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清福者：回忆上世纪60年代的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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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 上世纪60年代的高考（上）

上世纪60年代（姑且也包括1960年吧），我们这些“40后”（大多数人出生于1941----1947年）有幸在福州市参加或见证了“文革”前最后几届高考。现将当时高考的社会氛围，以及大专院校、中学、那几届校友应对高考的有关情况，分（上）（下）两篇回忆如下：

回忆上世纪60年代的高考（上）

上世纪六十年代高考考场的情景

一．全国高招规模
因在网上查不到1960---1965年共六届全国高考招生人数，只好凭记忆与印象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1960年尚处在“大跃进”的惯性与余波之中；由于那个时期各地、各行业一哄而上，大办高等教育，据信，当年全国高招计划严重失控；对于某些新开办的大专院校来说，出现高中毕业生供不应求的情况。
1961年的高招情况不详；但可以想象，那些不够格的大专院校正开始被清理，紧接着纷纷下马；人员、资产被兼并、调配......其中一大部分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人员被下放、辞退。
1962年因“三年困难”效应凸显，高招计划人数大大压缩，当年全国仅招12万多人，是那几年招生人数最少的一年。
1963、1964、1965年，全国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高招人数基本稳定在16万多人。约为近年每年高招人数的五十分之一。

由上可知，“文革”前夕，全国高等教育的办学规模比现在要小得多；虽然高中普及程度远不及现在（尤其是女学生）；但因高招规模小（1960年除外），每年的高考落选者还是相当多的：大、中城市里的几所重点中学情况好些，其余中学的高考录取率就低多了；至于边远地区的市、县属中学，每届毕业生中能有几位考上非重点大学，或考上大专，不被“剃光头”就算不错了。全社会同龄青年中仅有1--2%的人有机会进入高等院校学习。

二．社会观念及大众认识
------解放初期政治运动多，事实告诉人们，学人文、社科、艺术专业的人“犯错误”的几率高；而念理、工、医、农专业的人政治上相对保险。加之受“左”的不断侵扰，人文、社科、艺术专业的禁区越划越多；人们私下不禁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入读这一类专业，相对于国（境）外大学，到底能学到多少真知呢？而且报刊上还不时地宣传“文科最好的大学就是社会”等观点。久而久之，社会上“重理轻文”的现象不断滋长；老百姓口中流传的“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高见”自然获得广泛默认，批而不臭。
------大家还一致认为：到了高中，数学、物理一旦念不好，要想赶上去----难！既然考理工科大学无望，又对医农科没有兴趣的话，那就只好报考文科。文科的大多数考试科目，如语文、外语、政治、历史、地理如肯用功，靠死记硬背，还有一拼。以致于社会上形成了一种令当今家长、考生听起来觉得非常荒谬的“共识”---- “一流的人才考理工，二流的人才考医农，三流的人才考文科”。当时人们的确或多或少地有点瞧不起报考文科的考生，认为他们多有数理化念不好之嫌疑，故才走此末路；不然就没有大学可上了。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当然，实际的情况也不尽然，我的同学中就有个别人数学成绩很不错（当然家庭出身也不错），仍坚持报考文科，因为他打心里就是喜欢文科，立志将来干文科而无怨无悔。再说呢，当年能考上北大、复旦、人大等校的文科生总不能说他们也属于三流人才吧？但这一类人毕竟是少数。
------在理工科中，“清醒者”或“内行人士”在报考或指导子女、学生报考志愿时偏爱工科。一是国家需要的各种人才，数量上历来以工科为最，招生量最大，录取成功率高；二是工科毕业后当不了发明家，至少也能分配到工厂、工程公司当技术员、工程师，做点实事；三是当时就业潮流倾向去工交基层，因为在那儿工作比较稳定，省得动不动被下放。当时社会上还嘲笑留在机关里的人为“部里蹲”，认为到那儿工作纯属混时间、脱离实际，荒废专业，卖嘴皮子，买空卖空，无所作为（当然，这种认识也是十分片面的）。报考理科呢？人们普遍认为，要么数理化、生物成绩特别拔尖，且大学时仍有把握保持拔尖，毕业后争取做科研，当科学家；不然的话，极有可能被分配到中学当老师。当时中学教师属于人们“敬而远之”的职业，社会地位可没有现在这样高。或又认为国家经济实力毕竟有限，短期内不可能投入一定资金，大力开展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除纯数学研究不太花钱外，其他学科恐难有所作为。所以考生报考前，一定要好好地掂量掂量自己究竟适合不适合念理科。
------大凡报考医学院的，多为医学世家子女。他们都寄望学医学，继承祖业；而不太愿意学药学或学卫生防疫专业什么的。当然，更担心医学院招生少，考不上医学院，就得服从分配上农学院、林学院，那样，毕业后的工作环境、生活条件可能较差…… 而考上农学院、林学院的同学则大多指望进校后能分配学农业机械、林产化工等专业，那样等于学工科，毕业后可被分配进工厂工作。这类“活思想”当年是不能随便公开暴露的，否则会被严肃批评的；等于组织对你多年的教育都白费了......不过，后来我接触过不少当年考进农、林院校相关专业的人士，很多人毕业后都改行了。
------那个时代，也不排斥有少部分同学思想觉悟高，立志改变农村、山区面貌而特地报考农、林学专业，并坚持扎根农、林第一线，苦干了一辈子；他们言行一致，值得钦佩。

三．高招宣传 志愿填报
当时的高招，一律采用“考生先填报志愿，而后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的办法。
此前，会有几十所高等院校提前寄来了他们的招生宣传小报。学校便将这些小报陆续张贴在高三年段教室边的走廊上，供同学们参阅。以今天的眼光看，那些小报印刷得一点也不精美：不少是整版的黑字外加黑白照片；讲究点的，多印一种颜色---大小标题采用美术字，连同插图、花边加印成红色或者蓝色，仅此而已。内容无非是本校历史沿革、系与专业简介、文体活动面貌等。对各高校寄来的宣传品，感兴趣的人不多。当时填报志愿，多数同学主要还是听班主任的；班主任根据各人兴趣爱好，日常学习成绩，家庭出身，及当年来闽招生的各院校的计划，先为需要帮助的同学提出报考志愿的初稿，由各人带回家，征求家长的意见。可当年的家长有几位受过高等教育？有几位熟悉全国高校的总体情况呢？大多数人都回复“同意班主任的意见”。学校便根据全体毕业生“试填报得志愿”进行统一平衡；发现哪几所高校报考的同学过于集中，即通知班主任做好调整工作，以免本校同学间出现不必要的内部竞争，“自相残杀”。待全校总平衡后，才让考生正式填报志愿。
记得志愿表分为表一与表二，表一专供填报全国重点院校，可选填七、八所院校，每所院校可选报三个系；表二专供填报非重点院校，可选填三、五所院校，每所院校可选报两个系。非重点院校既有省属大学，也有省外大学。记得最清楚的是，当年南京航空学院、北京建工学院、无锡轻工学院、福州大学等还不是全国重点院校；浙江大学当时也流落为省属大学，直至“文革”前几年才开始来福建省招生……
说实在的，两份志愿表的前两、三所院校，大伙填报得还算比较认真，后几个志愿就随便填了，塞满为止。也有个别同学不听劝阻，破釜沉舟，孤注一掷：头三个志愿全都填报清华或北大；或第一志愿报清华，第二志愿报北大，第三志愿报中科大，以彰显自己的决心与实力……
还值得一提的是，表一、表二之下还有一栏，让考生写明“是否同意服从分配”，以便届时让招生人数不满计划名额的院校直接录取你；或者让已录取你的院校，将你调剂到你未申报的系或专业就读。当时绝大多数考生都填写“同意服从分配”。
“文革”前，福建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比较落后，考生们心里都明白，考上外省的大学，毕业分配时基本无望分回家乡工作；加之那个年代，户籍管理很严格，就业后通过商调回家乡工作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但大家根本没考虑那么多，大多数同学毅然选报省外的重点大学。但也有一点例外，福建人普遍怕冷，且不大了解北方冬天还有“供暖”一说，故敢于报考地处东北、西北寒冷地区高等院校的考生相对少一些。

四．毕业鉴定
每位考生“个人政治表现”鉴定评语，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最终的录取结果，与高考成绩一样，事关重大。毕业鉴定由班主任执笔。由于各班班主任的能力有别，加之评价标准、政策分寸等掌握得不统一，评语必然写得参差不齐。我们中学的校长每年都会亲自审阅、并与班主任协商、做好考生毕业鉴定的修订工作，力求各班措辞平衡、评语尽可能写得准确、实事求是、符合政策、有利考生。但这也只限于毕业考总成绩居年段前50名左右的学生，目的是让他们尽可能多地被重点院校录取。复查人数如再扩大，校长个人精力有限，实在是顾不过来。
“个人政治表现”鉴定评语，对于家庭出身不够好，但高考成绩较好的同学尤为重要，成为能否考进大学，能否进入重点大学深造的关键；家庭出身好的同学，如高考成绩稍差，也会因为中学给出了好的鉴定评语而改变命运，甚或幸运地实现入读大学的“意外升级”。
此外，当时的高校同样也希望能够招入一些思想觉悟高、入学后能担任学生干部的人才，有文艺体育专长的人才，省、市级各学科竞赛的优胜者等，这也全靠毕业鉴定来“披露”和“美言”了。
读到高三年级，班主任大都会安排一些学习成绩不够好的团干部、班干部任虚职，让他们腾出精力，把学习成绩突上去；与此同时，提拔一些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出任团干部、班干部，以锻炼、提高他们的组织能力；同时也让他们的毕业鉴定里，记载有“担任过班级某某职务的表现”，这样容易被来闽招生的高等院校所看好。

五．“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考前学生政治思想教育，主要是围绕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要求来进行的。该口号的大意是“能考上大学，就高兴地去上学；考不上大学就愉快地参加工作，包括从事农业劳动，这些同样都是祖国的需要”。话虽这么说，去农场、下农村与上大学怎么能相比呢？那是要痛下决心的。所以那个时期的全国舆论工具，像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机关杂志《中国青年》等，也一直大力宣传立志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典型人物，例如下乡知识青年邢燕子、董家耕等人的事迹。我们唱的有关革命歌曲的内容，也无不强调“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让生命发出最大的热和光……”加之，当时应届生中确有一些同学念书一向比较困难，认为既然考大专院校无望，其中来自农村的同学，便申请不参加高考总复习，提前回乡务农；来自城市的同学也提出申请，由学校提前介绍到福建边远地区农场里就业等。这种氛围与这些特殊情况，对于少数思想不够成熟、考虑问题有些片面、行为偏激的同学颇有触动：尽管他们考上大学不成问题，但也跟着提出申请，要求学校批准他们提前到农村插队去，态度十分坚决。为扭转这少数几位同学的想法，校领导首先充分肯定了他们不畏艰苦，愿意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难能可贵的积极性；同时也通过班主任，并配合家长给他们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讲明参加高考，接受挑选，同样是祖国的需要；上大学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将来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也同样光荣等道理，好不容易才把他们的情绪稳定下来，转而投入到高考总复习中去。记得，我的同届就有一位同学属于这一类型，后来还考上了清华大学。
印象中，“文革”前，应届毕业生考不上大专院校，次年作为“社会青年”，通过复读，再次参加高考的人比较少。

六．迎考阶段的印象与见闻
到了高三下学期开学不久，整个高中课程的教学任务就基本完成了。各个学校的进度都差不多，很快便转入高考总复习阶段。
------为了总复习取得良好的效果，有时学校会组织全年段同学一起听“专题性大课”；如请有专长的物理老师分别上“力学课”“热学课”“电学课”。这一类课上得新鲜、生动、别具一格，使大家也能领略到别班的课任老师的教学风采，有机会吸收他们的知识专长。
------大凡能挑去教高三的，都是全校公认课教得好，又有干劲的老师。为了本门功课能够给学生们多复习几个课时，有时不同学科的老师之间会发生因抢课时而闹摩擦的情况，他们互相指责别的学科挤占本学科的上课时间；甚至还较真地告到教务主任或校长那里，要求评理。
------为贯彻“少而精”的精神，反对搞“题海战术”累垮学生，老师们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备课。那时我们上午上学时，经常能看到我校数学教研组的带头人池伯鼎老师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看来前一天晚上备课他又是熬了一个通宵，或者工作到深夜。“改革开放”后，他被评为“福建省劳动模范”；2004年获首届“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称号；1984年，作为全国劳模代表团成员，光荣出席了建国35周年国庆典礼；还曾三次受到邓小平等党与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今年1月30日凌晨与世长辞。
------有位高三班主任，也是教数学的，学校派他出席在校附近会场里召开的全省“学习《毛选》积极分子经验交流大会”；在会议安排的中途短暂的休息时间里，他都放不下心，竟来回小跑，趁机回班级一趟，为的是哪怕能看一眼本班学生数学复习的进度也好……“改革开放”后，他同样被评为“福建省劳动模范”，新近刚刚去世。
------有位教化学的老教师，以校为家，终日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课外闲不住，把学校的许多块“各学科宣传园地”的黑板，全都占领了，写上化学科总复习的内容，并经常变换；这还不够，在教学楼的过道上，也能经常看到他用大字报的形式，贴出了不少“化学疑难题问答”等，供同学们参考。他对不是他教的班级的同学也非常热情，有求必应，有问必答。同学们送他一绰号，叫“老愚公”……“改革开放”后，他也被评为“福建省劳动模范”，前两年去世。
------在同年毕业的五个班中，1班有一点最让我羡慕，那就是他们从高一起改学英语，而且由校教务主任陈先生亲自执掌教鞭。陈主任面临的压力够大的：由于部分外地学生从初中一年级就开始学英语了，所以他必须拿三年的教绩去拼人家六年的教绩。不过陈主任还是有底气的：他早年毕业于著名的教会大学----福州协和大学英语系，不但学问好，教学一向认真、严格，很有一套办法，他们班的学生对他敬畏有加；总复习阶段，他也抓得非常紧，我想效果一定很好。更重要的是，他为学校后来的英语教学闯开了一条路。“改革开放”后，他出任福州市副市长，一度长驻香港，可惜逝世得太早。
------每当校教务处刻印服务工作满足不了复习进度的要求时，许多老师都会亲自上阵，又是刻蜡板、又是油印、又是装订的，毫无名师架子可言，一切为了毕业班同学能考上大学，考上好大学！
------福州市郊县有几所重点中学，在复习迎考的最后阶段，更是让全体高三同学一律住校，实行严格的管理，推行高强度的突击性总复习。这样，学生从早到晚，所有时间都被安排得满满的；各科教师轮番上阵，饱和灌输，不断测试，全力帮助学习上有潜力的同学考上全国重点大学；拼命也要把功课差一点的同学，连抱带扛地带进大学之门；让学习自觉性不够强的同学，想偷懒都找不到机会……这一阶段，学校的领导、教师、职工们所付出的心血、艰辛可想而知。
------“三年困难”时期，在迎考的最后冲刺阶段，我们学校还将校办农场收获的一点粮食，兑换成粮票，或在食堂里加工成饼子，分发给每位考生，让考生每人每天可增加一两的粮食供应量，以缓解大家“吃不饱饭”营养不足的实际问题。
------在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那些年头里，学习成绩好的同学，为帮助困难同学，牺牲了自己大量的复习时间，以致影响了自己的高考成绩......这样的例子也不鲜见。（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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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 上世纪60年代的高考（下）

七．“理工班”与“600分小组”
1958年，中国大地掀起了“大跃进”的浪潮，号召各行各业破除迷信，打破常规发展国民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提出“钢铁年产翻一番”“十五年内超过英国”等口号。中教界不甘落后，便在1958年入学的高中生中试行“两年制高中”制度。我们中学当年高一年段共招八个班，学校便将学习基础较好的学生挑选出来，组成四个班读“两年制高中”。然而，经过实践与逐步淘汰，最后能坚持到底的，也就剩下一个班的人马了，这个班取名为“理工班”。我校1958---1960届“理工班”的师资配备够强的：班主任W.K.Zh.老师教语文，他是北大五十年代毕业生，后又在人大读完了研究生；数学则由全省数一数二的名师池伯鼎老师压阵，解放前他毕业于著名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电机系……数理化三科还专门配备了“辅导员”；“辅导员”都是学习成绩很优秀的前几届的毕业生，他（她）们或因高考体检出了毛病，或因家庭出身不好，未能考上大学，被母校以“培养师资”的名义留下的年轻人。“辅导员”经常出没在教室里，为该班同学答疑解惑，积极协助课任老师教学，批改作业，参加考前“备战”；由于与同学们的年龄相差无几，相处得十分融洽……
有意思的是，在“大跃进”气氛的感召下，那年我校高三年段有几位学习成绩拔尖的同学，串联好自愿跨班组成一个小组，名曰“600分小组”，贴出大字报，表示要努力争取高考的六门功课，门门都考出100分的成绩，向党献厚礼。这自然是天方夜谭；不过学校还是肯定了他们的积极性。后来这几位仁兄在“放了空炮”后，多数还是分别考进了清华、北大、中科大……

八．考场与考室
在那“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无情批判个人头脑中的私字一闪念”的年代，极少发现高考舞弊现象。我们校是省重点中学，因此我们当年都被放心地安排在本校的教室里参加高考。考前两三天，大家收到通知，要求提前到校，按“准考证”号码，找到各自的考室与座位，这就显得轻而易举了；而且在本校参加高考，考试时也没有什么适应与不适应新环境的问题了。
当年除非出现极其意外的情况，家长不会亲自护送考生到考场。考试时，考场周边没有多少人，安静得很，只有几位工作人员在那儿溜达；至多偶遇省、市招生办的领导来考场视察。哪像现在这样不像话---场外挤满了全程等候的家长（有的还特地请假），车水马龙的，问长问短的、翘首以盼的，好像遇到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甚至还劳师动众，影响、牵带、震动着全社会，简直有失体统，为全世界所罕见！
在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做温室里的花朵”，反对“娇生惯养”的年代，即便你是独生子女，家长如果敢在公共场合，表现得如此细心、体贴、亲昵、黏糊，关爱有加的话，那你和你的家长肯定会遭到同学们的嘲笑，让你多年都抬不起头！
不过，尽管条件较差，当时的中学母校对考生们还是挺关心的：
记得那几年，高考时天气炎热。学校从福州制冰厂买来了不少大冰砖，并砸成冰块放在考室里给考生降温；盛冰块的容器五花八门，有木盆、搪瓷盆、铝合金盆、陶盆、洋铁桶等，都是从住校的教职员工家里借来的。
那时候戴手表的考生如麟角凤毛。学校便动员教职员工把家里数字标示比较清晰的座钟捧来，挑选最好的，放置在考室的讲台上，帮助考生掌握考试的时间。
有些考生有“临场紧张”的毛病，校医务室人员会提前准备好凉开水，督促他们提前服用一或半片镇静剂，大概是溴化钠药片之类的，后入场参加考试。
有的老师利用考前的一点时间，还在给自己的学生作心理辅导工作，传授考场上遇到各种意外，应如何灵活应对的实用方法......关爱程度不亚于父母。
对高考所需，教职员工及其家属们普遍表现得很热情，一致认为“前方打仗，后方支援、服务”天经地义。一切为了考生，一切为了学校一年一度的荣誉，他们不避麻烦、不怕借出的用品意外丢失、遭损。
......

九．招生顺序
“文革”前，军校优先招生，其次才轮到清华、北大等全国一流重点院校。军校招生的对象为家庭出身好，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应届毕业生。其中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要求最高；每年在福建省仅招少量学员，被录取者多为革干、革军子弟；其他军校，如军医大等也招得不多。考上军校是很多男生的梦想：上军校，一切生活、学习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上军校，成了预备役军官，军龄（工龄）从入学的那一天算起；上军校，身穿军官服，头戴大盖帽好不威风，放假回母校看望老师，低班同学见了都羡慕不已……当然，上军校就得接受军事化管理，清晨不管天多冷、人多困都得按时起床、叠被、盥洗、出早操，数年如一日；这对那些日常生活有些散漫习惯的学员来说，开始会有点不适应；但却获得了锻炼、改造自己的良机……
当然，要论招生顺序，最早开展招考工作的还数上海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等一批艺术院校，他们提前半年就把有意报考的考生，叫到上海、北京进行艺术表演能力的测试……
当年报考清华、北大的，很多人是看上了长学制；那时清华全校学生，以及北大的理科生实行六年制教学，这样可比五年制大学的同学多学到一些知识，或相关知识学得深一点。
另值得一提的是，中科院直属的中科大虽实行五年制教学，但考上的难度一点也不低于清华、北大，主要是该校每年在闽招生人数较少。中国医科大学实行的是八年制教学，在闽招生量更少，考上的难度尤大。
当年民间有一种说法，叫做“工科北清华，南上交；文理北北大，南复旦”，意味着这四所高校，地位相差无几，报考时只能四择其一；如果将其中任何一所学校填在第二志愿里，等于白填；因为这四所大学的招生几乎同步进行；各自的、把本校列为第一志愿的考生尚且招收不完，岂会录取他校挑剩下的？
“四大名校”之后还有不少好的院校可供选择，如：工科的哈工大、西安交大、天大、同济、北航、北钢、北矿、北油、北地质（半理半工）、北邮、北京工学院、华中工学院、大连工学院、南京工学院、西北工学院、东北工学院、合肥工学院、中南矿冶、唐铁、北铁、重庆大等；以及文科的人大，文理科的南大、南开、武大、中山、吉大、川大、山东大、兰大、厦大、暨南、北师大、华东师大等。
医农类的热门院校为北医、上一医、湖南医；北农院、南农院；北林院、南林院；青岛海洋学院等。
一旦进不了重点院校，那只能等待表二的省属、部属非重点院校的录取，或考进三年制专科院校（大专）。文革前即便是非重点大学也推行五年制教学；只有省属师范学院实行四年制教学。考上师范学院，生活费由国家负担（拿全额助学金），且学制短了一年；因此也有一些家庭生活较困难的同学，或喜欢当教师的同学主动选择表二第一志愿报考福建师范学院，准备大学毕业后留在本省当中学教师。
文革前，一些中等专科学校也很愿意招收“落第”的高考生，让他们进校学习两年后毕业，取得中专文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考的录取率，并促进了政府扶持的某些中专专业人才的培养。当然这也是奉地方政府之命而特招。我们班有一位女生，高考出现意外，被一所中专录取，其实她的素质很高，这一点已被她参加工作后的良好表现所证明。
记得当年，省、市也分别举行过数学、物理竞赛，那些得奖者如果总分达不到“四大名校”或中科大等校的底线，“招生卡片”就无法递送到大学招生人员的手里，那再好的竞赛成绩都“白搭”了。当年可没有省级竞赛前几名获奖者可享受保送待遇之说。我们班有一位同学曾获全省物理竞赛第二名，省数学竞赛成绩也名列前茅，志愿报考上海交大，因受文科成绩拖累，结果仅考上华中工学院。
那时我们中学的高一、高二年段还曾冒出几位超常生，他们也照样是通过“提前参加高考”，而被中科大、北大破格录取的。

十．贯彻阶级路线
“文革”前有一种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的江山是靠工农兵流血、牺牲换来的，因此，上大学的权利，培养人才的机会，应该保证由他们的子女优先享用”；当然，对平民子女也可适当照顾；但对出身不好的同学，则要贯彻“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的方针。
由于解放前能上中学的，绝大多数不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的子女；因此，解放初大学生的家庭出身结构很不理想，那是不得已的事，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到了“文革”前夕，受过高中教育的工农兵子女已经很多，所以在大专院校招生中，如何保证忠实地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成为一项政策性很强，政治上很敏感，利害、得失关系不太好处理，容易受批评、指责的工作。“文革”一开始，教育界的造反派就曾贴出不少大字报，猛烈“抨击”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表达了不满。……其实，在我看来“文革”前夕的高招，“政审”是相当严格的，贯彻阶级路线总体上已算是比较到位的了。个别成绩太优秀、“政审”情况有问题的考生，高校想要，一般都须通过专门的请示、研究、拍板才有可能。哪像某些大字报胡乱“上纲上线”所“揭露”的那样，校领导是在处心积虑地招降纳叛，刻意打击工农兵子女，或者工农调干，疯狂地贯彻、推行修正主义招生路线，为复辟资本主义做准备？
我高中年段有好几位同学平时学习成绩很不错，个人政治表现也算中规中矩，结果未能考上大学；后来有的被安排上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当时我有点纳闷；经打听才知道，是受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因素的影响：他们的父亲，有的在台湾；有的解放前担任过伪职，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有的是摘帽右派分子；有的解放前集体加入过国民党组织；有的叔父在美国；有的亲属长居海外，政治面目不清……担任团干部、班干部、学生会干部的同学，出身不好，情况还稍微好一些，不过大多数也只是被非重点大学所录取。
1964年，福建师院附中有一位叫 W.H.J.的女考生，报考北京大学。她是1964届学生中福建省数学与物理学竞赛的“双料冠军”( 当时我国尚未开展全国性的学科竞赛 ) ；她还有范文曾被选登在《习作园地》上，据说小提琴也拉得很不错，是一位各学科发展非常均衡的拔尖生；相信她的高考成绩也低不了。然而却未被包括北大在内的全国重点大学所录取，令人大吃一惊。后来在福建省教育厅王于耕厅长（叶飞将军的夫人）直接过问下，被非重点院校----福建省医学院录取。据信失利的原因是她不积极要求进步、争取加入团组织，却随信教的家人去教堂做礼拜……
我的大学班上，虽然也有少数同学家庭出身不好，但总体上工人、贫下中农、革干、革军、革命烈士子女的占比是高的；特别是保密专业的班级更是如此。一些高考成绩不突出，但家庭出身好的同学，尤其是曾任班干、团干、学生会干部的，能考上重点大学，说明组织上对他（她）们是有所关照的；对其未来是有所期待的。
我还听说有一位反动军官的儿子，其父是解放前夕被派往台湾的中共党员，“文革”中才知道，他上清华是受组织部秘密关照，才予特招的，本人与家庭成员并不知晓。可叹那一年公安部档案被抢，他的父亲身份暴露，在台湾被枪决。  
1962年情况比较特殊，在经历严酷的“三年困难”时期后，受国内政治大气候影响，当年高招“政审”尺度掌握得最为宽松；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影响下，当年全国计划招生人数虽然较少，但是却有不少出身不好的考生，凭借高分，幸运地考进重点大学的非保密专业就读，其中包括少量本人不是党、团员的地主、富农子弟，这是事实。

十一．中学之间的激烈竞争
“文革”前，福建省因地处对台斗争的前线，国家历年给予的基本建设投资少得可怜，全省工贸企业、事业单位每年可提供的就业机会很少。这就逼使福建省的中学生必须用功读书，力争考上大专院校，求得一条好的出路------毕业后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否则下放或回到农村务农的机会很大，而农村的劳作、生活毕竟相当艰苦！我想，这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福建省在全国统考中屡夺“高考红旗”的重要原因吧。
那时福建省的重点中学的确是“春风得意”。以1963--1965年清华大学的招生情况为例吧：那三年清华每届招收新生1670人左右，其中招收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考生各约300名；河北省（含当时尚未恢复为直辖市的天津市）约100名；福建省约100名（与河北省并列第四位）。其余约500个名额由其他各省瓜分。那时中国人口大省四川、河南、山东，经济与文化强省辽宁、浙江、广东、湖北、湖南的考生全都考不过福建省。每年清华给福建省下达的招生计划人数假如为100名的话，由于福建省报考清华的考生统考成绩较好，清华往往还要从外省临时抽调名额补充给福建省；所以福建省那几年每年都有近110位的应届生考上了清华大学。
1960年我的母校福州三中有13位同学考上清华；这还不算多呢，当年福州一中竟有31位同学考上清华，当时我们都笑称福州一中为“清华附中”。
1963---1965年，福州市鼓楼区这两所省重点中学的高考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我的母校把赶超福建省资历最老的王牌中学---福州一中，作为自己的努力目标，德智体教育均取得了全面的进步；仍然以考上清华的人数为例，1963年：一中9人，三中10人；1964年双方均为8人；1965年：一中7人，三中8人；三中已对一中形成很大的压力。对取得的成绩，母校总结为：“我们的师资、生源都不如一中，我们只能靠上下拧成一股绳，奋力拼搏了；比如经常组织全年段老师集体备课、互相观摩教学等，群策群力，用集体的力量与智慧，去跟一中一批有突出个人实力、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们的劳动比高低……”
1966年6月，正当母校师生打算在新的一轮高考中，继续愤发图强，顽强拼搏，力争上游，用实战成绩检验自己，准备向党再献厚礼的最后关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暴”席卷了祖国的大地，1966届考生的一切努力、希望顿时化为泡影；母校事业心很强的领导班子的成员，以及一贯以来不求任何报酬、爱生如子、责任心极强的一些优秀老教师们，几夜之间全都莫名其妙地被打成贯彻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干将、黑爪牙、急先锋、应声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觉毒害青少年灵魂的魑魅魍魉、牛鬼蛇神，惨遭批斗、剃阴阳头、游街、抄家、体罚、劳改，有的长期被关进“牛栏”里，实行隔离审查……
一场仅差十多天就要进行的年度统考，一项历时十几年的有效的选拔人才的制度，一直被延迟到十一年后的1977年才艰难恢复；那一年，十一届新老高中毕业生共赴考场，尽心作答......个中滋味，今天的年轻学子怎能体会、知晓？

十二．后记
近几年清华每年招收的本科生人数稳定在3350名左右，比“文革”前夕大约翻了一番；然而，我查了一下，2013年清华录取的福建考生仅有100名，招生绝对数反比“文革”前夕稍少些，排在全国并列第15位的位置上。这不能不让我们这些“40后”对本省高考成绩发出“今不如昔”的感叹！当然我听说，由于全国教育水平已不像当年那样，各省发展很不平衡。现在下达计划的一大依据是各省的人口数。这样清华每年能从福建省招收100名本科生，也不算很少了，毕竟福建省的人口仅有3400多万人，排在全国第18位。更何况“改革开放”后，福建已不再是不宜大力投资建设的“前线”省了，全省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取得长足的进步，福建省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生的出路多得多了，再也不会像“文革”前那样死盯着高考，格外重视高考了……

近几年，我的母校福州三中-----这所当年培养清华、北大学子的大户人家，既未出现在北大“校长推荐制入围中学名单”里，也未出现在清华公布的“新百年领军计划”推荐资格中学名单内；每年能有一位应届生考上清华或北大就烧高香了。落差如此之大，让老校友们闻之吃惊不已。究其原因，主要是：搬迁到福州学区落户的福州一中硬件大大改善，已经采取全寄宿的方式办学；一中系省教育厅的直属中学，招生吸引力原本来就在三中之上，加之福州重点中学不办初中部后，师资、校舍等条件使一中每年可以招收大量的高中新生，每个年段招上个大十几个班不成问题；这样三中的生源质量没了保障，很快便沦为福建省二流中学（不过现在福一中考进清华的人数也未超过“文革”前；多市县已有能力分流原录取人数较多的福州、莆田等地区所占有的名额。说明全省中等教育已经普及化、均匀化，这是大好事）。
没有竞争就没有压力，失去竞争就没有动力；一家独大绝不是什么好事。前两年，福州市教育当局已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并已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调控；效果如何，有待今后几年不断的“ P D C A ”了……
  
                                                              （写于术后康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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