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梓平：我所亲历的五九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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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五九事件

－－作者：童梓平


一、写作缘起

2005年12月7日，荥经县政协召集有关知情老同志，宣布政协主席会议决定：征集《荥经文史》第九辑文稿，抢救从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这段历史资料，特别强调征集“五九事件”这一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话题。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我听了之后，既惊喜，又酸楚。越来越开明的社会环境终于尊重事实，敬畏历史，突破禁区，敢于为活活饿死的三万五千多荥经孤魂怨鬼鸣冤叫屈了。对此号召，我当然坚决响应，决定将我的亲历、亲见、亲闻的真情实况秉笔直书，澄清事实真相，重现历史本来面目，为荥经冤死者招魂，为当世者释疑，为后来者立鉴。把那场惨绝人寰的荥经“五九事件”，高高地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四十七年的苦水终于可以一吐为快了。

二、三高五风

名词解释：三高五风－－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以往，荥经的当权者一直把“五九事件”说成是自然灾害，嫁祸于老天爷。但历史是无情的，是不可能长久掩盖，随意篡改的，谁继续隐瞒历史谁就是继续犯罪。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五九事件”的出现，是由于“左倾”思潮日积月累形成的。邓小平同志在回忆总结经验教训时说到：“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快了点，如农业合作化，一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试点到办高级社又普遍办人民公社，结果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后，提出超英赶美，全民大办钢铁，大刮‘共产风’掀起‘三高五风’的瞎指挥……”

五八年，荥经县委少数领导在全国左倾狂潮的冲击下，不但丧失理智，而且变本加厉，左得出奇。县委一把手李成栋在雅安地区开会，同芦山县“打擂台”，比谁的指标定得高，口号喊得响，风刮得猛。回县后立即在六合、花滩、太平、泗坪、荥河、烈士、青龙、新民等公社建立了数十座炼铁土高炉。为了土高炉多出铁，下令每家每户砸锅、撬门窗、箱柜上的金属物件，把老百姓家中一切含铁的东西都塞进土高炉中去复火。炼出灰口铁，一车一车运到雅安，得到地委书记何允夫的表扬，号召全地区向荥经县委学习。荥经县委受宠若惊，再接再厉，马上又抽调全县农村几万青壮年民工赶赴三合公社祁家河大矿山采矿炼铁（关于这一行动的巨大恶果，见庹开荣同志发表在《荥经文史》第八集的《关于大矿山大办钢铁的回忆》）。

在农业上，提出“亩产万斤”，“向空中要粮”的浮夸口号。派县委副书记高万寿搞县委高产试验田，高万寿把原已插下的两亩水稻秧苗移栽一起，美其名曰“蚂蚁出洞”、“双龙出海”。又派县委副书记乔长贤在官田坝搞小麦高产试验田，提出的口号是：“深挖土地四尺半，底肥突破万斤关，每亩种籽三十三，小麦长得像旗竿。”上行下效，烈士公社书记黄成勋左得更“可爱”。将二十五亩正在散籽的水稻移植到一亩田，用竹片一行行一排排插进去扶持，并在现场召开亩产万斤的高产试验田观摩大会。会议由胡崇芬代表县政府主持，地委第二书记苏向明、县委第一书记李成栋亲临指导。听说川农水稻专家来看了一眼，扭头就走。

1958年8月1日一窝蜂成立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并下令“灭火封锅”。不管外地人本地人，只要到公共食堂，不要粮票不要钱，都可以放开肚皮吃，“过共产主义生活”。放开吃几个月后粮食就放空了，加上全县青壮年几乎全部都被调上大矿山采矿炼铁，农业上由留下的老、弱、病、残和妇女担任，有些土地被丢荒，秋收时缺劳力，不少稻谷、包谷、大豆、红苕都霉烂在地里生芽。秋后无法完成公购粮上交任务。省委书记李井泉当时的著名讲话是：“我们同农民的矛盾就是国家要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的矛盾。”于是，同农民的争执点就是争夺粮食。要求“死人也要完成粮食上调任务”。并高喊“宁叫人死了，不叫红旗倒”，“死了九十九，红旗不丢手”!荥经县委为了积极完成省、地领导征粮指标，召开了全县五级干部会“反瞒产私分”，也就是有名的“反右倾，秋后算帐会”。

三、反瞒产私分

大会在县委大礼堂(旧电影院)召开，四周安装了和麦克风高音喇叭。先分区按原定计划逐社逐队算帐，按照县委计算出来的数字，逼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把粮食交出来。然后把所谓的“右倾分子”集中在大礼堂开大会批斗。批斗会号称用“小钢炮加机关枪”向右倾分子猛烈开火。早就豢养好的打手们，只要听到点了谁的名，一拥而上，拉上台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再罚跪。有的干部打得受不住，钻到主席台桌下，拉出来又打。打手们真是兽性大发惨无人道！

烟竹公社双红九队会计毛成珠，因实际产量与计划产量不符，就说他隐瞒产量，拉上台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耳朵被撕开，鲜血直流。他怕再打，只好乱说，承认瞒产的粮食藏在某处某处。于是立即派人去寻找，结果当然没有，回来又毒打。逼得无奈，他只好在半夜等人睡着后逃跑到深山老林躲起来。

凤凰大队党支部书记范文秀，在反右倾大会上叫她交待如何策划私分隐瞒粮食，她无话可说，一问三不知，于是说他顽固不化。当时她身怀有孕，叫她跪下她不跪，一个姓孙的女打手，把她从地上高高抱起来反复往地下杵。她现在一提起这件事仍然伤心流泪。

烟竹公社社长何开福的遭遇更加悲惨，他在会上如实说粮食实际产量达不到计划量，加上缺乏劳力，部分粮食烂在地里收不起来，除留下很少部分种子口粮外全都交上来了。于是被说成“最顽固的右倾分子”，大会斗小会斗，白天斗了晚上又斗，夜里被罚跪在地上不准睡，派两人一班轮流值班看守。散会时县委领导与他个别谈话，“要他将功补过”把留的口粮全部交到县上来，并说“上交是上交，返销是返销。”为了将功补过，他回去只好昧着良心把留下的社员口粮全部交到县上。凡是发现私拿乱摸、偷青吃青、偷杀耕牛的农民，他都亲自出手打骂。这些被打的人本来就已奄奄一息，半死不活了，有的不久就死了。后来到反违法乱纪时又说他打死多少人命，是反革命分子，将其逮捕法办，送监狱。在监狱已奄奄一息，作为保外就医人员放回，送到双红大队肿病医院。医院病人中被他打骂过的人，不准他吃饭，把他手中的碗拖过来连饭一起摔在地上。没几天时间，一个好端端的干部就这样在四面夹击中被活活折磨而死。

四、饿殍遍野

五九年荥经大约有九万人口，按正式统计数字记载活活饿死（所谓非正常死亡）的有三万五千多人，加上身心遭受严重摧残，熬过五九年冬，进入六0年春后陆续死的加在一起，将近全县人口的一半。这些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忠诚老实精壮的劳力。他们受了中国传统美德的熏陶，宁愿饿死也不愿去偷抢盗闹，所以情形十分凄惨。

我由于从57年被打成右派后就长期下放到各基层厂矿、生产队劳动改造，所以饿死人的情况就见得多了。现将我所亲历的部分悲惨情景记载如下：

当时在路边看见死人是常有的事。有一次，住在孟家坝马路边茶叶站楼上，闻到楼下臭气很浓。我和站长下虚脚楼烂货堆查看，发现一个不知倒毙在这里已几天了的尸体已生了蛆，于是我们各人出两元钱请人埋掉。又一天接到通知回厂开会，从孟家坝到城里，在路过天宝洞、老王岗、三大弯、高粱弯时，先后亲眼目睹四个人如油干灯草尽，走不动了，靠在坎边慢慢往下倒，倒下去就断了气。

最严重时真说得上是“饿殍遍野”，路上的死者常常被野狗撕得乱七八糟。不久，狗也绝了，死尸堆积，无力埋葬，只好挖个大坑，把死尸丢进大坑集中埋葬。现在不少荥经人的后代子孙在清明节想祭祖也不知道自己的祖先在哪里，无祖可祭。

烟竹公社一队陈汝江全家四口人，陈先饿死，两个儿子也相继饿死，妻子水大娘自知死期已到，睡在床上自己把火点燃，连屋带人一起烧死烧光。

回到汉村区家中，听说附城公社王郑氏在郭家山山上煮人肉吃。又听到烟竹和平队的杨学蓉把死去的亲生儿子的大腿肉割下煮着吃。面对如此惨重的情况，荥经县领导却对外封锁信息，派专人在邮电部门把守，对电讯和来往书信都查阅。派民兵把守交通路口堵截企图外出逃荒要饭的人：饿死可以，处逃不行。我当时自感回天无力，对饿死人、吃死人肉的现象逐渐见惯不惊，思想近乎麻木。

五、偷青吃青

为什么有的人死了，有的人却能活下来呢？你看那鸡，被杀而未断气时还要摆扑几下，何况人呢？那些未死者都是吸取了已死之人的教训，抛弃了传统道德中不偷盗、不杀生的约束，为求生存，不惜任何手段。古人说的“饥寒起盗心”这句话，在荥经五九年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这些饿得快死的人，对凡是能填肚子的东西都去拿、去偷、去抢。已经种下地的种子（洇了粪的），不管是玉米、麦子、大豆，还是马铃薯、红薯，都刨出来吃。当时的一个罪名叫“偷青吃青”，抓住往往朝死里打，但在如此严刑峻法之下，“偷青吃青”现象仍然普遍得很。所以我们说59年是对身体和道德的双重消灭，其贻害深远，罄竹难书！

有一次，我为了赶到机械厂上班，天不亮就起来赶路。从汉村区走到附城史家岩，碰到下七队的孤儿王宗福（现已退休于太平煤厂），偷了一篮嫩玉米，一见我就吓得跪下。我对他说：“你捡了这么多玉米还不赶快拿回去？天亮了别人看见说你是偷来的，非把你打死不可。”后来，他每次遇到我总是握住我的手不放，感激的话又不敢说出口。

还有一次，我协助附城公社调查麦穗怎么被盗割的。到十队老队长陈文兴家去询问，他正在做中午饭，说话东支西吾的，总想把我支走。正在这时，我闻到锅里有股糊焦味，他无奈把锅揭开：满满一锅麦子馍馍！我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我对他说“我什么也没看见”就走了。

又有一次，我在斑鸠井公路边守煤炭，与烈士公社王家队四个挖煤炭的农民住在一起。他们经常天黑出去，半夜才回来，原来他们居然背着手磨出去，割下稻穗，用手磨拉出米粒背回来。我装作不知道，他们还是怕我告发，要送我一小袋米。我告诉他们：“我不能要，如果要了不报告，我要受处分；若报告了，要把你们害惨。明天我搬到冯家坝去住（我早在心里想过这里不能住了），若别人问起，我就说什么都不知道。”临走时，他们把挖煤、拖煤用来照明的加了煤油的花生油用大火把煤油烧掉，剩下的花生油用来炒野菜吃，一定要我吃这野菜，算是为我送行。因吃了没有去尽煤油的花生油炒的野菜，我伤了胃，患了胃病。

农民爱牛如命，但那年月为了活命而偷杀耕牛的现象全县普遍存在。我看见青龙公社杀牛者被罚，颈项套上枷担，代替牛耕田，后面还有人在用鞭子抽打。烟竹公社一个杀牛的，双手被绳索反绑，吊在大梁上反复提起放下，叫作“鸭儿浮水”，结果昏死在地。凰仪公社党委书记为了刹住私拿乱摸风气，把一个偷青的少年捆绑假枪毙，枪响人倒，不是子弹打死，而是被吓死了。以上几位书记都是执行荥经县委左倾路线的得力干将，后来却因反违法乱纪而锒铛入狱。（其实责任应在上层，从某种角度上讲他们也是受害者。详见《荥经文史》第八集梁尊三《荥经“五九事件”中部分干部违法乱纪的回忆》）

六、守卫良知

59年我摘掉右派帽子后，有一段时间被派到石滓公社十三队去做包队干部。当时公社党委书记吴焕江号称“马列书记”，正红得烫手。地委宣传部长刘恩到石滓公社做调查后回地委汇报工作，他说：“石滓公社缺粮，连枇杷树皮都吃光了。” 吴焕江在反右倾批斗大会上以此为由，打得刘恩鼻青脸肿，可见吴焕江之炙手可热。

我到十三队的第一天，就得知溜沟山杨福贵的母亲杨袁氏饿死了，而全生产队的人仅靠鹅香草、蕨基根、树皮吊命，个个东倒西歪，奄奄一息，现存102人，命悬一发。目睹如此严重灾情，我心急如焚，思考再三，只有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决心把命赌在正在召开的公社三级干部会上，如实反映。我对吴焕江说：“吴书记，十三队103人昨天已死一人，如果再不发放救济粮，不到一月，定会死掉一半，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如果你不解决，我只好到县上反映。”结果每人每天得到三两（十六两为一斤）救济粮苟延残喘。

102人的命拖到60年春耕下种季节，整个生产队没有一颗种子，无法生产自救。我反复对妻子申明大义：救人一命尚且胜造七级浮屠，何况102人！于是她同意拿出我俩自解放十年以来勒紧裤带、省吃俭用积攒下的300元钱为生产队买种子。当时，我们全家五口也饿得皮泡眼肿，而那时的300元可以修一幢大瓦房。我们到铜厂沟一个单干队（大山深处一家一户即一个生产队）购买了500斤种子回来，发动全队男女老少齐心协力播种耕耘，结果那年生产的粮食几年都吃不完。102人一个也没有死。

如果说我这辈子还有些许亮点的话，这件事就是我的亮点。是我做得最问心无愧的事，最对得起人民的事。

当时不仅农民无粮，干部职工也缺粮。按照国家规定：大人每月十八斤，刚出生的婴儿六斤，增加一岁加一斤。因吃不饱，患水肿病现象很普遍。以我家为例，全家五口人，每月共六十二斤粮，平均每人十二斤四两，全家人都患水肿，我爱人几次昏倒住院。有一次，小儿子吃饭时大哭不止，问其原因，是不小心掉了一粒饭在胸前衣服上被老二抓去吃了。为了节约粮食养活儿女，我常常“瓜菜代”，记得有一回在黄猫寺塔子山茶场赵存生处，花四元钱买了一个十斤重的嫩南瓜，就地煮熟后连汤带水全部吃完。在青龙公社八队包队，同农民一起吃观音土(白鳝泥)，结果大便解出来全是带血的石头。

七、尾 声

稍后，中央知道了全国问题的严重性，召开了“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一平二调”和刮“共产风”的错误做法作了检讨。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是全国执行左倾路线的“模范”。天府之国死了一千万（见《当代四川要事实录》载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全国第一，四川死人荥经比例第一大。荥经死人，中外驰名。李井泉不得不亲临荥经，一方面找一个替罪羊——把荥经县委书记姚清逮捕判刑八年；一方面派人从西昌调运粮食救灾。荥经全县各公社、大队都办起肿病医院、孤儿院和养老院进行抢救，否则，荥经人民即使不死绝，至少也要死百分之七八十。孤儿们当时唱的一首歌谣至今家喻户晓：“一九五九年，爹妈都死完，喊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进了孤儿院（wàn），才逃鬼门关。”

五九事件死去的亡灵们：政协文史第九辑为你们招魂了。你们不是“自然灾害”天老爷害死的，而是被“人祸”左老爷整死的。现在，你们的家乡繁荣昌盛，子孙幸福，丰衣足食，而且正欢欣鼓舞、意气风发跟着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建设和谐社会奔小康，你们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2006年1月8日初稿     

2007年12月20日修改


转自《浅草第51期》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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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童梓平

一、  写作缘起
2005年12月7日，荥经县政协召集有关知情老同志，宣布政协主席会议决定：征集《荥经文史》第九辑文稿，抢救从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这段历史资料，特别强调征集“五九事件”这一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材料。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我听了之后，既惊喜，又酸楚。越来越开明的社会环境终于尊重事实，敬畏历史，突破禁区，敢于为活活饿死的三万五千多荥经孤魂怨鬼鸣冤叫屈了。对此号召，我当然坚决响应，决定将我亲历、亲见、亲闻的真情实况秉笔直书，澄清事实真相，重现历史本来面目，为荥经冤死者招魂，为当世者释疑，为后来者立鉴，把那场惨绝人寰的荥经“五九事件”，高高地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四十七年的苦水终于可以一吐为快了。
二、  三高五风
名词解释：三高五风——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以往，荥经的当权者一直把“五九事件”说成是自然灾害，嫁祸于老天爷。但历史是无情的，是不可能长久掩盖，随意篡改的，谁继续隐瞒历史谁就是继续犯罪。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五九事件”的出现，是由于“左倾”思潮日积月累形成的。邓小平同志在回忆总结经验教训时说到：“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快了点，如农业合作化，一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试点到办高级社又普遍办人民公社，结果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后，提出超英赶美，全民大办钢铁，大刮‘共产风’，掀起‘三高五风’的瞎指挥……”
五八年，荥经县委少数领导在全国左倾狂潮的冲击下，丧失理智，变本加厉，左得出奇。县委一把手李成栋在雅安地区开会，同芦山县“打擂台”，比谁的指标定得高，口号喊得响，风刮得猛。回县后立即在六合、花滩、太平、泗坪、荥河、烈士、青龙、新民等公社建立了数十座炼铁土高炉。为了土高炉多出铁，下令每家每户砸锅、撬门窗、撬箱柜上的金属物件，把老百姓家中一切含铁的东西都塞进土高炉中去复火。炼出灰口铁，一车一车运到雅安，得到地委书记何允夫的表扬，号召全地区向荥经县委学习。
荥经县委受宠若惊，再接再厉，马上又抽调全县农村一万多青壮年民工赶赴三合公社祁家河大矿山采矿炼铁。县委副书记庹开云同志奉命挂帅，但对项目根本不作论证，对资源不作调查了解，就盲目上马，大打人海战役，土高炉遍山林立，还搞炖铁炉，烧木炭，森林被砍伐，青山秃了顶。植被严重破坏，结果查明不是铁矿是锰矿山。兴师动众一万多人干了将近一年，劳力浪费姑且不说，单是资金就耗费了二十余万元。最后过秤，只炼出了六斤三两不合格的海绵铁。
在农业上，提出“亩产万斤”、“向空中要粮”的浮夸口号。县委派副书记高万寿搞县委高产试验田。高万寿把原已插下的两亩水稻秧苗移栽一起，美其名曰“蚂蚁出洞”、“双龙出海”。又派县委副书记乔长贤在官田坝搞小麦高产试验田，提出的口号是：“深挖土地四尺半，底肥突破万斤关，每亩种籽三十三，小麦长得像旗竿。”
上行下效，烈士公社书记黄成勋左得更“可爱”。将二十五亩正在“散籽”的水稻移植到一亩田，用竹片一行行一排排插进去扶持，并在现场召开亩产万斤的高产试验田观摩大会。会议由胡崇芬代表县政府主持，地委第二书记苏向明、县委第一书记李成栋亲临指导。听说川农水稻专家来看了一眼，扭头就走。
1958年8月1日，全县一窝蜂成立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并下令“灭火封锅”。不管外地人本地人，只要到公共食堂，不要粮票不要钱，都可以放开肚皮吃，“过共产主义生活”。放开吃几个月后粮食就空了，加上全县青壮年几乎全部都被调上大矿山采矿炼铁，农业生产由留下的老、弱、病、残和妇女担任，有些土地被丢荒，秋收时缺劳力，不少稻谷、包谷、大豆、红苕都霉烂在地里，秋后无法完成公购粮上交任务。
省委书记李井泉传达毛泽东当时的著名讲话是：“我们同农民的矛盾就是国家要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的矛盾。”于是，同农民的争执点就是争夺粮食。要求“死人也要完成粮食上调任务”。并高喊“宁叫人死了，不叫红旗倒”，“死了九十九，红旗不丢手”。荥经县委为了积极完成省、地领导征粮指标，召开了全县五级干部会“反瞒产私分”，也就是有名的“反右倾、秋后算帐会”。
        三、  反瞒产私分

大会在县委大礼堂(旧电影院)召开，四周安装了麦克风和高音喇叭。先分区按原定计划逐社逐队算账，按照县委计算出来的数字，逼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把粮食交出来。然后把所谓的“右倾分子”集中在大礼堂开大会批斗。批斗会号称用“小钢炮加机关枪”向右倾分子猛烈开火。早就豢养好的打手们，只要听到点了谁的名，一拥而上，拉上台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罚跪。有的干部打得受不住，钻到主席台桌下，拉出来又打。真是兽性大发，惨无人道！
烟竹公社双红九队会计毛成珠，因实际产量与计划产量不符，就说他隐瞒产量，拉上台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耳朵被撕开，鲜血直流。他怕再打，只好乱说，承认瞒产的粮食藏在某处某处。于是立即派人去寻找，结果当然没有，回来又毒打。逼得无奈，他只好半夜等人睡着后偷偷逃跑到深山老林躲起来。
凤凰大队党支部书记范文秀，在反右倾大会上叫她交待如何策划私分隐瞒粮食，她无话可说，一问三不知，于是说他顽固不化。当时她身怀有孕，叫她跪下她不跪，一个姓孙的女打手，把她从地上高高抱起来反复往地下“杵”。她现在一提起这件事仍然伤心流泪。
特别是烟竹公社社长何开福的遭遇更加悲惨，他在会上如实说粮食实际产量达不到计划量，加上缺乏劳力，部分粮食烂在地里收不起来，除留下很少部分种子，口粮外全都交上来了。于是被说成“最顽固的右倾分子”，大小会斗，白天斗了晚上又斗，夜里罚跪在地上不准睡，派两人一班轮流值班看守。散会时县委领导与他个别谈话，“要他将功补过”把留的口粮全部交到县上来，并说“上交是上交，返销是返销”。为了将功补过，他回去只好昧着良心把留下的社员口粮全部交到县上。凡是发现私拿乱摸、偷青吃青、偷杀耕牛的农民，他都亲自出手打骂。这些被打的人本来就已奄奄一息，半死不活了，有的不久就死了。后来到反违法乱纪时又说他打死多少人命，是反革命分子，将其逮捕法办，送监狱。他在监狱已奄奄一息，作为保外就医人员放回，送到双红大队肿病医院。医院病人中被他打骂过的人，不准他吃饭，把他手中的碗拖过来连饭一起摔在地上。没几天时间，一个好端端的干部就这样在四面夹击中被活活折磨而死。

     四、  饿殍遍野
五九年荥经大约有九万人口，按正式统计数字记载活活饿死的有三万五千多人（所谓非正常死亡），加上身心遭受严重摧残，熬过五九年冬，进入六○年春后陆续死的加在一起，将近全县人口的一半。这些人多是上有老下有小，忠诚老实精壮的劳力。他们受了中国优良传统美德的熏陶，宁愿饿死也不愿去偷抢盗闹，所以情形十分悲惨。
我由于从57年被打成右派后就长期下放到各基层厂矿、生产队劳动改造，所以饿死人的情况就见得多了。现将我所亲历的部分悲惨情景记载如下：
那时在路边看见死人是常有的事。有一次，住在孟家坝马路边茶叶站楼上，闻到楼下臭气很凶。我和站长下虚脚楼烂货堆查看，发现一个人不知倒毙在这里已几天了，尸体已生了蛆，于是我们各人出两元钱请人埋掉。又一天接到通知回厂开会，从孟家坝到城里，在路过天宝洞、老王岗、三大湾、高粱湾时，先后亲眼目睹四个人如油干灯草尽，走不动了，靠在坎边慢慢往下倒，倒下去就断了气。
最严重时真说得上是“饿殍遍野”，路上的死者常常被野狗撕得乱七八糟。不久，狗也绝了，死尸堆积，无力埋葬，只好挖个大坑，把死尸丢进大坑集中埋葬。现在不少荥经人的后代子孙在清明节想祭祖也不知道自己的祖先在哪里，无祖可祭。
烟竹公社一队陈汝江全家四口人，陈先饿死，两个儿子也相继饿死，妻子水大娘自知死期已到，睡在床上自己把火点燃，连屋带人一起烧光。
回到汉村区家中，听说附城公社王郑氏在郭家山山上煮人肉吃。又听到烟竹和平队的杨学蓉把死去的亲生儿子的大腿肉割下煮着吃。面对如此惨重的情况，荥经县领导却对外封锁信息，派专人在邮电部门把守，对电讯和来往书信都查阅。派民兵把守交通路口堵截企图外出逃荒要饭的人——饿死可以，外逃不行！我当时自感回天无力，对饿死人、吃死人肉的现象逐渐见惯不惊，思想近乎麻木。
五、  偷青吃青
为什么有的人死了，有的人却能活下来呢？你看那鸡，被杀而未断气时还要摆扑几下，何况人呢？那些未死者都是吸取了已死之人的教训，抛弃了传统道德中不偷盗、不杀生的约束，为求生存，不惜任何手段。古人说“饥寒起盗心”，这句话在荥经五九年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这些饿得快死的人，对凡是能填肚子的东西都去拿，去偷，去抢。已经种下地的种子（洇了粪的），不管是玉米、麦子、大豆，还是马铃薯、红薯，都刨出来吃。当时的一个罪名叫“偷青吃青”，抓住往往朝死里打，但在如此严刑峻法之下，“偷青吃青”现象仍然普遍得很。所以我们说59年是对身体和道德的双消灭，其贻害深远，罄竹难书！
有一次，我为了赶到机械厂上班，天不亮就起来赶路。从汉村区走到附城史家岩，碰到下七队的孤儿王宗福（现已退休于太平煤厂），偷了一篮嫩玉米，一见我就吓得跪下。我对他说：“你捡了这么多玉米还不赶快拿回去？天亮了别人看见说你是偷来的，非把你打死不可。”后来，他每次遇到我总是握住我的手不放，感激的话又不敢说出口。
还有一次，我协助附城公社调查麦穗怎么被盗割的。到十队老队长陈文兴家去询问，他正在做中午饭，说话东支西吾的，总想把我支走。正在这时，我闻到锅里有股糊焦味，他无奈把锅揭开：满满一锅麦子馍馍！我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我对他说“我什么也没看见”就走了。
又有一次，我在斑鸠井公路边守煤炭，与烈士公社王家队四个挖煤炭的农民住在一起。他们经常天黑出去，半夜才回来，原来他们居然背着手磨，把割下来的稻穗用手磨拉出米粒背回来。我装作不知道，他们还是怕我告发，要送我一小袋米。我告诉他们：“我不能要，如果要了不报告，我要受处分；若报告了，要把你们害惨。明天我搬到冯家坝去住（我早在心里想过这里不能住了），若别人问起，我就说什么都不知道。”临走时，他们把挖煤、拖煤用来照明的加了煤油的花生油用大火把煤油烧掉，剩下的花生油用来炒野菜吃，一定要我吃了野菜，说算是为我送行。因吃了没有去尽煤油的花生油炒的野菜，我伤了胃，患了胃病。
农民爱牛如命，但那年月为了活命而偷杀耕牛的现象全县普遍存在。我看见青龙公社杀牛者被罚，颈项套上枷担，代替牛耕田，后面还有人在用鞭子抽打。烟竹公社一个杀牛的，双手被反绑，吊在大梁上反复提起放下，叫做“鸭儿浮水”，结果昏死在地。凰仪公社党委书记为了刹住私拿乱摸风气，把一个偷青的少年捆绑假枪毙，枪响人倒，不是子弹打死，而是被吓死了。以上几位书记都是执行荥经县委左倾路线的得力干将，在反违法乱纪中都锒铛入狱。
1960年5月8日，李井泉派出以省农委赵凯为团长的检查团，到荥经对基层干部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摸底调查，经过两个月，认为荥经不是一般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而是“混进党组织内部并把持县委和基层领导的反革命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资本主义分子，以左的面貌出现，进行报复破坏。”决定由公安厅与荥经公安局逮捕210人，其中打死多人的严重罪犯50人，由公安局民警押送集中审讯，交待反省所犯罪行，听候处理。其实责任在上层，从某种角度上讲他们绝大部分也是受害者。

            六、  守卫良知
59年我摘掉右派帽子后，有一段时间被派到石滓公社十三队去做包队干部。当时公社党委书记吴焕江号称“马列书记”，正红得烫手。地委宣传部长刘恩到石滓公社做调查后回地委汇报工作，他说：“石滓公社缺粮，连枇杷树皮都吃光了。”在反右倾批斗大会上以此为由，刘恩被打得鼻青脸肿。可见吴焕江之炙手可热。
我到十三队的第一天，就得知溜沟山杨福贵的母亲杨袁氏饿死了，而全生产队的人仅靠鹅香草、蕨基根、树皮吊命，个个东倒西歪，奄奄一息，现存102人，命悬一发。目睹如此严重灾情，我心急如焚，思考再三，只有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决心把命赌在正在召开的公社三级干部会上，如实反映。我对吴焕江说：“吴书记，十三队103人昨天已死一人，如果再不发放救济粮，不到一月，定会死掉一半，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如果你不解决，我只好到县上反映。”结果每人每天得到三两救济粮苟延残喘。
102人的命吊到60年春耕下种季节，整个生产队没有一颗种子，无法生产自救。我反复对妻子申明大义：救人一命尚且胜造七级浮屠，何况102人！于是她同意拿出我俩自解放十年以来勒紧裤带、省吃俭用积攒下的300元钱为生产队买种子。当时，我们全家五口也饿得皮泡眼肿，而那时的300元可以修一幢大瓦房。我们到铜厂沟一个单干队（大山深处一家一户自耕自收的一个生产队）购买了500斤种子回来，发动全队男女老少齐心协力播种耕耘，结果那年生产的粮食几年都吃不完。102人一个也没有死。
如果说我这辈子还有些许亮点的话，这件事就是我的亮点，是我做得最问心无愧的事，最对得起人民的事。即使载入地方史志也是可以的。
当时不仅农民无粮，干部职工也缺粮。按照国家规定：大人每月十八斤，刚出生的婴儿六斤，增加一岁加一斤。因吃不饱，患水肿病很普遍。以我家为例，全家五口人，每月共六十二斤粮，平均每人十二斤四两，全家人都患水肿，我爱人几次昏倒住院。有一次，小儿子吃饭时大哭不止，问其原因，是不小心掉了一粒饭在胸前衣服上被老二抓去吃了。为了节约粮食养活儿女，我常常“瓜菜代”。记得有一回在黄猫寺塔子山茶场赵存生处，花四元钱买了一个十斤重的嫩南瓜，就地煮熟后连汤带水全部吃完。在青龙公社八队包队，同农民一起吃观音土(白鳝泥)，结果大便解出来全是带血的石头。

                            尾 声
“三高五风”造成全国各地出现严重的死人事件。忠肝义胆的知名人士抱着生命的危险向毛泽东进言、劝谏：如赵紫阳向毛报告，基层干部用捆打、搜家、逼农民交粮。如黄炎培写信给毛说：农民缺粮，靠挖野菜和树皮过活。如班禅喇嘛向毛流泪哀呼，“勿使众生饿死，勿使佛教灭亡，勿使雪域之人灭绝”。并向毛写了“七万言书”。毛大怒，班禅被批判斗争，身陷囹圄近十年。毛听后不但不接纳劝谏，还装模作样，用自以为理直气壮的话回答他们，“缺粮不是一年到头都缺粮，少则缺四个月，多则六个月，我们同农民的矛盾争执点就是争夺粮食。你们讲什么良心，讲什么仁慈，少讲点为好。”
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本应“反左”，由于彭德怀谏诤，把反左变成反右，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反右倾斗争，死人的闸门大开，造成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千古奇冤，五九死人事件。
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是全国执行左倾路线的“模范”。天府之国死了一千万（见《当代四川要事实录》载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全国第一，四川死人荥经比例第一大。荥经死人，中外驰名。
李井泉不得不亲临荥经，一方面找一个替罪羊——把荥经县委书记姚清逮捕判刑八年；一方面派人从西昌调运粮食救灾。荥经全县各公社、大队都办起肿病医院、孤儿院和养老院进行抢救。否则，荥经人民即使不死绝，至少也要死百分之七八十。孤儿们当时唱的一首歌谣至今家喻户晓：“一九五九年，爹妈都死完，喊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进了孤儿院（wàn），才逃鬼门关。”
五九事件死去的亡灵们：《政协文史》第九辑为你们招魂了。你们不是“自然灾害”天老爷害死的，而是被“人祸”左老爷整死的。
(文章来源凯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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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荥经惨案

童梓平

  余习广注：我到荥经前，朋友们就给我介绍了荥经县的老县长童梓平。拜读了他所著的《反思集》和《修远集》，经过两天多对他的采访，对这个邻家老人般的老县长，产生了由衷的亲切和敬佩。
  1957年反右运动中，身为副县长的他，被打成极右，竟然在关押中暴打组织中学生“参观右派”的中学校长；下放“劳动改造”中，大饥荒席卷荥经，他下队第一天，眼见队里死了 1个社员，马上找到公社书记大吵一顿，为生产队饥民要“救济粮”；并在自己全家人浮肿、吃野菜、蕨鸡根、藤根、粗糠的情况下，说服妻子：“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拿出家中十年积蓄的 300元钱，到深山中的单干队买来 500斤玉米种，组织社员生产自救。该队 102人，全部得以保全性命活下来！这是死人如潮的荥经惨案中，撩动人心的大奇迹！
  特发出童老的文章，与读者共同感受这惊心动魄！共同感受一个以“守卫良知”，为其当官原则和作人本色的童梓平！

一、写作缘起

  2005年12月 7日，荥经县政协召集有关知情老同志，宣布政协主席会议决定：征集《荥经文史》第九辑文稿，抢救从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这段历史资料，特别强调征集“五九事件”这一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材料。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我听了之后，既惊喜，又酸楚。越来越开明的社会环境终于尊重事实，敬畏历史，突破禁区，敢于为活活饿死的三万五千多荥经孤魂怨鬼鸣冤叫屈了。对此号召，我当然坚决响应，决定将我亲历、亲见、亲闻的真情实况秉笔直书，澄清事实真相，重现历史本来面目，为荥经冤死者招魂，为当世者释疑，为后来者立鉴，把那场惨绝人寰的荥经“五九事件”，高高地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四十七年的苦水终于可以一吐为快了。

二、三高五风

  名词解释：三高五风——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以往，荥经的当权者一直把“五九事件”说成是自然灾害，嫁祸于老天爷。但历史是无情的，是不可能长久掩盖，随意篡改的，谁继续隐瞒历史谁就是继续犯罪。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五九事件”的出现，是由于“左倾”思潮日积月累形成的。邓小平同志在回忆总结经验教训时说到：“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快了点，如农业合作化，一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试点到办高级社又普遍办人民公社，结果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后，提出超英赶美，全民大办钢铁，大刮‘共产风’，掀起‘三高五风’的瞎指挥……”
  五八年，荥经县委少数领导在全国左倾狂潮的冲击下，丧失理智，变本加厉，左得出奇。县委一把手李成栋在雅安地区开会，同芦山县“打擂台”，比谁的指标定得高，口号喊得响，风刮得猛。回县后立即在六合、花滩、太平、泗坪、荥河、烈士、青龙、新民等公社建立了数十座炼铁土高炉。为了土高炉多出铁，下令每家每户砸锅、撬门窗、撬箱柜上的金属物件，把老百姓家中一切含铁的东西都塞进土高炉中去复火。炼出灰口铁，一车一车运到雅安，得到地委书记何允夫的表扬，号召全地区向荥经县委学习。荥经县委受宠若惊，再接再厉，马上又抽调全县农村一万多青壮年民工赶赴三合公社祁家河大矿山采矿炼铁。县委副书记庹开云同志奉命挂帅，但对项目根本不作论证，对资源不作调查了解，就盲目上马，大打人海战役，土高炉遍山林立，还搞炖铁炉，烧木炭，森林被砍伐，青山秃了顶。植被严重破坏，结果查明不是铁矿是锰矿山。兴师动众一万多人干了将近一年，劳力浪费姑且不说，单是资金就耗费了二十余万元。最后过秤，只炼出了六斤三两不合格的海绵铁。
  在农业上，提出“亩产万斤”、“向空中要粮”的浮夸口号。县委派副书记高万寿搞县委高产试验田。高万寿把原已插下的两亩水稻秧苗移栽一起，美其名曰“蚂蚁出洞”、“双龙出海”。又派县委副书记乔长贤在官田坝搞小麦高产试验田，提出的口号是：“深挖土地四尺半，底肥突破万斤关，每亩种籽三十三，小麦长得像旗竿。”上行下效，烈士公社书记黄成勋左得更“可爱”。将二十五亩正在“散籽”的水稻移植到一亩田，用竹片一行行一排排插进去扶持，并在现场召开亩产万斤的高产试验田观摩大会。会议由胡崇芬代表县政府主持，地委第二书记苏向明、县委第一书记李成栋亲临指导。听说川农水稻专家来看了一眼，扭头就走。
  1958年 8月 1日，全县一窝蜂成立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并下令“灭火封锅”。不管外地人本地人，只要到公共食堂，不要粮票不要钱，都可以放开肚皮吃，“过共产主义生活”。放开吃几个月后粮食就空了，加上全县青壮年几乎全部都被调上大矿山采矿炼铁，农业生产由留下的老、弱、病、残和妇女担任，有些土地被丢荒，秋收时缺劳力，不少稻谷、包谷、大豆、红苕都霉烂在地里，秋后无法完成公购粮上交任务。省委书记李井泉传达毛泽东当时的著名讲话是：“我们同农民的矛盾就是国家要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的矛盾。”于是，同农民的争执点就是争夺粮食。要求“死人也要完成粮食上调任务”。并高喊“宁叫人死了，不叫红旗倒”，“死了九十九，红旗不丢手”。荥经县委为了积极完成省、地领导征粮指标，召开了全县五级干部会“反瞒产私分”，也就是有名的“反右倾、秋后算帐会”。

三、反瞒产私分

  大会在县委大礼堂( 旧电影院 )召开，四周安装了麦克风和高音喇叭。先分区按原定计划逐社逐队算账，按照县委计算出来的数字，逼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把粮食交出来。然后把所谓的“右倾分子”集中在大礼堂开大会批斗。批斗会号称用“小钢炮加机关枪”向右倾分子猛烈开火。早就豢养好的打手们，只要听到点了谁的名，一拥而上，拉上台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罚跪。有的干部打得受不住，钻到主席台桌下，拉出来又打。真是兽性大发，惨无人道！
  烟竹公社双红九队会计毛成珠，因实际产量与计划产量不符，就说他隐瞒产量，拉上台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耳朵被撕开，鲜血直流。他怕再打，只好乱说，承认瞒产的粮食藏在某处某处。于是立即派人去寻找，结果当然没有，回来又毒打。逼得无奈，他只好半夜等人睡着后偷偷逃跑到深山老林躲起来。
  凤凰大队党支部书记范文秀，在反右倾大会上叫她交待如何策划私分隐瞒粮食，她无话可说，一问三不知，于是说他顽固不化。当时她身怀有孕，叫她跪下她不跪，一个姓孙的女打手，把她从地上高高抱起来反复往地下“杵”。她现在一提起这件事仍然伤心流泪。
  特别是烟竹公社社长何开福的遭遇更加悲惨，他在会上如实说粮食实际产量达不到计划量，加上缺乏劳力，部分粮食烂在地里收不起来，除留下很少部分种子，口粮外全都交上来了。于是被说成“最顽固的右倾分子”，大小会斗，白天斗了晚上又斗，夜里罚跪在地上不准睡，派两人一班轮流值班看守。散会时县委领导与他个别谈话，“要他将功补过”把留的口粮全部交到县上来，并说“上交是上交，返销是返销”。为了将功补过，他回去只好昧着良心把留下的社员口粮全部交到县上。凡是发现私拿乱摸、偷青吃青、偷杀耕牛的农民，他都亲自出手打骂。这些被打的人本来就已奄奄一息，半死不活了，有的不久就死了。后来到反违法乱纪时又说他打死多少人命，是反革命分子，将其逮捕法办，送监狱。他在监狱已奄奄一息，作为保外就医人员放回，送到双红大队肿病医院。医院病人中被他打骂过的人，不准他吃饭，把他手中的碗拖过来连饭一起摔在地上。没几天时间，一个好端端的干部就这样在四面夹击中被活活折磨而死。

四、饿殍遍野

  五九年荥经大约有九万人口，按正式统计数字记载活活饿死的有三万五千多人（所谓非正常死亡），加上身心遭受严重摧残，熬过五九年冬，进入六○年春后陆续死的加在一起，将近全县人口的一半。这些人多是上有老下有小，忠诚老实精壮的劳力。他们受了中国优良传统美德的熏陶，宁愿饿死也不愿去偷抢盗闹，所以情形十分悲惨。
  我由于从57年被打成右派后就长期下放到各基层厂矿、生产队劳动改造，所以饿死人的情况就见得多了。现将我所亲历的部分悲惨情景记载如下：
  那时在路边看见死人是常有的事。有一次，住在孟家坝马路边茶叶站楼上，闻到楼下臭气很凶。我和站长下虚脚楼烂货堆查看，发现一个人不知倒毙在这里已几天了，尸体已生了蛆，于是我们各人出两元钱请人埋掉。又一天接到通知回厂开会，从孟家坝到城里，在路过天宝洞、老王岗、三大湾、高粱湾时，先后亲眼目睹四个人如油干灯草尽，走不动了，靠在坎边慢慢往下倒，倒下去就断了气。
  最严重时真说得上是“饿殍遍野”，路上的死者常常被野狗撕得乱七八糟。不久，狗也绝了，死尸堆积，无力埋葬，只好挖个大坑，把死尸丢进大坑集中埋葬。现在不少荥经人的后代子孙在清明节想祭祖也不知道自己的祖先在哪里，无祖可祭。
  烟竹公社一队陈汝江全家四口人，陈先饿死，两个儿子也相继饿死，妻子水大娘自知死期已到，睡在床上自己把火点燃，连屋带人一起烧光。
  回到汉村区家中，听说附城公社王郑氏在郭家山山上煮人肉吃。又听到烟竹和平队的杨学蓉把死去的亲生儿子的大腿肉割下煮着吃。面对如此惨重的情况，荥经县领导却对外封锁信息，派专人在邮电部门把守，对电讯和来往书信都查阅。派民兵把守交通路口堵截企图外出逃荒要饭的人——饿死可以，外逃不行！我当时自感回天无力，对饿死人、吃死人肉的现象逐渐见惯不惊，思想近乎麻木。

五、偷青吃青

  为什么有的人死了，有的人却能活下来呢？你看那鸡，被杀而未断气时还要摆扑几下，何况人呢？那些未死者都是吸取了已死之人的教训，抛弃了传统道德中不偷盗、不杀生的约束，为求生存，不惜任何手段。古人说“饥寒起盗心”，这句话在荥经五九年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这些饿得快死的人，对凡是能填肚子的东西都去拿，去偷，去抢。已经种下地的种子（洇了粪的），不管是玉米、麦子、大豆，还是马铃薯、红薯，都刨出来吃。当时的一个罪名叫“偷青吃青”，抓住往往朝死里打，但在如此严刑峻法之下，“偷青吃青”现象仍然普遍得很。所以我们说59年是对身体和道德的双消灭，其贻害深远，罄竹难书！
  有一次，我为了赶到机械厂上班，天不亮就起来赶路。从汉村区走到附城史家岩，碰到下七队的孤儿王宗福（现已退休于太平煤厂），偷了一篮嫩玉米，一见我就吓得跪下。我对他说：“你捡了这么多玉米还不赶快拿回去？天亮了别人看见说你是偷来的，非把你打死不可。”后来，他每次遇到我总是握住我的手不放，感激的话又不敢说出口。
  还有一次，我协助附城公社调查麦穗怎么被盗割的。到十队老队长陈文兴家去询问，他正在做中午饭，说话东支西吾的，总想把我支走。正在这时，我闻到锅里有股糊焦味，他无奈把锅揭开：满满一锅麦子馍馍！我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我对他说“我什么也没看见”就走了。
  又有一次，我在斑鸠井公路边守煤炭，与烈士公社王家队四个挖煤炭的农民住在一起。他们经常天黑出去，半夜才回来，原来他们居然背着手磨，把割下来的稻穗用手磨拉出米粒背回来。我装作不知道，他们还是怕我告发，要送我一小袋米。我告诉他们：“我不能要，如果要了不报告，我要受处分；若报告了，要把你们害惨。明天我搬到冯家坝去住（我早在心里想过这里不能住了），若别人问起，我就说什么都不知道。”临走时，他们把挖煤、拖煤用来照明的加了煤油的花生油用大火把煤油烧掉，剩下的花生油用来炒野菜吃，一定要我吃了野菜，说算是为我送行。因吃了没有去尽煤油的花生油炒的野菜，我伤了胃，患了胃病。
  农民爱牛如命，但那年月为了活命而偷杀耕牛的现象全县普遍存在。我看见青龙公社杀牛者被罚，颈项套上枷担，代替牛耕田，后面还有人在用鞭子抽打。烟竹公社一个杀牛的，双手被反绑，吊在大梁上反复提起放下，叫做“鸭儿浮水”，结果昏死在地。凰仪公社党委书记为了刹住私拿乱摸风气，把一个偷青的少年捆绑假枪毙，枪响人倒，不是子弹打死，而是被吓死了。以上几位书记都是执行荥经县委左倾路线的得力干将，在反违法乱纪中都锒铛入狱。
  1960年 5月 8日，李井泉派出以省农委赵凯为团长的检查团，到荥经对基层干部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摸底调查，经过两个月，认为荥经不是一般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而是“混进党组织内部并把持县委和基层领导的反革命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资本主义分子，以左的面貌出现，进行报复破坏。”决定由公安厅与荥经公安局逮捕 210人，其中打死多人的严重罪犯50人，由公安局民警押送集中审讯，交待反省所犯罪行，听候处理。其实责任在上层，从某种角度上讲他们绝大部分也是受害者。

六、守卫良知

  59年我摘掉右派帽子后，有一段时间被派到石滓公社十三队去做包队干部。当时公社党委书记吴焕江号称“马列书记”，正红得烫手。地委宣传部长刘恩到石滓公社做调查后回地委汇报工作，他说：“石滓公社缺粮，连枇杷树皮都吃光了。”在反右倾批斗大会上以此为由，刘恩被打得鼻青脸肿。可见吴焕江之炙手可热。
  我到十三队的第一天，就得知溜沟山杨福贵的母亲杨袁氏饿死了，而全生产队的人仅靠鹅香草、蕨基根、树皮吊命，个个东倒西歪，奄奄一息，现存 102人，命悬一发。目睹如此严重灾情，我心急如焚，思考再三，只有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决心把命赌在正在召开的公社三级干部会上，如实反映。我对吴焕江说：“吴书记，十三队 103人昨天已死一人，如果再不发放救济粮，不到一月，定会死掉一半，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如果你不解决，我只好到县上反映。”结果每人每天得到三两救济粮苟延残喘。
  102 人的命吊到60年春耕下种季节，整个生产队没有一颗种子，无法生产自救。我反复对妻子申明大义：救人一命尚且胜造七级浮屠，何况 102人！于是她同意拿出我俩自解放十年以来勒紧裤带、省吃俭用积攒下的 300元钱为生产队买种子。当时，我们全家五口也饿得皮泡眼肿，而那时的 300元可以修一幢大瓦房。我们到铜厂沟一个单干队（大山深处一家一户自耕自收的一个生产队）购买了 500斤种子回来，发动全队男女老少齐心协力播种耕耘，结果那年生产的粮食几年都吃不完。102 人一个也没有死。
  如果说我这辈子还有些许亮点的话，这件事就是我的亮点，是我做得最问心无愧的事，最对得起人民的事。即使载入地方史志也是可以的。
  当时不仅农民无粮，干部职工也缺粮。按照国家规定：大人每月十八斤，刚出生的婴儿六斤，增加一岁加一斤。因吃不饱，患水肿病很普遍。以我家为例，全家五口人，每月共六十二斤粮，平均每人十二斤四两，全家人都患水肿，我爱人几次昏倒住院。有一次，小儿子吃饭时大哭不止，问其原因，是不小心掉了一粒饭在胸前衣服上被老二抓去吃了。为了节约粮食养活儿女，我常常“瓜菜代”。记得有一回在黄猫寺塔子山茶场赵存生处，花四元钱买了一个十斤重的嫩南瓜，就地煮熟后连汤带水全部吃完。在青龙公社八队包队，同农民一起吃观音土(白鳝泥)，结果大便解出来全是带血的石头。

七、尾 声

  “三高五风”造成全国各地出现严重的死人事件。忠肝义胆的知名人士抱着生命的危险向毛泽东进言、劝谏：如赵紫阳向毛报告，基层干部用捆打、搜家、逼农民交粮。如黄炎培写信给毛说：农民缺粮，靠挖野菜和树皮过活。如班禅喇嘛向毛流泪哀呼，“勿使众生饿死，勿使佛教灭亡，勿使雪域之人灭绝”。并向毛写了“七万言书”。毛大怒，班禅被批判斗争，身陷囹圄近十年。毛听后不但不接纳劝谏，还装模作样，用自以为理直气壮的话回答他们，“缺粮不是一年到头都缺粮，少则缺四个月，多则六个月，我们同农民的矛盾争执点就是争夺粮食。你们讲什么良心，讲什么仁慈，少讲点为好。”
  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本应“反左”，由于彭德怀谏诤，把反左变成反右，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反右倾斗争，死人的闸门大开，造成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千古奇冤，五九死人事件。
  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是全国执行左倾路线的“模范”。天府之国死了一千万（见《当代四川要事实录》载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全国第一，四川死人荥经比例第一大。荥经死人，中外驰名。
  李井泉不得不亲临荥经，一方面找一个替罪羊——把荥经县委书记姚清逮捕判刑八年；一方面派人从西昌调运粮食救灾。荥经全县各公社、大队都办起肿病医院、孤儿院和养老院进行抢救。否则，荥经人民即使不死绝，至少也要死百分之七八十。孤儿们当时唱的一首歌谣至今家喻户晓：“一九五九年，爹妈都死完，喊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进了孤儿院，才逃鬼门关。”
  五九事件死去的亡灵们：《政协文史》第九辑为你们招魂了。你们不是“自然灾害”天老爷害死的，而是被“人祸”左老爷整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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