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俊生：回忆“文革”中我在北京八一学校亲历的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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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文革”二三事
（回忆“文革”中我在北京八一学校亲历的二三事）
（1966．6—1968。3）
（近来中学同学频繁聚会，联想起一些往事，特记录如下）
参加“主义兵”
1966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从北京大学开始。当时我15岁，在北京市八一学校初三二班上学。八一学校就在海淀镇的南边，离北大只有二里多路。夜里隐隐约约能听到北大传来的口号声。6月8日，我们学校开始停课，中学楼里贴满了大字报。我们就跑到北大去看大字报，看斗“黑帮”。10日工作组进校，11日学生李全复等人成立战斗组。
7月27日晚，海淀区中学生在北京展览馆会场开大会，听工作组作报告。北大附中“红旗”的彭小蒙等人突然冲上主席台，宣读中央文革指示，反对工作组。后北京市委的吴德来了，宣布支持彭小蒙。7月28日还在展览馆开大会，江青，陈伯达，康生来了，宣布撤出工作组。以后学校进入无政府状态。
学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八一学校没有高中部，只有初中部和小学部。初三的学生最大，也才16岁，分五个班。三个男生班，两个女生班，共约150人。学校停课后，小学生和初一，初二的学生大都被家长接回家，留校的主要是初三的学生，不到200人，成立了三个红卫兵组织。先是一帮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学生成立红卫兵，但人数较少。然后是李旦生，王小明等人成立红卫兵纵队，也就二三十人。好学生和班干部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绝大多数女生和大部分学生加入了“主义兵”。我是三二班的学习委员，还是校学生会学习部的副部长（部长是五班的周华玲，另一个副部长是一班的姚鸽）。所以当然参加了“主义兵”。“主义兵”虽然人多，但在学校里仍被“红卫兵”“纵队”排挤，被称为“保皇派”。

稀里糊涂地支持“造反派”
当时我们都穿着军装，戴着军帽，胳膊上戴着红袖标。走在大街上，觉得挺神气的。当时许多单位都分成两派，都自称“造反派”。有些人就想拉我们去支持他们。我们都是些十五六岁的孩子，谁弄得清楚，也不知道该支持哪一派。我就亲历过两次。
有一次我和同班同学赵志军去北大，路上碰到一辆大卡车。车上的人打听八一学校在哪里？我们一问，原来他们是清河毛纺厂的，晚上要开大会，来请我们去。我们就回校招了一批人去。原来是这派要开大会，另一派要冲会场，他们拉我们去是让我们保护会场。另一派见我们去了，又拉我们诉说，说开会的是“保皇派”，他们才是“造反派”。我们也搞不清楚，转而支持另一派，这派又反对我们。到了半夜，我们也没弄清楚谁是“造反派”，只好让他们送我们回学校去。
还有一次，听说人大附中红卫兵在北京商学院闹，我们就步行到阜城门外，一去就去冲商学院办公楼。商学院的人堵在楼道里不让我们进。然后辩论，我们这些初中生哪里辩得过大学生。倒是隔壁轻工业学院的大学生支持我们，中午让我们去他们食堂吃饭。中午我们班的梁万生骑着自行车驮着一笸箩包子给我们送饭来。到下午我们也没搞清楚谁对谁错，就回学校去了。

大串联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离得太远，看不清楚。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我们“主义兵”上午就去了，待在中山公园里。下午被安排在东观礼台红一台最西边，紧靠着天安门城楼。谁知在接见前，说毛主席要乘敞棚汽车在天安门广场绕场一周，让我们下去帮助维持秩序。我被安排在广场西侧，背对着通道。手里横拿着一根旗杆，挡在外地红卫兵胸前。当毛主席的车通过时，我只顾拦住别人，甚至没来得及回过头看一眼。
那天，我们班的赵国防跟我说，他们明天去广州串联。我回家一说，父母也不反对。因为我二姐已经去兰州串联了。于是我第二天（9月1日）带了几块钱和五个同学坐火车去广州了（当时红卫兵坐火车不要钱）。一下火车，就被送到省政府招待所。在广州的几天，每天坐着省政府派的车去撒传单（无非是些清华附中的信之类，由省政府印刷厂印刷）。我还记得跑到某百货公司大楼顶上，往下撒传单。
后来我们又从广州乘船去海南岛。一到海口，就被接到华侨大厦，告诉我们，中央不许红卫兵到海南。既然来了，不许去海南腹地，只许待在海口，不要搞什么活动。我们本来就没什么目的，就在海口待了两天。海军派登陆艇把我们这些红卫兵送到湛江。我们从湛江去了桂林，再去上海。在上海住在锦江饭店。饭店把屋里的东西全搬空了，地上铺一张席子，发一床被子，睡在地上。在上海，我们六个人分手了。我独自去了南京。听说学校要参加国庆游行，我9月25日回到北京。
国庆节，我在天安门广场当观礼标兵后，10月5日，我又和北京101中的一行15人去了兰州。然后去了成都，遵义，重庆，贵阳。到贵阳后，他们要去广州。我上个月刚去过广州。10月30日我一个人去了昆明。当时昆明连火车站都没有。
此时全国红卫兵都开始大串联。火车上挤得不行。住宿都在学校的教室里，领一床被子睡在地上。从10月30日至11月26日，我独自去了昆明，贵阳，柳州，南宁，黎塘，长沙。在柳州，睡在灯光球场的场地上。在南宁住在广西大学，在长沙住在长沙铁道学院的教室地上。到11月20日，宣布不许坐火车大串联了，我就回北京了。当年我15岁。

参加几次行动
1966年12月，我大串联回来，回到学校。学校里学生都回家了，少数人在外地步行串联。学生只剩下四五十人，学校也不开伙了。我因为家里住房紧张，就在学校“坚持革命”。，住在小学部的原老师办公室里。每天看从校图书馆偷来的书打发日子，吃饭则到海淀镇上的小饭馆吃面条。我在学校一直待到1月25日上午。当晚学校被抄，我幸免。
这阶段我参加了三次“主义兵”组织的行动，每次都铩羽而归。
一次是到正义路的北京市信访接待站，轰外地上访人员，不许“地富反坏右”分子返回北京。记得那是个晚上，上访人员大都是文革中被遣返人员。开始把他们轰出信访接待站，可过了一会儿，他们就拿着棍棒打回来了。我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少年，空着手，只好沿着长安街往西逃。跑到天安门东南的公安部，看到公安部门前站着一排警察，我们就冲进公安部。警察看我们跑过来，并不阻拦（我们都穿着军装，戴着红袖标，很好认）。反而把追我们的人都挡在门外。我们冲进公安部，不知被谁引导的，都跑到大礼堂待着。后来好像还在食堂吃了饭。到了后半夜，听说有汽车回北航，我们就坐车回学校了。此事后被称为“冲击公安部”。
一次是到东城区砸“三司中学联络站”。他们占的是马连良家。那是夜里，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已经睡觉了。我去看了看，屋子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也没什么好抄的。等我们出来上车时，他们追出来，用砖头砸我们。我们都站在卡车上，无法还手，只好赶快逃命。有一个人脸部被砸伤，回到学校，学校赶紧派车把他送到军区总医院。
还有一次是晚上，坐一辆大轿车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去砸“三司中学联络站”。去了以后也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转了一圈就出来了。到了大门，把他们的大牌子摘了下来，拉回学校。到学校一看，牌子背面是北京市政协，原来他们的牌子也是偷的。

下乡收麦子
1967年6月中旬，学校还没有复课。学生决定自己组织起来，下乡去劳动。不知谁联系的房山区窦店南召公社西南召大队，去帮农民收麦子。窦店离北京有好几十里，由于是学生自发组织的，学校不派车，只好步行前往。我记得是下午五六点从海淀镇的学校出发，一直向南走。开始还排着队，后来就三三俩俩地分散走。尤其是后半夜，又睏又累，一直走到第二天天亮，大约六点钟才走到。我们分散住在老乡家里，在他们家吃饭，帮他们干活。想想这些十六七岁的城里孩子，能干什么活？老乡们对我们不错。把新打下来的粮食给我们吃。不过我只待了十天，就拉肚子。只好坐车回家。回家后去262医院一检查，是急性肠炎，又在医院住了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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