红总》总部，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的接见，声名大振，进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封闭了劳动部，正在如火如荼地这争取全国临时合同工的权益与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进行谈判，周牧、毛胜年在这个斗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让邓德礼的阴谋得逞，到总部去宣布周牧的家庭出身，他们的所谓罪状，及伪造的开除决议，后果不堪设想。而且，事情发生在北京，总部，非我的能力所能控制，这比他们抢夺分部公章的危害大上一百倍。

我立刻召开了分部全体成员会议，告诉大家这一情况，并把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告诉大家，征询大家的意见。

石应宽说：“当务之急，必须立刻派人到总部，抢在他们前面，向总部汇报贵州分部发生的情况及废除原有公章和开除他们四人的决定，并通知周牧、毛胜年作好准备。”

派谁去好呢？大家认为，派我去最适合，可以完全代表分部，杨爽秋是邓德礼篡权风波的直接见证人，也应该去，两人沿途有个照应，刚好我们二人周牧、毛胜年都认识，其他新的分部成员，周牧、毛胜年都没见过，解释起来都费时间。

我将分部交由邬光顺、潘汉发、谢朝锡、曹绍忠四个纵队长共同负责。31号傍晚，我与杨爽秋在分部成员的护送下，挤上了火车，出发去北京。京广线不通车，没办法只有绕道成都、陕西、河南去北京。

一九六七年元旦期间，火车特别拥挤，而且时开时停，在成都就停了两天。六七年的元旦，我与杨爽秋是在成渝铁路上度过的。

元月五日凌晨一点过钟，火车到了北京。

当我们的双脚刚踏上北京地面的那一刻，心里真有一种激动的感觉。我们这两个云贵高原上长大的青年，首次到了祖国的心脏，我们从小就无限向往的地方。虽然这时北京的气温是零下十几度，但我们却满脸发热，心里激动得砰砰地跳了起来，也许是年青吧，居然一点都不感到寒冷，反而有一种暖洋洋的感觉。

我们说着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向行人打听“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什么地方，因为周牧电报告诉过我们，《全红总》总部已经搬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大楼里。行人指着远远的地方说：“在那，你们一直顺着长安大街往那儿走，走出去就可以看见一个八层高的大楼了。那儿是全国总工会，听说现在被一个造反组织叫什么《全红总》的给占了。”

走出一条街，就可看见，可能不远吧。谁知这条街，竟会这么长，我们走了很久，还是长安大街。突然，一幢金碧辉煌的建筑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和杨爽秋几乎同时叫了起来：“天安门！”也许是刚过元旦，虽然是凌晨二点，天安门仍然是灯火辉煌，照耀如同白昼。金水桥下的水已经结成了冰，还有稀少的游人往里面走。我们仰着头看着城楼上的灯笼，两双脚已经不由大脑控制，跟着别人就经天安门里走去，不知不觉地就进了二门，我猛然醒觉，拉着杨爽秋说：“小秋，我们是怎么进来的？不能再走了，赶快出去。”

杨爽秋说：“老萧，再走进去一点看看吧，太漂亮啦！”

我拉着她说：“你知道里面有多大？进去一天都出不来，你忘了我们临上火车时邬师傅，潘师傅是怎么叮嘱我们的？一刻也不能停，尽快找到总部，找到周牧、毛胜年，被王颖忠、罗懋良抢在我们前面，就误大事了。”

杨爽秋还有点舍不得离开：“哎，太可惜了，再进去看看多好。”

“等找到了周牧、毛胜年，我再陪你好好地玩上一天，快走吧。”

杨爽秋的脸几乎成了180度的扭到的后面，脚在离开，脸部一直向着天安门。

凌晨三点，我们总算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全红总》总部所在地。我们找到了总部的一个工作人员，告诉他，我们是贵州分部来的，找周牧、毛胜年。他告诉我们，总部的负责人及周牧、毛胜年都不在，开会去了，“这样吧，我先安排一个房间给你们休息一下，他们要天亮才回来，回来我就领他们来见你们。”

他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房间，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办公室，但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张长条椅，连办公桌都没有。我们这时才开始感到冷了，关上门都冷。太疲倦了，在火车上几天几夜没办法睡觉，真起躺下睡一睡。但一张长条椅，我与杨爽秋怎么睡呢？我过去摸摸暖气管，还有微微的一点热气。我把长条椅拉过来，贴住暖气管，叫杨爽秋睡在长条椅上，我爬上暖气管，蜷缩着睡在暖气管上，这样还多少有点暖和，一躺下，我和她就睡着了。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我们在熟睡中被人摇醒了。我睁眼一看，周牧、毛胜年就站在我们面前。

我从暖气管上跳下来，周牧就狠狠地打了我几拳，然后又紧紧地把我抱住：

“萧碧璜，你来得太好了，真是天赐我也！”

我看着他那莫明其妙的高兴样，回了他一句：“天赐不是你，难道还会是谁？”

“萧碧璜，我昨天同毛胜年刚给分部发了电报，叫你火速来京，想不到今天你就到了，真是老天相助。”

我问道：“什么事儿让你这么激动？”

“还是你先谈谈，分部的情况，你为什么会想到突然来京？”

于是，我把分部的整个情况告诉了他俩，并说：“王颖忠、罗懋良拿着邓德礼伪造的假分部决议要来总部对付你们，你们要作好准备。”

周牧问道：“这王颖忠、罗懋良是什么人？”

我说：“贵阳三0二厂的临时合同工。”

周牧说：“我看，整件事最坏的是邓德礼。既然王颖忠、罗懋良是临时工，也是我们的阶级弟兄嘛，你不应该将他们都开除，应该分化他们，争取王、罗过来。你应该学学老毛。‘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

我心中没好气，周牧居然用毛泽东的话来教训我了。我看了他一眼就：“我已经争取过了，他二人不但不回头，还要叫我站在他们那一边，开除你、毛胜年和杨同春，我看他们是死心踏地地跟邓德礼走了。”

“萧碧璜，可能是你的工作还没做到家。等他二人来了，我会给他们作工作，只要他们醒悟，愿意回头，我叫他们到分部找你。”

我回了他一句：“好吧，那看你的了。他们的矛头是对准你和毛胜年，不是对准我，我都劝不回他们，你还能劝得回吗？”

周牧说：“好了，别谈这个了，小事一桩。”

我心里真不高兴，他倒谈得轻松，‘小事一桩’，不过，我没说出来，杨爽秋可忍不住了，替我不服，说：“什么？小事一桩？周牧，你知不知道，老萧一个人对你付他们四个，杨同春又不管事了，公章也被他们枪了，分部差点儿垮掉，你还说小事一桩。”

谁知周牧却园滑地说：“那不是平息了吗？分部现在比以前还健全，萧碧璜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他们四个全部开除，这不是小事一桩是什么？”

我知道他说这话是为挽回自己失言，让我高兴，故意夸大我的能力，我也故意拉长嗓子说：“好了，谈谈你的大事吧，别提这些小事了。周牧、毛胜年，你们打电报叫我火速来京有什么急事？”

“萧碧璜，你先看看这个。”

他拿出一份文件，递到我手中。我一看，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四修正大字：《联合通告》，我仔细地看下面的内容：

经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提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商，联合作出以下紧急决定：

一、为了保证“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

二、1966年6月1日以后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被解雇期间的工资。

三、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

以上决定，通报全国。

下面并排盖着三枚红色的公章：“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日期是一九六七年元月二日。

周牧给我指了指：“你看，那是劳动部长兼党组书记郗占元和全国总工会书记王志杰的亲笔签字。”

看完了，我高兴得差点儿跳了起来：“太好了！这正是我们需要得到的东西，周牧、毛胜年，你们干得太漂亮了。这是我们《全红总》的胜利。”

我问他们：“印了多少？”

“三十万份。”

“准备拿多少给我们分部？”

“就这一份。”

我几乎想发脾气：“什么？三十万份，就给我们这一份？周牧、毛胜年，你们到底是搞什么鬼？你们还算不算是我们贵州分部来的人？”

他们见我有些生气，周牧说：“萧碧璜，这一份已经来得不易了，我和毛胜年瞒下来的，还是原件。可惜呀！可惜！”

我问周牧：“还可惜什么？”

   “昨天，国务院、中央文革已经下了命令，要将这三十万份《联合通告》全部销毁，一件不留，不准外传。”

接着，他把这两天中央文革的态度突然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的情况告诉我，邵一海、戚本禹、江青的电话对《联合通告》的批示从缓发到销毁。

    我问道：“《联合通告》上的三点不是和江青十二月二十六日晚讲话提到的三点基本相符吗？中央文革为什么会出尔反尔？”

    周牧说：“据邵一海告诉我们，江青提的三点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没有通过。如果强行颁发《联合通告》，中央文革很被动。”

我很快意识到，我们《全红总》的真正对手，一个很难越过的障碍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12月26日，毛泽东的七十三岁大寿的当晚，江青带领中央文革小级全体成员接见《全红总》的十六个代表，不可能不知会毛，也不会不得到毛的同意，而且江青步入接见会场时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同志们好！我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就连文革结束后，王年一先生在其《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写到中央文革接见《全红总》的代表时，“江青说‘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看来不会毫无根据。”（见《大动乱的年代》156页）

因此，我分析并断定毛是同意的，林彪是“最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署的”，也不会不同意，而反对的必定是周恩来及李富春等人。阻力是来自国务院。这正是我与周牧在未成立《全红总》之时，想到的，如果提出解决临时合同工制度的问题，要“不动毛，回避周”的策略，但现在已经回避不了，周恩来已经挺身而出，站在我们面前。

怎么办？是按照周恩来给中央文革施加的压力，叫《全红总》就此罢休，销毁《联合通告》？还是继续抗争？这时，我看见总部的墙头已贴出了海报，而且是油印的大幅彩画：“撤销总部，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他们告诉我，这是周恩来对《全红总》的批示。这时的总部，已经出现了两派：“反周派”和“拥周派”。“拥周派”认为，周也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最好是听从他的招呼，销毁《联合通告》，“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保卫部长杨政、组织部长毛胜年等则是激烈的“反周派”的代表。而周牧及秘书组的几个人则是“不反也不拥”。周牧对周恩来因为父亲的影响，有些好感。但在维护临时合同工利益这一点上，如果他父亲要阻拦，可能他都不会手软。而我则认为，周与毛、林、刘等都是一样的货色，要说稍好一点，恐怕只有刘。我们评价他们的好坏，目的在于根据他们的“稍好一点”或“更坏一些”，而作出取舍。

“反周”或“拥周”，并不是我们《全红总》要去干的事，这自然有其他造反派组织去干。我们的目的是要为临时合同工争取权益，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联合通告》是当时唯一能够给全国广大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解决问题，带来实际利益的文件，而且是《全红总》几经辛苦，艰苦奋斗而得到的，难道能尚未面世，还未出印刷厂就要全部销毁，一切努力付之东流？这消息对于我犹如当头一棒，晴天霹雳。我听完了他们的介绍，心有不甘地问道：

    “三十万份，难道就不能截下一部分吗？”

    周牧说：“谈何容易！有国务院、中央文革及《全红总》三方的代表在场，由全付武装的解放军押车，如有有拦截，以现行反革命论处，格杀无论。”

    “难道就这样算了？我们《全红总》白干了？辛辛苦苦得到的成果就这样毁之一旦？”

周牧说：“这就是我和毛胜年昨天给分部打电报，叫你火速来京的原因。总部秘书组把《联合通告》能否在全国出现并实施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

“怎么说？”我感到责任非同一般。

    “这一份是我和毛胜年保存的原件，交给你。只要有一份，就不愁会有几千份，几万份。你带回分部，去设法大量翻印，发到全国。我们先把这《联合通告》送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先搞它个措手不及，这叫山高皇帝远……”

    毛胜年突然打断周牧的谈话：‘好呀，小周牧，你这是阳奉阴违呀！当着中央文革的面，你同意销毁，背着中央文革，你叫老萧大量翻印。对抗中央文革，这个罪名，你吃得消吗？”

周牧笑了笑，反而加强了语调，斩钉截铁地说：“对，阳奉阴违！他们都可以出尔反尔，背信弃义，我们为什么不能阳奉阴违？我们目前没有力量对抗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的指示，只能公开同意销毁，暗中由萧碧璜去大量翻印，等造成了既成事实，再由下面给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让步。这下一步，全看萧碧璜的了！至于对抗中央文革的罪名……”周牧说到这里，抬眼望望大家，用手做了个割脖子的动作说：“了不起是碗大一个疤罢了！”

    我问道：“总部会议上，大家对这问题的意见怎样？”

    周牧说：“绝大部分人不同意销毁，而且态度坚决。有人还提出，如阻力来自总理，《全红总》将不惜公开提出打倒周恩来。毛胜年也是激烈的反对销毁者之一。只有极少部分人同意销毁”

    我问周牧：“你呢？”

他未开口，毛胜年已抢先一步代他作答：“他嘛，当然是同意销毁的那一派了。”

周牧接着说：“为此，我会逐个向总部成员解释，目前，我们两边（指中央文革和国务院）都得罪不起，需要的是时间。如公开对抗，马上就有灭顶之灾。必需拖延时间，等萧碧璜走了下一步棋，让全国的临时工、合同工都享受到这一成果，得到实惠，临时工、合同工都全部发动起来以后，再说。”

    我接着问他：“总部能给我什么配合？”

    周牧说：“除了时间，什么也没有。总部只能在时间上配合你。周总理已指示：叫在北京的全国性组织，撤销总部，回家闹革命，并叫《全红总》当这个带头的模范，口号就是《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我们的策略是拖，拖他两三个月，拖不下去了，再明撤暗不撤，把总部迁到广州。”

    他略略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萧碧璜，总部迁到广州，这也只是公开的一面，而最主要的是，秘书组已作出决定，要你在西南地区建立一个可靠稳固的基地。总部明迁广州，实际上，各主要的负责人都去西南，西南才是真正的《全红总》总部所在地。除了我和毛胜年，王振海，杨政，郝维奇等人都会去。这叫‘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萧碧璜，你担子不轻呀！”

    毛胜年等周牧谈得差不多了，才接着说：“小周牧，你这家伙，在昨天的会上，我真想狠狠地打你几拳。我以为你被江青拍了几下肩膀就把我们来京的目的忘得一干二净了，原来你是另有打算。好了，我也把组织部的决定告诉老萧：组织部收到昆明分团的电报，说昆明酱菜厂的临时合同工因参加《全红总》昆明分团被全部解雇，共八百多人。昆明分团的处境危险，向总部告急，叫总部派人去协助他们。据他们的报告，云南省共解雇了近十万名筑路民工，叫总部火速去人。”

    说到这里，毛胜年生了气，大声地骂了起来：“他妈的，云南这些走资派，真是不知死活，想拿老子的《全红总》来开刀，我看他们是找错了对象。老萧，总部抽不出人，组织部决定派你到昆明，协助昆明分团，发展组织，解决这些被解雇工人的复工问题。另外，为配合秘书组和组织部的决定，总部决定成立西南区总指挥部，负责统辖云贵川三省的《全红总》组织。我现在以组织部长的身份，向你宣布组织部的这一决定：任命你为《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的总指挥，这是公章。”

    他递给我一枚《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的公章。看来，财牧、毛胜年这两个家伙真是早有准备的。

    他接着说：“老萧，据各分团汇报给总部的材料都谈到，各地的走资派在这几天突然变本加厉，成批成批地大量解雇临时工合同工，年关将近，他们是要卡这些起来造反的临时合同工的脖子，想让他们连年都过不成，从组织上整垮我们《全红总》。其中以东北、华东、华中，及湖南、云南、陕西等地最为厉害。你火速带人到昆明，给点颜色给他们看看。总部给你一个月的时间，解决了昆明的事，再到成都。

    “老萧，现在已在组织部登记的，总部已正式承认的分团已有二十四个，还有不少是尚未与总部取得联系的，全国除台湾、西藏外，几乎每个省都有我们《全红总》的分团。共产党有八大局，我们《全红总》也准备搞个八大区，将这二十四个分团由八大区支统一指挥，你的西南区总指挥部却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未来总部的所在地就在你西南区。老萧，云贵川省的事，总部可算交给你了。你担子真的不轻呀！”

    接着，他交给我昆明分团的联络地址和分团负责人的名单：“明天，我会叫人给昆明分团发电报，说总部已派人来协助他们。”

    最后，周牧说：“萧碧璜，总部是拖，你是要快，越快越好。”

    我马上表示：“好，今天就走！马上派人给我买票。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了。只是，有点可惜。”

    “可惜什么？”周牧马上追问。

    “可惜我们连天安门都没进去过。”我把昨天晚上我与杨爽秋不由自主地走进天安门，我猛然醒觉，把杨爽秋拉出天安门的事说了出来。

    周牧、毛胜年都笑了。周牧看着杨爽秋说：“杨爽秋，真对不起，你们任务急迫，这次没时间了。等我们《全红总》取得了胜利，全国的临时工、合同工都翻身的时候，我保证，以总部的名义，放你和萧碧璜一个月假，让你们把故宫和北京城看过够。”（三十多年了，回忆周牧的这段话，说真的，他还欠我和杨爽秋一个月的假期呢！我与杨爽秋至今也没机会第二次踏足北京。）

毛胜年也插口对杨爽秋说：“小秋，总部人材济济，西南地区可是由老萧在独挡一面，这次任务不轻，你要好好地协助他。”

周牧接着对刚进来的余洪珠（女，也是贵州人，总部成员，周牧的秘书）说：“立刻派人盖上总部的公章，无论如何去搞两派今天从北京到贵阳的车票。”

    不一会，周牧、毛胜年又被人叫去开会去了。时间已到中午，我与杨爽秋就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当时已是“全红总”总部）附近的街边逛了一下，也吃了一餐非常普通便宜、不太合口味的北京餐。

    回到总部，余洪珠告诉我们，车票已经买到，就是下午六点四十分的。五点过钟，周牧、毛胜年来了。我问他们：“我们该坐哪一路公共汽车去？怕时间晚了，赶不上。”

    周牧、毛胜年笑了：“时间早着呢！等什么公共汽车，坐小轿车去。”我好奇地问道：“哪来的小轿车？“

    周牧象在开玩笑，又象很认真地提高嗓门对毛胜年大声说：“毛胜年，今天让我们贵州分部的负责人，西南区总指挥部的总指挥萧碧璜、杨爽秋享受一下坐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王志杰的小轿车的滋味，好不好？”

    毛胜年马上应声：“好！我立刻派人去叫王志杰的司机作好准备，不准其他人用车。”

周牧更神采飞扬地说：“萧碧璜，自从我们《全红总》进驻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后，全总的原有工作人员都乖乖地听我们的指挥，小车由我们调动，原来那些当大官的，包括王志杰，要用小车，还得要我们《全红总》点头呢！”

    他俩这时说话的口气，神态，的确是一个胜利者，自豪而骄傲。有谁知道，一个多月前，周牧还是贵阳市郊洛湾小学的一个临时代课教师，毛胜年是在离贵阳很远的乡下，贵州水城去修公路的临时工呢！

    他们应该自豪，短短的三十天，他们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全红总》总部成员一起，封闭了劳动部，进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全红总》声势之大，人数之多，影响之广，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破格接见，周恩来、江青都想控制和利用《全红总》。他们迫使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书记王志杰，劳动部部长李正亭、郗占元、签署了《联合通告》，他们还要在中央文革和国务院这两大势力之间左右应付。周牧当时部18岁，毛胜年21岁，杨政等也都是19岁才出头的年青人。短短的时间，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胜利，不能不自豪，也为全国受欺压最深的临时工、合同工扬了眉，吐了气。

    六点过钟，我生平第一次坐上了小轿车，而且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王志杰的别克牌小轿车，司机也是王志杰的小车司机。我心里在想，不知他是否知道，他今天晚上载送的只是一个贵阳市建筑公司的泥水匠，一个被工作队打成牛鬼蛇神，送到农场去劳改的黑狗崽子。这第一次坐小轿车的滋味，不单是感觉，连心里都觉得舒服极了。

    很快到了火车站，毛胜年叫小车司机在外面等着，他同周牧把我和杨爽秋送进月台，送上火车。火车快开动了，我们从窗口伸出半截身子，向他们挥手道别。突然，周牧大声地喊了一句：“萧碧璜！“我本来目光就没离开他，只把眼神再瞪了他一下，以为他忘了什么没有交待，只见他一字一句地说了四个字。”联——合——通——告。”我会意地笑着点了点头。火车在“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的高昂歌声中徐徐地开动了。

    我和杨爽秋从踏足北京，到离开北京，前后不足十八个小时。

第八章成都路小学会议

回程是出奇的一帆风顺。元月八号下午四点过钟到达贵阳后，我和杨爽秋都未回家，直奔分部。

分部的负责人几乎都在，我简单交待几句，叫分头发出通知。今天晚上，分部召开扩大会议，分部委员，各纵队，大队负责人全部参加。为了使会议不受来访群众和外界的影响，会议不在分部——贵阳市文史馆举行，改在成都路小学。这会址是钟明生去联系借用的。所以这个会议我们以后称之为《全红总》贵州分部《成都路小学会议》。这次会议由晚上七点半钟到十一点半，人数有六十多人。

我和杨爽秋向大会介绍了总部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封闭了劳动部，取代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签署了当前解决临时合同工问题的《联合通告》，大家并传阅了我带回来的《联合通告》的原件。另外，我也谈了目前我们《全红总》面临的局势：全国各地的走资派突然成批成批地解雇临时合同工，向《全红总》进行反扑，我们必须应用《联合通告》予以回击，解决各地，各单位被解雇工人的复工问题，要让临时合同工都能和正式工一样，过好这个年。但有关国务院、中央文革对销毁《联合通告》的指示，周恩来叫《全红总》撤销总部，“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指示，我就没向大会谈了。

会议作出了以下决议：

一、各基层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全红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签署的三家《联合通告》。

二、《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筹备组正式成立。在西南区总指挥部正式成立前，由我代行西南区总指挥部总指挥的职权。

三、组成《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驻云南代表队》，第二天就去昆明，协助昆明分团，解决云南被解雇的临时合同工的复工问题。代表队成员七人，名单及分工如下：

    萧碧璜，任代表队队长；

    潘汉发，代表队付队长，兼管组织工作；

    石应宽，主管宣传；

    谢朝锡，秘书，管文件及信件往来及兼管组织工作；

    杨爽秋，秘书，管接待；

    欧阳林，负责保卫工作；

钟明生，管财务及生活。

四、《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驻云南代表队》的一切财务开支，由贵州分部负责，由贵州分部向贵州省委领导下的机构“工人联络站”实报实销，除请昆明分团安排驻地而外，不增加昆明分团一分钱的负担。

五、以《全红总》昆明分团为基础，联合其他组织，成立《全红总云南省指挥部》。

六、由于贵州分部抽调了主力赴云南，分部由邬光顺曹绍忠负责，部分大队长成为分部委员。

散会了，我与杨爽秋于深夜才各自回家。

第二天，九号，处理去云南的事务性准备工作：

    一、钟明生盖上西南区总指挥部的公章，到贵阳刊刻社去刻下列三枚公章：

    “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组织部”

    “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宣传部”

    “全红总云南省指挥部”

按当时大陆刊刻社的规定，刻公章必须有公安局的证明，不能私刻公章。但由于我们这是盖上上级单位的公函“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去刻下属机构的公章，因此无需到公安局去申请和备案。

昨晚的会议决定，不能随便使用西南区总指挥部的公章，驻云南代表队到昆明后因组织工作，用组织部公章，因宣传工作，用宣传部公章，而云南省指挥部的公章，则待云南省指挥部成立后，立刻交给他们，我们无权使用。（事实上，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的公章由毛胜年交到我手中，一共只用了三次，这是第一次，出函到刊刻社去刻上述三枚公章；第二次是以西南区总指挥部的名义去函祝贺并正式承认《全红总红河分团》和《大理分团》的成立；第三次是我们离开昆明时，用西南区总指挥部的名义出公函请昆明火车东站的工作人员帮助我们离开昆明。）

因钟明生认识刊刻社的人，三枚公章当天就刻好。

二、王秉忠负责去印七个“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驻云南代表队”的袖套。

三、曹绍忠负责去买当天由贵阳到昆明的火车票七张。

下午四点，三桩事情全部办妥，李炳华立刻打电报通知昆明分团的负责人金翠莲，准备接车。李炳华并取出了三百元现金，预计给我们七人在昆明一个月的伙食开支。

晚上九点，我们在分部成员的护送下，代表队一行七人，坐上火车，踏上了去昆明的征途。

我与杨爽秋从北京回到贵阳，开会，成立西南区总指挥部云南代表队，作好一切准备工作，出发去昆明，才用去二十八个小时。

在当时及稍后下达的中央文件以及红卫兵围攻《全红总》时都一致攻击《全红总》只是一批临时工合同工为自己闹转正，闹复工，搞自身的经济利益。文革结束后，海外及国内的文革史家们都从肯定或否定的不同角度去论述《全红总》只是一批临时工合同工为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奋斗或者说冲击工会，劳动部门，却鲜有文献提到为这批临时工合同工争权利、争经济利益的《全红总》各级负责人中有不少却是正式工，而且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让我们以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驻云南代表队的成员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西南区总指挥部驻云南代表队的任务和目的是为了抢在中央正式行文废除《全红总》总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签署的解决临时合同工问题的三家《联合通告》之前去云南落实执行这一通告，是为了解决云南省被解雇的临时合同工的复工问题，第二任务是发展和壮大《全红总》的基层组织。对此任务和目的，成员个个清楚，他们全心全意，义无反顾，到底，他们是否全都是临时合同工呢？请看看他们的背景和个人资料：

正队长：萧碧璜，20岁，高中毕业，贵阳市建筑公司的长期临时合同工，泥水匠，黑五类的狗崽子；

付队长：潘汉发，51岁，小学毕业，贵州省汽车修配厂（后改为贵州汽车制造厂）的老工人，正式工，机器修理工人，共产党员；

宣传部负责人：石应宽，33岁，贵州大学毕业，贵州省大方县第一中学教师，当然是正式工，超龄共青团员，未退团；

秘书：谢朝锡，34岁，共青团干校毕业，高中程度，贵州水泥厂干部，贵阳市甘荫塘矿区共青团委书记，当然是正式工；

秘书：杨爽秋，20岁，高中毕业，贵阳市国营棉纺厂纺织女工，正式工，共青团员；

钟明生，49岁，文盲，贵阳市建筑公司老工人，正式工，木匠；

欧阳林，28岁，初中毕业，流浪汉，无职无业，四川人，流浪到贵阳，被收容在贵阳市龙洞堡农场，农工。

这就是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驻云南代表队的全部成员的政治背景。带头的两人，一个年龄最小，我，20岁，另一个年龄最大，潘汉发，51岁，一个是黑五类的狗崽子，另一个是共产党员。

除我与欧阳林外，另外五人，全部是正式工，一个共产党员，三个共青团员。按理，临时合同工问题与他们无关，闹复工，复职，转正，定级，更与他们沾不上边，可是他们却无私地全心全意为别人的利益而奋斗，最后，上述七人全部坐牢，三人被判重刑，全被开除党籍、团籍。如果说，当中外文革史家们研究了大量的真实历史材料后，确认《全红总》是在中共最黑暗的年代、最高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成立的非官方的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独立工会组织，临时合同工的造反运动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场声势浩大的争平等、争权利、争利益的自由工人运动的话，我请史家们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大陆自中共建政以来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

    笔者在此向他们致意。

第九章首战告捷

元月十号（六六年）下午5点过钟，我们到达了昆明火车站，与《全红总》昆明分团的人凭袖章相认了。虽说是初次见面，却亲热得象一家人。带头的叫金翠莲，三十多岁，是昆明酱菜厂的女工，是昆明分团第一负责人，另两个负责人叫李春林、黄茂林，是云南省小汽车修理厂的工人，二十七、八岁，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金翟莲用浓厚的昆明腔说：“我们七号已收到总部组织部的电报，说总部已派人来昆明，真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昨晚又收到贵州分部来的电报，我们昆明分团已经安排好了你们的驻地和办公地点，就在昆明市工人文化宫。

    一路上，我请金翠莲把昆明的各造反派组织情况向我们介绍一下。据她们的介绍，当时昆明最大的、也是成立最早的造反派组织是“巴黎公社”，全称是“云南省昆明地区毛泽东思想巴黎公社工人战斗兵团”，有五十多万人，都是工人，相当于贵阳市的“红卫军”和“赤卫队”，湖南的“湘江风雷”（想蒋疯驴）。

“巴黎公社”的成立为打破昆明市66年6、7、8三个月被工作队和红卫兵造成的白色恐怖局面，把以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为首的一批省市委高干押上批判台而立下了许多功劳。阎红彦此时已自杀身亡。但目前，省市委干部组织力量和红卫兵对“巴黎公社”进行反扑，说他们组织不纯，被牛鬼蛇神混进组织当了头头，说他们财务不清，有人私吞公款。他们本身内部派系斗争也开始了，有人迫于外界的压力要求撤换头头，开门整风，要清除混进工人队伍中的牛鬼蛇神。头头们在把走资派们批斗了一通之后，也不知下一步咋办，当时还未开展夺权运动，他们有些内乱了。

第二大组织是后起的“昆明临时工合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人数约十万。为首的两人皆姓王，自称“司令”，一个三十多岁，一个二十七、八岁，以后我们称这二人为“大小二王”或称“两个司令”。

第三大组织是“云南省临时工合同工造反联合总部”，人数不到一万。

与《全红总》总部有组织联系而得到总部承认的《全红总昆明分团》人数较少，才三千多人。

至于云南“八.二三“和”炮派“这两大在昆明夺权后势成水火的武斗组织，当时”八.二三“只具雏形，”炮派“尚未出笼，他们的壮大是在《全红总》及“巴黎公社”等遭到镇压以后的事。而被镇压得最惨的就是“滇西挺进纵队”简称“滇挺”，它的主体就是被抓了头头，被解散了组织，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全红总云南省指挥部》筹备组辖下的几个组织（巴黎公社、昆明分团、昆明市临时工合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和云南省临时工合同工造反联合总部）以及来接应的“红河分团”和“大理分团”的成员。中央军委发出的通知是坚决镇压，格杀无论，出动了解放军和边防部队几个师，前堵后围，大炮猛轰，机枪横扫，“滇西挺进纵队”真是死伤惨重，血流成河。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这都是后话。

我们到了驻地——昆明市工人文化宫里，一幢两层高的小洋房，周围是花园，有围墙与外界相隔，前后各有一个大门。这是一个市中心的公园。

刚坐下，我就对金翠莲说：“金大姐，我们想走访巴黎公社，拜访一下他们的头头。”

金翠莲说：“好，你们先好好休息，我安排一下，过两天去见他们。”

我说：“不用过两天，就是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你们才到下，这么累。”

我说：“金大姐，时间紧迫，一刻也不能耽误。你们酱菜厂被解雇八百多工人的事，找过当权派，开过会没有？”

她说：“开过几次了，走资派死活都不同意复工，劳资科把问题推给厂领导，厂领导又推给市劳动局，市劳动局管我们酱菜厂的付局长也找了几次，就是不签字，我们也拿他无法。”

我说：“明天晚上，组织开会，既然巴黎公社也有不少人被解雇，这个会由昆明分团和巴黎公社联合召开，务必把那个付局长叫来。”

当晚七点半钟，金翠莲、李春林、黄茂林等人带我们七人去“巴黎公社”总部。由于金翠莲与“巴黎公社”的头头们都熟识，所以我们之间的谈话就比较直接而无拘束。他们的自我介绍使我们听出了他们因外界的压力，内部的不团结，下一步又不知怎么办而流露出的傍徨心态。

    我向他们介绍了我们总部的情况：进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封闭了劳动部，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接见，与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签署了解决当前临时合同工问题的《联合通告》。并着重谈了我们《全红总》宗旨：“改革一切不符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彻底铲除罪恶的临时合同工制度，争取临时工合同工与正式工享有同等的经济待遇和政治权利，争取工会由工人自己当家作主。”

我接着说道：“我们这次来昆的目的是奉了总部的命令，应昆明分团的邀请来解决云南省被解雇的临时工合同工的复工问题，同时发展《全红总》的基层组织。”

末了，我也很有礼貌地向巴黎公社的头头们谈了我们对他们的期望：“内部要团结，消除个人歧见，共同对敌。内部整风，不必开门整风，别让对手有可乘之机。要民主选举自己的头头，对于来自走资派和红卫兵的压力要坚决抵制，尤其不能提‘揪出混进群众的坏头头’这个口号。这是走资派和红卫兵的阴谋，为了整垮一个组织，先说这个组织的头头里混进了坏人，然后再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这些所谓’坏头头’群众不明真象，不敢挺身而出保护自己的头头，从而达到他们瓦解这个组织的目的，千万别上走资派的当。同时，要随时端正自己的斗争大方向，继续发挥巴黎公社在昆明工人造反派中的带头作用。”

这一席话，居然把巴黎公社的头头们说动了心。他们看到我们《全红总》方向明确，思想充实，声势浩大，有几个人猛然提出将“巴黎公社“加入《全红总》。

我感到意外，也觉得突然，我们初来乍到，踏昆明不够四个小时，别人仅听了我们的一席话和自我介绍，就提出加入，未免太不成熟了，我只好婉言谢绝：

“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加入《全红总》，我们非常欢迎，但必须与巴黎公社的各级负责人商量以后再决定。现在我们希望，巴黎公社能与我们昆明分团配合，共同主持召开明天晚上的大会，我们愿意与你们并肩作战。”

第二天，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一日，晚上七点半钟，《全红总》昆明分团与昆明巴黎公社在昆明市红旗剧场召开了《争取昆明酱菜厂被解雇工人的复工复职大会》。会场全部坐满，连后面及通道都站满了人。

    金翠莲主持大会，她简介了昆明酱菜厂被解雇工人的情况后，接着叫人把昆明市劳动局副局长喊到了主席台前。只见他一言不发，冷静地站着，真是见惯了这种场面，根本就不当一回事，似听非听地看着几个被解雇工人的上台控诉。安排的工人发言控诉差不多了，金翠莲下到前排对我说：“我们安排的工人发言到最后一个了，小萧同志，你准备上去了。”

当最后一个控诉的工人走下台，我接着上去。主席台上只剩下我与那位副局长。他斜着眼看了我一下，根本就没把我看在眼里，以为也不过是从哪里请来打气助威的造反派代表而已。

我向大会介绍了我们《全红总》的宗旨，表示完全支持工人们的复工要求以后，并且说，我们这次奉总部之命到昆明就是为了来解决这一问题的。

接着我把目光转向了那位副局长：“这些工人在酱菜厂工作了多年，突然将他们解雇，是完全不合理的。我希望你答应工人的要求，签字同意给他们复工。”

    那位副局长一言不发，好象不屑一辩。

我再问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2月26日晚接见《全红总》的代表的讲话你看过没有？”

他还是一言不发。

我拿出一份传单，递到他面前：“这是接见的记录。你看看后面，中央文革首长对临时合同工问题的几点指示。”

他用眼角瞟了一眼，终于说话了：“这个，我早就见过了。”

“那你为什么不执行？难道你敢对抗中央文革，对抗江青的指示？”

“那是传单，不管用。请问，一份传单，我怎么知道是真是假？就算是真的，如果说是每个中央首长的讲话，我们都要遵照执行的话，那不知该执行谁的？”

“那你说，你应该执行谁的？你要在什么情况下才签字，才给他们复工复职？”

“除非上头有文件。否则，你打死我也不会签字。”他伸出一个指头，向上空指了指。

    “你的上头是谁？”

“我是执行劳动部的指示。除非有劳动部的红头文件。”他越说，口气越硬了。

时间差不多了，下面的工人群众开始有些焦躁不安，以为可能象过去几次一样，批判控诉一阵，无可奈何而收场。”

我从文件袋里取出了那份《联合通告》，递到他面前说：“你看，这是什么？”

他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公章盖在上面，但又不知为什么文件的名称却叫《联合通告》。

我很快将《联合通告》对着下面的工人大声地读了一遍，又再将《联合通告递到了那位付局长面前：“你仔细看清楚吧。”

副局长接过〈联合通告〉，非常认真地仔细看了起来。下面的群众一片肃静，都屏住了气，全场突然静到几乎连掉颗针在地上的声音都听得到。全部的目光盯住了我和那位副局长。

   从他抽眼镜的次数和头的起落，我知道他看了起码三遍，鼻子贴近了那上面盖的公章，似乎还想嗅一嗅公章的印泥味。

他猛然抬起了头，看了我一眼，说：“请问，你是谁？”

我用手指一指我的袖章：“我是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驻云南代表队的队长。我们昆明就是来招待这一文件的。那上面有我们总部的公章。”

他看了看我的袖章，又低下头看着《联合通告》。

我等得不奈烦了，问他：“看清楚没有？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连忙说：“真的，真的。”

“看到你们部长的签名吗？是不是真的？”

他赶快回答：“看到了，是真的。”

“那还等什么？还不赶快签字。”

“签，签，我马上就签。”

他从内衣口袋里取出了笔，在金翠莲她们早已拟定好的复工要求书上签下了如下的几个字：

    “同意复工。请酱菜厂领导按中央文件的精神办理。”

他所指的“中央文件”当然是《联合通告》。

我把他的签字向下面的工人大声念了一遍。

寂静的会场，突然沸腾起来，一片欢呼声，有人带头喊起了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全红总是我们工人阶级的革命群众组织！”……

我走下主席台，立刻被激动的流着热泪的群众围住了，他们把我抱了起来，高高举起，抛上天空，接下又抛起。这一幕，我以为只是在电影中，小说里被作家的夸张描写的情景，居然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而且就发生在我的身上。

台上的那位副局长，呆呆地站立着，看着眼前发生的情景；工人们在欢呼，在哭泣。他可能也被这情景感动了。他虽然过去不知签了多少次字，也许从来没有一次因签字而出现了这亲眼所见的欢腾的场面。

我在人群中寻找金翠莲。好不容易找到了，只见她满脸流着泪，泣不成声地对那些向她打听我们身份的工人们自豪而骄傲地解释着：“他们是我们《全红总》总部从北京派来的人。”

我对她说：“金大姐，赶快派人，叫部车把那个副局长送回家去，一定要平安地把他送到家里。”

虽然散会了，工人们久久不散。酱菜厂的工人们把我们簇拥到我们的驻地——工人文化宫。

已经夜深了，我们仍然留下了金翠莲、黄茂林、李春林等人商量明天云南省小汽车修理厂开会给二百多工人复工的事。

我们从踏足昆明，走访昆明巴黎公社总部，取得巴黎公社的支持和配合，作好准备工作，召开“昆明酱菜厂被解雇工人的复工复职大会”，运用《联合通告》，迫使昆明市劳动局付局长签字，给八百多工人复工复职，一共只用了二十九个小时。真是首战告捷。

    在我被捕后，审讯员问我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第一次使用《联合通告》？我曾将上述情况交待得清清楚楚，也曾写出了“交待材料”，连工人们欢笑、哭泣，把我抛上接下的场面都写了。《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在云南为工人利益而奋斗，解决了数万名被解雇工人的复工复职的问题，我的“交待材料”共140多页。审讯员看了后，说我：“太罗嗦，不该写的，你也写了。”我说：“你们不是叫我要彻彻底底、坦坦白白地交待吗？这是我们《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为工人所干的事，我应该彻底、坦白地写出来。”这些材料，作为《全红总》这一案的历史档案，应该还保存着。

第十章翻印《联合通告》

    第二天，即元月十二日晚上，由全红总昆明分团的李春林、黄茂林主持，在云南省小汽车修理厂召开了“争取云南小车修理厂被解雇工人的复工复职大会”。这次是由副队长潘汉发上台发言，最后也使用了我们的法宝《联合通告》，厂领导在《联合通告》的威力下乖乖地签了字。这次解决了二百多工人的复工问题。

这是元月十二号。

从元月十三日起，《联合通告》的消息不径而走，整个昆明市都传遍了，说《全红总》从北京派人到了昆明，带来了中央文件，任何当权派看了都会乖乖签字。我们的驻地一清早就挤满了工人，都要求我们到他们单位去解决问题。我们只能分组行动，两人一组：我和欧阳林为一组，潘汉发和谢朝锡为一组，石应宽和钟明生为一组，留下杨爽秋在驻地接待。

一两天后，两人一组都不行了，只能一人一组，仍然满足不了众多工人的要求。而且有的工人还为争夺到我们而出现了争吵，还有的群众为了争到我们，到金翠莲、李春林、黄茂林这些昆明分团的头头们那里去走后门，更有甚者，不由分说，冲进门来，抬着我们就走。

    潘师傅笑着说：“小萧，把我们每人砍成几块，可能也不够分呀！”

他每次出门，都被这些工人们拉扯得咧嘴大笑。

石应宽说：“老萧，我只是在昆明红旗剧场旁边一个不显眼的地方贴了一张告示：“《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驻云南代表队》住昆明市工人文化宫，想不到就会有这么多人挤上了门。”

我们只好每人一天跑三、四个单位，不单是去那些解雇数百工人的大单位，就连解雇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工人的小单位我们也去。用现在歌唱明星的语言来说，我们当时很多时间是在“跑场”了，这单位的会才开了一半，我们上台发了言，一下来就被另一个单位的人拉走了。

《联合通告》翻印出来以后，我们很多时候都不用亲自上台了，只是应工人群众的要求开会时去压压阵，露露面就行了。他们说，只要我们有人到场，他们的会议气氛就不同了，他们脸上也光彩了，叫当权派签字复工的事，他们只要把翻印的《联合通告》在当权派眼前亮一亮就行了。

半个月不到，我们间接、直接地为昆明市数万名被解雇的临时工、合同工复了工，恢复了职务。基本上没遇到什么阻力。

回忆到这里，我想到了王年一先生在他的巨著《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如此描述六七年元月初那段时期，全红总签署了《联合通告》以后在全国发生的事情，他说：“……顷刻之间，在全国许多地方刮起经济主义歪风。不少工人闹转正，闹晋级，闹福利待遇。一些人以江青的话为‘尚方宝剑’，指着领导的脖子强令发款。一些单位，慑于江青一伙的淫威，把合同工、临时工一律转正，甚至把1961年至1963年下放到农村的工人也恢复工作，同时补发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工资、夜班费、加班费。（见《大动乱的年代》156页）

这里，我必须与王年一先生商榷的一点是，我作为《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的总指挥，《联合通告》的具体执行者和翻印者，当我带着《联合通告》的原件到达昆明的时候是一九六七年元月十日，而江青等中央文革全体成员接见《全红总》的代表的讲话是六六年十二月底已传到昆明。可是元月初，云南省劳动厅和昆明市劳动局与全国很多地方的劳动部门一样，成批成批地大量雇临时工、合同工。元月五日，我在北京时，总部秘书组成员周牧及组织部长毛胜年就给我详细谈到当前的形势，各地走资派以大批解雇临时工合同工对《全红总》进行疯狂反扑，昆明分团的向总部告急的电报是元月三日到总部的，各地分团的告急电报也都是在那几天相继发到总部。总部鉴于当时的情况，再次发表一份宣言，（这份宣言至今仍然保存在我手中，以及大量的有关《全红总》的原始资料，有兴趣者欢迎随时查阅。）这份宣言其中说道：

    “……

    当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仍然在负隅顽抗……对广大的合同工、临时工群众进行疯狂反扑，成批成批的解雇合同工、临时工，逼得许多工人及其家属颠簸流离，走投无路，造成了许多惨痛的自杀事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为此，我团正告你们这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立即停止解雇，立即召回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赔偿损失，补发工资，为遭受你们迫害的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恢复名誉，妥善安排，认真处理，如果你们胆敢违抗，我团有权采取一切革命行动，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慨由你们负完全责任。

……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一月四日于北京”

继一月四日总部的宣言发出后，各地分团又是相继发表再次的宣言及“通令”。例如：“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沈阳分团第一号通令”如此写道：

    “凡中央直属、省属、市局、辽宁省办一切工矿企业、机关、团体、学校、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事业单位，即日起一律不得解雇临时工、合同工、代课教员、不属国家整编一切工作人员。并勒令辽宁省劳动厅，沈阳市劳动局，立即执行这一决定；否则发生一切后果，由辽宁省劳动厅、沈阳市劳动局和单位负完全责任。此通令由即日起生效。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

                                              沈阳分团总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

此通令兰底红字，现保存在我手中，欢迎查阅。

这份“通令”离江青12月26日晚的讲话已有十二天，如果江青的讲话真是“尚方宝剑”，那么，全国各地的劳动部门也就不敢在江青讲话以后的十天之中，成批成批地解雇临时合同工，《全红总》总部一月四日针对这一情况所发表的宣言及各地分团所出的通令就无此必要了。

事实是，《全红总》以王振海、周牧、郝维奇、全展云、杨政、毛胜年等为首的总部负责人，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认为江青的讲话始终不是可以叫全国各地的劳动部门非遵照执行不可的正式中央文件，解决当前临时合同工面临的问题不可能以哪一个中央首长的讲话为准，哪怕江青是中国当时最具权威的毛泽东主席的夫人，必须要形成正式的中央一级的文件，必须要具有行政命令和法定效力，所以他们趁热打铁，舍中央文革（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而去与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签署成具有行政命令和法定效力的《联合通告》。

《全红总》作为这一中央文件的提议者和监督执行者，将总部公章盖在上面。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管是十年还是三年，《全红总》这样一个自发成立的工人群众组织，签署这样的文件，也应该是史无前例的。

由于《联合通告》的签署，《全红总》这样一个群众组织，成了全国各地劳动部门的监督者，工人群众与劳动部门单位发生纠纷的仲裁者。

由于《联合通告》的签署，《全红总》作为工人群众自发成立的独立工会性质完全突现出来，它的地位已完全凌驾于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之上。

由于《联合通告》的签署，《全红总》已经触怒了周恩来，《全红总》被彻底镇压处此埋下了伏笔。

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和中共除毛泽东外最具权威、最有政治经验的政治家，当然预见了《联合通告》可能在全国造成的巨大影响，所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会议中，说服毛泽东、林彪，硬顶江青，让《联合通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不能通过，并当机立断，紧急下令销毁《联合通告》，将此一文件扼杀在印刷厂。

周恩来是一个具有近五十年政治斗争经验的人，而《全红总》总部的主要负责人王振海、周牧、郝维奇、杨政、毛胜年等只是十几二十岁出头的青年，他们既然能想到与劳动部、总工会签署《联合通告》，当然也清楚知道这份《联合通告》能给全国数千万的临时工、合同工带来的实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

在国务院、中央文革解放军的巨大压力下不能公开对抗，但可以利用中央与地方的这个时间差异，让全国被欺压最深，被子解雇，走投无路的临时工、合同工先享受到这一成果，造成具成事实，再给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让步。

特别是周牧（方圆）、毛胜年、杨政等这些杰出的《全红总》青年领袖们决定物色一个对《全红总》忠心耿耿，完全理解《全红总》的宗旨的青年去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将《联合通告》带到地方，执行、翻印，重新发到全国。

回忆起总部召我火速进京，到总部才半天时间又飞速南下。总部为使我在昆明的工作能顺利进行，任命我为《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的总指挥，立刻交给我已准备好的公章。在那“大动乱的年代”里，几个十几、二十岁的年青人，能保持如此清醒的头脑，将行动步骤安排地如此紧凑，应该说是极为罕见的。

周恩来和江青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们三令五申要将《联合通告》全部销毁，不准外传，而且由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押车，周牧、毛胜年二人也作为《全红总》的代表参加押车，送《联合通告》的铅印件三十万份去销毁之前几个小时，有两个到《全红总》总部才几个小时的不速之客已经带上了《联合通告》的原件，坐火车飞速南下了。而且，这样的精心安排者，就是参与押车去销毁《联合通告》的周牧、毛胜年二人。

说来也遗憾，我与杨爽秋千里迢迢到了总部，竟然连王振海、杨政、金展云、郝维奇等主要的总部负责人都未见上一面，原因是周牧要将我与杨爽秋的行动绝对保密，以防我们会见多人会无意中透露我们所接受的重要任务——带走即将销毁的《联合通告》的原件。

中央文革和国务院对解决临时合同工的问题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全红总》对江青和周恩来的指示不得不阳奉阴违。几个二十岁左右的年青人与具有五十年政治斗争经验的人的斗智较量，就发生在六七年的元月四日和五日这两天。

由于《联合通告》是我们带到昆明，首次使用、翻印、派发，上面盖有我们总部的公章，所以我们《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驻云南代表队对《联合通告》有绝对的解释权。我们被昆明的工人群众称呼为“首长”或“领导同志”，为此，我们专门作了不少解释，说我们也都是一些工人，是临时工、合同工，和他们完全一样。但他们总是说：“你们《全红总》签发中央文件，又到专程来执行这一文件，当权派见了你们都乖乖签字给我们复工，你们不是首长是什么？”

劳动部门和单位的领导乖乖签字给被解雇的工人复工，复职完全是慑于《联合通告》的威力，而不是象王年一先生说的那样是“慑于江青一伙的淫威”。事实是，当我到达昆明之前，不少单位被解雇的临时工、合同工都找过当权派，也出示过江青的讲话，但都没有成功过，他们都有说：“江青的讲话只是传单，不管用。”当我元月十一日晚，首次使用《联合通告》，昆明市劳动局的付局长看看《联合通告》后，不用威逼，立刻乖乖为昆明酱油菜厂被解雇的八百多临时工、合同工复工复职时，说真的，我也才开始体会到《联合通告》的威力。

我在昆明期间，据我所知，没有一个群众象王年一先生说的那样去“掐着领导的脖子，强令发款”，我不知王年一先生说这些话的根据何在？我在昆明期间，曾三令五申，要求当权派给被解雇的工人复工复职时，不准给他们戴高帽，挂黑牌，不准任何形式的体罚，不准侮辱人格，他们签字同意复工后，必须好好地把他们送回家里，我们是为我们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去奋斗，没有必要对别人施加暴力。

由于《联合通告》的威力，我们到昆明的第三天，昆明市拥有五十万人的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巴黎公社”全体加入《全红总》。这不是天方夜谭，也不是自我吹嘘，我现在手中仍保存有“巴黎公社”加入《全红总》后以《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昆明地区巴黎公社工人战斗兵团》的名称所散发的很多传单原本，欢迎有兴趣者查阅。

一个星期后，昆明拥有十万人的大造反组织“昆明市临时工合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和“云南省临时工合同工造反联合总部”以及“云南人民印刷厂红色工人造反队”、“毛泽东思想东风工人战斗队革命造反司令部”等相继加入《全红总》。原来只有三千多人的《全红总昆明分团》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展成拥有六十多万人的《全红总云南省指挥部》。这不是我及我们代表队七个人的能力，而是《联合通告》在昆明所造成的巨大影响。这已经超乎了我们的预想和承受能力。

当一个组织为群众解决了他们的实际的切身利益的时候，无需宣传，不用号召，他们都会蜂拥加入，你想拒绝都不可能。

元月十三日清晨，石应宽起得早，把我叫醒：“老萧，快起来，你看街上，巴黎公社的旗号变了，变成了《全红总昆明地区巴黎公社兵团》，老萧，他们是先斩后奏呀，还没有得到我们的正式同意。”

正说着，来了七部卡车，卡车上站满了人，飘扬的旗帜上的确写着：《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昆明地区巴黎公社工人战斗兵团》，他们保留了巴黎公社的称号。看来，我们只能承认了。

接着，金翠莲带着巴黎公社的头头们来见我。金翠莲说：“小萧同志，大家委托我来问你，那份《联合通告》可不可以翻印，大家都需要，所有的单位都等着解决复工问题，你们难以分身呀。另外，巴黎公社决定全体加入《全红总》，他们的头头来了。”

翻印《联合通告》，这正是我迫切想解决的事，我马上答应：“完全可以，我立刻同你去印刷厂办这件事。”我对其他人说：“巴黎公社加入《全红总》的事，潘师傅、杨爽秋，你二个负责接待，到其他单位的事，由石应宽负责。”

金翠莲把我带到了云南省印刷厂，找到了该厂“红色工人造反队”的头头，他一看《联合通告》，高兴得不得了，问我：

“请问首长，要翻印多少份？”

我说：“先印四千份。”

“要不要套红？”（公章印成红色）

“一定要套红，请问，要多少钱，什么时候能印好？”

他回答：“这样好的文件，完全免费。我会叫工人丢下一切，今夜加班，明天下午就印好。”

第二天（十四号）一早，金翠莲来了，告诉我：“小萧同志，印刷厂红色工人造反队的头头们把《联合通告》私自多印了二千份，而且昨夜就散发了，要不要追究责任？”

我一听，忙说：“太好了，不要追究，他们愿意印多少就印多少。我们的四千份印好了，你去取来，小部分给我，其余的由你们散发，寄到全国各地，请昆明分团的人寄给他们在外地和乡下的亲友。”

这就是我判决书上最主要的第一大罪状“私自翻印中央宣布作废的文件《联合通告》，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严重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署，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情况。

被捕后，审讯员详细地追问了我：

“联合通告你到底翻印了多少份？”

“四千份。”

“什么时候印好？”

    “元月十四号下午，当晚，金翠莲才交一部分到我手中。”

“那为什么十三号晚，十四号的白天昆明街头已经有了？”

“那是印刷厂的工人们私自翻印的，我管不了这么多。”

“又私自翻印了多少？”

“这我可说不准了，我要求的只是四千份。”

    我从离开北京，元月五日晚，到元月十四日，只用了八天时间，已完成了总部交给我的两大任务：一、翻印《联合通告》，发到全国；二、解决昆明酱菜厂和云南小汽车修理厂共一千多工人被解雇的问题。其中坐车就去了四天。

第十一章《全红总》云南省指挥部筹备组的成立

总部交给我的第三个任务是发展和巩固基层组织，物色和建立一个稳固的基地，准备总部南迁。

元月十三日，金翠莲带我去印刷厂后，潘汉发代表《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驻云南代表队正式承认昆明巴黎公社加入《全红总》，与昆明分团互为兄弟组织，互不隶属，互相配合。同意他们的称号，只是将原来的名称“昆明地区毛泽东思想巴黎公社工人战斗兵团”前面加上《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就行了，简称《全红总巴黎公社兵团》。

元月十五日中午，我们碰头吃饭时，杨爽秋对我说：“老萧，昆明市临时工合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两个司令说今天下午无论如何要见你。老萧，你知不知道，他们还叫我做‘首长’呢。”

我问她什么事，她说：“他们要求全部加入《全红总》。”我说：“好吧，今天下午见见他们。”

    下午二点，昆明市临时工合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两个司令“大小二王”都来了。一进门，他们就开门见山地说：“首长，我们要求全部加入《全红总》。”

我说：“非常欢迎！你们为什么要加入《全红总》呢？”

“因为《全红总》是真正为我们临时工合同工谋利益的组织，我们临时工合同工不必再打其他旗号，都应该打《全红总》的旗号。”

“好！我非常欢迎。本来嘛，《全红总》就是临时合同工的组织，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可是我们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请问首长，《全红总》有没有云南省指挥部。”

“还没有，现正准备成立。”

“我们想把我们的‘昆明市临时工合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改名为《全红总云南省指挥部》，我们二人要当云南省指挥部的指挥长。”

“这可不行。云南省指挥部要由昆明分团、巴黎公社兵团及你们共同组成，头头由你们共同选举产生。”

“首长，昆明分团没多少人呀！他们才几千，我们有十万。”

“昆明分团是总部一开始就承认的。你们有十万，巴黎公社兵团可比你们人多，他们有五十万。不能凭人多就要当头头，你们要加入可以，要当头头必须公平选举。”

“这个，”他们犹豫了一下，“那我们得回去和弟兄们商量商量再说。”

“好，你们回去商量。我们随时欢迎你们加入，要当头头，我们的条件是公平选举。”

当天晚上，我们商量到这事时，石应宽说：“大、小二王这两个司令找我谈过两次话，可真有意思。他们正是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中说的那种流氓无产者，运用得体，战斗力可强啦！我也没答应他们要当云南省指挥部指挥长的要求，他们认为你可能会答应，所以坚持要找你谈。”

我说：“我明白，我非常欣赏他们的豪爽和闯劲。但不能让他们以大压小，瞧不起昆明分团的人呀，要先压一压他们。”

十七号，“云南省临时工合同工造反联合总部”的头头找到潘汉发，表示全体加入《全红总》。

十八号，“大小二王”亲自来回话了，表示接受我们的条件，加入《全红总》，愿意成为《全红总云南省指挥部》辖下的一个分团。

自从《全红总云南省指挥部》虽未正式成立，辖下已有四个组织：

昆明分团，约三千多人；

昆明市临时工合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约十万人；

云南省临时工合同工造反联合总部，约九千人；

昆明地区巴黎公社兵团，约五十万人。

元月二十日，代表队作出决定：

一、《全红总云南省指挥部》筹备组正式成立。潘汉发任筹备组组长，谢朝锡，钟明生协助。上述四个组织每个组织选派二个人，成为筹备组成员。

二、其他的人数较少的组织加入《全红总》，可以根据他们的自愿选择先并入上述四个组织。

当天下午，筹备组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我在会议上讲了话，我说：“当前，我们，《全红总》各地方分团所面临的任务，也即是总部下达给我们的任务是坚决贯彻执行，《联合通告》，制止各单位的走资派以各种借口解雇临时工、合同工，要切实解决被解雇的临时合同工的复工问题，要让他们和正式工一样，能过好这个年。各分团要配合行动，互相支持，争取在元月底，二月初把云南省被解雇的临时工、合同工全部复工复职。”

这就是我的判决书上第二大罪状：“大肆网罗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的具体情况。

其实，我的这两条罪状，对我也太过奖了。我作为一个极普通的工人，一个泥水匠，有什么本事去“严重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署”？有什么能力去“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只不过是要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去为受害、受压最深的临时工、合同工争取他们应有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而已。因为我也是一个临时工、合同工。我并不认为我们有什么伟大创举和过人之处，只不过我们认为，作为一个人，应该有为人为己之心。说我“大肆网罗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昆明参加《全红总》的这六十多万工人如果都叫做“牛鬼蛇神”的话，我也愿意永生永世都做牛鬼蛇神了。

我到昆明才十天时间，元月十日到二十日，总部交给我的三个任务：解决昆明酱菜厂和云南省小汽车修理厂等一千多被解雇的临时合同工的复工问题以及其他很多同样的问题；翻印《联合通告》，发到全国；发展和壮大《全红总》的基层组织，已基本完成。

    最后，还有一个任务是，物色和建立一个稳固而可靠的基地，准备总部南迁。

第十二章“降服三司”

元月二十日，昆明市一些大大小小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在《联合通告》和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全红总》的代表的讲话传单的影响下，联合起来，一举夺了云南省劳动局和省计委的权。

    二十一日，劳动向和省计委“垆机关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干部联合云南大学“卫东彪战斗队”，省计校“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等组织进行了反夺权，双方僵持不下，最后确定进行辩论，辩论输理的一方把权交出来，（当时还真是文斗阶段，多数以辩论来了结一桩争持不休的事。）辩论地点是云南省委大礼堂，

为期三天：元月21号，元月22号、元月23号。仲裁者：北京三司驻滇联络站。

21号下午，工人组织的代表们到驻地找到我们，说：“全红总的同志，希望你们能派人去支持我们，这些干部和学生，牙尖嘴利，能言善辩，我们工人肯定辩不过他们。”

我好言安慰他们：“我们会随时关心事态的进展，这两天太忙，事情安排得毫无半点空隙，听说辩论进行三天，最后一天我们一定到场。希望你们每天晚上都能向我们汇报辩论的情况，尤其是对方的论点、论据。”

果然，他们每天晚上都来汇报会当天的辩论情况，而且都很焦急，辩论会上，他们明显处于下风。我叫石液压宽重点记录下对方的论点。

23号中午，十几个工人代表到了我们的驻地，一见到我们回来，立刻围了上来：“《全红总》的领导同志，你们今天下午再不去，我们就完了，完全输定了，权也只能交给他们了。”

我问道：“三司的代表态度怎样？”

“三司他们一言不发，态度模棱两可，真不知道他们是站在哪一边。口里说支持我们工人的革命行动，紧要关头，就看风驶舵了。”

石应宽问我：“老萧，要不要先找一找三司，征询一下他们的态度？”

我说：“不用。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观点，坚决支持工人的行动，不必理人三司的态度。”

接着我对石应宽作了辩论的布置，分析了对方的论点论据，说：“老石，今天的会上，我们先听，你作好准备，作具体发言。等他们辩论得差不多了，我上去简单申明我们《全红总》的观点，说一点开场白，然后由你详尽地批驳对方，抓住要害，狠狠批驳，要做到对方无反驳的余地。你我发言完毕，将大会结束，不能再拖。下午五点，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办。”

   我对工人代表们说：“我们今天下午2点准时到达会场。你们要沉住气，继续你们的辩论，我保证你们会赢。”

下午两点，我带着石应宽、谢朝锡、欧阳林一行四人到了云南省委礼堂，辩论正在激烈进行，会场座无虚席，约有近一千人。工人们见我们到了，精神为之一振，心里顿觉踏实了许多。

我们仔细听了双方的辩论。明显，工人们是处于下风。三点钟不到，工人们几乎无言可发了，任凭对方一个又一个地上台批驳，尤其是云南大学“卫东彪战斗队”的大学生的发言更是尖锐：“……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夺权的最高指示，只有本单位的群众才能夺本单位的权。这些工人，根本就不属于劳动局的本单位职工，很多人还是临时工、合同工，有的连工作单位都没有，他们有什么权利来夺劳动局的权？他们的行动，是完全违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的。……”

工人们沉不住气了，有的失去了信心，想走了。工人们焦急，期待的目光全部盯住了我们四人。

坐在我们身边的几个群众组织的头头，也催促我们：“《全红总》的同志，快上去发言吧，大家都快沉不住气了。”

时间差不多了，我对石应宽说：“作好准备，我发言了，你接着上，要把云南大学“卫东彪”的嚣张气焰给我打下去。”

“卫东彪战斗队”的发言刚结束，我举起了手，不少工人迫不及待地叫了起来：“大会主席，请让《全红总》的同志发言。”

    其实，我也是当时唯一的举手者，工人们早已被对方驳得没有还嘴的余地了，对方也是一付稳操胜券的姿态，认为只等“卫东彪”战斗队的发言结束，即可宣布他们反夺权成功，余下的只需向工人群众大喝一声：“把权交出来！”就完事了。

这批干部和学生，当然早已听闻过《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驻云南代表队》的大名，今天要亲自领教了。

我走上主席台，简单而斩钉截铁地阐述了我们的观点：“我们《全红总》完全支持工人的夺权行动！”也讲了我们总部在北京取得的辉煌胜利：“进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封闭了劳动部，得到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肯定。总部已向全国各地的分团发出通知，夺取各地工会和劳动部门的权。昆明市工人群众这次夺了劳动局的权是完全正确的，我代表《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对此完全支持。至于具体的理由，由我们下一位同志详细阐述。”

   不等大会主席召唤，石应宽已经走上了主席台。

只见他，不慌不忙，款款而谈。把这两天辩论中对方的论点、论据，逐一批驳。音调忽高忽低，忽轻忽重，语气有时亲切可人，有时又尖酸刻簿，盛气凌人。

石应宽发表了一篇非常精彩的演说。他从法国巴黎公社谈到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剩余价值的论述谈到了列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篡改成‘专政无产阶级’，真正的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广大的工人农民不但在政治上长期受压，根本就没有真正当家作主人，他们连选择就业的机会都没有。经济上被剥削、被奴役，他们的剩余价值被那些当官的，骑在人民头上的走资派们掠夺一空，其中受欺压最深的就是这一批临时工、合同工。他们的行动正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劳动部门不为工人群众办事，工会成了帮助劳动部门欺压工人的工具，工人们为什么不能夺劳动局和工会的权？他们为什么没有权利重新寻找自己的代言人，重新建立真正为自己办事的机构？……”

说真的，我这一生，再也没有听到第二次象这样精彩的演说了。石应宽真是一位天才的演说家，我为我们《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得到这样一位宣传部长而高兴。他也是我们西南区总指挥部和贵州分部唯一的一个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他的演说在狠狠批驳了对方的观点以后，又不忘用亲切的口吻把被批驳者拉了过来。

“……当然，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是本单位的群众夺本单位的权。但是，我请问‘卫东彪’的同志们，劳动局的职能是干什么的？劳动局的职能是为工人介绍工作，安排就业，负责调动，它的工作和服务对象就是这批广大的工人，这些工人的命运就掌握在劳动局手里。如果说，这批广大的工人都不属于劳动局的基本群众的话，那么，劳动局将无存在的必要。工人阶级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来夺控制自己命运的机构的权，为什么不合理？如果他们去夺了文化局、教育局、体委的权，那才是不合理的。

“在坐的各位劳动局的机关干部们，说句不客气的话，你们才不是劳动局的基本群众。你们的升迁调动，是由人事部门控制的，劳动局管不了你们的命运。你们被调到劳动局来，是来协助劳动局长处理工人的事。劳动局没有为工人办好事，全部由劳动局长来负吗？你们就没有一点责任吗？工人们夺了劳动局的权，你们不服，有本事，去夺人事局的权吧，那里才是控制你们命运的地方……”

“……至于说，临时工合同工，有的连工作单位都没有，我尊敬的‘卫东彪’的革命小将们，话别说得太绝了。我请你们问问他们，他们哪一个愿意当临时工、合同工？哪一个愿意没工做，没饭吃？这不恰恰就是罪恶的临时合同工制度和执行这一制度的劳动部门给他们造成的吗？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晨明明写着：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可是他们连自己的命运都控制不了，那还去领导什么？他们现在仅仅做了一点想改变自己命运的事，还没有想到要去领导你们，各位小将们，尊贵的干部们，你们就认为他们已经是大逆不道了，你们是不是认为，工人们，临时工、合同工们想吃碗饭都应该由你们来施舍，这才是天经地义的事呢！”

“卫东彪的革命小将们，也许你们觉得自己大学毕业以后决不会流落街头，去当临时工、合同工，不会没工作没饭吃，可是你们的父母兄弟或者亲戚朋友，他们之中或许会有临时工、合同工。我请你们回去问问他们，哪一个是志愿的？再请他们讲一讲临时工、合同工受欺压、受歧视，没工做，没饭吃的滋味。他们也许正和这批临时工合同工一样，需要你们的安慰，帮助和支持。可是，你们却偏偏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去打击他们，去剥夺他们为生存而斗争的权利。你们的良心，你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到哪里去了？”

    只见“卫东彪”战斗队的那些学生，脸红一阵，白一阵，一会儿又跟着工人们一起鼓掌。

一个多小时的演讲，全场时而鸦雀无声，一片肃静，时而又掌声四起，欢声雷动。被支持者听到动情之处，感动得泪流满面，不少人在呜呜抽泣，被批驳者也都听得入了迷。突然，谢朝锡把传到他手里的一张纸条递给了我。我一看，上面写着：

“全红总南下串联队的同志们，你们的发言太精彩了。我代表三司驻滇联络站完全支持你们的观点，向你们学习。我准备于散会后亲自到你们驻地拜访，向你们取经。

向你们致以革命的敬礼！

                                             三司驻滇联络站负责人

                                           清华大学“井冈山”雷向阳”

谢朝锡小声对我说：“老萧，看来，三司已被我们完全降服了。”

    我看着这一张字条，脑子里立刻浮想连翩。“三司”，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这可是全国各地造反派心目中的风向标，他们在各地也以钦差自居。

“清华大学”，这四个字多么神圣，这可是我们这些黑五类出身的狗崽子们想都不敢想的大学。我虽然高考时填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那可是我的物理老师高言赢一再要不得我填的。我是连续五年的物理科代表，是他所教的物理科成绩最优秀的一个学生。

    “雷向阳”这三个字，使我立刻想起了“李向阳”，这是我少年时最喜爱的电影“平原游击队”中的游击队长，我少年时的偶象，英俊，萧洒而又机智勇敢。

“雷向阳”，又是“三司”，又是“清华大学”，想来更应是我心目中的李向阳式的英雄人物了。

我正冥想着这位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石应宽足足一个多小时的演讲结束了。全场暴发了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那些被他批驳的对立派，也包括那几个被他批驳得脸红一阵，白一阵的云南大学“卫东彪战斗队”的大学生都站起来向他鼓掌。他从容地抽一抽眼镜，走下主席台，立刻被群众围住了。这时，只见一人走上主席台，拿起话筒，大声宣布：“我们三司驻滇联络站完全支持《全红总》的观点，现在宣布：辩论会结束，工人们夺权有理，散会。”

突然，工人们一拥而上，将我们四人：石应宽、谢朝锡、欧阳林和我抬了起来，高高举起，抛上接下。我人生第二次经历了这样的场面。

欢腾了一阵，几个戴着“三司”袖章的学生拥着一个女的，到我面前。那女的自我介绍说：“全红总的负责同志，我就是雷向阳，三司驻滇联络站的负责人。”并伸出了手。

我呆了，眼睛看着她，心里差点儿叫了出来：啊，雷向阳，我想象中的李向阳式的英雄人物，怎么会是个女的？不用说了，这名字一定是文化大革命中才新改的，什么宋要武，韩爱军之类。

我打量着她，长得倒也五大三粗，个子足足比我高出一头，披一件黄军大衣，戴一顶黄军帽，倒也有几分魁梧样。那年头，确实是“中化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幸好，我身边站着一个比她更魁梧的欧阳林，我们西南区总指挥部的流浪儿，也是穿一件黄军大衣，还有石应宽和谢朝锡这两个戴着金边眼镜的知识分子装束，这阵容才没输给她们。否则，凭我这小个子，准被她们暗中叽笑呢！

我与她握了手，她仍然不停地赞叹着石应宽的发言。会后，雷向阳等三司的几个学生跟着我们到了我们的驻地。长得秀丽、文静，爱红装不爱武装的杨爽秋接待她们。雷向阳又恭维了我们一通，好话都差不多让她说尽了，说我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观点正确，斗争经验丰富。突然间，她却冒出了一句：“你们刚从毛主席身边来，一定带来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最新指示。”

真是活见鬼！可把我难倒了。什么刚从毛主席身边来？我和杨爽秋到北京才十几个小时，没走出总部范围几百公尺，中南海在哪个方向我们还搞不清楚呢。什么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更是被问得瞠目结舌了。

我身边的杨爽秋见我一时被问得答不上话，马上接口说：“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是工人阶级要进驻上层建筑领域，参加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不得不佩服杨爽秋的机灵。但这是不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也搞不清楚，大概是哪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吧。管它是不是，总算给我解了围。

从这一天起，雷向阳几乎每天都到我们驻地来“交流斗争经验”，征询我们对某些问题的观点，他们支持哪一边反对哪一边，基本上按我们表态后的观点去进行。按雷向阳的话说：三司与我们《全红总》在“并肩作战”。可是我却一次也没有去回拜过她们，她们的驻地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当天晚上，我向大家夸奖石应宽的发言。说这一仗石应宽的发言真叫我们《全红总》赢得漂亮。谁知石应宽却冷冷地说：

“老萧，你难道就听不出来？我今天的发言，通篇都是诡辩。除了诡辩，就是以势压人，以言逼人，再加上感情攻势，拖延时间，使对方无还手余地，在一片欢呼的掌声中把辩论结束，等对方回去醒悟过来，为时已经晚了。这也是你要求的，尽快把辩论结束，别让对方有还手之力。”

我问道：“什么是诡辩？”

“比如说吧，毛主席的指示本单位的群众夺本单位的权。‘卫东彪’战斗队的解释才是正确的，劳动局的本单位群众就是劳动局的那些干部。我是用了偷换概念的手法，把劳动局的职能和本单位的群众这两个概念混肴起来，挂在一起，再加上感情攻势。不是我的口才好，而是昆明的人太老实了。我们不是赢得漂亮，而是赢得惊险。这大概也是我们《全红总》威望所在吧。”

我笑着说：“老石，你真会篡改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打着红旗反红旗呀！”

    “篡改？老萧，别说得这么难听，这叫活学活用。哈哈！”他诡谲地笑了。我们都跟着大笑起来。

第十三章《全红总》红河分团和大理分团

当天下午五点过钟，好不容易把雷向阳等人打发走了，杨爽秋立刻对我说：“老萧，有两个自称是《全红总》红河分团和大理分团的人要见你，已经在楼上等了你一下午了。”

我一听，“红河分团”、“大理分团”，好象没听总部说过，哪来的？

我与杨爽秋上了二楼，杨爽秋指着陆我对那二个说：“这是我们西南区总部总指挥部的负责人。”

两人忙说：“首长，我们总算找到你们了，找得我们好辛苦。”

我问道：“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全红总红河彝族哈尼族自治州分团（简称红河分团）和大理白族自治州分团（简称大理分团）的对外联络员，奉我们头头的指示，到昆明来寻找我们《全红总》的上级。”

“你们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元月七号。”

“为什么会想到成立《全红总》？”

“因为我们看到一份传单，是中央文革首长接见全红总代表的讲话。我们认为《全红总》完全说出了我们工人的心里话，真正是我们工人群众的组织，所以我们就成立了全红总红河分团和大理分团，前后只相差一两天，真是不约而同。”

我一看他们的介绍信，连公章和袖章的称号真是一点都不差。

“你们有没有同总部和《全红总》的其他分团取得过联系？”

“没有，我们不知道如何与总部联系。最近听说总部从北京派人到了昆明，所以头头们叫我们二人带着介绍信来找首长们联系。”

“你们怎么会两人在一起呢？”

“我们两个分团成立后，互相联络，互相支持，什么行动都完全配合一起搞。这次也是头头们叫我们二人同时一起来昆明的。”

“你们有多少人？”

“我们每个分团至少有十万人。在我们那里，几乎不存在其他组织了，都完全加入了《全红总》，包括学生、干部，男女老少。整个红河、大理，全部由我们《全红总》控制。头头叫我们找到上级后，无论如何请上级派人去指导我们的工作。”

仅仅看到一份传单，就吸引了二十万人参加《全红总》自成组织，旗号名称一点都不差。这份传单现似保存在笔者手中，欢迎有兴趣者查阅。

这就是“踏破铁鞋无寻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正是我心目中想建立的一个坚强的基地，完全控制在《全红总》手里的地方。我看了他们的介绍信，说：

“我代表《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正式承认你们分团，对你们的成立和发展表示祝贺。”

接着，我写了两封贺信，祝贺他们两分团的成立，并正式承认，盖上了《总指挥部》的公章。这是我在昆明第一次使用《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的公章。这是我在昆明第一次使用了西南区总指挥部“总指挥萧碧璜”的头衔，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我们其他时间在昆明使用的都只是组织部和宣传部的公章。

另外，我又写了两封信给他们头头，作了一些具体的工作布置：夺权，夺取州委大权，劳动局和工会的权。并告诉他们，我很快会派人去与他们一道工作。

两人拿着我的亲笔信件和一些翻印的《联合通告》，非常高兴地连夜回去了。

元月三十日，这两人又来了。说奉头头的命令来向科长汇报工作，二人说：

“首长，我们带着你的信件回去，头头马上召集大会，当众宣读，欢声雷动，大家得到了极大的鼓舞。按你的指示，我们两个分团同时行动，一举夺了州委大权，劳动局和工会的权，连州武装部的大权也夺了…….”

“什么？你们连武装部的大权也夺了？”我心里委实吃惊不小。

他们大概没看出我吃惊的神态，还继续兴高采烈地说：

“是呀！弟兄们夺权得兴起，不知是哪一个说了一句，干脆把武装部的权也夺也算了。才去了一队人到武装部，说要夺权，他们就乖乖地把权交出来了，还说都愿意加入《全红总》呢！”

“首长，整个红河、大理，全部是我们的了，要人有人，要枪有枪，砸烂公检法的那批夺了公检法的权的公安造反派都加入了《全红总》，只有边防军和我们《全红总》是井水不犯河水，互相还很友好。

“我们的头头说，请首长无论如何要派人去。首长，我们红河、大理，就象一把钳子，钳住昆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这真是一个好地方呀！”

我的心完全动了，决定了这就是未来总部南迁后的基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这八个字更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我说：

“好！回去告诉你们头头，等我把昆明的事处理告一阶段，成立了《全红总云南省指挥部》，立刻去你们那里。我亲自带人去，而且，总部的负责人也有一些会去，与你们一道工作。望你们作好迎接总部负责人的准备工作。”

“请问首长，云南省指挥部成立后，我们是不是属于它的领导？”

“不！你们直属西南区总指挥部，与云南省指挥部无上下级关系。”

这些也就是我判决书上的第二大罪状：“大肆网罗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说我“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指夺了武装部大权及公安系统加入《全红总》红河、大理分团。都算在了我的头上。

第十四章风云突变

元月三十一日，雷向阳又来了，拿了一份传单，是周总理和刘宁一在元月十六日关于工资问题的六点指示，其中谈到有关临时合同工制度的问题及关于复工复职和补发工资的问题，（这份传单目前仍在我手中）。雷说：“老萧同志，总理和刘宁一十六日的讲话与你们的《联合通告》的三点有很大出入。这是最新情况，你应该执行总理的指示，《联合通告》不能执行了。另外，有消息说，你们《全红总》的头头王振海是坏分子，已被中央逮捕，中央已下令要撤销《全红总》，你们《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驻云南代表队》作何打算？你不能对抗中央的指示。”雷向阳已经带有了质问的口气。

她提到的这三个问题，我都知道了。周总理和刘宁一一月十六日的讲话是石应宽约我看的，而且我们对这问题还作了专门的研究。响当当的三司，昨天还在谈到与我们“并肩作战”，坚决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今天就向我们宣战了，态度变化得也未免太快了。

该怎样回答雷向阳的质问呢？我猛然想起那位劳动局副局长在酱菜厂大会时说的话：那是传单，不管用，我怎么知道它是真是假？于是，我也就拾人牙慧，对雷向阳说：

本 “雷向阳，那只是传单呀，信得过吗？我们的《联合通告》那可是有公章盖在上面的正式文件呀，这还假得了吗？王振海被捕，这只是谣言。这种谣言还少吗？对于走资派的这种谣言，我们早就听惯了。我们《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驻云南代表队》要做的事才刚刚开始，当然决不会撤销。”

“老萧同志，不管怎么说，你最好还是打听清楚。我陪你去打个电话到你们总部去问一问。”

“也好，我也正有事向总部汇报。”我想到昨天“红河分团”和“大理分团”向我汇报的情况，我正想上报总部，如总部决定南迁，请他们速到云南。

我同雷向阳到昆明市邮局挂了长途电话到北京给总部，但一直接不通。

我转身对雷向阳说：“雷向阳，替我挂个电话给你们三司总部，找蒯大富或朱成钊都行，说我有事要问他们。”

“你以什么身份找他们谈话？”

“你说我是《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的总指挥。”这是我第一次在雷向阳面前表露我的总指挥身份。

“什么？你不只是代表队队长吗？怎么会是西南区的总指挥？”

“代表队长只是我兼任，我的真实身份是《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的总指挥，这身份可以向蒯大富、朱成钊问话了吧？别说我们总部了，你整个三司也不够我全红总西南区的人多吧？”我也学着“大小二王”仗势人多势众了。

听我这么一说，她真有点不敢怠慢，马上给三司总部挂了电话。电话倒通了，但蒯大富、朱成钊等人一个都不在。

我与雷向阳分手回来，心里也有些急了。总部是不是已经撤销了？王振海被捕，那周牧、毛胜年、杨政等总部人员的下落怎么样？

一两天后，街上的谣言，越来越多了，除了说王振海被捕，还说中央已宣布《全红总》是反动组织，下令取缔《全红总》。形势对我们很不利。但好在我们在昆明的群众基础好，没有一个组织对我们进行围攻和攻击，街上也没有一张攻击《全红总》的大字报。

我们的工作仍然正常进行，云南省指挥部的成立工作仍旧积极筹备，四方的代表都坐在一起开会。

二月三日，风云突变了。

当晚七点钟，我们一行七人刚吃完饭回到驻地，有两个穿着解放军旧军装的人进来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对我们说：“《全红总》的同志，你们今天晚上必须全部转移。”

我问道：“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叫我们转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来人说：“我们是云南省武术家协会的人。我们武术家协会的成员，大部分是退伍军人和抗美援朝复员转业的老兵。自从你们到昆明后，你们的所作所为完全看在我们眼里，你们《全红总》确实是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的。因此，我们云南省武术家协会接受昆明工人群众的委托，组织力量暗中保护你们，以免你们受到伤害。我们每天晚上都有二十几个人埋伏在你们花园周围，一直到天亮。昨夜三点，这花园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打斗，有十几、二十人来刺杀你们，被我们埋伏的人打退了。你们白天太辛苦，晚上熟睡，完全不知道花园里发生的事情。我们本来不想惊动你们，但是，刚才得到消息，今天晚上，要来一千多人，将这里踏平。今夜这里有一场搏斗，我们的人已在组织力量，叫我们来通知你们转移。”

这席话，我觉得好象是天方夜谭，难以叫人相信。来人见我们用非常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们，便说：“请你们出来看一看。”他们指着我们房子后面一处处被踏平的花丛，指着几处几干固的血迹，并拿出几把缴获的匕首，其中一人指着他左胸前的一枚志愿军奖章说：“我这奖章，还被对方一拳打瘪了。”我们一看，真又是那么一回事。

我仍然怀疑地问道：“那么，这来刺杀我们的人是谁派来的？”

“郭超。”

郭超，云南省副省长，阎红彦自杀后，他主持云南省的工作。

“各单位的走资派都把你们的情况汇报给郭超。郭超明里不敢动，暗中叫云南省公安厅来抓捕你们。但公安厅里有我们的人，公安厅推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事，他们不好插手，因此，他才指使他的亲信，叫人来暗杀你们。

“他们以为，对付你们，十几、二十人足够。但昨天晚上吃了亏，被我们打伤了几个，今天晚上他们准备来一千人。”

“这是些什么人？”

“这是他们从郊区叫来的不明真象的群众。”

我说：“既然如此，等这些群众来了，我们可以向他们解释，他们是受蒙蔽了呀！”

“混乱之中，恐怕他们一时听不进去，打了起来，对你们有危险。所以，我们的负责人叫我们来通知你们无论如何要转移。”

我仍然半信半疑。谢朝锡说了：“老萧，看来是真的呢！难怪这十几天来，我有时觉得半夜里花园有人影闪动，原来是他们。”

绝石应宽也说：“看来是真的。要避免这一场打斗，除非我们离开。我们离开，刺客扑了个空，也就打不起来了。”

来人好说歹说，我们终于同意离开了。

我们带上了随身物品，他们叫把房间的灯全部开着，准备离开，天已经完全黑了。此时，又来了一个人，说：“前门出不去了，已被人守住了，只有从后门走。”我们一看，灯光照着的大门，已守着七、八条大汉。来人又出去在大门附近监视动向。

这两人一前一后带着我们穿过花丛，矮树林，向后门走去。我走着走着，回头一看，有两三个人跟着我们，我说道：“有人跟踪。”武术家协会的人说：“别怕，只管走，公园里有我们的人，会对付他们的。你看，那些三三两两坐在草丛里，矮树边抽烟、聊天的人，都是我们的。”

果然，我们才走过，草丛里跳出了几个人，无事生非地拦住了跟踪我们的人，借故扭打起来。对方当然不是他们的对手，很快被打倒在地。

我们真是有惊无险地走到了后门。但一看，后门已经被一条粗大的铁链拴着，铁链上扣住了一把大锁。平时后门从来不上锁，今晚看来非比寻常。武术家协会的这人姓张，名字我已回忆不起了。老张说：“后门已上锁了，翻墙看看。”他试着爬上围墙，但外面太高，无法跳下。他说：“我们倒可以跳下，你们看来不行。”他犹豫了一下，说：“再走前门，想办法。”

我们又到了前门附近，离大门约三十公尺处矗立着一块很大的毛主席语录牌，灯光射住语录牌，后面却是阴影。我们就躲在语录牌的阴影后，思考着如何冲出前门。

老张说：“有了，我们两人到你们房间，设法引开守门的人，然后你们赶快出去，门外有我们的人，会带你们走。记住，要快。”

老张带着另一人，潜到我们驻地的房间。突然，从我们的房间里传出了一阵高声的叫骂声，打斗声。我们听见守在大门边的人大叫起来：“快，快，动手了！”接着他们很快地向我们的驻地冲了过去。

我们趁这时机，从语录牌后走出，很快走出大门。

门外正是一条大街，街边是一个公共汽车站。我们刚走到站边，有一个蹬在那里好象等车的人突然站了起来，看了看我们的袖章，然后用非常果断的语气说：

“全红总的同志，请跟我走！”

这是什么人？我们根本不认识。是敌是友，无法分辨。我们只凭直觉和对方叫“全红总的同志”那几个字的语气，就无比信赖地跟着他走了。

那年头，很多时都是只凭直觉和第一眼印象就可以认定对方是好是坏，是敌是友，还真有些准呢。比如：

我到全红总贵阳分部工作几天后，我叫我的二哥去看看我们分部，他看了不够半小时，临走时小声地对我说了一句话：“你要小心邓德礼！”

石应宽与我谈了半小时后，我就认定他正是我要寻找的那种愿意为工人的利益奋斗的知识分子，难得的宣传人才。我也是他认定的在众多的群众组织中要寻找的伙伴。

另外象潘汉发、谢朝锡及欧阳林等人，他们的身份是共产党员，团委书记或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我们也都是凭短暂的初识就互相认为对方是值得信赖的朋友。

事实上，我们之间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坐牢结束，直到现在。就连大理分团和红河分团的两个联络员，初次见我就非常坦率而不是试探式地给我提出：“红河和大理就象一把戏钳子，钳住昆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要人有人，要枪有枪”。

而且，整个全红总贵州分部和西南区总指挥部在开会讨论问题时或互相摆谈时都从来没有虚伪地用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教导这类言词来掩饰自己真实的思想。被捕后，我们也不可能有攻守同盟，但什么能谈，什么不能谈，什么可以详细交待，大肆宣染，什么应该截然否定，好象是出自一个人的思维。在那只要有一句对毛主席不忠或攻击共产党的言论就足以定性为“现行反革命”的年代，贵州的《全红总》这一案，被抓捕二十六人，判重刑五人，最高刑期二十年，最后全部以“无罪释放”而终结。这对于那些认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可能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价格，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工具的论述无疑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反证。

一个自作聪明的举动，使我脱离了大队。

那人在前带路，我走在最后。刚从大街进了一条小道，我回头一看，后面不远处跟着两个人。我们是不是又被跟踪上了？给我们带路的人及我们的人都没有注意到。

这条小街转弯了，前面是两条弯曲的叉路，一左一右，我们的人向右边走去。为了看看后面到底是不是跟踪者，我转向左边小路，躲在一户人家的门边看个究竟。

跟踪上来的两人拐弯到了三叉路口，不见了我们，在左右两条路间犹豫了一下，向右边走去。我从左边屋檐下走到街中，故意用脚跺响地面，引起来人注意。来人掉转了头，说：“快，是那一边。”就向我这边走来。毫无疑问，这是跟踪者。我想回去跟上大队，已经不可能了，他们从中把我与大队截断。

我只好向相反的方向走去，带着这两个抛不掉的尾巴在街上乱走。我快他们也快，我慢他们也慢。看样子，是一定要跟我走到落脚地。人生第一次到昆明，昆明的街道我应该向什么地方走去，也不知道，只能漫无目的地在大街小巷乱窜，那两个始终不远不近地跟在我的后面。

大约已是晚上11点钟左右了，街上的人稀少了，我不知道我走到了什么地方。前面是一条向上的斜路，后面的人也跟着。突然，前方冲下了一前一后的两部自行车，前面的一部自行车飞快地冲倒了后面跟踪的那两个人，引起了吵架和打斗。我正回头看时，后一部自行车猛然在我面前煞住。骑车的人用命令式的口吻说了四个字：“快，快上车！”我真是不容分辩，不容思考，不去追问对方的身份，就立刻跳起坐上了自行车的后货架。那人带着我飞快走了。一路上，我没有问他，他也没有与我说一句话。我不知穿过了几条街，只见一所房屋门外的招牌，上面写着：“云南省武术家协会”。那人把我带进里屋，一看，我们的人全在，连金翠莲、李、黄等人都来了。大家一见我就说：“老萧，你是怎么搞的？真把我们急死了。回头不见你，我们到这里后，他们分头出动，骑着自行车大街小巷去找你。”

金翠莲也忙着说：“小萧同志，云南省武术家协会是我们昆明分团，巴黎公社以及很多组织共同委托保护你们的。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我们已经知道了。如果他们人数不多，我们都不想惊动你们。但今天晚上，他们来人很多。我们得到消息说，行动提前了，从晚上一点提前到八点。我们分团及巴黎公社和大小二王都带了人赶去，我们先到，知道你们已经安全离开，我们就到这里来了。”

不一会，大小二王来了，一进门就大声地叫着说：“老萧同志，他们才来了几百人，我以为有几千人呢。已经被我们全部围住了。弟兄们都叫打，老张他们说，算了，反正你们都已离开。这次算饶了他们，老子的手早痒了。弟兄们说，谁要是动着你们，老子们叫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当晚我们就睡在云南省武术家协会。第二天，黄、李二人派了车把我们接到了云南小汽车修理厂，腾出了办公地点，给我们继续工作和接待来访的群众，晚上也睡在小汽车修理厂。但明显，我们的办公地点加强了守卫人员。

第十五章西山会议

二月五日早上，我对大家说：“今天，我们休息一下，下午去玩玩西山。”大家一听，都愣住了。谢朝锡先开口说：“老萧，你怎么忘了，离开贵阳，你宣布的纪律：到昆明不准玩公园，不准探亲访友，你怎么自己带头破坏了？”是呀，我的大哥萧碧光，一家人就住在昆明市金碧路，近一个月了，我都没去过。虽然我大哥是在云南四矿工作，但我大嫂及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在昆明。

石应宽跟着说：“老萧今天是什么雅兴？想去玩西山？郭沫若称西山是滇池边的睡美人呀！到了昆明，没去过西山，倒也是一个遗憾。”

李春林、黄茂林二人也插口说：“的确，西山很美，也应该去看看。你们到昆明快一个月了，哪里也没去过，玩玩西山也应该。”

大家的眼光一齐看着了副队长潘汉发。潘汉发撩了撩胡子，思考了一下，笑着说：“既然小萧还有这点兴致，那就破例一次吧。快一个月了，大家也够辛苦的了。”

我很快布置了工作，叫大家应该办的事儿正常去，中午十二点准时回来吃饭，并叫黄李二人准备一部面包车。

下午一点，我叫黄、李二人用面包车直把我们送到西山龙门，叫他们下午六点派车在西山下接我们。

我们直上龙门，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下。我提议，走小路下山。到了一个小松林旁的石山边，游人罕至的地方。我叫住大家说：“今天玩西山是个名，主要是想开个会。在城里我们没有一个清静的时间，周围随时都有人，说话也不方便。”

谢朝锡说了：“原来老萧葫芦里卖的是这种药，叫我们出来开会。”

“大家坐下，今天的会很重要。”我用沉重的心情招呼他们在石堆里坐下，接着说：“现在，情况对我们很不利，王振海被捕了，这消息已经证实。中央要取缔《全红总》，这也是预料中的事，但我没想到会这么快，以为总部可以拖上二、三个月。至于《联合通告》，从我们使用的那一天起，中央就是宣布作废的，我们只不过是抢时间，赶在中央把正式废除的文件下达到地方之前，让全国的临时工、合同工都能得到好处，然后建立《全红总》坚强的群众基础。我和杨爽秋到北京之时，就已知道周总理有撤销总部的指示，口号就是‘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前几天，我同雷向阳打了长途电话去北京，但联系不上总部，看来总部已经撤销了。王振海被捕，但周牧、毛胜年、杨政、郝维奇等人下落不明，也不知是各自回家了，还是被捕了。看来，中央对我们《全红总》确实是采取行动了。大家看看，下一步该怎么办？”

大家沉默了一阵，石液压宽开口说：“老萧，还是你先谈一谈下一步的打算。”

我接着说：“据武术家协会的人告诉我，云南省公安厅基本上接纳了郭超的指示，同意抓捕我们了。但因公安厅内部支持我们的人在抵制，意见正在僵持。但如果对《全红总》不利的消息传得越多，我看公安厅很快就会对我们下手了。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离开昆明，到红河和大理去。”

大家一齐追问：“什么？到红河和大理去？你怎么会想到去那里？”

我解释说：“我们《全红总》在红河和大理都有一个分团，而且控制了整个红河和大理地区，州委大权和武装部大权都被红河分团和大理分团夺了。他们也迫切希望我们去与他们一道工作。而且，总部对我也有指示，在西南建立第二总部，迎接总部南迁。所以我想兵分两路，我带几个人很快到红河、大理，对《全红总》不利的消息不会这么快到达那里，巩固基地。同时，派人到北京，找到周牧、毛胜年，把还在北京的总部成员全部接到红河、大理。”

谢朝锡问道：“那昆明分团，巴黎公社，大小二王他们咋办？”

“目前看来，郭超和云南省公安厅的目标是我们，他们可能暂平安。《全红总云南省指挥部》暂不必成立，让他们还是各打自己的旗号。由于巴黎公社和大小二王他们声势浩大，我看郭超不敢贸然对他们下手。等我们到了红河、大理，再与他们互相呼应."

说到这里，我学着红河分团和大理分团联络员对我说的话：“红河和大理，就象一把钳子，钳住昆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这样一来，昆明分团，巴黎公社和大小二王他们才觉得有了依靠和支援，我们再反过来和他们一起控制昆明。这就是我的打算。”

大家沉默了好一阵，潘汉发首先发言：“小萧，说什么我也不离开昆明。刚干出点味儿，刚来了劲，又叫我走？要去你带他们去，我留在昆明，我看郭超敢把我怎么样？我也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是应该为工人办事，我们全红总干的事绝对没错！我这一生活了大半辈子，从来也没有象这一个月这么痛快过。郭超要抓我，让他来吧，我带着工人们和他拼了。”

谢朝锡接着说：“老萧，你这步是很险呀！你知不知道，红河和大理离边界有多远？万一别人说我们企图偷越国境，叛国投敌，那怎说？”

石应宽思考了好一会，说：“老萧，再有半个月，整个昆明就是我们《全红总》的了。这个时候离开，会不会前功尽弃？总部是否撤销，只是谣传，并未完全证实。我的意见是立刻派人去北京。如果总部尚未撤销，把我们蓬勃发展的情况和我们的意见告诉总部：总部决不能撤，总部撤了，一切就完了。什么‘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这明明是叫你‘滚回老家去，就地坐监狱’嘛。与江青、周恩来的关系要小心相处，不能冒进。如果二者只能择其中的话，争取江青去与周恩来周旋。总部如能坚持二到三个月，各地方的《全红总》已成气候，到时中央对总部的态度就不敢轻易叫撤，而是坐下协商。听你说总部人才济济，周牧、毛胜年、杨政等皆非等闲之辈，但，是否年青气盛，未见及此？不如我与你速去北京。如果总部已非撤不可，再把他们带到红河、大理，考虑第二方案：总部南迁。”

杨爽秋和欧阳林同意我的意见，她二人表态：“老萧到哪里，我们就跟他到哪里。”

讨论的结果，对我的提议，反对的有四票：潘汉发、谢朝锡、钟明生、石应宽，同意的只有三票：我、杨爽秋、欧阳林。到红河和大理的意见被否决了。

石应宽的提议得到通过。最后，得出两个决议：

一、派两个人去北京，搞清总部情况，派人留守昆明。大家决定，派我和石应宽去，昆明由潘汉发负责。

二、《全红总云南省指挥部》的成立暂搁置。

这次会议，我们后来称之为《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西山会议”。

第十六章 “全红总专列”

二月六号，我将“西山会议”的决议告诉了金翠莲、李、黄、二王及老张等人，叫他们当晚准备车子，送我和石应宽去火车站。

当天我们仍旧照原计划工作，一直忙碌到晚上八点。武术家协会的老张带着人来了。他告诉我们，公安厅已经决定，抓捕我们，但白天不会动手，怕公开抓捕，会激起工人群众的对抗，怕引起群众组织冲击公安厅，只会地夜晚悄悄行动。他们是来送我和石应宽走后，再把其他人接到武术家协会去住，那里安全得多。并且说，今天晚上都会有人来监视我们了，而且是具有公安经验的人，不是上次那些草包。可能现在小汽车修理厂附近都有人监视着了。

情况很严重了。要摆脱这些公安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开始思考对策。我考虑了理事会说：“这样办吧，其余人先走，准备两部车在不同的路口等着接我们。老黄、老李最后同我们一起，准备一部面包车，然后我们沿途换车，丢掉他们，向火车站相反的方向开，在城里兜圈子，确定丢掉他们后，再向火车站开去。”他们都认为这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了。他们商量了接车和换车的地点，然后分头出发了。

当晚九点过钟，黄茂林、李春林与我们坐上面包车从云南省小汽车修理厂最后出发时，果然后面跟上了一部吉普车。老张曾是志愿军侦察排的排长，李、黄二人是小汽车修理厂出名的飞车手，我们沿途在他们的精心安排下，换了三次车，最后一次换上了一部有篷的解放牌汽车，在城里兜了一阵，确定摆脱了跟踪，汽车直向昆明火车站驶去。同我们一起的，除了司机，只剩下金、李、黄和老张四人。

已看到火车站了，我突然对他们说：“请驾驶员同志掉头，不去昆明火车总站，开出城，到昆明东站。”昆明东站，离昆明市十多公里，是一个货运总站，客车也是必停之站，“很难说，公安厅不会不派人在昆明火车站等着我们。”

（我们以后被捕后，当我交待到我在车上突然心血来潮，叫掉头到东站上车时，审讯员无意中透露了一句：“你这小子，算你跑得快，昆明火车站没等到你，原来你是溜到了东站。”当晚，云南省公安厅果然是昆明火车站布置了人。）

向东站开去的路上，我好不容易说服了潘汉发，他同意离开了。于是我宣布：全部离开昆明，我、石应宽、杨爽秋三人直上北京，寻找总部和周牧、毛胜年等人的下落，其余人回到贵州分部，加强分部的工作。如情况对《全红总》更加不利，中央要取缔全国性组织的话，将《全红总贵州分部》改名为《贵州省红色无产者大联合造反兵团》，云南省的全红总组织改名为《云南省红色无产者大联合造反兵团》，取消“全国”二字，没有总部，一样坚持斗争。

接着，我在车上写了一张公函给昆明东站：

“昆明东站：

我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有七位同志因工作需要，急需于今晚离开昆明，请安排七张到贵阳的车票为盼。

致以革命的敬礼！

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

并盖上了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的公章。这是我在昆明第二次使用西南区总指挥部的公章，也是最后一次。

汽车到了昆明东站，已经是晚上11点过钟。

站里的工作人员看到我们戴着整齐的《全红总》袖章，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金翠莲拿着我开的公函，找到了站长，站长立刻招呼我们到办公室坐下，叫人倒茶递水，问我要什么时候走。我说：“越快越好。”

站长说：“从昆明到贵阳，或经贵阳到北京上海的客车已全部开出，最快也要到明天早上凌晨四点过钟。”

我说：“我们有急事，请站长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

站长为难地在办公室踱起步来。他思考了一会说：“办法倒有，只是怕委屈了领导们。”

我赶快追问：“什么办法？”

站长说：“有一列货车，已经装好了货，十分钟后从昆明东站开出，去贵阳。最快只有坐这列货车，否则别无办法了。”

我说：“没关系，货车也行，只是要快。”

站长二话没说，立刻把调度员叫来，说：“有几位全红总的领导同志有急事要去贵阳，我安排他们坐货车去，你马上从车库调一节公务车箱挂在中间，让领导们坐那节公务车，跟货车走。”

调度员说：“是！只是，站长，从车库调公务车皮出来，挂上去，至少需要十五分钟，货车要晚点出站了。”

站长说：“晚点就晚点吧。这年头，客车晚点的事都多着呢，何况货车。抓紧时间。”

随着调度员的调动，一刻钟后，货车中间挂上了一节公务车皮，站长送我们上了车厢。这节车厢空空地，什么也没有，两边都有窗，已经打扫干净。工作人员们跟着从站里抬上了三张长条椅。一个装满了开水的大保温桶，站长说：“没办法了，请领导们原谅吧。条件是差了一点，但也够清静。和那些串联的红卫兵，造反派挤在一起，水也没得喝，也够烦的了。”

正说着，站里小卖部的一个女工作人员端了一筲箕油煎饼上来，说：“首长们，站里就只卖这个，太委屈你们了。”

我们已经非常感动了，我赶快说：“站长，各位同志，太好了，已经非常舒适了，非常感谢你们。”

站长和全体工作人员都说：“首长，你们《全红总》完全是为我们工人办事的，我们尽这么一点力，完全应该，只怕委屈了你们。”（三十多年来，当我每次回忆到离开昆明的情景，心中都对当时帮助我们的工人们，武术家协会的复员退伍军人，给我们通风报信的云南省公安厅的公安人员，以及昆明东站的站长、调度员和全体工作人员充满了感谢的心情，我永远怀念他们，《全红总》永远记住他们。值此，再次向他们致意。）

站长和工作人员向我们告别了，也催促金翠莲她们离开车厢。金翠莲，这个老实巴交的昆明酱菜厂的女工，《全红总昆明分团》的第一负责人，拉着潘汉发，满脸流着泪，说着：“潘师傅，你们可要回来呀！”

潘师傅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只好过去说：“金大姐，我们是去寻找总部的下落，我们一定会回来的。”（一九七四年，我出狱后，曾第二次踏足昆明。在街上碰见了我大哥的一个同事吴桂莲，她拉着我，看了又看，好象不相信是我，说道：“哎呀！你给是还活着？你们那次离开昆明后，有人说，你被中央抓住给枪毙了，昆明有多少人在哭呢！”）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清楚，在那动荡的年代，挤火车，就象压肉饼一样，连大小便都难以解决。诺大的一节车厢，竟只坐了《全红总》的七个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在全国多如牛毛的群众组织中，《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能得到昆明火车东站的站长的这一安排，应该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正是在云南省公安厅已下了追捕令，追捕我们的时候，我们仍整齐地戴着《全红总》的袖章，开着《全红总》的公函。

我们把这列车厢，称之为“全红总专列”。

第十七章李炳华和廖荣花

第二天，即二月七日晚，我们坐着这部“全红总专列”平安而顺利地回到了贵阳。二月八日，立刻召开了贵州分部全体委员会议。

会上，我向分部汇报了我们在昆明所取得的胜利和组织工作的巨大进展，并向大家谈了我们《全红总》当前面临的处境。最后，分部同意我、石应宽、杨爽秋三人去北京寻找总部和周牧、毛胜年等总部成员的下落，必要时将《全红总贵州分部》改名为《贵州省红色无产者大联合造反兵团》。

分部恢复以前的集体负责的架构，即由四个纵队长共同负责：邬光顺、潘汉发、谢朝锡、曹绍忠。我三次离开分部，都是如此。

这次回到分部，同廖荣花见了一次面。

廖荣花是贵阳市川剧团最名牌的花旦，川剧团副团长。在文革初期，由于不卖工作队的帐，得罪了工作队，被打成“牛鬼蛇神”，被红卫兵多次批斗。红卫兵并强行给她剪掉头发，强迫她挂上“女流氓廖荣花”的牌子游街示众，更有甚者，并叫她一边走，一边敲锣大叫“我是女流氓廖荣花”。一个优秀的女演员，遭此奇耻大辱，曾几次自杀，都未死去。工作队倒台后，造反派起来了，廖荣花想参加造反派组织，但由于受工作队，红卫兵遗毒的影响，她四处碰壁，不为造反组织接纳，甚至被同系统的“贵阳市毛泽东思想文艺兵战斗队”拒之门外。她失望，伤心，痛苦，她感到有冤无处申，有苦无处诉。她一度坚强起来，与同情和支持她的川剧团演职员单独成立了一个数十人的小型文艺宣传队，为自己伸冤，为他人伸冤，上演街头剧，揭露工作队和红卫兵的暴行。后来，她听说《全红总》贵州分部为受欺压的临时工、合同工，也为一切受压迫、受迫害的人争平等，争权利，她毅然率领她的宣传队全体加入《全红总贵州分部》。分部也曾有不少人表示不愿接纳，但曹绍忠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老石匠，力排众议，说服其他人，接纳她们，并确定廖荣花为贵州分部委员，宣传部代理部长，暂代石应宽的职务，继续率领她的宣传队为《全红总》宣传，为自己伸冤，把被欺压的临时工、合同工的典型事例变成话报剧，上演街头。这是我们去昆明后发生的事。我回来后，非常欣赏曹绍忠的这种做法。但使我深感内疚的是，《全红总》被镇压，廖荣花又受《全红总》事件牵连，她第二次被批斗，游街，也被关进了看守所，与杨爽秋关在同一监号。

象廖荣花这样的事例，全国又何止千万？有不少由于受不了工作队和红卫兵的折磨，自杀死了。熬过来的，自杀没死去的，后来也参加不同性质的造反组织，起来造反，可以这样说，他们（她们）的“造反”行动，不管其旗号上是“拥护谁”“反对谁”，只不过是为了争取自身最基本、最基本的做人的权利而已。

想不到，某些“响当当”的“人权斗士”们，却会跟着当权者的调子，将这些弱女子为争取自身做人的权利的正义行为，也全盘否定掉。可见，其对“人权”二字的实际理解往往不如一个极普通的工人——三十多年前我们贵阳市建筑公司的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老石匠曹绍忠。

有些学者们善于利用故低堆，再加上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来预测今后可能发生的社会事件，但对于已经发生了的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社会事件却往往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因为预测的事，将来即使不会发生，也不会影响自己的声誉，碰巧一旦发生了，自己就成了先知。但对于已经发生过的事，却不敢给予一个公正的评价，因为他们必须看当政者的脸色行事，否则，自己的饭碗立刻就会打破。

我去昆明的一个月，并带去了分部的主力。贵州分部的两个负责人邬先顺、曹绍忠，最高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也居然能够将分部搞得有声有色。

二月九日，李炳华从分部取出了三百元钱，给我们去北京的费用。另外，我叫李炳华速寄一百元去昆明分团，因为我们最后几天，带去的伙食费用完了，在昆明分团处挪用了一百元钱。为我们西南区总指挥部驻云南代表队在昆明的经费开支，贵州省委工人联络站差点不报销，李炳华据理力争，最后还是报销了。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写一写李炳华和全红总贵州分部的经济情况。

李炳华也是与我同时进入贵阳市建筑公司的长期临时合同工，当年26岁。她在第五工程队的食堂卖饭菜票。因一次我打了饭菜，她忘了收我的饭菜票，我倒回去将饭菜票给她。她觉得我诚实，不贪小便宜，对我产生了好感。她的丈夫是解放军贵阳军分区的一个团长。在市建公司近一年来，我们亲如姐弟，她总象大姐姐一样，在生活上照料我。就连我与杨爽秋第一次去北京所穿的卸寒大衣，也是她连夜替我赶制的，这件大衣我一直穿进了监狱。当我参加全红总贵州分部后，回市建公司去发展组织，宣传全红总的观点，她第一个带头参加。赵琳离开全红总后，我将贵州分部的经济大权交给她负责，与工人联络站打交道，报销和领取经费，领发脱产人员工资，感谢她在财务上为贵州分部料理得清清楚楚，使我们任何一个人在经济问题上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一个人贪污和乱用过一分一厘。就连我们被捕后，审讯员也不得不承认，全红总贵州分部没有经济问题。

说实在的，全红总贵州分部，西南区总指挥部以及总部初期，所用的钱，都是我们贵州分部一开始就争到的。二千五百元的流动经费，实报实销，一分一厘，都是从共产党那里领到的，包括分部脱产人员的工资和无工作单位的人员的生活津贴。

审讯最后，审讯员只花了短短的一次就对我的经济审查完毕。“全红总贵州分部的经济审查已经完毕，我们今天是来审查你的经济问题，其中有59元钱的开支，是你经手的，没有发票入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想了半天，总算想起了：“对！我的确叫李炳华拿了59元钱给我去买两令纸，来印传单。但当时纸很紧张，买不到，我去给工人战斗队退了两令纸，他们没有发票给我，我拿回来，是交给了XXX，立刻就印传单。如果你们查不到，算我挪用了吧。”当时的纸是29.50元钱一令。审讯员说：“两令纸是查到有人收下，但无发票入账。”

三十多年前，我们就很清楚，如果共产党在政治问题上判不了你的话，你要是有经济问题，男女关系，生活作风或打砸抢等刑事问题，也会从政治犯变成刑事犯。往往是以政治问题抓捕你，判你的却是刑事罪，那就永远翻不了这个案。我们虽然经济问题个个清清楚楚，我们这一案五人被判重刑，最后全部以“无罪释放”而终结，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全红总》确实是为广大的工人切身的经济利益而奋斗。所谓在全国范围内“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是《全红总》的主要罪状，也是写入我个人判决书的第一大罪状。好在当时的审判员还没有糊涂到把“经济主义”与“经济问题”混为一谈。

我与杨爽秋两人多次单独相处，在分部，我与她两人常常一同工作到深夜。从第一次两人一同上北京，又一同到昆明、杭州、上海、武汉，两个多月，甚至共处一室睡觉，但从来没有任何轻浮的动作，作风上也让审讯员无半点空子可钻。

在昆明，我们虽然多次与劳动部门及单位的当权派打交道，都很理性，我三令五申不允许任何人打骂这些当权派，决不挂牌，戴高帽，更不允许揪斗，决不搞任何形式的人身侮辱。每次开会完毕，当权派签字，同意给工人们复工以后，我都特别强调要派人用车把这些当权派送回家，交到他们的家属手里。所以，“打、砸、抢|”，“迫害国家工作人员”这些词儿与《全红总》沾不上边，也写不到我们的判决书上。

第十八章我们直观上的“二月逆流”

二月十日晚，我、石应宽、杨爽秋三人坐上了火车，出发去北京。火车经广西柳州，桂林，到了湖南株州，停了。京广线不通车了，听说有群众在武汉卧轨。等了两天，还走不了，我们只好改行浙赣线，准备经江西去上海，再从京泸线去北京。

一路上，火车时开时停，我们只能呆在车上，或在火车附近走动一下，不敢远离火车。二月的形势，真是不同了，我们从广西、湖南、江西到浙江，每到一个城市，都见到不少传单说公安部门于夜间抓捕了各地造反组织的头头，第二天，工人群众到公安部门去要求放人，但都不成功。

文革史上著名的“二月逆流”，就在这几天席卷全国，我们也就是在这几天，历经了七省市：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江西、浙江、上海。

“二月逆流”所给予我们亲眼目睹现象就是：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本来在文革初期一直按兵不动，不介入群众组织和红卫兵的纷争，突然这几天大举出动，同一时间，统一行动、统一布置，而且各地公安系统都成立了旗号完全相同的公安造反组织，只是没有“全国”二字而已。不管相距多远，凡公安系统新成立的造反组织的名称后面四个字都叫“……战斗总队”，最妙的就是那个“总”字。全国各地，我们至少接触或从传单上看到数百个群众组织，他们的名称不外夫是以下几种：“总部”、“司令部”、“战斗队”，没有一个叫“总队”的，不知那些咬文嚼字的文革史家们可曾注意到这一点。例如：贵州的公安系统造反组织名叫“113战斗总队”，杭州的叫“先锋战斗总队”，湖南、江西的都叫“XX战斗总队”，这绝不是巧合！就连《全红总》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群众组织，各地方分团的名称都不尽相同，有的叫“分团”，如“昆明分团”，有的叫“分部”，如“贵州分部”，有的叫“指挥部”，如“云南省指挥部”，有的在“分团”后还加上“总部”二字，如“沈阳分团总部”。各地公安系统的造反组织的后四个字真会巧合到如此地步，实在叫人难以置信。

这“XX战斗总队”几乎在同一时间于夜间抓捕了各地第一批最壮大的工人造反组织的头头，如贵州的“红卫军”“赤卫队”，昆明的“巴黎公社”，湖南的“湘江风雷”，（“想蒋疯驴”），江西的“省无联”，杭州的“红旗军”等等。工人群众们第二天才发觉自己的头头被抓了，虽然到公安部门要求放人，但公安部门都推说这些组织的头头是坏分子，有刑事问题，是混进群众组织的坏人。多数来讲，公安部门也没有宣布这些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也没有说要取缔这些组织，当然也有少数例外。但由于头头被抓，群众不明真象，头头到底是不是坏人，反革命分子，大家都不了解。当时群众组织也确实还不敢去冲击公安机关，冲进监狱、看守所去放人，群龙无首，组织自然就瓦解了，或分化了。

一九六七年的二月份，有人下令要撤销全国性的组织，害怕这些组织采取统一的行动；他却又下令成立了一个公安系统的全国性组织“XX战斗总队”，向全国各地的最具实力的造反组织的头头们采取了统一的拘捕行动。

这就是我们直观上的“二月逆流”。

“新生的红色政权”，即全国各地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在“二月逆流”的基础上，诞生了。掌握实权的主任，委员都是各地的军头或原省市委里洞悉了天机的中高层干部——投机分子或称“变色龙”。当陪衬的付职则是一些没有实力的、后起的“造反派”的头头。

第一批最具实力的、最有影响力的、冲锋陷阵、打倒了原当权派的那些造反派组织，头头被抓，群众被排斥于新的权力机构以外，这就注定了这个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是多事的，短命的政权，是没有群众基础的，武斗因此而起。

进入了革命委员会的群众组织，那怕是无实权，当陪衬，没有必要互相武斗；被抓了头头的、未进入权力机构的群众组织，同一命运，更没有理由互相撕杀。

因此，武斗，说穿了，就是打垮了的走资派与新当权派之间、被排斥的造反派与新当权派之间的一场围绕权力的混战。只不过其中那些在运动初期立下了汗马功劳，却又被抓了头头，遭到镇压，而被排斥于新生的权力机构以外的群众，向革命委员会要权、争权，讨回“公道”的行动，有正义的成份。

但任何当权者都不会自动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这个所谓的“革命委员会”也是一样，它必然会“誓死保卫红色政权”，全力反击，进行新一轮的镇压。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非正义的。

但是，被排斥在外的是群众，在权力机构内当陪衬的也是群众，这就形成了，武斗是群众打群众。两派群众互相撕杀，双方死的人都是群众，而且双方喊着的都是同一口号：“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此，当文革被全盘否定后，这武斗就更加属于无可争议的否定之列。况且，尤其是江青从上台到赤膊上阵，发表了那要“文攻武卫”的四字真言，文革史家们就更认为这武斗是江青一手挑起来的，认为她是武斗的总后台。当然就不会再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对“武斗”重新评论。

如果说，文革初期的“群众斗群众”是刘少奇派遣工作队挑起来的话，文革中期的“群众打群众”的武斗当然再也栽不到刘少奇身上。“文攻武卫”这四个字就成了江青要为这次的群众打群众的武斗负上完全责任的铁证。

但是，这完全错了。这一次群众打群众的根本原因是“二月逆流”造成的。谁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谁就应该为这次武斗，双方打死这么多群众负上完全责任。

还是先举个例来说明问题吧。

前文已有交代，贵州的“红卫军”和“赤卫队”是贵阳市实力最大，成立最早的工人群众组织。他们为冲破白色恐怖局面，为赶走工作队，为打垮走资派而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月逆流”中，贵州省公安厅“113战斗总队”抓捕了它们的头头李铁乃，李光荣，黄世民等人，这两个拥有四十六万人的工人造反组织被瓦解了。夺权后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李再含，原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大校军衔，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分子，变色龙。他一手镇压真正的造反派，一手打击走资派，独揽大权，当然也找了一些没有实力的、对他没有威胁的造反派头头作陪衬。而当时只有八十万人的贵阳市，红卫军有三十三万人，赤卫队十三万人，共四十六万人，这两个组织的头头被公安厅宣布为“李黄反革命集团”而被逮捕，据说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当然不敢宣布“红卫军”和“赤卫队”为反革命组织。）这两个组织遭到变相的取缔和镇压，被解散了。可见，李再含为首的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是没有群众基础的，必然会遭到反对，必然会短命。

“三十三万红卫军向何处去？”这篇大字报明确指出，不管李铁乃是不是坏人，如对我三十三万红卫军的处理不当，都会关系到新生政权的生死存亡。况且，贵阳市的人都将红卫军、赤卫队看成同一组织，李黄当成一体，这就不止是三十三万，而是四十六万。可是，这篇大字报并没有引起李再含的重视，他一意孤行。

六七年四月十一日，贵阳市以反对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为目的，“打倒李再含”为口号的“四.一一兵团”成立了。它的发起是贵州工学院和贵州大学的学生，很快就得到全城的支持和响应。这四十六万人的红卫军、赤卫队自然成了“四.一一兵团“的响应者、支持者、参与者，成了攻击新生的红色政权，打倒李再含的主力军。他们的领袖除了贵州工学院的学生头头田子明等之外，其余不少是李铁乃、黄世民的旧部，如贵钢的袁昌福，贵州汽车修理厂的颜昌绪（红卫军纵队长），贵阳市建公司的苏慎辉、保大本、贵州水泥厂的毛鸿里（红卫军纵队长、大队长）贵阳修缮公司的王东升，市建公司机修队的曹祖荣等等，（都是红卫军、赤卫队的骨干。）一场声势浩大、反对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的群众斗争起来了，其势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当“四.一一兵团”（贵阳的口语称为“四幺幺”。）的学生吹奏着响亮的军号，唱着雄壮的“四幺幺战歌”进入贵阳市街头的时候，贵阳市的男女老少夹道欢迎，真有“蕈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味道。这首“四幺幺战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英雄的四幺幺 ,

山城骄傲，

迎着风暴永远战斗！

结成铜墙铁壁，

汇成革命洪流。

至死要做英雄汉，

坚决打倒李再含！”

这是进行曲，前面还有一段非常雄壮的军号前奏曲。

当“四幺幺”贵阳市春雷广场和大十字静坐抗议时，还唱着一首凄凉的歌：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迷路时想你有方向，

黑夜里想你心里明……”

这首歌感动了贵阳市千千万万的群众，不分男女老少，都去给“四.一一兵团”的战士送食物，送水，场面感人。这场面几乎就和“六四”时天安门广场的情景一模一样。这首歌在当时贵阳市造成的影响简直就和“血染的风采”这首歌在天安门广场造成的影响完全相同。而且它还多了一首雄壮的“四.一一战歌”。为便于史学家们研究，我可以把这首“四.一一战歌”的曲写出来。

这首歌是三段，后两段我记不清歌词了。这首歌是贵州大学的一个学生所作，名字已忘，他曾经是石应宽的学生，石应宽就清楚。

凡在三十年前生活在贵阳市的上十岁以上的人至今都会唱上述这两首歌，而且很多人居然连“抬头望见北斗星”这首歌的出处都不知道了，以为是“四幺幺”的学生所作。实际上这首歌是“大型革命史诗东方红”上的插曲，场面是当年毛泽东还没当上主席，只当委员，又受到王明路线排斥、被贬，农民们想念他时在剧中唱的。这些，当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作。

为了纪念“四幺幺”，当年贵阳市很多在四月份出生的小孩，他们的父母都将它的乳名称为“四幺幺”，可见“四幺幺”已经深入人心，深得人心。

以李再含为首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面对这巨大的反对洪流，就连在政权内的一些造反派都动摇了，比如，在政权内的“工人战斗团”的头头耿铁本来已当了贵阳市革命委员会的付主任稳如泰山，都倒戈了，转投了“四幺幺”。省军区的一个政委戚休也支持“四幺幺”。

李再含实在没办法调动政权内的造反派与“四幺幺”抗衡。于是，他调动贵阳市郊的平坝县、安顺县、清镇县的中央直属企业，即三线建设的“0一一系统”和“三0二厂”等的工人开进城，同时整编了原红卫军、赤卫队的对头，保皇组织“工人纠察队”，以及原保皇派的红卫兵，将它们合并，取名为“八一八兵团”，与“四一一”抗衡。这就是贵阳市当年最出名的武斗双方的组成部分，当然两派都是群众，工人，学生。

从这时起，贵州省原来多如牛毛的造反派组织和保皇派组织经过分化和重新组合，基本统一在两大旗号之下：“四一一”和“八一八”。“四一一”统辖了原造反派的组织，“八一八”则统辖了原保皇派的组织。

本来，造反派的目标是：造反——打垮走资派——夺权——建立新的红色政权；保皇派的目标是：保护走资派——反对夺权——保卫旧的政权。

现在，造反派反而去猛烈反对他们原来想建立的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保皇派反而去拼死保卫这个取代了他们原来也是拼死保卫的那个旧政权的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丧失了权力的、被关进了牛棚的走资派们反而去同情和支持“四.一一”了。

从这时起，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的思想发生了第一个极大的矛盾的变化。这个变化应该是拜“二月逆流”所赐。

这“八一八”的主力军是贵州三线建设的那批工人。三线建设的“0一一”系统即是军工系统，这批工人几乎全部是跟厂一起调到贵州来的外省人，多数是东北人。他们是军事化编制，纪委严明，服从命令，在贵州无亲无戚，长期在县份工作，不了解贵阳市的情况。这些人在原居地多数是农民，现在成了工人老大哥，又是在军工系统工作，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是无限忠心的。李再含向他们灌输的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想摧毁红色政权”，“四一一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李再含一声令下，他们戴着藤帽（一种用野生藤条编织的安全帽）挥舞着棍棒向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打去了。贵阳市的百姓又把他们称为“藤帽队”。棍棒压不下去，他们用真枪实弹打了。枪战的导火线是贵州大学的一个女学生在贵阳市延安西路的宣传车上用高音喇叭宣传，她那甜美的脸蛋，清脆的声音，悦耳的普通话，说到人们心坎上的语言，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围听，“八一八兵团”用机枪向宣传车扫射，女大学生当场被打死。群众愤怒了，贵阳市公路工程处的工人开着压路机，驾驶室装上了防弹钢板，冲破了“八一八”的机枪阵地，缴获枪支，枪战打响了。

这持续了两年的武斗，从贵阳市打到各州县，从各州县打到乡下。双方的喉舌是两大报：“四一一战报”和“红卫兵战报”。“四一一战报”的报徽是一把火炬，火炬的柄是“411”三个阿拉伯字组成。据这“四一一战报”上记载，开一次联席会议，贵阳市就有上百个单位的“四一一”地方组织参加，原来各单位的造反派组织都放弃了自己的称号，统称“四一一”了。

“四一一”为什么能够由贵州工学院和贵州大学的学生发起，在极短的时间内，吸引了全贵州省数百万的群众支持、响应和参与？从“四一一战报”上不难看出，他们的口号是两个：“坚决打倒李再含！李再含是镇压造反派群众的刽子手！”“红卫军、赤卫队是优秀的工人造反组织，是被李再含镇压的。”（这“四一一战报”和“红卫兵战报”笔者手中有一大箱，欢迎有兴趣者查阅。限于这非本文主题，不必详述。）

在武斗中，“四一一”始终处于劣势。“0一一”军工系统有的是枪，工人们也曾受过军事化的训练，李再含是省军区第一政委，更有的是枪和兵，兵也可以穿上工人服装上阵。而“四一一”只能得极少量的武器及一些单位的工人自制的土枪，拖拉机，压路机改装的极笨重的坦克。所以，“四一一兵团”的学生、群众、工人始终不是对手。节节败退，街战、巷战都失败了，他们只好躲到了群众家里，或退出城外。但由于他们深受广大群众支持，李再含又始终没办法将“四一一兵团”彻底瓦解。于是，他下令围攻“四一一兵团”的总司令部，即位于贵阳市郊的蔡家关的贵州工学院，指挥这一仗的是“八一八兵团”的司令，姓孙，他原来也是保皇组织“工人纠察队”的总头头，是贵州省总工会的一个上层干部。他挥兵直捣贵州工学院，学生宿舍首先失守，不少学生当上俘虏，一部分退到教学大楼死守。李再含下令在大楼四周安上炸药，迫令学生投降，否则炸毁。有的学生跳楼自杀了，有的被俘虏了，有的逃跑了，跑到北京告状去了。

笔者此时当然是早就关在看守所的人了，由于我在的监号陆续关进了不少“四一一”的人，其中有一人是贵州工学院的大学生，“四一一”的上层头头，故外界的信息对我也是源源不断。当然从他们给我的摆谈之中对这场武斗的真正原因和席卷全国的“二月逆流”并未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笔者有狱中写了一首诗送给“四一一”：

二月突然起妖魔，

喜看山城火炬多。

群愤敢摸老虎臀，

驼背难奈幺幺何。（李再含是个驼背，人称李驼子）

血雨腥风笼蔡关，

苍凉天地泪如沱。

吾如乘风离此去，

敢撕画皮任君说。

这最后一句是说，笔者如有可能，将把这武斗的真实起因及“二月逆流”在文革史上所起的作用公诸于世，揭开某人伪善的画皮。当然，笔者或许会成为众矢之的，那就任君评说了。

中央大概也看出了李再含真是不得人心，而且野心太大，民愤太大。于是，将驻守广西的四十三军调到贵州，出面摆平。四十三军军长蓝亦农、政委张荣生挥兵入黔，取代了李再含，实行军管，对“四一一”作了些安抚，田子明当了省革委付主任委员。开始了贵州的“蓝张时代”。这蓝、张二人后来也“犯了错误”，最后也被调走。其实，这是“补台”开始了，走资派全面复辟了。这是后语。

这两年多的武斗打下来，直打得天怒人怒。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竟然成了一个落大的洪桐县，无一个好人。群众们开始怀念那些被关进牛棚的走资派了。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的思想发生的第二个极大的矛盾的变化。

群众的思想经过了这两次变化，这为走资派顺利“补台”，即复辟，也为最后粉碎“四人帮”，全国一片欢呼，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群众基本接受，知识分子们载歌载舞，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这样深刻的思想变化，王张江姚居然会没有觉察到，反而在走资派复辟后，人心思静，而不是思动的时候去搞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连水泊梁山的宋江也拉扯上了。也亏张春桥想得出这样的点子。这时的群众已经烦透了，大家也不分“造反派”和“保皇派”了，群众还是群众，领导仍然是领导。贵阳市的街头曾出现过两付对联，精辟地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及群众的心理状态：

上联：群众斗，斗群众，群众斗群众，

下联：当权派，派当权，当权派当权。

横批“原来如此”。

上联：生猪是纲，粮食是纲，阶级斗争才是纲，以钢为纲；

下联：张三不对，李四不对，王二麻子也不对，主任才对。

横批：“大小通吃”

这应该很能形象地说明人民群众的思想状态了吧。如不够，再举一例，我们贵阳市建筑公司三千多职工，文革初期参加各种造反派组织的就占了九成，计有“红卫军”、“赤卫队”“工人战斗团”“全红总”等十几个组织，还是“赤卫队”和“全红总贵州分部”的大本营，这两个组织的最主要的负责人：黄世民、笔者、李炳华、曹绍忠、钟明生等都是市建公司的。

到了“后期”，即“批林批孔”，“批周公”“反击右倾翻案风”阶段，原市建公司改为市建一公司，市修缮公司改为市建二公司，还有三公司、四公司，这四个公司由贵阳市建工局统辖，约有一万多职工，但只有五个人卷入了这场斗争，两个是局机关干部，一个是市建一公司的，两个是市建二公司的，这五个人的名字及背景笔者当然清清楚楚，某种原因，恕不在此奉上，可见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及“后期”的参与感了。

还有一点很关键的是，复辟上台后的走资派们吸取了当年工作队制造仇恨，激怒群众的教训，并未对曾经批斗过他们的广大群众采取即时的报复行动。在这样的时候，“四人帮”还要去搞那样的举动，这只会增加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欢呼声而已，群众会把文化大革命中受欺骗、受愚弄的不满情绪全部发泄在“四人帮”的头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一句俗话。”最聪明的人，往往也是最愚蠢的，富于心计的张春桥也是如此。

“迎闯王，不纳粮。”一句简简单单，明明白白的话，可以号召数百万的群众跟着李自成去造反。因为大家心里知道，死了也可以做个饱鬼。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这一句话，使压抑在人们心头多年想发的怒气都可以发了，全国数以亿计的群众都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跟着去造反了，凡带“长”字号的都要靠边站了。谁也不会去考虑和分析，他们是不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所有的材料都只证实一点，他们走的恰恰是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道路，而造反派和人民群众的内心思想也正恰恰是要打倒这些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应该说是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造反的思想基础。

“反解雇、反迫害、反欺压；”“要平等，要同工同酬，要生活保障。”这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全国有数千万工人起来响应、参加《全红总》的思想基础。一份《联合通告》更将《全红总》上述的要求表露得清清楚楚，并能够在六七年初，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罕然大波，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多次下令要“坚决抵制”“反击”和“粉碎”的所谓“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并说它已“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署。”（这些话都是白纸黑字，写入了中共官方史书和笔者的“判决书”的。）

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啥玩意？要么你就干脆明刀明枪，要批谁，要打倒谁，直说好了，要不，组织一批亡命之徒，玩上一阵，让他们死了也做个明白鬼。还搞这些玩意，老百姓就是心里明白，也决不会凭猜测去响应你。成事你做主，败事我做鬼，而且是个不明不白的糊涂鬼。谁还会这么傻？除了那些中国的那么些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实为文痞）们在报上写上几段混饭吃的垃圾文字而外，老百姓就是勉强被叫来开会，连言都懒得发了，大家也不怕上纲上线了。

当武斗火热的时候，公安部门又退居暗处，坐山观虎头号，让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和支左部队去当仇人。

“二月逆流”在文革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是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是广大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热情的冷却剂；它是让全国亿万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从积极参与到怀疑，从怀疑到冷淡，从冷淡到反对这四个变化的最重要的一步；它是全国死伤数百万群众观点的武斗的根本原因，它为走资派顺利复辟、最后粉碎四人帮、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使原来姓了刘的中高层干部，表面上答应姓毛，暗地里都改姓了周；它摧毁了毛泽东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基础，注定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以失败而收场，老婆坐牢，子女流浪。如果说，文革初期刘少奇的工作队想压住这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是错误地淋上了汽油的话，“二月逆流”则是抽走了这熊熊烈火赖以燃烧的柴薪。从此，它开始熄灭下去了。

在这以后，“四人帮”（我暂时沿用官方称呼的这一名词）所要搞的一切，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都是在全国的亿万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从冷淡转到反对的这一阶段来搞的，是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是注定了必然会失败的。即使有一百个王洪文当上了中共中央的付主席都是徒然。这以后的斗争都是宫廷政变式的斗争，这些都完全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范畴了。武斗结束，真正意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结束了。是成功，还是失败？是一场真正的广大人民群众都参加的民主运动，还是一场个人独裁者的煽动下，让全国陷于无政府状态下的群氓运动？本人将会在另一篇以大量实例为基础的叙论文中进行详尽的探讨，本人当然也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去当众矢之的。这里就不占篇幅了。

我们这里先敞开正确与正义的概念而论，能掌握时代脉搏的人就是精英，不跟随时代脉搏而动的人就是蠢才，恐怕王张江姚就是如此。张春桥企图以“批周公”、“反击右倾翻案风”来发动群众，王洪文更声嘶力竭地说要“五不怕”，企图重新唤起群众过去的造反热情。一百个不怕都没有用，只怕的是群众已经冷了心。这时的群众对上层的这些斗争已持反感和反对的态度了。

还是我们市建公司的那些没有文化知识的老工人说得对：“神仙打仗，只要凡人不遭秧，就由他们打去吧。管它干的稀的，只要锅里还有点吃的。心情好，打点家具；心情不好，出去钓鱼。天色阴沉，关上门围攻四方城。”的确，这时的神仙们只顾最后决战，对凡人的管制也松了。这几年的折磨，神仙们也元气大伤：有的被人整死，有的自己摔死，四大神仙，死了两个。还有两个没死的老神仙，也都躺在棺材边等断气。历史告诉人们，没有群众基础的宫廷政变，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是胜利者。还在撕杀的两路小神仙，一方扛着尚方宝剑，一方出示免死金牌。等那最后一个老神仙刚刚断气，尚方宝剑马上就变成了一块废铁，免死金牌变成了调兵遣将的兵符。谁胜谁负，还用得着说吗？

所谓“粉碎二月逆流”，不过是放了几个人而已。所谓“三放三不放”，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放群众，不放头头”，对一些被压的群众作了一点安抚，这等于是给他们壮壮胆，让他们收拾一点勇气去扛着枪，提着马刀走上武斗的战场，让武斗更沿着非理性，报复性的方向发展下去，一发不可收拾。不少的省份，更是双方杀红了眼，不分青红皂白，不问是非地杀开了。当时在中国政坛上走红的小丑们今天一句话支持这一派，明天一句话又支持那一派；“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今天宣布某某组织是反动组织，明天又有“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或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文件来为之平反。原来还带一点正义感，为在“二月逆流”中被镇压的造反派群众未进入新的政权机构鸣不平而引发出来的武斗，现在变成了疯狂的屠杀行动。武斗双方，没有一方代表正义，正确了。报复、仇杀、强者为王，败者为寇，你杀我方一人，我必杀你方十人以垫其尸。而偏偏那救命的中央文件，却又要等双方死伤累累，两败俱伤以后才会发出。

汗颜吧，那些一切以中央文件或某某首长的讲话为根据来评写文革历史的史学家们、学者们！

据正式的中央文件记载，“二月逆流”就是有几个坐了冷板凳的武夫在怀仁堂大发牢骚，对那些新串红的娘们师爷，小白脸们出言不逊，妈妈娘娘。并说他们就是“二月逆流”的策动者，总后台。工人们、群众们是骗不了的，只能骗那些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和自封的文革史家。

“二月逆流”所起的作用已经达到，是粉碎不了的。

那么，谁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和策动者昵？泛泛之辈恐怕没有这个眼光，也没有这个能量，手中更没有这个权力下令全国的公安机关统一行动。

我、石应宽、杨爽秋三人沿途看着递到火车上来的传单，思考着这严峻的形势。突然，石应宽把几份不同省市的传单摊开摆在我面前，说：“老萧，你看，问题出在这儿，所有抓人的全部是公安系统的‘XX战斗总队’，统一名称，统一时间，统一行动。问题严重了，老周下毒手了。”

我们仔细分析着这此传单，思考这“XX战斗总队”的来头。最后，我们三人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时，刘、邓已经倒台，自身难保了，能够在一夜间指挥全国各地的公安部门统一行动的只有公安部长谢富治才有这个权力，而谢的顶头上司就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周如果不授意，谢富治决没有这个胆。这股“抓人风”（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就叫“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是周恩来，全国各地的公安部门就是在他的统一指挥下去抓捕第一批、最具实力的工人造反组织的头头的，只有他才有这个能量去挑战和打乱老毛对文化大革命的步署。

“老萧，总部凶多吉少啊！”他二人几乎同时对我说道，“怎么办？我们又困在这里，进退两难。”

我说：“不管怎么样，跟着火车，能走就走，继续向北京方向去。不搞清总部和周牧、毛胜年的下落决不甘心。”

勿容置疑，“二月逆流”的真实内涵就是公安机关在一个统一的指挥下，向全国各地的最有实力的造反派组织开刀，抓捕它们的领袖，解散组织；“二月逆流”的目的是要彻底摧毁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基础；“二月逆流”的策动者和总后台是周恩来。

在“二月逆流”的腥风血雨中首当其冲，被镇压得最惨的，在全国最具实力、规模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就是我们《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

由于“二月逆流”，公安部门的介入，使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起了质的变化。本来，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军队和公安都是不介入文化大革命的，即是说，不介入政治斗争和派系斗争，也即是“文革史家”和“民运人士”指责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这种斗争，造反派群众、广大的工人、农民和普通百姓是介入了。这也就是，当文化大革命被“全盘否定”的调子吹响以后，很多现代的“民运人士”也跟着这样的调子翩翩起舞，把这调子越奏越响，响到连外国的中国文革研究家们都不知所措的根本原因。但是，我们应该明确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管上层的斗争带有多少卑鄙的性质，哪一方好，哪一方坏，群众支持的这一方即使是坏的，但也是中国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人民群众真正参政、议政的行动。难道，在现代最民主的国家里，公民用自己神圣的一票投给的一方就绝对不可能是错误的一方吗？他们就没有受到过误导和欺骗吗？甚至还有标榜绝对中立，绝对自由、自主的舆论的误导？但民主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公民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哪怕他们表达出的这个意愿可能是错误的。遗憾的是，这些民主运动的“理论家”们又凭什么将文化大革命初期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行动说成是卷入了共产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而给予全盘否定呢？

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多如牛毛的群众组织难道不是自发成立的吗？难道不是真实的历史吗？难道不正是人民群众表达了他们有结社自由的权利的行为吗？“造反派”和“保皇派”互相用大字报、传单和宣传车攻击对方，现代海外的民运组织不是也分成“体制内的改革派”和“体制外的抗争派”，或称“改良派”和“革命派”在互相攻击和指责吗？

当年的当权派和以后的掌权者们尽其可能对历史上的“造反派”诬蔑、丑化，最后全盘否定。现代的“民运斗士”们不正在经历这种处境吗？你看：“民运老鼠”、“卖国贼”、“吃人血馒头的寄生虫”，“民运骗子”，“道德品质的败坏者”……等等，等等。这些话，难道不是当今的当权派及其附庸口里说出来的吧？现代的民运人士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己想参政、议政的权利，更不容许别人以此来全盘否定当前的民主运动，但为什么“民运人士”中的某些人（为数不少），就不能感同身受，反而要去做当政者的应声虫，将他们的先驱者，当年的数以亿计的人民群众想参政、议政、行使自己权利的行为全盘否定呢？

不错，三十年前亿万人民群众想参政、议政、表达自己意愿的行动的的确确是卷入了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派系斗争和争权夺利的斗争。但试问：当今的民主运动哪一次没有卷入或伴随着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和派系斗争呢？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来说明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群众是打着“拥毛反刘”的旗号的。他们成功地打倒了刘少奇和地方上几乎所有的平时欺压他们的大大小小的当权派。换句话说，他们帮助了一个坏蛋，打倒了另一个坏蛋以及一大群大大小小的坏蛋。他们可能成功的时候（或许只是极短暂的成功），被第三个坏蛋镇压下去了。出动的是公安机关。

七六年四月的“四.五运动”，是打着“悼周、拥邓”、反“四人帮”的旗号的。无可否认，不管周、邓，还是王张江姚等都是共产党内的当权派，这应该也是卷入了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他们失败了，被他们反对的那一方及时把他们镇压下去了。出动的是首都工人民兵师。半年以后，他们拥护的那一方胜利了，因为拥有军队而打倒了他们反对的那一方“四人帮”，他们得到了平反，多数成了新当权者的宾客。这难道不叫做卷入了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但海外通常把“四.五运动”称为中国现代史上响当当的民主运动，文化大革命中的亿万群众的造反运动称之为“群氓运动”，这除了丧尽天良的那些“知识分子”，恐怕连共产党都想不出这样的词语。用直观点的话来说，他们、“四五运动”是拥护共产党内的两个“好人”，去打倒共产党内的四个坏蛋。

七九民运，即西单民主墙运动，不也是被邓小平一派利用来打击华国锋一派吗？这不是“卷入”两条路线的斗争又是甚么？随着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暂时告一段落，他们心中期望和拥护的好人，邓上了台，他们心中不满的那个毛的接班人华下了台，他们就被他们拥护的人镇压下去了。

八九年的六四运动，是打着“悼胡、拥赵、反邓、反李”的旗号的。胡、赵、邓、李等也都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可见，这也是存在着明显的“卷入”“两条路线斗争。

可见，中国现代的历次民主运动与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或者说，历次的民主运动是利用了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以及这种斗争所造成的机会。当前海外的民主运动应该说从王炳章先生发起中国之春民主运动起是摆脱了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可是，不久以后，又有人企图在共产党内找出一个两条路线斗争的影子出来，自作多情地把共产党内的某些人划成“开明派”，某些人划成“保守派”，甚至于忙于公开表态自己支持某些人，反对某些人。最后，却由他们认为的“开明派”的代表人物掴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不成气候，不足为患”。

中国现代民主运动的幼稚性、依附性表露无遗。真正表现了独立性、坚定性、不带仇恨和偏见的还是从文化大革命中各类群众组织中脱颖而出的七九民运的那批精华，他们是经过了大动荡和冷静思考的一群，当前海外的民运以及国内此起彼伏的民运都是这些人起着主导作用。他们是亿万群众中升华出来的一小撮，但这一小撮代表了亿万群众，他们不会，也不应该割断自己成长的历史。割断的自己的历史，等于是割断了自己与亿万群众的联系，也是割断了中国现代民主运动的连续性。

在中国现代的历次民主运动中（文化大革命中亿万群众的造反运动也是必须完全肯定的一次民主运动）所“拥护的”“反对的”是权宜的，而不是真正的；“好人”“坏蛋”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民主运动与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相互利用的，而不是单方面被利用的。现在大陆较为宽松的政治局面（只是与三十多年前相比）是历次的民主运动逐步争取得到的，在这个争取的进程中，文化大革命中的亿万群众的造反运动功不可没，除了毛和他的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真正的一小撮人之外，亿万群众首先打破了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的机构绝对不能反对的神话，把这些打了个稀巴烂，以后的民主运动才在这个基础上向纵深去发展了，才逐步赢得了目前的局面。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去鹦鹉学舌，尔云亦云地说什么“一场浩劫”“全盘否定”呢？当现代的当权者们向国内的民众用文件和宣传与论灌输“六四运动”是“一场反革命暴乱”、“一场政治动乱”的时候，现代的民运精英们可曾想过，这些当权派的前辈们正是用同样的手法处理了一场发生在三十多年前的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

话说回头来，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军队和公安没有介入文化大革命，即没有介入政治斗争和派系斗争，军队负责国家的国防和安全，公安负责维护社会治安和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当然，他们对保皇红卫兵的刑事犯罪活动是采取了放纵的态度。）无权，也不应该干预群众（即后来所称的“公民”二字。）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倾向。这不就是民主运动想取得的成果之一吗？文革初期曾有过一时的这样的幻景，哪怕是海市蜃楼，确实存在过一段时期。

两派群众互喊“炮轰XX局，火烧省市委”或“省市委是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只不过是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当然，他们的这个意愿是多少年来一直压抑在心头而不敢表达的，现在，得到了一个机会，是在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达到了尖锐化、自然化的时候受到了诱发和特许的情况下才公开表达了出来，但却不能说受到了诱发和特许表达出来的意愿就不是他们的意愿，更不能仅凭他们不得不用一些口号去换取这个特许权而全盘否定了他们多年来都想表达而一直不敢表达的这个真实意愿：即“打倒走资派”（一切欺压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当权派的代名词）“凡带‘长’字号的都要靠边站”“我们要夺权”“要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

但是，在“造反派”和“保皇派”的激烈争斗中，双方都没有，也无权去抓、打或关押与自己意见完全相反的另一派人，这难道不是一种民主运动的特征吗？

“造反派”虽然高叫要“打倒走资派”，天天批斗“当权派”，但没有撤换之前，行政上仍然是这些天天被批斗的当权派，走资派说了算，还得要他们签字为准。在民主国家里，不也是允许公民们批判和提出打倒，要求撤换他们不满意的行政领导吗？包括总统在内。而且也不排除公民们有时也会受到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的煽动、误码导和利用。但当一天未罢免或撤换，这些领导们，面对高喊要打倒他的公民们，他仍然在行政上有决定权。

所以，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群众运动是具有民主运动的性质和特征的。公安的介入，非法抓捕这些合法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取缔他们的组织，有的被宣布为反动组织、非法组织，这才使文化大革命的民主运动的性质起了质的变化，由此而引发的夺权后的武斗、军队以支“左”的名义介入文化大革命更使文化大革命的民主运动性质荡然无存。这以后就属于纯粹的党内争权夺利的斗争和宫廷政变式的斗争了。

“二月逆流”正是这个使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从民主运动转变成纯粹的党内权力斗争和宫廷政变式的斗争的转折点。

通过以上简单的论述，本人认为，“十年文革”的概念是错误的。真正的文革只有三年，而且是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真正触动每个中国人灵魂的民主运动。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民主运动中，人民群众利用了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提供了机会，向执政当局展示了它反压迫、反迫害、要人权、要民主、要自由、要参政的强烈意愿，它一度把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平时欺压他们的为非作歹的官员打翻在地，夺了他们的权。但是，这个权被一小撮投机分子，个人野心家，变色龙篡夺了，他们并没有真正掌权。

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要用它来打垮自己的政敌，整肃共产党内的异己分子，但是，客观上却提供了一个机会和极大的舞台，各种人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和舞台去干自己想干的事，上台表演。

除了本文在第四节最后一个段落中所提到的属于文化大革命范畴的那三种人之外，还有一伙野心家、阴谋家也趁文化大革命之机，行私人报复，迫害与他们私人有仇、有隙的人仕。例如江青、康生等，或者讨好强者、打击弱者。扩充自己的势力，例如周恩来，再或者想篡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如林彪、王张江姚等人，他们，只是利用了这个机会去趁火打劫而已，这作为共产党这样一个组织的内部事务，他们要“全盘否定”或“部分否定”说成是“一场浩劫”或“一次严重的考验”，我们都毫无异意，也无权去过问，本人也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和评述。况且，当上述这一伙人共同整垮、整死了那个倒霉的共和国主席之后，又相互间进行一场毫无群众参与的、丑闻式的、狗咬狗的斗争，什么“五七一工程”、“批林批孔”、“批周公”、“反击右倾翻案风”、“粉碎四人帮”，这些都是发生在三年文革结束以后的事，与真正意义的文化大革命已毫不相干了。

共产党内的“四人帮”的崛起和覆灭的时间刚好是十年，所以，新的当政者将文革定为十年，是要将人民群众争民主、反迫害、要参政的民主运动与那些他们自己内部的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共产党内最高领导权的行为混为一谈，而将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从而否定了中国现代民运史上的起始点，造成了文革史研究的极大混乱，混淆了人民群众的民主运动与共产党内的争权夺利的斗争这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也使至今在文革的民主运动中孕育出来的七九民运的精英分子没有勇气承认他们的出处，更有甚者杨极力掩盖自己在文革中曾经参加过造反派和红卫兵的这段历史，这实际上是一段极有价值的、自己成长的历史。

第十九章中共中央、国务院六七年二月十七日的《通告》

在那腥风血雨吹遍全国的“二月逆流”中，我、石应宽、杨爽秋三人在火车上停停走走，历经了七省市，目睹了各地造反派头头被抓，群众被压，组织被迫解散的情况，不由得愁上心头，我们为《全红总》的前途而担忧，也更为周牧、毛胜年、杨政、郝维奇、金展云、余元庆这些总部负责人的命运而担忧。

我忧虑、焦急，已经几天没吃下东西了，胃完全坏了，火车上虽然不时有点油炸饼供应，但更加吃不下。杨爽秋看见我的身体拖垮了，焦急万分，她与石应宽商量后，两人一齐对我说：“老萧，你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你的身体完全坏了，怎么能拖得到北京呢？就找到他们，看现在的形势，恐怕得叫上他们马上就走。不如下车去找点面食、粥之类的东西给你吃吃吧，反正火车也是停着。”

我说：“不行，离开火车，万一火车突然开走怎么办？要坚持，现在时间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早一天找到总部的下落，早一天回去，老潘、老邬、老曹他们都等着我们，昆明的人也等着我们回去。”

杭州到了，火车也停了，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反正镇压群众组织后，有人卧轨自杀抗议，有人拦火车，蜂拥而上，想想坐火车去北京告状，北上的火车暂时不通了。我们只好下车，在杭州街头吃了一碗馄饨，舒服极了，直到今天还想起那碗馄饨的美味。

当天晚上杭州大雪纷飞，第二天一早，又出了太阳，反正都走不了，石应宽提出不如去西湖看看。西湖，这本来就是中国的风景名胜，多少骚客文人为她的美丽而倾倒，留下了不少醉人的诗词，美丽动人的神话白蛇传就发生在西湖。雪过天晴，大地白雪皑皑，天空阳光映照，现在更加美了。今天是二月十五日，农历的年初三，我们的春节是在火车上饿着肚子过的。

我们由于心情沉重，无心仔细欣赏这样的美景。也许我少年时受古代骚人墨客的喧染所影响，我提出上灵隐寺去喝茶。沿着竹林小径，上了灵隐寺，只有我们三人，还好，我们暗中庆幸，红卫兵破四旧还没有把灵隐寺砸个稀巴烂，寺里及大雄宝殿都没开放，寺口小卖部还有一个和尚。我指明泡一碗上好的龙井茶，那和尚将茶端来，一会儿，我揭开碗盖，一阵清香扑鼻，暗绿的茶叶象粗针一样竖立在水中，有的象半开的倒立的小伞，有的象我少年时用来做弹弓打麻雀的小树芽，在淡绿的茶水中游弋，我从未见过泡的茶会是这个样子，太妙了。我喝了一口，美极了，那清香，略略有点涩味，但很快就变成甜美的味儿，三十多年来，好象一直还在我口中。离开杭州时，我也买了点龙井茶，包括现在在香港，到处都有龙井茶卖，但始终泡不出那相互醉人心扉的味道。说真的，美丽的杭州，就一碗馄饨，一杯龙井茶，足足令我三十多年来不停地回味。

坐在寺外，喝着龙井茶，俯视西湖，遥观宝和塔，应该说，这是我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最美妙的一次享受了。离开寻隐寺，虽说也玩了三潭没有印月，名符其实的断桥残雪，但也只是走过而已，岳王墓没有开放也就没去了。

十六号晚，听说有火车去上海，我们拥上了火车，十七号中午到了上海。这次更糟了，北上的火车完全没有了，也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为了节省钱，我们不能住旅社，我们找到一个红卫兵接待站。但负责接待的一个女青年见我们不是红卫兵，不予接待，没办法，我只好以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组织部的名义开出公函，盖上公章。她见到公函，招待我们住下了，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使用《全红总》的正式公函了。我们问她，《全红总》上海分团在什么地方，她回答不知道，只告诉我们，有事需要联系的话，可去找“工总司”，上海是“工总司”的天下。

我们不想去找“工总司”联系，与她搭讪的目的是为了能有个免费的专访住下，好天天去打听是否有北上的火车。

第二天，二月十八日，我们看到上海街头到处都贴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文革期间对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处理问题的通告》，全文如下：

（一）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的联合通告是非法的，应予以取消，各省市劳动局根据“三团体”的联合通告所决定的一切文件，一律作废。

（二）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错误的，中央正式在研究，准备分别情况予以改革，在中央未作出新决定以前，仍按原来办法进行。

（三）各企业、各单位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应和正式的职工、工作人员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有权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对领导上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应当平反，因此而被解雇的，应当回到原生产单位，按原合同办事，克扣的工资应当补发。

（五）要把混入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假冒组织名义招摇撞骗者，必须坚决揭露。

（六）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以及各地的分团应当取消，参加这个组织的革命群众，可参加本企业、本单位、本地方的革命群众组织。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行政机构“国务院”（当时已不存在共和国主席了）对《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以及我团与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签发的，也即是由笔者私自大量翻印和发到全国的三家《联合通告》的正式处理文件。

为了满足那些以中央文件作依据来评写文革历史的史学家们的兴趣，我们不妨也对此文件作一点剖析。

首先，在文化大革命中，稍有一点政治常识的人都应该清楚，当时的中央最高权力机构是四个：“中共中央”是毛，“中央军委”是林，“中央文革”是江，“国务院”是周。下到地方的中央文件，如果落款仅写“中共中央”，即是毛的旨意；如果落款仅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则是林彪的旨意，毛、江、周未必同意；落款仅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则是江青等的旨意，毛、林、周未必同意；落款仅写“中共中央、国务院”，即是周恩来的旨意，毛、江、林未必认可。

我与石应宽、杨爽秋就是根据中央文件的这四个街头来分析和判断毛、林、江、周四人的分歧和动向的，虽不说百分之一准确，准确率也有百分之七、八十。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有关处理《全红总》的这一《通告》，无疑是周恩来的旨意，毛、江未必完全同意，林彪未介入其中。这是其一

其二，从这一文件夹可以看出，虽然是正式的，但却是妥协性的文件。文件的第一点虽然宣布了《全红总》与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签发的三家《联合通告》“是非法的，应予以取消，”但在第三点和第四点却又肯定了《联合通告》的内容是正确的。一个具有正确内容的《联合通告》是“非法的、应予以取消”，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全红总》越权。

在周恩来眼中，《全红总》这样一个极普通的工人群众组织，有什么资格去制定和签发中央一级的文件？而且，完全偏离当时文革的大方向：“纠斗走资派”，“批判资反路线”，却死心眼地去为广大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争取他们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这是潜越，大逆不道，犯上作乱。任何一个群众组织都应该在一个统一的指挥下，为两条路线斗争的需要而服务，《全红总》完全离开了这个轨道。这正如郑义先生在他的书信体自传《历史的一部分》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

“文革初期，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或至迟在一九六七年初，北京出现了一个工人组织——《全红总》。…….这个依据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一开始就毫不含糊地代表工人阶级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表现出一种独立意识，虽然这些要求多为经济要求，但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政治要求的前奏。当这个组织刚刚展开全国性的活动，共产党最高当局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宣布“全红总”为“反动组织”，逮捕了它的领袖，取缔了它的组织。……当时群众组织林立，共产党为何偏偏视“全红总”为洪水猛兽而大下杀手呢？事隔多年，我才理解：这是由于这个工人组织一开始就脱离了共产党“群众斗争为上层政治斗争（权力斗争）所用”的轨道，而表现出反压迫，反剥削，争自由诉独立自主倾向。这是纯粹的民主运动，这是真正的造反。”

但是，为什么在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这个《通告》中，并没有表现出来杀气，反而肯定了三家《联合通告》的内容？这是因为《联合通告》不仅仅是《全红总》的要求和提议，而是“发自群众的内心，是千百万人不约而同的呼喊”。这正是刘国凯先生在其著作《文化革命简析》一书中明确指出的：

“六六年十二月下半月致电六七年一月初，一股来势极为迅猛的风暴倾刻间席卷全国，这就是所谓“反革命经济主义”。……积郁在广大群众脑中多年不敢讲的话，不敢提的合理要求，此时都如开了闸的洪水汹涌而出。……多年的积愤如堆积已久的干柴，一点火星即成熊熊之势。……六、七月份换资反路线整的人在群众中毕竟只占少数，而多年来在经济待遇上，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受到不合理对待的人相当多，因此这个行动比单纯的批资反路线要猛烈得多，这才是真的群众运动，它发自群众的内心，是千百万人不约而同的呼喊。”

正是这一股“倾刻间席卷全国”的“来势极为迅猛的风暴”，也正是因为这是“发自群众的内心，是千百万人不约而同的呼喊”，“中共中央、国务院”都不得不作出妥协、也恰恰是《全红总》总部最高领导核心五人秘书组的成员周牧（方圆）在元月五日将《联合通告》的原件交给我，叫我带回分部，大量翻印，发到全国时所期望的“……只能公开同意销毁，暗中由萧碧璜去大量翻印，等造成了既成事实，再由下面给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让步。”迫于全国数千万受惠于翻印的《联合通告》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的压力。“中共中央、国务院”都不得不作出让步了，周牧（方圆）的期望，即《全红总》的期望达到了，但《全红总》却付出了被取缔的代价，而周牧、杨政、笔者等也因此付出了自己的青春。

其三，鉴于《全红总》的理论纲领，即周牧（方圆）执笔，我们共同写出的那篇文章《论临时合同工制度》的尖锐批判以及《全红总》总部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向全国各地分团所发出的收集各地被迫害，被欺压的临时工、合同的典型事例的血泪控诉（笔者现在仍保存有《全红总》贵阳分部接总部通知后所出的收集此材料的“紧急通知”，此“紧急通知”还是笔者亲笔所刻写的钢板蜡纸，欢迎有兴趣者查阅，核对笔迹，此“紧急通知”上盖有《全红总》贵阳分部的公章），“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其二月十七日的《通告》也不得不承认，“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错误的，中央正在研究，准备分别情况予以改革。”这应该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正式的中央文件中承认错误了，反之，即承认了《全红总》提出的“要改革不合理的、欺压工人、分化工人队伍的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正确性。

《全红总》这样一个代表了广大工人利益的群众组织，提出的要求是被“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正式中央文件肯定了的，但它却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它的数以千计的各级负责人都被逮捕下狱，判处重刑。

请看看龚小夏女士在《北京之春》杂志九六年十一月号发表的《文革及毛泽东的伪激进主义意识形态》一文中的评论吧：

“一九六七年秋冬之际，有一个名为“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组织活跃在北京和全国各地，这个组织发动了一场名符其实的工人运动：它组织起大批在工矿企业中受到歧视和不平等待遇的临时工与合同工，争取同工同酬，争取享有与正式工人平等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中央文革曾经鼓动这一组织去冲击劳动人事部门，但在发现它并不热衷去揪斗“走资派”而是试图争取工人的利益之后，就对它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其四，“中共中央、国务院”二月十七日的《通告》第六条指出：“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以及各地的分团应当取消，参加这个组织的革命群众，可参加本企业、本单位、本地方的革命群众组织。”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不能成立单独的组织？这是因为，这些人是一个有着共同利益关系的群体，他们结合在一起，是为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争取自身的利益，权利而战，而不是为别人的争权夺利充当炮灰，这样的群众组织很难为两条路线斗争所用，必须取消。如果他们放弃为自身争取权利和利益，愿意为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而服务，他们就可以“参加本企业、本单位、本地方的革命群众组织。”即可以去揪斗，迫害不是他们那个司令部里的当权派，可以去夺权（但不能掌权），去武斗，去杀害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工人兄弟、学生、平民。而且要杀得莫明其妙，不分青红皂白！总之，有相同利益的人不能结合在一起，否则，他们就会形成一个不为他人所用的利益集团。

这正是杨小凯先生和杨建利先生在《北京之春》杂志九六年七月号发表的《身体自由脑袋不自由的自由》一文中明确指出的：

“之所以如此众多的人民群众起来造反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原因的，事实上，他们是对中共维持暴政十七年的各级官僚的政治迫害、经济剥削的反抗和报复，其发端是具有相当的正义性的。而且，迅速出现的群众组织里有一些类似于工会的鲜明代表一个社会群体利益的组织。例如，“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就是鲜明地为合同工、临时工争取经济利益的造反组织，套用民主政治的术语，它们是明明白白的利益集团。”

一个充满了高压气体的气缸的阀门可以把它扭过去对准别人冲，嫁祸于人，让它出了气，又冲倒了自己的对手，何乐而不为？一个为自身利益而战的利益集团是难以驾驭的，它甚至会动摇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根基。

这就是“群众组织林立，共产党为何偏偏视《全红总》为洪水猛兽而大下杀手”（郑义先生语）的根本原因。

其五，二月十七日的《通告》，不单是妥协性的，而且还是一个试探性的文件，是周恩来进一步试探毛泽东的态度。一个半月前，毛泽东七十三岁大寿的当晚，他用江青的口代他向《全红总》说出了那句话：“同志们好，我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江青等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不在当晚去向毛泽东祝寿，反倒来问候《全红总》长达四个半小时，从晚上7点58分直到凌晨12点34分。可见，《全红总》声势之浩大，连毛泽东本人都极为重视，想来亲自指挥这支极为强大的工人队伍了。

谁都清楚，当年，毛泽东的一句话，可以令一个群众组织起死回生，也可以叫它陷于万劫不复之地，他老人家只消挥挥手，就可以令百万红卫兵泪洒天安门广场。林彪说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不算过分。

但是，《全红总》并未因毛泽东说过的这句话而忘乎所以，去当第二代的蒯大富、聂元梓式的人物，并没有去充当对付周恩来的打手和工具，而是按照自己既定的方针，封闭劳动部，进驻中华全国总工会，迫使劳动部长郗占元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王志杰签署了当时解决临时合同工问题的三家《联合通告》。当《联合通告》在北京遇到周的阻力，要被全部销毁时，在邵一海（解放军报的编辑，江青派与《全红总》的联络人）的暗示下，仍然拒绝了他“炮打周恩来”的意图，不想卷入这场斗争，只想为临时合同工的利益而战。在与周恩来、江青周旋，拖延时间的同时，任命我为《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的总指挥，迅速将《联合通告》带到地方，重新翻印，发到全国，这一点更触怒了周恩来，而且，《全红总》不除，对他始终是心腹大患，他害怕《全红总》这支最强大的工人队伍万一哪一天被毛、江利用，成为打倒他的生力军。既然《全红总》不可能为他所用，不如尽早除去，免生大患。

其实，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对《全红总》反感了，他那双可以指挥千军万马的大手，竟然对《全红总》不灵了，只不过，鉴于自己一个半月前曾表态支持过，不好亲自下手而已，老周要干，就让他干去吧。

而周也是由于一个半月前的那句话“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使他不得不有所顾忌，一是要顾及老毛的脸面，二是要摸清他老人家现在对《全红总》的态度。于是，他将镇压《全红总》的步骤分成三步来完成，不象镇压其他造反派组织，一步到位。

第一步是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此通告“并没有点《全红总》的名。实际上却是冲着《全红总》来的，因为《全红总》是最大的一个全国性组织。《全红总》并不是没有领悟到，而是根本不卖帐。针对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这一通告，《全红总》发出《二告全国人民书》，采取和这个通告对立的立场——质问中共：为什么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学联、全国青联、全国工商联这此“全国性组织”有权存在，我们的全国性组织却要勒令撤销？公理何在？宪法何在？（见方园先生著《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纪念独立工会全红总成立三十周年》一文，载于《北京之春》杂志九七年五月期）

当然，周恩来对《全红总》的反弹并不会完全在乎，因为达个反弹早在他预料之中，他在乎的是毛泽东的反应。二月十二日的《通告》毛默认了。于是，周的第二步骤出笼了——二月十七日的《通告》直接针对《全红总》，针对《全红总》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签署的《联合通告》。但为了顾及毛的面子，也迫于全国数千万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压力，这个《通告》并没有带有明显的杀气。毛既然默认了第一个，也只能默认第二个。通过这两次试探，周已完全弄清了毛对《全红总》的态度；默许和放手让他去镇压。一个星期后，周恩来正式对《全红总》下毒手了。他是一个极为小心谨慎的人，为了慎重，为了怕毛泽东反悔，这次他不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出《通告》，而是指使谢富治、王力叫“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于二月二十四（五）日出了一个“取缔非法的全国性群众组织”的布告，“布告”全文如下：

经查：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全国国营农场红色造反兵团等组织，为反动组织。他们大肆进行造谣污蔑，挑动武斗，大搞经济主义，冲击国家首脑机关，抢劫、破坏国家财产，霸占房屋，奸淫妇女等一系列罪恶活动。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一致要求，决定予以取缔，逮捕其首要分子和个别极坏的分子，对受蒙蔽的一般成员，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揭发反动头目的罪恶，立即返回原地区，原单位，一般不予追究。

另查：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全国军垦战士革命造反团，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全国聋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等组织，为非法组织，决定予以取缔。其他所有在京的所谓全国性的群众组织，都是非法的。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告，应当立即解散，它们的成员要立即回到原地区、原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中央眼皮底下的北京市公安局居然可以违背“中共中央、国务院”二月十七日《通告》的决定，宣布《全红总》为反动组织，而且，它作为一个地方性的执法机关，照理是没有权利宣布一个全国性组织为反动组织的，这才是真正的越权，以牟立善为首的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不可能连这一点常识都不懂，这是受到周的指示，由北京市公安局出面，如果老毛对取缔和镇压《全红总》有反悔和不同意的话，怪罪下来，可以舍车马，保将帅，北京市公安局吃不完兜着走。纵观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毛、江之斗很多时都是采用“舍车马、保将帅”的策略的，谢富治、王力等以后被打倒也是因为毛对“二月镇反”怪罪下来，被周作为保自己而去掉的“车马”。

《全红总》的兴起和壮大并没有、也不想卷入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和派系斗争，但它在被取缔和被镇压的过程中却牵动着中共最高当权者毛、周之间的惊心动魄的斗争。

《联合通告》元月二日签署，立即被周恩来反对，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未获通过，元月五日被下令全部销毁。可是却迟于一个半月后，二月十七日才正式有中央文件，宣布它为非法文件。《全红总》利用了这一个半月的时间，将《联合通告》重新翻印，到全国执行，落实，造成了既成事实，全国各地被迫害，被解雇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由于《联合通告》的执行而复了工，补发了工资。到二月十七日，等周、毛、江争吵了一个半月后，达成了“共识”和妥协，再正式宣布《联合通告》是非法文件时，为时已经晚了，木已成舟，生米已煮成熟饭，各地的劳动部门看到二月十七日的《通告》后，也不可能将被复了工的临时合同工重新解雇，因为，就是这二月十七日的《通告》里，也肯定了《联合通告》的内容是正确的。

《全红总》如果没有胆识，没有自己既定的宗旨，没有自己独立的行动准则，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全红总》不但未被中共的两条路线斗争所利用，反倒去利用了毛、江、周之间的意见分歧和矛盾，为全国广大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临时工、合同工办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

周恩来镇压《全红总》的三步棋在毛泽东的默许之下，就这样顺利完成了。如果说，全国各地的公安部门在看到二月十七日的《通告》时尚未对《全红总》采取行动的话，到二月二十五日的镇压令一下，就立即对《全红总》的各级负责人进行拘捕，真是雷厉风行，执行不过夜，宁可错捕三千，也不放走一个，请看看王年一先生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的叙述：

“1967年1月和196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两次发出通知，宣布“全红总”、全部总工会、劳动部的《联合通告》无效。1967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通告指出：“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错误的。……在中央未作出新决定以前，仍按原来办法执行。”“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2月24日，中共中央宣布立即取缔“全红总”等非法组织。同日，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京卫戍区逮捕了在京的“全红总”等非法组织的头头。3月2日，北京几十个单位在钢铁学院召开了斗争“全红总”头头的大会。王振海等人受到惩罚了，而煽动他们造反的江青一伙，没有受到任何惩处，依然无法无天。”（见《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157页、158页）

王年一先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正师级教员，他的文革史观当然是“十年浩劫”“全盘否定”的。从他对《全红总》的这段叙述也可看出周恩来镇压《全红总》是分三步棋走的。当然，他作为一个文革史家，不会不知道，而是有意识地回避了北京市公安局2月25日宣布《全红总》为反动组织的《布告》。至于他文中的“1967年1月和196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两次发出通知，宣布“全红总”、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联合通告》无效。”第一次通知应该是指67年1月4日，《联合通告》在印刷厂印制三十万份，接到通知紧急销毁，不准外传。

1月5日，即销毁《联合通告》的当天，我将《联合通告》的原件带走，13日在云南省印刷厂重新大量翻印，发到全国。至于196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通知，宣布《联合通告》无效一事，笔者就不知道了，此时的笔者，与周牧、毛胜年，以及全国各地的《全红总》主要负责人已经被关进看守所八个月了，《全红总》被取缔和镇压也八个月了。如果这八个月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宣布《联合通告》无效的话，等于是第三次了（第二次是67年2月17日的正式文件）。

可见，这八个月来，全国各地仍然有人要求执行和执行着《联合通告》，对中共中央、国务院67年2月17日宣布《联合通告》是非法文件的《通告》熟视无睹，中共中央、国务院不得不第三次宣布它无效。这第三次仍然无法偈止全国广大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争取自己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反解雇、反迫害、要平等的斗争，中共中央、国务院不得不作出更大的让步，即在1968年10月下达了《三工转正定级的通知》。也即是同意了《全红总》的要求：让全国数千万的临时工、合同工与正式工享有了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同工同酬、不得随便解雇，争回了一个劳动者应有的尊严。

《全红总》的斗争是卓有成效的，《全红总》被取缔，《全红总》的领袖们以坐牢而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全红总》是发生在文革时期的当之无愧的独立工会组织，临时合同工在文革时期的反迫害、反欺压、反解雇，要平等、要同工同酬、要生存权利的造反运动，虽然不得不扯上“拥毛反刘”的旗号，却是真真正正的自由工人运动，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事实。

六七年二月十八日下午，也就是看到了上文论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二月十七日通告”后的当天，我们立即给贵州分部打了电报，指示立刻将《全红总贵州分部》改名为《贵州省红色无产者大联合造反兵团》，并告诉了我们在上海的通讯地址，如有周牧、毛胜年的消息，立即告知我们，并谈了我们被困于上海，无火车去北京的情况。

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我们在上海街头无意中得到一张过时的传单，是“联动”的“动态报”，其中的一则消息使我们感到吃惊，这则消息说：周恩来于元月十六日晚七点过钟，坐车去参加《全红总》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万人大会，在途中被几个骑摩托车的人开枪袭击，车被损坏，警卫员受伤，总理安全脱险。文中暗示，这可能是《全红总》干的。我们仔细地分析了这则消息的真伪后，石应宽问我：

“老萧，总部会不会有个别极端分子，对周采取行动？”

我说：“不会。虽然毛胜年、杨政等对周要销毁《联合通告》公开不满，但在周牧的说服下，他们与周恩来对立的情绪已缓和，而且周牧会尽力去缓解《全红总》与周恩来的紧张关系。即使要公开反周，《全红总》也决不容许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对付周恩来。这一定是别人的阴谋，想嫁祸于《全红总》”

“王振海被捕后，总部实际上是由谁负责？”

我说：“周牧！他完全有能力控制《全红总》的整个局面。但我实在担心他会成为继王振海后，被中央抓捕的第二个人。哎，不知他与毛胜年等人是否已被捕了。我们目前被困在这里，我太心急了。”

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我们照例去火车站打听有没有去北京的火车，仍然没有。我们几乎失望了。我们拖着沉重的步伐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我猛然对石应宽和杨爽秋说：“走，我们今天去看看大海，我从来没有见过大海是什么样，我太想看见大海了。”他们见我这几天心情不好，也只能迁就我。我们向行人打听，也不知是乘了多少路的公共汽车，离开了上海喧哗的市区，直向海边驶去。

一路上，我默颂着普希金的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心里想着那“蔚蓝色的大海”，金色的阳光洒在海面上，帆船、海鸥、渔夫在蔚蓝色的海面上撒网，美丽的大海，美丽的画面很快就会出现在我的眼前了，心里激动起来。

公共汽车到了最后一站，我们下车了，行人指着远远的地方说：“你们一直往前走，就可以看见大海了。”

我们前行了约二十分钟，走上了一道大石筑成的堤坝，我们看见了大海，虽然一望无际，却是黄黄的一片，污泥浊水，海面上虽有一片片的白浪，却掉不见帆船、渔夫、海鸥。我在海边呆呆地站立着，凝视良久，一阵失望和痛苦涌上心头。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写诗完全是灵感，百感交加之时，冲口而出的语言都会变成诗。我对着大海，随口冲出了四句，不知叫不叫“诗”的东西：

西山有情西子泪，

灵山峰烟灵隐灰，

一睹东海滔天浪，

不是碧海尽黄水。

“西山有情”当然是指昆明市的广大工人们对《全红总》的同生死，共患难之情。“西子”，字义是西湖，意指《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的儿女们。“灵山”是贵阳市“黔灵山”的简称，也泛指贵阳市，是我与周牧的故乡，是《全红总》总体思想的重要策源地。

这首“诗”要改成散文，可能是这样的：

在茫茫的东海边上，

我的心儿万分惆怅。

我想到了昆明的工人们，

想到了他们对《全红总》的希望。

他们对《全红总》的眷恋之情，

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我们未竟的事业就这样被扼杀，

我的泪水洒在了这海边的堤坝上。

我日夜担心的总部啊，

你如今在什么地方？

周牧、毛胜年，我的兄弟们，

你们是否已陷入罗网？

我向往一睹的美丽东海，

为什么不见了蔚蓝色的海水，荡漾的碧波？

我眼前的海水为什么

竟会是这样的混浊，这样的肮脏？

当时，石应宽在旁听了我那四句所谓的“诗”，也不觉惨然泪下。良久，他佯作笑容，打趣似地说：“哎，真想不到，老萧还会作诗。”

我问他：“这是不是诗？

他说：“当然是诗，冬瓜丝，萝卜丝。老萧，你知不知道，这写诗除了押韵，还得考究对仗、平仄，你懂不懂这些？”

我说：“不懂。我只是心血来潮，随口念出来就算了，我也不知道这叫不叫诗。”

其实，我们当时所见的大海，只是黄埔江的入海口，并未见到真正的东海。

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我们在红卫兵接待站收到了贵州分部李炳华来的电报：“周、毛已回筑，命你等速回，不可再去北京。李炳华。”

我们立刻到火车站去买上海到贵阳的火车票。当时的上海不但北上的火车没有，连南去的火车也没有，火车站的人告诉我们，京广线北上虽阻，但南向畅通，你们要去贵阳，可从上海到武汉，绕道京广线去。我们立刻买了从上海到武汉的票，27日下午到达武汉，总算搞到了第二天3月1日从武汉到贵阳的车票。

第二十章无耻的叛徒、临时合同工的败类

三月一日清早，我们跟着人龙上了月台，去贵阳的列车还未进站。我们在月台上站着，天底下居然会有这样凑巧事情，茫茫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真是冤家路窄，我们在月台上与邓德礼、叶文筑、罗懋良、王颖忠四人相遇了，而且是在等同一次车，同一节车厢。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互相怒目对视一阵，打量着对方。王颖忠始终在《全红总》贵州分部组织部与我一同工作过，多少有点旧情。他首先发话了：“想不到吧，老萧，会在这里相遇？”

我反问道：“你们想怎么样？”

王说：“不怎么样。我只是想告诉你，你们《全红总》完蛋了！”

“我们《全红总》？你们不曾经都是《全红总》的人吗？你们不是想夺《全红总》的权，当《全红总》的头头吗？”

“老萧，那是过去。现在，中央已宣布你们《全红总》是反动组织了。”

“你放屁！中央什么时候宣布《全红总》是反动组织？只不过叫撤销而已。”

“你还嘴硬，你看看吧。”他拿出一份传单，大标题是《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砸烂反动组织全红总》，付题是“全红总的八大罪状”：

1、疯狂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2、冲击中南海；

3、静坐中央文革；

4、炮打周总理；

5、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

6、私自召开五大洲记者坐谈会，里通外国，泄露国家机密；

7、恶毒攻击和丑化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

8、煽动和蒙蔽不明真象的群众，冲击工会和劳动部门。

落款是：首都红卫兵

我们很快地看了一遍，这虽然只是传单，但也看出了北京的动向，中央及与论的动向。

王颖忠说：“老萧，中央已下了通缉令，通缉你、杨爽秋、周牧、毛胜年四人。”

我说：“呸！中央根本就不知道我和杨爽秋是什么人。”

王说：“你不信？邓德礼带我们去了北京市公安局，他汇报了贵州全红总的情况，说你们四人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父亲也是历史反革命，北京市公安局还给了公函叫我们回去协助贵阳市公安机关抓捕你们。不信？你看。”

他真是坦白得可爱，并告诉我邓德礼带着他们第二次进京，本来是准备到《全红总》总部去揭露周牧、毛胜年的家庭出身，宣布周牧、毛胜年的“罪状”，踢开周牧、毛胜年，从而取代他俩在《全红总》的位置。谁知一到北京，看到中央取缔《全红总》的通告，红卫兵大砸《全红总》总部，他马上灵机一动，到北京市公安局去出卖了《全红总》贵州分部，添油加醋地说我们四人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全红总》贵州分部是地道的反革命组织，他三个月来与这个反革命组织一直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央现在取缔《全红总》，宣布《全红总》是反动组织真是太英明了。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居然会出了公函给他们带回贵阳市公安局去协助抓捕我们。

他拿着一张纸在我面前晃了一下，虽然不想让我们完全看清楚，但我们还是看到了，周牧、毛胜年、萧碧璜、杨爽秋四个名字在上面，并盖有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公章。

邓德礼，这个无耻的叛徒，临时合同工中的败类！小说“红岩”里的叛徒甫志高，电影“洪湖赤卫队”里的叛徒王金标都不至于象邓德礼如此卑鄙。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比小说更为奇特，更为典型，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怀疑小说家描写的故事情节？

邓德礼，曾经做过临时工，参加《全红总》时无工作单位，属于分部无工作的脱产工作人员，贵州分部给他在工人联络站每月领取二十元的脱产工作津贴。《全红总》，以及这么多正式工，甚至还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他，这个当时无工作单位的临时工合同工争权利，争利益，他却出卖了《全红总》，出卖了这么多老工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把他们投进监狱，世界上恐怕再难找比这更无耻的叛徒了。

现代的民运人士，都喜欢谈“游戏规则”这四个字，有人阐释得更清楚，民主，是只讲“游戏规则”，而不讲“道德品质”的，争取民主的过程中也是这样。

这话似乎很有道理，本人也没有更好的理据来以此非议。但是，本人又常常在某些杂志上看到有些资深的人士对当前的民运中出现的问题或者说“丑闻”，作出这样的指谪：“民运人士的道德品质参差不齐，素质欠差。”这是否又有违上述“游戏规律”和“道德品质”是“风马牛”互不相干的双回事的论述？

可不可以这样认为：“搞民主运动的游戏规则是大家都应该遵守的，尤其是民运人士。但是，没有道德品质的人根本就不理会什么游戏规则，他们只有我行我素的一套，或者说，为自己谋私利的一套准则。既然如此，他们就不能称之为民运人士，所以说，说“民运人士的道德品质不好”这句话是错误的，因为没有道德品质的人根本就不能称之为民运人士，他们也根本不会遵守什么“游戏规则”。至于，当民主的这套“游戏规则”在中国完全建立之后，还要不要道德品质？那就留到中国完全实现民主以后再由后人去讨论吧。

邓德礼随后带着贵州省公安厅及公安局抓捕了我、杨爽秋、周牧、毛胜年而外，还抓捕了《全红总》贵州分部大队长以上的负责人共26人。他凭着一纸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公函，果然如愿以偿，捞到了一官半职，进了贵州省委宣传部。我们判刑不久，他又将王颖忠、罗懋良二人诬陷进了监狱。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我出狱后两年半，邓德礼又对我进行了骇人听闻的诬陷，长达数万字的对我出狱后的所谓现行反革命活动的揭发材料交到了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此材料转到了刑二庭庭长李梦秋的手中，我被法院用传票传了去，我与邓德礼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又面对面进行了一番较量。事隔了九年，他仍然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当着庭长李梦秋的面大叫“全红总是反革命组织”，中级人民法院释放萧碧璜是错误的决定，并抬出了贵州省委宣传部的招牌：“我是省委宣传部的！”

我自然愤怒地大骂：“你这个《全红总》的叛徒，无耻的败类！”

就连庭长李梦秋也被激怒了，拍着桌子指着他怒斥道：“全红总是反革命组织吗？中央哪一号文件说的？请你拿出来给我看看！全红总是反革命组织，你也跑不了！你不是全红总贵州分部的宣传部长吗？你不是跑到北京去想夺全红总的权，当全红总的头头吗？告诉你，你对萧碧璜二年多来的所谓揭发材料已经构成了诬陷罪！”

他从档案柜里取出了厚厚的一叠材料，狠狠地砸在邓德礼面前的卓面上：“我们调查了，你被人殴打一事，萧碧璜并不在场，也不知情，与他无关，你凭什么断定是萧碧璜指使的？你说他给江青写效忠信，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暴乱，全部是诬陷！这材料幸好是到我手里，是我来复查全红总的案子。要是到别人手里，萧碧璜那不再被判上十年八年，至少也得先关进看守所调查清楚再说……”

“你是省委宣传部的？有什么了不起？你吓唬谁？难道我就不敢把你抓起来？别人不清楚，难道我不清楚你的底子？想当《全红总》的头头不成，借助中央取缔《全红总》的机会，反说是反革命组织，自己成了与反革命组织斗争的英雄。你到底算什么东西？告诉你，我是负责复查《全红总》案子的。说我们释放《全红总》的人是错误的决定？你是法院院长？你不够格！告诉你，我们已经通知了省委宣传部，从今天起，你不用回去上班，每天到法院写检查，直到我认为满意的时候为止，起不起诉你，看你的检查态度。不判你的刑，也会对你进行组织处分。”

他怒斥得差不多了，才转脸对我说：“萧碧璜，你可以回去了，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站起来，说道：“感谢法院，感谢李梦秋同志。本来，过去的问题，《全红总》的是非问题，历史会有公正的结论，我不想多谈。对于邓德礼，我本来想从记忆中把忘掉，但今天的事发生后，我及我们《全红总》对邓德礼这个叛徒和败类的仇恨直到我们进棺材的那一天，都不会忘记。我会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再次感谢法院，感谢李梦秋同志能公正地处理这一问题。”

当时，虽然事隔已九年半，法院李梦秋庭长对我说话时，口口声声说“你们《全红总》”怎样，怎样，我在他面前也同样是“我们《全红总》”如何如何。《全红总》已经超越了一个群众组织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时期的时空限制，是一个历史的、自发的、已经注册的群众团体，它虽然于文革初期从成立到被取缔才一百天，但九年后，即使是共产党都不得不对它进行认真的复查。至于应该叫什么，由文革史家们去评定吧。

话说回头来，这时，邓德礼恶狠狠地插话了：“萧碧璜，我看你还往哪里跑？王颖忠，少跟他罗嗦。”

我明知我们三人，杨爽秋是弱小的女孩子，石应宽是个知识分子，我是个小个子，根本就不是他们四人的对手。但我却虚张声势，口气很硬地说；“邓德礼，要动手吗？来吧！”

邓德礼打量一下四周，我们身边站着不少等车的人，有的在我们身旁似听非听地看热闹。邓德礼犹豫了一下，以为我们不会就只有三人，又见我们怒目相向，僵持了一会，终于退缩了：“萧碧璜，有本事，咱们贵阳见。”

我马上回答：“好！贵阳见。难道我怕了你不成？”

火车进站了，他们四人先挤上车。我对石应宽、杨爽秋说：“我们改乘下一次车。”

我们出站换了第二天，即三月二日的同次车票。并将贵阳的车票改成到昆明的车票。当次车是从北京到昆明的。

第二十一章被捕

我们比邓德礼他们刚好是晚一天到达贵阳。

一路上，我们三人商量着，情况危急了，不管是不是中央的通缉令，或者是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通令，抓捕我们是无疑的了。邓德礼一到下，必然会协同贵阳市公安局抓捕我们，而且知道了我们的行踪。石应宽问我怎么办？

我对石应宽说：“我决定到红河、大理。既然要抓我，只有豁出去了。你呢？你不在通缉名单之列。”

石应宽说：“《全红总》的事儿，少了我的份吗？你们被抓，我也一样跑不了。我也决定，和你一起，去红河、大理。”

我拉着他的手说：“老石，能有你协助，真太好了。去红河和大理，你的才干会充分发挥作用。红河和大理，有我们《全红总》坚强的基础，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石应宽插了一句：“对！败可以溜！”

“毛主席教导说，干革命，除了要有群众基础，还要有根据地。我们是被逼上梁山了。去红河大理，建立根据地。”

我对杨爽秋说；“小秋，你怎么办？他们连你也不放过，没想到你的名字也会在通缉名单上。”

杨爽秋坚定地回答：“老萧，你到哪里，我跟你到哪里，就是坐牢，也会跟你在一起。”没想到，这句话一天之内就变成现实了。

石应宽说：“老萧，我先回家乡去看一看老婆、孩子。我出来几个月没回家了，不知道她们怎么样了，我的工资领了没有？我回去把她们安顿好，叫我老婆按时到学校去领我的工资，我立刻到昆明去找你。”

我最后安排一下下车的步骤：“邓德礼比我们先到一天，肯定会通知公安局在火车站等我们。邓德礼、叶文筑知道我与周牧是生死之交，不会丢掉他不管。我们未到，周牧、毛胜年暂时会安全，怕抓了他们，打草惊蛇，我们跑了。老石，你别在贵阳下车，火车开到安顺（贵阳以西120公里，一个市）你再下车，坐汽车去大方（一个县城，石应宽的工作所在地，离贵阳260多公里，不通火车），我和杨爽秋提前一站下车，步行回贵阳，带上周牧、毛胜年立刻就走。你到昆明后，找金翠莲、李春林、黄茂林联系，如果她们被抓了，找武术家协会的老张，我们在昆明等你。”

石应宽把车票交给我：“老萧，你们四个人，只有两张票，把我这张拿去。另外，我还给另一个买了昆明票，在贵阳下车的人搞了一张，拿去。”石应宽也考虑得够周到。

三月三日傍晚，火车到了二戈寨，即贵阳南站，象昆明东站一样，也是一个货车总站，客车也是必停之站。离贵阳还有十三公里，我和杨爽秋向石应宽告别，叮嘱他在贵阳别下车，安顿好妻子，早日到昆明会合，就下车了。

我与杨爽秋在黑夜中沿着铁轨，又走过山间小路，直向甘荫塘贵州水泥厂走去。我对杨爽秋说：“先到水泥厂，找到老谢，摸清贵阳的情况。”

晚上11点过钟，我们到了贵州水泥厂，《全红总》贵州分部甘荫塘工矿系统纵队的纵队部，纵队部还有一个值班，也姓谢。他见到我，高兴地叫到：“老萧，你们可回来了。”我问他；“小谢，老谢呢？”他说；“刚从分部回来，在纵队部坐了一会，回家去了。”

“立刻带我去他家。”

谢朝锡家就住在贵州水泥厂职工宿舍，老谢及他的妻子都没有睡，两个孩子已睡了。我把情况告诉了他，并说邓德礼带了不知是中央的还是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通缉令要抓捕我们四人：“分部怎么样？周牧、毛胜年今天下午还吃着甘蔗，到贵阳市公安局军管会去问：‘听说你们要抓周牧、毛胜年吗？我们就是周牧、毛胜年，来抓吧。’这两个家伙，真是吃了豹子胆，无所畏惧。军管会告诉他们，没这回事，你们回去吧。”

我说：“没有抓他们，是因为我和杨爽秋未到，怕抓了他们，打草惊蛇，我和杨爽秋跑了。他们也太大意了。只要我和杨爽秋在贵阳一露面，他们就危险了，分部也危险了。”

我把去红河、大理的打算告诉谢朝锡后，说：“老谢，和我们一起进城，找到周牧、毛胜年，我带上他们马上就走，神不知，鬼不觉，让周牧、毛胜年在贵阳失踪，分部一段时间可能平安。”

老谢说：“我们不怕，只要你们平安，躲过这风头再回来。老潘、老邬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国家干部，老曹、老钟他们都是老工人，邓德礼和贵阳市公安局敢把我们怎么样？吃碗面条，我带你和小秋进城。”

老谢的妻子已将面条端了上来，我和杨爽秋吃完面条，老谢带着我们进城了。

贵州水泥厂离贵阳市中心七公里，我们步行走了约一个小时。

此时的《全红总》贵州分部已于二月十八日改名为“贵州省红色无产者大联合造反兵团”，地址搬到贵阳市小十字附近的富水路小学。经过小十字杨爽秋的家门口。我叫杨爽秋回家去看一看自己的父亲。她的母亲早已离婚，在成都，她及一个妹妹跟着父亲长大，父亲是贵阳市医药公司的职员。她进去，很快就出来了，带着她的妹妹杨红玉，一个只有十四岁的小女孩来了，她说：“我父亲睡着了，没叫醒他。”

到了分部，富水路小学外，杨爽秋叫我们离远一点，她对她妹妹说：“小红，你进去看一看，周牧哥、毛胜年哥和炳华姐，他们在不在，如果在，悄悄叫他们出来。”

杨红玉进去了一会儿出来说：“没在，他们都回家了，只有两个值班的，我不认识。”

我说：“到周牧家去。”

周牧家住贵阳城北的和平路虎门巷19号，一个院落里的二楼，院落里还住有几户人家。约15分钟路程，我们很快就到了。我周围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动静，而且已经是凌晨上点过钟了，应该没事吧？侥幸的心理，迫切想见到周牧的心情，使我丧失了警惕，智者千虑，都有一失，况且，我并非智者，毕竟当时只有二十岁，我虽然处处谨慎，用心分析，但这一次，终究没逃出贵州省公安厅早已给我布下的天罗地网。

我带着谢朝锡、杨爽秋，杨红玉三人进入周牧家，周牧一开门见到我们，立刻紧紧地把我抱住，然后又推开了，狠狠地打了我几拳，说：“萧碧璜，你总算回来了。你知不知道，我等你，等得多么心急。”

我们这一对社会心目中的黑五类狗崽子，一根藤上结出来的苦瓜，他们说是毒瓜，虽有优异成绩和一颗报国之心，却被社会说成是血管里从小就流着仇恨共产党，仇恨社会主义制度的血液，而被无情地革除学校的大门，无情地抛在社会最底层的青年，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整个《全红总》从成立到被取缔的一百天，我们只见过两次面，第一次在贵阳，半个小时，第二次在北京，几个小时，我们一个在北京，一个在西南，一个在总部，一个在地方，勿需叮嘱，勿需吩咐，以当年十九岁的他和二十岁的我，从《全红总》理论基础《论临时合同工制度》一文的合作写作过程到《全红总》的组织建设，全红总的策略：从下到上，再从上到下，准备再一次从下向上施加压力时，我们失败了，也非我们的能力能及，但我们之间的这种配合和默契应该是近乎完美的，就当时的时间、环境、失败是必然的，但我们也为争取工人应有的权利、地位和利益尽到了我们应尽的责任，也为中国现代工运史上留下了共产党都不可能抹杀的一页。

我们紧紧地拥抱了一会，我推开他说：“周牧，赶快走，我们马上就有被捕的危险。”我把在武汉遇到邓德礼等人的事及那份传单以及对我们四人的通缉令的事很快地告诉了他。当他听到红卫兵说全红总的其中一条罪状“私自召开五大洲记者坐谈会，泄露国家机密，里通外国”时，不禁骂了起来：“放他娘的屁！什么私自召开？我们召开的是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而且事先通知了中央文革和国务院，中央文革还派了特派员来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派了记者来摄像、录音。什么泄露国家机密？里通外国？我们只不过告诉了全世界，在我们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里，确实存在着大量的失业人口，而且有一个极不合理的临时合同工制度，生活着一批为数几千万的受欺压、受歧视、同工不同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和福利的临时工、合同工。这就叫泄露国家机密？真是莫须有。”他并拿出了参加座谈会全体成员的合影照给我们看。并指着像里的人，谁是李敦白、谁是…..

我无心细看，只是告诉他；“云南有我们《全红总》坚实的基础，红河分团和大理分团已控制了整个红河和大理，我们马上到红河和大理去，车票都买好了，立刻去叫上毛胜年就走。”

周牧说：“不会这么快吧，我今天下午才和毛胜年去了公安局军管会……”

“我已知道了。没抓你们，是因为我和杨爽秋还未回来……”

谢朝锡也插口说：“周牧，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认为老萧说得对，你们四个必须马上离开贵阳，到云南去避一避。分部有我们，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好吧。但我总不能让萧碧璜和杨爽秋从我家里空着肚子出去。”周牧转身喊道：“妈，快给萧碧璜、杨爽秋煮碗面条。”他的母亲应声答道：“还用得你说，我已经煮好了。”

老人家端上了热腾腾的面条。虽说我们在谢朝锡家才吃过面条，但也仍然能吃得下，几天的火车，饥饿，伯母的盛情，我们刚举起筷，一口面条未进嘴，冲进了全付武装的公安人员，为首的一个穿便服，他指着我们说：“你就是萧碧璜，你是杨爽秋，对不对？火车站等不到你，我们知道你一定会到这里来。”并指着周牧说：“你是周牧（郑天赐），现请你们跟我们到公安厅去一趟。”

此时是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凌晨一点过钟，我、周牧、杨爽秋，在周牧家被捕。

门口已停着两辆小轿车，我、周牧、杨爽秋、谢朝锡四个分乘两部小车，没带手铐，被带到了贵州省公安厅，在一间办公室里过了一夜。

清晨，天刚亮，谢朝锡被放回了家，毛胜年被小车送到了公安厅。可见，按通缉名单抓人一点不假，谢朝锡未在通缉名单之列，所以公安厅当夜将他放了。而他们再次被捕又是在几天之后，邓德礼带领公安局大肆搜捕全红总贵州分部各级负责人之时，谢朝锡是分部负责人之一，纵队长。

第二十二章在看守所

一、拘留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清晨七点过钟，周牧、毛胜年、我、杨爽秋四人分乘两部小车，被公安人员押送到了贵阳市公安局看守所。进了大门，在一个石桌子边，全付武装的公安人员用枪指着我们，一个公安干部对我们宣读了拘留证，并叫我们签字。

毛胜年、杨爽秋在拘留证上签上了名字。周牧没有签，他将拘留证反了过来，在背页很快写上“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捍死工人阶级的利益！”“《全红总》无罪！”公安人员一齐大叫：“拘留证上不准乱写字！”周牧说：“我已经写了，你们怎么样？”将未签名的拘留证丢给了他们。公安人员叽咕了一阵，说：“算了，算了……”。

最后剩下我未签字，所有的枪口对准了我。我埋着头，拿着拘留证，慢腾腾地，一字一字地念了起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第五条第一款，现由贵阳市公安局张XX对萧碧璜进行拘留。”念完了，我猛地抬起头，指着拘留证问：“请问，谁是姓张的这位同志？”站在我正对面的一个中年公安干部说：“我就是。”

我问他：“请问，今后是不是我们两人打交道？”

他回答：“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现在呢？”

“现在是。”

“既然现在是，那请你告诉我，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第五条第一款是什么内容？”

“你问这个干什么？”

“因为我没有学过法律，你们是根据这一条拘留我的，你必须告诉我这一条、这一款的内容，我好检查一下自己的行为是否触犯了这一条。”

“现在没必要告诉你，你进去就会知道了。你到底是签还是不签？”他有些发怒了。

“要我签也可以，我必须把我的意见写在上面。否则，我就是不签！”我也发怒了，将拘留证往石桌子上狠狠地一砸。

姓张的这人与另几个公安人员走过一边，叽咕了一阵，回来说：“好吧，那你写吧。”

我这次可是奉了旨的，将拘留证反了过来，不象周牧写得那么快，慢慢地写道：

“截止我被拘留的时候为止，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被拘留。我问了姓张的这位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第五条第一款是什么内容，他告诉我说，“你进去就会知道了。”因此，直到我签字的时候，我不明白我被拘留的原因。”写完了，我用中等的声音，好象是自言自语地念了一遍，最后签上了字。

这三十二年前在贵阳市公安局看守所被拘留时的这段对话以及我在拘留证上签字应该说是一字不差。想来，这张拘留证作为我及《全红总》这一个案子的档案仍然还保存着。

接着进了二门，现由看守所的人员对我们搜身了，叫我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逐一登记，作为保存物品，连皮带、钢笔都写上了。最后，问我还有没有，我说：“有倒还有，不能交给你。”“什么玩意不能交给我？”他怒吼道，“快拿出来！”我实在拗不过他，从大衣里的口袋中掏出了四枚公章，他马上用印泥盖了出来：《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全红总云南省指挥部》《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组织部》《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宣传部》，他真是吓了一跳，不明白我是群众组织，还以为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集团案，嘴上骂骂咧咧：“妈的，看你小小年纪，胆子倒不小。”我回了他一句：“胆子小还干什么革命？把你们负责人叫来，这公章不能交给你。”

他真是不敢怠慢，立刻出去，把我们送来的那伙人还没走，姓张的进来了，看了这四枚公章，考虑了一下说：“把它们作为寄存物品吧，写在寄存单上。”

我的寄存物品单上真写有“寄存《全红总……》公章四枚的字样。

我们四人就这样被关进了贵阳市公安局看守所。我被分到了“市.一一”监号，周牧在“市.一二”，毛胜年在“市.一五“，杨爽秋在女号房，本人的号数是十三号。

二、审讯

奇怪，送进了一个多星期，居然会没有提审。按常规，新关进来的犯人，是连续不断的提问，对我们却反常，近十天没有人过问。原来这十来天，他们也正忙着呢。邓德礼，这个无耻的叛徒，临时合同工中的败类，带着公安人员，将《全红总》贵州分部从大队长以上到分部负责人全部抓尽，一共26人，计有邬光顺、曹绍忠、潘汉发、谢朝锡、小谢、王秉忠、钟明生、欧阳林、廖荣花等等以及两个属于总部的工作人员余洪珠、张明德，连回大方县看老婆孩子的石应宽也被抓了进来，只有一人幸免，那就是李炳华，前文已交代，他的丈夫是军分区的带兵团长，住军分区军官宿舍。并贴出通告，中队长及小队长一级负责人必须到公安局登记自首。

可以肯定地说，《全红总》贵州分部是在《全红总》全国二十九个分团中（据组织部长毛胜年亲口告诉我已在组织部登记的全国共有24个分团，如再加上西南区总指挥部承认尚未到总部备案的红河大理两分团以及云南省手指头筹备组辖下的四个分团中的三个，昆明分团已向总部备案，其余三个尚未备案，应该是二十九个分团）被镇压得更惨，最彻底的一个，就我们刑期之重，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总头头王振海判五年，保卫部长杨政判五年，而周牧就判了二十年，毛胜年、石应宽判了十五年，我判了十年，欧阳林判了七年。也可以肯定地说，《全红总》贵州分部在贵阳市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是被镇压得最惨、最彻底的一个工人群众组织，连声势最浩大，人数号称三十三万的红卫军、赤卫队也只是被抓了两个头头李铁乃和黄世民而已。

他们忙碌了十天半月，《全红总》贵州分部的大小头头被游街、示众、批斗、交回单位管制，（上述被抓的全红总贵州分部的负责人全部是正式工，都有单位，他们是一群完全为别人利益，为临时合同工的利益而奋斗的正式工，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老工人，而出卖他们，领着公安人员去抓他们的恰恰又是曾当过临时工，现为无职的邓德礼、叶文筑以及现在是临时工的王颖忠、罗？良，历史的真实就是这样，这个真实的现象如果仅从组织原则或所谓“游戏规则”去寻找答案，而不从道德品质方面去看待，恐怕结论是不全面的）这时，市看守所剩下了全红总的六个人：周牧、毛胜年、我、杨爽秋、石应宽、欧阳林。

正式的审讯开始了。

对我连续三个月的审讯是没有重点，也没有提问式的。第一次的问话就这么简单：“萧碧璜，你给我们谈一谈，你参加《全红总》以来所干的一切活动。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不认为我们所干的一切是有罪的，我始终认为，我们《全红总》是合法的组织，所干的一切更是合法、合理的。既然是这样的提问，我就从参加《全红总》的那一天，在组织部工作，抓组织建设，争取脱产工作人员，无工作单位的生活津贴，粉碎邓德礼的篡权行动，上北京，组团到昆明，解决被解雇工人的复工复职问题，以及被郭超派人暗杀，在云南省武术家协会的人保护下脱险，坐“全红总专列”离开昆明，正如本回忆录所写，一一详尽地摆谈出来。

连续三个月的提审，每次开始都是那句老话：“继续你上次的交待，想一想，你上次是谈到哪里。”

我又开始详详细细地摆谈。

应该说，审讯员的态度是比较好的，没有凶，没有吼，也许他们认为我比较合作，也许他们出乎意料，我们所干的一切并非如邓德礼汇报的那样，是重大的现行反革命活动，而且听得津津有味。

三个月后，审讯员叫我写出书面交待材料，我就在贵阳市看守所里写出了我的第一份，“《全红总》贵州分部和《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的回忆录，共140多页。

又过二个月后，审讯员们再次开始审讯了。我想他们应该是到云南去外调回来。这次的审讯是提问式的了，已经有了重点，他们的重点是三个：1.《联合通告》的使用及翻印，2.“红河分团”和“大理分团”夺了武装部的大权是不是我的指使，有没有书面指令或口头指令？3.“西山会议”的详情及我提出到红河和大理的目的。

第一、二个重点我按事实给予回答，最后成为写入我判决书上的两个罪状：

1.私自翻印中央宣布作废的文件《联合通告》，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严重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2.大肆网罗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我的罪状就是这两点。）

第三个重点是“西山会议”，也是最要害的一个，为这个问题提审我三十几次，甚至经常是半夜一、二点钟，趁我睡得昏昏迷迷的时候，叫出去提审，一直追问那句话：“你提出到红河和大理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任何时候都坚持一句话：“我作为《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的总指挥，我有责任去帮助《红河分团》和《大理分团》去健全组织，发展组织，更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帮助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红河和大理这两个州的州委大权是你的书面命令叫夺的，武装部的大权呢？你有没有口头指令？”

“没有，我没有下过这个指令。是群众自发的行动，是他们夺了洲委大权以后顺便夺的。”

“事后有没有向你汇报？”

“有，我事后才知。”

“你有没有制止，或作出处理意见？”

“没有。”

“既然红河分团和大理分团在你的指令下，夺了州委大权，也夺了武装部大权，你们要人有人，要枪有枪，你在已知中央有消息要取缔《全红总》的时候，提出到红河和大理，是不是想武装割据，对抗中央，以图偷越国境，叛国投敌？”

我脑子里只觉“轰”的一声，差点快爆炸了。这问题的严重，不单我本人足以枪毙，而且更重要的是：《全红总》的性质将因此而改变，将会从一个群众组织改变成一个货真价实的“反革命集团”。如果我经不起这“恐、哄、吓、诈”的一招，乱承认一通，个人枪毙事小，我将会害了多少人，我尊敬的潘师傅、邬师傅、曹师傅及谢朝锡德行，一个都有跑不掉。我很快清醒过来，坚持我的回答：

“我完全没有这种想法，只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协助他们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以后又提审了三十多次，都是这一个问题，每次提审的时间都很短，半夜一两点钟叫出去，不到半个小时就送回来。

这也得感谢有个同监号的囚徒给大家摆谈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发生在65年底的贵阳市，轰动一时，一个把人斩成八大块的碎尸案。凶手名叫杨一郎，从各方面的证据都显示，是杨一郎干的，但斩尸、埋尸均一郎一人所为，他无论如何都不开口，公安人员无法找到尸体，也定不下案。突然，换了一批富有经验的预审人员，在半夜一、二点钟的时候，将杨一郎提了出去。据说，人在这个时候刚睡着不久又被叫醒，大脑是昏迷的，防线也最薄弱。预审人员没有与杨一郎谈案子，完全谈的是与案件毫无相关的事，摆家常，天南海北，还哥儿兄弟的叫了起来，还递过烟叫他抽。杨一郎的防线松弛了，抽了几根烟，开始打盹了。突然，一个预审员大叫一声：“杨一郎，头在哪里？”他来不及思索，答道：“头丢在XX水塘里。”案情自此有了突破，公安人员抽干了小水塘，头找到了。杨一郎再拒不交待也没用了，逐一交待了另几处埋尸地点。杨一郎被枪毙前给同监犯人摆谈过这件事。这故事在监号里流传下来。的确，有的人在半夜起身小便后又睡着去，第二天早上醒来都不知道自己曾经起夜小便过。这故事不是专门说过我听的，我无意中听到了，却得到了启示，我无论如何在半夜一、二点钟提审的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我就在这高度警觉的情况下又渡过了两个月的时间，经历了三十几次对这一问题的提审。我始终坚持一句话：我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去帮助他们发展组织，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三、看守所生涯

失去自由的人，自然强烈地渴望着能得到自由。一天天的希望，一次次的失望，伴随着我们在看守所渡过了一年另九个月的时间。既然有大量的空间时间难以打发，我也学着文人们写诗，没笔、没纸，就写在记忆中。一年另九个月的时间，也写了不少“诗”，或者在文人和诗人的眼中，那根本就不叫诗，只是一些乱七八糟的语言堆砌。正因为如此，怕人见笑，三十多年来，这些所谓的诗，始终没有见诸文字。现在，既然作为真实回忆录的一部分，尤其是真实反映狱中思想的最重要部分，也只好厚着脸皮，回忆出其中几首，让它们以文字方式记录下来，献丑于世。出自于我这样一个毫无学识的泥水工人的思维水准，不叫诗，叫什么都可以，我都乐意接受。以下是其中的几首所谓的“诗”：

（一）自由

何为苦？

失却自由奴。

古来豪杰丢妻小，

中外英雄抛头颅，

皆为自由故。

乐最甚，

莫如自由人。

九州若无监与役，

四海摆脱奴隶魂，

吾将自由扔。

一九六七年四月

（二）星星

铁栏外一颗明亮的星星，

象宝石般闪烁迷人。

它好象在向我招手，

想唤我和它一道前行。

多少个痛苦的不眠之夜，

伴着我的只有这颗星星。

它常常在我耳边低语，

那声音亲切而又知情：

飞吧，展开你骄健的翅膀，

飞出那黑暗而恐怖的牢房，

让我们一同去寻找光明，

寻找那充满自由和善良的地方。’”

一九六七年五月

（三）如果这儿没有自由

如果这儿没有自由，

我就要到世界各地去寻求。

如果这世界上也没有自由，

我就要到太空中去飘游。

据说在数不清的星系中，

有十亿颗有生命的星球，

万分之一有高等动物存在，

就是有十万个这样的地球。

就算万分之九九九九都是暴类，

也还有十来颗会有自由。

如果全部都是一片黑暗，

我就要去到宇宙的尽头 ——

做一颗生命的胚芽，

造一片原始生命的绿洲，

由于我没有暴戾和专制的基因，

数十亿年后，那里将充满善良和自由。

一九六八年六月

（四）“希望”

希望象少女的面庞，

如蔷薇花吐露芬芳，

从花蕾直到盛开，

始终都令我神往。

希望象少女的眼睛，

象宝石般闪烁迷人，

它只要微微地一眨，

就抓住了我的灵魂。

希望象少女的心灵，

如神秘莫测的星星，

我每夜都对它细看，

至今仍捉摸不清。

希望象少女的爱情，

如沙漠中的海蜃神景，

它引诱我飞奔前往，

跑到却无踪无影。

希望就是一个少女，

外表善良和美妙，

揭开她虚伪的画皮，

方知她残忍无比。

一九六七年底

还有一首叙事长诗，有几千字，其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有对爱情和自由的向往。整首诗穿插着印度和古希腊的神话，这首诗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失落”；第二部分是“寻找”，即“与恶魔奋战”；第三部分是“团聚”，即“战胜了恶魔，寻回自由与幸福”。当然，如果看过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故事”和“摩珂婆罗多”这两本书，更能明白这首长诗中的寄意。以下是花了近半个月的时间，完整回忆出来的这首长诗的第一部分，也是三十多年来首次用文字记录下来。全诗的标题是“梦境”。

梦境

一个极端凶恶的梦境，

使我又快乐又心惊。

我眼前还浮汔着那可怕的幻影，

我的心儿在跳过不停。

——亨利希.海涅

（一）失落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

我们站在东海海滨。

梦中有亲爱的小秋，

她是我初恋的情人。

我们在亲切地交谈，

散步在蔚蓝色的海边。

仰望着金色的朝霞，

我的心象一匹飞马。

我轻轻地对她说道：

“小秋，让我俩永在一起吧，

我要和你一同去游行，

我们要走遍海角天涯。

“从冰雪覆盖的南极大陆，

到森林茂密的西伯利亚；

找企鹅交过朋友，

和白熊一道玩耍。

“从美丽的东海之滨，

到徒峭的内达华；

到海滨去拾贝壳，

从远洋眺望红杉。

“看火鸟舞蹈到南墨西哥，

观草原林莽到哥伦比亚；

乘木筏旅行密西西比河，

坐汽轮经亚玛逊河到拉巴拉他。

“穿越过炎热无比的撒哈拉大沙漠，

我俩歇息在莱茵河畔的葡萄园下；

我们带着法兰西的香槟美酒，

到美洲去寻找那失落的部族——玛雅。

“饱赏过亚平宁半岛巍峨的教堂，

我俩留影和尼罗河畔的金字塔；

曙光映照着我俩在长城上散步，

晚霞伴随着、我俩蜜语在泰姬陵下。”——

我狂热地对她倾吐，

我宏伟远大的理想；

我轻轻地给她讲述，

印度和古希腊的神话。

最后也谈到了我们，

我的声音变得高亢：

“小秋，我们是自由之神，

我们要自由地走遍天下。

“从世界的最高峰珠穆郎玛，

直到最深的深沟玛丽亚纳，

东起祭日烈夫，

西到阿拉斯加，

北起挪威森林，

南到麦哲伦海峡，

都要留下我们的足迹，

撒下幸福的自由之花。”

我猛地拉着她的双手，

迈步走向神圣的恒河；

让恒河女神给我们作证，

“亲爱的小秋，爱我吧！”

我用双手捧起恒河的圣水，

要让它使我们新生。

小秋的脸红得象熟虾，

美丽得象鲜艳的晚霞。

她轻轻地在恒河边跪下，

深情地望着那圣洁的河水，一言不发，

随后又抬起前额，

象是在期待着那一点吉祥的珠砂。

恒河上突然金光闪闪，

河面上升起了爱神卡马，

她拿着一把弯弓，

热情地对我们说话：

今天在我古老的国土，

要重新过一次泼水佳节。

我面前跪着美丽的公主悉多，

站着十东王的太子罗摩.衍那。”

她按照印度教的风俗，

在小秋的额上点上珠砂，

给她披上鲜艳的莎丽，

罩上紫红透明的面纱。

一刹时，钟鼓齐鸣，歌声悠扬，

一队舞女翩翩起舞，纵情欢唱。

定音鼓敲得人无法安静，

七弦琴弹出了迷人的声音。

卡马递过遮拉加的铁弓，

我猛一用劲，一折两分，

全场开头是一片肃静，

随后爆发出惊喜的欢呼声。

卡马拿着那截断弓，

亲切地对我们说道：

“今天，我只是给你们主婚，

这把断弓才是证人。

“勇敢的自由之神啊，

你们已受过宁静的洗礼，

去吧，到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去吧，

汹涌的波涛会使你们新生，

“会加深你们的友谊，

会增进你俩的爱情，

会让她善良的心灵，

变得更勇敢而坚定。”

她刚说完最后的一声，

歌舞消失，四周寂静，

我们仍站在东海海滨，

海风喧嚣，海水沸腾。

小秋惊奇地揉揉双眼，

诧异地捉摸消逝的情景。

她轻轻地对我说道，

“老萧，你可知刚才发生的事情？

“我看见爱神卡马，

她给我点了珠砂，

我周围欢腾歌舞，

象是在举行婚礼。”

“珠砂点在你额上，

婚礼为我们举行。

卡马最后还说，

我们是自由之神。”

小秋的双眼流出了热泪：

“真的吗？我们是自由之神？”

她温柔地倒在我的怀里，

我幸福地吻着她的嘴唇。

善良的海鸥在为我们欢笑，

阴险的海水掀起了波涛。

幸福的时刻不知过去了多久，

我们仍紧紧地在一起拥抱。

“老萧，你听，是什么在叫？”

“是海风呼啸，海水咆哮。”

“不，那叫声尖细而动听，

是一只小动物的叫声。”

小秋从我怀里把头伸起，

四处张望，寻找叫声。

岸边站着一头金色的小鹿，

叫声动听，光彩夺目。

“啊，多可爱的小动物，

我要去把它捉住。”

小秋轻快地奔向海边，

顽皮的小鹿越跳越远。

最后他跳进海里，

小秋仍紧跟在后面。

我大声地叫她站住，

海啸喧嚣，她没听见。

大地上突然怪风四起，

海面上一阵黑浪滔天，

海浪象恶魔张开了巨口，

吞噬了我亲爱的小秋。

突然传来一阵凄厉的叫声，

把我从惶恐的梦中惊醒，

我仍然思念着被黑浪卷走的小秋，

我朝思暮想的初恋情人。

四、一个面恶心善的好人

当时的贵阳市公安局看守所只有五个看守，所长姓江，另四个姓向、姓曾（女）、姓雷、姓包。囚徒们应称他们为“干部”。据囚徒们说，这姓包的干部是最凶的一个了，中等身材，结实有力，满脸横肉，一看就知道上个当兵的出身。他大吼一声，整个看守所都会震动，真是吼声如雷，再加上环眼一睁，胆小的人真会被吓得打颤，很多人都害怕，但没听说他打过人。

有一天，我们监号关进了一个农民装束的人，他一进来，就在门边又唱又跳，边唱边骂，谁也不明白他在骂什么，大家都觉得他有点疯颠。监号里犯人大声唱骂是绝对不容许的事。把他送进来的包干部打开风窗，大声地喝斥他，叫他住口，他好象完全没听见，继续又跳又骂，还指名道姓地骂起了包干部：“包干部，我的儿呀，我日你娘……”这还得了，在监号里骂干部。包干部一再喝止，他都不听。一些曾经被包干部喝斥过的犯人窃窃叽笑，好象这个农民为他们出了一口气；一些好心的犯人为他捏着一把汗。只见包干部哐当一声，把门打开，怒气冲冲，提起他那双穿着军用反帮皮鞋的大脚，向那农民踢去。我心头一惊：完了，这一脚不说要他的命，也会被踢断几条肋骨。我两眼不眨地盯着，只见包干部狠狠地提起脚，却轻轻地放在那个农民身上，揉了几揉，口中却在大声喝骂：“老子今天非打死你不可。”这举动没逃过我双眼，我内心很快明白，这是一个面恶心善的好人。后来知道，他的名字叫包东臣。

一九六七年九月的一天清早，我们象往常一样逐个监号地放出去洗脸、嗽口、倒马桶。这就叫放风。回监号时，包东臣把我叫住：“十三号，过来。”他递给我一包东西：一条还湿润的毛巾，一支牙刷，半块香皂，半管牙膏，一个嗽口缸。我心中纳闷，今天不是家属送日用品的日子，而且这么早，就是送来，也不会送半支牙膏、半块香皂。我不觉问道：“包干部，谁送来的？”他板着脸说：“杨爽秋给你的，快进去。”我心中一阵惊喜：杨爽秋放了？人求知的欲望也是贪心的，明知如此，我并不知足，仍然问道：“杨爽秋是不是放了？”谁知包干部却大吼一声：“罗罗嗦嗦！问这么多干什么？进去。”我虽然被他大声地喝斥着进了监号内心却充满了喜悦：杨爽秋放了。

过了几天，我算是最后一次提审了，这次是白天。审讯员第一句话就告诉我：“萧碧璜，我们今天是来告诉你，杨爽秋已经释放了。”审讯员真这么好心，杨爽秋放了，还特地来告诉我。我内心一阵高兴，也很激动，已关了半年了，可能要陆续释放了吧。我问道：“那我们呢？什么时候放？”

审讯员说道：“什么时候放？那就看你的了。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杨爽秋坦白得好，我们就放了她，她已经如实交待了你在西山会议中提出到红河和大理的真实目的和动机，是想搞武装叛乱，对抗中央，失败了就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党再给最后一个机会给你。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党的政策摆在你面前，要从宽、从严，你自己选择了。”

这打击对我太大了，我朝思暮想的杨爽秋，她居然会所谓“坦白”了。在《全红总》三个多月，我与她朝夕相处，寸步不离。为了《全红总》，为了巩固和发展《全红总》的基层组织，为了临时合同工的事业，我与她，从我参加《全红总》的那一天起，就日夜在一起。我们到北京，到昆明，又到杭州、上海、武汉，最后同时被捕。我的思想只有她最清楚，我的理想只有她最了解，她发誓要与我一起为全国的临时工、合同工争平等、争权利奋斗到底，坐牢也会陪我一起坐，现在却“坦白交待”了。难道上真的吗？

审讯员见我沉默了，继续说道：“我们都听说了，你和杨爽秋关系很好嘛，只要你坦白交待，我们也会放你，你就会和杨爽秋在一起了，你们可以结婚，在一起生活，这不是很好吗？”

我很快从极端的痛苦中挣扎过来，恢复了思想上的高度警觉，不管杨爽秋是真的还是假的“坦白交待”，我不能乱说，我作为《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的总指挥和贵州分部的第一负责人，我如果乱说一通，将会影响《全红总》的性质。                                 我回答道：

“我绝对没有那种想法，杨爽秋是乱说的。我提出到红河和大理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分团发展和健全《全红总》的基层组织，更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自此以后，就再也没有提案了。一个月后，来了两个我没见过的审讯员来问我有关《全红总》贵州分部的经济开支，追问我在分部拿了59元钱买了两令纸而没有发票入账的事。他们并告诉我，贵州分部的经济审查已经完毕，账目是清楚的，没有人贪污，没有人乱用公款。是的，我们所干的这一切都是在共产党那里领的钱，包括我们脱产人员的工资，包括《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驻云南代表队的全部开支以及我们出外的车旅住宿费。

合法斗争，用共产党的钱，打着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的旗号，去反对共产党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为广大的临时工合同工争取他们应有的权益，《全红总》开创了一个最好的先例。《全红总》贵州分部尽管手中有用之不尽（实报实销）的活动经费，但从不乱用一分，可是它却在为临时合同工们争取他们应有的经济利益，所谓在全国“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这也充分表现了《全红总》贵州分部各级负责人的优秀品质。举个例说吧，分部规定，因工出差，每餐饭给予四角钱的出差补贴，李炳华严格掌握，从我到分部联络员，一视同仁，决无例外，《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驻云南代表队七个人到昆明近一个月的伙食开支，严格按照每人每天出差连伙食津贴一元二角的规定入账，如有超支，李炳华决不报销，只有自付。

李炳华是一个只有初中毕业文化，在农村长大的女孩子，嫁给了一个现役军人，解放军的一个团长，当年25岁，我们一起进入市建公司第五工程队，都是长期临时合同工。她在食堂工作，我与她因打饭菜而认识，她一直把我当亲弟弟看待。她掌握《全红总》贵州分部的经济大权，是为《全红总》立了功的。因她丈夫的关系，唯一没有被抓的是她，通知我们这些被捕的人的家属，为营救我们而到处奔走的也是她。

五、判刑

一九六八年十月，我们已经在看守所关了一年另七个月了，早已不再审讯，也不再过问了，我们仍然是属于拘留。我在“市.一一”监号已经是老犯了，在地板上睡觉的位置当然早已从马桶边升到了最佳的小窗口下。这一天，突然又关进了一个囚犯，看他那大大咧咧、冒冒失失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个刑事犯。他东张西望地看了一会，就往最佳位置的窗口下一坐。我还没吭气，其他犯人向他大叫一声：“那是你睡的地方吗？到马桶边去！”他吓了一跳，也很快明白了规矩，坐在了马桶边。

过了几天，他不知是从哪个犯人的口中听说了我是《全红总》的，而且是一个头头脑脑，他好象发现了新大陆式的，七分惊讶地到我面前大声扯着说：“哎呀！你就是《全红总》的？干吗还不出去？赖在这里干什么？辛苦啦？累到“全浮肿”了，坐在这里消肿？外面都在搞“三工转正定级”了，听说就是你们《全红总》搞的，你倒跑来躲在这里。这是疗养院？别霸住个窗口位了，赶快出去吧。我看你那样儿也没有“全浮肿”嘛，用不着消肿了。是不是要等公安局拿个轿子来把你抬出去？别想得太美啦，只要能出去就行了。你走了，我也就能从马桶边往上移一个位了。……”

他象连珠炮似的说了一通，对我象是一阵呛白，又象是告诉了我某个信息。我一句话也没有答他，心里却在想：“外面在搞三工转正定级了”，“听说就是你们《全红总》搞的。”这肯定是有中央文件，我们《全红总》提出的改革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制度的初步建议虽然拖了一年另十个月时间，总算有了结果。随后的消息更证实了，这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八年十月下达的“三工转正定级的通知”。可是，人民群众的心目中都认为是《全红总》搞的。

应该说，《全红总》的斗争是胜利了，虽然我们都坐了牢，但全国广大的临时工、合同工并未因《全红总》遭取缔、镇压而停止他们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迫使中共中央、国务院不得不作出让步，答应他们的要求，也即是《全红总》提出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等应与正式工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不准随便解雇，不得歧视，不准侮辱，同工同酬。”这只有一个强有力的工人自发成立的工会性质的组织才能够为工人群众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这样的要求，《全红总》正是这样的一个工会组织。

这个要求在文革初期以《全红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三家签署的《联合通告》的形式“通告全国”，下达地方。虽说这《联合通告》的翻印件三十万份在六七年元月五日未出印刷厂就被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的紧急命令而全部销毁，但它的原件却被我带到了昆明，重新翻印，发到全国，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股“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这股所谓“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虽然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多次下达文件要“坚决抵制”“反击”和“粉碎”，但都没办法“抵制”得了，更没办法“粉碎”，因为它已经触动了亿万人的心灵，它关系到亿万人的切身利益，它也正是一股熊熊的烈火，在亿万人的心中燃烧起来。

《全红总》可以取缔，它的头头们可以抓尽，但全国五千多万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是抓不尽的。为了平息燃烧在亿万人心中的这股熊熊烈火，中共中央、国务院不得不妥协，答应他们的要求，也即《全红总》提出的要求，下达了“三工转正定级的通知”，这一“通知”虽然不象《联合通告》有《全红总》的签署，盖有《全红总》的公章，而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的中央文件，但人民群众的心目中仍然认为是《全红总》搞的，以下会有更多的例子来证明人民心目中的这个看法。

正当全国各地在搞“三工转正定级”的时候，为争取这一成果的我们却被从拘留转为逮捕，以现行反革命罪而被判刑了。十一月底，我被叫出去，宣布对我从拘留转为逮捕。十二月二十一日晚，宣布对我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我的罪状非常简单，前言部分除罗列《全红总》的笼统罪状外，落实到我头上的只有两点：“一、非法翻印中央宣布作废的文件《联合通告》，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严重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大肆网罗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

当审讯员对我宣判后，问我有何意见。

我说：“我不服。”

“证据确凿，事实俱在。你还不服？”

“我承认是事实，但不是罪。我们没有犯罪，历史会宣判我无罪。”

“你如果不服，下监后你可以写出申诉。”

第二天，即十二月二十二日，贵阳市公安局军管会和夺权后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在贵阳市邮电大楼闪召开了宣判斗争大会，对二十几个“犯罪分子”公开宣判，其中有五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全红总》的两个总部负责人周牧、毛胜年被五花大绑地拉了出去公开宣判，算是陪杀场，也是杀鸡吓猴，想吓唬《全红总》的基层群众。周牧被当众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毛胜年判处十五年，而《全红总》的另外三人：石应宽判十五年，我判十年，欧阳林判七年，我们未被拉出去公开宣判，但我们五人同一张布告贴满了贵阳市的大街小巷。

再重复一次，贵州《全红总》被判刑五人的职务：

周牧：原名郑天赐，即现在澳洲的方园先生，《全红总》总部创建人之一，总部最高领导核心，“五人秘书组”的成员，总部第二负责人，王振海被捕后，实际上的总部负责人；贵州分部的为首成立者，分部改组前的副指挥兼秘书长，改组后的贵州分部委员，有期徒刑二十年。当年十九岁。

毛胜年：《全红总》总部内务部长，组织部长，贵州分部创建者之一，分部改组前的副部指挥，改组后的分部委员，判十五年，当年二十一岁。

石应宽：《全红总》贵州分部改组后的宣传部部长，《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宣传部长，西南区总指挥部驻云南代表队成员，判十五年，当年33岁。

萧碧璜，即笔者，《全红总》贵州分部改组前的组织部工作人员，改组后的分部第一负责人兼组织部长，《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的总指挥，西南区总指挥部驻云南代表队队长，判十年，当年二十岁。

欧阳林：《全红总》贵州分部保卫组组长，分部直属大队龙洞堡大队的大队长，西南区总指挥部驻云南代表队成员，判七年，当年27岁。

当天晚上，贵阳市看守所被判了刑的人共二十几人全部集中在东楼，准备第二天下监，即送监狱服刑。

我们《全红总》的五个人分别了近二年，在东楼相会了。周牧还是老习惯，一见到我，先将我狠狠地打上几拳，又把我紧紧抱住。石应宽自参加《全红总》以来，虽然对周牧、毛胜年的名字非常熟悉，但从未见过面，今天，第一次在看守所见面了。我介绍他们认识。

石应宽打量了一下他二人，抽抽眼镜，还是带有那付特有的知识分子腔调说：“哎呀！久仰，久仰。大名鼎鼎的周牧、毛胜年，常听老萧说如何了不起，为临时合同工的一席话，居然可以把江青那个戏子的眼泪都说了出来，我以为是什么三头六臂。哈哈，闻名不如见面，原来和老萧一样，都是乳臭未干的小子。你们是不是年青气盛，把那个戏子给得罪了？我同老萧赶着到北京去见你们，就是想告诉你们，那女人小人得志，不可一世，戏子登场，反复无常。只能善用，不能得罪呀！”

周牧说：“听说外面都在搞‘三工转正定级’了，这正是我们《全红总》奋斗的成果，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将我们判了刑。”

石应宽大声说：“哎呀！你怎么连这点都不明白？毛主席教导说，只要你说得好，我们就照你说的办。”他突然将语调变得快而急促；“可是，你必须坐牢！”

这时，我才发现，周牧的双眼变成红色，布满血丝，脖子上一道被绳索勒出的红色痕迹。我问他：“周牧，你这是干什么呀？”

他还没回答，毛胜年抢先开口了：“老萧，周牧这家伙，死到临头都不知，今天差一点儿，你们就看不到周牧了。”

我和石应宽问道：“怎么回事？”

毛胜年说：“今天，我和周牧被五花大绑拉出去陪杀场，我发现我们后面都有两个当兵的，拿着一根绳子，在待候着，以防有人喊口号。周牧就在我旁边，我小声对他说：‘小周牧，今天别乱叫了，小心后边。’这家伙不但不听，反叫我和他一齐喊口号。我没喊，他才喊了两个字‘打倒……’，后面那两个当兵的，用绳子从他脖子上一勒，他就再也叫不出来了。那些当兵的可是没人性的，要再勒重一点，小周牧当场就会一命归西了。小周牧，关了快两年了，你那牛脾气还没改一点？好汉不吃眼前亏嘛。”

周牧好象不服气，赶快申辩：“萧碧璜，你们来评一评，看我今天该不该喊口号。我在台上，看见了台下的群众中有我们《全红总》的人。他们想拿我们杀鸡吓猴，我决不能让我们，全红总》的群众看见他们的头头是窝囊的，我一定要做个样给他们看，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头头并没有屈服，你们评一评，我今天是不是应该喊口号？”

我该表态赞同谁的意见呢？周牧说得对，台下有我们《全红总》的群众，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头头并没有屈服。毛胜年说得也对，那些当兵的可是没人性的，勒重一点，小命就丢了。我考虑了一下，还是赞成了毛胜年的意见：“周牧，毛胜年说得对，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虽然想得对，但没考虑后果。”

石应宽和欧阳林也附和毛胜年的意见：“是呀，周牧，你今天太冒险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全红总》五个人，现在是四票对一票了，周牧没话可说了。我问他；“周牧，你喊‘打倒……’’，是想喊打倒什么？”

他说：“我想喊的是‘打倒法西斯’！

我说：“如果准你喊，你还会喊什么？”

“《全红总》有功无罪！”

周牧见我们四人都表态不支持他拿生命冒险去喊口号，于是，转了一个话题，说：“来，我们好不容易相聚在一起，我们来唱首歌，瞿希贤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我们在总部最喜欢唱的一首歌，你们会不会唱？”

石应宽说：“谁说不会唱？这首歌也是我们西南区总指挥部最喜欢唱的歌。老萧听说中央有取缔《全红总》的通知，指示将贵州分部改名为《贵州省红色无产者大联合造反兵团》，云南的《全红总》组织改名为《云南省红色无产者大联合造反兵团》就是这首歌来的灵感。”

毛胜年说了：“小周牧，你那脖子还没勒断？还想唱歌？这是看守所！小心那些当兵的又来了。”

周牧说：“怕什么？这是革命歌曲，不要太大声就行了。”

于是，我们五人一齐在市看东楼不太大声地唱起了瞿希贤写的那着当时很流行的革命歌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山——连着山，海——连着海，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海——靠着山，山——靠着海，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红总，（原词是‘红日’）——出山临大海，

照亮了工人（原词是‘人民’）解放的新时代，

看旧世界，正在土崩瓦解，

穷苦人出头之日已经到来，

已经到来！

周牧用他那被勒得沙哑的嗓子与大家一起唱完了这首歌，还觉得意欲未尽，又独自哼起了电影歌剧《红岩》里江姐临刑前唱的那首就义歌《到明天》，当他唱到第三段那句“请代我把孩子们来照料…..”之时，毛胜年实在忍不住了，笑了起来，取笑似地问他：“小周牧，我问你，你哪来的孩子呀？你老婆在哪里？你到底谈过恋爱没呀？”

一连串的问话，周牧再也唱不下去了。他好象猛然发觉，我们之中除石应宽而外，别说老婆孩子了，的确连恋爱都没谈过。他略略有点感触，小声对我说：“萧碧璜，我满刑时是三十九岁，你才十年，满刑时是三十岁，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可能在监狱里渡过了，年青人谈恋爱的那种甜蜜滋味可能我们一生都不能享受了。”

他停顿了一会，好象有了新发现，突然大声一点说：“对，萧碧璜，你要老实交待，你和杨爽秋到底怎么样？是不是谈恋爱了？我一回到分部，就听潘师傅，邬师傅，谢朝锡他们说了，你和杨爽秋是天生的一对，整个分部都等着喝你和杨爽秋的喜酒呢。怎么样？向组织交待一下。我们《全红总》，能有段爱情故事也不错嘛！”

他的话触动了我的心，一阵痛苦在我心里掠过。我与杨爽秋有没有谈过恋爱，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与她，为了《全红总》，为了临时合同工的事下次南闯北，日夜在一起，直到同时被捕，这算不算谈恋爱？这叫谈恋爱，我们之间又从没说过一句有关个人感情的话，有关情和爱的话，我对她的爱是从进了监狱后才升华的，天天在一起时还没想到过这些。

潘师傅在我们从昆明坐所谓“全红总专列”回贵阳的途中专门找我谈过这事了，他以一个长者的身份，认为我们已经是一对正式的恋人了，可以将关系在分部公开化了。

谢朝锡在我第二次临上北京的前一晚专门花了几个小时给我谈，说大家都关心我和杨爽秋的关系的发展，他说：“老萧，你在昆明坐汽车抛掉云南省公安厅的追踪时突然作出决定：全体离开昆明，你、杨爽秋、石应宽三人去北京寻找总部和周牧、毛胜年的下落，我在昆明一直想说的话才没说，我原来还以为你真会那么狠心，你会按照西山会议的决议，与石应宽去北京，把杨爽秋也丢在昆明。你总算没让我们失望，突然作了决定，把杨爽秋也带在身边。本来我与老潘他们都商量好了，我们四人决定留在昆明，也要让你把杨爽秋带走。我今天找你谈是受大家的委托，希望你去北京的路上珍惜她对你的感情。”

突然，审讯员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杨爽秋已经坦白交待了，她交待了你在西山会议上提出到红河和大理的真实目的是想搞武装叛乱，对抗中央，失败了就偷越国境，叛国投敌…..”

周牧见我沉默了，又追问了一句：“怎么样？不好意思谈？是不是真的？”

我痛苦的眼泪差点掉了下来，惨然地说：“周牧，别提了，杨爽秋已经背叛了《全红总》。”

他们四人一听这话，惊奇地大声追问：“老萧，你说什么？”

我只好把审讯员对我说的话告诉了他们。石应宽首先说道：“老萧，不准你诬蔑杨爽秋！杨爽秋决不是那种人。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愚蠢！连他们审讯时用的反间计你都分不清楚，你太使我失望了。”

周牧、毛胜年也说了：“老萧，杨爽秋决不是那种人，你别上审讯员的当，怀疑杨爽秋，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我仍然强辩了一句：“可审讯员总得有板有眼的……”

我还没说完，石应宽就打断了我的话：“老萧，你再说杨爽秋的坏话，我们对你就不客气了。”他装模作样地把拳头在我面前比了一下。

这下，我成了他们四个攻击的好象，我只好默不作声了。但审讯员讲话的阴影始终还留在我的脑中。

夜已经很深了，我们五个人躺在一起睡去。

第二天清早，站队下监了。每两人戴一付手铐，另一只手腾出来拿行李。周牧特地与我站在一起，我们两人戴一付手铐，毛胜年和石应宽戴一付手铐。我们五个人与其他二十几个被判了刑的囚犯一起被送到了太慈桥贵州省第一监狱。

第二十三章在监狱

一、下监

贵州省第一监狱由三个厂和一个监管大队组成。这三个厂名叫“立新机床厂”“太慈桥被服厂”和“太慈桥皮鞋厂”。监管大队里除一些体弱多病的老犯和国民党的遗老不必从事生产而外，还管辖有一个“基建队”，即监管大队第四中队。负责监狱、厂房和干部宿舍的维修工程。也搞一些监狱干部和职工家居的简单装修，以及给干部、职工做一些家具。做家具给干部、职工，他们是要交钱给监狱的，属内部营业性质。但价钱很优惠，犯人的手工又好，服务态度那当然更不用说。“立新机床厂”生产的机床质量很好，销到全国各地，据说还出口到东南亚和非洲一些落后国家。生产人员除大部分是犯人外，也有少量的部分是真正的主人，与犯人一起从事生产，也有一些是监狱干部的家属和子女在里面当临时工、合同工。六八年十月三工转正定级时，他们自然也转正了，沾了《全红总》的光。但是，为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而奋斗，使他们能与正式工同工同酬、不受歧视、不受侮辱，应享有同等的经济待遇和政治权利的我们却被送进来当犯人劳改了。人，都是有点良知的，难怪不少监狱管教干部对我们《全红总》的五个人另眼相看了。

毛胜年、欧阳林被分配到机床厂，我、周牧、石应宽被分到被服厂。这被服厂分两个班，甲班和乙班，甲班是刑事犯，乙班是政治犯。我们自然是在乙班，分到不同的组，同一个车间，除上机台工作外，休息时都在一起了。

这乙班原来的那批老犯人，几乎都是无期徒刑和死缓，从大陆“解放”初期，就判刑劳改，到我们下监时，已关押了近二十年。他们全部是贵州解放初期，由国民党的残兵败将策动作武装暴乱的“土匪”，大多是一伙毫无知识，毫无半点政治头脑的农民，个个都很老实、勤劳，一点都看不出“土匪”样。不过，我们仍然称他们为“老土匪”。最近新下监分到被服厂的有二十几个新犯，除了一两个所谓证据确凿的“真反革命”而外，其他的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问题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只有我们三人是具有组织问题。他们之中，有的案件很典型，也很有趣。举几个例说吧。

谌兆容，二十几岁，上海人，在贵阳二商局工作。从不过问政治，文化大革命中自然是逍遥派，两派他都不沾边，也不得罪。他是搞美工的，绘画和毛笔字都很好，两派都请他抄写大字报。这样，二商局百货公司两派互相攻击的大字报都是出自他的手，同一笔迹，又贴在同一个地方，真是有趣。他当然不必上班了，每天帮两派抄大字报直到深夜，经常昏头昏脑。当时的规矩，大字报上有“刘少奇”三个字，必须打上红色X号。有一天晚上他抄的大字报，上行有“林副主席”四个字，下行正对着林付主席的下面是“刘少奇”三个字。谌兆容昏头昏脑，睡眼朦胧，提起红笔一X，就X在了“林付主席”的头上，他自己都不知道。第二天，大字报贴了出去。谌兆容还在睡梦中被揪了起来，“恶毒攻击林付统帅”，证据确凿，笔迹未干，真是赖也赖不掉。两派不但不帮他说情，反过来一齐指证他。他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周举贤，贵州省金沙县人，二十五、六岁，在贵州省石油地质堪探队工作。单位上两派对立，也闹得火热。他有一天正在布置会场，准备开大会。这时，另一派冲了进来，双方骂开了。他当时正爬在样子上，双手捧着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象，准备挂上去。对方骂得凶，他当然也毫不示弱，骂了起来。可以想象一下，他既然是手捧着毛主席的象，准备挂上去，脸当然是对着毛主席的象的，口里却在大声骂人。对方立刻抓住这点，说他辱骂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证据确凿”，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周润远：二十七、八岁，在省建委工作，中专毕业，一个技术小干部，他总说和我是一个单位，但我从未见过他。他和北京南下串联队的红卫兵串联到了云南腾冲，听群众控诉说工作队队长作恶多端，群众都想揪他来斗。但没法了，这工作队队长是边防部队的一个师长，姓刘。工作队倒台后，他当然就回他的边防军去当他的师长去了。群众起来了，想揪他来斗，但谁敢到边防军的军营里去揪人？可是群众的气始终消不了。周润远和第二批南下串联队的红卫兵几个人搞了军装来穿上，也搞了“总后勤部”的公函，到了中缅边界边防军的军营里，找到了这位刘师长，他们居然设计把这个师长劫持走了，过程当然有些象电影小说那样惊险。几个小时后，边防军才发现师长被劫走了，此消息非同小可，层层上报，中央军委很快知道。正在北京的昆明军区司令员粟裕马上命令，紧急换防。因为尚未知道刘师长是被何方劫走，全不会是李弥残部？边防军处于一级战备状态，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知道了中缅边界我军换防的情报，以为会有什么军事行动。天亮后，真象大白了，这位刘师长出现在腾冲县造反派群众召开的批斗工作队的大会上，站在那里接受批斗。大会结束后，周润远和几个红卫兵把刘师长送回去，一到下，他们马上被捕，关在边防部队里。消息既然是通了天的，师长回来了，当然也立刻上报中央军委。据说粟裕都不好表态如何处理。老毛下指示了，他老人家也真是宽洪大量，居然还表扬了红卫兵，说他们机智勇敢，边防军就当一次换防演习吧。老人家如此表态，边防军自然赶快放人了。红卫兵回到北京无事，周润远后来在清查“五.一六”反军乱军分子时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总之，这二十几个新犯都是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问题，其中有贵阳市地球化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杨科佑，贵州省人民医院的郑宏烈，贵钢子弟中学的数学教师高XX，还有一个年青的画家石广银，等等。

这二十几个新犯个个不认罪，但被分到乙班各个组后，基本上都被指定为学习组长。例如，我、郑宏烈、谌兆容三人被分在一个组，我被指定为学习组长。

这被服厂的厂长兼党支部书记叫张良风，是个南下干部，当兵出身，打到贵州时是连长；乙班的主管干部名叫白慎修，四川人，重庆政法学院毕业生，三十六、七岁；另两个教干部：李佩荣（女），丈夫叫王之芳，据说曾是西南公安处的处长，犯了错误，被贬到贵州省劳改局工作。王刚义，二十四、五岁的年青小伙子，大学刚毕业，就调来的。按规定，犯人应称呼他们为“指导员”。

我们分到被服厂不几天，党支部书记兼厂长张良风及主管干部白慎修把我们逐个叫去，开门见山地对我们说：“我们知道你们都不认罪，与你们约法三章，不认罪可以，但必须守法，服从监狱的一切规定和管理，在犯人中不准散布不认罪的言论，在小组认罪服法会上，要表示自己是有罪的，要上纲上线地把自己批判一通，笼笼统统，不必谈具体案情。在办公室，在我们面前，你们怎么谈自己无罪都可以，写出申诉，我们一定照转，要坚决相信党的政策，迟早会落实到你们头上。”

这样的谈话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基本上都接受。在他们在心目中，我们是无罪的，因此对我们的管教也比较宽松。张厂长为什么会这样对待我们这一批新犯，据那个青年画家石广银告诉我们：张厂长是“四.一一兵团“的，而且是一个不小的头头，王刚义就是他的得力干将，白慎修和李佩荣两派都不参加，但内心倾向“四.一一”。这石广银也是“四.一一”的，张厂长与这犯人身份的石广银互通信息，还叫他在被服厂赶制过一批批的“四.一一”袖套，以及叫石广银绘制过很多“四.一一”的宣传画。新监狱长刘德荣是“八一八”的，他原是皮鞋厂的一个干部，所以整个监狱是“八一八”当政，机床厂曾制过一批梭标，供应外面的“八一八”去武斗。这张厂长与石方银又把这些信息捅给了外面的“四一一”。既然这被服厂的厂长兼党支部书记是“四一一”的一个头头，王刚义是他的得力干将，白慎修和李佩荣都倾向“四一一”，这被服厂自然是“四一一”当政了。难怪张厂长与我们谈话时都很直率和大胆，对个别稳重和思想成熟的新犯他甚至这样谈到：“现在是坏人当道，好人受欺压。你们的问题看来还要等一等，要耐心等待，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吧。”对我，对石应宽，对杨科佑等都这样谈过。

我们这二十几个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新犯自然形成了一个圈子。互通案情，写申诉帮助出点子，家里发生事情闹情绪时互相安慰，休息时在一起下棋，谈天，互赠诗词，这些自然瞒不过张厂长和白慎修，但他们都宽容了。老犯们当然也觉察到厂长，白慎修、李佩荣、王刚义这几个管教干部对我们的不同态度，而且我们都分别成了各个组的学习负责人，老犯对我们自然退避三分，少找麻烦。但也有个别不死心的，装积极的，把我们的情况汇报到白慎修那里。

有一天，白慎修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萧碧璜，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全红总》今天是在监狱举行第多少次会议了？”

这样的问话虽然有些风趣，但叫人难以回答。我拘束说：“白指导员，我们根本没开什么会，我们《全红总》的三个人既然是一案的，感情又很好，休息时在一起摆谈，闲聊也在所难免，哪是开会？更谈不上是第多少次会议了。”

“萧碧璜，别抵赖了，你谈不上是多少次，我告诉你，是第四十六次了。有人专门给你们作了记录，汇报上来，你别当我们是聋子，瞎子，你们别太忘乎所以了。检点一些，别让我们太难做了。你们某一天为《全红总》的事，互相争论得脸红脖子粗，你当我不知道？”

我听出他不是过分责备，只是叫我们检点行为，别令他难做，也就不再嘴硬争辩了。

他接着说：“把你的申诉拿回去，太不象话，重新写。别说什么你们是革命的，是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那判你们刑的那不就变成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了？别空空洞洞，指责对方，要谈实质问题，重新写。”

我问：“什么是实质问题？”

他说：“比如，你要证明自己是无罪的，根据你的罪状，‘翻印《联合通告》’，你是在什么时候翻印，是在中央正式下文废除之前还是在废除之后？什么革命之话都少写，关键是要证明有罪无罪的问题。”

“那么，说我‘大肆网罗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条呢？我也应该批驳一下。”

“完全无必要，你批不批它，都不是罪。别说你在昆明发展几十万人参加《全红总》，就是几百万呢？也不是罪，连错误都谈不上；你下令夺了红河、大理两个州的州委大权，夺了就夺了，这算得了什么？毛主席本来就号召要去夺权嘛！至于你在云南为几万临时工、合同工复工复职的问题，是对是错？你最好提都别提，大家心中有数。”

“这也不批驳，那也不写，那我的申诉材料不是非常简单？”

“是很简单，一两百字就够了，你强调一下自己是在什么时候翻印《联合通告》，中央又是在什么时候正式有文件宣布《联合通告》为非法文件就行了，你也得批判一下自己没有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嘛！”

这一席话真是金玉良言，他真不愧是重庆政法学院毕业的，学法律的，说得我心服口服。

二、“未婚妻”接见

一九六九年元旦后不几天，我第一次接见了。家属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到监狱探望已判刑的犯人了。在看守所是不能接见了，只能送生活必需品。但监狱接见的规定只限于犯人的直系亲属，妻子、儿女、父母，也可宽松到同父母的兄弟、姊妹，但都有必须由当地派出所根据户口册出示探监证明。

这天，白指导员从机台上把我叫去：“萧碧璜，有家属接见。”

第一次，有家里的亲人来监狱探我，心情万分激动，二年了，我没见到我的母亲了，她老人家不知怎么样了，我多么想见到她，虽然白指导员没说是什么人来探我，但我百分之百地肯定，我母亲来了。她老人家年老多病，不会一个人来，还有什么人同她一起来呢？我问白指导员：“白指导员，是什么人来了？”白指导员说：“你母亲，你姐姐，还有你的未婚妻。”

我的未婚妻？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连恋爱都没谈过，哪来的未婚妻？是白指导员开玩笑吧，但他从不开玩笑的。未婚妻接见，这是年青的犯人们做梦都想的美事，说出来都会慕煞旁人，那年头，当了反革命，老婆都会带着孩子离婚，重新嫁人，有的兄弟姊妹都会划清界线，未婚妻，没过门的媳妇，恐怕从关进看守所的那一天早就鸡飞蛋打了。况且，我根本就没谈过恋爱，更谈不上有未婚妻，我不知道是不是白指导员说走了嘴。但转念一想，可能，我母亲有些迷信，旧社会留下来的风俗，久病在床的儿子，找一个媳妇来冲冲喜，病就会很快好了，坐监狱她认为犹如生重病，她老人家可能随便在哪儿找个年青女孩来充充未婚妻，媳妇儿，可能很快就有转机，提前释放了，我真不明白老人家搞什么花样。

我一脑子的狐疑跟着白指导员出了被服厂，出了监狱二门，来到接见定，一看，里面坐着四个人：我母亲伍俊儒，我的姐姐萧碧英，杨爽秋，杨爽秋的妹妹杨红玉。

突然，我耳边又响起了审讯员的声音：“杨爽秋已经坦白交待了，她交待了你在西山会议中提出到红河和大理的真实目的是想搞武装叛乱，对抗中央，失败了就偷越国境，叛国投敌。”

我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别扭劲，调转头，大步向监狱里走去。白指导员追了一来，大吼一声：“萧碧璜，你给我站住。”他始终是主管我们的监狱干部，我不敢与他作对，乖乖地站住了。他怒喝道：“你这是干什么？你母亲两年多没见到你，你转头就走，你让她老人家多么伤心，你太不象话。我现在不问你为什么走，我命令你马上到接见室。”

在他严肃地喝斥下，我跟他又进了接见室。他态度突然又变得很好，说：“你们谈谈吧，我有点事儿，等会再来接你进去。”他转身走了，有意回避开了，他这一走，本来规定15分钟的接见时间，让我们谈了二个小时。

我板着脸问杨爽秋：“你来干什么？你不是坦白交待了吗？我提出到红河大理是要搞武装叛乱，对抗中央，企图偷越国境，叛国投敌。我是真正的反革命，你为什么还不和我划清界线，来这里干什么？”

杨爽秋吃惊地问我：“你这是听谁说的？”

“审讯员亲口告诉我的，就在你释放后的几天。”

杨爽秋突然伤心地哭了起来：“我没想到，老萧，你会听信了审讯员的话，怀疑我乱说，他们无论怎样问我，我都说你决没有干任何违法乱纪的事，你提出到红河和大理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帮助红河分团和大理分团发展组织，为了临时工、合同工争平等，争权益。难道，你以为我一个女孩子就不知道乱说的后果吗？”

我母亲赶快说了：“碧璜，你冤枉杨爽秋了。杨爽秋一放出来，就立刻到我们家，告诉我，你没有干坏事，你干的一切是对的，叫我们相信，你决不会有问题，她为你到处奔走。”

我姐姐萧碧英接着告诉我，我姐夫沈寿明的胞兄沈灵枢是省总工会的宣传部长，认识省革委很多当官的，他及妻子杨景芬都是抗美援朝转业的干部、老共产党员，但两口子不能生育，老婆婆作主，反正是一家人，我姐姐生四个孩子，老大（女）沈瑾和老三（男）沈宏从小就过继给沈灵枢两口子作小孩，这关系够亲了。我姐姐带着杨爽秋去给沈灵枢说，请他帮帮忙，找认识的省革委和军管会的负责人说说情，早点放我。杨爽秋跟着去是因为她日夜与我在一起，最了解我，可以证明我没有犯罪。谁知杨爽秋还没开口，逃灵枢指着杨爽秋问我姐姐：“她是谁？”我姐姐说：“她是杨爽秋，是《全红总》的，与我弟弟在一起……”沈灵枢竟然毫不留情面地当着杨爽秋的面对我姐姐说：“萧碧英，我请你别把这种坏分子领到我家里来，你叫她赶快离开我家。军管会的判决没错，你弟弟是反革命。”

这话太伤人了，杨爽秋痛苦地流着泪离开了省总工会的干部宿舍，我姐姐也伤心了，仗着在他家生了四个孩子的地位，在沈灵枢家大闹一场，打烂了不少坛坛罐罐。

我姐姐说：“碧璜，杨爽秋比我们家的任何亲人对你都关心，她回到棉纺厂，被开除了团籍，交班组管制，听说你下监了，可以接见，她要来见你，但单位和她们派出所都不给证明，她就到我们派出所，说是你的未婚妻。这样派出所就给了证明给她。你太冤枉她了，赶快给她赔礼吧。”

我的眼睛湿润了，眼泪一滴一滴地掉了下来。杨爽秋，我太对不起她，我冤枉了她。无声的眼泪代替了赔罪的语言。杨爽秋擦干了眼泪，说：“老萧，我来看你，是代表了李炳华、邬师傅、潘师傅、曹师傅和老谢他们，来向你、周牧、毛胜年、石应宽、欧阳林问候，分部所有的人都挂惦着你们。邬师傅、潘师傅被开除党籍了，但他们决不后悔，认为我们《全红总》是对的。他们本来都想来见你们，但派出所及单位不给证明，只有我才能以未婚妻的身份来看你，代表他们问候你们。”

我告诉他，我与周牧、石应宽在一起，毛胜年、欧阳林在一起，我们都不服，都写了申诉，据理力争，决不会屈服。

我们摆谈了足足二个小时，这其中白指导员来了两次，每次我们正谈得起劲，就走开了。最后一次他来了，说：“谈够了吗？下次再来吧，被服厂快开饭了，回去吧。”

回被服厂的路上，白慎修问我：“你那个未婚妻来谈了些什么？”

我说：“还不是一些家务琐事。”

他说：“家务琐事？《全红总》的事儿是家务琐事？你别当我是傻瓜！你以为我不知道杨爽秋是《全红总》贵州分部的秘书？什么未婚妻？乱弹琴！你以为我真有事儿要离开？我不想听你们谈什么，我也知道你们会谈什么，干脆走开算了。”

回到被服厂，我把杨爽秋代表贵州分部全体成员来问候我们的事告诉了周牧、石应宽。

石应宽说了：“老萧，我早就说过，是你错了，杨爽秋怎么会乱谈？她恐怕比我们都靠得住。”

三、记大过一次

一九七0年初，毛胜年、欧阳林二人释放了，给的结论是“教育释放”，《全红总》这一案似是有了松动，我们从关进看守所到被捕判刑下监已三年了，看见在机床厂的二人都走了，我们被服厂的三人当然高兴而激动。半年又过去了，仍未有任何释放我们的迹象。

七0年七月底的一天，应该是二十八、九号吧，市公安局军管会来了两个我从未见过的审讯员到监狱提审我。我以为是对我们的案件进行复查，心里一阵高兴。原来所问的是关于王颖忠和罗懋良的事。后来才街道，这二人又被邓德礼诬陷进了监狱。

这二位公安人员问我：“萧碧璜，你是《全红总》贵州分部的负责人，王颖忠、罗懋良二人曾在贵州分部组织部和宣传部工作，你应该如实地给我们谈一谈他二人所干的反革命活动，这是你立功的好机会，听说他二人还是你的对头呢，是不是？”

对，我二人确实是我们的对头，但实在来说，我一直认为他二人是无辜的，是当时的总指挥杨同春处理不当，误导了周牧、毛胜年发回了那个电报，邓德礼利用了这份电气，把他们二人拉过去作了帮凶，抢夺公章，破坏组织，我劝说无效，为维护《全红总》贵州分部，为维护周牧、毛胜年、杨同春，我不得不将他二个连同邓德礼、叶文竹一同开除。再说他二人在《全红总》贵州分部确也没干过什么坏事，更没干过什么反革命活动。于是，我回答道：

“他二个的确没干过什么反革命活动，因为我们《全红总》干的都不是反革命活动。不错，他二人的确是我们的对头，他们当了邓德礼帮凶抢了组织的公章，破坏组织，但这是我们群众组织内部的纷争问题，也不是什么反革命活动，我已将他二人连邓德礼、叶文竹开除出《全红总》，他们已不再是我们《全红总》的人。至于邓德礼与他们离开《全红总》后，是不是干了什么反革命活动，我不了解，不能诬陷别人。”

“那你把他二人在你们组织部和宣传部的工作情况给我们谈一下。”

于是，我实事求是地把他二人自参加贵州分部到被开除的具体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他们好象不太满意，但也无可奈何，因为我再说，事实就是如此，虽然他们是我的对头，我也不能诬陷他们。

最后，我问他们：“请问，我们的问题什么时候解决？”

他们说：“你们没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军管会说了，对你们的处理是正确的，你们是真正的反革命。”

这几句话真把我激怒了，一股无名火在我心中烧了起来。我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用手指着他们，完全控制不了自己，丧失了理智，破口大骂起来：“对我们的处理是正确的？什么正确的？你们才是反革命！你们镇压群众，镇压造反派，你们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全红总》所干的一切是正确的，你们镇压我们决没有好下场！你们这一伙法西斯匪徒，希特勒的爪牙，人民是不会饶恕你们的，终有一天，会将你们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我完全失去了理智，不顾后果，滔滔不绝地骂开了。两个审讯员在我这突忽其然的动作怔住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我是发疯了，我越骂越凶，他们是没办法制止，也没办法还口的。一个审讯员跑出了审讯室，正巧有一个皮鞋厂的管教干部从这里经过，那个审讯员把他叫了进来，他见我还在破口大骂，他也骂了一句：“你这狗日的，你反革命气焰如此嚣张。”他用熟练的擒拿术将我打翻在地，找了一根绳子把我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把我拖回了被服厂，将我丢在被服厂办公室下的楼梯口。当时已是下午六点过钟，甲班正在上班，乙班已下班吃完饭正准备收监了，乙班的管教干部一个都不在，甲班的管教干部马上叫人去通知白慎修。

一个小时后，白指导员来了，他已经听了那两个审讯员和皮鞋厂管教干部的汇报，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叫人给我解开绳子，换了一付手铐给我戴着。看他那样子，也相当生气，板着脸孔，一句话不说。一会儿，张厂长也来了，开始问话了，白慎修并拿出笔和纸作记录，这阵仗是审讯了。我从来没见他二人是这样严肃过。白慎修象审讯员一样的口吻开始问话了：

“萧碧璜，你今天是如何辱骂公安局审讯干部的，一五一十，老老实实地交待出来。”

我已经开始冷静下来了，也知道是抵赖不了的，那两个审讯员都听得清清楚楚，只好一五一十地谈了出来，白慎修作了记录。

白慎修问道：“你骂过他们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

我回答：“骂过。”

“你骂过他们是镇压群众的刽子手？”

“骂过。”

“你骂过他们是法西斯匪徒，希特勒的爪牙？”

“骂过。”

“你骂的这法西斯，希特勒指的是谁？考虑清楚，老实交待。”

我怔了一下，现在已经冷静了，当时发狂似的骂了出来，这“法西斯、希特勒”所指可高可低，可大可小，我开始意识到后果严重了，该怎么回答呢？

白慎修提醒似的又追问了一下：“萧碧璜，你要考虑清楚，老老实实回答。”

他两次强调要我“考虑清楚”，这是不是在提醒我不要乱说。我醒悟了，我回答道：“我骂的这法西斯、希特勒，指的是李再含。”

张厂长好象如释重负，问道：“你指的是李再含，你没有想过指向党中央，毛主席吧？”

我回答：“没有，绝对没有。”

“量你也没有这个胆。”白慎修赶快接了一句，把我的话记录下来。

最后，他们说：“萧碧璜，你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里大骂审讯干部，后果相当严重，影响极坏。这是监狱自成立以来没有发生过的事，监狱军管组已经下了指示，要对你从重处理，不这样，不足以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你先写出交待材料，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你所骂的这法西斯、希特勒指的是李再含，就是李再含，要敢于承认，不要一会儿说是骂这个，一会儿又说是骂那个。”

要我一口咬定承认是骂李再含，不是乱指，我已经心领神会了。第二天，我写出了书面交待材料，也对自己大闹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行为作了批判，也承认了错误。

材料交到了张厂长，白慎修手里，他们看都不看，皱着眉头说：“问题严重了，市公安局军管会来了公函，监狱军管组下了指示，对你要加刑处分。因为你这行为是发生在监狱，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里，非比一般，整个监狱都轰动了，加多少年，由被服厂提出，他们提的至少五年，你等待接受处分。”

第二天，张厂长的那个得力干将王刚义指导员出差回来了，他这次出差，并非是去调查什么犯人的事，而是张厂长叫他去搜集“八一八”镇压“四一一”的一些证据。他听说我出了事，也立刻叫我去问话，他说：“问题相当严重，公安局和监狱都对被服厂施加了压力，要对你从重处分，厂长和老白他们正在研究，你也太不听话了，搞到他们都为难。不过，我们被服厂始终是一级组织，你是属于我们所管的人，厂长他们正在想办法。”

一个星期过去了，白慎修叫我谈话：“萧碧璜，你让我们太为难了，厂长已指示以被服厂党支部的名义去函公安局，把对你加刑的处理意见顶了回去。说此人对本身所判之罪不服，已提出申诉，等待复查，是否真正有罪，尚未可知，情绪不稳定，如再加刑，不符合党的治病救人的方针。被服厂的意见是对你记大过一次，交全厂批斗。我们被服厂是一级组织，他们也会尊重我们的意见。现等待他们答复。”

我问道：“白指导员，这记大过一次，对我的案子复查有无影响。”

他说：“没有影响。如果你无罪，十年徒刑都不存在，大过一次当然也不

存在了。如果你确实有罪，一次大过也算不了什么，三次大过才会加刑。”

那几天，我属于未处理的人，戴着手铐，不必生产了。他们上班，我就在被服厂范围内东游西逛，或在车间外的墙下看书，也无人管我。周牧为此也和白慎修发生冲突，被关进“独居室”。乙班休息时，才与只剩下的石应宽及与我要好的新犯一起摆谈、下棋。他们都为我捏着一把汗，当我把白慎修告诉我准备作记大过一次的处分讲给他们听时，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八月四日，我母亲，我姐姐及杨爽秋又来监狱探我，白指导员出去告诉她们，我因犯了严重错误，戴着刑事具，正等着接受处分，不能接见。叫她们回去，过几天再来。

八月九号，张厂长把戴着手铐，正在被服厂车间外游荡的我叫到了办公室，交过我一张字条，上面有二十几个我们这批新犯的名字，叫我到车间去，按名单把这些人逐个通知来，开我的批判会，对我正式处分。

冬腊月白慎修说了：“厂长一再指示，说你有罪无罪尚未可知，不能让那些真正的罪犯来批判你，去把这些人叫来，让他们从你身上吸取教训，避免犯同样的错误，给监狱的管理添麻烦。”

我拿着名单到机台上逐个通知他们，他们问什么事，我说：“厂长和老白叫我来通知你们，去开我的批判会，厂长把全厂批斗改为小会批判了。”大家一听，自然都很高兴。二十几个都是与我要好的新犯，包括石应宽、周举贤、周润远、郑宏烈、杨科佑、谌兆容、高XX（贵钢子弟中学数学教师）等等。圈成一圈坐着，我站在中间，作了检查，也对自己批判一通。他们也没作什么批判，主要谈了自己从我身上要吸取了教训，要服从管教，相信党的政策之类的话。

最后，厂长宣布，对我作记大过一次的处分。并与二十几个新犯再次约法三章。不久，周牧也从“独居室”中放出。

四、到基建队

七二年初，被服厂这二十几个新犯都陆续走了，结论是“无罪释放”“教育释放”“免予刑事处分”等等，什么都有，先走的是石广银，接着是杨科佑、周举贤、谌兆容、高XX、郑宏烈，最后，石应宽释放了，结论是无罪释放，《全红总》的人走了，我和周牧当然更加高兴，比我刑期重的两个，毛胜年、石应宽都是十五年，他们都放了，我是十年，更应该放我了。可是，拖了半年，又无任何消息了。

七二年五月五日夜晚，被服厂突然起火了，所有的犯人早已收监下班了，但我们在监房里都听到噼噼啪啪的声音，看见火光冲天。第二天把我们放出到被服厂一看，整个被服厂烧光了，布匹、衣服、机器全完了，墙也烧坏了。我们在干部的指挥下清理现场，火灾鉴定的专家也来了，到处查看，研究，确定起火原因。我看见白慎修焦头烂额，愁眉不展，因为当天晚上是他最后一个带犯人离厂收监，如果这火灾是人为因素，有犯人蓄意纵火和无意留下火种，白慎修都脱不了责任，我为他捏着一把汗。

经市公安局及消防大队的专家们仔细勘察后，找出了起火原因，时间是半夜二点半，漏电起火，首先起火的地点是总电闸，属自然事故，没有人应为此要承担责任了。我心里为白慎修悬着的石头才掉了下来。但被服厂烧光了，无法恢复生产，二、三个月的时间，我们每天照样从监房里放出来到被服厂，学习或休息，等待劳改局的决定，是投资重建还是撤销。最后，劳改局决定了，撤销被服厂，将被服厂所有的犯人分到其他厂。我和周牧被分到了监管大队四中队，即基建队。

这基建队是刑事犯和政治犯都有，只有七、八十人，有二、三十人是木工和油漆工，只有队部为监狱的干部打家具，不必出外，而我们每天早上离开监狱出外劳动，有时去修建劳改企业的厂房，有时分散到各干部的家里去搞简单的家庭维修，还有时到离开监狱较远的“四方河予制品厂”去制作混凝土预制件。

能出外劳动的犯人并非都是轻刑犯，凡到省第一监狱的起码都是十年以上，这基建队的犯人当然也有无期和死缓。但我在基建队近两年，居然没见到有犯人逃跑，无可否认，三十多年前，大陆的民风是很纯朴的。在基建队，要逃跑，是很容易的事。经常带我们出外劳动的是基建队年纪较大的老干部，姓张，也是个当兵的出身，北方人，非常和善，对犯人连重话都没说过一句。看得出，他年青时操劳过度，现在走路都有些吃力。就这样一个老人，带五、六十个年青力壮有无期、有死缓的犯人离开监狱出外劳动，他居然不要当兵的跟随。他把我们带到四方河混凝土预制品厂去后，就独自到河边钓鱼去了，或在树荫下打盹。这“四方河预制品厂”，名叫厂，实际上连房子都没有，只有一个小工棚存放水泥和钢筋，也没有围墙和铁网，旁边是清幽的四方河，周围是丛山密林，环境优美，在这样的环境下要逃跑，科易如反掌。

犯人带队的名叫陈富林，泥工技术相当好，是个抗拒敢造，不认罪的人，经常挨批是刑事犯，无期徒刑，据说他本来是个轻刑犯，抗拒改造，多次逃跑而被几次加刑成了无期。现在虽然是犯人中的头，仍然牢骚怪话。我曾经问过他：“你现在还想不想逃跑？”他说：“有时也想过，但无论如何，我决不会在老张指导员带我们出外劳动的时候逃跑。”的确，这句话，很多犯人都说过：“有本事，要跑，也得另选一个人嘛，干吗要和老张指导员过不去？”中午开饭，往往是管伙食的犯人自己推上车，回监狱去拉饭来。下午四点半，陈富林叫大家收工，站好队，才跑到河边去把还在钓鱼的老张指导员找回来，对他说：“老张指导员，到时间啦，收工啦！”

这陈富林有一次在小车河机修厂去劳动时，跳进河里去救了一个快要淹死的小女孩立了功，减刑成了十五年。当时，大家排着队，走在路上，陈富林突然离开队伍，飞快地向小车河边跑去，纵身跳进河里，他事先并没知会张指导员和其他人，大家以为他要逃跑了。仔细一看，才发现河里有一个小女孩在水中挣扎，陈富林把这个小女孩救上了岸。

监管大队的大队长姓马，是一个整天都板着脸孔的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善良之辈，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他平时对陈富林的印象极坏，但因为陈富林的技术非常好，又不得不用陈富林当犯人的头，管生产和技术，但同时又用一个叫杨通书的积极靠拢政府的老土匪来监视他，管犯人的学习。这两个犯人的头当然貌合神离，经常闹别扭。杨通书经常把陈富林的牢骚怪话汇报给干部，陈富林又常常在生产上让杨通书穿小脚鞋。陈富林常常当着我们的面，指着杨通书的背脊骂：“这个屁眼虫，事无大小，都要向干部汇报，你们大家要防着点。”

这次陈富林跳进河里救了一个快要淹死的小女孩的事，马大队长居然连口头表扬都没有一句，听说还被马大队长单独叫去不太严厉地训了几句，说他单独离开队伍，为什么不事先请示带队的老张指导员？陈富林当然不在乎这些，当没事发生一样。谁知过了两天，那个小女孩的父母用一张很大的红纸，写了感谢信，表扬信送到了监狱，感谢这个舍己救人的积极改造的好犯人，也感谢党的政策和监狱干部把一个罪犯改造成一个好人。这才将马大队长将了一军，不得不同意基建队老张指导员等的意见，写出上报材料，上报监狱和劳改局给陈富林减刑成十五年。

在基建队又一年多过去了，对我和周牧仍然没有释放的迹象。我同周牧都慎重思考了，既然两个十五年的都放了，我才十年，却偏偏不放，看来，他们是把我二人当成了《全红总》的决策者，周牧是总部负责人，我是地方负责人，是让《联合通告》在全国重新翻印出现，在全国大刮一场“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两个关键人物。毛胜年当初判十五年，比我重，事属自然，因为他在《全红总》的职务比我高，是总部组织部长，内务部长；石应宽判得比我重，是被他们认为是“摇鹅毛扇”的，大学毕业生，知识比我们高，三十几岁，也成熟，我只有二十岁，泥水工人，不可能具备这些思想和头脑，一定是石应宽这个知识分子出的点子。但这一案仔细复查下来，关键是在周牧和我身上。我和周牧分析，该不该放我们两个，他们在慎重考虑了。

到了一九七三年下半年，那个“群众斗，斗群众，群众斗群众”的时代基本结束了，“当权派，派当权，当权派当权”的时代到来了。牛棚换人了，当权派们从牛棚里放了出来，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这称之为“补台”。夺权后过了几天“领导”瘾的大大小小造反派的头头被清理阶级队伍时，清进了牛棚。这真应了石应宽在参加《全红总》的当晚给我说的话，造反派“就能掌权，也是换汤不换药，对平民百姓毫无补益”“不说被秋后算帐，也会无疾而终”。这算不算秋后算帐呢？历史学家们去评论吧。

李再含利用一些实力较小，比较听话的造反派，镇压了最有影响力的、最具实力的、也最难驾卸的造反派，例如红卫军、赤卫队，当然，镇压《全红总》并非是李再含的主意，因为《全红总》贵州分部对他爬上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宝座并无威胁，而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令。他独揽大权，也分了一些付职给替他当打手的“造反派”的头头，如“红色工人战斗团”的头头耿铁，也当了贵阳市革命委员会的付主任委员。两派严重对立，武斗后，李再含收拾不了这个残局，兰亦农，张荣生带兵入黔，换掉李再含。为了平息两派的纷争，又分出了一些付职给对立派“四一一”的头头，如田子明（贵大学生头头）及袁昌福（贵钢四一一头头）也当上了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的付主任委员。

清理阶级队伍时，什么耿铁、田子明、袁昌福这些付主任委员，被清进了监狱，田子明后来被判了十五年，耿铁被判了十年，袁昌福跑了一段时间，也被抓回来判了。至于单位上掌了几天权的造反派小头头，则被清进了牛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耿铁、田子明、袁昌福这些又被“落实”政策而放了，放回了原来的平民百姓的位置，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吧。

当一个吃了两年鸡鸭鱼肉的人，突然从第二天起，只给他吃大米饭加白菜，他会极不满意，怀恨在心。如果先让这个人去吃半干不稀的杂粮，明知他更加不满意，但不要紧，一段时间后，再让他恢复吃大米饭加白菜的生活，他就会满意了，甚至感恩戴德。这应该是中国统治者的一种高明治术。

这些文革结束后被“落实”了政策的人，从监狱或牛棚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前的位置，当然会齐声欢呼：“感谢党的伟大政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万岁！”这声音还是发自内心的。

造反派如此，红卫兵也应该是这样吧。当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天安门前接见，大手一挥之后，他们口中就跟着念念有词：“看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竟认为自己就是这个社会的主宰了。把这些忘乎其形的“社会主宰们”先搞到北大荒、天山脚、西双版纳那些“大有作为的、广阔的天地里”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让他（她）们哭哭啼啼一段时间，再把他们弄回城，他们当然就欢天喜地，感恩戴德了。当这些男男女女的过去的革命小将们带着他们在无聊和无奈的农村生活中的结晶品——一些婴儿，唱着那自己编篡的，使人听了感到撕心裂肺的知青歌，低声下气地恳求居委会的爷爷、婆婆，派出所的叔叔、阿姨们为他们登上回城户口的时候，恐怕早就忘掉了自己想当社会主宰的雄心壮志了。

如果还能幸运地在某单位或街道服务站找到一份工作，哪怕是临时工、合同工、家属工、什么工，这喜悦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他（她）们又会双手捧着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像热泪盈眶了。当他们当上了临时工、合同工、家属工的时候，有的人或许会良心发现，想起当年被他们围攻，带头起哄，说成是反动组织，揪斗了它的头头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想来参加这个组织时，已经找不到了，这个组织已经成了历史，它的领袖们有的还在监狱里。

这当然不会是一个阴谋，因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从不搞阴谋的，搞的是阳谋。其实，我们看文化大革命时期几个阶段的两报一刊社论，看内容是多余的，只需看大标题就足够了。第一阶段，“红卫兵是革命的闯将”，“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到第二阶段，既然先锋已开了路，当然要让主力边去撕杀了：“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工人阶级要登上上层建筑领域”。主力军砍杀得差不多了，砍杀中会壮大。老人家心里明白，这些人别看他们举着红宝书，口中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多数却是心怀鬼胎的，不少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万一成了气候，岂不是祸害无穷，这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第三阶段，“解放军是捍卫社会主义红色江山的钢铁长城”，“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支左，支右？军管。最后，第四阶段，“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要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领导决定一切”。

看，每一个阶段要用什么人，干什么事，这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吗？“孤已明白昭告天下，是尔等茅塞未开，岂能反怪圣意不明？”

老人家也真是伟大，对八亿人民，工农商学兵，包括党、政、军领导干部，象放鸭子一样，能放能收，进退自如，放出动亿马奔腾，收回来万籁俱寂。无怪乎被他搞得九死一生的邓小平至死都不敢动一动那死去了多年的伟大领袖，他自己连这个空了很久的位都不敢坐一坐。

监狱是一个好地方，能够传到监狱里的信息都是经过了过滤、筛选，去掉了糟粕而剩下的精华。把这些精华放进脑子，静静地再把双眼闭上，你就会听到空中回荡着一阵庄严、肃穆，好象又有点慈祥的声音：

“红卫兵革命小将们，让路吧，你们煽风点火的史命已经完成，你们的功劳谁也抹杀不了，历史会用一场浩劫和无法无天来记载你们的丰功伟绩。跪下接旨吧，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钦此，谢恩。”

“工人老大哥们，革命群众们，你们该出的气也差不多了，还闹什么？莫非你们真以为我会让你们当领导？给你们上点颜色，你们就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了。不摆几支枪在你们面前，我看你们是不会收场的。”

“人民的子弟兵们，我们在若干年前，早就明白说过，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我打乱各地党组织，是觉得他们姓刘而不姓毛了，现在他们既然都答应恢复姓毛了，还是应该由他们来领导。回去吧，回到军营里去吧，我需要的时候还会再叫你们出来。再说，现在都进入联合国了，你们老是提着枪，扛着炮在大街上走来走去，也有点不太雅观，我们还得多少要点儿国际形象。支左也好，支右也罢，支左变成了支右都无所谓。群众有点意见，党组织会作工作的，还有些打了招呼都不听的家伙，我们会叫公安机关收拾他们。回去吧，回到长城以外，做你们的钢铁长城去吧。”

这声音，不知是湖南腔，还是江浙调。

话说回头来，刚下监狱的那几年，监狱长叫刘德荣，本来是监狱干部造反派的头头，皮鞋厂的干部，夺权后，他取代了原来的苏监狱长，把苏监狱长送进了牛棚。那几年，常听见刘德荣大叫：“苏XX，你要老实点，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应该比谁都清楚，老实交待问题，认罪服法，才是你唯一的出路。”这两年，位置互调了，苏XX从牛棚里放了出来，恢复了监狱长的职务，刘德荣被送进了牛棚。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苏监狱长的声音了：“刘德荣，你要老实点，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应该比谁都清楚，你要老实交待问题，认罪服法，才是你唯一的出路。”除了名字不同，这些话一字都不差，这不是笔者有意识地用文字搞什么形象化、生动化，事实上，当时听到的就是如此。

党的政策在逐步落实了。不单是贾启元（原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苗春亭（原省委书记），陈朴如（原贵州省委书记），周林（原省长），都被落实到其它省市去重新当了省委书记、省长。

原贵阳市委书记伍加谟，并非是文化大革命下台的，是四清时下台的，并非是犯了执行“资反路线”的错误，而是犯了流氓，腐化罪，都被“落实”政策了，他是以职权诱奸了三十几个年青女孩而犯了流氓罪的，还有一些公开的情妇，例如贵阳市黔剧团的一级红演员刘玉珍，演贵州苗族的民间故事剧《秦良美》中的女主角而走红，长得蛮漂亮，被他长期霸住奸污。伍加谟倒台后，刘玉珍自然也名声扫地，据说伍书记送给她的钱财还得“退赔”。

她的妹妹刘玉芬也当了临时工，进了市建公司第五工程队，这么巧，就在我们泥工排当付工，挑灰沙，她也吃了不少语言上的苦头，很多人常开玩笑似地说她：“哎呀，小刘妹，看你细皮嫩肉，挑灰沙，多辛苦，要是伍书记还在台上，多好，和你姐姐睡一晚上，够你挑几年灰沙了。”她常常流着泪向我告状，小女孩是无辜的，我作为泥工排的排长，也尽可能地制止那些对她侮辱性的语言。还有贵阳百货大楼的“劳模”“标兵”文XX，都是伍加谟公开的情妇，这些都是当时贵阳市路上皆知的事。

伍加谟是栽在贵阳医学院一个年青的女护士身上，“四清”检查团到了贵阳市，这个有知识，有头脑的年青女护士向检查团把伍加谟的事揭了出来，一查，就他诱奸的妇女都三十几个，还有其他贪污、腐化的罪行，那就不细表了，他被以流氓罪判处五年有期徒刑，虽然五年是轻刑犯，但因身份特殊，被关在贵州省第一监狱监管大队，过年过节不必出外劳动，三生不幸，会和伍加谟在一起绕圈子。前几年刘德荣还当监狱长的时候，他对全监狱犯人训话时，亲耳听刘德荣大声喝斥伍加谟：“伍加谟，你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你的案翻不了！你必须认罪服法。”这意思是说，伍加谟居然也会被“落实”了政策，当了杭州市的市委书记。我们这些犯人互相议论道：“伍加谟这下更好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的美女，全国闻名，比贵阳市的女孩子漂亮多啦！”

且说，我们市建公司第五工程队的党支部书记兼队长，也是“五比五七农场”的场长陈凤鸣，被单位造反派拉去关了几年牛棚，七三年下半年从牛棚里放出来“补台”了，一补，就补了个市建公司党委书记，第一把手。我母亲和杨爽秋来探监时告诉我，李炳华听说陈凤鸣当了党委书记，马上到了陈凤鸣家，告诉他：“小萧还关着呢，老陈，你为他想想办法吧。”

陈凤鸣对李炳华说：“你去把了解小萧情况的人都给我叫来。”李炳华于是把市建公司参加《全红总》贵州分部的人曹绍忠、钟明生等人及最了解我情况的杨爽秋叫了去见陈凤鸣。陈凤鸣听他们谈了后，说：“好！我明天就到法院去要人。”

应该说，陈凤鸣的干预对我的提早释放是起了作用的。果然，第二天，陈凤鸣以市建公司党委书记的身份到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找到正在复查我们案子的刑二庭庭长李梦秋，他说：“我敢担保萧碧璜不是反革命，这小家伙从进市建公司就在我手下，我了解他是什么人。他不过是为了临时合同工的事闹了一下嘛，这问题中央不是早就有政策解决了吗？你们还把他关着干什么？”

李梦秋说：“老陈，听说这萧碧璜还开大会斗过你，你还这么帮着他说话。”

陈凤鸣说：“对，他是开大会批过我，但批得合情合理嘛，他从不乱来，我也心服口服。”

李梦秋告诉他；“萧碧璜的案子，法院正在复查。有没有罪，复查以后才能决定，他已经被判了刑，也要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不能说你叫放就放。老陈，你也是国家领导干部啦，这法律程序你都不懂？”

七三年年底，陈凤鸣又到法院去闹了两次，有一次甚至火了：“奶奶个熊，你们还要把他关多久？再不放，我就要叫保卫科长开着车到监狱去把他接出来。”

据说李梦秋也回了他几句：“你敢！没有我们法院的释放证，你看监狱会不会把人交给你。”

有人说，在大陆，单位，就相当于一个人的第二国籍，尤其是在三十年前。单位出面，事情当然好办多了。

七四年初，我已经有预感了，我快释放了，我母亲和杨爽秋随时把陈凤鸣到法院去闹的情况告诉我。基建队的管教干部对我说话时的口气都不同了，要批判一些违犯监规的囚犯时，叫我去，动员我要积极发言批判时是这样说的：“萧碧璜，你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要对这些抗拒改造不认罪服法的犯人狠狠批判。”有时我问了句：“指导员，我自己都不认罪，不好在认罪服法的问题上批判别人啊。”“你的情况不同，你认不认罪没关系，你是等待政策落实到你头上，时间早晚的问题，你要把自己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看待问题。”象在被服厂一样，我的接见，时间基本不受限制，干部或者走开，在场也不制止我谈案情，家属给我的东西也不会检查。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傍晚了，我们象往常一样，收了工，吃完晚饭，回到监房，开始二个小时的读报学习时间。我正在读报纸，突然，管教干部来了，说了一声：“萧碧璜，把你的行李全部拿出来。”我完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我到了一个小房间，管教干部陪着一个人在那里等我，那人说：“我是中级人民法院的李梦秋。萧碧璜，你的问题，已复查清楚，我来接你出去。”

他与我同坐一部吉普车，出了监狱，进了贵阳市，到了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天已经完全黑了。

他对我说：“萧碧璜，本来今天与你单位保卫科约好，叫他们来车接你，但我突然有急事，耽误了，与他们错开了，现在才把你接出来。现在怎么办呢？你公司早已下班，你母亲被解散下发到农村，听说最近户口办回城了，但住在哪里，我们法院一时联系不上。你今天晚上总不能在法院里过夜，你能不能找到你母亲？”

我说：“能！你们找不到，我找得到。我找杨爽秋就行了。她一定知道我母亲回城后住在什么地方。”

李梦秋好象突然醒觉一样，说：“吓，我怎么就没想到这点。那好，你自己出去，找杨爽秋，她一定知道你母亲住在哪里。记住，明天早上上班时间一定要到法院来。”

第二十四章无罪释放

一、“你翻印‘联合通告’，算不算错误？”

我从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凌晨被拘留，到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被法院接出监狱，整整关了七年只差五天。

当天晚上，我离开法院，到了杨爽秋家。她没在，她的妹妹杨红玉，这个当年亲眼见我与她姐姐被捕时只有十四岁的小女孩，现在已经是二十一岁的大姑娘了。见我突然到来，那种高兴的劲儿真无法说了。她告诉我：“萧伯母住在哪儿，我知道，我三天两头都去看她老人家。萧哥，我马上带你去。”

我母亲被“疏散下放”农村回城后，在贵阳市白沙巷租了一间房子住，离杨爽秋家并不远，很快就到了。又这么巧，我那在云南四矿当工程师的大哥萧碧光带着他在昆明的三个孩子也是当天下午到贵阳来看望母亲。哎，七年前，我在昆明整整一个月，闹得昆明沸沸腾腾，都没有去见过他们一眼，七年后，第一天从监狱出来就见到了。他们觉得会这么突然，我母亲更觉得是双喜临门，而我更加觉得这好象是昆明的工人们对我们的罹感动了上苍，上苍特地安排的对我在昆明一个月多次路过他们门口而未进去见过他们一眼的一种补偿。

第二天一早，我早把法院李梦秋叮嘱我上班时间到法院去见他的话忘了个一干二净。首先去见了杨爽秋，和她一起去见了李炳华、谢朝锡、潘汉发、曹绍忠、钟明生等等《全红总》贵州分部的几乎所有成员，我又象回到了七年前。我沉浸在快乐之中，他们比我更加高兴。他们给我谈到六八年那次“三工转正定级”的事，内心无比兴奋，更坚信我们《全红总》为之奋斗的事业是正确的，我们一定会无罪释放回到他们身边。其实，他们之中，除李炳华与我一样，在六八年那次也受惠转为正式工而外，其他的人本来就是正式工，“三工转正定级”本来与他们无关，但他们却为了那些临时工、合同工能与正式工得到平等的对待付出了坐牢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决不后悔。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大陆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只是为自己的利益，哪怕仅仅是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去奋斗的行为已经得到了肯定。那种不单为自己，同时也为别人的利益去奋斗的行为更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在这贪污成风、肉欲横流的年代里，却再也没有人去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了，认为这不单是毛泽东说过的话，而且更是傻瓜和白痴的代名词。但我在此仍然要强调的是：象当年《全红总》贵州分部，除我、李炳华和欧阳林而外的其他负责人，为当时处于社会最底层、受欺压、受歧视、毫无生活保障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去奋斗，以至全部入狱的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是值得我永远尊敬和怀念的，中国自由工人运动的历史上应该有他们的名字，他们是：潘汉发、邬光顺、谢朝锡、杨爽秋、石应宽、曹绍忠、钟明生、五秉忠、廖荣花等等，他们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团委书记、国家干部。

杨爽秋告诉我，她已从贵阳市国营棉纺厂调到了二商局工作，是谢朝锡帮的忙，谢朝锡的姑爹在二商局当局长。潘汉发已经退休了，他的儿女早已在江苏长大成人，都不在身边，他老两口收养了四个被人遗弃的小孩，当自己的孙子这么养着。潘汉发还象七年前，一见到我和杨爽秋就咧着嘴笑开了：“小萧，我收养了四个孩子，还不嫌多，还准备再收养几个。我就是喜欢小孩子，越多越好，你们今后带不了的都给我送来。”他已经恢复了共产党员的党籍。三十多年了，潘汉发这个老工人、共产党员的笑容，已经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随时都会浮现在我眼前，不管是微笑还是爽朗地大笑，看上去都是那么慈祥，难怪金翠莲经常对我说，潘汉发是她一生中看到的最慈祥的老人了。可是，当潘汉发在昆明对那些拒不执行我们《全红总》的《联合通告》，不给被解雇的临时工、合同工复工复职的当权派，怒目一睁，大吼一声时，又会把那些当权派吓得双脚发抖，全身直打哆嗦，乖乖签字。

过了两天，三月一号，李炳华把我叫到她家，说她的丈夫听说我出狱了，想见见我，接我吃餐饭。我去到她家，那位团长与我边喝酒，边摆谈。我当然首先对他表示了歉意：“大哥，真对不起，由于我们《全红总》，让你也受了牵连，听说那几年，你也坐了冷板凳。”

谁知他却说：“小老弟，你这话说到哪里去了？你炳华姐参加《全红总》，也是我同意和支持的，你们《全红总》也没干什么坏事。那几年坐冷板凳倒是好事，没叫我去支左，也没去支右，更没带兵去武斗反而没犯错误，现在还升官了。我还得感谢《全红总》呢！”他从团长已升为付师长了。

我出狱了，《全红总》贵州分部的所有人又相聚在一起了，还是那样的亲热。

当年，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如果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以后，本组织的群众都纷纷立刻表示与他划清界线，争往批斗他，揭发他，说是受他蒙蔽，被他欺骗。《全红总》的同志们却从来没有一人落井下石。对当年为工人谋利益所冒的风险，一直成为大家一生的骄傲和自豪。特别是《全红总》贵州分部的负责人们，虽然是短短三个月的相聚时间，却保持了几十年的深厚友谊，直到今天。因为他们在一起奋斗的三个月时间，不是为了短暂的情绪的发泄，而是为了一个清晰的目标，是这个目标凝聚了大家的感情。在这份不可摧毁的感情里，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也有黑五类的狗崽子；有国家干部，有正式工，也有临时工；有大学毕业生，也有文盲；有解放军军官的太太，也有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一直到第四天，三月二号早上，我才想起，李梦秋叫我第二天（27号）早上到法院去。我赶快到法院刑二庭的办公室，庭长李梦秋见我到了，冷冷地说了一句：“萧碧璜，你为什么不晚一个小时再来？”

叫我晚一个小时再来？我以为李梦秋这一个小时有什么要事要办，于是我说：“好吧，我一个小时后再来。”刚走到门边，只见李梦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大吼一声：“你给我站住！”我听见这愤怒的吼声，吓住了，但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愤怒，问道：“你不是叫我一个小时后再来吗？

他怒吼道：“你以为我真叫你一个小时后再来吗？晚一个小时，法院已经人通知巡警队将你抓捕归案了。”

将我抓捕归案？我糊涂了，我又犯了什么罪？

他说：“萧碧璜，我来问你，你是怎么出来的？”

我更加糊涂了。我是怎么出来的？这不明明是他把我从监狱里接出来的吗？我大着胆子回答：“不是你把我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吗？”

“我放你的？你有什么证明是我放你的？拿出证明来！”他停顿了一会，继续说道：“怎么样？你拿不出证明来吧？现在我说你是监狱的逃跑犯！一个逃犯，在贵阳市东游西逛，该不该抓捕回来？”

这越说越奇了，明明是他接我出来的，却说我地监狱的逃犯，这不是无赖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干脆不答了。

“老实告诉我，这几天你去了哪里？见了些什么人？干了些什么？”

我也横了一条心，要抓就抓吧。说：“这几天我就在贵阳市，除了见杨爽秋，也看望了李炳华、潘汉发、谢朝锡、曹绍忠、钟明生等人，但什么也没有干。”

“你真是忘乎所以！刚把你放出来，你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去看你那《全红总》的人，你怎么就没有想到，我叫你第二天一早就到法院来见我？我还没有对你进行宣判，你还没有拿到释放证，你的身份还是一个犯人。当天晚上时间晚了，我叫你自己回去找你母亲。第二天，你公司党委书记和保卫科长又来法院要人了，在这里大吵大闹，你叫我拿什么人交给他们？”

我突然明白了，当晚他的确未对我宣判，也没有给释放证给我，叫我第二天一早到法院来。是我错了，这样重要的法律手续都未办，我就跑了几天才来见他，难怪他大发脾气。我向他承认错误了：“是我不对，把你交待的话忘了，加上当晚我大哥也突然从昆明来了，两兄弟多少年没见了。”

“你大哥是干什么的？”

“他在云南四矿（即会泽铝锌矿、中央直属企业）当工程师。”

“你赶快回去把他给我叫来。再给你说一句，一个小时不回来，我马上通知巡警队抓你回来。”

我不敢怠慢，马上回去把我大哥叫到法院。

李梦秋又当着我大哥把我忘乎所以的情况数说了一通。我大哥唯唯诺是，不住地赔小心。最后，他对我大哥说：“我本来真想把他再丢进监狱里关上几个月再放他。算了，萧碧璜，站起来，现在对你进行宣判。”

裁决书当然也很简单，比判决书更短：“……我院对原军刑字（六八）一八八号判决书一案进行认真复查，现按照党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政策，重新裁决如下：

（一）撤销原军刑字（六八）一八八号判决书对萧碧璜的判决；

（二）查实萧碧璜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犯有严重错误，但尚未构成犯罪，现给予无罪释放。”

他念完了，问我对裁决书还有何意见。我想了一下说：“裁决书说我犯有严重错误，指的是什么？可不可以举个例给我听？”

“你翻印《联合通告》，算不算错误？”

“我是在六七年元月十二日在昆明翻印的，当时，中央并未正式宣布《联合通告》作废，中央正式下文宣布《联合通告》是非法文件是在二月十七日，在这以后，我并没有翻印了。”

“正因为如此，我才说你只是犯有严重错误，并未构成犯罪。如果你是在二月十七号中央正式下文废除以后翻印的，我的裁决书可不是这样写了，你可能还要再坐三年才能出来。”

我猛然想到，白慎修给我说的：你要抓住时间问题，中央正式下文废除之前，你翻印《联合通告》，最多是个错误，不构成犯罪。其他什么几十万人参加《全红总》下令夺了红河、大理两个州的州委大权，这些连错误都谈不上。真不愧是重庆政法学院毕业的，真和法院裁决的一样。

李梦秋把我驳了回来，继续说道：“萧碧璜，还要不要我再给你数上几条？”

我大哥赶快说道：“碧璜，还不赶快表态？感谢党的政策，感谢法院。无罪释放，就是很好的结论了，还争什么？谁都犯有错误嘛！”

其实，我并不是想争什么另外的结论，比无罪释放更好的结论就是“平反”，但我们不属于中共的派系斗争，这一派把你打成反革命，另一派上台了，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又来给你平反。所以，平反这两个字，从来就没在我脑子里出现过，我一直坚持的是：历史会宣判我无罪，现在连共产党都宣判我无罪了，我还会有什么要求呢？我只是好奇，想知道他们说的犯有严重错误，指的是我的什么行为，谁知，李梦秋不假思索，说出来的还是翻印《联合通告》一事。

我无意见了，签了字。李梦秋把裁决书和释放证给了我，说：“萧碧璜，从这一刻起，才叫正式完成了法律程序，你才不是犯人了。前几天，你在大街上跑的时候，还是一个犯人身份，明不明白？”

我心服了，说：“明白了。”

李梦秋说：“你明白了？我倒不明白，你那个公司的党委书记为什么会对你这么好？已经到法院来吵了几次了。你今天无论如何要到他家去向他报个到，不然，后天星期一他又要到法院来找我吵闹了。”

二、“托《全红总》的福，当然是正式的了”

下午，我想到陈凤鸣在公司上班，不会在家里。晚上，吃完晚饭，我去到他家。陈凤鸣和他的妻子李文兰见我到了，非常高兴地招呼我坐下。他妻子先说了：

“小萧，我家老陈为你到法院跑了好多次了，你总算回来了，老陈天天都念着你呢！我家老陈说，当初，要不是你立刻把他抬着送到医院，他可能会死在农场了。”

老陈说话了：“小萧，我常给你说，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临时合同工的事，会解决的，你总是不听，这下，去坐了七年。临时合同工的事早解决啦，我们单位三千多临时合同工全部转为了正式工，你这是何苦嘛！”

他妻子突然插了一句：“老陈，话可别这么说，要不是小萧他们去闹了一下，中央哪会解决得这么快？”

陈凤鸣掉过脸对他妻子吼了一句：“一个女人家，你懂什么？去，快去搞点吃的，我和小萧宵个夜。”

李文兰准备了点菜和酒，陈凤鸣与我边吃边谈了：“小萧，你星期一到一处去报到，我已经给党支部书记打了招呼，叫他们好好安排。你现在是正式工了，工龄从你参加市建公司的那一天算起。你这次回来，公司给你调两级，是四级工，你原来是二级工吧。你这坐牢的七年，工龄当然照算，工资会给你补发，你好好干吧。”

时间不早了，我向他告辞，他说：“小萧，明天是星期天，你一早就到我家来，我叫你见见你的老朋友，你们也应该是七年多没见啦。他也非常关心你，常常来叫我赶快把你搞出来。”

我问他：“是谁呀？”

“你明早一来就知道了，你先想一想。”

我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想，这会是谁呢？我的老朋友？又会和陈凤鸣这么熟？是不是陈洪伦？对，一定是他！

陈洪伦，前文已有交待，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家庭出身不好而未考上大学的，是一个教书的天才。他在富水路小学当代课教师因为“超编制”而被解雇，以至师生在家痛哭的那一幕又浮现在我眼前，后来他到磊庄修飞机场挖土方。65年9月，我们又从不同的地方进入了贵阳市建筑公司，当了长期临时合同工。我在五队，他在三队。我当了泥水工，他当混凝土工。他比我忠厚，比我老实。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和我都被工作队列入了受监管的黑名单，我们都被批斗过。农场一成立，我与他都是第一批被送到农场去改造的人。陈凤鸣当场长，他因此认识了陈凤鸣。陈凤鸣是一个只重个人表现，不看家庭出身的共产党领导干部。陈凤鸣原来在五队当队长，当然只认识我，并不认识在三队的陈洪伦。到了农场，陈洪伦的忠实、勤劳，自然象我一样得到了陈凤鸣的好感。在农场三个月，我与陈洪伦同睡在一个农民家，同样遭遇，同病相怜。他比我更自卑，更与世无争。

我参加了《全红总》，他什么都不参加，是属于老老实实、坚守工作岗位、“促生产”的那一群人。陈凤鸣上台了，他也三天两头到陈凤鸣家里去催他给我想办法。七年没见他了，无论如何应丢下一切去见见这个老同学、老朋友。

第二天是三月三号，正是我七年前被捕的那一天，清早，我就到了陈凤鸣家，两个老同学，两个家庭出身黑五类的狗崽子，在地地道道的红五类，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党委书记陈凤鸣的安排下，在他家相见了。

陈凤鸣笑着说：“小萧，我还没告诉你呢，陈洪伦是我两个孩子的老师啦。我两个孩子跟他学中医，拜他当师父啦！”

我猛然想起，陈洪伦高考时的志愿是“医农类”，他填的学校是“贵阳医学院中医系”，成绩中上，不录取。其实，陈洪伦本来也很喜欢文学、历史，象当年很多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一样，即使内心喜欢“文史哲”，也会主动放弃，高考时去报考“数理化”或“医农”不涉政治，共产党也许会手下留情，让他们垮入大学的门槛。当然，我们这一群人的这种侥幸心理，最后盼到的却是浸透了痛苦和悲哀的失望。我们都曾在社会上流浪过，也当过代课教师，几乎同时被解雇，我开过山，打过石，他去修飞机场挖土方，当混凝土工，不知什么时候他又会搞上“中医”啦？

我问他：“从农场回来后，现在在几处工作？”

老陈代他回答：“小萧，他找了个对象。是清镇县红枫湖水力发电厂的职工，老婆的户口不能调进城，陈洪伦只能‘下靠’到县里，他的工作也调到红枫湖发电厂去了。”

我说：“老陈，你现在上台了，就不能开个后门把陈洪伦夫妻的户口调进城吗？”

“小萧，那你问他，是他不愿意回来嘛。”

正说着，陈凤鸣的妻子李文兰已做好早餐，来叫我们：“快吃早餐吧，吃了还要去红枫湖呢。”

陈凤鸣的两个十八、九岁的孩子做完早锻炼回来了，很有礼貌地叫了一声：“萧叔叔、陈叔叔。”这一声，叫得我心中真不是滋味。七年前，当我从农场回来到他家准备把老陈叫出去批斗的时候，他的这两个小孩当时才十一、二岁，哭着问我：“萧叔叔，我爸爸刚出院，不去行吗？”我犹豫了。陈凤鸣是个好人，可能是他的阶级斗争观念不强，从一个立有战功的付师级干部被一贬再贬，已谈不上是什么级别的官了，磊庄修飞机场是管几千人的民工大队长，市建公司一成立，在第五工程队当队长，只管五百多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工作队来了，又再贬去当农场场长，只管三百人，七个干部，据李云鹏告诉我，他在公司党委会上，还一再挨工作队点名批判，因为他反对工作队抓住工人的一些历史问题，没完没了地批斗群众，直接影响了队里的生产。到了农场，他仍旧高高兴兴，要以农场为家，和农场工人一样，睡在农民家的稻草堆里，他不准干部开小伙，他每天都拿着一个饭碗同工人一起排队到食堂打饭菜。他说每人开荒七亩半，也包括他本人在内，还叫大家监督他，他他比赛。当然，由于他要求严格，也得罪了不少在工作中偷间耍滑、吊二郎当的工人和干部，有人扬言：就是要摸一摸陈凤鸣这只老虎的屁股。我内心很矛盾，该不该把陈凤鸣带出去批斗呢？不带出去，农场三百多职工在云岩电影院等着要出气，听听回城后的工作安排，我也夸下了口：“保证把陈凤鸣叫来。”带出去，又怕我控制不了情绪，有人上来打他，怎么办？还听说骆正义都会带人来，这骆正义当了贵阳市工人战斗团的大队长，他自认为泥工排排长的职务非他莫属，谁知陈凤鸣并未提拔他，他早就想纠陈凤鸣来斗了，只不过陈凤鸣去了农场，这半个月是住在医院。一直没机会，这家伙斗群众、斗当权派都是一样的狠，戴高帽，挂大黑牌，架飞机，什么都干得出。听大会纠察队说，他今天带工人战团一百人来支援大会，实际上是来强抢陈凤鸣的，别人是打着声援的旗号，又不能拒绝。陈凤鸣大概是看出了我犹豫的神色和矛盾的心理，爽朗地对李文兰和他的两个孩子说：“你们放心吧，我跟小萧去，不会有事的。”好在那时提倡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知识不高，对真正的民主并不知道的群众们对举手表决选举出来的头头，倒是绝对服从的，我才有可能命令纠察队长带人成功地拦阻了骆正义带来的人对大会的冲击，陈凤鸣才没有被他们劫走。否则，我真还有点不好向李文兰和他的两个孩子交待呢。

突然，李文兰用筷子敲了我的碗一下：“小萧，你在想什么？快吃呀！”

陈凤鸣的孩子也说道：“萧叔叔，今天陈叔叔安排了，叫你和我们一起到红枫湖去玩，到山上去采中草药，和我们一起去吧，那里真好玩啦！”

吃完早餐，陈凤鸣和李文兰送我和陈洪伦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坐上了去红枫湖的客车。

一路上，我问陈洪伦：“你什么时候又学中医啦？”

陈洪伦答：“小萧，我没有你那样大的志向，也没有你那样大的胆量。在一个混乱的年代里，愿为良医，不为良相。无力治国安民，但可治病救人。每个人都应努力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八二年赴港至今，将近二十年没有与这位老友见面。在暂时结束这部回忆录的时候，特别回忆起自己出狱之初，这位老友的这段充满哲理的话。

是啊，如果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不论青年，壮年，老年，都在为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不避艰险，不辞辛苦，这一生一世，也就没有白白浪费了。

谨将此回忆录，献给那为《全红总》的事业，为广大工人的切身利益耗尽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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