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凤翔：我亲历的1967年遵义“迎江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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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历的1967年遵义“迎江青”事件

－－作者：涂凤翔


还有两年，我就80岁了，我在现在这座城市生活已经快50年了。这座城市是革命历史名城、万里长征取得伟大胜利的转折点－－遵义。

是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会议的地方。从而，遵义也就成了中共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自身和红军，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吉祥之地。

1967年元月，是纪念遵义会议32周年的日子。一进入元月，整个遵义城忽然间就热闹起来。因为早在半个多月前，就传言毛主席的夫人江青要来。

那时“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伟大的旗手、伟大的助手”－－江青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自不必说。在这不常有大人物出现的城市，她要一现金身，其震动可想而知。作为遵义的一名市民，我有幸目睹了这一事件的前前后后。

从元月初开始，人们就从四面八方陆续拥来。先是各家各户早早住满了亲戚朋友，继而旅店、饭店人满为患。渐渐地，一些居民开始发现窍门，趁机找点小钱用：在自己家里安排简易铺位，接待南来北往住不进旅店的人。即使这样，还是越来越满足不了要求。这个原本只有几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人口突然膨胀得翻了不知多少倍，凡能供人停留的地方几乎都挤满了人，连街道两旁的屋檐下，都不分昼夜挤得水泄不通。最挤时，大街上不要说车辆不能通行，连人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正常行走。

市政府出面力图缓解僵局：正式行文规定所有工厂、机关单位办公室全部腾出来供外来人住宿;所有职工食堂一律不准本单位的人就餐，只能热情接待外地来的革命群众，原有职工就餐问题一律自行解决。

我因住家离工作的市轻工局比较远，一直在局机关食堂吃中午饭，得到这一通知后一时傻了眼。全部职工－－包括需要到食堂吃饭的和不需要的，全都哭笑不得。我只好到儿子的保姆家去找饭吃，幸亏保姆深明大义，热情接待了我。

那时正值寒冬，天气冷得怕人，兴致勃勃的外地革命群众，一个接一个被安排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没有吃的、没有睡的地方，甚至连坐的凳子和喝的开水都一时满足不了。

当市轻工局得到接待300个外地革命群众的通知后，办公室主任一时傻了眼，不知道这个原本只有十来个职工的机关如何应对这种局面，万般无奈下，只好派人把几个会议室的红漆木地板打扫干净，在每间屋里各烧两盆木碳火，同时通知职工食堂一律只能接待外地群众，至于能否满足要求，就只有天知道了！

机关和工厂必须24小时有人值班，我们全体职工只好轮流上阵。一个星期日，轮到我值白天班，我早早便去到值班室。交班的是小朱和小漆。小朱告诉我：这些人挤在大、小几个会议室里，没有足够的凳子，只好坐在地板上，食堂满足不了要求，他们一个个又冷又饿，晚上没地方睡觉，支撑不住了的人只好横七竖八、不分男女倒在地板上。有的人可能实在太憋闷了，晚上跑过来和我们聊天，抱怨说他们上当受骗了，早知如此实在不该来。即使来，也该事先带足干粮和水。现在想返身回去又办不到了，因为没有足够的车……

我望着自己事先从家里带的一小瓶水和两个馒头，除了抱歉之外，也感到没有什么办法。谁知同事小漆从旁接话说：

“我们单位还是接待得最好的哩！市政府派人下来了解情况，这些人反映说：我们这里住在楼上，居然还有木地板、还有木碳火，睡在地板上已经够舒服了。住在别的地方的人，得知这一情况后还纷纷跑到这里来哩！”

我莫名其妙地问：

“其他单位比这里还要差吗？”

小漆说：“当然，有的单位办公室在一楼，全是水泥地。一般情况下，小点的单位办公室也小，哪里烧得起木碳火。那些人只好整夜冻得发抖。相比之下，我们这里暖烘烘，又干净、又宽敞，还可以在木地板上躺下睡觉，已经算是‘天堂’了！”

到了中午12点左右，我独自在值班室啃着馒头喝着水，从门外走进来五六个穿着讲究、仪表不俗、谈吐得体的机关干部。他们年纪看来在30至40岁之间，其中一个年纪较大、体貌魁梧的人十分狼狈地对我说：

“我们是某某县轻工局的干部，本来是满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诚，来这里参加隆重的纪念会的－－不是说江青同志要来吗?没想到来了以后这里搞成这个样子。我们几个人已经三天三夜没有找到东西吃了……”

他说到这里，旁边几个人全都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其中一个补充说：

“我们好不容易东问西找，跑了好远的路，才找到上级主管部门来，想请上级对口单位帮我们想想办法……”

我真是又同情又好笑，看着他们那可怜兮兮的样子，心想：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县里，也应当是数一数二的风光人物，要是平时出差，说不定连条件差一点的旅店还不肯住哩！如今却狼狈成这般模样，真所谓“人到地头死了！”

我想到大家同是一个系统，不便辜负他们的信任，只好答应带他们到职工食堂去找饭吃。他们听了我的承诺后，那副感激涕零的样子，真像见到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从办公室到食堂大约有1000米的距离，要经过一段大街。我领着他们下楼后，才发现街上已无法通行，人们一个挨一个挤得水泄不通，只好领着他们走街背后的小路，途中恰巧要经过一个正在建筑的工地，在那已经挖成深坑的基地上，架起一块长长的木板，我们只能从木板上小心翼翼地踩过去。几个找饭吃的人对此十分抱歉，一再提醒我小心别摔着。我表面上镇定，心里着实虚－－因为那时我正怀着两个多月的身孕，走在不能容纳双足并行的长长木板上，随着它一步一个起伏，确实害怕自己一旦掉下去出事。

所幸平安到达食堂。当我向食堂吕师傅说明来意后，他为难地说：

“饭倒是有，只是没菜了。因为……”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几个饿昏了的干部异口同声地说：

“有饭就行，有饭就行……”

我急于要回值班室，到了厨房门口时，回头看了看几个蹲在地上、捧着一罐罐白米饭狼吞虎咽的干部们，心中着实松了一口气。

在我将要跨出大门时，两个端着白米饭的干部追上来，不停地向我致谢，要我下次出差去他们县时，一定要去找他们，到时他们一定好好答谢，同时感激涕零地再三自我介绍姓名，要我一定记住。

我十分自豪地离开职工食堂。一路上，想到自己终于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为几个饿了三天三夜的革命群众解决了伟大的吃饭问题，真是无尚光荣。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从四面八方赶到遵义，忍饥耐寒、望眼欲穿盼着“伟大助手”的出现。

伟大意义那一天，终于到了。可江青没来。

于是，一部分人开始泄气；一部分人还在信心百倍地苦等，猜测她可能乘飞机来，一定晚一点到达。

大约从中午12点开始，人们便板着指头数时间：12点半、1点、2点……一直数到下午5点多钟，虔诚的信徒们才开始绝望起来－－确信江青今天不会来了。

绝望的人们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耷拉着脑袋地四散撤退。因为他们知道：只要离开这个城圈，首先是他们的肚皮可以获救。人们争先恐后涌到城郊去拦截一切可以拦截的车辆，不管驾驶员是否同意、不顾那车是否适合载人，反正见车就拦、有车就上。驾驶员们一个个也只好任其摆布。当所有的车辆都像插钢钎一样挤满人时，车子才试图徐徐起动。没爬上车被拉下来的人，还在绝望地朝车屁股追。我曾在纺织厂门前的公路上亲眼看见这些车和散落下来的人。其情景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农村见到的羊－－它们往往一边不紧不慢地朝前走、一边摇摆着屁股，毫不客气地在路上拉下长长的一串串羊屎豆豆。

不过更确切地说，那情景更像电影里见到的残兵败将－－有希望活命的人“胜利”地坐上车走了，没希望的人被甩下来，绝望地跟着车屁股跑－－

当然，情况没有那么严重，不管上了车的或是没上车的，都没有性命之忧。我终于替他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转自《共识网》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2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