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广波：从《日记》看夏鼐的学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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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记》看夏鼐的学术人生

作者：宋广波



夏鼐先生（1910-1985）的《日记》始于1931年1月1日，止于1985年6月17日，前后历时50余年。除1966年9月至1970年中辍外，整体上是完整的。日前，该《日记》经王世民研究员及夏先生4位子女（夏素琴女士、夏正暄先生、夏正楷先生、夏正炎先生）耗10年心血整理完成，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夏鼐日记》共10卷（前9卷乃《日记》正文，第10卷为“生平事业年表”和“人名索引” ），440万字，是名副其实的原始史料宝库。它的面世，必将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提供丰富而又重要的史料。

首先，该《日记》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史的缩影。夏鼐不是中国最早从事考古工作的人，却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上最有成就、影响亦最大的考古学家。《日记》不但详细记述作者历年的田野工作和室内研究，还对历次重大考古活动有所记述。目下，“中国近代考古学史”的研究尚属薄弱环节，但后人要撰著“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要建构“中国近代考古学史学科”，就不能不参考这套《日记》。其次，该《日记》对完整地评价夏鼐本人在学术史上的贡献与地位，也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夏鼐一向不务虚名，致使长期以来对他的评价也名实不符[ii]，而《日记》可让我们更好了解夏鼐的学术和影响。再次，《日记》记录了中研院史语所、中科院考古所的大量史料，是研究这两个重要学术机构的必备参考书。还有，《日记》保留了大量同时代学人的史料和掌故，这些重要的学人包括蒋廷黻、傅斯年、李济、梁思永、吴金鼎、安特生、胡适、郭沫若、郑振铎等等，掌故如傅斯年和李济因工作关系多次吵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次运动中一流学者的种种面相等等；这有助于后人更真切和直观地了解当时的学术生态。当然，《夏鼐日记》提供给后人的学术信息远不止以上所举；它的整理出版，对学术界来说，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更可贵的是，整理者在整理时以“存真”为最高原则。内容上，仅省略有关家族内部某些事务的记载，再是1963年精神错乱10几天[iii]时所写语言混乱的《日记》。除“文革”期间外，夏鼐的《日记》一般是逐日有记，但也偶有缺记的情形。遇到这种情况，整理者往往注上“某日日记原缺”的字样，以免读者误解。此外，由于种种原因，夏鼐也偶有日后改动《日记》的情形，如作者对1947年7月24日评价尹达《中国原始社会》的记述，后来就做了意思完全不同的改动。夏鼐的记述原作：

以刘君攻考古学，故对于考古学上之材料，认识较真切，对于龙山文化尤多新材料，以马列主义为口口，故有时不免陷入幼稚……

后来夏鼐将最后两句改动为：

以马列主义为主导思想，故有时颇多新见解……

对这种情况，整理者是这样处理的：正文是原来的记录，修改的部分则出现在“编者注”里。这种处理办法，不仅使读者明了作者当时的真实意思，还能反映因时代变迁而出现的特殊学术现象。要之，这是一部原汁原味的文化典籍。

承蒙王世民研究员不弃，使我在该书正式出版前得先睹校样。我怀着兴奋的心情读这套书时，总有为本书写点东西的强烈欲望。但写什么、如何写，却颇费思量。因为从《日记》所提供的宏富材料中随便抓出一个点来，再查找相关材料，就可以写一篇很好的文章。思之再三，本人决定以夏鼐成学、治学的历程为线索来简要勾勒他的学术人生。作为一代学人，学术乃夏鼐之生命。而他成功的求学、治学历程，堪为范式，任何立志从事学术研究的青年学人，都能从中得到很多法门和教益。拙文共分五部分：一位一流考古学家之养成（1931-1940）；从中博院到史语所（1941-1949）；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而奋斗（1950-1966）；“文革”中的夏鼐（1966-1976）；夕阳无限好（1977-1985）。


一位一流考古学家之养成（1931-1940）

夏鼐自幼笃志向学，嗜书成癖。自开蒙以来，读书几成每日必有之课业。《日记》中有相当大的比重是其读书、评书的记录：读何书，每日读多少页，该书价值如何，均有详明之记载。加之他天分高，才情远，悟性敏锐，对所读之书常有真知灼见。此外，夏鼐读书，常不为外部环境所扰（当然，“文革”中被关进“牛棚”强迫劳动和改造时除外），颇令人惊异。如，“九一八”国难后，全国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但他“仍沉迷于读书生活中”，后来他自己也曾为此忏悔。[iv]又如，1942年夏鼐返乡时，时值日军占领温州，在逃难途中，夏鼐仍读《三国志》。再如，1966年的7、8月间，“文化大革命”已经如火如荼，但他仍偷闲读《容斋随笔》。因夏鼐留给别人的印象总是手不释卷，因此朋友、同事、家人无有不赞其“勤奋”者。不过，夏鼐有他自己独特的说法：“我的念书成了瘾，用功这字和我无关，要克制欲望以读书才配称用功，上了瘾的人便不配称用功。不过我的读书瘾是喜欢自己读书，不喜欢有教员在后面督促着。”[v]由此，我们与其赞夏鼐勤奋，倒不如说他是“天生的读书种子”更为恰切。

由“读书种子”而成为一流的考古学家，其间颇富戏剧性。大学毕业时，夏鼐属意的研究是中国近代史，而不是考古学。他所以走上考古这条道路，完全是“由于偶然的机遇”，被“逼入考古学领域”的[vi]。

夏鼐读书自主性很强；同样，在选科方面，他也不想完全听命于他人。高中时，其最初志愿是报考交通大学工科或清华大学文科。但这两校都有患沙眼者不得报考的规定，就报考了燕京大学。在燕大，夏鼐学的是社会学，但他并不喜欢由宗教人士来主持并偏重社会服务的社会学系，一度想改入生物系[vii]。入学半年后，他决定“多看几本社会学的书，以视察自己的性癖到底近否？否则下学期决定改科，像这样糊里糊涂下去太不省事。”[viii]经过几个月的权衡，夏鼐最终决定放弃社会学，而于1931年7月改考清华大学，并转系。9月入学后，夏鼐仍未忘情生物学专业，一度在生物系、历史系之间难以定夺[ix]，但最终还是进了历史系。

在清华，夏鼐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在这里，他除了饱读中西学术经典外，还得到了陈寅恪、蒋廷黻、雷海宗等一流学术大师之陶育与提携；平时，则有吴晗、王栻、罗尔纲、梁方仲等史坛新秀与他切磋、辩难。其学问，真是“日日新”。到毕业前夕，他已经决定继续求学，并选好了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经济史。当时继续深造的路有两条：一是投考清华研究院，二是报考“国立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 1934年8月21日夏鼐参加留美考试那天，清华研究院入学考试放榜，他以总分第一名（总平均83分余）的成绩高中。10月2日，留美考试放榜，他又以绝对优势的成绩荣登榜首[x]。当时留美考试在北平择定的专业是“考古学门”，因此，成绩一公布，他即面临研究方向的选择：是选“考古学”呢？还是选“中国近代经济史”呢？他当天《日记》记道：

……自己本来预备弄的是中国近世史，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学，这样便要改变我整个一生的计划，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改变，我并没有预料到，我有些彷徨无主。

自此到出国，夏鼐一直希望改科。3月17日，已在安阳实习的夏鼐得知1935年留美考试有“经济史”一门时，

殊自悔去年之投考考古学也。自家本是埋首读书的人，考古学的田野工作，注重组织及办事能干，殊非所长也。

在殷墟实习一个多月后，他又记道：

我自己觉得对于书本的嗜好，仍是太过分，对于田野工作的兴趣远不及对于书本的爱好。[xi]

5月8日，李济在殷墟问夏鼐对田野工作的感受时，他这样记道：

李先生问我：“觉得田野工作滋味如何?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啊!”我只得苦笑而已。青年人所怕的不是吃苦，而是知道自己的命运被决定了，只能做第二三流事业中的第二三流人物。无疑的，我是不适宜于田野工作的，这不是指体格方面而言，而是指生活习惯而言，我的素养使我成为书呆子，关于统治工人及管理事务各方面皆是一个门外汉，勉强做去，未必见功，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可想呢!

5月26日，安阳实习即将结束，但他的真是想法依然是：

我觉得自己不配弄考古，对于田野工作，已有些生厌了，觉得它的单调，不生兴味。

甚至到了英国，已经从学叶兹教授时，《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与他（皮特里）一比较，我所受的教育，自然是完备得多，但是我所读的多是偏于文史一方面的东西，与考古学不生关系，自己对于古物虽有嗜好，在初中时便喜欢拣古钱，但对于用人办事的才干太差劲了。……将来的成败，实属不可预料，我只好不断努力，聊尽己责而已。[xii]

通过这几段《日记》，我们可以看出，夏鼐选科的标准就是胡适一直对青年人强调的原则：“性之所近，力之能及”。在出洋之前，他对考古学一直没有兴趣。特别是通过殷墟实习，他更加觉得他不适合做田野工作。有的研究文章说，“夏鼐从中国近现代史转向考古学，主要是受了殷墟考古发掘的影响。”[xiii]今据《日记》，可知此说完全不确。

出国前，他曾委托吴晗通过刘崇鋐教授向梅贻琦校长说项，希望1935年留美考试改考“经济史”一门。但这遭到梅氏的峻拒，梅表示：若改学经济史，必须放弃去年的考古学资格。显然，夏鼐不想放弃。因此，尽管他“始终觉得不配作考古学家” [xiv]，但还是无奈的选择了考古学。

虽然一开始夏鼐就对考古学提不起兴趣，一直想改科，但自留美考试入取后，他仍然认真准备考古学的功课。准备工作共有三项：第一，请教老师如何研治考古学。受访的老师有刘崇鋐、雷海宗、孔繁霱、袁复礼、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前三人因不了解考古学，因此均不能给以指导，给夏鼐指导最多的是李济、梁思永二人。从选学校到选导师，李、梁二人都切实给予指导，而且在李济帮助下，将夏鼐的赴美留学改为赴英。第二，广泛研读考古学著作。留美成绩公布后的第二天，夏鼐即读李济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之后中外考古学名著就成了夏鼐的读书对象。第三，到殷墟发掘工地实习两个半月。《日记》逐日所记发掘情况极为详尽，后来尹达写文章时还曾经借阅这些记录。

为充实考古学的业务基础，夏鼐本想在国内多预备一些时间，并商之傅斯年、李济两位导师，但其二人均力主“以早日出国为是”。于是，夏鼐便于1935年8月7日放洋。抵英后不久，先在伦敦大学科特奥德学院注册，从叶兹教授习中国考古学。但上了几次课以后，他对叶兹的水平产生疑问，并怀疑：“[在这里]对于自己的前途，是否适宜。”于是便想早日离开叶兹[xv]。很快，他就做出打算：当年尽量阅览考古学书籍，“明年暑假或转入埃及学，或到爱丁堡去听比较考古学。”[xvi]

究竟赴爱丁堡大学习史前考古学还是就近入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系，夏鼐做了周密的调查和思考：爱大设备、标本均不周，关于考古学技术方面之课程极少，而技术恰是我国考古工作所急需的；此间主持人柴尔德教授在教法及奖掖后学方面完全不热心，对有色人种素来轻视；特别是，在爱大只能习史前考古学，而国内最缺乏的是有史考古学[xvii]。而抵英后，夏鼐在田野工作之技术方面用力甚多；所缺的，主要是“发掘后如何整理、采集标本后如何研究”方面的知识。而要弥补此不足，绝非只听讲即可，“而必须有具体之实物及实例，始能领悟，然后始能以其方法，返国后应用于搜集及整理中国之古物。”而在伦大最发达、又最注重实习的埃及考古学系，最便于达此目的。他进一步认为：“中国将来之考古学，必须以埃及考古学之规模为先范，故中国之考古学界，必须有一人熟悉埃及考古学，以其发掘技术及研究方法，多可借镜。”[xviii]因此，他决定入埃及考古学系。但也有实际困难：需要学习埃及文字，需要注意发掘及保存古物之技术，需要广览参考书籍。基于此，他上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请求将留学时间延长一年。后来在李济等的帮助下，此请被清华批准。1936年7月8日，夏鼐终于办妥转学手续，离开了叶兹教授，他提出的借口是：“学校命令，不得不尊。”

而在转系之前，夏鼐通过几个月的学习，已对考古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最初对考古学的犹疑彷徨转变到确定此学为终身事业，仅用了一年时间！在转系之前，夏鼐对将来的学习也有了自己的规划，并且认识到考古学必在中国上古史的建构过程中将占据中心地位：

我觉得，要弄考古学，非有人类学的根基不可。关于文化的起源、变迁等，须有一规模较大的理论在后面，始能把握住考古学材料的意义。现在中国谈考古学的，还多以19世纪后半叶的人类学为根据，Spencer[斯宾塞]、Taylor[泰勒]等的uniformistic evolutionism theory[均变论]，尚极盛行，实则将来须费一番肃清的工作。然后再专就实证，以建立中国的上古史。考古学在学术界的地位，并不很高，但是治上古史，考古学是占中心的地位，尤其是中国现下的上古史界情形，旧的传说渐被推翻，而新的传说又逐渐出现，与旧的传说是一丘之貉，都是出于书斋中书生的想像，假使中国政治社会稍为安定，考古学的工作实大有可为也。[xix]

他把近期的学习重点定为两条：(1)田野工作之技术，以遗物与文籍互证之研究方法；(2)古代文化之背景[xx]。自此，除了田野工作（转系后不久，他就做了为时六周的田野工作——参加梅登堡遗址新石器时代防御沟之发掘），他就开始照此计划读书。他先后读了安德鲁斯《古代人类觅踪》、泰勒《原始文化》、霍尔《远东的古代历史》、布雷斯特德《埃及历史》、马里特《形成中的人类——人类学入门》、凯尼恩《图书馆与博物馆》等等名著，同时加紧学习埃及象形文字。他对既定的学习计划乐此不疲，“对他的课程表现出全面的兴趣” [xxi]，他甚至认为：“在工作中可以得到快乐，用不着休息。”[xxii]

浓厚的兴趣加上科学的学习计划，使夏鼐的成绩突飞猛进，这得到了李济和格兰维尔教授的一致认可。1937年末，他到了埃及，做了为期四个月的实地发掘工作，把所学的理论、技术与实践做了有机的结合。回伦敦后，夏鼐开始着手准备学位论文《古代埃及的串珠》。

而到1938年8月，夏鼐的公费已经到期。他在1939年年初的计划是：再埋首苦干一年，将此间整理串珠的工作告一段落。格兰维尔教授也希望夏鼐在1939年完成学位论文，得到学位后再在此间做点研究工作。这与夏鼐不想立即回国的想法不谋而合。为此，格兰维尔教授特意为他在系中谋得一个一年津贴100英镑的助理职位。有了津贴之后，夏鼐的研究计划又有扩充。但天有不测风云，这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伦大埃及考古学系停办，夏鼐在格兰维尔教授帮助下转到埃及工作，致使一切计划都成画饼：到1939年底，他的论文连一篇绪论也没有完成。在埃及的一年，夏鼐仍然把重点放在学术训练方面，因此，尽管1940年12月他动身回国时仍然没有完成论文，但丝毫不影响他已经成为了中国受过最为优秀训练的考古学者。

总结夏鼐的成才之路，可以看出，他在求学时已经具备了成为一流学者的所有重要条件：一，对学问的天生兴趣，注定了他的读书与研究都是为学术而学术，他的博览群籍奠定了日后识见超群的基础。二，在各个阶段，他都得到过一流学术大师的指点：在清华时有陈寅恪、蒋廷黻、雷海宗等，稍后有傅斯年、李济，留学时则有格兰维尔、皮特里。


从中博院到史语所（1941-1949）

早在1939年6月，夏鼐就得到消息：李济和傅斯年、梁思永已经商妥，在史语所或中央博物院内，为他留一适当位置。这令立志从事研究的夏鼐欣喜异常[xxiii]，他并于11月1日专门为此事函询李济，李济得函后即正式函邀夏鼐去中博院。此前，浙江大学曾准备聘夏鼐为副教授[xxiv]。而回国之初，清华时的业师雷海宗教授也曾邀其到西南联大讲授“西洋上古史”，但夏鼐一心想做专职的研究工作，对教书兴趣不大[xxv]。所以，他选择了月薪较少,但他认为更有利于在学术上发展的中博院。

1941年3月，夏鼐回到阔别了6年的祖国，到达四川南溪县李庄，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两年后，改就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副研究员，直到1949年。这八年，在夏鼐的学术生涯中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个时段：他完成了从一个青年学子到海内外公认的有成就的考古学家的转变，完成了博士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此外，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科研组织方面，他都得到了充分训练，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一流事业中的一流人物”（而不是他担心的“二三流事业中的二三流人物”），为后来主持新中国的考古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这8年中，夏鼐参与了两次大的田野考古工作。一是与吴金鼎、曾昭燏、高去寻等在四川彭山县豆芽房、寨子山发掘汉代崖墓，二是与向达等在甘肃进行的考古调查发掘。前者时间较短，自1941年7月16日始，至11月23日止，历时四月有余。后者自1944年2月23日始启程，至1946年2月25日返回重庆，前后持续时间接近两年，收获尤多。

通过《日记》这两次田野发掘工作之记录，再对照在伦敦、埃及时的学习记录，可以清晰地看出夏鼐是如何将现代考古学知识与中国的实际田野工作相结合的。在纪念、研究夏鼐的文集《夏鼐先生纪念文集》中，有不少是记述夏鼐的田野工作和研究创获的，后来被同事、学生所津津乐道并被总结成考古工作经验的东西，这在两次发掘工作《日记》中得到充分的展现。

首先，在田野工作之前，夏鼐总要做充分地准备工作。那就是广泛阅读和研究此前有关的研究论著，了解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动态；同时研读考察地的地方志，了解历史上的有关记载及当地的地理环境、风土民情等等。如参与彭山崖墓发掘工作之前，在两个多月时间里，他读了《中国西部考古图记》、《中国四川的埋葬风俗》、《华西边疆学会会志》、《营城子》、《乐浪王光墓》、《乐浪彩箧冢》、《四川地质发展史》、《武梁祠堂石刻画像考》、《汉代建筑样式及装饰》、《川边考古简报》等专业书，几乎囊括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方志书有《四川通志》、《蜀中名胜记》、《蜀中广记》、《四川地理》等等。前往甘肃考古之前，由于交通、内部人事纠葛以及自己患病等种种原因，夏鼐接受工作任务之后，迟迟无法启程。这为夏鼐更充分地做准备工作，提供了充裕时间，使得他对研究成果丰硕的西北有了极其充分的了解。行前，他研读了斯坦因的大部头考察报告《塞林提亚》、《中国新疆和甘肃地理研究报告》、《千佛》、《沙埋契丹废墟记》、《亚洲腹地》、《古代和阗》；其他中外学者的重要著作有《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中国文书》，《中国佛教艺术》、《新疆地下宝藏》、《敦煌洞窟》、《西域佛教的研究》，《敦煌发现绘画目录》，《敦煌画的研究》《敦煌石室真蹟录》，《汉简西陲木简汇编》、《居延汉简考释》、《高昌陶集》、《通过玉门关与中亚》，《西北古地研究》、《西北的剖面》，《徐旭生西行日记》，《西域考古录》，等。方志书有《沙州图经》、《秦边纪略》、《甘肃通志》、《甘肃新通志》、《甘州志》、《肃州志》、《武威县志》、《西域水道记》、《敦煌杂钞》、《敦煌随笔》等。

行前的阅读工作，一方面是要做到研究现状了然于胸，同时是为田野工作时拿典籍中所记与地下出土之文物相对照。

在做实际田野工作时，则精密观察、详细记录。田野考古同地质调查一样，需要准确、翔实地加以记录。夏鼐在田野考古中强调认真记录和地质学家丁文江的强调记录有惊人相似之处：不仅在现场要详细记录，还要在当天晚上对记录进行系统整理。《夏鼐日记》中的田野记录是所有考古工作的范本，如1944年5月31日所记：

今日开工，掘1001墓，工人6名，工作一日，墓道已露。另有工人4名，留在工作站中修理房子。选定1001墓，以其为规模较大者中最近工作站者，离站有2公里许。墓南有一砾石墓道，遂横贯墓道掘广2米、长5米之探沟，其初不见扰土之痕迹，砾石间杂沙土，质颇坚硬，有类千佛洞一带之砾石岩。 此或即石[璋如]君前年试掘时认为生土者，一触即成片下坠，而壁上则为坚固之砾石岩，杂有一层沙，为地史第四纪所成之石，未经人工扰过。此后发掘较易，即沿边缘内向北推进，以求墓门。以墓道不广，不能同时利用多人，故即开1002墓。此墓无墓道，故即在坟南半，掘一广2米、长4米之探沟，深达1米，皆为砾石及沙，至收工时未得端倪。余以为此间墓室、墓道以及外围之砾石排列，并非如黄文弼君所云人工故意堆砌石块于其上，实由于当时堆土混合沙砾，以其较周围稍高，受风吹扬，细沙四散，仅余稍粗之砾石。至于地面下约半米至1米之硬土……日人《新西域记》之吐鲁番旧墓图所示，疑即由于误以此硬土当原来保存之生土。此层硬土过薄，且其质颇易崩堕，故不当为保留之生土。

夏鼐在《日记》中着墨最多的，有两部分：一是田野工作记录，再是在参观外国博物馆、遗迹时的记录。相反，在田野工作期间，因无暇读书，故读书记录颇少。

在甘肃考古时，很多发掘地是安特生曾经考察过的地方，夏鼐便拿安特生的著作互相对照考察，发现安氏的工作方法与结论错误颇多。最突出的一个典型事例，是在发掘宁定县阳洼湾齐家墓葬的时候，在容易被忽视的墓葬填土中发现两块彩陶片，从地层学上确认了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从而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肃远古文化分期问题的错误论断，为建立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正确年代序列打下了基础。当然，在夏鼐的研究报告里，这类创获是很多的。

甘肃考古的研究报告主要是在1946到1949年回到研究室完成的。从发掘前的细密准备，到发掘时的步骤、记录，以及回到研究室后撰写报告，可以完整把握夏鼐考古工作的详细过程。看了这部《日记》的考古工作者，再对照早前公开发表的考古报告、论文，以及夏鼐与傅斯年、李济的往来函札，就能勾勒出夏鼐工作的清晰脉络，定能得到很多启发和教益。

科学的工作方法，优异的工作业绩，使史语所、考古组的掌门人傅斯年、李济对夏鼐格外赏识与器重。早在1943年，夏鼐还在家乡赶写学位论文时，傅斯年就力主将夏调入史语所，参加西北考古工作，而李济却希望夏仍留中博院[xxvi]。最后傅、李二人达成的一致是：夏鼐以史语所副研究员名义暂时为中博院借用[xxvii]。傅斯年曾当面对他表达厚望：“傅谈及史语所近来情形，谓自己年高力衰，精力不及。第三组自李兼中博院，梁患肺病，工作停滞，对于余期望颇殷。”[xxviii]后来，夏鼐自甘肃回渝途中，在川北遇匪，傅斯年接电后，“许久未有下文，着急之至，惧人遭杀害，曾电省府令沿江各县一查，后得南充所发之信始安心。关于遗失公物，亦不加责备。”[xxix]这在史语所，是极为少见的[xxx]。伴随着两次考古工作的成功，傅斯年对夏鼐就更加看重。1947年，傅斯年出国就医，极力动员夏鼐代理主持史语所所务。傅斯年提出的理由是：“现下所中的各研究员，不是书呆子、老学究，便是糊涂虫。”[xxxi]次年，38岁的夏鼐晋升为研究员。毫无疑问，傅斯年是把夏鼐当接班人来培养的。1948年11月8日，傅斯年和夏鼐纵谈时事在评价蒋介石时说：“作领袖者不仅须巨眼识人才而提拔，并须能造成所需要之人才。”傅之重用夏，可谓识人得人。

李济也是一贯赏识、提携、帮助夏鼐的。仅举一例说明。1943年确定夏鼐去甘肃考古后，因李济与傅斯年交恶，李便把夏鼐招来，亲受机宜：

今晨李济之先生特别唤我到他办公室中去，叫我将来到西北以前，应该先与傅所长及向先生接洽好下列诸事：史语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之合作条件（最好用明文规定经费报销之办法，报告及收集品之分配，合作之期限），考察团与后方之联络关系(经费之支拨手续，今年后经费之筹划及需用品之供给，谁行负责。工作报告交与何处。工作计划之决定及更改，由何人决定)。考察团内部之分工合作（谁为团长，指挥一切。会计及庶务之分派。关于发掘事宜，谁负全责。考查之路线及发掘地点之选定，临时报告及正式报告之分工办法）等等，皆须于离开李庄前决定。因傅、李交恶后，李先生不便管理此事，故要我自己与傅先生接洽。李先生又提到自己之经验，关于助理员及工头，顶好由自己训练出来，难用现成者，以不便指挥也。个人关于发掘技能，最好能各种皆可有能力自任，不得已时可作One man team[光杆队]。

我们通过7月19日这天《日记》看李济帮助夏鼐的良苦用心，面面俱到，真令人感动。

既有一流大师之无私提携、帮助，又能充分发挥自己所学，显然，夏鼐在史语所是非常愉快的。尽管当时处于战争时期，诸事困难。

随着国内政局巨变，夏鼐在史语所的这种工作状态也告一段落了。在1948年大陆山河变色的前夕，夏鼐对共产党的政策并不了解。只是，和大多数国人一样，他对国民党政权彻底失望了，他在《日记》中对当局的贪腐、无能，多次表达了不满。因此，当他屡屡得到赴台的函电后，他的抉择是：“时局已如此，谁还走死路。”[xxxii]


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而奋斗（1950-1966）

1950年7月，夏鼐在郭沫若、郑振铎、梁思永的屡屡劝驾下，来到北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报到。在这前后，夏鼐多次表达了不想当官、只想做业务工作的意愿[xxxiii]，但未被采纳。当时考古界人士似乎一致认定：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必须由夏鼐来承担重要的领导责任。梁思永的劝驾函最有代表性：“考古所之发展，大部须依靠兄之努力，有此名义，可有若干便利，兄绝不可谦逊，更万不可言辞。”[xxxiv]他认为当时能领导全盘考古事业的，只有李济和夏鼐，而李济去了台湾，在大陆堪当此大任者非夏鼐莫属[xxxv]。

当时，考古所所长是由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兼任的，郑因有重要职务，不常到所；而第一副所长梁思永则长期卧病。自然而然的，所里的业务工作就由名义上的“三把手”夏鼐实际主持。而郑、梁二人对夏也充分信任，夏鼐在郑振铎飞机罹难后这样回忆他：“对于所中事情，一般是不干预，我们做过汇报他一下也便算了，没有很多的争执。”[xxxvi]到1954年，梁思永病逝，尹达任考古所第一副所长，郑更加放手，但尹达因为实际主持历史所的工作，也不常到所，考古所的日常工作仍由夏鼐主持。1962年，夏鼐被任命为所长。

自1950年到北京就职起，夏鼐的名字就与新中国的考古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生命都贡献给新中国的考古事业了。关于夏鼐在新时期对中国考古学、对中国考古事业的卓越贡献，王仲殊、王世民合著的《夏鼐先生的治学之路》给予了客观而充分的评价。文章说：“他致力于考古工作队伍的建设和实事求是优良的形成，考古研究规划的制定和田野考古水平的提高，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和多种学科研究的协调，以及与外国考古学界的学术交流，从而极大地推进我国考古工作的全面发展。”文章还深刻剖析了夏鼐对他涉足的考古学各个分支学科的独特贡献[xxxvii]。此外，《夏鼐先生纪念文集》也是一部研究、回忆夏鼐的扛鼎之作，是目下最能反映“夏鼐研究水平”的代表作。该书对“文革”前夏鼐的贡献做了分门别类、而又面面俱到的总结。

关于夏鼐在这一段的学术上的创获，本文不拟赘述，只想就学术界不甚重视的夏鼐的学术研究与社会环境的关系问题略作梳理。当时对学术影响最大的是政治因素，因而这里主要探讨学术与政治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夏鼐初到北京时，梁思永为打消其坚辞副所长的念头，曾表示：“所中一切事情都由我与郑先生管好了，我只希望你带一班小伙计们在外面多跑跑。”[xxxviii]夏鼐一直不愿担任研究机构负责人的初衷是，他认为他在组织、管理方面不是长项，而且还要耗费大量的工作时间。但1941年后的彭山挖掘和甘肃的考古工作，以及后来的主持史语所所务，都已经证明外柔内刚、处事圆润的夏鼐[xxxix]在组织、管理方面并不逊色。由他担任国家考古机构的业务主持人，可谓得人。又得到梁思永如此承诺，夏鼐也就安之若素了。因此，到职后一周[xl]，他就率队到前往河南辉县进行考古所成立后的第一次发掘。通过这次发掘，第一次在安阳以外发现早于殷墟的商代遗迹，从地域上和年代上扩大对商文化的认识；第一次成功地剔剥出古代木车痕迹，在国际考古学界受到赞誉。次年春，又率队在河南中、西部地区进行调查发掘，进一步指出渑池县仰韶村遗址不仅有仰韶文化遗存，而且有龙山文化遗存，并确认郑州二里岗是一处早于安阳殷墟的重要商代遗址。1951年10月8日，又出发到长沙近郊挖掘，为楚文化研究开辟了道路。

1952年1月上旬，正在长沙做田野工作的夏鼐，接连收到所中紧急催促北返的电报，要其回京参加三反运动。当时，三反正入高潮，整天开会。2月又转入思改学习，一直到9月4日始告完毕。其实，早在1951年夏鼐赴长沙从事田野考古之前，所里已经开展每日下午都要举行（自下午2时至6时半）的目的在交代个人问题的政治学习。对于这种严重干扰业务工作的“学习”，夏鼐在《日记》中虽然没有赤裸裸地表示不满[xli]，但他肯定有抵触情绪。如，同事邀其参加某座谈会时，他的态度是：“可去可不去的会决定不去。”[xlii]在思想改造运动时，他又向郭沫若提出辞去副所长的职务[xliii]。

据《日记》，可知1950年以后的历次运动，夏鼐和科学工作者们都必须放下业务，认真参与的。除前面提到的三反、思想改造运动，还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学习，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紧接着的批判胡适，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倾，以及学习《毛选》等等。历数十几年来的运动史，都可在《夏鼐日记》中找到记载。运动时，一般要做检讨，写总结，提意见。有些运动则对知识分子造成很大感情伤害。1952年8月6日《日记》记郑振铎被伤害事：

上午所中开会，先对郑所长提意见，先由东区郭宝钧、苏秉琦二人，其次为西区尚爱松、曹联璞、徐旭老三人，西区意见颇尖锐，近代史所荣孟源提意见，语言所罗[常培]所长亦对郑攻击，接着吴晓铃提意见，并提及燕京大学于1934年冬驱逐郑先生事，此时郑感情冲动，近代史漆侠提意见，郑已停笔下泪，主席刘桂五即宣布休息，郑凄然离席返办公室。刘即赴近代史所，请范老来，休息半小时再开会，社会所严中平提意见后，范老即起而代郑所长解围，对上半时提意见者加以批判。郑所长致答辞，亦多申辩语及反击语，此时已11时半，郑以开会先离席。接着所外同志对我提意见，12时散会。下午所中同人续对我提意见，3时1刻完毕。散会后至梁先生处报告上午情况。至北大与裴文中、向觉明二君商谈考古训练班问题。晚间至王天木君处闲谈，知昨晚郑、向在天木处为文科研究所古物吵了一架。

类似的受伤，不知夏鼐是否遇到。在《夏鼐日记》中，几乎没有直接表述别人对他提意见而令他感到反感的记录。但他心中，必定是有苦痛的。在各次运动中，对夏鼐所提的意见也是五花八门，集中起来，主要是所谓“专与红”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处理业务与政治的关系问题。1952年8月2日记思想改造运动中同事所提意见：

下午修改自我检讨。西区送来意见：（1）政治思想不够明确，在本所内缺乏思想领导、政治领导，也缺乏主人态度，工作被动，与世无争，只做事务性工作；（2）本所在午门展览，夏所长直接领导布置，费了几万斤小米，但为什么要展览，为谁展览，都不够明确，能不能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应该详细检讨，从这上面即可以看到政治水平及服务的方向；（3）技术观点很重，对考古学的人没有团结，对后进的人也不重视培植训练（最近的考古训练班，听说夏所长又要请假回家）；（4）做着所长，常觉得自己是研究员兼所长，无论在院领导的面前，郑、梁二所长的面前，以及群众面前，都是束手束脚，不知思想有什么顾虑，应该好好检讨。

又如，1959年3月7日在讨论夏鼐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会议上，党务工作者们曾提出意见：

上午8时半开会，由[支部书记]靳尚谦同志主持，我作自我检查，对于政治立场及思想意识二方面各作检查，然后由到会同志提意见，先由尹达、靳尚谦二同志，分别以介绍人身份提意见。尹同志提出：（1）不要将“孤独”，“洁身自好”的脾气带入党中；（2）知识分子特别要注意纪律性及组织性。靳同志提出，要提高政治热情及政治积极性，要加强原则性及战斗性，学会走群众路线。由卢兆荫同志转述支委会的意见：（1）多关心政治，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以提高政治觉悟，培养工人阶级感情；（2）学术方面，划分界线，灭资兴无。然后由苏秉琦、黄文弼、郭宝钧、牛兆勋各同志分别提意见。已近中午，乃由靳同志交到会党员举手表决，获得通过即宣布散会，许多同志与我握手道喜。

再如，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所中同事给夏鼐贴出这样的大字报：“专而不红、埋首业务，不管方针任务。”[xliv]

“文革”以前的《日记》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夏鼐在领导和群众眼中似乎一直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他于1959年已经加入共产党。

使夏鼐在运动中倍感痛苦的不止是运动中领导与同事的揭短与斥非，更重要的是频繁的运动使他无法从事他钟爱的业务工作。他在1952年12月31日写的“总结”中说，本年“我只写了四篇小文章”。1953年年底总结则说：“这一年，自己在业务方面，没有时间做研究工作，仅写了三篇文章”，而且还是《学习〈实践论〉与考古工作》这样的文章。 1958年年底总结说：业务工作方面，今年做得很少，主要是参加所中集体写作“十年考古”的讨论和审阅，讨论和审阅《辞海》考古学条目……个人阅书时间不多，写作更少，长短篇共写六篇，其中二篇未能发表。1959年年底总结：“8月22日起，参加党的整风运动，至年底未毕……今年很少时间阅书，写作也不多，长篇和短文共发表10篇。”透过这些记述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夏鼐是何等的痛苦与无奈！假如对夏鼐这十六年余的《日记》做一个统计，就会发现他参加运动的时间绝对不会比从事业务工作所花费的时间要少。但这种运动对改造思想效果如何呢？从1960年2月14日《日记》所记可见一斑：

花了一整天的工夫，将整风思想小结写出来。自从去年8月22日听了传达八届八中会议的决定以后，不久即转入整风运动，将近半年大部分时间花在整风中，但是写起整风思想小结来，仍是觉得困难，党组规定字数1500-2000字，写好后，即誊清一过，明日交卷。

除了一个接一个的运动，繁重、琐碎的行政事务也使他苦不堪言。在1954年以前，因为梁思永长期请病假，所以夏鼐在行政事务方面耗去了不少时间，有些是与业务有直接关系，有的是纯粹行政性质的，如做工作总结、行政事务人员鉴定，研究所基建，实习员业务补修问题，甚至包括办理托儿所等事。[xlv]因困于琐事，夏鼐备极忙、累，1954年春终因积劳，致使肠出血而入院住疗。1958年曾住医院两次，疗养院一次，看这年《日记》，可知也是由于劳累所致。

常年的劳累，加上因研究工作不能顺利从事而导致的心情抑郁，毁坏了夏鼐的健康。他在《日记》中常常慨叹“老了”。实际上，到1960年的时候，他才刚满50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科学研究需要充裕的时间和安定的环境，但频繁的政治运动使这两条根本无法保证。科学工作者的任务是研究，为什么要对他们不断搞运动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总之，读1950至1966这十几年的《日记》，一方面可以更好地让我们认识新中国考古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夏鼐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突出作用。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夏鼐和他领导的田野发掘以及研究工作都是在运动的夹缝中进行的。假如没有这么多运动，给夏鼐一个更好的工作舞台，其所取得的成就，又岂可限量？


“文革”中的夏鼐（1966-1976）

“文化大革命”对夏鼐来说，可以说完全是“突如其来”的。在1966年5月底以前，尽管已有很多政治学习，但业务工作仍能进行。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后，夏鼐和考古所的业务工作就完全停顿了。具有“当权派”（“文革”发动者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双重身份的夏鼐，每天都关注着《人民日报》的社论，关注着又有哪些学术界的大人物被点名。同时，看大字报、写大字报、参加批判会、写检查、写交代材料成了夏鼐的主要功课。6月中下旬在考古所掌权的是一个叫“战斗小组”的组织[xlvi]，后来又出现“文化革命小组” [xlvii]。据夏鼐6月15日《日记》，中宣部派的十人工作组当天进驻学部。显然，“战斗小组”和“文化革命小组”都受工作组的领导。

对夏鼐触动最大的一次批判是在6月21日：

下午参加全所大会，主席宣布开会后即说“由夏鼐再作检查” (前次散会时是说“夏鼐同志和靳尚谦、林泽敏”)，谓前次的检查又长、又臭，不像话。我知道形势已有变化，将预备好的检查稿子稍加变动，谈了1小时余。然后大家提意见，意见很多，而且尖锐。6时半散会时，介绍工作组同志，我才发现今天已有工作组一人参加。晚间7时半重新开始，对我继续提了半小时的意见，然后转到对林泽敏和靳尚谦提意见，也都让他们站起来。近10时半才散会。今天下午大会的空气甚为紧张，对于我的错误，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负责考古所这么多年，将考古所办到如此地步，像群众揭发的那样，实深感惭悔。至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及立场模糊，并且解放前站在反动立场上，经揭发后更为惊骇和沉痛，希望通过这次运动，能引火烧身，根本改造。如果不进行世界观的根本改造，就不可能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返家，秀君未睡，精神甚为紧张，我劝慰之，怕她旧病复发。我相信自己能受得起考验, 上床后辗转不能入睡，今天的事震动甚深，用安眠药后始入睡。

对这次批判，23日的《日记》又记道： “我那一夜辗转不能入睡，到半夜起来用安眠药始睡着，这两天亦然。这场运动，真可以说是触及人们灵魂，至少对于我这捱整的人而言。”由此可见，这次批判对夏鼐触动之深。

自6月中旬到7月底，在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考古所领导运动的是中宣部派来的工作组。工作组的方针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左派，联合大多数群众，打击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xlviii]但到了7月底，工作组已经被要求做检查，并撤退出去[xlix]。

随着“运动的深入”，对夏鼐的批判也逐步升级。8月9日，考古所成立的“监督小组”宣布：“三反分子”及“右派分子”夏鼐等每天上午劳动，下午写检查。11日又宣布6人挂牌劳动，5人劳动不挂牌，夏鼐属挂牌者。8月12日，夏鼐第一次在学部大会上被揪上台批斗。那天本是召开“斗争三反分子侯外庐大会”，会间又揪出各所共28人上台“陪斗”。据《日记》记载：

此时看表已近5时，考古所有人喊出“考古所三反分子牛兆勋、林泽敏”，并带他二人上台，我正坐在他二人外边，站起来让他们过去，旁边有考古所的人，忽唤起我来，我只好跟着上去。

看来，夏鼐被揪上台，完全是无妄之灾，是因他的好意让路招来的。在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各单位迅速成立红卫兵组织。考古所的红卫兵成立于8月23日，当天即举行大规模批斗会：

下午所中成立红卫兵，3时揪斗“反动权威”苏秉琦示众，集中所中全体牛鬼蛇神，戴纸帽游行，绕所中三匝。我打黑旗，牛兆勋、林泽敏打锣，有反动权威徐旭生（未到）、郭宝钧、黄文弼、陈梦家、苏秉琦、安志敏……等，共计26人。

之后，《日记》被查抄，中断。据零星记事，可知当时夏鼐的活动是：集中学习、监督劳动、参加批判会，写交代材料。1968年12月23日，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考古所，新组织办的学习班和以前不一样，之前是“日托”，晚间可回家过宿；这次是“全托”，集中住在所里，不准回家。当时无《日记》，只有追忆：

这次变为“全托”了，睡草荐，自带被褥。好在是不分“牛鬼蛇神”与“革命干部”，一视同仁。全体人员都集中所内，住在办公室里，一般是六、七人至九、十人一间。我住在四合院南侧西首的小屋中，好像是三、四人一间，大概是对于特别班的优待。上、下午和晚间，三次分班学习，读报纸（《人民日报》）和学《毛选》，写检查。最后一项是特别班学员的特别课。每次买饭，特别班的学员放在最后，像幼儿园一样排队前往食堂，快80岁的徐老（旭生）当领队，走在最前，因为他年老走得慢，大概是一则照顾他，怕他落伍，买不上饭；二则照顾我们这些特别生，免得抢先。[l]

在“全托”班，还经常开批斗会。据《日记》，可知在1969年的7月24日和8月16日，考古所先后举行过两次“彻底批判夏鼐”的全所大会。“全托”班到1970年5月21日下放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为止。

在干校，夏鼐做过土坯、种过菜，也做过收割小麦、锄草、看青等各种农活。农事之外，还要搞运动：学习文件，清查“五一六”。夏鼐的“干校日记”，对干校的劳动、生活和运动，记述颇详，是重要的学术史料；加之文笔生动，又是优美的小品文，其文学价值当不下于杨绛的《干校六记》。如1970年8月1日《日记》记夏鼐制土坯：

下午至窑场参加晒砖坯的工作，我的工作是脱坯、两脚踩泥，后来盖房时运砖、递砖，虽不在免役之列，总算是照顾做轻微体力劳动。这也是所谓“弱者总占便宜”。

又如1970年7月30日《日记》记钱钟书的“废物利用”：

各连有邮递员，每日去邮局送取邮件……听说文学所是钱钟书同志。据云，他帮助邮局里工作同志辨认难识字，寻出偏僻的地名，解决不少问题，所以很受优待，常得茶水款待。这真是“大才小用”，他自己却谦虚地说：“废物利用！废物利用！”

再如1970年10月21日《日记》记友人劳动分工：

偕苏秉琦同志去东岳公社，晤及历史所熟人张政烺（正在饲猪）、谢国桢、尹达（打麻绳）。途经“临湖轩”，晤及吴世昌同志（管理工具器材）。返校，得家中回电，催我返京。与军宣队老窦同志商量，决定明天请假返京。

夏鼐信手记下这些片段，或许他当时认为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我们今天读来，看到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却被安排去养猪、踩泥、种庄稼，真不知该笑还是该哭。仔细咀嚼这些文字，留给我们的感觉实际上只有4个字：血泪斑斑。

在干校“改造”恰满5个月的时候，夏鼐因夫人患病，请假返京[li]。回京后，恰遇阿尔巴尼亚请求中国考古人员帮助修复古书的工作，所中宣传队头头便决定夏鼐留京工作，可谓是因祸得福。

自1971年开始，夏鼐开始部分地恢复业务工作。因参加外事活动，自1971年5月18日始，夏鼐的名字不止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意味着夏鼐的处境有了明显改善。“九一三”事件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过。1972年12月，学部的军宣队开始酝酿在考古所成立临时领导小组和解放干部。12月27日，夏鼐被宣布解放。结论是：“根据党的政策，我们认为：夏鼐是具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犯有错误的好人，应予以解放。”次年1月17日，夏鼐被吸收进考古所临时领导小组。

在这几年，在运动的间隙，夏鼐还做了很多重要的学术工作：恢复《考古学报》和《考古》两种刊物，参与筹划我国出土文物的出国展览工作，指导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报告编写工作和二、三号汉墓的发掘工作，指导北京大葆台汉墓的发掘工作等等；还撰写了《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等多篇论文。读这几年的《日记》，夏鼐给人的感觉是：夹着尾巴做人，战战兢兢地工作。

还有一种现象，笔者百思不得其解：在《日记》中有不少歌颂、崇拜领袖的记录。如1969年12月26日，夏鼐贴过一张这样的大字报：

《热烈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七十六岁寿辰》

—调寄减字木兰花有序

今年12月26日欣逢伟大领袖毛主席的76岁诞辰。这个寿辰，不仅在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在革命人的心中引起热烈的庆祝。喜逢佳日，普天同庆，欣然命笔：

韶山圣地，日出东方红无比。
万道金光，百年妖雾一扫空。
雄文四卷，顿教天地齐改观。
雨露春风，全球祝颂毛泽东。

透过字里行间，我们应该相信：这种感情是真诚的。而且，这绝不是个别现象，在很多被整的一流学者中，都有这样的感情流露，如顾颉刚的《日记》就有很多类似的记载。余生也晚，实在难以理解。不过，我想，将来治“文革史”的人肯定能给出一个答案。


夕阳无限好（1977-1985）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捕。稍有政治常识的中国人都感觉到：国内政治将发生重大转折。66岁的夏鼐在这年岁末记下了当时的感受：“举国上下，都充满了希望。”但或许是由于历史的惯性，1977年的揭批“四人帮”运动仍然侵占了夏鼐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宝贵时间。这种状况直到1978年才明显改变。从这年开始，学术研究、科研组织、学术交流，才真正成为夏鼐生命的主旋律。国家的新时代开始了，夏鼐的新时代也开始了。

从1978到1985年这生命的最后的七年多时间里，是夏鼐自1950年以来心情最舒畅、学术创造力勃发、在科研组织等方面最能发挥作用的一个时段。他的学生石兴邦回忆，“文革”后的夏鼐，“显得热情而好动，如果说‘文革’前，他是埋头研究的一个学者，‘文革’后他成了一个富有活力的社会活动家，前后相较，形若两人，他对文物保护考古研究工作等各方面都关心，而勇于承担责任。”[lii]

这里主要通过《日记》谈他在新时期为谋求中国学术独立、保护文物两个方面的种种努力。这两个问题，既是夏鼐在这一时期着力最多、成就最大，也是到今天为止依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

所谓学术独立，是指中国学人能在自己国土上独立自主地从事科学以及各种现代学术的研究，并能使青年学子不留学即能在国内接受高等学术训练。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第一代新知识分子就把学术独立作为孜孜以求的目标，并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陈寅恪曾提出：求中国学术之独立，“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 [liii]。以丁文江、秉志、胡先驌、竺可桢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科学家，为在中国发展科学迈出了艰难而又扎实的第一步。1920年代末，傅斯年筹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力图在中国创立“科学的东方学”。

应当承认，发轫于1910年代的中国学术独立运动，虽然前进的轨迹极为艰辛、曲折，但总体上是不断进步的。特别是北伐成功后，国家政局初步稳定下来，迎来了中国学术发展的黄金十年，中国现代考古学就发轫于这一时期。但万万不幸的是，1937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随后的3年内战重创了这一运动。而自1950年代以来，政治又严重干扰学术，并不成熟的中国现代学术往往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而横遭批判[liv]，致使现代学术传统被割断。到了“文革”，学人被揪斗、辱贱，被彻底剥夺学术研究的权利，甚至被“非正常死亡”。“文革”结束时，一流的学术大师已凋零殆尽，而由他们开创的中国现代学术也已被荡涤的七零八落。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夏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学术独立”的口号，但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以此为中心的。作为训练有素的资深专家，夏鼐对社科院建院方针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国家科学院的主要任务是提高科学水平，他坚决反对社科院衙门化、宣传部化、企业化。此点，曾得到时任院长的胡乔木的认同。1980年3月11日《日记》有记：

下午，赴南长街礼堂，胡乔木院长谈院中工作，谓今后恐更无暇多管院事，正在讨论改革体制，谈及颇赞同我所提的不要三化（衙门化，宣传部化，企业化），强调科学研究，只能用科研成果直接或间接为四化服务。

关于反对将社科院宣传部化，徐苹芳的回忆可与之对证：“（夏鼐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虽然受中宣部的领导，但它不是中宣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不是在舆论上作宣传的，人文科学有它自身的研究目的和方法，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要充分尊重人文科学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lv]

关于反对社科院企业化，夏鼐也有一段日记：

晚间至邓力群同志处，商谈所事，兼及院事。邓有消极意，说干不下去了，要离开社科院，但为其企业化办法辩护，说没有要全院企业化，只要行政方面企业化。[lvi]

此外，夏鼐还不赞成社科院办研究生院，理由是：“社科院是以研究为主的，而研究生院却是以教学为主的，两者目的不同，社科院不能办学。”[lvii]胡乔木的回忆说：“他不同意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因为条件不够。”[lviii]在他的“挂名第一副院长”届满前夕，胡希望夏能出任研究生院院长，他则坚辞不就，恐怕也与此有关[lix]。

作为纯正的学者，夏鼐不募荣利、无意仕进，对做“学官”毫无兴趣。他逝世前几天的一段《日记》曾对某知名科学家的热衷于名、奔波于社会活动深不以为然。对自己，他一向谨严、低调，比如，他在审查一篇文章时，刻意删掉了“以夏鼐为代表的老一辈考古学家”一句中“以夏鼐为代表”6字，而改为“现仍健在的和解放后去世的” [lx]。早在1981年，他就婉辞北京大学邀其兼任考古学系主任的请求[lxi]。不过，次年，他在胡乔木的强烈要求下，担任了一届“补丁”副院长。胡提出的理由是：“考虑到新的领导班子一发表，正副院长三人[lxii]，都是学术上不大知名的人士，香港和各国都要纷纷议论，并且今后代表院方接待专业代表团，也须有专业对口的领导接见（一般外宾接待不必出面）。”夏坚辞，但不获准，只能允任。事后，夏曾赋诗一首，赠享受同等“待遇”的钱钟书，并自嘲：

伏案终期老未休，无端被召上高楼（王荆公诗：“不畏浮云蔽白日，只缘身在最高楼。”）。樗材聊作补丁用（此次调整名单确定后，发现漏洞，打上两个补丁，可与《红楼梦》“无才补天”之顽石比美欤？），时人错认作封侯（有人问打补丁deputy[副]院长之级别，为部长级耶？局司级耶？真是“时人不识余心苦，将谓争名学少年”）。[lxiii]

在任挂名副院长期间，夏鼐严格坚持领导事先答应的“三不主义”：不上班（不要办公室）；不批阅公文(不画圈)；不参加会议。但也偶有例外。1984年9月19日，他从友人处听到这样一则消息：

……[蔡荣生]谈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常驻代表团情况，及今年秋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探讨“世界重大问题，准备教科文23C/ 5文件（两年计划）”，总干事召开一次高级咨询会议，我院竟派╳ ╳ ╳作为代表，别国的代表都是学术界硕学之士，对于探讨世界重大问题有发言权，而╳ ╳ ╳则为外事局职员，无法置喙。最近华裔黄高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社科部门发展研究处代处长)来华访问时还谈及此事。又谈起上次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开会时，陈╳ ╳ 代表竞选副主编落选及会上表现，拍桌子骂主席AsirovC苏联)霸权主义操纵编委会。

透过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夏鼐对此事的不满。两天后，夏鼐少有的以副院长的身份向有关部门过问了此事：

我至院部，至外事局副局长处，请他召╳ ╳ ╳来，一起谈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事，对于我们派╳ ╳ ╳参加总干事召开探讨重大问题的高级咨询会议不满，关于宗教所代为组织宗教艺术国际会议亦不满意，希望今后加以注意[lxiv]。

很明显，夏鼐这次“破例”干预“院政”，仍是从社科院的长远发展与学风建设的角度出发的。

说起夏鼐对学风建设的贡献，也特别值得总结。他主张授予学位时要从严[lxv]，反对发表论文时冠以职位、职称（因为学术论文不是衙门公文）[lxvi]，他从不随便担任学术丛书的顾问[lxvii]，不轻易写推荐信[lxviii]，不为非本专业的著作写序，不轻易当编委，旗帜鲜明地反对科研规划过分强调经济效益，忽视基础科研工作。他重视吸收国外先进经验，每次海外交流回来，总会根据国外经验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

尽管夏鼐一直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重视和从事国际学术交流，但他极端反对外国考古团队和个人来中国参与考古发掘。《日记》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颇多，这里列举两条：

1981年9月29日：童恩正同志来，谈在美国已与哈佛大学谈妥，教育部亦已批准，将于明年起合作进行西南石器时代考古。我邀童同志到自家共进午餐，加以说服，考古工作不能与外国人合作，不能贪小便宜，将研究权拱手让人。他亦首肯，事已至此，他亦无能为力。……

1981年11月10日：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Michal[米沙尔」偕同译员来所访问……谈及到临潼秦俑坑能否拍照，并提出中法联合考古的建议，婉拒之。至宦乡同志处，他昨天刚由瑞典、西德归来，我汇报关于川大与哈佛大学联合考古事，他说西德也曾提出，已加婉拒。

在夏鼐等奔走下，哈佛大学与四川大学合作考古的计划最终流产。后来，在夏鼐力主下，社科院婉拒了丁肇中提出中美合作用新方法探寻秦始皇陵计划[lxix]，婉拒了日本人提出中日合作考古发掘的请求[lxx]。在外国人来华从事田野工作已经司空见惯的今天，我们看夏鼐当年的做法，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但仔细分析他所以如此坚持的深意，就会发现：这绝对不是关门主义，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1984年12月20日夏鼐的一次讲话最能说明问题：

……参加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55周年的纪念会……我接着方毅讲话中将北京猿人头骨的发现视为中国科学界得到的第一块金牌这句话，乘机提出两点：第一像奥运会一样，我们可以请外国教练，派人到外国取经，但不能取与外国合作的方式，如果取得金牌的国家队是由外国人才获得，那便不算很光荣。第二是国家队要吸收全国的第一流人才，而不是把人才散到全国各地，否则地方队固然在国际比赛中搞不好，连国家队也垮了。

这段话告诉我们，夏鼐坚持不让外国人来中国做田野工作，目的仍是为了提高中国考古队伍的科学水平，赶超发达国家[lxxi]。在夏鼐看来，如果我们自己不急起直追，轻易把研究权让与外人，则不会进步，会永远落后于人。这与他在考古所中一再强调的“提高田野工作水平”没有二致。

在考古界，夏鼐一直反复强调这样一个观点：“田野考古工作水平的高低，并不是以出土文物的美恶或好坏为标準的，而是以工作方法的合于科学与否为标准的。”[lxxii]因此，当他在1979年春看到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发掘存在严重问题，就极为震怒，并采取了行动：

到秦俑坑发掘现场……我看了大吃一惊，这是一场全面破坏的挖宝工作。至于修复工作更是糟糕……修复工作做得好的，会做得像真的古物一样，修得糟糕的，把真的修成像假古董。这里，便是糟糕的一例。听说，99人工作，规定每天修复1.5个，现在可以每天1个。发掘现场更是一场破坏性的活动，开了24个20 ╳ 20平方米的探坑，只有四五个工作人员，还经常不在工地，而工人有120人之多。没有现场作记录，照相、绘图都看不见人。揭露出来的东西，有的规定拿起放在一边（听说，最后摆成几堆照相、绘图）。要看平面图，拿出试掘时的平面图来塞责。图上器物都没有编号。这工作搞得真糟糕，我忍不住发了一顿脾气。后来省委书记章泽同志为了陪外宾……来到工地，我也对他说了一顿。为了解决工程上的矛盾，我们开了一次现场会。[lxxiii]

三天后，夏鼐再到现场，看到挖掘工作依然如故，又提出严厉批评，并联合国内著名考古学家赶写保护文物的《紧急呼吁》。回北京后，又给新华社写联名信，并向社科院、文物局的领导反映。乱掘的问题，终得解决。 夏鼐晚年，特别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在学术问题上，即使是老朋友提出的学术观点，他只要有不同意见，也会直面提出来。譬如，他不同意杨向奎对尹达学术思想的阐述[lxxiv]。不同意几十年的老同事苏秉琦关于“我国的考古工作及考古学发展已进入一个新时代”的判断，1984年3月13日《日记》逐条反驳了苏秉琦的观点：

[苏秉琦说]我国的考古工作及考古学发展已进入一个新时代，它的主要标志是：一、已有相当数量的一批比较系统而不是零星的，扎扎实实的而不是草率的田野考古工作、工地和原始资料（鼐按：这只是相对而言，“新时代”是质变而不是量变。从量变到质变，什么数量才算是“新时代”呢？）。二、已经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鼐按：曾问过这与所谓“中国学派的考古学”是否一回事？所谓“特色”是体系的特色，或仅只内容是中国材料，犹是中国特色的历史，即中国史。他说这是后者)。三、已有一批在建国后新培养成长起来的专家学者（鼐按：要有新人，是必要的，但有新人并不便是新时代，还要新人的学术思想及拿出的成果，是否足以代表一个新时代）。

显然，夏鼐的观点更符合历史实际。

关于文物保护。

在新时期，夏鼐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从考古研究和保护民族文化的立场出发，为保护文物做出了特殊贡献。

在《文物保护法》制定的过程中，夏鼐坚持两条：一是法律草案中有关“文物商业”、“文物商店”、文物“销售”等条款，必须删除，因为这与制定文物保护法的目的相矛盾。尤其是有了“可以作为商品流通的文物”这一项，可以作为商品买卖的文物便要超出流散文物的范围，还包括了博物馆等机构的藏品、地下出土品和考古发掘品，对国家文物保护危害尤大。第二，夏鼐强调考古发掘工作经由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前，必须会同国家专业性学术机构的审查，这个权力不能下放。因为考古发掘是一项科学工作，带有高度的技术性和学术性，必须由经过专业训练有经验的考古人员主持[lxxv]。

为了保证这两条能写入《文物保护法》，夏鼐四处奔走，屡上条陈，当面陈情，费尽心思。最后，终于如愿。

夏鼐反对挖掘帝王陵寝。夏鼐认为，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进行挖掘工作，只能造成对文物的破坏。而在改革开放之初（甚至到现在），很多地方行政当轴，为了片面追求一时经济利益，一再要求挖掘帝王陵寝。1980年代，要求挖掘秦始皇陵等帝王陵的呼声不绝于耳。夏鼐的态度是一贯的：坚决反对。1980年4月13日《日记》记道：“与谢辰生同志谈秦陵发掘事，既未盗掘过，应该坚决制止发掘。”隔日，夏鼐与国家文物局主要负责人一起前往河北易县清西陵考察，因西陵保管所谎报情况，说雍正帝泰陵被盗掘一空，因此要求挖掘清理。夏鼐等实地勘察后，发现盗洞仅有一个，且不到一米半，但西陵保管部门却已开挖。夏鼐主张“即行停工回填，如要挖掘，另打报告，据实呈拟，转呈国务院审批。”但地方干部仍想继续挖掘。18日，夏鼐催促国家文物局发文制止继续挖掘。几个月后，西陵保管所状告夏鼐的来信，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内参上。之后，夏鼐与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多次协商，终于制止了这种荒诞的行为。[lxxvi]

与这种只顾一时经济利益，而不顾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短视行为作斗争，一直是夏鼐生命最后几年中的一项重要工作。1985年3月10日，也就是他逝世前3个月，他在《日记》中记道：

石兴邦同志偕陈全方同志（陕西省文化厅副厅长），及省宣传部某君来谈。昨天他们来京，拟明天去国家文物局谈发掘桥陵事，先来给我打一招呼，我仍劝之帝王陵可暂缓发掘……

后来的事实表明，地方当局的要求没有被批准。而在其后的三十年间，没有一座帝王陵寝被挖掘，这，不能忘记夏鼐的功劳。

不独对帝王陵寝，对其它文物古迹、历史遗存的保护，夏鼐也倾尽了大量的心血。最为典型的，如因洛阳首阳山电厂选址发现偃师商城遗址(1988年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日记》中都有详细记载。当时，夏鼐就像一个救火队长，一有破坏文物和文化遗迹的事件发生，他会第一个跳出来，找领导，打报告，四处奔走予以制止，真是苦心孤诣。因此，将来要写“中国文物保护史”的话，夏鼐的功绩，无论如何都应该用浓墨重彩来突出的。

正当夏鼐希望在学术研究和文物保护方面进一步大干的时候，他却于1985年6月17日因脑溢血突发而倒在书桌旁，桌上的文稿，墨迹未干。与二十世纪一流大学者丁文江、傅斯年、胡适一样，他们都是死在工作现场，可谓死得其所；这对学者而言，未尝不是一种“幸福的归宿”。不过，夏鼐死得实在太早了。“著史宏才君未尽”，这是夏鼐送给同窗好友、历史学家王栻挽联中的一句，以此自挽，不也恰如其分吗？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蒙王世民研究员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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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四年仅有部分简要记事。

[ii] 1934年2月20日，张宗燧对夏鼐说：“鼐！你的处世方法非改换不可!我遇见几个同学都不知道你的姓名，大家谈起历史系的高材生，都仅知吴春晗不差，而不提起你的姓名。我知道你不差，但是你的手段太拙劣，不会到教授处谈谈，与同学多接触，弄成了姓名不闻于清华。这也许与你将来的前途有碍，即欲作埋首研究的学者，也多少应该讲究些交际的手段。名过其实原属非是，但至少要名实相符。然而你的名声却远不及你的真实学问，我劝你要改换生活，不要关起门来读书。”张氏所说，倒也实事求是。

[iii] 按，1936年3月6日，夏鼐因胃穿孔而做了胃切除手术，根治了困扰多年的宿疾，因此极度兴奋，一度精神错乱，并住进安定医院治疗。

[iv] 见夏鼐于1954年9月18日在1931年12月31日《日记》之后所写的“补记”。

[v] 1931年2月18日《日记》。

[vi] 1935年10月1日《日记》。

[vii] 1931年1月2日《日记》。

[viii] 1931年2月8日《日记》。

[ix] 1931年9月18日、19日《日记》。

[x]按，夏鼐的平均分72.82分，第二名朱延丰的平均分是57.20分，第三名谷霁光的平均分是51.30分。

[xi] 1935年4月10日《日记》。

[xii] 1935年10月1日《日记》。

[xiii] 姜波：《夏鼐先生的学术思想》，载《夏鼐先生纪念文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科学出版社，2009），308页。

[xiv] 1935年5月8日《日记》。

[xv] 1935年10月24日、31日《日记》。后来，夏鼐在《日记》中多次流露了对叶兹的不满。

[xvi] 1935年11月12日《日记》。

[xvii] 按，李济、梁思永均从事史前考古学，同在英伦留学的吴金鼎等人亦习史前考古学。

[xviii] 1936年4月11日夏鼐致梅贻琦函，据夏鼐次日《日记》。

[xix] 1936年7月5日《日记》。

[xx] 1936年7月7日《日记》。

[xxi] 这是格兰维尔教授对他的评价，见1937年2月8日《日记》。

[xxii] 1936年11月1日《日记》。

[xxiii] 1939年6月25日《日记》。

[xxiv] 1939年8月19日《日记》。

[xxv]夏鼐在1941年2月5日《日记》说:“平生志向，不在教书。”

[xxvi] 1943年2月3日《日记》。

[xxvii] 1943年6月5日《日记》。

[xxviii] 1943年9月3日《日记》。

[xxix] 1946年2月25日《日记》。

[xxx]广波按：众所周知，傅斯年性情暴烈，常与同事处不好关系。供职于史语所一组的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和傅只有工作关系，而毫无私人关系。傅与李济也不洽，夏鼐《日记》就有他们吵架的多次记载。1935年4月，傅斯年还因“不准携眷去考古地”的理由惹恼了董作宾，引发考古组的连环辞职风波。（《夏鼐日记》对这桩公案有很多细节方面的记载，可补此案史料之不足。如，夏鼐《日记》明确说，董作宾带去的女朋友就是后来的夫人熊海平女士；引发傅斯年盛怒的所谓“风纪”问题，不过是1935年4月7日午餐时的一次“闹酒”：众人欲灌醉酒量颇宏的熊女士，“结果她没有醉，别的人倒都喝的醉醺醺了。”此案，最终经丁文江并由丁通过胡适两边说和，最终解决。夏在5月11日《日记》记李济谈话，“后经胡适之双方调解始行解决”，为这个结论提供了补正。）在傅斯年的学术组织生涯里，像对夏鼐这样一个年轻人如此优礼，是少有的。

[xxxi] 1946年11月22日《日记》。

[xxxii] 1949年5月4日《日记》。

[xxxiii] 1950年5月25日、6月21日《日记》。按，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不仅《日记》中有记，即对师友信函中，也有流露。1948年3月21日，夏鼐致函傅斯年汇报工作，称：“现下不比李庄，在李庄生活虽苦，尚无刺激，在首都则一切政治黑暗，皆映入目中，亦使人生反感也。”（转引自李东华：《从往来书信看傅斯年与夏鼐的关系：两代学术领袖的相知与传承》，《古今论衡》第21期，2010年12月）

[xxxiv] 1950年6月21日《日记》。

[xxxv]按，夏鼐史语所的老同事高去寻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在1949年给夏鼐的信中说：“考古组已垮台，中国考古之学，不绝如缕，今日继续起衰者，则舍兄其谁。”据夏鼐1949年7月10《日记》。

[xxxvi] 1958年10月20日《日记》。

[xxxvii]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又见《考古》2000年2期。

[xxxviii] 1954年4月11日《日记》。

[xxxix]可举两例说明：1944年已经定好向达与夏鼐一同去西北，但因种种原因，向达一直未起程，这引起傅斯年暴怒，扬言要取消考察团的事。夏鼐向傅斯年接洽时，婉转劝告才平抑了傅的怒火，事后向达表示：“幸亏不是他去，否则一定当场决裂。”（1944年3月17日《日记》）1947年夏鼐任史语所代理所长时，史语所老研究员岑仲勉发表了一篇内容颇为不妥的英文论文给美国东方学会，罗常培等认为这有损史语所之清誉，乃致函傅斯年“照顾”。傅接函后，即指示夏鼐辞退岑。夏鼐乃致傅函请示：最好请岑氏之亲密同事讽以自动辞职，以保全面子。此议得傅首肯，最后照夏鼐的办法，圆满完成解聘岑仲勉的任务。

[xl]夏鼐于1950年7月来北京报到，面见郭沫若院长，随即回浙大；10月1日正式履任，10月8日率队去辉县。

[xli]按，1950至1966年《日记》，远不如1949年以前和1978年以后的《日记》那样直抒胸臆，畅所欲言。比如，他在悼念梁思永的文章中曾删去“考古所初成立时，内部情况特别复杂”等数段话。确实，考古所成立初确实矛盾、问题极多，但这在夏鼐的《日记》中却丝毫不记。实际上，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对各人的学术研究影响是很大的。

[xlii] 1951年8月26日《日记》。

[xliii] 1952年2月15日《日记》。

[xliv] 1959年11月10日《日记》。

[xlv]按，这种状况在1949年后的科研机构里比比皆是。实验生物学家童第周曾慨叹：研究所所长首先是一位科学研究人员，但在一个大的研究所他必须把力量分散到许多非业务工作中去，这样他还能成为一个科学家吗？（见曾呈奎：《怀念童第周教授》，据中国科学院发育生物研究所童第周文集编辑委员会编：《童第周文集》，学术期刊出版社，1989年）

[xlvi] 夏鼐1966年6月15日的《日记》记道：“今天整天分组讨论，对战斗小组的产生提意见。”23日，考古所副所长牛兆勋问夏鼐是否做检讨、检查什么时，夏鼐的回答是：问战斗小组。

[xlvii] 这一称谓在1966年6月27日《日记》最先出现：上午赴所，文化革命小组喊我们4人（夏鼐、牛兆勋、靳尚谦、林泽敏）去，要做书面检查上交。

[xlviii]夏鼐1966年7月5日《日记》记学部工作组组长张际春的讲话。

[xlix]夏鼐1966年7月30日、8月1日《日记》。

[l] 《夏鼐日记》1968年原缺，只有这一篇“追忆”。

[li]夏夫人李秀君女士患有一种容易昏厥的旧疾，发作时，四肢抽搐，牙关紧咬，神志不清。发病时都是夏鼐亲自动手掰开牙关，将清水灌进嘴里，设法把喉咙里的痰呕出来，人才慢慢清醒过来。此次发病，因夏鼐远在外地，家人束手，只有请示考古所的宣传队头头，请求让夏鼐回来。

[lii]石兴邦：《尽瘁于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忠诚战士——夏鼐同志的学问、道德和事功》，载《夏鼐先生纪念文集》，35页。

[liii]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

[liv]比如，在1950年代的考古学领域，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就横遭批判。

[lv]徐苹芳：《我所知道的夏鼐先生》，载《夏鼐先生纪念文集》，109页。

[lvi] 1980年1月25日《日记》。

[lvii]徐苹芳：《我所知道的夏鼐先生》，载《夏鼐先生纪念文集》，110页。

[lviii]胡乔木：《痛悼卓越的考古学家夏鼐同志》，《人民日报》1985年6月30日。

[lix]按，胡先请梅益、邓力群出面劝驾，遭拒后，又亲自登门求贤，但夏依然坚辞：“4时余胡乔木同志来我家，提出要我担任社科院研究生院长事，婉辞之。谈至6时余，始辞去，以为此事尚无结果，下次再谈，告以不必再顾茅庐了，一笑而别。”（1985年3月22日《日记》）

[lx] 1984年5月3日《日记》。

[lxi] 1981年3月20日《日记》。

[lxii]按，三人是马洪、梅益、刘国光。

[lxiii] 1982年6月7日的《日记》。

[lxiv] 1984年9月22日《日记》。

[lxv] 1981年8月7日《日记》记述了他当天参加东北师大历史系某硕士生的论文答辩会情形，他认为答辩人的主要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最后讨论是否授予硕士学位时，“有不同意见”。“他们二人都主张从宽，最后我也只好从众。”

[lxvi] 1981年6月7日夏鼐致罗宗真函，载《夏鼐先生纪念文集》，118页。

[lxvii] 1983年10月16日《日记》。

[lxviii] 1983年11月13日《日记》。

[lxix] 1984年2月17日《日记》。

[lxx] 1984年6月30日《日记》。

[lxxi]在1980年代初，他有感于我国科学水平大大落后于先进国家，这种愿望就更加强烈。他在1983年3月26日《日记》记道：“与王仲殊同志谈所中工作，及日本考古田野工作水平。我以为在50年代，我们找柱洞、分辨土色，胜过他们；但60年代以来，他们已超过我们。至于文物管理，我们仍是在一片混乱之中，不比他们早已进入法治。”

[lxxii]夏鼐：《田野考古序论》，《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4期。

[lxxiii] 1979年4月7日《日记》。

[lxxiv] 1983年10月28日，夏鼐在《日记》中记道：杨向奎所写纪念尹达的文章，“所谈历史理论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非尹达同志之思想。”30日，又与杨面谈：“我说不是尹达同志的思想，他说尹达同志没有留下关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稿子，这些是他与尹达同志私下谈话中的印象，甚至于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尹达的也说不清楚。”

[lxxv]按，1982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文物保护法》有关这方面的规定在“第十七条”，这条法律条文表述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机构、考古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等，为了科学研究进行考古发掘，必须提出发掘计划，报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审查，经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始得进行发掘。

需要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的考古发掘，由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审查后，报国务院批准。”

2007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现行《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被修改为：“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在批准或者审核前，应当征求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及其他科研机构和有关专家的意见。”

[lxxvi] 1980年7月14 --25日《日记》。


摘自《学术交流网》，原载《中国文化》2011年秋季号，总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