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世涛：关于《女附中十七年大事记》章彬杰抄本的说明（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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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附中十七年大事记》章彬杰抄本的说明
（范世涛，征求意见稿）
2015年3月，我在北京旧书市场购得《师大女附中十七年来来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初稿）》[1]的一份手抄本，现在公布出来，供研究者参考。考虑到《大事记》完成时与现在的时代氛围已经大为不同，下面对这份资料的情况作三点简要说明。
一、关于抄本的来源
在北京的旧书市场上，经常可以买到无名的手抄本，大部分抄本已经无从考证抄写者的身份和抄写的详情。但《大事记》抄本可以确定出自原北京女四中（1968年改名朝阳中学，1991年再改为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副校长章彬杰之手，可谓幸运。
判断这一抄本出自章彬杰之手的理由如下：一是《大事记》抄本系章彬杰旧藏。旧书市场上，由于书商难以对经手的资料价值给出准确的估价，通常不愿意买书人一一挑选、分别定价，而更乐于采用整体打包出售的办法。我在北京旧书市场遇到的这份《大事记》抄本时，它实际上是在一堆杂乱的资料当中。为了买下这份抄本，我不得不买下了整堆资料。经整理后，我发现这些资料均与章彬杰的个人经历有关，如个人简历，照片，检讨和大字报底稿，女四中或朝阳中学的员工名录等等。二是除了少数段落，《大事记》抄本与章彬杰手稿字体一致。而例外的少数段落，字体富有童稚气息，很可能是章彬杰家人临时客串。
章彬杰怎样得到《大事记》的底本已经无从得知。但根据现存的其他资料，可以进一步推测她是为了适应女四中当时“复课闹革命”的需要，在1967年下半年抄写这份《大事记》的。
为了解释这一点，需要详细了解章彬杰的身份和当时的处境。根据章彬杰本人的手写简历和个人总结，她的履历如下：
1949年初，燕京大学化学系毕业。
1949年4月1日，到女四中工作。教授全校化学课、初三、高一平面几何课，不久担任班主任和化学组教研组长。
1956年暑假-1960年，任女四中副教导主任。
1960年-1966年8月，任女四中副校长，分工负责教学和高三工作。
1968年1月8日-1970年6月，在北京朝阳中学任班主任，四连副指导员。
1970年6月-1971年8月，在朝阳中学分配组工作。
1971年8月-1973年5月，任朝阳中学教改组副组长。
1973年5月至1979年8月，任朝阳中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9年8月-1985年3月，任朝阳中学校长兼副书记。
从履历上看，她既不幸又幸运。幸运的是，她挺过了文革。不幸的是，她是教会学校毕业生，而且1966年文革爆发时已在女四中副校长任上工作六年。
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写的“五七指示”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所以，文革初起，学校就首当其冲受到严重破坏，北京的中学领导人几乎统统被打倒。身为教会学校毕业生和女四中领导人之一，章彬杰当然在劫难逃。她除了接受批斗，还在1966年8月2日被关入校劳改队；[2] 10月份虽然得到了回家许可，但政治上依然处于被批判和检讨的地位。
1967年上半年北京的各个学校开始军训，下半年女四中为“复课闹革命”积极准备。她的资料中有一份写于1967下半年的手写检查，检查稿首页标注了“用大字报贴出”字样，内容正是检讨过去十七年的种种“错误”。在近20年后，她这样回忆检讨时的情况：
66年文革开始，思想毫无准备。很快自己就靠边站，学生跟着就是全面否定了17年的工作。当时自己全糊涂了。一方面对自己17年的工作全否了想不通，但又为保自己，不能不随着形势推翻自己的观点和工作。入党前不但学习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而且也按着 “党的驯服工具” 那样做了，此时也全批判了。当时社会上报纸上提出的一些提法，由于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而识别不出。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怎样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我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说对于我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又是旧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那我就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当然走的道路可能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了。但17年中我的工作是在上级领导下，在校党支部领导下工作的，都是按上级指示做的，并且培养出来的人不少都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怎么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培养了接班人？17年的工作难道一点是处都没有，全成了罪过吗？不清楚，不明白，但又不得不照着“风头”讲，宁“左”毋右，别犯立场错误。因此67年我在全校大会上的检查全推翻了自己17年的工作。当事保自己还不是为了“名利”，也不是为了“乌纱帽”，而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争取早点保到“解放”，减少压力，少吃苦少受罪。[3]
可以想见，她在需要“深刻检查”自己的环境下找到这份北师大女附中《大事记》的。由于女四中和女附中很多基本情况类似，《大事记》的内容对她写检讨非常有用，所以才花费了大量时间，完成了这份共计52页的《大事记》抄本。[4]我甚至认为，她读到这份《大事记》时可能非常高兴。

二、关于《大事记》的写作
根据前言，这份《大事记》完成于1967年6月。这正是文革最热闹的时期。所以《大事记》的体例和措词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中央文件和党报党刊的强烈影响。
比如，《大事记》使用的“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体例，实际上套用的就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六个附件中第二个附件的体例。这个附件由康生主持编写，题名为“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该大事记在1966年5月作为中央“五一六通知”附件下发全国后，在红卫兵运动兴起过程中流传于社会。此后，编写“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开始蔚然成风，出现了电影战线、文化战线、文学艺术战线、教育战线、科研战线、体育战线、农村卫生战线、中医中药战线、工交战线、统计战线等各个门类的十七年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按照这一体例，毛泽东首肯和赞许的就代表正确路线；与刘少奇或其他被官方打倒的人物沾边的，代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49-1966年间的相关历史事实按照时间顺序编排起来。女附中的《大事记》基本框架和政治定性也是这样的。事实上这也是那个时期写作大事记唯一可行的办法。
《大事记》的体例行文虽然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但我们也要看到，当时编写这份大事记本身蕴含了促进大联合意义。根据前言，这份《大事记》的编写目的和编写情况是这样的：
为了全校革命师生在一起彻底砸烂修正主义教育制度，贯彻主席的“五七”指示，真正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把教育大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为了使同志们对我校十七年来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概况有一个简略的了解，以便进一步揭发、批判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女附中的罪行，捍卫毛主席的教育路线。为了有利于我校的斗、批、改，我们编写了这份《北京师大女附中十七年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初稿）》。
这个“大事记”是由《解放》、《肯登攀》、《众志成城》和东方红《放眼量》等战斗队（组）的部分同志联合组成的大事记编写小组写成的。由于我们毛泽东思想学得不好，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又因我们人少力薄，大多数同志是最近几年来校的，了解情况不多，很可能有观点错误或重要一楼，希望得到广大革命师生的帮助、补充和指正。[5]
上引段落提到“我们毛泽东思想学得不好，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这指的是“没有改造好”的资深教师， “大多数同志是最近几年来校的”，表明大多数作者是年青教师。这些年龄不同的作者分属四个不同的战斗队，大家为了“有利于我校的斗、批、改”联合组成编写小组开展了这项工作。这些话看起来抽象教条，其实在当时有着比较明确的具体含义。要理解其中的含义，有必要对女附中文革的历史作简要的回顾。
粗略说来，北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的历史与北京城区的其他学校大同小异。校方1966年5月中下旬按照宋硕代表北京市委所作的部署领导女附中文革，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66年6月1日晚和6月2日晨播发了聂元梓等人尖锐批判宋硕等人的大字报，使认真贯彻宋硕指示的校领导的权威性受到质疑，女附中也陷入混乱。在此背景下，上级很快派来工作组，代替了校领导，并定校领导为“黑帮分子”。在工作组领导下，女附中又恢复了秩序。[6]7月下旬，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派工作组的做法，北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也紧急撤出，女附中再次陷入混乱。在此背景下，积极或希望积极参与斗“黑帮”的“革命学生”在8月5日发起并残酷批斗了校领导，师大女附中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在这一天遇难。为了加强重建学校秩序，8月7日女附中成立了红卫兵。但随着“破四旧”和全国大串连的兴起，同学们各行其是，秩序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中学长期停课，学生们四处“革命”制造混乱，显然不是一种能够长期持续的局面。1967年2月中旬，毛泽东派人调查总结了北京两所中学的军训经验，并对北京卫戍区的总结报告做出了批示。[7]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北京卫戍区在中学普遍开展了军训。军训团按照军人的习惯和中央文件的精神，在军训中普遍强调组织纪律性，克服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希望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北师大女附中的情况也大致如此。1967年2月10日，四位军人来到师大女附中，准备在学校军训。2月24日学校召开军训大会，但女附中很多师生仍串连未归，只有五六百人参加了军训大会。3月1日，女附中正式开始军训。3月4日，解放军表态支持女附中群众组织东方红公社。借助军训的办法，学校再次恢复了秩序。
但是，当时全国文革正步入高潮，很多同学也不适应军训的严格组织性和纪律性；同时由于各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和不同的文革经历，师生在各种问题上也很难达成一致。所以，和其他学校一样，女附中通过军训恢复的秩序非常脆弱。
为了解决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之间以及造反派红卫兵之间的矛盾，有些军训团采取了解散学校群众组织的做法，引起造反派红卫兵的强烈不满。意见反映到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4月3日和4月4日做出了侧重有所不同的讲话。随后，北京的中学分裂为四三、四四两派。[8]
北师大女附中脆弱的秩序也在这个大背景下解体。军训团虽然继续驻守，但学校的群众组织还是再次活跃起来，每个群众组织都努力通过大字报表达自己的观点。其中，女附中红色造反团（1967年2月23日成立）同意四三派观点；而东方红公社则倾向四四派观点。
《大事记》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写作和完成的。军训团虽然驻校，但编写小组包括了四个不同的群众组织。
这四个群众组织在观点上实际上分属不同的派别，一派倾向四三派，主要由年轻教师组成，支持胡志涛校长；另外一派倾向四四派，主要由一些有经验的、年长一些的教师组成，持有相反的观点。
由分属不同组织、观点不同的教师共同完成这样一份女附中《大事记》，反映了借助批判和清理1949-1966年间北师大女附中历史来明确斗争和批判目标、促进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进而实现稳定秩序的诉求。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具有积极的含义，很有可能还得到了女附中军训团的支持。
由于编写小组由观点不同的教师共同完成，这份大事记的取材比较广泛，内容比较充实可靠，派性色彩并不浓厚，批判性语言也相对节制。

三、关于《大事记》的价值
作为一份历史文献，《大事记》可以从多个角度来使用。我个人感到在以下两个方面，《大事记》的价值比较独特。
首先，这是女附中重要校史资料，也是总结十七年教育、探究女附中文革发生原因的珍贵文献。
北师大女附中是一所负有盛誉的北京市重点中学。这所学校的历史近年来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这主要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女附中是文革初期最早派驻工作组的中学之一，而且工作组工作得到了中央一线领导人的直接指导。二是女附中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在1966年8月5日被学生们毒打后遇难。调查事件经过、探究事件原因，对纪念文革遇难者和反思历史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在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百万革命师生群众时，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了女附中同学宋彬彬的红卫兵袖章，这件事在文革史上具有重要象征意义。通过多位北师大女附中校友多年来独立进行的深入调查，这三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说清楚了。[9]公众虽然还没有充分理解和接受，但这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
在探究卞仲耘之死和女附中文革发生原因过程中，学界形成的一个普遍认识，是有必要放宽视野，探究同学们的成长和受教育经历，进而检讨十七年教育的得失成败。而这本《大事记》正是以十七年女附中教育为主题，在准确的时间框架下，要言不烦地记录了女附中1949-1966年的领导体制、组织架构和教育方针的演变，也记录了学校在这段时间发生的重大事件，从而为检讨和研究1949-1966年间的教育提供了系统的微观个案材料。
从《大事记》来看，女附中成立后就按照毛泽东指示，“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政治改革，建立了革命新秩序。在此之后，每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女附中师生均参与其中。比如1950年抗美援朝，师生共同批判亲美、恐美、崇美思想，上街头宣传，去山区演出。1952年三反运动， 9位员工受到审查，庶务李玉田先被斗争后被逮捕法办。思想改造运动，师生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雇佣观点，号召忠诚老实，交待个人历史问题。1953年教育部制定中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全盘采用苏联教育计划和相关教学大纲，女附中当然照办。1954年学校党团内部传达关于高饶事件的决定。1955年反胡风运动语文教师胡莽以嫌疑身份入狱，肃反运动6位员工受到审查、斗争。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后：
我校成立了反右斗争五人领导小组，成员有胡志涛、吴秀、卞仲耘、康辑元、白耀，最后定为右派分子共12人，其中党员1人，一类右派2人，二类右派2人，四类右派2人，五类右派4人，六类右派2人，中学生没有参加，教师范围内的反右斗争，中央规定不在中学生中划右派分子，我校对高三学生中有右派言论的，进行了组织处理，问题严重的开除了团籍。
1958年暑假教师团支部进行整团，开展红专辩论；8月份市委讨论毛主席教育方针，副校长胡志涛提出不同意见受到斗争，被打成“反党分子”到工厂劳动。暑假之后学校掀起教育与劳动相结合高潮，师生到区县深翻土地，到工厂去劳动，在校内建土法炼钢炉。1959年传达和学习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决议，同学们群情激昂；同年底，党内整风，反右倾机会主义，总支开展大批判。1960年学校组织超声波、无线电、原子能、半导体小组。大饥荒时期学校大搞蘑菇、人造肉、小球藻。1963年开展学雷锋运动、“五反”运动。1964年贯彻毛泽东春节谈话，搞教育改革；十七级以下党员干部会上揭发校领导阶级路线等方面的问题。1965年贯彻毛泽东“七三”指示，各教研组分别组织文艺界两条路线斗争概况、关于中间人物、李秀成批判等讲座。1966年大搞备战活动，开展防地震防空演习，成立防空指挥部；同年2月，全体党员发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大家无限欢欣，决心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这些记录清楚地表明，女附中在1949年后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组织，还是一个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基层政治单元，校领导、教师和学生都在这个单元里不同程度地卷入和参与了政治。无论这些政治活动是否正确、是否必要，事实上都构成了女附中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既是教育单位，也是政治单元的架构实际上是发动文革的体制基础。比如，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后，师生批判亲美、恐美、崇美思想，上街头宣传，去山区演出，这种场面与文革时期师生批判修正主义，在街头、去外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或造反有理就非常近似。至于说三反运动、肃反、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也在文革中可以找到高度近似的场景，只要把政治名词和批判或宣传对象更动一下就可以了。不同之处只是文革来势更加凶猛，领导几乎个个被打倒，学生们在文革中发挥了比以前运动更加积极、更加重要的作用。另外一个不同，是文革前知识方面的教育在学校仍占有主要的地位；而文革开始后，政治压倒一切，毛泽东思想成为观察一切、检查一切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无论停课闹革命还是复课闹革命，都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毛泽东思想服务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学校和中学生在文革时期发挥的重要作用，只是十七年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一个升级版；所谓的教育革命，也不过是十七年政治教育的延续和升级版。
其次，《大事记》是观察中央、地方和基层的互动关系的重要窗口。
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决策的过程非常封闭、很不透明。要真正了解这个过程，只能依靠档案解密和当事人回忆，尤其档案解密更为关键。但遗憾的是，现有的档案制度主要服务于宣传目的和领导人形象塑造，并不重视向历史研究者开放。
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史研究者目光向下，转向社会史和地方史研究。但问题依然存在：毛泽东时代每个人的生老病死、职业途径都受到了中央和地方政策的影响，每个单位都是列宁所谓国家辛迪加的一个单元，而不是现代社会可以相对独立存在的社团法人。只有打通上中下关系，关于个人或地方的叙事才算完整。而要打通上中下关系，势必再次遇到决策过程不透明和档案制度不开放的约束。
而这份《大事记》则有所不同。虽然编写组记录的是一所中学的变迁，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需要向上钩连，而且钩连的范围既包括中央层次，也包括了地方层次，从而大体完整地反映了从中央到地方到女附中之间关键联系。其中，北京市委与女附中的关系之所以得到比较充分的反映，是因为文革发动阶段，北京市委就被毛泽东指责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北京市委的主要活动在文革发动起来后被系统清理。所以，这份《大事记》除了毛泽东、刘少奇、彭真、陆定一、周扬、刘皑风等中央领导和部委领导对女附中的影响，还记录了宋硕、张文松等人对女附中的影响。这样一来，这份《大事记》就为上中下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窗口。如果进一步补充毕业生的回忆，就完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学校到学生的完整链条。
最后，我想说的是，目前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校友正在集体回忆，写作她们所经历的女附中。或许这份《大事记》或许会唤起更多的回忆，进一步充实北师大女附中的历史记录，进一步形成理解那个时代一个基层单位的完整故事。




[1] 本文标题“女附中十七年大事记”系“师大女附中十七年来来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初稿）”简称。为了叙述方便，下文进一步简称它为“大事记”。
[2] 1966年8月2日，女四中四位教师贴出大字报，提出学校支部委员不应回家。随即章接到通知，当天中午回家取洗漱用品后，即进入劳改队。
[3] 章彬杰：《整党对照检查》，1986年2月。范世涛收集。
[4] 章彬杰在《整党对照检查》中，对文革经历有所反思。她这样说：“通过这场文革，我接受的教训是，一定要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能力，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处处从维护个人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显然，她认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属于需要通过学习识别的“假马列主义”。她这样判断的根据，来自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决议。
[5] 《解放》、《众志成城》、《放眼量》、《肯登攀》大事记编写小组（1967年）：《师大女附中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初稿）》，1967年6月。章彬杰抄本，范世涛藏。
[6] 范世涛（2012）：《文革是怎样发动起来的：以北师大女附中为例》，载《记忆》第82期，2012年3月31日。
[7] 毛泽东（1967）：《关于派人调查总结北京两所中学军训经验的批语》、《对北京卫戍区关于在大、中学开展军训的两个总结报告的批语》，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31页、236-237页。
[8] 卜伟华（2008）：《“文化大革命”中的北京“四三派”和“四四派”》，载《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2期。
[9] 李红云：《北师大女附中文革和工作组》，载《记忆》第期；冯敬兰主持：《也谈卞仲耘之死》，载《记忆》第47期；叶维丽：《卞仲耘之死》、《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出处；李红云（2013）：《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从一份原始记录说起》，载《记忆》第102期，2013年9月30日；李红云（2014）：《关于女附中的红袖章和公章》，载《记忆》第？期；宋彬彬（2012）：《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载《记忆》第80期，2012年1月31日。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713/12/253074_48460983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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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刊载于《记忆》149 期http://prchistory.org/wp-content ... 86149%E6%9C%9F-.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