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圻：老照片勾起的回忆（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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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回忆录摘自我的大学同学陶圻于2010年9月4日发给中国科技大学六二级四系（1962年入校的近代物理系，简称624）校友的电子邮件。陶兄对于那段经历的记忆之精确令我惊讶，故转载于此。
   
   
   
老照片勾起的回忆
   
陶圻
           
“四清运动”令诸位的人生跟京东顺义县那片土地牵上了瓜葛。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老照片又唤醒了我脑海中残留的星点记忆。
　
　　一京 二卫 三胡营
　
北小营、龙湾屯、马坊、大小胡营……　潮白河边这一连串地名像似跟入关清军的驻屯有关系。可世代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却更加“放眼世界”，进村没几天就听说了这“一京二卫三胡营”。好大的口气——这是我对大胡营的第一印象。
　
论地理位置，大胡营之排行“老三”也不无道理。隔着潮白河，它离顺义重镇牛栏山不过十里之遥；往北进山，经过密云、兴隆山，可直抵热河行宫的承德；而顺着燕山南麓一马平川向东南行，又能到达平谷、三河、蓟县乃至天津卫。在京津铁路通车之前，这里也许真的曾扼守着一条联络京津唐和关外的商旅大道？
　
无论历史是否曾经辉煌，当我们踏上这片陌生土地的时候，那里只不过是燕山脚下隐藏在青纱帐中的一座座大小村庄。
　
　　四清工作队
　
据说，为了让下乡的“四清工作队员”得到锻炼和教育，北京市特地把不同背景的各单位人员混合编队。大胡营工作队有两位队长，周队长来自音乐家协会，是延安鲁艺时代的知识分子老干部，另一位队长好像姓王，是东城区的。
　
大胡营五队有四名工作队员，组长姓何，是中央民族学院的年轻干部。其它三个都是咱624同学，纪世瀛、罗亦孝，还有我。现在看来，那位何组长之下乡四清，就像后来九十年代的“第三梯队”一样是当干部苗子重点培养的。他自己当然心领神会，时时事事跑在前头。而大学生队员们从一开始就以“接触实际、接受教育”为宗旨，跟着跑跑龙套罢了（至少我是如此）。
　
　　鸣周先生
　
“四清”到底清什么，我已经数不全，反正记得有一条“清账目”是没错的。
　
至今记得五队的会计叫王歧，圆脸、光头、矮个子，一个不起眼的小老头。对他有意见的人早早就来给工作队“打预防针”——密云城里的买卖人，精着呢！这话并没说错，我就见过他家的稀罕货。干干净净的堂屋，家具不多却收拾得井井有条，屋里显眼处摆着一套定制的瓷茶具，题款是“鸣周先生惠存”。
　
五十年代的京郊农村，真有几个懂会计的内行都当上吃公家饭的干部了。生产队里那笔糊涂账（跟《乔家大院》里的流水账没啥两样），能找到个会打算盘的人去管也算不错了。于是乎，“半瓶醋”会计遇上精确到小数点后n位的数学头脑，这“清账目”就有戏了。
　
工作队是“掌管大局”的，不出面，具体查账都让还在念中学的大姑娘小伙子去做。“四清积极分子”们发现了问题，先向工作队汇报，再拿到会上去跟“四不清干部”对质。心惊胆战的被怀疑对象，面对一连串“×年×月×日那笔××元是怎么回事”的诘问，只剩一句答词“记不清了”。王会计头上那层油汗被电灯照得蹭亮，越是唯唯诺诺越遭怀疑，怎么也过不了关。没几天，“吃派饭”时候就听说他精神崩溃了，像木头人似地整天蹲在炕头发楞，心事重重一声不吭……
　
出乎我预料，很快就宣布王会计“解放”了。查出来的那几百元“四不清”账目要退赔，家里没现金就用实物抵账。那天下午我在现场。队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到他家院里看了几棵树，当场清点作价、做标记。事后听说那些树是他栽了准备做棺材的。可当时又有谁能预见，即使不退赔他百年之后也用不上这些树了呢？
　
　　小胡和苏木
　
周队长下乡带了两位助手，小胡和苏木。小胡在工作队部坐办公室，搞些文字工作；苏木主外，专门“跑外调”。
　
胡秘书（可惜忘了名字）是上海人，学德语的，北大外语系毕业后分配到音协工作。兼具京城机关干部的勤勉、规矩和上海人的活络、优雅，胡秘书在这帮大学生同事中很有“人气”。第一次下乡，第一次接触校园外面的社会，事事令我新鲜，相信与我有同感者不在少数。胡秘书的办公室自然而然就成了空闲时候“侃大山”的好去处。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回闲聊中说起王会计家那套茶具，刘祖平反应特快：“他叫王岐，凤鸣岐山嘛”。
　
苏木就跟胡秘书不一样。也许是任务不同、队里经常不见他人影的缘故，总觉得他有点儿神秘。其实不然。他是学音乐史的，下乡却干起了政法工作。四清工作队规定，搞外调必须要有两人同时在场，所以苏木常常到生产队“抓差”。有一次我被他叫去，骑车几十里到通县某村搞外调。调查什么早已忘记（当时就没关心具体内容，只是照规定在整理好的材料上签字而已），只记得中午在镇上小饭馆吃饭，我不好意思让他破费请客，他只说了句“至少我是挣工资的吧”。
　
实际上，那天苏木只点了个砂锅丸子，两人就着热汤吃完了午饭。也就是那十来分钟时间，他给我上了一堂“京菜普及课”。说到砂锅丸子，苏木教我该如何鉴别“汤里没那股铁锅味”。打那以后，我懂得了京城美食家们为什么那么推崇砂锅菜，也学会了品尝西单缸瓦市砂锅居那肥膘三指宽的名菜“砂锅白肉”。
　
　　吃派饭
　
当工作队，吃派饭也是一项“基本功”。到北京念书，又遇三年自然灾害，我早已习惯了吃粗粮啃窝头的日子。下乡才知道，京郊农家的玉米碴子饼，热气腾腾的，底下有一层脆脆的焦皮，比学校食堂的窝头香多了。让我害怕的不是食物而是“请上座”。北方农村习惯请客人上炕，令我头疼不已。不习惯盘腿，感觉就像坐老虎凳似的，腿脚麻得走不了路。我想了个偷巧办法，每次吃派饭都斜坐在炕沿上。不料被几个混熟了的小青年传开去，给起了个雅号“受气小媳妇”。
　
工作队有纪律，到老乡家吃派饭不许吃肉，不许吃饺子。可乡亲们都挺厚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家家都给我们买豆腐做菜。其实，我最喜欢的是盐水煮青豆。干豆拿水泡上两天，胀开了，还没发芽，煮得烂烂的，加点盐调味。就着玉米碴子稠粥，吃多少也不觉饱。
　
更令我难忘的是“水饭”。把干硬的黄玉米泡上几小时，等玉米粒开始变软马上拿到石碾子上去碾。脱去黄色外皮，只剩下白花花的玉米仁。米仁煮成熟饭，再淘上些凉水。炎炎夏日，这清凉的水饭既耐饥又解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这样的“粗粮细做”是很浪费的，口粮不富裕的人家不敢常吃。我在大胡营也就尝到这一回，可谓终身难忘。
　
　　回校闹革命
　
“文化大革命”令四清运动草草收场。1966年6月，624同学们“回校闹革命”告别马坊公社，再没见到在那里共度九个月时光的“同事”和“乡亲”。不久以后传来一条消息，说文艺界开始批判大毒草《外国名歌200首》。那本简谱小册子，正是周云深队长主持音乐出版社期间出版的普及读物（大海拉手风琴，好像就有一本）。在那个动乱年代，老先生一定为它吃了不少苦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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