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风春回忆录（上部）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7-8-9 22:43:32

一、    我赶上了“填坑补齐”

我于1947年闰2月19日酉时出生在临城县侯家韩村一个农民家庭，排行老二，大哥叫侯风森，长我七岁，原有一个姐姐叫侯全风，5岁时因长“疙瘩”医治无效而夭折。父亲叫侯增勤，弟兄姊妹三人，姑姑侯香云适于祁村刘家；伯父侯增祥一生务农。母亲叫米小群，邻村魏村人。听父母常说：我从母胎呱呱坠地时哭得很响亮！常言说，人生下来的哭，是说人来世界走一遭要遭受千辛万苦的，因要经历一番受罪，所以，大凡小儿生下来都是哇哇地哭；还有一种科学的说法是：这第一声哭是来到人世的报到。
我哭的响亮或许是要经历大灾大难甚至九死一生的预示。
话说这一天也是王母娘娘的生日，是个吉祥吉庆时辰，又预示着人到难处会有贵人相助。
家乡地处太行老区冀西临城县丘陵地带，所在行政区管辖为黑城建制。1945年9月8日秦基伟率部解放的军民动员大会，就是在黑城戏楼、钟鼓楼前召开的。
我出生这一年正是土改运动的后期，据资料称：华北土改犯有左倾主义的错误，扩大了打击面，错斗了中农，中央对此曾做过甄别，对错斗中农进行过纠偏。同时，也对人口进行了认真掌握。恰好，我的出生赶上“填坑补齐”，就是说土改政策回头看时对分田、分房进行一次差额补充。我的出生为家里挣来了2亩地和3间房（一间磨道和年道家的西屋2间）.。划分阶级成分为下中农，土改全家5口分到土地10亩，增添房屋5间，耕牛二分之一头。
童年无忧，我从襁褓一直长到5岁.。
二、童年时光
我的童年是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度过的。母亲说我学会走路较早，哥哥大概9岁上的学，放假常常背着我玩。父辈弟兄二人，父亲排行老二，因奶奶死的早，那时老爷爷还健在，所以，在分家时大伯管老爷爷，爷爷随父亲生活。牛、大车和石磨与伯父伙着。解放后，一段时间爷爷独立过活，因为我小时候爱哭，一次母亲打我，爷爷把我领走随他生活。那年头爷爷勤谨劳作比较富裕，记得换馒头我喜欢吃福志（程家韩）做的馒头，李家韩做的馒头口酸不待见。买果子是见一回买一回，香油炸的果子特别香。还有赞皇县谷山卖的热山药又软又甜。爷爷为了让我解馋是“逢贵吃贵，逢贱吃贱”。
平时和我在一块经常玩耍的是我的叔伯哥哥叫群兴，是独生子，长我一岁。我们玩崩琉璃球玩，以距离不等剜上三个坑，轮流崩球，球进坑为赢；还玩崩格挡箭，此物是高粱秸上端、高粱穗下边那一段，可加工做双箅、握筐，盛干粮、饺子用的农副产品，父母每年在田间地头种上高粱籽，除收获粮食外主要剪这些东西。我们划个杠杠崩，压住为赢。每回我赢好多。
伯父身体好可能干啦！他除耕种好自家的地外还去打帮工，生活比我家好得多。父亲打小娇惯不会农活，又在抗日战争时期因参加区干队受过伤，身子骨不好家境比不上他家。童年正是身体发育时期，吃得多又好饿，所以有“搬腾”（俚语，指半晌吃东西）的习惯，我们玩腻了就回家要干粮吃，群兴吃的是油饼，因油放得多都成酥的了，需要用手托着吃，群兴是独生子娇养，大娘还得撵着喂。我呢，不用别人管，自己在窝窝头里放点儿盐，点上一点儿香油就算不错了，吃起来也觉得津津香甜。可惜，群兴只活了九岁就因患大脑炎死了，他是在课堂上感到头疼回家后死的，记得清清楚楚，伯父用两个皮箱作棺材把他埋在村东河地头上的。随大人到地里干活儿，我多次在埋他的小坟头徘徊，总是排不去那无猜有趣的少小情结。
1950年，我5岁，记忆最深的有两件事儿：一是我上小学，父母怕我年幼受欺，就趁哥哥上四年级也让我入了学。村办小学设在南大厅（一座高房子），老师是个中年人，本县南三岐人。记得课本很小，语文开头有：一个人，二只手，一杆枪。因年岁太小，只上了没几天就不上了；二是抗美援朝，在家谱庙改作学校的北屋里，下乡干部动员村民们出资支援前线，我在大人们中间串来串去，听大人们议论说常香玉捐了一架飞机，听说常香玉是个唱戏的。在动员会上，一位老贫农说的话今天还记忆犹新：“······好日子开头啦，再往下米面窝窝离不了嘴啦！”从中可以看到翻身农民的喜悦心情。我还看到村民们捐款呢！
这种无忧无虑的时光捱到8岁，我被爷爷送进村办小学，从此开始接受启蒙教育。
三、美丽的午河、卧龙岗
我们的村子不大，但地理环境优美，鸭（鸭鸽营）一一祁（祁村）铁路沿村西而过，这是晚清创办临城矿务局时比利时商人马媚修的京汉副线，曾经一度辉煌。村东有一条放牛沟直通午河，该河流为临城县境内三大河流之一。南支发源于祁村王家庄、山口，流经祁村、双井、南寨、黑城、一溜韩村到方等、过辛安入柏乡；北支发源自董家庄、经竹北、刘家洞、魏村、沟里韩、与南支方等交汇。河东岸是蜿蜒几十里的卧龙岗，相传韩信挑断卧龙岗就在此处。卧龙岗沟岔纵横交错，岗丘南北逶迤，大致分前（小）岗和大岗。小岗凹浅显易见，有北小岗凹、南小岗凹，大岗有窑筒（旧时有人在此挖煤有遗址）、长岭、老君堂、墩台。大岗沟沟深绵长，绕前岗直达午河“大河口”，老君堂沟神秘莫测，向北通路家韩；老猫沟、三叉沟令人生畏，交汇于李家韩村南入午河。旧有八腊庙（管虫子的神）、老君堂香火鼎盛；烽火台（墩台）、老窑筒引人遐想······
春天，当一抹春风首先吹绿河两岸的扬柳，解冻的河水潺潺东去，漫岗遍野的二月花开过，随之白羊草泛绿和小鸟欢啼，掺杂着村民役牛犁田的吆喝声，好一似大自然春光图；夏天，骄阳似火或大雨淋头，田地里是翻滚的麦浪和绿油油的庄稼，雨热同季增添丰收的希望；而或大雨磅礴，河水爆满，又是儿童戏水和低头汗水摔八瓣儿的大人们收工洗浴的好时光；秋天，白羊草随风起伏，大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色，也是牧童们栓好吃草的牛羊，漫岗追逐嬉戏或扑鸟、捉蝈蝈的金色画面；冬季到了，河水结冻，大雪铺盖着河流、山岗、田野和村舍，又是冰封雪飘的北国风光。
是家乡的美伴随着我度过了冬夏春秋。当年村中和我同龄的较多，大约男12女4，多在一块玩耍的有留柱子、换成、赵占文等。我们上树掏老鸹，下井摸家雀，河沟里捉鱼、虾、王八，用马鬃结环套知了，夏天的晚上捉老蛊蛹（蝉蛹），冬天夜长我们捉迷藏、搞“雉鸡翎扛铡刀”（分两排对着冲，拦住为赢，拦不住为输）。过年是小时候的期盼，“月儿圆月儿圆“，没唠月了过年”、二十三过小年，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来杀鸡，二十八去挫沙，二十九去打酒，三十后晌挂灯笼”！歌谣让我们喊了多少年。不光是过年能吃好的解馋，更主要的是玩。那时结婚都是掂兑到腊月，为了节俭婚事所剩可用于过年。我们同岁或上下相当的孩子们看新媳妇整夜不睡“熬干粮”，大方的家庭为了让新人睡觉就拿出一点儿饼干打发我们离开，家庭条件紧吧或小气的我们就熬一个通宵。打鼓除夕晚上一夜不睡，上房拾炮皮看誰拾得多。正月12、16烤柏菱火,12我们串着户烤100家，口里喊着“柏菱百柏菱百，拷到脑袋不生灾！”这叫“烤老鼠爪”，烤完后就到凡有石磨的磨眼里摸干粮；正月16也是同样，这叫烤百病。有时，在柏菱火里烤烧个馒头，带着烟味、柏菱香味很好吃。平时还打拐（即打木棍）。别看小小年纪就学会织把网，把砍来的榆、柳树枝棍去皮后在火上烤，然后握成弓，用从家里偷拿出来的上鞋绳织成网状，用它捞鱼捞虾，常常收获颇丰。东岗和午河湾没少留下我们少年的身影。午河湾里常年流水不断，据爷爷讲，祁村老窑（清李鸿章与比利时合办的临城煤矿）兴动时，河水汹涌，河里的鱼大的很。那时，农业提水工具少，农业靠的是望天收。所以，河水没有断流，曲曲弯弯的河道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水坑，如：南河湾、长坑、洗脸盆坑、二头儿阿坑、大河口、新芳坑、卧石坑、北大坑、三角子坑等，坑浅的见底，坑深得水恶绿槮人。水中鱼虾很多。我们抓蟮鱼的活儿可叫绝，鳝鱼有窝，窝多在河边水草侧岸边，鳝鱼像蛇黑不溜丢得光的很，它和水蛇的区别在头和尾上，鳝鱼头圆尾短，水蛇头三角尾巴细长。如果运气好找到它的窝，一次能捉十几条呢。上岗逮鹅唻（一种鸟），最好是大热的晌午天，我们不怕热，脱着光膀子，把布衫顶在头上打晾。听到鹅唻叫我们就知道它的窝离此多远，这种鸟是头窝煽，二窝叫，三窝是串雀。我们从不捉三窝，因为一二窝叫得好听。夏天，是我们的天下，玩水又是我们的强项。我们过早地学会了游泳，爬浮也叫狗刨浮，躺在水面叫仰浮，站在水里叫立浮，钻进水里叫扎猛子。家长怕淹着，总是嘱咐不要偷玩水，常常因小伙伴作伴玩水遭到家里大人的呵斥。我们从不听大人的话，北大坑水深，我们在那里比赛水底摸石头，捉迷藏，春尽夏初天气还凉，我们就开始玩水，出水后冷得打哆嗦，我们在河滩里边跑边喊：“老鸹添添，屁股干干”！热天，还在河滩上晒太阳，舒服极了。大人们一看就知道我们玩水来，那时，我们的肩膀黝黑发亮，只要一划就会出现一道白印，逃不过父母的眼睛，就得挨尅！
父母嫌我费心就过早地把我送进学校。
那年我八虚岁，老师是本村的叫侯玉书，小学四个年级在一个教室，现在叫复式班。我在班上听课，窗外小朋友向我发暗号招引我去玩。哪有心思听老师讲的啥？以后，我就连续逃学，瞒着家长到野地里疯跑嬉戏。考试啥也不会，只记得老师出考题，我把等号当成得数，连老师批评也不知道说的是啥。这一学期升班是没有希望，我留级了。
四、记忆中合作化运动
记得，1955年春天村里开始搞帮耕队，由村干部动员劳力多的户出工帮助烈军属。随后，上级号召组织互助组，我村互助组的成立次于魏村，在全乡也是数一数二的，父亲是互助组组成的带头人。入组的户有：大臣、绍文等十几户，清楚记得大家到岗上干活，我在岗坡捉蝈蝈。出工采取记工办法，我家南屋是商量事儿的地儿，哥哥就在这一年北高村高级小学毕业了，考临城中学时录取为“备取生”，意思是学生入学差额的补充。所以，回家后等着学校通知，其实，一直未接到录取通知，就被安排当记工员。
1956年初开始全县动员成立初级社，魏村村支部书记是我的大舅父，他是率先在临城全县成立初级社的第一，那一阵子我住姥娘家。记得县文化馆的闫南寿到魏村画宣传画，把姥娘看护我和表兄表弟等孩子们画在了墙上，画得很像惟妙惟肖。大舅父在创办合作社的过程中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培养典型上，下乡干部李承相起了重要作用。舅父被时任河北省省主席杨秀峰颁发奖状并授予省劳动模范。
父亲受我大舅的影响，也积极地组织并参加了我村的初级社。入社的程序不复杂，土地、牲口、农具一概归公，划分生产队集体出工。我村分四个生产队，夏秋两季收成按人口全村结算、分配。
1956年转入高级社，村会计是侯化南和侯老兴，由于全村统一结算难，村干部侯小会也帮助会计算账。后来，村里就安排哥哥当上村会计，他很聪明啥事儿一见就会。算盘是我三爷教的，三爷叫侯书庆，临城老高小毕业，属在乡旧知识分子，他的珠算称得上一流，三爷看准哥哥聪明好学，打小就教他学珠算（听父亲说有一次到高邑卖谷杆草，临走前三爷算好了能卖多少钱，到了那儿掌柜的算错了，哥哥一看走上前上上下摆弄算珠数儿就出来了，掌柜的惊问“这是什么算法”？哥哥回答说是“按法’”！这说法在村里曾经流传了很久）。
1957年的全年结算因特殊原因，其他会计不能参加算账，责任一下子压到哥哥身上，侯小会也担心他胜任不了，快到年关了，群众都盼着分红。那一天，哥哥在村办公室一夜没睡，到天明时，全村账目弄了个一清二楚，当天明侯小会因不放心赶到大队部时惊呆了，算好的帐单整整齐齐摞在桌子上，人早已疲倦的睡去。此后，哥哥明正言顺地当上大队主会计。
到了1958年，中央制定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方针，或叫做“三面红旗”，即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一年，我12岁。我们村属黑城人民公社，全县分四个大工委，黑城大工委分管鸭鸽营、梁村、黑城、祁村片，下设若干个管理区，侯家韩为管理区之一，办公地点在南大厅（大队部）。大工委书记叫戎福海，副社长是任风梅，也就在这一年哥哥被工委书记看中，大约是那年初秋，哥哥被调到管理区当上了公社干部。随后，又相继调到黑城管理区（杨家街）、公社木器厂、公社机关，仍干会计工作。
   也就在这一年伏假后我考入黑城完小。
                        我的几次“遭遇不测”
5岁那年，我出水痘（也许是麻疹子），满身疙瘩痒的很，记得我中了风，老百姓叫归内了，病情十分严重，几度昏迷后，父母赶上大车到高邑县东菅村看医生，那天刮着大风，往返30多里地，记得医生叫平老把，在他家南屋门口我醒了，门前有一个捶布石，母亲坐在捶布石上，医生掰开眼看了后说：“如果再晚半天孩子就没救了。
这是我第一次遭遇不测。
大概是小学毕业那年我感冒了，那时的医疗条件很差，根本不像现在有个头疼脑热的病吃药扎针，农村有一个陋习就是有病硬挺，我照样上学，然而，二次感冒了！病情越来越来重，我只好在家休息，那天下午，我清楚地知道生产队死了一头牛，还听到家外边牲口棚旁边吵吵嚷嚷的人声。家里都出去了就我一个人，我高烧昏迷过去了。家人发现后把我急急忙忙送到公社卫生院抢救，医生有个沙河的也姓侯叫侯书田，他是我主治医生，侯医生对我的身体健康很担心，说我是鸡胸·····
这是我第二次遭遇不测。
村东午河常年流水潺潺，自南向北弯弯曲曲的河道里鱼虾很多，每到热天村里的大人们利用中午时间到河里搽鱼，十几个、几十个人沿河坐成一排或者二排往前推，手在两腿间来回摸，像西瓜片（鲫鱼的俗名）、鲶鱼、鲤鱼、马长箭（一种跑鱼）、草鱼都可通过坐搽来逮住，一中午下来每人能捉好几串。我的第一次遇险就发生在这件事儿上。
那是一个中午，父亲伙同大伙到南河湾坐搽捉鱼，我加在大人中间，水不深，大人坐在水里没过肩膀，我人小，不仰头就得喝水，所以，只得半坐半蜷随大人向前挪。恰在这时，一条绿头鸡蛋粗细的水蛇直顺着我冲来，我知道这种蛇有毒，眼见的大蛇直冲我头部而来，而且已近到跟前，躲是来不及了，我吃惊地张开了大嘴。正当我大声呼救当儿，只见父亲从水中猛地站起，挥手一掌打在蛇头上，蛇是死了，牠死在我的脸前不到一扎（大拇指与二拇指张开的距离）的水面上。有惊无险之后，我被父亲拉上河岸拾鱼、串鱼，那天捉鱼特别多，大人们高兴地乐而忘返。刚过午的天酷热难挡，一但离开水的我大汗淋漓，鱼越捉越多，不知道在河岸来回多少趟了，我感到一阵阵心慌，突然，我眼前一黑一头栽倒了水里，大人们慌忙间七手八脚地把我搭捞上来，随之，捉鱼结束了，他们忙了好大一阵子才把灌进我肚子里的河水挤排出来。
这是我第三次遭遇不测。
   母亲说我从小就淘气，一次母亲打我被爷爷制止，为此，两人还吵了一回呢！那时，爷爷已单过租住在别人家，他除了2亩养老地，收入多生活也好，我呢也就常跟爷爷在一起作伴。姑姑嫁到祁村刘家门，所以，经常随爷爷到姑姑家。
有一次，大概是我8、9岁那年，天下着小雨，一只大黑狗窜到姑姑家的院子里，我拿了根棍子打狗，不小心地滑身子摔倒了，可能是突然和惯力作用，我昏厥“死”了过去，这可把姑姑全家吓坏了！恰好，北邻一位叫老馀的老中医刚从监所放回（历史问题），是他用针灸让我缓回来的。据爷爷讲抢救耗费的时间有好长好长。此后，我被免去了走姑姑家的资格。有一回，爷爷带哥哥去我要撵，爷爷哄说到村东地里干活，要我中午给他们送饭，我真的拿了两个馒头去了，刚下过雨的路很滑，我被掉到埝子下把馒头也弄脏了。
这是我第四次遭遇不测。
                        1958年回忆片断
这一年是个农业大丰收年，风调雨顺泼种泼收。尽管把农村青壮劳力抽到土法高炉大炼钢铁；生产队的农活一星点儿也没耽误。回忆起来有 5  件事儿如在昨天：
  1、夜战
那时兴夜战，就是组织群众晚上干活。记得，地里的庄稼收不回来需要夜间往回运。我们小孩子好奇，就跟着大人到地里去，有一次随赶车人到路家道地里拉花生，大人们也乐意带我们去，那天我们在地里点燃柴火烧花生吃，火苗在黑天黑地里跳跃，大家觉得很新鲜，嘴馋的我们也很高兴，大家用柴火棍子把花生从熟火下拨拉出来，不管生熟剥开吃，把手嘴弄得黑乎乎的，只是黑夜里誰也看不见对方，带着燎烟味生熟不均匀的花生豆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那个香啊至今不忘。
那年份山药长得非常大，村里墙上关于山药的宣传很特色：我叫马铃薯，弟弟叫山药蛋，抗风又抗雨，耐脊又耐旱······生产队来不及运回来就在地里晒山药干，空白地、地堾地埝，最集中的是侯家族坟，都成了山药干的晒场。侯家族坟紧毗在村北鸭一一祁铁路南边，坟场很大，相传明朝初燕王扫北把这一带都杀光了，由山西洪洞迁民至此，始祖侯自源，生三子：侯天秩、侯天序、侯天，坟场石碑林立，数将士郎的碑最高大······记得，即便一部分运回来的山药也及时下不了窖，村里街道堆的到处都是，公社三令五申安排秋收秋管，山药又得下窖保鲜，青壮劳力走了辅助劳力干不完，五风中的乱指挥风盛行，还经常不分昼夜到村检查。有一回听说公社要来，村里把山药直接倒入山药窖和填到猪圈里，用这种方法胡弄公社干部，为的是不挨批评。谁知到第二年春天就遇上吃不饱，这些遗弃的东西又被人们挖出来。
2、入食堂
58年晚春，村里开始入食堂。全村以队为基础共有四个，我们三队在小琴家的大门洞里。炊事员、管理员为社员中挑选。管理员由四个队互派。开始吃饭不定量，白面馒头随便吃。高小设在黑城刘家庄，我是走读生，一天三顿吃食堂，记得大家在东大坡下吃饭，人们嚼着香喷喷的大馒头高声议论说：“这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那时有“提前到了共产主义”之说。
到了1959年，情况就大变了，上半年就吃不饱了，农业欠收。人们想起埋在猪圈里的山药，就想法重新挖上来，从中挑拣好的来填饱肚子。
随之，食堂就按份饭由社员站队打饭。到了1960年天灾大旱，农业几乎没收成，食堂就吃起了“瓜菜代”：酸枣面、糠皮、芙皮、干菜、萝卜片、山药蔓、萝卜叶、花柴杆、花柴葊都被作为填饱肚子的东西。由于严重营养不良，浮肿病人大增。
公社有一个土政策，早、中、晚检查灶筒冒烟，谁家冒烟说明谁家私自做饭（补充），公社包村干部爬到房上瞭望，一旦发现就没收这家里的东西，时有公社、大队干部到社员家里搜粮食，社员将仅剩的一点点粮食东埋西藏，还挖地三尺呢！闹得人心惶惶。
我家里一贫如洗，挨饿是家常便饭。一次我病了，母亲的确是拿不出白面一类的东西为我做病号饭，就找到食堂管理员侯计增，说了多少好话才答应给点儿杂面，母亲是哭着拉我回家的······
那年份饿死人的事儿很普遍，东边平原地带来这儿要饭吃的很多······
食堂捱到了1961年麦稍黄食堂散了！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俗语“卖稍黄散食堂”。
家里做的第一顿饭是大白牙玉米面饼子，我和爷爷在东小岗凹干完活儿回家，母亲已蒸好热腾腾的干粮了，全家人团座在一起嚼着纯粮食面饼子真香啊！
3、大炼钢铁
新的国度在世界东方崛起，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农民刚能填饱肚皮脑袋就膨胀了，就大言“提前实现了共产主义！”过激的口号和人们过激的情绪一度滋长了“五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大炼钢铁就是其中之一。国家喉舌有“钢铁元帅升帐”、“十年赶英国！十五年超美国！”“年生产20000吨钢”！······这就是全民炼钢的由来。
记得，土高炉到处冒烟，风箱拉得一个劲儿的响，炉中的火苗呼呼地，碎铁加进去，大灰面加进去，有的也加铁粉，场面热火朝天！村南场（即我家南边）就垒了几个小高炉。黑城公社鸭鸽营炼铁厂规模大，大工委从各村抽调劳力上高炉，为炼铁公社干部带人把户里的大铁锅、小铁锅、三根腿锅、煎饼锅、门环等凡是铁的东西全部收走，焦碳不够就大砍枣树，我们村枣树行的枣树砍的不少。其实，炼出来的都是铁粑粑。我家的所谓铁器是父母亲自捐献出去的。亲眼看见母亲在掀做饭锅时落下了眼泪呢！
4、  高产风和过激的诗歌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卫星上天”！在1958年是时兴的口号。记得，各村报亩产从1000斤喊到10000斤。那是我去黑城戏院看热闹听村干部向公社报产量和各村村干部争相放卫星的场面。实际上哪有这么高的产量呢？干部心里也知道，只是形势所然。
如果不这样就视为右倾！
漫画、诗歌也气势豪迈，记得有：“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浮夸风一时漫延城镇乡村。
5、大鸣大放
上边提倡“大鸣大放”。
就是利用大字报形式揭露批评不正确行为。
我们村在大街一个叫“墘台”的地段，从赵占文门口到侯甲申门前墙上贴满了鸣放的大字报。我们村虽然不大，但听祖辈老人说村民间矛盾十分突出。解放后闹土改，一些不正干的人、玩钱闹鬼把光景败下来的人、或其他原因沦为穷光棍的，在斗地主分田地房屋浮财上沾了政策的光，又以根红苗正在村里长期横行霸道、欺压良善。
那时讲成分，八届全会阶级斗争提的又响，蕴存得各种矛盾一触即发。哥哥在大队当会计，代笔为群众写了不少大字报。鸣放最多的一个叫二黑，此人土改是积极分子，穷光棍胆子又大，土改政策又依靠这些穷人，所以，他在土改运动中“积极”得很，平时我行我素，得罪了不少人，群众编出顺口溜“四大坏”，他便是其中之一，成为众矢之的的他自然大字报不会少。
另外，对生产放卫星中落后人批评也不少，过激、过热蕴存了不少矛盾。为后来的四清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祸根。
有一个单身的懒汉，平时不爱上工，家里塗穷四壁，仅有三件东西视为宝贝;：一是挠钩（扒干枝）；二是镢头（刨柴火）；三是竹扒（搂柴草），三块砖支个小锅做饭，“白粥好吃锅难刷“！“上吊吧勒的慌，跳井吧淹哩慌，买二斤槽子糕撑死算了吧”是它的口头禅。下乡干部李二印开大会批斗他，群众鸣放后他，使改变了懒惰。
两年高小的记忆
黑城中、小学全都设在刘家庄，1956年建初中，随之建了高小。
高小五年级教室在大院的南屋，全班40多人，生源来自黑城片各村的学生（祁村、鸭鸽营北高村也有高小）。我村同上高小的有：换成、胜军、爱群、金香、庆娥等，班主任老师叫李冰勤，巨鹿县人，听说在部队当过教官。还有一位教过我们的老师叫宋增印，刚毕业不久分到这里教书的，他是宁晋人，那年头大平原更苦的很。他口才好像不太好，此时的生活开始定量，他个子大又年轻吃不饱，我见他上树捋过楡叶吃······后来，粮食越来越紧张，他就自动回了家，辞职不干了。
在班上学习成绩好的同学不少，数一数二的就是我和路文志了，路文志是丰盈村人，在班里是年岁大的学生之一。高小两个年终考试我俩都是99、100分不相上下。其他同学还有;：竹北村的陈老片、全魁、老六、孔玉春、孔银宗；黑城村的杨全兴、刘风来、刘增春、刘福祥、刘吉丑、刘吉平、刘金珠（女）、杨小棉（女）、南寨村马小五、任增军、任扎根、任风珍（女）、任俊英（女）、刘换平（女）、刘京书；都丰村王辰心；南白村刘吉珍、赵书考、李风奇；钱家韩村钱连振、钱风英（女）；其他村的同学不记得了。
李老师有点儿军阀作风，平时管理我们特别严格。一是上课。他讲课声音很小，小的刚能听见，所以，课堂很静，同学都愿意在前排桌。我个子较高，总是在中、后排。有一个笑话至今记忆犹新，一次我的同桌杨全兴禁不住放了一个大屁，引起课堂学生大笑，李老师以我笑得响为由，罚了我俩的站，整整一个上午站在教室门边，杨全兴憋得尿了一裤子。自此以后的课堂从没有大声，寂静得很。二是控制学生迟到，只要赶不上上课，再打报告也不让进课堂，有一次我迟到了，就让我停了一堂课，类似事情屡有发生，因为那个年代家长不管为我们做早饭，也不管叫醒上学，小小年纪的我们就得自己起早烧火热一下头一天晚上留下的饭，马马虎虎吃点就急急忙忙往学校赶。不像现在孩子上学大车小车地接送，做好饭等醒。所以，，迟到的事儿几乎每人都得遇到。
两年里，他要求我们天不明到学校上早自习，满天星星后才允许放学回家，那时没有钟表，早晨上学时间完全由自己掌握。有一回“失明”（误认为天明）了，马马虎虎吃了饭就一个人上学去，道上一个人也没有，总觉得身后有响动，扭头看看，没有啊！10几岁的小人儿真有点儿发怵。上学要经过徐村桥，平时就感觉沟深惊魂，学校旁边的“四沟儿”又是解放初期的刑场当我走到闫家街村口时，突然看到街里蹲着一个庞然大物，头发根一下子竖了起来，急忙间我往一户门洞里躲，又觉得头上有物件儿，抬手一摸更是吓了一跳，原来，这家死了人挂的白纸吊······提心吊胆、停停走走到学校才知刚过后半夜。三是自己确定考分，每次考试前，他让我们自报考分。考的与报的相符表扬，考不够的请出课堂“思过”，然后自我定出下次考分的分数。
有一次，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让我报，我故意报60分，自然他不会同意，我一直自报到99分了还不算，没办法，只好报到满分100，结果，那次我就考了100分，免除了“惩戒”。
打高小开始，我的语文课的作文在班上排名第一，班上总是以我的作文作范文念。大凡老师都喜欢学习好的学生，我受到老师喜爱但受到的要求更严。天真、幼稚、不愿受束缚的天性对如此禁锢难免不适应，再说人的本性都具有一种反抗精神，因此，我和同学们对李老师的严开始产生逆反心理。李老师个子矮头颅大，于是，我们背后叫他李大头，以此排泄心中不满。他在一次无意中听到了这些话，可是，他不恼也不气，却更变本加厉对我们严格要求，甚至达到苛刻的程度，一直延续到考初中前夕。
1959年初中招生，我们班升初中就有30人。这时，我们开始想念起李老师的好，于是，大胆地拜访了他，以表感载之情。
尝受了1960年挨饿滋味
59年下半年我以优异成绩升入黑城初中12班，学生来源有黑城高小30人，祁村3人、梁村8人、鸭鸽营（北高村）7人，加上退班生共计49人。班主任开始是宋国新（东牟村人），后来，是刘妙珍（隆尧人），王新福（临城王庄人）为副班主任。开始我担任学习委员，在班上我的程度也在前排。正当我加劲努力学习的时刻，饥饿困扰的我不能自拔。
在1959年的上半年，人们的吃饭问题就严重了。食堂饭由开始时白面馒头随便吃急剧下滑到“山药面饼子玻璃汤”了，这还不算，上级为每日每天定量8两。我正在生长发育时期，怎能经受得住如此饥荒？
记得有一次伙房改善，蒸的是掺面大包子，我和妹妹二风去站队打饭，在不足20米的路上，饿的眼冒金星的我们抵御不住食物的诱惑，一阵子狼吞虎咽把一家七口的饭吃了。父母看着我们一脸的菜色没有责怪更没有发脾气，只是扭过头去掉泪！
怎么办？全家还有5口饥肠辘辘啊！饥饿中母亲抄起把锄走了，她到村南丰盈村一块山药地里，她曾经在一次赴临城看望在银行工作的哥哥时无意发现去秋未刨净的山药有老鸹、野鹊喯啄的印迹，这说明土里仍有残留。在所有物件都能充饥面前，母亲急中生智想到了它！很顺利母亲拾回一荆篮坏了的山药，它总算是填充物吧，就急忙洗净后煮熟拿来总算充了饥。
上学中午一般不回去，拿干粮学校伙房管热一下就开水吃。我和侯换成都弟兄姊妹多，家里穷就补不上。从食堂取来两个掺酸枣面的饼子带，这就是午饭了。在路上走心里老惦记着书包里的食物，忍不住肚里饿虫搅闹就拧一块儿放进嘴里······还没到学校书包里的干粮就全被吃到肚子里了。换成还好，他姥爷是黑城村的，单身一人过，中午就赶到那里好赖吃点儿。我呢，无地儿去，也不能回家，家里人各有定量，怎么办？我就假装回家（不让老师同学知道）来到校西边刘家庄枣园摘小枣吃······
长期这样我饿得不像人样了（俗话叫脱像）。哥哥当时已调到黑城管理区，管理区设在杨家街，时与在公社妇产院当临时工的杨兰敏结了婚。机关再苦也比农村强，他们能通过各种渠道搞点儿生活补贴。有一回包饺子，让同学捎信与我，可惜没有捎到。下午放学后我到哥哥那里，饺子已经吃完，哥哥送我7、8个玉米面饼子，尽管肚子一阵一阵发出饥饿警报，但我也舍不得吃。因为，当时想的最多的是：以后几天我的午饭干粮有了！总算暂时能解决中午填肚子问题。
为了能保证上学拿干粮，村里大人们夜战拆圈葬墓。那时兴摊派，黑城公社筹建一座养猪场，抽调劳力搞建筑。需用砖石选择拆“囚子”（古时用砖砌成的墓室，也叫圈葬墓）砖。我们村的任务是砖瓦备料，于是，就有了拆囚子的经历。
我们拆的是杨家老坟，偌大的坟场坐落在黑城村东（即现在鸭鸽营一一县城公路黑城集市过水渠20米处），猪场选址就在这里。天一落黑我和侯换成随大人赶到那里，夜，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旷野里刮着呼呼的风，用镐或者镢头抛开隆起的坟头，砖一块块地掀下排吗在空地上。这是拱圈式的墓葬，一律用砖砌成，由于干燥棺材尚好，有的油漆还未脱落，有的棺木腐朽歪斜散落，斗室大小的墓穴站满所有参加者。脚下是腐朽棺木和璘璘枯骨，枯骨被踩的呼啦啦乱响：腿骨、肋巴骨·、锁子骨、头颅骨·····颅骨和骨架中栖棲着许多许多的蛇，大的、小的、黄颜色的、黑乎乎的、蜷着的、蠕动着的、乱跑的······大人们用铁锨把蛇打死，有的剁成几段······相比之下蛇比枯骨更为可怕！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那里见过如此恐怖场面？心怵了，想到地面透透风，旷野是黑洞洞的夜幕，耳边又是呼啸的令人心颤的夜风······啊！那时我常想：这是我们孩子干的活儿吗？有什么办法！只好自认命苦吧！在我们村同龄上学的孩子中只有我和换成参加夜战，其他几户家境还好点儿。我两家嘴多，穷啊！
干上半夜的报酬是从食堂领两个掺酸枣面的饼子。记得，我从管理员侯风印手里领取馈物时，几回回是含着眼泪，用颤动的手接过来的。啊！为了那要强的求学心我认了！一心所指望的那是第二天的中午干粮啊！
············
再往下就更苦了，村里经常来要饭的，他们都是东八县（平原地区的县份）的，那里一码平川更苦，男的来到这里打打工什么的还好混，带着孩子的女人就显得更是可怜，饥荒面瘦的大人和那怀里嗷嗷待乳的孩子，有的孩子连哭的声音就没有了，细细的脖颈连头也抬不起来了！她们求爷爷告奶奶的说：“放孩子一条生路吧！”······“只要管一顿饭就自愿嫁给什么人”！说实话，多数女人都是已婚而且有家室的妇女，那时候着实也为山区的光棍解决了婚姻问题，待几年后困难的光景过去，家里的男人找来时，有的已经生儿育女，难舍难离的场面真叫人心碎，留下来的也不在少数。那时有句“一斤山药片娶个柏乡货儿”、“二斤萝卜头寻个宁晋猴”的话饶有趣味地讽刺那个时空。
肿病人成倍增加，典型的营养不良浑身浮肿，或许腿合脚的浮肿是致死的主要原因，因为有“男怕脚膀，女怕脸肿”之说。那年头生性好动的儿童，再也没有大声和在街巷里玩耍，过去疯跑、嬉戏、捉迷藏绝迹了，街空巷空的现象呈现出死一般沉寂的场面。
饿死人的事儿也时有发生，我见过一个讨饭人，那是在我随祖父去祁村姑姑家回来的路上。东双井有一条小路通祁村，在那半坡处有一具饿死的女人，可能是上坡无力攀登或瘫死在那里的。那个年头儿誰有精力管得了这些事儿？无名死尸只有暴露在蛮荒野地里无人掩埋。多少天后，当我又去姑姑家的时候，那具尸首早被野狗吃的只剩骨头架子了。
对于那个大饥荒，听正面宣传说是“向苏联还债和自然灾害“云云。我看过后来披露的资料：全国在这期间饿死了 3000万人，而且国家并没有停止外援出口粮食。又有资料称：仅1958年一一1959年中国向苏联东欧等国出口粮食700万吨，可以为3800万人提供热卡。资料说这是“人祸”一点儿不假！多少年来，饿死人的事儿为舆论封锁，至于咎责我认为归为誰也不能诠释，从国家利益着想援外或许不无道理。
求生是人的本能，那就想法不被饿死；求学是我的梦想，贫穷的家已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为了让我能把学上下去，母亲昼夜纺线、织布，我几回回从梦中醒来都是看到母亲在纺车或织布机上劳作呢！纺出的线要经过经布、浆布等一系列工序后上机织布。黄道婆发明的织布技术在民间有序的传承者。织成德粗布要徒步隆尧牛家桥市场，往返几百里把粗布换钱，然后到赞皇集买萝卜条、萝卜干充饥。这种做法在当时只能暗地里进行，因为，现行政策不允许，暴露了要受惩罚。没办法，全家要吃饭要活命只得铤而走险了！没想到父母在抗日对敌斗争中，腰里掖着脑袋的“秘密”行动而今又用到······
秋收季节父母为了我的学业让辍学的大妹妹、二妹妹到地里找胡豆（野生豆）。记得每次都是我把两个妹妹送到地里（黑城村北）后才一步一回头走向学校······
到了1961年麦收前食堂散了，这就是至今仍流传的“麦稍黄散食堂”的说法。多少年后得知：关于散食堂源于周总理到涉县视察回京后决定的。
散食堂那一天，我和爷爷在村东岗小岗凹自家地里干活儿，回家午饭吃的是大白牙玉米面饼子，那顿饱饭至今还留有余香。可是，塗穷四壁的家用形容词说可以叫弱不禁风，我的家的状况并没有多大转机，仍然处在饥饿食不果腹的地步。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我向父母提出辍学，因为几次我饿昏在课堂上，学习成绩在大饥荒面前一落千丈。对于上与不上的事儿父母哭我也哭，是什么力量让我坚持下来？现在我已说不清楚了。因为，饥肠辘辘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忘却，再说伤心的事儿还是不提为罢。
换成不上学了！我几次找他一块儿走，他都不去。担任班主任的宋国新老师来叫他，他正光脚蹲在椅子上双手托着糠旦旦吃呢！未开口宋老师就泪水簌簌了。生产队靠望天收生产的粮食除留每人每天8两指标外还得上公粮，父母和大家一样选择了开荒，放学后我积极参与，这一年的后半年家里才有了明显的转机。哥哥侯风森于1961年调到鸭鸽营公社担任团委书记的，时间不长又调回黑城，1962年春天被调到县人民银行工作。
                  经历1963年下大雨
这一年遭遇了百年不遇的下大雨，记得，那是农历六月十三日镇内庙会。上午沤热，一过10点就闷热难挡，午饭后开始掉雨点儿，随之，就哗哗地下起来了。雨越下越大，紧一阵慢一阵一连下了七天七夜，一溜白气与云霭连在一起。我们村街道雨水特别大，村西部沟里地里的水倾泻冲下，滚入放牛沟进午河。水深过胸，好多户里进水，塌猪圈、塌土墙头、再就是塌房子，村里一片呼啦声。亲眼见我家56年盖的西房，因漏水开始出现墙鼓，随后就塌了
公社组织到魏村水库防洪，人们昼夜看守水库大坝，西部太行余脉的地表径流如奔腾脱缰的野马蜂拥入库。终于，大坝西南角崩溃，巨大的洪水直接冲向鸭鸽营飞机场。幸亏辛安一带平地如垠，大水分散在平展展的田野里，没有造成国防损失。魏村后街冲毁数家民房。前后街刮成了数丈深沟。期间，临城传来信息，临城水库告急，临城水库蓄水设计1、7亿立方米，属大水库，若决堤整个县城将毁于一旦，上边通知：县城机关全部搬到北岗！哥哥所在的银行听说也要搬，父亲不放心冒雨步行20里到临城一趟才放宽了心。
旧时，我村东头大街是大沟，人们把我家唤作“沟南哩”，也就说从古槐树向东与放牛沟联通。旧社会我家是一方富户，村中原有四大家（就是说四户土财主）：侯老封、侯老绵、二罗锅子、狗老兰。其中二罗锅子就是我老爷爷，他一生辛勤劳作，挣得来80亩好地、40亩岗地，家中双骡子大车，沟南盖了青砖到顶的房子，后来闹十三支队（土匪）就把青色外墙刷成了黄泥色。
随着家业兴旺沟南哩也就闻名乡里了。后来村民把它填平了，村头砌了个石头大坡。沟南哩之名也就逐渐消失了。然而，填平的地儿土松被水冲刷很容易拉成了沟，叔伯哥哥大奇从魏村水库防洪回来，过街时不小心被陷于水沟，手里的铁锨被冲走了。那时的村东午河还没修水库，洪水顺河道泄下，洪峰一个接一个，我们到河边看发大水，浑浊的浪头卷着大梁、檩条、木箱、木柜、柴草、树木、死猪、死羊、死狗、死猫翻滚而下，甚至还有一具死尸和一口棺材·····
大雨造成的重灾使人们喘不过气来，打解放村里没盖过一间房，土坯结构的房舍雨后损失严重，修复需要花费许多精力财力，贫困的村民只得因陋就简黄泥涂抹将就着住。房屋少人口多的挤在一块儿的也不在少数。可喜的是“一方受灾，八方支援”社会主义优越性此时得到了体现。粮食、蔬菜、衣物、用品源源不断地送来，我家经常领到救灾款物，吃饭问题得到了解决。
                     “男子汉’”的“恶作剧”
1963年，生产队在“王家台”地里种西瓜，瓜园由一个叫二黑的管理，此人是贫农，解放前房无地无，土改既得利益，又是个运动红，好大喜功是本人一大特点。阶级斗争年代积极得可以六亲不认，解放后的几个“左”的运动可谓都是“娇娇”者。
那年秋天西瓜熟了，为了显摆自己的种瓜技术，只要有路过的乡亲，他都让大家尝尝鲜，以期博得人们对他的夸奖。这个人好大喜功，做任何事儿不计后果，又会看人下菜碟。我们这些小大人对他就没有什么好感。那一天，留柱、福德和我聚在一块说;”“咱也去吃瓜尝尝鲜儿！”孩提时代的思维很简单，异想天开的想法一出现，就不会考虑前因后果立即付诸行动。
瓜棚前几个成年人正好吃完瓜要走，我们就跟脚到来了。看瓜人连瞧也不瞧我们一眼，更不说让我们尝鲜儿的话，我们隐隐约约感到自尊心受到冷遇和伤害。我们景观着事情的变化，过了好一会儿，他不耐烦地看了我们一眼说：“走吧走吧！孩羔子尝什么瓜啊！”
自以为已长成大人了的我们顿时觉得男子汉的气魄得到抹煞，我们在逐客令中走了，瓜园里恢复了暂时的平静。
大雨过后的沟沟叉叉流淌着水，潺潺地发出声响。我们在南小河的一个水坑边互相发泄心中的不忿，大凡人的尊严受到伤害，显示一下平等是心理使然和本能。于是，我们商量对这个污蔑我们的瓜把式下套儿，教训教训以刹他的行为。
夜幕降临了，生产队趁黄昏时间在大坡那儿开会，我们轻装来到瓜园附近，瓜园四周按着看瓜棚，每天夜里队上派人帮助看瓜。只听得几个人在敞开肚皮吸溜西瓜，待他们吃饱睡下后我们下手了，留柱爬到地里摘，福德运我管收，我们事先决定挑拣大的摘，吃瓜多了自然解手多，一个看瓜人小解，隔着趴在地下的留柱尿也没瞧着人，大概磕睡连解手也没睁眼吧！
地里的瓜大小不等，凡是留的瓜种旁边都做着记号，留柱人小鬼大行动快捷，大约2个小时过后事儿办的也差不多了。等我们填饱了肚子，把摘好的西瓜摆码整齐地放在流水坑边，就胜利回家睡觉。待第二天天刚刚亮，就听的见瓜把式在瓜园里骂街哩！瓜是落园了，可每家每户都分了不少西瓜吃！


                     黑城中学初三的记忆

1963年，我十五虚岁上初三，毕业班班主任换成郝宪章老师，胡晋卿辅之。任课老师有郝宪章（数学）、赵合魁（语文）、俄语（胡晋卿）、张增印（物理）、郝庆祥（政治）、麻景瑞（历史）、郭俊华（化学），班上学习好的同学有：数学乔文安、语文我和退班生麻生玉，白根路是插班生语文不错。其他居多都在中上等，尤其记忆犹新的是语文老师赵合魁，对我特别喜爱也吃了不少偏饭。他有净癖，啥也有条有理，活脱像个老学究。学生到他屋从不叫坐床，屋里地一尘不染，唯独我例外，下雨带着两脚泥也不嫌弃。毕业前送我一张照片，背后写着“爱生风春惠存“，可惜这张珍贵的照片文革时丢失了，留下了终生遗憾。（我和刘老扎（风来）同桌，在课堂上我俩都好说话，深度近视的张增印（隆尧人）老师上物理课，别看近视，他的粉笔头掷的很准，一次，刘老扎歪头和另一个同学说话，老师的粉笔头投来，老扎一低头粉笔头落在后面女同学牙齿上，女同学脸皮薄哭了鼻子。显得张老师很不好意思。郝老师兼数学课，一次考试后讲题，我俩不认真听，好老师着急地面对全班说：“······你俩毕高粱叶（谐音业字）吧！”······
毕业考试后进入了紧张的复习阶段，学校发给复习大纲，我们又搜集了许多历年中考的试题，有的东西融会贯通，有的就需死记硬背。我和王梅良（北白鸽井）、闫二黑（黑城闫家街）经常在学校旁边的大沟边僻静处自我复习各门功课。累了就各自说说自己的报考志愿，鉴于我们仨人家庭困难情况几乎相似，所以商定了共同报考中等专业学校，好早早毕业挣钱家用。
中考试场设在临城中学，我们提前一天步行赶到临城，我和全兴同桌考试，这个考场有郝庄中学的同学，因相互不认识，邻桌（后来知道是王小银）问我题时被我拒绝了。分数下来都是一个月以后的事儿了。临考前我们还集体到临城戏院观看中央话剧团演出的大型话剧《夺印》呢。
对于考的如何？我自我感觉还可以。就在等待考分的时间里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儿，我村一位同去参加中考的女生，她的母亲是农村那种好显摆坐大街的娘们。其实，她也不知道考试结果，她对父亲说;“她闺女考上了！风春没考上！”咎于父母对升学报的希望大，导致因这一句没边没迹的话被父亲一顿奚落臭骂，说我不如人家闺女！我冷静的对父母说，如果我考不上高中或许可能，但考上中专是十分有可能的。
结果，几天后录取通知书来了，我被临城高中录取了。那个女同学名落孙山。
                        临中母校的回忆

一、我考入临城中学
1964年，我在黑城中学初中12班毕业前夕，思想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家庭的突遭变故，使我在考与不考高中问题上犹豫不定。因为，在县银行工作的大哥患风湿性心脏病，耗尽了全家的精力、财力，在生产队那个时期，农村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凭工分吃饭。一个工值（整劳力每天10分）年终结算只有三毛钱，工分顶不住口粮的还得补交口粮差价。我兄弟姊妹多，口粮差价是每年需要补交的，这就使本来经济贫困的家更是雪上加霜。
在中考前填写志愿时，我自作主张报考了“石家庄粮食”和“邢台机电”两个中等专业学校，想走捷径尽早工作以帮助父母维持这个家境。然而，求学深造的潜意识使我在第三志愿上鬼神使差地填写了临城中学高中班。有谁知我接到的竟是临城中学的录取通知书（中专录取线低于高中录取分数线）。
记得，我和父亲在村西北锄地时，那是生产队搞“三自一包”时分给的承包田。那是个上午，我忧心仲仲地边干活边和父亲商量上不上高中的事儿。其实，在几天前，我就做好了在家务农分担家庭困难的决心和准备。因为，我在家里是老二，为了众弟妹能够继续读书我不得不做出这个决定。父亲很作难，上吧，的确供不起，不上吧，又不忍心！直到学校开学的前一天，父母才狠狠心定下来让我继续读高中。
我是含着两眼热泪背上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家门的。
二、新鲜的学习环境
那是下午，当我迈步走进座落在县城城里（南街）的临城中学时，有许多新同学早就到了，记得迎接我的叫庞青常，他就是后来的班长。班主任叫马瑞银，我们的班级是高中11班。
当时，临城中学高中每年级只招一个班。高三是9班，高二是10班，都是面向全县招生。高11班的新生来源是：临城中学初中34、35两个班、黑城中学初中12班、郝庄初中班共计52名（含退班生和插班生）同学。我们黑城初中12班考入临城高中的有：杨全兴、任风珍、刘向东、李风英、宋小朝、赵青志、宋发玉、梁风文、李志花、任照利、马生玉、乔文安、张秋灵、苗国杰和我（侯胜军是考分不够后来通过关系补上的）。
随后就是分桌，我个子中等，分在倒数第三个桌子上。在高中我的同桌开始是李玉生，后来是米田菊（退班生）。
记得，任课老师的第一课是见面，教我们班课程的老师分别是：语文：张玉西（衡水人）；数学：刘梅月；物理：张荣珠（张秀峰也教过）；几何（三角）：邢凌尾（可惜还没有讲到解析几何“文革”就开始了）；化学：王建隆；俄语：马瑞银；历史，麻景瑞；生物，陆丙生；政治，侯省三；体育，徐锦仕等。
印象而今仍很清晰的记忆有：班主任马瑞银教俄语，一走进教室和全班用俄语交流，马老师的“撒吉西”（坐下）和撒吉介西“（大家坐下）的发音很标准；马瑞银老师当班主任一年后改由张玉西担任，在我们的印象中，马瑞银老师是个温柔娴淑的女性，人长得好心也好，她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从不发脾气，我们都喜欢她。
张玉西老师的语文课讲得很好，特别吸引人。张是衡水饶阳人，口音带有他那个地方味。记得，第一学年的伏假，下了大雨，把火车道都冲断了，他是坐一段火车又步行一段按时赶到学校的。在开学后的第一节课上他讲一路的经过，说的话惹得全班都乐了。他有这样一句话：“火车不通，我坐了船儿！”他把火车说成“火嚓儿”，船儿说成了“窜儿”。鉴于他平时对学生不摆架子，同学们和他都随和，因此大家一齐乐。他文学造脂很深，尤其是讲语文课引用的知识很使我们佩服。化学老师王建隆很有知识分子风度，他为我们上第一节课的印象最深。进学校没几天，年轻的好奇之心使我们从各个方面对任课老师都进行一番了解。听说他是东北人，曾经当过临中校长，是整风反右错划右派从校长岗位上下来的。他一表人才，满脸英气，好像好的教案就刻印在他的脑子里。物理老师张荣珠课口齿伶俐，同学们听得懂也爱听。政治老师侯省三口音怪怪的······
同学们很快也就混熟了，我们就是这样开始了高中的学习和生活。
三、参加学校板报组
临城中学院里有三块大黑板，办有一个黑板报，板报组人员都是从各班挑选出来的。记得，我在高一时，板报组有高九班的贵新喜（曾任宁晋县委书记，省纺织工业厅厅长）、高十班的段春生（石城人，曾任县统计局副局长）、高中十一班是我。我升高二后，临中又招了高十二班，板报组又添了陈根群（山南头村人），还有初中三十八班的李吉庆（补要村人）。学校有学生会（我在高一时学生会主席是高九班的胡风山，高二时是高十班的王彦春）。板报组受学生会领导，稿件有各班文体委员收集，每礼拜换一期。内容很多，多为宣传学风学貌、好人好事、学习生活上的事儿，偶而也有诗歌、散文。现在回忆起来参加学校板报组，是我后来文学写作所历练功底之启蒙。因为，稿件收上来后，我们还得进行梳理修改，然后才能上黑板报。
四、班上的学习生活
我从高小时起就爱好文科，高二分科时我自然分到文科，可惜，时间不长就停课闹革命了。那时的我有一个梦想，也就是好高骛远地想当作家（其实这个梦始自初中，始自语文课老师赵合魁）。在高中张玉西老师特别喜欢我语文程度好，也为我吃了不少偏饭。我的作文在班上回回都作为范文在课堂上念。也有我故意“找乐儿”的事儿。记得有一回作文，我异想天开不去按题目作文，而是写了一首歪诗，张老师很生气，做了“无病呻咽”的批语。在班上，语文程度好的还有麻生玉（胶泥沟村人）、陈孟周（东竖村人）、蔡晓奇（祁村人）任照利(任县邢家湾人)等。我们常在一起，有时还互相交换作业，偶尔也交换课余时间学写的诗。初学时不懂格律、平仄、对仗和粘联，只是心血来潮诌上几句，也和众多习作者所犯的通病一样，在题目上冠于“律”和“绝”，想起来很幼稚也更可笑。
学校的文化生活也开展的很好。记得，1965年新年演节目，我们班排演了一幕火报剧，剧本就是我和麻生玉合编的，那是根据小说《红岩》编写的浦志高叛变那一段。扮演马丽小姐的是张惠芝（北盘石人）、演浦志高的是我，演军警特务的是杨全兴等人，打脸子画装也是我一手操办，演浦志高穿的皮鞋是借张玉西老师的那双苏联造，节目演得很成功也很有趣。再就是班上文娱生活也活跃，娱乐委员乔秋花歌唱的很好，还有从东北回籍插班的蔡晓奇同学歌也唱得很好，会使谱，记得她俩合唱歌剧《江姐》中的《绣红旗》和《谁不说俺家乡好》就十分招人爱听。
   高中所受到的文学熏陶来源于参加板报组，或许，这就是今天我能爬格写诗,，出版诗集《思齐集》、撰著长篇小说《荒原泪》）、主编《临城民间文学》（三、四辑）、主编《关于赵云故里》、办民间文学报刊《泜槐文学》（内部交流）报的基础，以及后来成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世界华人作家艺术家协会会员”从事文艺创作的源渊罢！
五、经历了1966年3月8日大地震
1966年3月8日5时29分，正当熟睡时，我们被一阵大地愰动惊醒了，震前死一般的寂静，突然，地光闪闪，地声隆隆。随后大地颠簸、急剧抖动。学生大宿舍的窗、门、屋顶“叽哩哐啷”响个不停！
“地震了”！
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我们睁开惺忪的眼睛慌得甚至顾不得穿衣就逃出宿舍。我们不约而同集散在教室前的空地上。四下一看，教室前和学校大院里到处站满了人，大家惊慌失措一片混乱！
黎明前的天空是黑洞洞的，打破了凌晨寂静的是突兀而来灾难!
正在大家都惊慌不定的时候，校长陈福祥、副校长王峰秀来到学生中间，陈校长是个老革命，在战争年代他经历过大风大浪！特殊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的处乱不惊和镇定。他站立在一个高台上大声喊：“不要慌！不要慌！这是地震，大家都到宽敞的地方来！各班班主任、班长要负起责任，清点人数······”
班主任张玉西老师、王建隆（王建隆当时是副班主任）老师来了，他们告诉我们这是地震，不要惊慌失措!静下神来的我们才开始跑进宿舍穿好衣服。这就是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邢台大地震！
事后得知，这次地震的震中在隆尧一带，震中烈度9级，极震区面积300平方公里，里氏6、8级。临城处于边缘，但是，也遭受到灾害的袭击。
随后，学校通知各班搭地震棚，上课仍继续进行，张玉西老师在课堂上讲防震措施和注意事项，他说：“在上课期间如果发生地震，大家要逃离教室，不要争先抢先，要互相爱护不要拥挤”等等。
3月22日16时19分，又发生震中（宁晋）7、2级地震，当时我正在教导处前面，只见大庙改作宿舍的房子角上的飞檐呼拉拉掉了下来，猛然间，又瞅见普利寺塔也在晃动，塔顶······
灾害面前由于校领导组织领导有力，我们的学业并未受到任何影响。
六、对教育制度改革的回忆
大概就在这一年，秦皇岛召开了一个教育会议，叫“刹车”会议。校长陈福祥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结束后，陈校长召开全校学生、教职员工大会，传达秦皇岛会议精神。那个会议中心议题是“刹片面追求升学率”的车、“减轻学生负担”。临城中学在1952年创办以来，教育质量在邢台地区是名列前矛的县份之一。陈校长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和教育质量，升学率不断提高，考入清华、北大的临中学子不乏其人。据讲，创办临中之一的王建隆老师担任校长时就已形成如此大好局面。
当时在学生中有“分儿、分儿，是命根！”“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的说法。对学生，学校也进行“小宝塔”教育。尽管这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不同，但当时扭转的是“片面追求升学率”。
陈校长是军人出身，工作作风泼辣、不婆婆妈妈。他是本县屯院村人，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参加过“百团大战”，1950年参加过抗美援朝，1955年授予少校军衔。1958年转业地方，曾任邢台地区人民医院院长，1962年任临城中学校长。
他在大会上只讲了一句“不要再给学生留多少作业！”就算贯彻完了！我清楚记得，一次夜自习课陈校长来到高中11班，他大喊着把学生从课堂撵了出来，说：“谁再片面追求升学率就打谁的屁股！”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陈校长的军人作风也体现在教学上。尽管如此，文化大革命中陈校长也没有逃脱以“死抱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走白专道路和片面追求升学率”为罪名的批斗和迫害，我亲眼见到他军人素质也体现人到批斗场上，站立的姿势一动不动，自始至终地不动一动。整个批斗他总是一句话：“恁说俺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俺不反对！”弄得造反派无办法。最痛心的是“文革”把和他同生共死、枪林弹雨走过来的妻子吓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或许这叫恐惧综合症）！最终也殁于此症。
七、参加下乡抗旱劳动
1966年3月末，学校统一组织学生下乡抗旱劳动，那是在“四清”后期。
四清，全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清政治、清思想、清组治、清经济”为内容。
我们高11班去的是石城公社寺庄大队。寺庄紧毗石城，村子不大有百十来户。记得村支书是女的叫张秋姐，村贫协主席叫福进。我们在张玉西老师带领下为生产队汲水、挑水、抗旱点种，学生们都争着挑大桶，17、8岁的年轻人朝气蓬勃，往返也都比村民们快。一天下来也的确感到有点累！那时四清还未结束，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迸发出来的精神状态是任何时代不能比拟的，做好事、无名英雄丛出不穷，譬如：农户白天出了一圈肥，夜间不知是谁已将肥挑到地里了。在那时没有走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坐车、排队尊老爱幼、礼让之风蔚然成风，“四清”带来的人的清神是超常的。在寺庄学生们不怕苦、不怕累的革命精神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一致好评！
寺庄是一个古老的村庄，传说有寺才有庄的，“寺庄大槐树”就是历史的符号。
四清后期文字材料多，被遭整的所谓“四不清”对象都需要有结论。在村干部的要求下，张老师派我到四清资料组整理材料。记得，四清驻寺庄工作队队长叫薛改琴，人高马大的很利索。我把所有的所谓四不清材料整理归档，一次参与劝出退党的小会，记得那个人死不同意，他说：“我从小参加革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九死一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现在，劝我把党扔了，不干！”因水土原因，他把扔说成“生”。
我还参加过石城公社四清积极分子大会呢！
在那里，大地震后的余震不断发生。那是半夜时分，上边通知“有地震！”电话不通，张老师派我和王小银等三人黑灯瞎火步行三里，到路家洞村通知那里下乡的学生。要说我胆儿大吧，我从小就不怕鬼神也不信有鬼神！可漫荒野地，到处是黑洞洞的一片，天上是闪着鬼眼的星星，脚下是坎坷不平的山道，手电筒的一缕光束在月黑头夜里显得微弱，山风呼呼刮着，路旁的树木田地里的庄稼在山风里索索作响，心里也感到发怵发毛·、头发倒竖·····
此后，我们也寺庄村北梨园搭了防震棚。
寺庄地处干旱的丘陵区，十年九旱望天收，人们生活苦，吃谷面窝窝头就不错了，有的学生说吃饭赖，张玉西老师就和学生换户吃派饭。还经常教育我们要艰苦奋斗、吃苦耐劳。
张老师虽然是知识分子，但十分注意接近群众与工农结合。在集体劳动中他不忘搜集群众语言，在寺庄劳动期间，搜集到的语言有：“活脱而像；”“扫帚顶门一一净叉；”“墙上贴狗皮一一不是画”；“反贴门神一一不对脸”之类的形象语言和歇后语。
还有一回事儿，村里演电影。在农村演电影一般都是因陋就简，银幕往墙上一挂就是放影场。那个时代，演电影一般都在正片前加演《新闻简报》，凡召开群众大会也都利用《新闻简报》演过后讲事儿。这次《新闻简报》的内容是毛主席视察一个农村。一个不识字的农民把它说成是“毛主席上墙”；后来张老师在讲课时把它作为农村缺文化的例子说了说，“文革“中却因此遭到残酷的迫害、折磨！
寺庄不缺水，村边沟里一年四季流淌着水，村东梨园下面有个小水库，苇草长得有一人高。但是，村民们习惯于靠天吃饭，地表水根本不利用，看到这一点，张老师建议大队引水浇地改变水利条件，在经过村委会研究决定后，全班学生还在村北修了一个台渠，记得，在取土挖土时挖出了古墓群，那时人们的文物意识差，随葬的灰陶碗、凌形币、谷针······出于好奇，是我把它们拿放到村贫协主席福晋家的窗台上。再后来，这些古董都损坏丢失了。
这座台渠几十年来，一直从集体到承包为寺庄村民发挥着作用，也在寺庄群众中存留下念想。我曾旧地重游，那个台渠还在，是“临中学生修的台渠”得口碑还在。这里，留下了学生时代的记忆······
半月后，我们又奔赴到干旱更为严重的石匣沟······
八、对“一分为二”及“合二为一“讨论的初印象
1965年，在四清运动轰轰烈烈展开之际，报纸上已经进行着“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大讨论。合二而一的学术观点是当时中央党校的杨献珍提出来的，好多人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看法。临中也不是风平浪静的港湾，老师队伍中有人参与进来。记得有王宝山、邢凌尾等几位才华横溢的老师各自发表看法，也有两种观点：1、认为合二为一是唯心主义；2、认为合二为一有现实意义。涉关讨论的板报只办了一期，这一期是我书写的。
这或许是我们接触“学术”（其实是政治）和对社会的初识。
九、“天天听”雷打不动
结束下乡返回学校的时间大约四月下旬，经过20多天抗旱劳动锻炼的我们又走进了课堂。1966年5月，政治气氛浓重了起来。“学毛著”提的特别响亮。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天天听雷打不动”，学校关心政治特别规定：每天早晨就得把凳子搬到教室外收听中央电台新闻广播，广播的都是新闻和国家大事，是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那时还没有电视之类的信息设备，宣传喉舍仅凭报纸和广播。所以，广播被看得更为重要。“三名三高”式的广播员张立、王欢的名字总在广播结束时报一遍。所以，至今还记得十分清楚。
十、暴风雨来了
大约在5月底或6月初，全国各大报纸开始对吴晗、邓拓、廖沫沙进行批判，那是对《三家村》、《燕山夜话》的批判。其实，对吴晗的批判早在1965年11月29日就开始了，也就在这一天，北京日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文汇报》发表最早，是1965年11月10日；随后转载的是《解放军报.》11月12日；《新华日报》、《福建日报》、《浙江日报》、《大众日报.》、《安徽日报》、《江西日报》于11月24日至26日转载。开始，都普遍认为这些是学术讨论。对报纸所宣传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理解也只误解为“学术、文化”之范畴。
随着《十六条》的颁布，随着学习十六条！宣传十六条！贯彻十六条！····一系列文章的陆续发表，运动才开始明朗化起来，提法也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改换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提法了！口号“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提得震天价响！
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正像高尔基《海燕》里的那句话：暴风雨来了！
十一、王建隆老师印象
清楚地记得升入临城高中的第一节化学课,他在黑板上写了“王建隆”三个字，并用标准的普通话做了简单的介绍。只见这位王老师40来岁年纪，眉宇间饱含英气，真可谓仪表堂堂。他给于我的第一印象是干练。他介绍说：“他是东北人，革命大学毕业。选择来到临城是他的志向······”王老师口才极好，他从化学分子式讲起，渐序渐进，让我们听起来易懂又易接受。他每次上课，总是迈着从容的步子走进课堂，手里也总是拿着几只粉笔和化学书，他讲课没有客套话，总是一句话开门见山切入课题，也不从拿教材，更无从看一眼书本。我和我的同学们都纳闷，大凡老师讲课都需有教案，教案又来自备课。而王老师却这么大度自若，气宇非凡，好像成熟的教案就在他的心胸中。我又想到他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干练，总觉得这样的老师对任何一个学生来足为可师！可范！我对王老师的良师风范佩服得无体投地，联想他复出再任校长再创临中辉煌，而这时的一招一式不正是饱含着其中的睿智吗！
   后来听说，王老师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祖籍原是天津人，他的祖上曾做过清朝的兵部侍郎（相当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祖父是举人，戊戌变法（光绪）追随梁启超、康有为“公车上书”，遭镇压后举家逃到沈阳。在沈阳他读过小学、初中、高中，高中毕业后考入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当他刚读完大二，就遇上了日寇侵略中国东北沦陷，他随学校碾转来到北平（即北京）。此时的他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随大学赴台湾；一条是留下来。他选择了留下来，报考到中国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分配，他有条件去南京军管会，那是大城市，各种条件自然好，然而，他毅然决然地又主动要求到生活艰苦的抗战老区临城。随之，他选择了教员生涯，是临城中学的首创人之一。
   在50年代临城中学创办不久，他被时任县委书记的尉连卿看中，随之被县委、县人委提拔为临城中学副校长、校长。在校长岗位上正当他踌躇满志大干一场，为临城教育事业奉献才智的时候，整风反右运动开始了，他被错划右派，给与了撤职和降级处分，弄得妻子和他离了婚。此后，虽然在甄别时为他摘取了右派帽子，但他一直遭受不公正的待遇。
   “文革”开始后，学校停课闹革命，随后是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王建隆老师还是被揪住所谓“摘帽右派”而揪住不放。文化革命中一个时期大批师道尊严，幼稚的学生“过激”抬头！有几次在高11班教室对他采取武斗，他的小腿肚子被人从后面踢（或者叫“锛”）得红紫烂青。这时，我想起父母常教育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话来，对此我看不过眼，就在批斗他时，紧站在他的身后，为的是踢不着他；还有一回，红卫兵强迫他上凳子，凳子是个坏的，是拢在一块的，只要人上去一捅就倒，他已被摔下不知多少次了，血、泪、鼻涕已流了一大滩，他连喊“口渴”，一个打手舀了一碗凉水，我一见奋不顾身冲上去把碗打掉了！碗摔碎了水也洒了。我对那个造反小头头说：“你知道把人喝死啊！”因为我听说王峰秀副校长在一次遭毒打后也喊口渴，是喝了一碗“泔水”后死的。
连续遭批斗，我怕王老师一时想不开，所以，就多次去他屋里安慰他。王老师曾对我说过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我不会走那条路！”他也很豁达，还风趣地教我“刮脸刀片在磁碗内打磨能翻新用”的法儿。王老师的妻子刘素珍老师没有直接教过我，我同情她，在王老师遭难的日子里，一个妇女带着几个孩子，在受岐视的眼光里煎熬很不容易·····终于，经不住折磨的王建隆逃出了学校，那是一个晚上，我因“站错队”（文化革命中两派，解放军支“左”支持的一派谓革命派，另一派谓站错队）也遭受隔离和武斗，我刚被从武斗场押回躺下，就听见大院里人声燥乱，我问同班的赵青志，他告诉说是王建隆跑了！我立即惊出一身冷汗。又听说正在组织人到西河柳树林去找，还说拿上竹竿到井里探看（临城县委书记董振国几天前死于柳树林）······几天后，听说王老师给学校来了一封信，学校的造反派立即派人去“抓”，王被抓回后，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记得是侯省三讲抓人的经过（另一个去抓人的是耿念充，还有一、二名造反派学生）。王老师被五花大绑跪在台上，他10几岁的儿子也在台上跪着······
人生的逆境是财富。试想，如果没有这段非人的遭遇，没有在逆境中蕴存的能量，王老师在第二次复出担任临中校长，并铸就临中的辉煌，这，或许就是动力所在！
十二、张玉西老师
真正和张玉西老师缔结师生友谊是他接替马瑞银老师担任高11班班主任以后的事儿。我爱好文科，张是班主任兼语文级任老师，只要我有弄不懂的语法、修辞等问题，都是不耻下问。语文不比数学，没有公式化，知识面宽且深无至境。我有写日记的习惯，语文课和作文是我的强项，班上的语文课代表是李志花，她的作用只不过是收缴一下作业。
和张老师接触多了，对他的情况也就了解多起来，他是衡水饶阳人，家属在老家，尽管他不善修饰，但从衣着打扮、生活习惯、动作气派一看就是一位有修养的知识分子。
他在上课之余给我吃了不少偏饭，当兴意盎然时还拿出他的日记和曾经上过报刊的文章让我看。他的日记所记颇丰，日集月攒记下的词语很多。仅凭这一点就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有一回，他让我看了一部未发表的小说《老犟筋》。
这是写一位老农在50年代农村合作化时期，加入集体合作社思想从不认识到认识的故事。据张老师讲，小说原型是他的伯父，本是庄稼里手的他对土改分得土地后憬于“三十亩地一头牛，守着老婆热炕头”的生后，对入社不感兴趣，他拒绝参加动员会，即便是去了也是铺上麻袋片在会场睡大觉。经过一番教育后，他思想得到大改变，并当上了社员。
从这个故事情节上看是一称得上主题明确、积极、向上的好小说。然而，在“文革”运动中，阶级斗争的弦儿崩的紧紧的，一时间，《欧阳海之歌》书皮有问题，《红岩》书皮有问题······所有的文艺书刊都成了“毒草”。加上林彪、四人帮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斗干部、学生斗学生、学生斗老师。张老师的日记、文稿被抄走，并作为“毒草”进行批判！
那无休止的批斗最后升级到拳脚相加的，所谓罪状是：“《老犟筋》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日记中的歇后语“墙上贴狗皮不是画，反贴门神不对脸儿，扫帚顶门净岔儿······”是反动话。造反派批判他时说：“最少判他15年刑！”张老师的思想接近于崩溃。在武斗场上，我尽最大可能保护他，然而，在众目睽睽之下，其效果也是微不足道的。
每次他遭到过激，我总是到他屋里劝说一番。张老师接近于神经质了，“十五年啊！十五年······”他自言自语。一个解放前的大学生，以赤诚的心投身教育，育人是他的生命！是他的事业，！是他的全部！作为老师，为人师表，它的全部意义是学识高为师；品德高为范；意味着尽善尽美；面对纯洁的心灵，树育人之胸襟。他懂得老师可以影响学生的一生，教学生文化知识，教学生诚实、礼貌、卫生、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人民，从传统角度讲，教学生尊长爱幼、师道尊严······
然而，思想崩溃、心理破碎了的张老师已无地自容！记得，抄他的办公室（宿舍）那天，我为他捏着一把汗，造反派终于从床底下搜出了那个从大学到临城跟随他多年的小皮箱，日记、文稿全暴露在造反派面前。随之，对他的批斗！可谓别出心裁。有一回早饭，一位女学生红卫兵把一碗玉米面糊糊扣了张老师一头，烧烫甭说，头一甩成了缕缕，那个女生还绕着人群追打！······
“文革”中泛现派性争斗以后，，学校对老师的批斗缓解下来，张玉西老师因严重的精神障碍病回到了衡水老家。到1968年8月11日学生结业回乡前，我也没有见到他。后来，教学秩序恢复不久，打听到张老师被分配到贾村中学，当时我已经在临城县化肥厂当工人，我抽化肥厂倒大班的机会前去看他，不巧未能见到。事过几天，我们在临城大街上见了面，张老师拉住我两眼的泪水扑唆唆淌了下来，久别后的相见。诸多感慨自不持言。那一天我们在饭店（临城唯一一家饭店“马车店”）吃了闷饼炒肉汤。再后来，他调回衡水·····
十三、王峰秀副校长
按说一个学生对一位副校长，又没有当过自己的级任老师能有什么印象？不然，对临城中学这位老校长我有其非常的一段记忆。一是在入校后的开学典礼上，关于他人和名字才对上了号。因为，校门口门额上“临城中学“四个大字是他的书法。字体浑厚苍劲有力。我也酷爱写字，尽管那时对书法享受一知半解，但也粗略知道，往往是字如其人。又有说，他弟弟王峰山是学者，字写得还好。鉴于这四个大字使我得知临城中学有一位书法造脂很高的校董大人。
临中停课闹革命后一开始，王峰秀校长便以所谓“历史有问题”靠边站了。大约在1967年8、9月份，我为整理一些文字的东西，搬到教导处东头那个由旧庙改做的单间宿舍里。
鉴于社会上产生观点截然不同的两派，临城中学也不例外，“内耗”对老师的批斗缓解下来。王校长找到我愿意和我作伴，我同意了。回想起来，我俩在一块的日子有2一一3个月（王是住进了“牛棚”后才离开的）。在同室而居的日子里，他向我坦诚地谈到他的那段历史一一
那是抗日战争年代，他在临城县抗日第七区政府当秘书，这是接敌区。是抗日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西赵村一次开展敌后工作时因汉奸告密，被镇内据点的鬼子、伪军包围了。黎明时分，鬼子把区政府干部围困在一户小院里。区政府共七个人，荷枪实弹的鬼子还爬上了房，几次突围都被敌人打了回来，情况十分危机，怎么办？······
在押送镇内敌据点路上区委书记刘少华跳车逃跑被乱枪打死，在镇内据点······最后押送到石家庄的只有王本人和副区长王贵祥，王贵祥后来被押到日本做劳工，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回国（在山西工作）······
我对这位老者的叙述很感同情，在整个“文革”，我有一点回忆起来值得骄傲，那就是从不参与武斗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道理是父母常常唠叨的。忠、信、孝、娣、礼、义、廉、耻的道理也是根深蒂固的。我的父亲年轻时就投身抗日（一次负重伤，此后在家务农），是个民族心极强的人。因受父亲的影响，我也抱有一颗正义之心。所以，我对王校长这段历史刻意做了调查，在县委宣传部任副部长的甘志敏对我说：“王校长的这段历史组织上已做过属‘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
尽管如此，王校长也没有逃过这一劫！他是被活活打死在武斗现场上的，真是惨不忍睹、令人发指！1982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时，还真处理了几名致王校长于非命的凶手。
不仅有人要问，为临城中学六十年校庆写回忆、纪念性文章，为什么要写这一笔？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残踏法制、人权的时代，是共和国非常历史时期发生在临中母校的一桩悲剧、一掠阴影。我们后来的临中学子不说无从知道，说了也不会相信曾在这圣洁的学苑曾发生过如此悲惨的故事。然而，我们亲身经历过这场劫难的一代临中人有责任把它记录下来，好让历史告诉未来，不能掩饰。
北欧的挪威是地球上最寒冷的国家，在它的历史上人为了生存，曾经发生大规模的海盗。现在，这个国度已建设成为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之一，他们在国民尽情享受高度文明的同时还建立了“海盗博物馆”，为的是让国民不忘这段耻辱，使耻辱的历史不再重演！
笔者作为临中学子，其良苦用心和目的也就是在此。
十四、学校驻进了工作队
大约在1966年8月份，临城中学进驻了工作队，只记得工作队长叫董光，大高个子，他自称曾当过骑兵。他还向人们煊耀过他的行头，那是一个在马背上驮放的被褥袋。据说他们是从四清工作点儿上抽调来的。
他们是来领导临城中学的文化革命运动的。不几天下来，学校宣布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用现在的话说叫“官办红卫兵”。“八、一八”毛主席在北京天门广场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和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之后，震惊世界的学生大串联开始了！临城地处穷乡穷乡僻壤，但也有传单（中央文革首长讲话、勒令、通牒等等）传来。
十五、“官办红卫兵”和赴京接受毛主席接见
1966年9月10日，在报纸刊登第二次毛主席接见来自全国和北京大中院校红卫兵的消息后，驻校工作队也开始筹备“选派学生代表赴京接受毛主席接见。”选派比例是10比1，全校大约共选出40多人。高11班选出七名：庞青常、张玉田、麻生玉、杨全兴、池正彬、王风学和我。驻学校工作队2人和原学生会干部、官办红卫兵头头王延春、谷建民带队乘大卡车到镇内火车站。擦黑抵北京新站，住交道口河北北京中学，联络站把我们和东北一所大校的红卫兵编为一队，地点在南河沿。我们是1966年9月15日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在北京我们还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军事博物馆、团中央等，我还陪同驻校工作组走访了路金栋的家。
十六、“大串联”和停课闹革命
返回学校后，又上了几天课，学习基本上和正常一样。一时间“造反”、“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口号充斥报刊广播。老师们都是成年人，经验阅历多，对教书开始有些不经心。工作队呢，也是想维持传统局面，表面看临城中学还没有不平静，但外界却传来不少消息如：107国道有南来北往的学生红卫兵，红旗，标着形形色色的长征队的红旗，来自祖国南北，霞涌在这条国道上；步履，带着榫头般的信念与累累血泡的步履，蹒跚、疲怠而又执着地潮奔在这条国道上；青春，从课堂里书本中释放出来青春，闪着豪情光芒的青春，云集在这条国道上······这就是发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大串联”。驻校工作队采取“让小年级学生到镇内、冯村火车站拾“传单”。一是为掌握情况，二仍然是设法维持传统局面。然而，风起云涌的大潮终究像纸包不住火一样喷发出来。临城中学再也不是平静的港湾，很快，上课停止了，效法外地红卫兵的大串联开始了······
  临城中学的学生们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旅游”了一圈后（在一个月不等），随着在中央“复课闹革命”讲话后陆续返回学校。回到学校的我们，根本没有重新坐在教室里·，随之，学校相继成立了《红卫兵》战斗队；随之，又介入到社会；随之，“三支两军”和工人宣传队进校；刮十二级台风和清理阶级队伍······红卫兵，一度引以为骄傲、使命感与责任感的名字，与此同时，它又是另一些人的恐惧源泉；一度举国仰慕欢呼的对象，后来，又成了动乱和打、砸、抢得代名词。
它是一代人的梦。
英雄梦？恶梦？
却又是一个谜，一段永远不会忘怀和解释的人生之谜。
······直到1968年8月11日，同学们被通知结业离校返回农村广阔天地！
我们一代人的青春、学业，期盼、追求，皆以回乡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而告终！“老三届”即是对我们一代人的别称！


                        四清运动回忆片断
1965年粗线条四清过后，紧接着细线条四清开始了！
父亲曾于62年一一64年担任三队生产队队长，副队长是个阿谀奉承的软滑人，属当面说好话背后骂八辈儿，表面唯唯诺诺顺从，下边爱搞小动作哪一类的小人。他想占据这个队长的位置，就不择手段与公社社长杨某拉扯上亲戚关系（其实不沾亲戚，原是此人的姐夫和这位社长大人曾经在土改时为一台村干部，此村曾发生一个暗杀案，说穿了是派性斗争，二人是一派儿的。）捣鬼有术在这个人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我看过一本连化画书《不要和笑眯眯的人交朋友》，似乎和他对上号。
尽管我当时还不谙世事，但对此人平时作为言行的有所察觉，也曾多次提醒过父亲。有一次，父亲起床后对母亲说起队上的事儿，我直言说这个人靠不住！父亲认为我还不懂世故不以为然。然而，最终还是遭到了小人的暗算，他们串通一气以生产安排不当为由，社长大人出面寻隙去职（按：村干部不在公社任免），副队长一跃成为队长了。到1965年初，粗线条四清改为细线条四清，村里驻进了工作队。
所谓四清，它的统一提法是：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四清的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文件明确说明：城市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称五反运动，以后通称四清运动，取消“五反”的名称。运动的性质是：1、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标准是：1、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2、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3、干部是参加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4、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5、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就地改造。6、要看时增产，还是减产。工作方法是：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
还有：蹲点；抓面上的工作；干部问题；建立贫、下中农协会；给出路······等等。
运动开始就把凡是当过村干部的统统划线，父亲自然成为四不清了。那时有一个提法叫“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就是自己交代问题。父亲交代的所谓问题是：1、参加集体劳动少；2、上级叫合理化密植，指挥耕种上没有执行，仍按过去的大垄种法；3、家里用了生产队一条麦腰儿（即绳子）······
因没啥问题，在挨了几次批斗后早早解放了。宣布第一批解放名单时我在场，那是一个大四合院，全村男女老少全都参加。
在我记忆中的抗美援朝捐钱捐物村民聚会外，这是第二次。
关于对四清的历史评价暂且不说，单从人的精神面貌上说，可以称得上划时代。那年代时兴做好事不留名，这叫无名英雄，也叫学雷锋。记得，我家拆炕换水坯，炕土堆在猪圈旁，可是，第二天早起一看没了，是谁夜里担到地里去了？
不知道！

                        我所认识的李群（赵云故里）
　　1964年下半年，临城县开始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到1965年上半年，“四清”由“粗线条”转为“细线条”，９月中旬，由邢台地区、邢台市直、巨鹿县农村借干组成的四清工作团进驻临城县。
　　记得，分派到我村（黑城公社侯家韩村）的四清工作队共１５人，队长叫郝全胜（邢台市直一个单位的领导），张京文（女，邢台市直干部）、小谢（忘记名字了），巨鹿县借干一个女的管资料，叫雪英，另一个叫曲贵银。另外，还来了６名大学讲师，带队的是人民大学的一个主任叫杨田，还有一个叫许淑明（资料员），一个叫老黄（祖籍广东，忘记名字了）。
　　大学讲师中还有一名身份特殊的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中等稍高的个子，身体略微发福，常戴一副黑边的近视度很深的眼镜，走路说话斯斯文文的，一看就是个典型高级知识分子。他叫李群，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讲师，自我介绍说，吴晗是他的老师，他是吴晗的得意弟子，精通六门外语，经常帮助吴晗翻译整理文章。
　　当时，我在河北临城中学读高中二年级，因父亲在1960-1965年当生产队长，运动开始被划为“四不清”干部，为此，我和驻村工作队有了接触，从此，也和李群熟悉起来。
　　一天，李群在我家吃派饭，我和李群作过一次长时间交谈，我在学校喜爱文史科，因此和李群很谈得来。记得李群说：“这次从城市来到农村，也感到很新鲜，我是研究历史的，对三国历史有些偏重，来临城前就知道三国赵云就是你们临城人！”记得还说：“临城在历史上出了个赵云，不简单啊！”
　　还记得，李群在几个不同场合也说过：“赵云是临城人”的话。一是在我家北邻，那是个大门洞儿，宽绰，左邻右舍常常聚在大门里面谈天说地。那次，我也在场，李群面对乡邻也说了“赵云是临城人”。另一次是我从学校回家，李群邀我到村东午河转转，按李群的话叫“溜弯儿”（北京口头语）。同去的还有巨鹿籍四清队员曲贵银。我们在河东岸裸露的石头上坐了很久，他讲道：我们屁股下坐着的叫“三级砾岩”，这个地层有地下水等等（李群知识很广泛，有些事情我们似懂非懂）。其中，又提到“三国赵云是临城人”。这次我也将赵云儿时在泜河玩耍，突遇山洪暴发，赵云让水潜入河底而过的传说讲给他听。也说到，澄底村名由此而来。李群听得很认真。现在想来，那时也只是顺便听听，没有创根问底李讲师所说的真凭实据，确是遗憾！
　　试想，吴晗是知名历史学家，李群作为吴晗的学生，受到了导师学术的熏陶，以学者严谨的学术态度，李群所说“赵云是临城人”是有根据的，是可信的。
　　1966年的“5·１６”以后，“文革”开始。学术界文艺界首当其冲受到风暴的冲击，报纸上开展了对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批判。（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６日《北京日报》发表长达三版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和《前线》、《北京日报》的“按语”）记得，李群多次为他的导师吴晗鸣不平，他说：“我的老师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不反毛泽东思想！”“写文章搞学术不是开黑店！”等等。驻村工作队随之开始对李群进行大批判。记得队长郝全胜生气地说：“李群的脑子坏了！”李群呢，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不低头不认错。那一段时间，几乎天天夜间工作队内部开批斗会。大约到7月初，李群被清出工作队，被遣送回大学里去了。随之，报纸刊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文革”运动开始白炽化起来，上边又有文件规定：四清后期纳入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5日这一天，杨田带几个讲师返回了北京。从此，茫茫人海我和李群断了音信往来，再后来听说他到天津某大学去了。
　　今天，借由我主编《关于赵云故里》一书的机会，写了上述回忆，权当做“寻友”启示，望上述相关人员与我取得联系，以便了解李群先生的情况。

                        经历文化大革命（附日记）
诗曰：微雨聚酌小城东，举杯涕泗堪识疼。扯旗咎由捍红日，挥毫却缘冶胆忠。
   尘路十载感慨满，伦言一片慰籍中。最是劫波沉浮后，沉舟侧畔有警钟。
说起文化大革命的日记，最初于1966年9月，那是学办文革组织学生代表赴京参加第三次毛主席接见的北京之行。我从交道口路北商店购买了日记本，流水似的从记录了那个令人难忘的空间开始，尽管以后历经浩劫，然而，却保存了下来。
1966年6月1日起，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全面停课闹革命。同时间，报纸广播以学术讨论开始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尔后《文汇报.》刊出姚文元的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继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公布。学校成立红卫兵，学生会主席王延春（后在县社工作）、谷建民等为头头。这就是所说的“官办红卫兵”。随着“破四旧、立四新”，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开始了！
                           改名字和剪辫子
破四旧的内容很多，怀疑一切打到一切在当时是最响亮的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把一切都被看做封、资、修的东西，都在破四旧之列。又叫“不破不立”“大破大立”。毛主席在天安门为宋彬彬改名字“要武”或许是全国兴起的改名字的始作佣吧！
学生中凡“福”、“贵”、“花”、“叶”的都认为是资产阶级趣味的名字，要以时髦的革命名词作改。
例如：学生蔡晓奇（祁村）改名向东方（其父蔡小魁原为工人日报副总编，与陶铸同事，笔名向峰），李志华（南白）改名英硕，还有叫“红卫”、“向东”、“卫东”、的等等。我不谙大家的作法，以“浑金璞玉”称之，其意待雕琢的石头，寓义继续深造的意思。因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和“小宝塔”传统思想早在我的头脑里扎下了根。上学，就是通过努力学习以达求知深造，也好出人头地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可是，世界不以自己的意志而转移，“文革”强迫改变了继续学习深造的环境。
学校里开始剪辫子，留分头，学生剪了教导主任张盛存、老师杨景英的头发辫子······杨老师还未结婚，当她所疼爱的发辫被剪下来的时候哭了！似乎，这就是革命行动。
也就在这一年，黑城公社改成叫红城公社。
赴京接受毛主席接见
学校以10比1选派学生代表赴京。11班有庞清常、杨全兴、麻生玉、张玉田、池正斌和我。9月12日动身，由卡车拉到镇内火车站，然后乘火车下午5点多在北京新站下车，接待站安排住进交道口河北北京中学（改名忘记了），
.13日到北京大学串联，由于我们没出过远门又没有相互照应，所以，午饭后大家走失。北京大学人群接踵，在传流的人流中找人是可等的困难。当时我就决定返回驻地。我随即乘车到了西直门，来回走了几遍找不到记忆中的那个学校。天快黑了，我记的一身汗，正在我急不可耐时对面来了两个年纪18、9岁的女学生，她们可能一眼看出是外地串联的学生，走上前和我搭话，当得知情况后，主动放弃看电影帮我找那个学校。串联期间乘车不要钱，我们上车下车最后，终于找到了那个学校。临别时，我送她们一枚毛主席纪念章。回到住所时间为夜12点，其他同学回来时间不等，有的同学还走到大红门。
14日我们到天安门广场，参观了纪念碑、军事博物馆，在广场我们班7人照了一张像。
15日第三次接见，和东北一所大学编队集结在南河沿。到广场时间为下午4点，亲眼看到毛主席站在天安门招手。
16、17日串联，曾到团中央和路金栋家。
18日返回。
到外地串联和成立战斗队
1966年10月20日，临中校友来临城说到万花筒般的外地形势，决定“经风雨、见世面”29日联络郭庆书、朱景隆、韩风珍、蔡晓奇、李志华、乔秋花、张春青8人组成南下串联队。30日回家拿了10块钱（家里实在是拿不出多的钱），好在学校允许借，凑了100元钱。这就是南下串联的全部经费。
11月5日夜步行道镇内车站乘车第一站河南郑州（临行前，又有几位初中班学生随我们串联，共16人），参观了二七纪念塔和《郑州晚报》社，此时的郑州晚报被停刊，因为该报曾拒绝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3天后冒雨赴武汉，住宿武昌红旗四中，次日到武昌桥头，游览了黄鹤楼旧址。站在旧址天突然放晴，火车冒着黑烟驶过来，我们就立即借景留影。下午，又到农民运动讲习所。随后几天我们串联了武汉大学，15日我和蔡、李游了东湖。
16日乘上去湖南的火车，住长沙市文艺路口98号宋家。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参观了“起草亭”（毛泽东在此起草讨伐湖南军阀张敬尧宣言）、“水井台”（毛主席曾在此冷水浴）、“高台”（毛泽东与同学蔡和森等在此议论革命大事）。湖南革命烈士陵园是我三番五次取得地方，过湘江到岳麓山、望城乡雷锋故居，赴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登天心阁恰遇湖南两派游行并发生武斗（一派是“湖南红色政权保卫军”属于保省委书记张平化的，另一派“湘江风雷”是打倒张平化的。此时张已调中央文革小组，华国峰主持省委工作）。在长沙我写了好多即兴诗（见《思齐集》）。16天后，即1966年12月4日收听到中央电台广播“返回本地闹革命”（周总理讲话），12月5日晚乘长沙一一北京火车回返，5日晨到邢台站下车住一中，6日回到学校后到县医院看望因心脏病住院的哥哥，随身带去南方水果。下午，步行回家。
返学后的临中已不是过去僻静的港湾，陆续从全国各地经风雨见世面的学生返回学校。
幼稚的学生经历了场面长了见识得到了锻炼，大家背负着一代人的梦想、希望和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朝气从大江南北归来。“复课闹革命”虽然喊得很响，但学校里似乎没有复课的蛛丝马迹，初中一个班任课老师上了不到一个课时就停了课······
几乎同时，高三10班宣布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二、九兵团”、“鲁迅战斗队”、“红旗战斗队”。1966年12月12日，我和麻生玉等人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十二、十二野战兵团”·····这一天，学校里相继成立了50多个红卫兵战斗队，初中班还成立了一个“一人兵团”呢！12月18日，县委办公室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东方红战斗队（后任县委书记的董某和李某是头头）······几天下来，县直机关几乎全部成立了战斗队······
批所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老师遭殃
县直机关相继成立红卫兵战斗队后，斗争大方向指向当权派。各单位一、二把手全部靠边站······
学校楸斗校长陈福祥，教导处主任张盛存、冯金钟，各班班主任也在挨批之列。初中某班让女老师游校，脖子上挂着一只鞋······
高11班开始批斗张玉西老师和王建隆老师。搜出张老师的笔记本和写作底稿，我看到几个平时学习的同学搜查张老师宿舍，拿出放在皮箱里的那些日记文稿时的狂妄劲，我真替老师捏一把汗。

游斗初识董振国
12月26日，报纸登出外地“大联合”经验。临城各战斗队开始筹备大联合。
1967年初，县委东方红和临中一二·九、鲁迅、野战兵团联合成立“临城县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总司”），负责人是王书太（县委干部）、路增周（临中学生）。并策划搞一次批判全县最大的走资派董振国（新河人，四清时担任临城工作团团长留任县委书记）的游乡批斗。
各地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和“踢开党委闹革命”，从而起到的催化作用，又像猴子戴草帽见一个如此个个效仿。各单位一把手都成了挨斗对象，党政机关彻底瘫痪！
在“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伟大号召下，红卫兵串联和煽风点火使群众运动轰轰隆隆起来。作为县委书记的董振国自然成为全县最大的走资派了，挨斗是逃脱不过的。
狂热一一忠心一一誓死保卫一一幼稚一一愚昧，使我们这些以“保证无产阶级铁打江山永不变色”赤胆膨胀了的孺子们都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乎”的感觉。
我们作为“总司”的组成参加了游乡事宜的会议，路线是：城关一一东镇一一鸭鸽营一一梁村一一黑城一一祁村。从县社调来卡车，大清早开到县委、人委大门前，董上车后有人喊：“董振国脱下军大衣！”大衣由通信员抱着，随后车就开了。在城关第一场批判结束后，就急急忙忙往东镇赶去。
寒冬天气加上车速带来的急风显得更冷，人们都蹲了下来，有的女同学抱成团。唯独董振国扶着车箱前边的横杠，高大的个子站立在寒风里，我的任务是负责看守董振国，这时，我看到董的肩头有些抽动，当车走出城区转向大道时，或许是恻隐心使然，我让通信员把大衣重新给董披上。那句话可能引起他的注意，他扭过头来，我看到董振国投过来的目光。这是我对董振国的初识。
“大跨官”和照妖镜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发表。戏院墙上贴出《看！看！看！董振国大跨官》署名“照妖镜》的大字报，攻击总司保皇！
元月5号《照妖镜》露出水面，原来是农林局李金寿等人。这一天，中央三号人物陶铸被揪出。下来就是总司和照妖镜展开辩论，这是临城出现两个不同观点的派别组织的开端。
元月10日，上海造反派夺了陈丕显、曹狄秋的权！报纸发表社论，这就是“文革”史所说的“一月风暴”，社论的发表掀起了全国夺权的序幕。
总司不愿当保皇派就又策划补要村“’消毒”（指批斗董振国）以消除“老保”的影响：1967年元月13日在补要村召开批判大会时，补要村群众奋起保护董振国，会场大乱。补要村群众高举拳头喊口号：“你们不要这么好的县委书记了，我们要回！董是好书记！”补要村是四清时董的蹲点村，群众基础很好。他们蜂拥着到县城抢董振国，这又是临城“文革”历史上的“抢书记”事件。
造反派押董游街，脖子里挂着大铁炉子，我到县文化馆看书出来见到此情，这不是糟践人吗？我尾追到东街城关公社附近，挤进人群几次想把铁炉子给摘下来，人们蜂拥如崩溃的堤水而不得凑效，董的脸色呈痛苦状，他看了看我然后在一片打倒声中一步一步向前挪，这是我二次与之交触。
经历了镇压总司
1967年2月，“三支两军”（即支持左派、军管、军训）形成了支一派压一派。因为，最高指示所说的支“左”没有说明什么是左的标准，军队介入地方起了稳定局势的作用，但也盲人骑瞎马，以自己的好恶确定“左”，因此引起了悲哀。
此时，全国出现了镇压一派，邢台也不例外，两派中的《野战军》（另一派“太行风雷”）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取缔镇压！临城县也宣布“总司”是反革命组织！也遭到取缔。
支左的武装部和3588部队履行了镇压。
时间发生在20日那天，天空阴沉沉的飘着小雪。在临城十字街人们把总司的人包围的水泄不通，3588部队大清早在普利塔下集结，这一天逮扑了王书太、路增周（另一个邢台一中学生曹双庆逃），抓走20多名学生！飞机还从天上撒下传单一一
自此，我当起了逍遥派。
我得罪了造反派
1967年3月，各地为镇压群众组织翻案，造反派污蔑为“翻案驴”。临城被压制的群众开始为平反奔走，不久，放出被逮扑的干部、学生。另一派不同意平反，双方引起纷纷嚷嚷的大辩论。
哥哥患心脏病始于1964年，开始是感冒后引发风湿性心脏病，二点瓣狭窄闭锁不全导致病情不断加重，66年夏曾到北京阜外医院就治，因身体差需在姨姨家将养，一个月后那个外科专家不知去向（遭揪斗），哥哥只得被迫返回机关养病。这样以来我就成了哥哥的陪伴，起码每天夜里陪他看护他。
有一天，大概9点多钟，我在前往哥哥所在单位县银行路过百货大楼时，遇见一伙人围着一个大个子七嘴八舌地辩论。我驻足一听原来是郝庄大工委武装部长舌战众人。其中他说了一句：“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遭到大家的反驳与哄笑。我插了一句：“你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军，没资格！”他说：“我是武装部长1”我指责他不是军人······帽徽······领章······”说完我就走了。又谁知因这一句话，却险些招惹后来的一场杀身之祸！不几天县武装部长把我叫到武装部，问我说过”武装部不能代表解放军“的话没有？我说;：“我说过郝庄公社武装部不能代表！”
偏听偏信的部长从此认定我那句话针对他们。后来，部队支“左”变成的支派引起群众反感甚至成了一触即发，外地红卫兵出现抢武器和部队干仗动用了枪炮，这就是所谓“反军”的由来。我呢，自然成为黑名单上的人了。
临城上行下效把另派说成是“反军派”，尤其是上海“一月风暴”夺权，报纸广播大肆宣传，“革命委员会好”撩拨起造反派的神经，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有计划地对另一派群众大打出手可谓甚嚣尘上。
前一段时间，我在晚饭后曾到河堤遛弯，无意碰见董振国和李二印，此时的他们被造反派关押在县农林局，二人在废頽城垣上歇凉，董喊住我过问了一些情况，这时的他还不知道省里要他去驻学习班的情况。董谨慎地嘱托我记录文革打人斗人及伤残情况，他说：“运动正未有穷期，我身边的人都离我而去了，我观察许久，你是靠得住的人，我把这事儿靠给你放心，此记录要保密，千万，千万！切勿露半点儿风声，这可是涉及身家性命的大事儿，待以后直接交给我！”还问我：“敢不敢”？我点头答应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把四处了解到的情况记录在本子上。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临城已在单派掌权操纵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好多人，学校里打人成风，打手们打死了副校长王峰秀和一名学生，文明的教坛一时成了棍棒的天下！我逃避挨打跑回了家，在生产队参加劳动。记得那是5月间，生产队男女劳力填一口报废的机井，中间休息时，妇女主任是和和我同龄的侯小爱，她小声告诉我说;，昨天夜里开村支部会时接到县纠察队队长康喜顺电话：要村里抓我送走！她建议我出去躲一躲。午饭吃的是窝窝头米汤老咸菜，边吃边想怎么办？饭后我告诉母亲说要到姨家住几天，自然不能把所知道的情况说给她，因为，无穷期的大运动已把父母吓坏了，连父亲这个曾经与日本鬼子拼刺刀没眨过眼的硬汉子，在当前红色浪涛面前怵胆了。他已懵懂了，因为那是敌我分明，这是······
我不敢走大路，沿着庄稼地里的小路绕过人群，穿过旷野来到西牟村。当我刚到姨家几乎同时，母亲就满头大汗赶来了，她说我刚离开家门就被县纠察队带领的一群红卫兵包围了。
刘家洞脱险
我决定离家到北京姨姨家避一阵风头，在临行前和舅舅见面商量一下。于是，就赶往魏村，当到魏村水库穿过溢洪道走向大坝时，看到坝南头一伙红卫兵把守，几个熟悉的面孔也看的一清二楚。这不就是抓我的纠察队和红卫兵吗？！原来他们在魏村也布了岗！我机灵地扭头甩开大步跑去，那伙人也看到了我，也大声呼唤“抓住他！抓住他！“蜂拥般追来。天麻黑了，早春的寒风吹着满头大汗的我，在小路一个三岔口处，我扭头看了看赶我的人群，竞步双方已距离好远，瞅了瞅四周，我毫不犹豫地跳下丈余深的沟里，衣服挂破了，头上、胳膊上、脸上被圪针划破，我不顾这些趴在那里一动不动。
待夜幕黑下来后，我顺沟来到刘家洞村。刘家洞村有一位父亲的战友，他们在敌后区政府下属区干队进行过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负过伤。前一个时期，二人邂遇于县城，老战友见面显得格外亲切。此后，两人互有往来，我想他是一个老革命，可谓足被让到屋里，简单地自我说明了上述情况后，他柱着拐杖出去了。须臾，又回来了说：“你在这儿歇着别动！”又出去了。当第三次回来看了看我啥也没说丢下拐杖搭梯子上了房。特殊时期的大脑思维或许格外清晰，我有一种预感，一种危协安全生存的信号和预感。我得赶快走！首先，自我赶到了某种威胁！于是，趁他不注意时我冲出他的家门，在厕所蹲下听了听动静，然后，随身钻入他的邻家。
这一家人正在吃晚饭，农村人劳作忙吃饭晚且不准时。
平生以来我第一次说谎话：“我是过路的找水喝！”只听屋里一个姑娘的声音传来;：“这不是风春吗？怎么·····干嘛来啦？”
原来是我初中同学刘杏梅，我看了看这一家人，从惊讶的目光里我察觉到没有敌意。于是，就把刚才发生的一幕告诉她。没待我把事情经过说完，她的父亲一把拉住我坐到门后的一张椅子上，急促地说：“这个人可不是东西，八成又去使坏了！四清、文化大革命整人才多哩！”话没说完只听那个院子里闹哄哄的：“人呢？！”“那人哪里去了？”“刚才···刚才````还在······”我心里一惊，好险啊！原来他去告密了！正胡思乱想间只见男女民兵拥到杏梅家的院子里来，村支书（或是村纠察队长）冲进院子，刘父蹲在屋门口质问他们来干什么？······或许没拿到证据，或是出师无名，他们悻悻地撤去了。那天夜半后，朦胧的夜色里同学刘杏梅拉着她的8岁的弟弟把我护送到舅舅家。
我听取了舅舅的意见，没有去北京却在魏村蛰伏下来，因为，往往最危险的地方却是最安全的地方。舅舅家是不能住的，招眼！我被一老头老妈家收留了。家中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在生产队上工，小女儿还在上学。我被安置在一个单间里，一桌一凳一半截坯炕，每天三顿饭都是送来，为的是不让人知。离开了县城、学校、家庭，身处异地的陌生感和不自然袭上心头。好在大女儿性格开朗善解人意，每天把在队上干活时听到的消息说给我听。老人变着法儿做着可口的饭菜，她能粗粮细作。而吃的最多的是家乡的萝卜米饭。那个挣工分吃饭的年代本来就困难，又有谁家能全年吃上细粮呢！
在这间斗室里我常常仔细地想：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哥哥赴京看病走时特别告诫我千万别惹事儿，就单凭一句“武装部不能代表解放军”就值得如此兴师动众吗？在那个时期还不明白法制、人权遭强奸的理儿。我躺在土炕上自己长叹，无奈地长叹!也有县城武斗的消息传来一一县委书记董振国死了！说是“自杀”。老县委书记尉连卿死了！造反派不让治病而致死！38班学生张某某活活被打死！校长陈福祥又遭严酷的批斗！······
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我在斗室的土炕上听到了24响的礼炮声呢！16天后，自我认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或许是形势安静的开始，在一个黑得不见五指的夜里我悄悄回到家中。
命不该绝一二三
判断错误！
临城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没有为人们带来安静，单派掌权后的县域仍是刑法、血泪和幽灵。武装部里有军人中的败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秘书式人物像绞肉机那样指挥者恶性德厮杀。
“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最高指示背后是“反戈一击有功”！大部分人都“见胜利纷纷聚集、见失败则纷纷逃亡“（鲁迅语）。不知为啥有人怀疑我记有所谓的”黑材料“，抓捕我的指令由县纠察队长（即群众专政联防指挥部）下达，并要求限期归案。纠察队一个姓董的（藁城人）和姓路的带人负责，我又开始了逃亡生涯。
事先，在一个夜里，我把日记本用塑料布包好埋在了柜底下。一大早溜出家门在午河两岸沟沟叉叉像游兵散勇一样东躲西藏，午河两岸和卧龙岗的诸多唔落都有我藏身的影子。中午，70多岁的爷爷背着篓子给我送饭，在那逶迤岗丘的呼啸风声里，老人低频率呼唤的声音在回荡，我不谙世事的心在颤抖、流泪！啊！一位安守本分只务耕农洁身自好的老人，步入耄耋之年本来认为翻身后可以安度晚年，谁知时逢如此劫运，又要为儿孙担险？每看到老人迈着蹒跚的脚步，在风声的陪伴下为我送来维持生命的东西，我的眼泪只能往肚子里流！接二连三的抓捕让我这出生之犊似乎面临灭顶之灾，又好像刚出土的禾苗遭受到霜杀而面对枯萎！几次我站立在老君堂废墟，从旧基瓦砾间联想到过斯的鼎盛，也思想起这里曾发生过烈士喋血的壮烈（抗日六区区委书记牺牲在这里）。今天，又成为我逃避苦难的避处所在。个中滋味是无法用文字来形容的。记得几天前，我到公社商店买东西，走来一位不知名姓的学生（后来得知他是忠信村的），他问我：“你是不是侯风春？”还神秘地对我说：“你快跑吧，临中红代会头头在黑城中学正在开会布置抓捕你呢！（40年后我又遇见那个报信人，他惊喜地说：你的命够大的，头头那天拿着一根不粗的绳子说;“这就是勒死侯风春的绳子，勒死后吊到树上”，我还从原黑城中学红代会头头口中证实了事件的真实性）！有一次，我到伯父家躲藏，被董、路掂着手枪包围了，在里间屋透过窗口看得见纠察队走动，万幸躲了过去。几次纠察队的人夜间趴在我家房上也都巧妙地化险为夷。
再后来，我听取伯父建议：每天天不明就扛上担子上西山（白云山），昏黑后才回来，以此躲避幽灵的缠绕。大山寂静得很，在那里我的思维之绳打了结，试想天下之大，以赤子之心响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投身革命洪流，“煽风点火”大串联，大江南北经风雨见世面，以赤诚之心捍卫党、领袖、社会主义江山，有什么罪？对国家、民族、社会造成了什么孽障？说不清楚！敞开心扉从良心上也没做亏心、亏理的事儿，却被支“左”的几个军人败类弄得无立足之地！扪心自问实感可叹可悲！
我在山顶“九妮子”（俗称九妮子凹）修仙的洞壁上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不由知觉涕泗流”一句。我抬望苍天看云聚云疏，张然之情油然升起，百无聊赖中面对荒山放喉大喝，回音在山壑间回荡，无可奈何的我又在洞外绝壁佛像面前磕了头，口念阿弥陀佛，佛祖保佑！并立志发誓若干年后要将此景此情写成一本书！
啊！命不该绝，我终于活到今天，一口气写完了长篇小说《荒原泪》，也圆了那个狂妄的少年梦。
弟弟替我上海河
社会是人群的社会，人是社会的群体。
一但处在社会的另一面压抑感是最大的苦闷。
我家无家有学校不能去，不用说也遭人议论。就连我家北邻一个平时爱讥讽、善作祟的人，在一次纠察队蹲坑（趴在房上）的那天早晨，拿腔百调地对一位村干部说：“昨天夜里清乡抓走人唻没有”？“清乡”二字是针对日本鬼子扫荡根据地而言，今天他却用到了此处，其中对敌、对我、褒、贬之用词不当不说，其口调虐味实在教人恶心。
萧杀的环境真叫我喘不过气来！
我主观上尤其在此景此情境况下，想找一个心静的所在以摆脱如此气氛，此时的求安心情比受苦受累和摄取美餐重要。于是，就向队长提出上海河申请。
自1963年毛主席提出“一定要根治海河”号召以来，每年抽调民工修河挖泥疏通河道。这次工地在宁晋石家嘴，临行前，我去同学家告别，同学及家人表示反对，认为：这个形势下出门不放心，并千嘱咐万叮咛别去冒这个险！父母对我更不放心。于是，父母就做弟弟的工作替我，弟弟刚满17虚岁从未出过门不愿去，父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说教最终还是代替我去了宁晋。
又谁知海河工地也是造反派的天下，当他们知道有我的名字而换人时，强烈要求把我换回，听说是朱风格指挥长坚决不同意，并给弟弟安排堤上平土的轻闲活儿。
工地上的革命也是十分激烈的，弟弟亲眼见到鸭鸽营公社一个临中学生在工地被大会批斗，棍棒只几下那个学生就被打死过去！举棍棒者都同是同学啊！过去同在一个学校上课、打球、闲聊，甚至还在一起谈理想、志愿，而今天在同样的蓝天白云和同一个革命目标下反目相向了！那个打啊真是惨不忍睹。有人看不惯如此作践，台下喊了一声：“妈的！什么干法？！”，台上的造反派顺声音抓人，一时间会场大乱。
弟弟不忍看如此残忍场面就离开了会场。临城中学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慰问，实为揪斗来做工的学生。他们白天利用民工休息时间演节目，唱毛主席语录歌、跳忠字舞，念冠冕堂皇的报纸，夜里就抓人、斗人。似乎，这就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
我的同村同班同学反戈一击后凭借打人立功，他是贪占了勤工俭学的钱怕追究而跳槽的，老师学生没少挨他的打！本来个子就小可他跳起来用耳巴煽人，肉嘟嘟的小手打人的劲头足着呢！这次来其实就是冲我来的，“捞稻草”是那个年代一些人的暗心态。他和他的姐姐为了讨好纠察队曾找到我哥说：“让风春回来吧，不打人的！”哥哥厌恶这个名为老乡实为运动红的人，就以听不清为由让她靠近，当她走进病床时，“啪”的一声，哥哥掂起火蹿打在她的头上！“滚！”她捂着头走了！
夜里，一伙人冲进黑城民工营，带工的刘文汉（刘家辉人）、刘振海说：“不是风春！”来人不信冲进工棚，那个乡亲同学拧住弟弟的耳朵看了看然后说：“啊！不是！”······
谁知第二天夜里，又去骚扰了弟弟一次。事后二刘询问弟弟代替我上海河的前前后后，最后说;“看来你父亲有远见，不亏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要是真的风春来了可有性命之忧啊！到那时我俩也无能为力啊（二刘曾与哥哥同事）。
返学和“大闹革命委员会”真相
1968年4月底，红代会通过黑城中学捎来通知：限期5月1日前返学。通知最后说，若不按时返学不予毕业。我权衡再三决定回学校。
我是在一片反对声中踏上回学之路的。上午动身步行到临城的时间大约在10点左右。哥哥养病，我先去探望哥哥，下午回到学校，大门口处被造反派带到传达室，一伙人对我大打出手，一个韩性女生用红缨抢对着我的背嚣张之极。
随后几天来，我未受到任何冲击，但被看押在宿舍勒令写检查，即便出去解手总觉得背后有影子。一天，我在学校墙壁上看到“张天增是反革命”的大字报，感到纳闷心中忐忑不安，莫非出了什么······？后来从同学口中得知：学校里打死了学生！副校长王峰秀也被打死了！董振国“自杀”了！
怨不得没有对我下手？人名关天打手们慌慌不可终日了！在过了没5天的夜里，已夜半过12点了，我被人唤醒，说是支“左”军人与我谈话！我被带到高11班教室，乱哄哄的人群中有本班学生也有外班学生，他们对我大打出手，大概是受指令要所谓的”黑材料“吧，他们追问要我的日记本，我坚持说没有。当时我有一个概念，决不能承认手里有他们所急需要的东西，就是被活活打死也不能暴露星点儿。因为，所记的文字会触及许多许多······
我被五花大绑还被蒙住双眼，张某（女）、乔某、同乡同学······在我的身体上做了革命的表演、蒙住双眼、板凳腿抡向屁股、压杠子·····那个疼啊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当正打得厉害时，听得人忽的散了，我看到的是几个人轮流陪伴我（这叫熬灯儿）······后来得知，是武装部政委遇见而制止的。
这一天夜里，高11班就打了6个人，他们是杨全兴、赵青志、麻生玉、陈孟周等。
法制被残踏的年代打人成了革命的时髦名词！掌握权力的人私心、权力欲、“左”思极度膨胀，在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临城非正常死亡146人，活活打死现场的多有其人。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被作为“反军”罪名被打几次，父亲不放心住到县城，夜里他到临城中学，亲眼见到我被一些造反派殴打的场面，但他无能为力。哥哥告诉他，这次打人的运动，恐怕（指我）逃脱不了最坏考虑。他明确指出;：若想逃脱死伤，就找一个人，那就是武装部长！随即，父亲按指点来到部长办公室，愤怒之极的父亲一脚踢开办公室门子，只见部长掏出手枪惊慌大喊：“干什么的？！”父亲大义凛然地说：“放下它！这东西我见过，抗日战争时期我与日本鬼子拼刺刀没眨过眼，吓唬誰啊！”部长一听冷静下来和言悦色地问：“啥事儿”？父亲把原委说明以后说：“我把孩子交给你了，今后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和你有话说！咱俩有算不清的帐！”部长马上说：“别着急，我和你同去中学给他们（指红代会）说一下不要再打他了！”
父亲同他到了学校，见到红代会头头宋某，部长说：“不要再打侯风春了，人家父亲找上来了！”其实，事后我并没有少被武斗，只不过是下手不那么狠毒了。然而，死罪虽逃，活罪难免！
父亲因上述和部长大人的交触情况，被这个皮笑肉不笑的两面人凭借手中的权力，指示要把父亲打成坏分子。据说，我们村“三庆一架山”（大庆、二庆、三庆、一山）开始搜索材料，二黑做后台，第一次材料报到黑城公社革命委员会后被顶了回来，第二次，王志恩不顾个人涉嫌说：“这个人的历史清白，我明白！你们别胡闹了!”
一场闹剧才算刹尾。
结业回乡
1968年8月初，在临城已显现出红卫兵的悲剧！
动机和效果的分裂，端倪越来越来明显起来。
历史是一条完整的长河，有时会被掩盖、曲解，而我们要截取的，则是真实的结局。开始时的“三忠于、四无限”，“坚决捍卫”和“红彤彤”，似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乎”！似乎是一片春风和煦艳阳天。然而，赤胆忠心被风雨的长夜所吞噬，那“······预防反革命政变”使初出茅庐的幼稚在壮丽的宣誓面前，变得成年般的严峻！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党中央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指南。为保卫无产阶级铁打江山，敢上刀山下火海！”而此时却自相残杀！权力的万般滋味使欲壑昭彰者更加利令智昏，军队是保卫祖国建设和人民安居乐业的正义之师，不谙于地方事务，一旦由军人主政，在稳定文化大革命混乱局面方面发挥了主要的作用。然而，工作性质的不同，使他们如同盲人骑瞎马能不犯错误吗？！凭好恶把支“左”变成支派！临城也不例外地无情地划分了贵族和贱民。内部核心早已作出决定：红代会的几个头头安排吃国家饭的差使（工作），个别坐直升飞机结合进县革委员会班子。而那些大小喽啰们中的绝大多数，挥棍棒于血泥之革命行动的革命者们和反戈一击退出的、被压抑的、无还手之力遭到非人折磨的“弃儿”们统统要到广阔天地炼红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大家死在一个迷梦里，又活在一个虚幻的迷梦里.。
后悔么？
莫名其妙的苦酸，满希望用棍棒打出一片新天地，用过头的举动捞取“左”思昭彰主政者的赏识，混出个有头有脸的“吃公事儿”！
开局没有回应，结束却遥遥无期。生理年龄段上的青春，似乎要成为难以回味和匆匆逝去的过眼烟云。
珍惜自己么？时光带走了如火的岁月，后悔已来不及了，留下的伤痛却是永远的。一种梦魇般的蜃幻只能化作不堪回首的往事，人生无悔在这里已成为心理上的羁绊。
委屈吗？虔诚的信奉和反戈的变本加厉原本就是自欺，人人参与、人人受蒙蔽、人人受害、人人犯错误、人人都有不堪回首的往事的结局，原本就是蒙蔽和欺人。善、恶、真诚、虚伪、人情、人欲到此画了个无法渗透无法穿越的句号一一
11日，学校像开了锅一样的滚滚躁动，分手、告别、千丝万缕的情感纠葛和眼神的苍然·······下午，我背上简单的行装步行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回归自我的我开始学习农活，整天到地里耕种锄耪，生产队评定工分我只能挣9、5分，选记工员我也没有资格参选，反军的帽子以无形、有形的威压叫我喘不过起来。心灰意冷的我在逆境中挣扎、呻吟、无助！偶尔也到县城一趟，一来看看病重的哥哥，二来我得去拜会部长大人，他的办公室、家里我直进直出独往独来。话题围绕我作为一介学子，原本幼稚无猜，却几度遭受抓捕并因此造成声名狼藉，以及今后怎么生活·····，    可又谁知，武装部政委却暗地里派人对我进行着监视，还5天一汇报呢！

参加治理海河的回忆
40年前，即公元1968年8月，我亲身参加了根治海河入海口——独流减河第一期工程，历时3个多月。
一、报各参加治河大军
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毛泽东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光辉题词的号召和指引下，年年春、秋两季由县根治海河指挥部组织带领民工，使用简陋的工具如：排子车、铁锨，以工分计酬、人海战术地对海河流域进行治理……
疏通河道！
筑堤固坝！
那又是一个革命化和半军事化的年代，清一色的半军事化民工编制，县指挥部为团部编制，团部设“指挥长”，公社（现称乡镇）为营部，联村为连，单村为排。此时，正值由临城中学结业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久，在响应毛主席号召心情驱动下，我向生产队提出申请“上海河”！
批准手续很简单，这次黑城公社分配我村名额为七人，侯爱均，侯换民，侯新平，侯明振，候增印，苏增春和我，和都丰村为一个排。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也很简单：一把铁掀自备，生产队提供人力车（排子车），另外每人一副肩垫和小车拉套……
记得，临城县是农历8月14日到鸭鸽营火车站集中的。我们在车站站台露天住宿一晚，次日凌晨登上了“闷罐车”，过石家庄后沿石德线，后折津浦线到天津静海，然后徒步来到天津市南郊区小汴庄，指挥部及驻地工棚设在庄南苇地滩上。
那里，早有先遣人员搭修好芦苇工棚，伙房和团、营（含连）的办公室。
初处异乡的新鲜感，使我们忘记了路途的疲劳和饥饿，此时发现，临城治河大军中有不少同龄同学（如：安喜祥、蔡世珍等）。
二、誓师动员大会
誓师动员大会于第二天举行，会场设在指挥部前的广场上，会场上广播着毛主席语录歌声。
动员大会由指挥长朱风格同志讲话，朱风格是个老军人，他在创建共和国的战火中流血奋战了十数个春秋，始终保持着革命战争中的那股敢打硬拼敢啃硬骨头的精神和气质，鉴于他数次出任“指挥长”，经常拖病深入工地参加劳动，所以他在全县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声望。据朱风格回忆，这次根治海河指挥部的成员有王振兴（政治部主任）、牛民英（办公室主任）、陈华堂（施工处长）、赵胜军（技术员）、李克、张文秀以及赵全才（后勤处长）等，广播员是张成菊和陈真美。
朱风格讲了根治海河的重大意义，结合历次海河会战的经验、教训并提出了要求，他强调指出，这期工程时间紧、任务重，要保证按期完成任务就要发扬连续作战作风苦干、实干、加巧干，开展劳动竞赛……
动员会开得很成功。各营、连、排纷纷发言表决心，欢呼声、口号声不绝于耳！那种气氛至今让人回忆起来也是记忆犹新。激情岁月里的革命情操是高涨的，那种焕发出的撼天动地的雄风、勃勃生机中睥睨一切困难的气概是令人难忘的……总之，那种压倒一切的精神和气概是任何一个时代不能比拟的。
天津，东临渤海，渤海湾的塘沽是我国北方的人工港。海运、内河、铁路、航空四通八达、交道十分便利。天津古称泥沽寨、河平寨和直沽寨，位于海河干流和卫河、子牙河的三水汇流处，一般也称三叉口。又据历史记载：元延祐三年（1316年）改称为海津镇。明朱棣称帝后改名为天津。随着历史变迁和工商业发展，天津成为“地富九河津安、路通七省舟车”，“当海河之要冲，为畿辅之门户”的北方重镇。
鉴于海河流域遍及河北中东部的大部、支流流经长，加上河道淤堵、河床提高和防洪泄洪功能不健全，因此，海河是条害河。自从1967年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伟大号召后，海河两岸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分别展开了对“黑龙港”以及“子牙河”、“子牙新河”分段治理且取得显著效果。独流减河是海河入海口，这次治理将是全面治理海河和大功在握的关键之举。
动员大会后，治河工程便全面铺开……
独流减河的积水早已抽干，宽宽的河床和长长的大坝上真是人山人海，淤泥被一锨锨地挖起装车拉走……
红旗招展，彩色标语比比皆是！
大坝陡坡处按装了扒坡机、溜绳……
每天天还不明，民工们就在一阵阵的哨子声中催起，洗漱吃饭后顶着晨雾赶向工地。工地上七拉八拽地装上了电灯……朱指挥长爱写打油诗，记得，他写的“工地”诗有：坝上坝下红旗飘，临城民工志气高。治河竞赛在独流，个个争先建功劳。
三、“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片断回忆
1968年的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多变。苏联在中蒙边界陈兵百万，各国反华势力和反动派叫嚣、疯狂，亡我之心不死。在此情况下，毛主席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最高指示。在独流减河工地，县指挥部将学习、领会、落实最高指示贯彻到治河工程中，回忆起来有以下五个片断：
一是布置浓厚的政治气氛
在驻地标语、口号醒目地涂写在墙上。黑城、祁村营（连）负责人是刘振海和冯连全，记得技术员叫郝春贞。刘振海是建国初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现已退休，退休前担任临城县水利局副局长），是个地地道道的忠厚人。我是由刘振海提名到营部负责宣传工作的。主要职责为办黑板报，布置营部周围政治环境，深入工地采访后写成广播稿，进行鼓动士气的宣传活动。记得，我们就地取材，物为其用，从河滩里捡来贝壳摆列成“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一定要根治海河”等口号标语；另外还有一些豪言壮语，诸如“宁掉几斤肉，宁流几身汗，也要任务提前完！”等等。我们将这些标语还别出心裁地涂上广告色，更加显得革命氛围的浓烈和靓丽鲜艳！
二是雷打不动“天天读”
当时，有个响亮的口号叫做“天天读雷打不动！”就是多累多忙也要天天读毛主席的书和读报纸等，坚持政治学习。
在海河工地，民工们常常是顶着星星去，戴着星星回。午饭是吃在工地的。
尽管工作量如此之大，以排为单位的政治学习是从不间断的。记得这些学习多在晚上，大家坐在被子卷上，由辅导员念，有时候还得讨论呢！
三是夜间游行庆祝最高最新指示和重大新闻发表
在特殊的时代，一句话可以使全国人民欢呼、跳跃和轰动！不论是白日还是黑夜，人们就要游行庆祝一番。
记得，已是半夜过后，突然团部广播室开始广播，县团部通知：全体民工收听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人们从酣梦中唤醒，慌忙起床整队到指挥部前的小广场上收听中央广播……
四是战备演习
小汴庄是天津南郊区的一个村庄，村子很穷，年轻女人平时穿戴都是各种颜色的补丁摞补丁衣裳。工棚和村庄相隔不到里许，只隔着一片低矮的芦苇沼泽地。民工们有时也到村里小卖部里买东西。记得一天黑夜，指挥部模拟导演了一场战备演习。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凛冽的风吹得大家缩首挤肩，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小汴庄村外。
五是和当地村民的关系
附近村民和临城民工的关系相处得很好。记得，附近有个村子叫“贯磨头”，村民吃用的是池塘的水很不卫生，临城县在这里帮助打了一眼深水井，很受该地村民们欢迎。驻地低洼潮湿，挖不到二尺就会冒出水来，这种水不能吃，伙房用水需到贯磨头机井去拉，抽上来的水温50℃。
四是抓紧工期，开展劳动竞赛
进入十月，寒彻给施工带来了诸多不便。为确保第一期治河工程指标完成，必须抓紧工期，即在大冻前完成预定目标。县指挥部在施工上有着成功的经验，那就是开展劳动竞赛。指挥部作出决定：充实和加强工程第一线。我就是在这个时候随同营部后勤人员参加一线劳动挖土运泥的。
连部安排我和刘保申搭居拉小车（注：刘宝申1970年参加工作，历任公社党委秘书，公社书记、县水利局长）。指挥部规定：每人日均挖运河泥３立方，淤泥很粘，挖起来很费力，尤其是拉车，需要跨过很长很长的河道，大约估算了一下，往返一次有2华里，还要拉上大坝。各小组完不成任务的还要加班加点。这时的朱风格指挥长整天深入到工地带领指挥部成员和民工们一道挖泥运土。
劳动竞赛的序幕从此拉开！
我和刘保申向全连提出挑战，丰盈村的一个叫陈书振的自感身强力壮随即应战。双方在运载河泥中进行竞赛，虽到冬季，双方在往返中互相较劲，汗水湿透了我们的衣裳。
第一天比赛结果，我和刘保申刷新日运载77趟的记录，累计行程154华里，对方为75趟，累计150华里。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劳动场面带有激情燃烧的味道。劳动竞赛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大家争强好胜，你追我赶，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饿！
初冬的早晨，顺河道刮来的寒风清冷凛冽，像刀子和锥子一样刮刺着人们的脸和全身。在浓重的黛色和霾雾掩映里，总有一个身材高大行走如风的人和民工一道上工，他就是朱风格指挥长，他伏下身子和民工们挖泥、拉车……榜样的力量使竞赛所焕发出来的施工进度喜人。
初经劳动强度大的我，凭着年轻旺盛的心和大家一道起早贪黑地战斗在独流减河的工地上。
星幕中，每当我站立在大坝上，抬望头上频频眨眼的星星，放眼河床工地那数不清闪烁的电灯光时，炼狱之火在胸中燃烧。
第一轮劳动竞赛，我和刘保申获得了“治河标兵”称号。
在第二轮竞赛前，连部重新进行了劳力搭配，让我和另一个“大小孩”成为一组。这个“大小孩”尚未完全发育成熟，或许是营养不良，从此我就成了驾车的主力，这个小民工拉边套。这使我感觉到自身参与竞赛力量的减弱。
装满河泥的排子车一辆接一辆地在往返中奔跑，竞赛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不甘示弱性格的我和刘保申组进行竞赛。人的那种精神此刻发挥着很大的推动作用，尽管一天下来身子骨像散了架，睡觉时胳膊腿麻木得不知如何搁放，然而，这种精神的支撑还可以顽强地坚持下去。这时候，我的食量大增，这次治河后勤保障很好，民工的生活也安排得好。一天三顿为两粗一细，还有大锅菜不定量。一顿饭我能吃下3个加长的大馒头（折9个小馒头）或6个玉米面饼子（每个半斤）。为防止干活中间饥饿，我还在衣兜里放一个，好在干活中补充。“人是铁饭是钢”的俗语此刻使我加深了体验。几天来，我和刘保申组一直并驾齐驱在独流减河的施工工地上。
也就在这场劳动竞赛中，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和朱风格指挥长相识并成为而后40多年的忘年交友谊。
那是一个上午，在我和那个“大小孩”民工拉车，借助爬坡机将要到大坝顶端时，险象发生了……
由于“大小孩”的力气小，我拉车用力大，肩上的拉套“嘣”的一下子被拉断了！
我双手死死地抓紧车把，脚也死死地蹬住地面，然而却无济于事，重重的车倾刻间要往下滑，“大小孩”也惊呆了，死命地拉边套的绳子！
我的脚有点支撑不住，眼看着一辆满载河泥的小车要倒冲着砸下去……大坡上下到处是人，是缕缕行行鱼贯似的车队，倘若小车脱手，那离弦的重物将会在重力加速度中砸向人群，后果不堪设想！
突然，一股巨大的力量阻止住小车轮子的下滑，又缓缓地向坡上挪动。我回头看去，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人用肩头扛住了车帮！
这个身材高大的人不是别人，他就是数次出任根治海河指挥长的朱风格同志，此时的他正患着严重的胃病，然而，他却一直拖着病体亲临工地参加劳动。
当我揩着满是汗水的面颊向他颔首致谢时，一个浓重的口音对我说：“要注意安全……”他还深情地拉住我的手，问我叫什么名字，临走时，他还千嘱咐万叮咛了一番。
这是我和朱风格相互认识的开始，他身先士卒的工作作风在此后的人生旅途中一直在激励着我。
五、凯旋而归，赋诗记钩沉
上大冻前，独流减河第一期治理工程在一浪高一浪的劳动竞赛中进入了尾声。
时间大约在农历10月月尾，指挥部决定：
“第一批治河民工以阶段性胜利返回家乡！”在总结评比中，我被评为“五好民工”。
那天，我们集中到静海火车站，将在这里候车返乡。
静海火车站人头攒动。
民工们在历时三个多月紧张而有序的大会战后要返回故乡故土的情趣是盎然的。紧张的劳动使我们除在梦里想念家乡外其他却无暇顾及，一旦即将返乡，急盼的心情却是难以按奈。
在火车站里，我见到了许多和我一样的回乡知识青年，曾几何时的同窗，异乡相聚，心情格外激动。在历炼了青春之火的时空后，大家都较前成熟，那次是夜车，趁候车的空儿，我们漫步在静海的大街上，生活中的艰辛使大家的心久久不得平静……
在列车的车轨发出有节奏的“铿锵”声里，我写下了一首诗：
感  怀
1968年静海返家的列车上
悠悠万物可分三，抚泪尤吟壮志篇。
　　彩色人生需直面，丰腴哪不付辛艰！
  在记述参加根治海诗中又写道：
佉学竖子疏独流，静海治河舞铁锨。
恹看朝乾星眨眼，烦吱暮惕月波头。
泥淤载运筑堤固，汗泪抛倾竞榜优。
数回尤忆杨柳步，竭此热血写春秋。
以此诗作为对那段经历往事的钩沉记忆。
（根据朱风格回忆）

               感情纠葛与成家立业
在遭受压制的文革期间，一位同学闯进了我的生活，她是山里人，平时接触也没有什么念想，8月11日分别前，在汽车站她踏上汽车后大哭，她说几天后要来看我，并邀我也前去看她。
也就在这一年春节，我到石窝铺父亲的盟兄家小住，原本想改变一下压抑的环境平衡一下心态，在深山里我的情绪得到了暂时的平衡。她姥姥家是石窝铺村，期间我应邀和她见了面。随后，她又来到我家，或是同病相怜缘故，我们有共同话题。
她提出嫁我而且急迫。听其原因是她们村派性严重，掌权的“神经病”扬言要揪斗她，邢台一所中学的同乡同学（初中）也要和她闹别扭，还扬言采取游街之类的手段批斗她。一个闺女家哪见得了这些！他的父母没别的办法，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干脆急于把她嫁出了却担心受怕！
我认为这不是两情相撞，应该叫做怜悯。对于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不知如何答对，因为遭遇了诸多灾难后的心情是暗淡的，面对当时形势，我没有成家的打算，心灰意冷中有糊涂一生的念头。我把她安置在一位同学家，觉得不办手续在阶级斗争年代绝对是不允许的，何况我们都是刚从苦难中过来的人，稍有不慎将会招惹来麻烦。支离破碎的我再也经受不住如何打击！于是，劝她回去开个信来，好来个名正言顺。她同意了，那天我把她送到东菅等。可是，此一别却是两地人茫茫。原来在她母亲的极力攒搓下已与一个现役军人结婚后到太原去了，从山西与我来了一封信，说的很伤心，我很理解她，于是，就回信祝他们新婚幸福，并好言安慰了一番。我感到释然，此突兀其来的感情纠葛总算划上了句号。
大凡父母都有一份天经地义的责任，那就是为子女操劳，从嗷嗷待乳、襁褓呵护、幼年监护、成年婚嫁等等。大概是父母视我经过的灾难忒多和心野难收之缘故，也许是做分母的天职使然，在我接受再教育的时日里，极力张罗为我娶妻成家以此拴住我桀骜不驯的手脚。再说谁不知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道理？只不过是承受过大灾大难的人们普遍存在心悸心颤罢了。
对象也就是，现在与我同甘苦共患难几十年的妻子王风荣，她是东双井村人，和我同岁，生于1947年正月24日，长我20多天。我们闪电式的交往，快捷式的定亲，简单地举行了婚礼。时间是1969年6月26日，一辆牛车、一锅大锅菜、七姑八姨、乡亲自家一聚就算确定了人生中的第二大事（俗语：生、婚、死为人生三大项）。
话说终身大事的确定有先天的缘分，也有后天的条件，我俩结合叫我说二者兼备，先天者，那叫有缘千里来相会，又有说法前世姻缘。后天呢，我们可算是亲上加亲，她姥爷是我父亲的叔伯舅舅，我的老舅家是南寨村麻家，旧社会是个远近闻名的富户，家中的牡丹十分茂盛，据说，祖坟上还有一棵芍药，“麻家坟”规模宏大，从白山延续下来的“龙脉”驻此大发，麻家还出过一位省级干部呢！
两家连姻自然是撮合的主要因素了。岳父岳母都是一正无私的庄稼人，具有爱子护犊这一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妻子和其他弟妹是“隔山”（同母异父），母亲原嫁南寨赵家，赵家姓氏孤，解放前光景过得好，牲口大车、家三伙四、驴圪拉马套一应齐全，但，吝啬是这个家庭的主要弱点。据岳母讲，妻子前面有一个姐姐，有病连红白糖就不让买，更不让看医生怕花钱，姐姐4一一5岁那年长疙瘩（腮腺炎）夭折了。这家人对亲骨肉如此又何况他人呢！土改时，就因为家庭维人不好引发众怨众恕而遭到“斗争”（其实是个上中农），土改运动的扩大化致使成了被斗户。岳母的叔叔是个穷光棍，或许在穷困潦倒时求助被拒接济不周，或是运动积极六亲不认，就借运动伺机报复，妻子的父亲跑到北京，家中老爸老妈却被“拉绳”、“灌辣椒水”、“嘴里抹屎”······最后，献出浮财、扫地出门，积极分子的叔叔还逼迫岳母与赵家离婚。本村娘家又没处避风头！面对如此形势岳母一家也感无奈，只得无言的任其摆布带上两个孩子（妻子和她的哥哥）嫁到双井。
双井岳父是个忠厚人，把孩子视如己出。运动稳定下来后，岳父在北京已安顿好工作，回家接老婆孩子时，才得知发生的如此变故，他双手而来空手而回。随后，在不可挽回事实面前与另一个女人结了婚。女人不生育，于是，就托本家婶婶将上小学的哥哥带回北京，后来，又要把闺女要回，双井的奶奶说什么也舍不得孙女离开，于是，就留了下来。
结婚前，凤荣定亲婚嫁的事儿去告诉赵家，在家务农的叔叔大发雷霆，坚决不同意与我的结合！说我是“黑帮反革命”（指“反军”）。为此，叔叔侄女闹翻了！所以，在结婚当天南寨岳父家没有到人。
婚后，当我得知此情时，心中涌出了万千的滋味一一
是苦？
是酸？
是可笑？
是可悲？······
啊！社会的偏见，人群中诋毁弱者群体的心态，人云亦云是是非非的模糊！······
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想：既然身边的女人大胆地冲破某些偏见，无悔的和身处逆境的我捆绑在一起，并吃苦受累在一起，那我得有所作为！
作为一个合格的男人，首先要有责任感，这个责任感包括社会、家庭、父母、子女甚至朋友。自此，我暗下决心，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好让我的妻子和日后的孩子过上好日子。
                     参加建筑午河滚水坝
一但尝到家的味道，孤苦的汨汨流泪的心得到了温情。
文革的破坏使国民经济承受到即将崩溃的边缘。出世入世的第一次选择（以红卫兵身份参加造反）对于一代人来说是自觉的、盲从的、没有被迫的狂热，而今天，却是在一根无形的强迫下回到了地平线，回到了家的港湾。
1969年春天，我们村准备在午河建筑一道拦河大坝，选择河道最窄的地段土法上马，我始终投入到大坝工地。从清理坝基，土石方挖槽，就地取材从从卧龙岗抬运石料，我加入在青壮劳力中间，苦活累活我不在乎，大大的石头几个人硬是用杠杆原理运来工地，漫岗遍坡的大小石块就这样积聚到坝基。汗水冲刷着我的心灵，劳累使我忘掉了伤痛。
贫穷革命终于转移到经济运转上来，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终归不能放弃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变。上级支持我们村大坝工程的水泥源源运来。全村男壮劳力齐上阵，很快全部就地取材备齐了石料、沙子，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一座地基8米、高12米、宽50米的滚水坝展现在人们面前。一举改变了雨季洪水如泻肚，干旱断流渴死牛季节性局面
在坝西部土石结合部修了一道护水墙墙上由我刻撰了“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时代的最强音为历史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该塘坝为二级小水库，每年有防洪任务，因水库长约3里，河面宽处约80多米，故蓄水量可观，改变了水库上游的水利条件，可保浇钱、侯韩村东小平原的所有土地。
要说我与小水库有缘一点儿不假，没想到26年后1995年，我被县委组织部派遣回村里担任支部书记，恰遇大雨连绵，洪峰超过丈余，由于排泄不及，致使土石结合部的护水墙下冲垮，又是我组织全村群众重修了大坝。这是后话，在此不叙。
这次修拦河大坝是我有生以来劳动强度最大一次历练，
               我去当化肥厂筹建工
1970年3月13日，我到县化肥厂当筹建工。事先，母亲高兴地对全家人说：“到头了！该好了！昨夜做了一个梦，一窝小猪蹦得挺欢！
农村有个习惯说法，小猪预示子女。
临城县化肥厂选址于射兽村的冯家老坟。那天，我背上行李走出村口，回头看了看生我养我的故土，心中颇有些许感概，心里不由产生这样一个想法：经历了这么多磨难，遭遇了几近生死，好不容易挪到今天！这次离家，不混出个人样来就无颜面对父母、妻子和家乡父老！
曾被愚弄的共同命运，失去独立人格，曾被幻想引入迷途，野蛮地剥夺了正常公民权力，在难于忍受苦难的年龄忍受了苦难，苦难之后未得到抚慰，在排斥扼杀“贱民”、“心囚”的官僚时期，在苟且、麻木并未侵入骨髓但仍血气方刚的一代人，怎能不在现实变化的潜移默化中寻觅人生的出路！用打破传统思维的勇气勾画越过沉重生活困境，发出历史的诘问和向新的呼吁！
为什么呢？原来，由于临城的派性狂死死楸住“反军”、“站错队”罪名不放，把我们视为另类！他们剥夺了我要求参军的权力，胜者王败者寇观念使某些村干部受此影响对我也不公正。村支书是四清上任的一个人渣，他是个流氓、混蛋，我和他从无交往，“文革”激烈期间他与另几个同伙（注：其中两个若干年后上吊自杀）在村里作尽了坏事，群众对他恨之入骨且敢怒不敢言。
我和他结怨在一个晚上。
那是我同年好友夜间玩耍交谈，那时没有电视时兴坐夜。大约夜1点左右，在我回家路过大队水泥仓库，突然发现仓库有闪亮。阶级斗争年代人的警惕性是高的，我怀疑有人偷水泥（修午河滚水坝），一股维护集体财产的意念催促我上前看个究竟。
谁知到跟前一看，原来是村支书xxx和村女纠察队长(腰里经常掖着绳索打人成性,，当时正要求入党)的xxx干苟且之勾当，做贼心虚的狗男女自然也知丑事败露，尽管我眼不见为净急忙脱身，但从此与我结下积怨。
权力的万能之一，打击报复自然是可以随手掂来的拿手戏。以后，这对男女对我暗地里恨之入骨，表面上寻隙找事儿。再后来，几次公社革命委员会抽调我当斗批改宣传队员，不放！公社分管教育的领导抽我当民办老师，不准！岗头煤矿招煤矿工，轮不着！人在矮岩下，焉能不低头！
经历了风风雨雨后的心情冷静了下来，等待命运安排吧！
运气终于来了，县里筹建化肥厂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力，“三线”建设也广泛的向各公社摊派农民工人。队长决定让我前去化肥厂工地。那时执行的是劳动工分。就这样我当了一名挣工分的筹建工人。
我先到公社报到，后骑自行车赶到射兽筹建处。临时占用农户的办公室里有三个人：初中老师翟庆芳（粱村人），岗头煤矿原会计申书旺（威县人），粮食局范玉珍（外地人），翟老师问我想干啥？我选择到岗西采石。因为，在繁啸中久了总想找个人群稀疏的地方，岗西远离县城是我最好的选择。
恰好负责人事的李向书（元氏人）从黑城回来了，他说：“看到名单有你就赶到你们村，要用汽车把你接来，可惜没碰着”。还说：“这次来了很好！就留下干！”范玉珍是造反起家的县粮食局干部，也上前对我说：“我们是打出来的朋友，我也会帮你的，请放心！”
当天下午，我赶到岗西。那里总共有36人，按有伙房办公室，我是负责人，每天上东山放炮采石头。建筑厂房要用大量石料。在那里整整干了3个多月.，大概在1970年5月撤回射兽厂址，我被安排到壮工班担任七班班长。实际上这是突击队，干的是浇筑高压机底座、合成、精炼、碳化等设备基座得活儿。鉴于水泥凝固要保证质量，所以，浇筑要求保持连续性儿。在浇筑碳化搂圈梁时，更是要把握时间，一口气干完。
在整个房基、设备基础浇筑中，我们七班总是排头兵，领导指挥到那儿，我们就打到哪儿，。关键时总是七班打拼在前。评功表模戴大红花都少不了我的份儿。朱风格作为指挥长，这是我俩自海河工地相识以来的第二次交触。“文革”后期解放的一批老干部也到化肥厂工地负责筹建，到1970年6月，临城县一座现代化的化工企业展现在人们面前。
                     成为学员赴外地技术培训
我被通知留为化肥厂学员的时间在1970年6月15号。
这次招收学员是一次大招工，来源于干部子弟、斗批改借干、原四清工作队农村人员、老三届学生、65年参军退伍的义务兵等。土建工留用的仅我一人。朱风格通知我回村开证明信，那时招工需要村、公社、县三级介绍信。
我回村向村支书说明情况。开始，他推三托四，从骨子里不让我走，心底歹毒是他的性格强项！几乎同时，村里几位同龄青年也在活动当代课老师或商业招工。关于此人我在前面说过他心术不正，他有一个小算盘：1、凡被招工的人都有这样那样的关系，他异想天开想利用此机会，占指标把自己的闺女也能安排吃公家饭；2、对被机关单位招收的女青年，凡与他睡觉就放人，调包的事儿也发生过。
否则，没商量！所以群众为他起了个雅号“嘎死”。
当我第二次与他交谈时，出乎意料地明确表示：让我等一晚上，支部开会研究研究。
后来得知：原来是公社革命委员会决定选拔我和侯春生等几个人当村干部，在他们将被淘汰、失去权力情况下，不得不作出“出信一一放人’”的举动。
   结果，为我们几个人出具了证明。其实，在我交证明信之前，招工表已发生效用，负责招工的革委会办事人员找到正在开会的公社革委会主任王志恩，正好王与甘志敏（鸭鸽营公社革委会主任）坐在一起，二人会意后老王填了字。这就是我的招工表没有三级信的原委。据说，对于我被招工还有一个原因，当我的名字报到革命委员会，时任革委主任的部长说：“侯风春被招工要开绿灯让他走！这是显示两派一碗水平端的例证！”
1970年6月29日，我冒雨赶到县招待所报到参加政治培训，7天后，换上劳动布工作服整队徒步赴隆尧化肥厂接受培训。在选择岗位之前，技术员杨昌福征求我的意见，我选择了脱硫变换。岗位组长是我，操作工有郭章喜（店西峪，回乡知青）、吴淑勤（柏沟）、马抗美（黑城），分析陈君平（定州）。
隆尧化肥厂是我区仅次于任县的碳酸氢铵厂家，年生产能力3000万吨。临城设计为4500万吨，工艺流程大同小异。脱硫变换就是把锅炉、燃烧炉输送过来的煤气、蒸气通过氨水脱硫进入压缩机，加压后的煤气在一定规格的温度下催化反应，把一氧化碳转化为二氧化碳，铜液精炼后合成氨水，再经碳化生成化肥。变换岗位是生产线的枢纽，俗话说：化肥厂里三把火就是指锅炉点火、造气点火和变换点火。其他点火是物理变化，而变换则是化学变化。每次点火都如临大敌，合格的煤气要在燃烧炉与氧气发生爆炸起火，所以要求很严，救护车、医生、氧气袋······
在隆尧半年后，又转到沙河化肥厂（褡裢镇），在那里又学习了半年时间。1970年腊月尾才回到临城。回临城后，我就被分到厂办公室，其他学员又奔赴元氏继续接受培训。
                     初为人父
1970年11月初8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
我是在沙河化肥厂上班时接到父亲来信的。学习培训期间一般不让请假，兴奋之余我算出生时间还不到，难道······
然而，小生命提前报到了。接信后随即请假（赵书森带队）匆匆乘武昌一一北京的火车，在鸭鸽营车站下车回到家中。
妻子也估算未到生产时间，那天去了双井娘家还被挽留住下，凑巧那天夜里5点（那时没钟表，是按岗头煤矿上6点拉气笛儿计算）孩子降生了。
我在和儿子见第一面时心是忐忑不安的，他很瘦一身胎毛，我担心成不了人，把他娘俩接回家后，我向队长借了20斤小麦，这就算是“坐月子”吃的细粮了。在家小住几日后我又赶回沙河。几天后，家里来信说：“小孩发育倒好，就是奶水不够吃，甚至连哭的劲儿也没有了，还说一次岳父从邻家拿回半瓶炼乳喂他，很喜欢吃，几天下来小胳臂小腿就有劲儿蹦跶了。
初为人父人母哪懂得这些？
在为孩子起名上我也没多费心思，因为哥哥的几个孩子为建字排，于是，起名建光。建者，古代天文学把北斗星斗柄所指为建；光，甲骨文字形从火，是人上的意思。就是有期盼将来出人头地的意思。
文化大革命时期物资匮乏，市场萧条，补养品代藕粉之类的东西根本购买不到，接信后我在褡裢镇各个商店寻找，终于发现了炼乳。培训期间工资是45元，往生产队交一半（挣工分）只剩下22、5元。马上过年了，学习也将暂时结束。我找到甘福水、宋明祥，他们把工资一部分借给我买了7瓶炼乳，也就这几瓶炼乳加上不充足的奶水养活了他。一周岁后开始吃饭（米汤之类）就这样长到2岁。可能是先天性不足，小时候多病且抵抗力很低。哪一样传染病也逃脱不过，如：患腮腺炎身体好的孩子长一边，可他长两边。但他从小聪慧，三岁能背唐诗30多首，看到墙上标语他能照葫芦画瓢写下来，5岁时随我到化肥厂，在班上玩时写了好多标语口号上的字，工友对小小年纪的他能写“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都感到惊奇。
计划经济导致的物资匮乏和贫穷，尤其是在遭受文化大革命破坏，造成千村萧条万户萧疏。妻子管护孩子不能下地挣工分，每年秋后结算需向生产队缴纳口粮差价，1970年8月22日哥哥因病医治无效去世时年仅31岁，留下三个儿子和一个未出世的“暮生”。也是同样要交差价。好在哥哥的工作单位按政策每人5元遗属补助，不足部分我还得接济（哥哥对我有遗嘱，即负责帮助把孩子抚养成人）。
化肥厂开工投产第二年我转为正式职工，月工资也长到35元。也就在1973年3月初1日，第二个男孩子降生，取名建辉，可惜只活了一个半月就因营养不良转成败血病夭折了。奶水不够，市场仍找不到奶粉、藕粉之类的营养品。农村医疗条件又差，“六晌风”、“九晌风”类似的病得不到救治，那时的婴儿伤亡率还是很高的。
家里弟兄多需要盖房娶媳妇，作为家中实际长子就得拿出做大的样子来。我体谅父母的难处，依然从有限的工资中拿出200元作为该放的补充。时间捱到1975年农历7月初1日早3点整女儿建玲出生了。公社卫生院冀国平、钱小香接的生。闺女生下来胖胖的，漆黑得胎发如墨染一般。早起我去管井挑水时遇见侯玉林，他是个老文化人知书达理无所不通，他问我：“得的大喜？还是小喜？”村俗生男为大喜，女为小喜。我答：“是闺女”。他掐指算了一下说：“好！闺女生在7月初1时辰好，起名字了没有？”我说：“还没顾上”。他又沉思一会儿说：“梦赐九龄，就叫建玲字赐九吧’(注：梦赐九龄是一个故事，就是一个人做梦被增寿九年，吉兆的意思)。
记取了以上两个孩子奶水不够的教训，我过早地准备了奶粉之类，文革后的经济回暖商品丰富了许多，然而，奶水的充足备用的东西没有了用场。
建玲5岁那年，我从化肥厂人保股调到鸭鸽营公社担任团委书记去了，结束了工人的九年生涯。

“老化肥“岁月
  从1970年6月29日一一1979年5月九年另二个月的时间内，我在临城县化肥厂工作，从事的工种是脱硫变换岗位操作工，担任一连（化工车间军事化编制为连）二排排长、二连二排排长，每年大修抽调到厂办室《临化战报》主编，平时还负责黑板报。开始创建化肥厂的朱风格等人已调走，历任厂领导有：张云山（宁晋）、路子英、赵遵义、高瑞恒（威县）、马连聚（任县）、赵树森、师宏亮等。
在化肥厂投产以后的一天，担任临城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武装部长来检查工作，在班上对我说：“好好干啊！······”我就知道他的意思是：让你当一辈子工人就不错了！从中使我预感到日后生活的旅途或许要受到某些干扰！
在以后的日子里，厂里搞文字材料用着我时就临时抽调到厂办室，完成后又回到车间岗位当操作工。从中又使我体验到那个阴影！
人事局局长赵孟在厂子里蹲点，他到造气岗位“打巴”（煤燃烧结巴）时对我说：“你和路增周等人调动工作我为你们开绿灯！”对临城历经文革危难过来的老干部的话我深有感触。这句话不啻是注入心田的一股春风，也使我在那个日子里看到一丝丝希冀！
那时，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县领导来化肥厂驻厂是常有的事儿。新调来管工业的县革委副书记    （宁晋）在一个大夜班与我做过一次交谈，他看我有点儿文化或者说谈吐之间有一些见的，就在县革委常委会提出调我进机关，因不长时间后调走而搁浅!县农业组腰风山主任调我，私下也通知到我本人，结果被一位县太爷的儿子顶了缸！县工交组梁永江调我搞文字工作，不准！这一次又是知情关系提前告诉我，但是，等来的不是调令而是空头许诺：“厂子里不要你走，知道让你入党提副厂长哩”。
在几次抽调不成情况下，厂领导决定把我调到人事保卫股，在人事股只干了9个月（1969年1月一一1969年9月）又遇见一件事儿，车间出了事故，变换触媒进水全厂停车！
话说变换指的是一氧化碳在一定温度下与水蒸汽反应成二氧化碳，触媒是催化剂化学名字叫四氧化三铁，变换炉温度分入口、一层、二层和出口，反应因有氧气故产生热量，一般控制入口380一一400度，三层温度都有指标。这次事故是液面（设备管内外煤气与变换器有水隔开）水进入变换炉后，使入口、一二层温度下降而停产的大事故，行业术语叫“触媒洗澡”。处理事故有两个办法：一是维持轻负荷调节使温度缓慢升高，已达到正常指标；二是停车更换触媒重新点火升温。当时变换岗位因新手较多，厂长马连聚找到我说：“计划让我上岗位帮助把温度升起来！”那个班我使出浑身解数，终于在下班前把入口温度从200度提升到,350度，接近了正常后的生产线免除了检修重新点火。
第二天，马厂长又找到我说：“初步打算让我回车间当操作工！”我征求赵书森意见，赵不同意老马的意见。在一个机会我见到在鸭鸽营任书记的甘志敏，甘说：“县里要调我到鸭鸽营公社担任团委书记！”
在人保股我和戎智慧对面办公，几天后，组织调令下来了！马连聚又使出把戏不放，赵书森、师宏亮、赵志江等人支持我调离走人。刚确定调鸭鸽营公社，县法院副院长乔玉振通过任风梅也要调我当书记员。一天时间两个新岗位待我前赴，当即决定到“万岁”机关。我前去县组织部办手续时得知：段连庄任临城县委书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到我，“有工作调到也鸽营公社，没有工作安排工作！”
关于段书记，我曾与他有过一段交往，那是文化革命时期的1967年秋冬之交，或许是说错了话，造反派指责他对毛主席不忠，勒令他向毛主席请“罪”！
临中一个二百五学生和文化馆一位刚从山东海军部队退伍来的姓李的押着老段在大街向毛主席像磕头！
已经寒冷的天气里，从县人委到十字街墙上到处是毛的画像，老段反复的动作已满身大汗。恰好，我从图书馆出来遇见如此场面，出于义愤我大步向前大喊：“老段！你不老实，文化革命讲破四旧立四新，你搞封建那一套！走！到我们战斗队交代问题！”上前秋住他上衣一溜烟跑去。
运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挨斗对象只要被另一个战斗队揪走那这场批斗就自行结束。过了戏院扭回头看了看没人注意就放慢了脚步。把老段送到他的宿舍兼办公室，老段洗了把脸坐下，我说：“今后啊，别让他们随便折磨你，悠着点儿！’”说完我迈步出了门坎，老段喊住了我问：“你叫啥名字？哪个单位的？”我回答;”“我是临中的学生”。这件事随便做做也就忘记了，又谁知人家没忘呢！
1979年6月  1 日，化肥厂汽车将我送到鸭鸽营公社，任公社团委书记。
   （上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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