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武：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谈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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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谈文革？

(本帖由萧武发于继圣学园)

2005-11-5 15:5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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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之所以今天还要不断地检讨和反思文革，是因为我们所生活在文革所面对的世界的结构之内。

所以，我们检讨文革，是因为我们想知道，文革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未完成的方案；
之所以还要反思文革，是因为我们必须认识自己的生活。

按照1978年以来的思维定势，我们似乎都习惯性地认为，文革已经结束了。

甚至有些人认为，在1968年底，文革就已经结束了。

难道真的是这样吗，文革已经结束了吗？

要回到文革到底是否已经结束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回头来看看，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才是它的真实内涵。

当然，在今天，不仅是毛主义者，也包括经历过文革的所谓自由主义者，都认为简单地说文革是一场暴乱是对文革的意义的一种压抑。

那么，文革的意义是什么？

文革当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它面对着特殊的内外环境，它有发生的必然性，也有它自己的内部逻辑缺陷。

但是，文革也有它自身一以贯之的逻辑线索，只有抓住这条线索，我们才能对文革做一个更恰切的评价。

这条线索就是全国人民反对官僚主义体制对大多数群众的压迫。

同时，它承担着寻找把国家交给官僚管理之外的社会主义实践道路的历史任务。

用毛主席的话说，文革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文革就是这样一次东风试图压倒西风的努力。

到底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是要看政治斗争中的力量对比情况的。
今天，我们应该承认，文革虽然在局部范围内取得过暂时性的胜利，但它最后还是失败了。

它失败的结果，就是西风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官僚们的统治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在这之后更加变本加厉了。

今天我们看MBO之类的事情，似乎觉得挺新鲜，没见过。

其实原本就是在文革之前的官僚主义体制的逻辑之内的，是那个逻辑的复活和扩大。

从国家资本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再从官僚资本主义到私人资本主义的转化，这是一个逻辑的自然延伸。

这个过程一天还没有完成，官僚们一天就食不甘味寝不安枕。

现在的愚蠢媒体终于发现了一个严肃的事实：

与1990年代中前期相比，今天的官僚们不那么愿意轻易地挥霍和浪费国有企业的资产了。

官僚们为什么不再挥霍了，难道是他们良心发现了吗？

当然不是。

以前挥霍、浪费，是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怎么弄，干得好还是干得坏，这都是“国家”的东西，是与自己无关的，所以就要趁着有权挥霍的时候尽可能地挥霍。

现在不再挥霍了，是因为他们发现，现在的政策居然似乎允许他们把这些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传之子孙的，那当然就不再挥霍了。

从挥霍到不挥霍，这表明了什么呢？

表明所谓的国有企业从来都是官僚在掌控的。

不能转化为个人财产的时候就拼命挥霍，能转化为私有财产了，就不挥霍了。

这里面一以贯之的东西只有一个，就是官僚贪得无厌的天然本性。

只要是官僚，他就一定要找机会贪污腐败化公为私。

所以，在古代政治里，身为民之主的天子如何防察官僚扰民害民，始终是一个大难题。

在汉朝的时候，太守是受任于天的，天子对他们得客客气气的。

到了东汉，有了刺史。刺史最早的职责就是专门监察地方官僚是否称职，是否做了什么“重困吾民”的事。

到了明清，所谓的巡抚、总督、监察御史这些官职，也还是干这个工作的。

毛主席熟读历史，所以他说，治国就是治吏。

现在怀念毛主义时期的人都愿意说，那时期的官僚们是很清廉的，不腐败。

他们最爱举的例子就是张青山刘子善案，才几千块，就搭上了小命。

这还不清廉吗，还不能说明毛主义时代的优越性吗？

毛主义时代是没有象今天这样的大面积、糜烂性的腐败，这是谁都知道的。

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当时的官僚就比现在的官僚私心更少些。

当时不贪污腐败，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不是他们不想。

虽然没有贪污腐败，但官僚们也没有闲着，他们千方百计地寻求各种机会为自己捞好处、搞特权。

只要是官僚，他就一定要腐败，也一定会腐败。

请大家务必记住这一点。

要想官僚不贪污，除非有一天没有官僚了。

只要还有官僚存在，就一定会有官僚贪污腐败现象。

天不变，斯道亦不变。

我们今天还应该承认，新中国建立后官僚集体性腐败变质的速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权。

建国还连五年都没有，党就要搞整风运动来整顿官僚主义作风，这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

哪怕是再短命的封建王朝，也没有出现过这种事情。

而且，在封建王朝专制的时代里，即使建国的第一代元老们贪污，他们也一般都不大会干扰民生。

而我们的第一代开国元勋们，不仅大搞内部权力斗争，还大肆地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整群众。

为了防止官僚腐败的扩散，建国后分别搞过几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但是，几乎每一次党内发起的整风运动，最后都变成了官僚们借机报复向自己提过意见的群众的机会。

凡是向官僚提意见的群众，都会在运动里遭到打击报复。

所以，到文革前，情况跟道路以目的周厉王时代差不多。

道路以目的时代的结果是国人暴动，周公与召公共同执政，中国进入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时期”。

文革前的道路以目的结果就是文革，在局部地方开始试验人民公社的制度。

左派的左大培和右派杨小凯都曾回忆过他们在当时的想法。

他们想到的出路都是巴黎公社。

中央文革下发的号召发动文革的文件里也承认，革命的目的是在全国实现巴黎公社式的人民公社制度。

虽然文革在部分地方取得过暂时性的胜利，但终究它还是失败了。

象以往的整风运动一样，这次失败让官僚的报复更加疯狂。

用某人的话说，造反派要的是当权派的权，而当权派要了造反派的命。

这当然也不奇怪，在所有的时代都是如此。

而且，这一次造反的失败带来的更大的后果是文革前的一部分民主权利也被取消了。

能搜索得到的造反派也被不同程度的用法律处分了。

比以前稍微高明些的是，官僚们也学得更坏了。

他们懂得了一个道理，只要我在吃肉的时候给他们一点汤喝，他们就不会造反了。

于是，我们度过了一个平安的近30年的“和平稳定发展”的时期。

直到今天，当原来的公共肉已经成了今天人家身上的肉的时候，我们没汤喝了。

这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文革还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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