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迹天涯：我的同学，我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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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学，我的班 （1）

1969年1月12日，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日子。
寒冬的清晨四点左右，天还很黑，我们全班近三分之一，共17名年仅十七岁的同学与大约近百名同年级同学，背井离乡去河北省衡水地区阜城县集体插队了，其余的同学有的留在天津，有的跟哥哥姐姐一起去了内蒙，也有的回了自己的农村老家，反正是各奔东西，作鸟兽散了。
也正是从那一天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班——天津大学南开大学附属中学七年级二班永远地消逝了；它也同时意味着每一个同学都将开始走上自食其力的生存之路。
人生如梦，岁月蹉跎。
不堪回首而又刻骨铭心的岁月转瞬之间就过去了，而我们却都老了。
2012年，龙年（壬辰年）——我们的花甲之年，老师呢，同学呢？他（她）们都是谁？他（她）们都在哪儿？
每每想起这些，真是让人唏嘘不已，不禁感叹世事的炎凉、无奈与无情。
人老了，该退休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忆旧、怀旧成了我每天的“功课”。过去的欢乐与痛苦，撕裂与友情，冷漠与无助，愤怒与哀伤，真可谓“五味杂陈”。
同学魏晓明曾经出版了一本他自己的专集，取名：《积沙集》。我才疏学浅学不来，但也时常默默地回忆着四十三年前，或者再往前两年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希望能够把那些“记忆的碎片和散沙”多少积攒起来一些。
有用吗？没用，既晋升不了职称，也长不了工资，“找乐儿”而已。
试试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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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学 我的班 （2）

我就读的小学、中学都是一所学校：天津大学南开大学附属小、中学，简称：天南大附小，天南大附中。
几年前从同学处听说，我们的母校——天津大学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已彻底被另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市属中学——天津第109中学兼并了。
我们学校是大学的附属学校，学生大都是两所大学员工的子弟，往往从幼儿园、小学一直同学到初中、高中，而且大部分同学的兄弟姐妹也都同校。后来，河北省会一度迁到天津，一批省委干部的子弟随之进入我校，员工子弟戏称他们为“贰佰伍”。员工子弟走读，“贰佰伍”寄宿，所以又称他们“住宿生”。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之前，似乎并没有太多的隔阂，起码，低年级同学还没有。但走读生和住宿生的交往也很少。
我们班——七年级二班，准确地说，应该称为：初中二年级二班。
记忆中，我们班在初中一年级时应该是五十五名同学，名字和模样我也大都能回忆起来，试着报报姓名吧：
侯保国  李春明  黄津生  张文德  郭德清  郭树斌  赵新民  杨晓伟
孙方中  胡美珠  何振宇  魏晓明  段翼鹏  王玉兰  余  刚  底建国
邢二伟  邢行伟  鲁凤歧  孙  新  宁亚平  韩淑女  许铁栓  田沈生
冯庆平  康  为  张纪生  齐  玲  张银华  王建国  莒立立  郭芝蕴
王国义  郭建新  宋洪义  周晓云  赵金平  王明欣  苏春晓  张  英
胡国勇  赵英杰  王书慧  陈英慧  夏春荣  艾玉琴  天  洪  曹  芹
李广凤  刘秋立  崔喜梅  吴燕敏  李广生  郝锁柱  杨令侃
在这些同学中，那些姓名下面划线者，共十一位，更是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二年级的“老同学”，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上山下乡“插队”的大潮兴起，才拆散了这段不解的“缘分”。
当年的五十几位同学中，除了郝锁柱、底建国、赵新民早在“文革”前就先后当兵、去兵工厂了，李广生、杨令侃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继续留在初一年级“苦读”之外，我记得，能够留在天津的有八位“幸运儿”，其中李广凤、郭德青、王建国、莒立立、刘秋立、张银华是“根红苗正”的“红五类”，分配到了天津的工矿企业；黄津生和邢二伟则是因为身体原因“幸免于难”，留在天津 “待分配”。
去阜城集体插队的“患难兄弟姐们”，我记得最清楚，共17位：许铁栓、冯庆平、田沈生、胡美珠、郭树斌、侯保国、段翼鹏、张  英、艾玉琴（后改名：艾军）、李春明、鲁凤岐、韩淑女、孙  新、宁亚平、康  为、王国义、孙方中。
其余的同学，杨晓伟是在老人家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伟大号召之前就参军走了；齐  玲、胡国勇积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随高三、初三的大同学，提前报名，第一批去了内蒙；何振宇、魏晓明、张纪生、欧阳天洪随着哥哥姐姐的“大部队”去了内蒙、河北廊坊的农村插队；郭建新、宋洪义、周晓云、苏春晓都是河北省委子弟，随着身在河北省委的父母迁到保定、石家庄去了；张文德、王玉兰、余  刚、邢行伟没能“hold”住街道老娘们儿和红卫兵、红小兵们日夜轮番的“鏖战”，“顽抗”了几个月以后分别去了内蒙和河北石家庄的元氏县；赵英杰、王书慧、陈英慧、夏春荣、赵金平、王明欣、崔喜梅、吴燕敏、郭芝蕴（去了湖北？）似乎是回了各自的农村老家，成了所谓的“返乡知识青年”。只有曹  芹同学，我始终记不清楚她是什么时候走的，去的哪儿？奥，我突然想起来了，她好像是和三班一位姓郭的女同学去了内蒙。
都交待清楚了，不知对不对。
这拨儿同学，除了许铁栓、王国义两位同学已不幸故去外，现在大多数都生活在天津，有一部分在石家庄，也有的成了旅居海外的华人。
我们当中没有达官显贵、商贾大款，更谈不上中流砥柱，但我们是一群不给社会添乱找麻烦，达观知命，有责任感，热爱家庭，热爱生活的良民百姓，天津人讲话，是一群特会给自己“找乐”的家伙们。我们都会好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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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学 我的班 （3）

我们，是一群被称作“老三届”当中的67届“初中毕业生”。其实，说什么“初中毕业”纯粹瞎掰，也就稍微比小学毕业强点儿有限。
我们1964年秋季升入初中一年级，按正常情况确应在1967年秋末毕业。但实际上到了1966年初，“文化大革命”已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文化”都要被“抹脖子”了，谁还有心“教文化”、“ 学文化”呀！所以，我们的初中仅仅上了一年半不到就草草收场，开始“停课闹革命”了。
我记得。初二的数学就学到“一元二次方程”、“对数”和“函数”，连“排列组合”都没学。“平面几何”的课本发了，原准备第二学期开课，也因为“文革”泡了汤；至于什么“三角”、“立体几何”、“解析几何”、 “物理”、“化学”等学科对我们来说，更是天方夜谭了。我们到底有多少文化知识，就可想而知了。老人家当年为了把我们打发到农村去，给我们扣上了一顶“知识青年”的“桂冠”，简称“知青”。当时年纪才十七八岁，青年倒还称得起，“知识”却无论如何谈不上。
为学莫重于尊师。
虽然，我们大都是些“空心菜”，但责 任却不在老师。而且，当年绝大多数的老师都敬业爱岗，绝无贵贱贫富之分，对每一个学生都是循循善诱、苦心孤诣，绝对称得上是“辛勤的园丁”。因此，对于那些当年为我们授业解惑的老师，我们即使活到八十岁九十岁，都始终不应该忘记。
几十年过去了，虽然老师们的音容笑貌依稀残存在自己的脑海中，但能回忆、描述的历历往事却所剩无几了。我记得教生物的李惠泉老师、果玉英老师，也记得教数学的宋桂林老师，更记得教俄语的齐植惠老师，教地理的夏良炉老师，当然还有教语文的孙佩君老师，教历史的朱巨清老师，教体育的龚介荪老师，最后是哪位教政治的齐宝珍。其中印象比较深的老师有：
宋桂林老师。
她是我们的数学老师，从初二第一学期到“文革”爆发，一直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宋老师给我的印象是，为人忠厚老实、朴质本真，工作兢兢业业，扎实认真，对学生一视同仁，很少发火训斥。上课时，她总是把一大摞事先精心准备的教案摊在教桌上，然后中规中矩、一丝不苟地按教学大纲讲授。授课时，她唯恐学生们听不懂或理解不透彻，往往列举出大量的例题，并不厌其烦、掰开了揉碎了地反复讲解。一堂课下来，板书总是填满了整个大黑板的每一个犄角旮旯。用心真可谓良苦。
曾经听高年级的学姐们说，宋老师当年曾是大学数学系数一数二的高材生，只是因为表达能力稍逊，所以才来教我们初中生。她的先生——赵欢老师，是教高中数学的老师，某次因为宋老师生病曾经给我们代过课。如果说，宋老师是“举轻若重”的话，那赵老师可就真称得上“举重若轻”了。在课堂上，没有宋老师事先准备的教案，赵老师手握一本卷成筒的破旧教科书，一边在讲台上悠然地踱步，一边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板书虽不多、但提纲挈领，画龙点睛，偶尔还会插播一个小玩笑，活跃一下课堂气氛，显得十分轻松自若、幽默诙谐。
记得，同学欧阳天洪被赵老师的一个小笑话逗得手舞足蹈，赵老师一本正经地盯着他，突然转身在黑板上简单几笔勾勒出一幅他的漫画形象，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同学们就是在这种轻松幽默的氛围中，自然而然地掌握了本堂课的知识和要点。
李惠泉老师。
李老师是我们的生物老师，除了生小孩儿期间由果玉英老师（也是生物老师）暂时代理了一段时间外，初一的两学期基本上都是我们的班主任。李老师教学经验丰富，且有一股不怒自威的“份儿”，对调皮捣蛋的学生很有震慑力。我们班可是真有几个“难剃头”的大同学。我没有资格对她的业务能力妄加置评，但我总觉得，如果不是“文革”期间的蹉跎，李老师肯定是一名声名卓著的中学教育专家。
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颇深。
初一第一堂课的上午，上课的预备铃声刚刚响过，同学们都已经规规矩矩地坐在了各自的座位上。忽然从教室的后门口，钻进来一位个子起码高过我一头的男生，既没带书包，更没带课本、作业本，满不在乎地一屁股坐在教室的最后一个座位上，全然不顾讲台上授课的老师和周围的同学，趴在课桌上打起盹儿来，弄得同学们面面相觑，不明就里，而任课老师也置若罔闻，自顾自地继续讲课。
这就是从上年级“转”到我们班的W君。除了学习成绩外，无论从年龄还是经历上来说他都俨然就是我们班当仁不让的“大哥大”。“大哥大”一“出山”，再加上一帮本来就想“兴风作浪”的“梁山好汉”们趁机揭竿而起，跟着一块儿起哄架秧子，全班的课堂秩序顿时就天翻地覆，乱哄哄如同集市一般了。年轻的代理班主任——果玉英老师面对如此局面，真是一筹莫展，气得只剩下哭鼻子的份儿了。李老师走马上任后，先在课堂上声色俱厉地上对违反课堂纪律的现象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然后不动声色地把W君带到教师办公室不知说了点儿什么。再次回到课堂的W君立马儿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安安静静地开始听课了。接下来的几天W君也依然如此，温顺得如同大姑娘。正当我们感到诧异的时候，李老师先是在课堂上点名表扬了W君一番，然后正式宣布任命W君为班长。这下儿可把W君的自尊心和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从此，不但W君自己遵守课堂纪律，努力学习，而且还全力协助任课老师“严厉镇压”那些敢于“不听招呼”的“动乱分子”们，“山大王”变成了“领导干部”、“正人君子”了，其他人谁还敢“乍刺儿”、“造反”！课堂秩序从此井然，“违法乱纪”现象从此杜绝，全班的教学从此步入正轨。李老师不费吹灰之力，略施“擒贼先擒王”和“胡萝卜加大棒”两条小计，就既安抚了“刺儿头”学生，又把全班治理得妥妥帖帖。高，实在是高！
“文革”后期，李老师随着她的先生（好像是河北省美协的副主席）调到石家庄，在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人虽然调到了河北，但户口仍然留在了天津。我上世纪八十年代调到石家庄后，曾经去看望过她，后来她退休回到天津，居住在离天津大学不远的公寓里，我回天津姐姐家时也曾去拜见她老人家。李老师现在大概得有九十岁了，有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都在天津。一家人其乐融融，让人艳羡不已。
齐植惠老师
齐老师是我们班的俄语老师，我曾在初一学年做过俄语课代表，和齐老师接触较多。当年的齐老师年轻热情，教学认真负责，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齐老师体态略胖，但着装非常讲究，也很整洁，“毛料子”的裤线永远是笔直的。据说齐老师的祖上是著名的“天津八大家”之一，家道十分殷实，称得上是“大家闺秀”。尽管如此，齐老师却没有丝毫的“大小姐”脾气和架子，加上自己也很年轻，所以颇能和同学们打成一片。
举个例子：一位和我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老同学、铁哥们儿，当年在班里也是个出了名的“动乱分子”，可是没少把齐老师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齐老师为了他的外语学习也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有时候也真弄得“剑拔弩张”，好似台海两岸的紧张局势一般。但几十年后，不远万里赶来参加“校庆”活动的“动乱分子”紧握齐老师的双手，激动得泪有满面，深深地感激齐老师当年的教育之恩。齐老师和同学之间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
夏良炉老师
夏老师是教地理的男老师，个子不高，团团的圆脸，鼻子上架着一副白框眼镜，显得文绉绉的，一见面就给人一种和善可亲的感觉。因为脾气好，所以虽然是个男老师，夏老师却根本“震唬”不住学生们。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次上地理课，夏老师都会要求同学们把白粉连纸敷在地图册上，“拓（ta）”出中国的分省地图，然后逐一标注出当地的各种物产，如石油、铁矿、小麦、大枣等等。而在这期间，夏老师必须穿插着给学生们讲几个小故事或自己当年实习的经历，以示“讨好”和“安抚”，否则同学们就是不买账，非把个课堂搅和得“天翻地覆慨而慷”不可，即使夏老师吹胡子瞪眼，两脚蹦高，把手中的竹制教鞭抽散了架，也是无济于事。我至今记得，夏老师曾经给我们讲过他在云南见过“指猴”的经历，一边伸出自己左手的小拇指，一边神秘地吹嘘：“指猴”仅有人手指头那么大！我小时候喜欢地理，是夏老师的好学生。参加工作乃至退休后，满处旅游时所用到的许多地理知识还从夏老师那儿“趸”来的呢。
另外，我还耳闻，当年夏老师曾经组织过一个小组，专门观察自然界动物的一些异常动向，而且作出了唐山大地震的预报！不知真假。
回忆枯竭了，什么也记不得了。
几十年过去了，幼稚、懵懂无知的孩子们都变成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而我们的这些老师也都早已过了耄耋之年，寥寥数语、只言片纸实在无以表达学生的感激之情。
俗话道：一日之师,终身为父。
老师们，您们好吗？
学生在远方衷心地为您们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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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学，我的班（4）
                  ——三个“穿开裆裤的发小”

大学附中的生源主要来自校内教职员工的子弟，因此班里的许多同学都是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同班，一直同到初中二年级“上山下乡”才各奔东西，作鸟兽散。我们七·二班就有十几个同学是这样的情况。而张纪生、欧阳天洪和我，仨人那更是在天大幼儿园就一起玩耍的“哥们儿”，要说是两小无猜，穿着开裆裤一起长大的“发小”，恐怕并不为过。
因为仨人的家长都是天津大学的教书匠，所以各自的家也都住在当时的天津大学第二新村，简称“天大二村”。
二村的住户主要是大学各级领导干部以及一些老教师。住宅区内全是一排排坐北朝南的平房。户型相差无几，区别不大，分为三间套和两间套，配有厨房、厕所和储藏室，但没有现在所谓的客厅、餐厅；每家的房前屋后都有一块不大不小的院落，可以养花种草，也可以像一些老八路干部那样种菜、种庄稼。两条南北方向，供校长、书记“座驾”穿行的宽阔甬道将整个住宅区分割成东中西三部分。在那个年代，即使校领导（行政级别相当高）的住房，除房间、面积略多略大外，似也没有太特殊的待遇，显得非常简朴。
我印象里，全新村的最后一个门牌号是96号，我家是84号，张纪生家是64号，欧阳天洪家是11号。
我们仨都是1952年出生。我是七月一日生人，天洪是七月十日，张纪生是八月二日。新村里没有“桃园”可觅，我们仨也无法效仿刘、关、张那样杀猪宰羊、歃血为盟，“三结义”，但确也整天朝夕相伴、形影不离，颇有点儿“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味道。
我在仨人中岁数大了几天，当时个头儿也稍高一点儿，于是俨然成了仨人在小学时的“刘备”。
上幼儿园，从小班到大班（那时还没有学前班），我们仨一直同班。每天早晨和下午，一位姓韩的师傅都会蹬着一辆三轮儿童车接送我们往返。下学后或者放假期间，我们仨有时候会各自驾驶着“坐骑”——一辆简陋的儿童小三轮车（现在的孩子恐怕白给都不要）展开“越野比赛”；有时候，会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踢罐儿电报”、“打嘎儿”一类的游戏；有时候，也会坐在张纪生家门口的台阶上，静静地翻看各式各样的“小人儿书”——一种当年孩子们最喜欢的连环画本。张纪生家这类“藏书”最多，而我家基本没有。家长的理论是：小孩子一启蒙就要看“字书”。所以，每每看到张纪生种类繁多的小人儿书，我就眼馋得呛不住劲。
上小学后，仨人同时分到一年级三班，又一起同学了五年。
记得二年级以后，张纪生最早加入少先队，而且一直是“三道杠”——大队委；我好像是第二批，后来混了个“二道杠”——班长；欧阳天洪 “入队”较晚，且一直“无官一身轻”，白丁一个。张纪生和欧阳天洪都非常聪明，但一个性格沉稳内向，从小做事就规规矩矩、有条不紊；另一个则个性张扬淘气，有点儿桀骜不驯，经常喜欢冒出个“幺蛾子”、“恶作剧”；而我和他们俩比起来显得相当平庸，不可同日而语，只不过为人还算热心肠儿，爱张罗事儿，天津人讲话“瞎惹惹（re,二声）”，大概也因此篡得了“班长”的大位。那个时候，每天早晨都是我第一个走出家门，先找到张纪生，再一起找到欧阳天洪，然后仨人一起步行上学。下学时，也同样是三人相互邀约着一起回家，然后放下书包一起疯玩儿。真可谓“形影不离”。
小学时，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下小组”。
当时教室少，学生多，学校有很长一段时间实行所谓的“二部制”，即半天上课，半天在家做作业。大概是为了便于管理，当 时的老师规定，做家庭作业不许自己独立在家完成，而是必须到“小组”去集体做作业。所谓“小组”，就是将居住地较近的学生集中起来，选择一个居住条件相对宽敞的学生家作为“集中点”，指定“组长”，集体做作业，以便于做作业时互相督促、帮助。美其名曰：下小组。
当时。我父母上班，两个哥哥都在北京上大学，姐姐在高年级是全日制，家里只有一位老保姆看家，加上我爱“瞎惹惹”，所以我们班居住在天大二村及其附近的同学理所当然地都集中到我家里“下小组”，我也被老师指定为“组长”。那时候，老师的话就是“圣旨”，小学生早早地就成了“驯服工具”，而且非常“教条”。下小组必须在规定时间到达，做作业必须在规定的时间统一开始，谁也不许超前。现在想想十分幼稚可笑，可在当时却是“天大的事情”，绝不可以“逾矩”。否则，小组长有权制止，责令违规者检查，直至“告老师”！最讨厌、最遭恨的就是“组长”。
记得那天下小组，我提前在院子的葡萄架下将“场地”布置好，同学们陆陆续续按规定时间“进场”，按规定时间“开球”，一切井然有序。唯独这位欧阳天洪同学，打开空无一字的作业本，却一会儿交头接耳，一会儿海阔天空，要不就仰天发呆，反正就是不着急做作业。我虽也觉得蹊跷，但不明就里。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心细如发的张纪生显然察觉了其中的奥妙，和我耳语了一番。我恍然大悟，立即绷起面孔，和张纪生一起严肃地走到欧阳天洪的跟前。检查！欧阳天洪虽竭尽全力负隅顽抗，但终究抵挡不住小组长大权在握，最后无奈地拱手交出了作业本。
原来，这个“机灵鬼” 在作业本的前面留了几张空白页，表面上看似一个字也没写。其实早就提前把当天作业写在作业本后面的几页纸上了。只待“下小组”结束，回家把前面的几页空白页一撕掉，就“齐活儿”了。
“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欧阳万没想到，此次活生生地让我们抓了个“现行”。
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群起而攻之。欧阳天洪则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太阳穴上的青筋暴露，翻着白眼儿咬着牙，双唇紧闭，倔强地一言不发。最后，“告老师”没有，我也忘了。
第二件事是春游。主角还是欧阳天洪。
班里组织春游，在水上公园。全班抽出五六位男生隐藏起来，其他同学根据事先提供的各种蛛丝马迹，追寻这几个人。有点儿类似“抓特务”的游戏。那时候的小男孩儿大概都比较好奇，纷纷主动报名当“特务”，欧阳天洪就是其中之一。
整个活动已记不清楚了，但唯独有一段“精彩片段”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得当时同学们追根寻源，已越来越接近“特务”的藏身之处。突然，欧阳天洪“不请自出”，双手抱头，从一个隐秘的树丛中窜了出来，口中连嚷带叫，疯狂地四处乱跑，一群嗡嗡作响的马蜂不依不饶地在他的头顶上盘旋、俯冲。原来，他触碰了树丛中的马蜂窝！大家齐声高喊：快趴下，趴下别动！欧阳天洪迅疾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直到大群的马蜂飞走。
那次着实把他给蜇得够呛。后来怎么治愈的我也忘了。反正我记得有一招是用泥巴糊在他的患处，等泥巴干了再猛然一揭，为的是把马蜂扎在他身上的毒刺拔出来。但殊不知，拔毒刺的同时，泥巴粘住的人体汗毛也会“连根拔起”。每揭一次，欧阳天洪都会疼得大声嚎叫。
现在想起来真是既好笑又后怕。反正，总有层出不穷的“奇闻异事”发生在这个小子的身上。
十二岁那年，我们仨又一起进入初中一年级二班，时称“六·二班”。
记得当时，张纪生在班里的学号是1号，欧阳天洪的学号是2号，我是4号。据说这是按“小升初”时的考试成绩排的序。不得而知。
这时的“六·二班”，学生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我和张纪生的“乌纱帽”相继被摘掉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张纪生和欧阳的聪明和才华也逐渐显现出来。
张纪生和欧阳被全班公认为“最聪明的人”。而以我之见，他们俩即使在全年级六个班几百名学生当中，也是拔尖儿的。
张纪生的数学（物理、化学尚未开课）成绩一直稳居全班第一。除了聪明之外，他的特点是细致，有条理，永远不慌不忙。
欧阳的数学成绩虽忽高忽低，时好时坏，并不稳定，但只要感兴趣，再难解的数学题，他也不费吹灰之力，手到擒来，迎刃而解。欧阳很有“数学头脑”，悟性强，反应快，平时你看他学习并不刻苦，但每逢考试，无论大小，他总是名列前茅，但也绝不会得满分。
欧阳的兴趣广泛，涉猎很广，读了很多中外古典名著。我清楚地记得，一次课间休息时，五六个“大同学”——年龄大、个子大——傻愣愣地围坐在欧阳身边，聚精会神地听他讲俄罗斯著名作家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欧阳一边摇头晃脑，手舞足蹈，一边口若悬河（还带点儿结巴），唾沫星子乱溅，场面十分有趣。因此，欧阳在班里得一绰号“小鬼儿”。
至于我则已经不属于他们那个梯队，慢慢落伍了，在班里最多算个 “中上等”。
到了初二，大环境变得更加险恶， “出身” ——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高悬在我们的头上，即使是我们这些毛头小子也倍感政治上的压力。人人变得谨小慎微，渐行渐远，相互已很少说话聊天了。谁都知道“祸从口出”呀！
再往后“文革”爆发，我们仨都成了“出身不好”的“黑五类”。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谁也顾不得谁了。
“上山下乡”开始后，张纪生随姐姐，欧阳随哥哥先后去内蒙插队，而我不愿随姐姐去内蒙，独自一人和班里的同学集体插队来到河北的阜城。从此，天各一方，音信全无。
是针尖儿总会扎破口袋“脱颖而出”。出类拔萃之辈也永远是出类拔萃之辈。打倒“四人帮”后，尽管张纪生和欧阳都仅仅具有初中二年级的学历（初二仅上了多半个学期），但都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大学，然后又考上研究生。毕业后又再次“插队”，但是是“洋插队”。现在，一个在加拿大的渥太华，一个据说在美国的俄亥俄州（？）。前不久，我和张纪生终于联系上了，而“欧阳小鬼儿”仍无音信。
四十多年过去了，三个当年“穿开裆裤”的“发小”，如今都已成了年届花甲的父亲。我们老了。
我非常怀念儿时无忧无虑的生活，也非常怀念儿时的伙伴儿！真希望有一天，我们仨能坐在一起抚今追昔，回忆往日的酸甜苦辣。我断定，几天几夜也说不完。
这一天，会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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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学 我的班（5）
——七·二班“五虎”
可以毫不谦虚地说，从初中一年级到“文革”发端，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七·二班的足球队始终是全年级的“皇马”——牢牢地占据着“霸主”的宝座，无人敢于问津。说实在的，其他五个班，除了七·六班还能勉强和我们班PK一下外，剩下的可以说是“小菜一碟”。
当年的七·六班有几个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高年级下来的“大同学”对此非常不服气，屡次下“战书”挑战我们班的权威，但到头来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不服行嘛！
当年的七·二班足球队就如同现在的“西班牙国家队”，球星云集，实力强大，面对全年级各路人马，那真可称得上是“逢山开路、遇河架桥，披荆斩棘，所向披靡”。这其中的主要功劳当属我们班名噪一时的“五虎”。
但也必须坦白地讲，这“五虎”上将虽然在足球场上个个都是英雄好汉，但一到课堂上就个个都成了“熊包软蛋”了。但不管怎么说，足球场上的英雄好汉也是英雄好汉！
这“五只虎”分别是Z、Y、H、L、D。
Z君是我们班足球队的“苏格拉底”——中场发动机。哥们儿头脑冷静，视野开阔，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而且众望所归，即使在“五虎将”中也颇具权威，这也是一支队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关键所在。俗话说，一林难容二虎，何况是五只虎，搞不好自己先掐起来了！
Z君“文革”爆发前就去了小三线的兵工厂，“文革”期间参军当了兵；转业后回到老家唐山，当了唐山火车站站前派出所的所长（指导员？）。哥们儿还是当年的脾气，嫉恶如仇，逆鳞抗上，当然不得烟儿抽。有一次为抓捕罪犯还断了左腿，可偏偏上级却让他放人，Z君一怒之下弃官而去。
今年在天津听说他突发心脏病，连忙约了几个哥们儿，包括“两只虎”一起去看望他。看着他苍老的面容，真有点儿“廉颇老矣”的感触。
Y君和H君是我们队的两个前锋，是一对经常掐架的虎。
Y君酷似“C罗”，高高的个子，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别看Y君的作业经常得由我来完成，但一到临场，头脑比谁都灵活，脚法比谁都娴熟。记得一次与七·六班的对抗赛，我们获得了一个点球机会。Y君和H君相争，最后由Y君操刀主罚。对方守门员叫易家康，大概一米八十的个头儿，皮肤白皙、脸庞秀气。他深知自己个子高，防守低平球是软肋，所以把身体重心放得特别低。Y君早已洞若观火，却带着一脸漠然的神情一脚高球直挂球门的右上角，易家康毫无反应，眼睁睁地看着皮球应声入网。没脾气！事后，H君操着一口浓重的天津话，后怕地说：“我×！一看是高球我以为没戏了，没想到这小子顾了下忘了上……”。
H君个子不高，体格结实，速度快，脚法细腻，穿插突破能力强，体能和柔韧性都特好，可以“满场飞”，是我们的“梅西”。如果精细地计算一下，他应该是我们队的最佳射手。
Y君当过兵，转业后在机关单位开小车。H君插过队下过乡，任过解放军的连长，转业后在大学当过武装部的军训教官，后作校办公司的销售经理。
L君人高马大，体格魁梧，卡位老道，不惧怕任何身体接触，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清道夫”——中后卫，曾经为我们队化解了许多危机。
D君是个“老蔫儿”，火上房都不着急。D君中等偏上的个头，是我们的“布冯”——门神。
L君和D君也都曾经下乡插队，后来先后回到天津。




我和“中场发动机”——赵新民（左下）夫妇在一起。


我和“C罗”——杨晓伟兄（左）在一起。中间是从美国回来的同学何振宇。


“梅西”——侯保国兄（右）和赵兄在一起。



“清道夫”——李春明兄与赵兄。遗憾的是，手头没有“布冯”——段翼鹏兄的照片。
当年班级足球队都是自发形成、自主管理。我们班当然也不例外。老师对球队根本不屑一顾，认为不过是一群“差生”在瞎胡闹。因此我们班足球队的一切大事小情都得由“五虎”说了算。他们说：“不带玩儿”，那你是干没治！
学生时代，我虽骨瘦如柴但偏偏酷爱足球。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一响，抱起足球就往南开大学的足球场跑，生怕落在别人后面。尽管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夹在两拨儿男孩儿之中打“混战”，但也尽可能地和“球星”们学习了一些盘带、过人、卡位之类的“技术活”；当时我特别喜欢守门员的位置，所以更注重练习守门员的扑救动作。反正，咱当时的足球技术还算说得过去。
说句吹牛的题外话，三十多年后我们单位与外单位踢比赛，四十二岁的我司职守门员，愣是扑住了一个必进的点球！还可以吧！
俗话说“屎壳郎跟着屁哄哄”。为了能忝列“皇马”这支大牌球队，我使出浑身解数，做好服务。“五虎”练习射门，我在后面当“球童”——捡球；“球星”们上场打比赛，我给人家当后勤——看管臭球鞋之类的服装物品；球员们的作业要是没完成，我还得帮着做作业；更有甚者，为了讨得这几个家伙的欢喜，我还经常跑回家中（我家离球场很近）拿来凉开水、西红柿、菜瓜之类的“高级饮品”，为他们解乏纾困。真可谓“全方位服务”。
“心诚所致金石为开”。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我的球员资格终于获得了“五虎”的首肯，成为替补守门员兼“后腰”。
TMD，费了半天劲儿，才混了个“板凳”。
但无论如何，咱哥们儿也算是“皇马”成员之一呀，甭管上场有几次，哪怕就是五六分钟，七二班足球队的每一场胜利，咱这个“板凳儿”也都“与有荣焉”。“ 小和尚跟着月亮跑——沾个神光”呗！
这是一段“辉煌”的经历，也是一段快乐、值得回味的经历。
如果有朝一日哪位高人撰写《天南大附中七·二班光荣史》的话，一定不能落下这一段，当然更应该浓墨重彩地为这五只“恶虎”歌歌功，颂颂德，好赖也是“为集体荣誉而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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