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附中校史（1950---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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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55】

一 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办
来源：人大附中 作者： 编辑： 时间：2001-12-12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深受三座大山压迫，愚弄的劳动者终于翻身得解放，做了国家的主人。共和国建立之初，正值中国人民疗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百废待举之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打下江山，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巩固千秋伟业之际，尽快培养出一批能够胜任国家各级领导岗位的工农干部，并逐步形成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确是关系国家建设的重要大事。因此，1949年12月，在新中国刚刚诞生之际，首届中央教育工作会议就作出重大决定：尽快在全国创办工农速成中学。招收产业工人、机关干部、军队战士入学，不仅补习文化，并为他们接受高等教育打下基础。这一具有开创性的举措，足见新中国决策者的战略眼光。
　  要求各地创办工农速中的同时，中央教育部先行一步，于1950年1月直接领导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工农速中，它就是人大附中的前身。
这所学校筹建期很短，从1950年1月筹备，到4月开学，仅三个月。因为它肩负着探索和开创工农教育“速成”的任务，具有“实验”的性质，故而学校名称为“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先由工农教育司领导，后改属中教司工农速成中学处主管，并抽调相应师资；由中央配备该校行政领导干部，北京市教育局大力支持，帮助借得东城区外交部街大同中学五十间房屋做校舍。中央教育部的行政会议讨论了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招生条件，决定初招三个班，以利于“实验”。4月3日，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开学，开学典礼异常隆重，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亲自率队出席祝贺，副部长钱俊瑞、韦悫、林砺儒出席，其中一位副部长代表部领导讲话，《人民日报》则专稿报道此事。这样优厚的待遇，恐怕今天的一些名牌大学也未必能得到，可见当时的工农教育并非今天的成人教育，无论政治方面还是物质方面，工农中学的待遇远远优于普通中学，这就为日后人大附中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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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农速成中学的发展和特色
来源：人大附中 作者： 编辑： 时间：2001-12-11

  学校成立以后，因大同中学校舍条件较差，教育部又在西城区东养马营八号觅得一处新址，有一个院子和一个小操场，1950年8月，学校迁入暂住，同时着手筹建正规校园。当年的建校先驱们作出决策，迁址西郊与中国人民大学毗邻，这次迁校，为人大附中占据了一块千金难求的风水宝地。
   1950年10月，师生们日夜企盼的西郊新校舍，建成东教学楼和一座平房饭厅，二层楼的教职员宿舍还正在建造，学校即迁入新址。此地当时远非今日中国硅谷的繁荣热闹，还是一片旷野荒郊，甚至偶尔有狼出没，连人民大学也只盖了一栋“灰楼”和几排平房。1951年11月，中央教育部召开全国第一次工农速成中学工作会议指出：“今后工农速成中学设置，在有条件的地区应向大学附设方向走，这样师资设备等方面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由此可见，我校的迁址壮举，为学校选择了今后发展的安身立命之所，是前辈们富于远见的英明决策，实属人大附中发展史上的关键举措。
    根据中央会议精神，1952年7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下达文件，通知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正式移交中国人民大学领导，同年8月15日，完成接交手续，“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
学校创办初期，中央教育部从东北、河北、山东等老解放区选配了一批既有革命经验，又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干部担任学校的领导工作。如首任校长胡朝芝，1939年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历史系，“七.七事变”后，即在川大参加抗日活动，于1938年3月代表四川省战训女同学会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胡朝芝同志到延安在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一班学习。1941年调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室做研究员。后又在延安中学任历史教员。抗战胜利后，赴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作，后在东北解放区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历任哈尔滨一中教导主任，哈尔滨6中校长，东北实验学校（后改为东北实验中学）中学师资部主任。1949年12月调入北京，1950年1月，任北京工农实验速成中学校长。她原则性强而富于经验，威望甚高。副校长王食三从老解放区河北正定师范学校调入，他博学多才，后来长期在人民大学任教。教务副主任唐孝纯是老教育家俞庆棠的女儿，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成人教育，并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即来到学校担任教务副主任，离开附中后长期担任人民大学外语教研室主任。1951年迁校不久，中央教育部又调山东昌乐中学校长夏加同志来校担任教务主任。夏加同志1938年在山东文登参加革命，早在抗日战争，解放战解时期已开始从事革命教育工作，1944年后直到解放初期，一直活跃在党的教育战线上。1951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又积极参加了第一所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建工作，发展了他在战争年代形成的教育思想，在学校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总结出经验，在全国同类学校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为新型的工农教育起到了示范作用。他在实际工作中，有胆识、有魄力、富于实干和创新精神，对学校的规划，校园速建的布局、运动场的开辟设计以及后来校办厂的创建发展，做出了一系列具有远见的决策。
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初创第一年，为保证教学质量，中央教育部与华北革命大学协商，将其留给其他大学的教师常乃慰、高敦粹二人分到速中，同时，北京市教育局在男一中、八中、女一中、师大女附中抽调出白枫、郎好常、许宗韫、张春棠、周□□五位大学本科毕业又具有教学经验的教师来校任教语文、数学、生物等课程，聘请中国历史研究所刘桂武、荣茂元先后讲授社会发展史、中国历史，副校长王食三兼任政治课，学校就这样开学了。
初创时期，随着招生人数的增加，中央教育部又从培训的工农速成中学师资中选派教师，并有北师大毕业的本科生分到学校，教师队伍迅速壮大。几年间，语文教师达20人，常乃慰为组长；数学教师12人，郎好常为组长；政治教师4人；历史教师5人；地理教师6人；物理教师4人；化学教师3人；生物教师3人；体育教师3人，教师总数60以上，偏重文科，这与工农学生补习文化有关。由于要“实验”、“速成”，教育部十分重视，北京市大力支持，学校教师的调配从一开始就很不寻常。这些教师平均年龄40岁以上，业务有专长，教学有经验，三年困难时期，国家规定中教四级（工资89.5元）以上教师每月补助白糖一斤，黄豆4斤，据说学校那时吃补助糖、豆的教师占海淀区吃补助教师的一半左右，足见学校师资队伍的雄厚实力。这样一支有威望、有魄力、有经验、有学识的干部、教师队伍是保证能编写好、处理好教材，探索和改进教学方法，实验并总结出经验的精兵强将，也是工农教育“速成”“实验”的根本保证。
工农速成中学是新生事物，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有关创办工农速成中学的指示中指出：“使工农干部、产业工人在短期内受到中等教育，以便进入人民大学及其它高等学校继续深造，培养成为新型高级知识分子，作为新中国建设的坚强骨干。”学校根据这一精神，确定了招生条件和招生办法：
1、招生对象：参加革命工作三年以上，本人成分是工农或家庭出身是工农的干部，参加劳动三年以上的产业工人。
    2、年龄：18岁到30岁，特殊对象（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等）可放宽到35岁。
    3、文化：具备高小毕业或相当于高小毕业的文化程度。
    4、考试科目：语文、算术；
    5、招生办法：保送和考试相结合
    6、学制：3到4年。
第一届学员仅在北京市范围招生，由学校向中央和北京市党政部门分配报名和录取名额，经中央组织部、中央人民政府人事局或北京市文教局审查，一律经过考试，合格后录取入学。
第一届学员招收3个班录取120人，实际入学116人。其中男94人，女22人；党员91人，团员20人；工业劳动模范、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共43人。
1952年学校移交人民大学改为人大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后，随即在全国范围招生。基本条件未变，只在年龄上规定为16—30岁。以后招生人数逐年递增，有相当一部分参加过长征和抗日战争的干部、部队指战员和全国劳动模范入校学习，战斗英雄周天才、战士作家高玉宝、劳动模范郝建秀、杭佩兰等，都曾进校学习。至1954年，招生人数达400人，在校生已1000余名，可谓群英荟萃，盛极一时。
学校针对学生年龄大，文化低，教学需要“速成”的特点，在中央教育部领导下，按照精简课程教材，避免重复的原则对初、高中教学内容作了必要的取舍和精简，陆续开设了政治、语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体育等课程，未设外语、音乐、美术等科。1952年起，教育部颁发了工农速成中学分类教学计划：
第一类，预备升入高等学校文史、财经及政法等科，以语文、历史、地理等课程为重点；
第二类，预备升入高等学校理科、工科有关专业，以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为重点；
第三类，预备升入高等学校医科、农科及生物学科，以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为重点。
速中归属人大后，因总的方面需与人民大学设科衔接，经领导批准，自五二年新生入学，学校实施第一类教学计划。
建校初期，学校选用正式出版的普通中学教材，作一些适当增减，后来针对工农学生的特点，多用自编的教材。如语文教材，特别选用了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和郝建秀的《进京日记》作课文，古文编选了《石壕吏》等反映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诗文，课外阅读材料选用了《新儿女英雄传》、《暴风骤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作品片断。对其他教材如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中外历史、地理等，各科教师也都作了大量编选和取舍。围绕教学中心工作，学校组织教师校外参观学习，校内公开教学，教研室集体备课，采取各种措施了解学生的困难和需要，提高教学质量。针对学生程度不齐的情况，按学生程度编班，按班级教学，对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学生则采取先补习，后正式进班的办法。工农学生年龄大，20多岁入学还算年轻的，有的已30多岁，成家有子女者多，生活负担重，记忆力差，文化水平真正达到小学毕业的极少。他们说，背枪扛锄都不怕，握起笔来就觉得重，额头上要流汗。常常课间不休息，熄灯后在路灯下，厕所里看书，甚至打着手电在被窝里学习。这些工农学员政治素质高，多数是共产党员，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学习刻苦。例如学员耿桂珍，来校前在刘少奇同志身边工作，来校学习时，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总司令都在她的红皮本上题词、留言，鼓励她认真学好科学文化知识，为新中国建设服务。有的学生提出：“宁可多掉几斤肉，学习决不让落后”，还有的说：“决不让学习上的问题过夜！”有些学生是英雄劳模，每年五一、十一就要离校开庆祝会或参加首长接见，外出参观访问，误课较多，老师们总是利用他们的时间，分别为他们补课。讲一次不会，就换一种方法再讲，抽象的听不懂，就用实物，制教具、画图表……对个别学习吃力的学生，手把手教，有时为了一个数学题，老师要从小学的基本知识讲起，再联系本题直到学生听懂为止。老师想方设法帮助学生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学生也尊敬热爱老师。学校在东养马营时，院子小，过道窄，师生相遇学生一定会道旁恭立，让老师先走，校外相遇，也都以师礼相待。天凉时学生总是开教室后面的窗子通风而不开讲台旁窗子，怕老师着凉，讲台桌上，总是放着热水，桌旁有一把椅子让老师休息。年轻的教师王干桢刚刚登上讲台，不免紧张，而那些年龄比她还要大的工农学员就鼓励她别害怕，大胆讲。师生互敬互爱，关系和谐，课堂内外，充满奋发向上的激情。就这样，师生共同努力，经过3—4年学习，学员文化水平显著提高。第二届学生傅振理说：“我以极大兴趣来学习文学。我不仅把错别字从文章中‘驱逐出境’，而且已有能力欣赏伟大文学家的名著。”贫农子弟孙德福入学前只上过三年学，第一次作文，他用4个小时写了一篇将近200字的短文，其中有24个错别字，3个病句，到毕业时在最后一篇习作《三年》中，他用25000多字有条理，有中心地总结了自己三年来各方面的收获。参加高考时，以优异成绩考入留苏预备班，同时考入的还有4人。早期毕业的工农学生出路宽，备受重视，第一届毕业生中有59人升入人民大学各系，21人考入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其他高校，成为新中国的高级建设人才，未考入大学的学生，经过学习和提高，也都成了各部门的领导和业务骨干。
工农速成教育，学习时间有限，教材内容跨度大，学生文化水平低，且程度高低不等，教学难度也大。怎样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根据教材组织课堂教学，是当时速中的教师们时时处处议论的话题。
首任校长胡朝芝，以一个老革命家、老教育工作者的经验和睿智特别重视学校教师队伍的建设。她说：只要有了高质量的教师，就能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她想方设法，多方联系，从教育部调来郎好常、常乃慰、朱英、颜福清等教师；从北京市教育局调来的许宗韫、白枫、王玉书等教师；从华北工农速成中学调来杨锡钧、朱明瑞、姜在敏等教师；1952年从北师大毕业生中挑选闫士文、钱金荣、熊天一、赵国钧、王育敏、梁琪璞等来校任教；再加上人民大学和其他学校调入的教师共有六十多人，几年间就组成了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最早的一支素质高、经验丰富的教师队伍。不仅如此，胡朝芝校长还亲自深入课堂，认真听课作笔记，将教学双方的情况记录下来，课后，请教师一起研究如何深入浅出，因材施教，使学生易于理解接受。因为工农兵学员文化补习是学习重点，胡校长格外重视语文课教学，甚至注意到课上有关字、词、句的基础知识，并与语文教师一起给学生批改作文。
胡朝芝校长非常尊重教师，尊重教师的劳动成果。有一次，她看到学校一个干部让一名教师站着商谈工作问题，待送走教师后，胡校长严肃地对那名干部说，你刚才与张老师谈话，为什么不站起来，对教师要有礼貌呀！为了使教师有安静的环境钻研教材，集中精力备课，查找资料方便，胡校长批准夏加主任的倡议，开辟了教师备课资料室，室内图书（特别是工具书）及报纸齐全，桌凳完好，备有开水，且有专人服务，深受教师的欢迎和好评，为了使教师们休息好，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地投入教学工作，胡校长根据当时学校的条件，提出教研组长一人一间住房，教师两人一间住房。而这样的居住条件，在当时北京市的中学里是很少见的，充分显示出速中领导尊师重教的作风。
教务主任夏加同志，也特别注意培养和团结教师。他善于根据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既尊重爱护他们，又从严要求，认真培养，有时甚至挺身而出保护他们。1955年工农速中向普通中学转轨后，夏加同志主持制定的学校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切实贯彻执行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力争教育教学成绩在三年内赶上或超过兄弟学校的先进水平。”他与教务副主任唐孝纯为了抓好教学不仅经常听课，还经常到各教研组听取教师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教育老师要坚持勤俭办学的宗旨。
那时候，尽管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工作任务也相当繁重，但是，无论是师关系还是干群关系，都非常和谐，大家同甘共苦，勤俭奋斗。1952年的校舍，只有东教学楼，图书馆、大饭厅、北一楼、北二楼和散布于校园中心几处没有拆除的旧民房，民房的后墙上还有一个用白灰画的大圆圈，据说这样可以防止狼的袭击。南小楼当时尚在建造中，学校的围墙也只是用钉在木桩上的铁丝围起来的。当时学校还没有暖气设备，冬季要生煤炉，老教师们自己会生炉子，办公室里总是炉火旺盛；年青教师不会，晚自习后回到冰冷的宿舍，只好到锅炉房灌两瓶热水，洗漱后，披上大衣，围着被子，脚蹬暖水袋，然后坐在床上看书备课。当时，为了提高教师素质，学校规定全校教师必须参加人民大学附设马列主义夜大学学习，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四门课程每年学习一门，四门考试均及格才发给结业证书。每当周一、周四教师们去夜大上课时，学校的庶务股长（相当于今天的总务主任）高升礼就带着田全明师付在宿舍的楼道里为师生们生炉子，老师们下课回来，只见他们满脸满手煤灰，样子象包公，亲热地戏称他“包股长”。那些不会生火经常受冻的年轻教师，一开宿舍门，炉火正旺，感觉格外温暖舒适。那时，在通向南小楼西门的甬路旁，曾有一个用玉米秸作支架，用麦秸和泥盖成的三角形尖顶小棚，是南小楼竣工前看守工地的民工休息的地方，一次，有位教师从甬道走过，看见高股长的爱人从棚中弯腰“爬出”，好奇地询问，才知她来探亲。这位教师后来责问高股长，怎么想得出用这样简陋的“窝棚”招待家属，他无奈地叹口气说：“没有房子啊！我又不能让他住进南小楼干扰老师们休息，凑合住几天就让她回去。”可见当时员工们工作，生活条件的艰苦，而面对那位掌握分配房屋实权的高股长的所作所为，今天的人们又该说些什么呢？
工农速成中学是我国特殊历史时期因特殊需要创办的特殊学校，从建校之初，就受到党中央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爱护。1951年国庆节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打着校旗参加天安门的游行，经过天安站城楼时，学生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同志招手回应学生，并高呼“工农学生万岁”。学生们为此激动得夜不能寐，可见那时的工农学生地位多么高，工农教育多么光荣、多么神圣。学校刚办起两、三个月，就有国内外人士来参观，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印度、缅甸、越南、印尼等国家的贵宾都曾来访，其中包括印度总理尼赫鲁，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越共主席胡志明，同时还接待了全国成百上千同行的参观学习，扩大了学校的影响，也的确起到了向全国同类学校示范的作用。
人民大学首任校长吴玉章当年亲自将年仅18岁的全国纺织劳模，人大代表郝建秀送到速中学习，并指示学校对她要精心培养教育，严格要求，吴老和人大继任校长成仿吾还多次亲临速中视察指导工作，看望师生员工，对学校的建设和教学给予支持和帮助。建校时期，速中每个学生的建筑面积，教学设备，教育经费等都和大学生一样标准，远远高于一般中学。上级下达招生任务后，即可按规定拨款买地，那时直到现在海淀师范以西土路内，都是划给速中的土地，据说当时夏加校长倡议，尽早在最西边建起南北走向面积为47002的新生宿舍楼，以保证国家拨地的完整。此楼尽管东西日晒，但到现在“守住了”学校土地的“西部边界”，功不可没。还有一事也可见当时学校的实力和领导的魄力。五十年代初，学习苏联教学管理经验时，每月需向人大教务处填写一份学生到课统计表，项目细、百分比、数字多、上报时间紧，管理人员完成几十个班的报表相当困难。当时由人大财政系办公室调到速中教务处的郭维智和会计张绍栋，偶然在王府井南口青年文化服务部看到一台美国产电动计算器，非常喜欢，但价格惊人——那时尚未改革币制，定价2900万元（折现在人民币2900元），相当于250多人一个月的大灶伙食费——认为学校很难花这么大价钱买它。但返校向教务主任夏加汇报后，意外得到他的支持，经胡朝芝校长批准买回来。因为是美国货，价钱又高，如同“外星人”一样招来许多人观看，不少人表示“好用，但太贵了”，摇头而去，以后，也不断有其他部门同志借用，用后评价“虽然太贵，但是好用”，最后，就成了公用设备。几十年后的今天，当高科技电脑已成为普通中学的设备并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感叹速中校领导“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胆识和大力支持新事物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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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速中的结束
来源：人大附中 作者： 编辑： 时间：2001-12-10

工农速成中学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产物，是历史产物。它在建国初期对于提高工人农民的社会地位，提高工农劳动者的文化素养和工作能力，从而巩固工农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后改为人大附中）从1950年创办——1954年，共招生1400余人。在我国1953年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期后，产业工人和干部长期脱产学习已无可能，加之全国各地都办起了各类速成中学、文化补习班、业余补习班等，学校的生源越来越窄，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各条战线急需的人才也不可能再以速成的方式培养，因此，1955年7月15日，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的通知”，正式宣告工农速成教育行将结束，工农速中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此时，人大工农速中没有象全国几十所同类学校那样关门大吉，而是凭借人民大学的实力，在1955年9月，招收了十个班的普通高中生，校领导的睿智远见和当机立断的决择，使这所年轻的学校逐步转舵，走上了正规全日制普通中学的发展道路。从此，学校向着重点中学的目标进发，全校师生员工们，也将在一个崭新的教育领域施展才华，开拓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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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1966】

一 一校六制 几易校名
来源：人大附中 作者： 编辑： 时间：2001-12-08

自1955年起，人大工农速中开始招收普通高中班，此时，54年入学的最后一届工农学员进校仅一年。由于学校领导班子强，教师质量高，设备条件好，故新生质量很高，仅58级9班一个班，就有好几个四中的初中毕业生，还有市（区）金牌、银牌保送生。1956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进入经济建设高潮，文化教育事业也迅速发展繁荣，教育需求日益加大。这个时期的人大附中，在校学生一度包含了六种编制：
    1、工农速成中学班。这时虽然已停止招生，但还有1954年以前招收的二届学生在校学习。
    2、普通高中班。工农速中停办后，学校于1955年9月，招收了十个普通高中班，开始逐渐由工农速成教育向正规普通全日制普通教育过渡。
    3、师院预科班。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亲自抓师资建设，命人大工农速中开办师院预科班，学生大多是来自远郊区县的初中生，家境较贫困，志愿当老师，全享受师范生公费待遇，毕业后不参加高考，直接升入师院深造。1955年—1959年共招收了12个班。
    4、中等师范班。1958年，学校受海淀区教育局委托。代办师范学校，招收普师3个班，1959年招4个班，到1961年，海淀师范（北京市第三师范学校）新校舍建成，它的首任书记石维新、校长唐远尤、教导主任高敦粹皆是由人大附中调任。而数学组长梁楚才、语文组长李守青等教师八人连同代办班的学生也一起调入海师。
    5、人大预科班。1959年，为了与人民大学各科系课程衔接，人大批准学校更名为“中国人民大学预科”，招收预科班八个，学员来自北京附近各省市，工龄三年以上，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经考试择优录取，三年后，经统考再升入高校深造。
    6、工农干部文化补习班。1958年，受北京市工业局委托开办，招生328人，编为7个班，学习一年后回原单位。
北京实验工农速中自1952年更名为“中国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后，1956年7月根据教育部指示，移交北京市教育局，至1958年4月再度回归人民大学领导，这时，学校更名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工农中学”，从新校名可以看出，学校已非“附设”而是“附属”，规模扩大了；其次删掉了“速成”二字，意味着学校已成为一所正规中学；保留了“工农”二字，是因为校内尚有各类工农学员。著名作家刘锦云是1955年入校的第一届普通高中班学生，他在回忆文章中曾说“我们500名高中一年级学生戴上的这枚校徽‘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附设普通中学班’大约是校徽中字数最多的了。”这时期，人大附中在校学生一度六种编制共处一校，真可谓男女老少，济济一堂，各路人马，盛况空前。事实上，这一时期学校正在急速转制，工农中学已在收缩，普通高中生比例迅速上升。1960年，学校开始招收初中生，从单一高级中学向初高中兼有的完整中学过渡。到1963年，最后一批工农学员毕业离校，学校便完成了由成人教育向普通全日制中学的转制，1960年，学校已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这个时期，学校的基本建设也初具规模。除建校初期兴建的马蹄形东教学主楼、教工学生食堂和南小楼教工宿舍外，1953年建成的北一楼、北二楼解决学生住宿，从此学生全部改为寄宿制。北平房为教工住房。1954年，建起行政办公楼和西教学楼。同年，人大附中赫赫有名的中心花园也建成。1955年建造了“守住学校西部边界”的学生宿舍楼。1956年，建起新的学生教工食堂，老食堂改为图书馆并辟出学生阅览室和教师资料室。1958年，师生员工自己动手，奋战3个月，建造了9002米的校办厂厂房，当时的副校长夏加同志，亲自参与了这些项目的规划，设计，有的项目（校办厂）甚至亲临现场指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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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严谨治学 立足发展
来源：人大附中 作者： 编辑： 时间：2001-12-09

在这个过渡时期，由于招生对象不同，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也有区别，如何组织管理好日常教育教学工作，把一校五制的不同教育统一在一盘棋上，做到统一计划，具体落实，分工负责，并有利于学校的长远发展，需要具有远见卓识的目光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应该一提的是，速中首任教务主任夏加同志，自1955年担任副校长，1959年1月老校长胡朝芝调离后，担任校长，一直主持学校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他办学治校严谨勤恳，思维敏锐，敢想敢干，为学校积累普通中学的办学、教学经验，建立人大附中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形成注重培养锻炼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办学特色，立下汗马功劳。
当年学校有一项规定，上课预备铃响后，老师必须在第一次铃响后站在教室门口候堂，正铃响后教师未进教室则为违纪，要出布告通告全校予以处分。所以，教师们一般不睡午觉。据说有位教师下午有课不敢午睡，对着钟表等候上课，直到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迟到了，大叫一声跑向教室。虽然这项规定未免严苛，但执行后确实消灭了迟到现象。还有一个教师，酷爱京戏，并会拉京胡，调入学校后还带着一把京胡，但由于教学紧张，只在58年文艺大跃进时上台唱过一次，直至退休方又拉起胡琴重享票友之乐。可见学校管理之严和教学工作之紧张。那时教师一律住校，家在北京的，只有周六方可回家住；晚自习各科老师轮流辅导，个别答疑；每到期末总复习考试阶段，学校规定：1、各科实验室布置好全部对学生开放；2、下午二节课后学生必须参加室外各种文体活动；3、食堂须为师生改善伙食，增加营养。为了保证58届高中生的教学质量，打响普教头一炮，教师们经常备课到深夜1、2点，学生成绩突飞猛进，高考升学率达98%以上，为后来人大附中直追101中学、四中、师大女附中等名校，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1960年，夏加同志担任校长不到一年，就被卷入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漩涡，调离学校，邸文彧同志接替夏加从大学调来附中担任校长兼书记。邸文彧校长也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早年毕业于师范学校，曾在河北老解放区任教育局长，解放后任人民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他党性强，工作中原则性强，对上级指示坚决贯彻，不打折扣，对思想政治教育非常重视。这一年起，学校开始正式招收初中生，成为一所全日制普通中学，而此时它的校园，教学设备和生活条件，已远非一般中学可比。60间教室为六个年级36个班服务，生物实验课人手一台显微镜，图书馆有北京市中学一流的藏书，标准的田径/足球场和10个篮球场，一幢宽敞的宿舍楼供1200余名学生住，每月8元钱能保证每周6天的午餐不重样，……这一切，即使位列前茅的北京名校也比之逊色。而学校更突出的优势还在于雄厚的师资力量，全部是经过精心选拔的清一色大学毕业生。
当时学校各科不仅有一批资格老，经验丰富的教师，还有一批刚刚从大学毕业的，虽无教学经验，却洋溢着才华和活力的年青人。语文教师杨俊是研究大作家巴金的专家，他知识丰富，讲课生动，评述学生写字不规矩称其“拳打四海英雄，脚踢南北好汉”，他课余即埋头研究写作，令学生格外尊敬。有位同学至今仍然记得语文老师的作文批语：“有通顺明白之美，欠含蓄深刻之功”，并说：“当他十几年后在北京大学获文学硕士时，指导教师给他学位论文下的评语是‘行文清顺通畅，但不够警譬老成’，可见母校教师，确有知人之明。”教政治课的司有伦先生，是人民大学美学专业毕业的研究生，虽蜇伏附中多年，仍才华灼灼不掩风采，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抗旱小诗“三伏天，赛油煎，天下火，地冒烟，人困马乏呀，嗓子干！”如今司先生已是美学名家，在大学执教。英语教师关再汉，曾是抗美援朝板门店谈判时中方首席翻译官，因五七年反右时说了一句“抗战胜利后，苏联在东北把好多机器都拉走了”，在外交部被定为一类右派，六十年代初摘帽后，邸文彧校长爱惜人才，请到附中做英语教师。在学生们的眼中“很瘦很瘦”“喜欢抽粗粗雪茄”的关老师，独具魅力，风度绝佳，“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台陈旧的英文打字机和三本英文原版的《资本论》”，令学生们见了肃然起敬，“即使是班上最调皮的同学，上他的课可以不学，但决不会捣乱”。数学老师周国镇，学生评价他“讲课水平非一般人可比，居然能让人走火入魔，钻进去不想出来。当时遇到难题，真是茶饭不思，做梦都在解题，感到其乐无穷。”钱金荣老师讲课简约流畅，极有条理，不用任何工具即可在黑板上画出标准的方、圆几何图形，令学生们拍手叫绝。历史老师王子华，不带书本，捏一截粉笔上讲台，古今中外，滔滔不绝，讲得学生们如醉如痴。年轻的音乐教师张信，则以自己的艺术才华和敬业精神让幼稚淘气的学生们第一次领略到音乐的内涵与魅力。还有物理教师颜福清、蒋国垣、化学教师娄树华、郭长陆、地理教师刘荫基、董千涛，连图书馆叶学潜老师的政论漫画，都经常在《人民日报》上刊出，人大附中教师的素质，由此可见一斑。早在1956年教师定级时，人大附中（当时速中）就有一级教师一名，二级教师足足一打，相当于当时海淀区其他所有中学高层次教师的总和！
1960年，北京市教育局鉴于本市中学生高考成绩始终不如福建，提出“苦战一百天，赶超福建”的口号，邸文彧校长坚决贯彻这一精神，在西教学楼树起了“刻苦学习”的四个立体大字，号召、激励全校师生努力奋斗，提高教学质量，为了避免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邸校长还实行了每周一日接见教师的制度，广泛听取教职工的意见建议，改进教学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在学校转为普通高中后，下大力抓学习成绩应是明智之举，对提高学校教学质量，促进学校发展有益无害，不想文革中反成“罪状”， 邸校长为此挨批斗深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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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团结奋发 蒸蒸日上
来源：人大附中 作者： 编辑： 时间：2001-12-10

由于人大附中是在工农速成中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重视学生思想教育和德智体全面发展，一直是学校的光荣传统。工农学生年龄大，自治能力强，政治素质高，比较好管理。招收普通高中班之后，因年青学生需要管理，学校引进了班主任制，建立了学生团支部，在校团委和班主任领导下组织开展各种活动。60年代，学校又试验在高中学生中建党支部，由党总支青年委员司有仑任支部书记，发展学生党员。人大附中的传统是学生全部住校，即使家与学校仅一墙之隔。早上全班上早自习，晚上有2—3节晚自习，班主任既要查早自习，又要辅导晚自习，还要晚上督促学生熄灯，早上催促他们起床。一周六个工作日，周日傍晚学生即全部返校，工作基本上是连周转，只能在晚十点以后备课批改作业，比现在的班主任要辛苦得多。那时每个月的班主任费按照教师的不同资历分为15、12、10元三等，但不随工资发放，而是自愿领取。在那个蔑视金钱的年代，大多数教师，尤其是党团员，认为“不领是革命”，因此，尽管班主任工作辛苦，却从不领取津贴，要知道，对于一个每月工资只有几十元的教师，十几元钱不是小数目，可大家竟然都自愿放弃了。有一位教师想买一辆自行车，140多元一辆的飞鸽车，在当时一般家庭中是十分稀有的“大件”，购买起来相当不容易，所以，他很想用班主任津贴解购车之难，为此矛盾斗争许久，才下定决心领取。这个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选择，在当时却要拿出点勇气。由此可见人大附中教师们的精神风貌，当然也能折射出那个时代人们特有的价值取向。当时教师任课也比现在多，外语教师要教四个班，数学如果代数、几何分开讲，也要教四个班。这样的作息制度和工作氛围，使人大附中形成了良好的学习风气和集体主义精神。
三年困难时期，人大附中那么多的干部子弟却没有一人脱离集体回家改善生活，全校一千多学生集体就餐，从未听说有学生因分餐不均而发生争吵。学校也千方百计为那些整天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孩子们想办法改善伙食。老校长邸文彧曾在广播里语重心长地对学生们讲：“你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国家学校要尽最大的努力让你们吃饱、吃好。”学校食堂除限量供给的红薯干、红薯面、豆面、大麦粒之外，千方百计搞来豆腐渣，大葱根做包子给学生吃，原本一人一个的窝头因里面塞入豆腐渣而变大了；隔三差五，学校还增发一个黑黑的白薯面大馍头。有校友回忆：“那几年，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个字就是‘饿’，可是在人大附中，我却没有受到饿的威胁”。在物质食粮极度匮乏的年代，人大附中的师生员工却以集体主义的精神和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灾难，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饥饿渐渐远去，食堂里的菜肴开始丰富起来，据说，那时候人大附中的伙食远近闻名，令老校友至今念念不忘。著名作家陈建功在他的《中学琐忆之一·煎炒烹炸入梦来》一文中幽默地写到：“人大附中最使人难忘的是它的食堂。我知道，我这么说，格调太低。可那时我是个孩子，又是个爱跑爱玩卡路里消耗巨大的孩子，还是个刚熬过三年困难时期的孩子，格调太低，也得由他去。说实在的，每到上午的最后一节课，忍不住就想，食堂中午吃什么？若赶上炸带鱼米粉肉香气袅袅登堂入室，便心往神驰，太虚幻境一游去也。记得当时我背起食堂墙壁上公布的“一周菜谱”，绝对过目能诵一泻千里，俄文单词数学公式物理定律化学分子式统统得一边待着去。人大附中的食堂也办得实在是好：一周的菜谱，从来就没有重样儿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些大师傅都是来自解放区的，脸上老挂着明朗的天，和气又敬业。隔三差五的，食堂的饭桌上就摆上一堆一堆的扁豆啦、莴笋啦，那是让学生们饭后帮助剥的。逢年过节呢，饭桌上就摆上一盆馅，一团面，大家动手，包饺子。我择菜、包饺子的手艺，全是在人大附中的饭桌上学会的。现在人大附中的学子们，比起我辈，当然是“精英”族了，择菜、包饺子的传统，亦不知继承否？大师傅脸上那“明朗的天”和同学们脸上对“革命老前辈”的景仰，或亦发扬光大？”
到六十年代中期，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气氛日益浓厚，人大附中军队干部子女数量也日益增多，逐渐形成一种特有的校风和学风。每天清晨，学生们象军队士兵一样出操，高呼“为祖国锻炼”的口号；吃饭前各班迅速到指定地点列队，唱着同学们喜爱的歌曲《打靶归来》《我是一个兵》《说打就打》《新四军歌》《八路军歌》等，齐步走进食堂就餐。也许这种场面会让现在的学生感到不可思议，但当年那些年青的学生们，却都真心陶醉在一种火热的激情之中，他们在这庄严整齐的集体队列中，感受着青春的力量和未来的使命。这种人大附中特有的“形式”，可以说是工农速成中学时期政治热情的延续，也是那个时代教育者的独具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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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寓教于劳 全面育人
来源：人大附中 作者： 编辑： 时间：2001-12-12

人大附中在教育教学传统上一贯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和全面发展，尤其把学生参加劳动视为重要的教育内容。
早在工农速中时期，针对工农学员文化低，学习能力差的特点，学校就要求教师们适应学生特点，采取各种措施改进教学，提高学生文化水平和自学能力。为配合语文教学，教师们组织读书报告会，演讲比赛会；历史课组织学生编历史短剧演出；数学老师自制多种直观教具，逐步培养学生逻辑推理、抽象思维能力。许多文化程度较低的学员，在语文老师帮助下学会了查字典，从而掌握了使自己终身受益的技能。
学校招收普通高中生后，更加注意贯彻毛泽东“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1956年，校领导组织全校师生学习原苏联办学经验，开展综合技术教育，使学生成为既有文化又有劳动技能和劳动人民感情的新型劳动者。为此，学校决定创建学工基地——校办厂，组织学生定期参加有组织的集体劳动。在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设备，四无厂房，五无经验的情况下，副校长夏加亲自规划、设计，姜在敏、刘孔昭具体负责，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始兴建校办厂。那时办厂，工农学生自然出力不少，他们各方奔走弄来一些废旧机床和设备，车床都是皮带轮传动，今天看来是一堆老掉牙的东西，但在当时仍然算得上是宝贝。工人师傅都是抽调来的年轻人，没有生产经验，于是学校延聘了十多位“二七车辆厂”的退休老师傅来指导。校办工厂有机加工、炼铁、炼焦、铸造等车间，规模都很小。除开二七车辆厂的老师傅外，炼铁车间还聘一位姓高的师傅指导。那时工农学生还弄来一辆破小轿车，经过改造去顶，成了一辆微型小货车，由一位姓吴的老头司机驾驶，这便是人大附中最早拥有的汽车。这辆车开出去经常抛锚，有一次，车前轴断成两截回不来。在拥有这辆汽车之前，人大附中的运输工具是一辆胶皮轱辘骡车，由滕明祥师傅赶车并饲养骡子。校办厂从选择产品，解决设备到扩建厂房，打开销路，校办厂不仅能够达到每期容纳两个教学班劳动四周的要求，还用厂里的经济效益补助了部分办学经费。应该说，这个在50—60年代颇具规模的校办厂，在全市范围内起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示范作用。
另外，每逢“三夏”“三秋”，学校往往要组织学生跋涉数十里或上百里到农村去体验劳动和劳动人民的生活。59年夏季师生到顺义劳动途中遇上滂沱大雨，山洪暴涨大桥被水淹没，大队人马被阻塞途中，于是，男同学挺身出来手拉手做成“人桥”让女同学从手上过河，全体人员刚过去，大桥轰然一声被洪水冲垮！
除了校外劳动，人大附中自50年代就已在“仁达小院”和“凤凰会馆”一带辟有校内劳动基地——一大片菜园，各班学生轮流下地劳动，收获归学生大食堂，大家共同享用。1965年，在没有任何施工机械的情况下，全校师生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日夜奋战，全凭铁锹一点一点挖出了一个50×252的标准游泳池，从此，学校有了游泳课和游泳比赛。
在教学方面，学校教师也一贯重视学生的能力培养。50年代中期，语文教师杨俊、历史教师刘英航，分别以自己的研究专题《巴金论》《论巴黎公社》影响了钟爱文学和历史的部分高中生，学生们因敬爱杨俊老师的才华与人品，集合在他的麾下，组成了专事文学创作的学术团体“雪梅文学社”，与它同时诞生的，还有以工农学员为主体的文学团体“未名文学社”。1956年，学校成立了无线电小组，在于润洲老师辅导下，每周课外活动一次，所需工具、元器件都由学校供应。当时的副校长夏加同志思路开阔，非常注重培养学生能力。不仅组织学生学工、学农、学军，还办起了汽车驾驶班、摩托手班。那时，学校还有一支小有名气的乐队和京剧小组。仅生物教研组就按年级成立了植物、动物、生理、遗传研究多个课外活动小组。学校重视并鼓励学生课余参加各种社团活动，组织了合唱队、舞蹈队、话剧团、民乐队、西乐队、足球队、乒乓球队、篮球队、田径队……，每到周末整个学校欢腾活跃，真正成了学生的乐园。那时的学生虽然也有各种考试，并要参加高考，但不像今天的中学生，整天围着分数和高考转，那么压抑，那么辛苦，紧张严肃的学习之余，学校和老师给他们创造了可以充分展路个性才华，能够尽情放松娱乐的广阔天地。
在当前教育界和全社会都在主张“学习的革命”，呼吁并探讨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的时候，人大附中1965年以高68（5）班为试点的教学改革，尤其值得一提。当时，学校曾招收过13名获金质奖章的初中生，他们高一学习还尚可，到高二、高三学习明显呈下降趋势，分析原因关键是学习中死记硬背，不会动脑子主动学习，鉴于这种情况，学校认为培养真正的人才，就必须让学生学会主动、灵活地学习，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学习习惯，要改变传统的老师满堂灌的课堂教学模式，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变被动为主动学习。当时以钱金荣老师的数学课为实验重点，采取了以下教学方式：1、让学生课前充分预习，发现问题；2、课上提出问题，互相讨论；3、教师抓住重点，难点小结归纳。配合数学课钱金荣老师的教学改革，华之斐老师的物理课期中考试曾采取开卷形式，郑宝黔老师的俄语考试增加了口试，王传业老师的语文课，让学生自己命题写作文，并带学生走出教室到校外参观，回来写观后感和记述。校领导对这个实验班非常关心，教导主任贺平在这个班蹲点，经常下班听课，听取学生意见。这种教学模式的改革对任课教师的要求也更高，他们不仅要充分，深入地备课，还需具备相当的应变能力和组织教学的技巧。当时这个班的班主任是柳成昌老师。高68（5）班一位同学当时在作文中写道：“我发觉自己好象变聪明了，学习不再是枯燥的负担。”“教改使我们班的同学变得开朗，活泼、团结。”遗憾的是这个教改实验开展了一年就因“文革”开始而结束了。今天，在我们为这个仅存在了一年的实验班的夭折而惋惜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赞叹人大附中领导和教师在教学教改上的超前意识。
62级1班校友关鸿羽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我印象里，人大附中那时的教育就是素质教育”，“人大附中教我的知识有些已经忘记，但它给了我们许多一辈子忘不了的东西。如精神、道德、智力、能力、自信心、良好习惯等等，这些东西使我们受益终身。”
1955年至1966年十年间，是人大工农速成中学向全日制普通中学转轨的过渡时期，也是人大附中积累办学、教学经验，争当一流全日制普通中学的初创时期，正当全校师生员工团结进取，争取教育教学再上新阶梯赶超一流中学的时候，文革浩劫开始了，这所年轻的学校将与全党全国人民一起，经历磨难，接受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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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革动乱与学校更名为172中学
来源：人大附中 作者： 编辑： 时间：2001-12-08

1966年5月，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社会上引起骚动，学校党组织以为这不过是一场小小的政治风波，还让党员干部去说服群众稳住阵脚，严守纪律，更不得私自外出串联。
        进入6月，全校学生开始期末复习，六六级高中学生还伏案苦读准备高考之际，一声惊雷又从清华附中响起，毛泽东给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小将写信，支持他们起来造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顷刻之间，校园里还算静谧的学习空气荡然无存。校领导的说服，恰恰成了压制群众的罪状，党组织瘫痪了，几乎所有干部都被斥为修正主义者，或叛徒、特务，邸文彧校长、关玮、董放、姜在敏、司有仑等各部门领导，更被戴上“黑帮”之帽，关进劳改队交待问题。一些学生欢呼雀跃，占领了老师的讲台，再也不用考试了；一些学生茫然无措，难道不用读书学习了？几乎每个教师都惴惴不安，随时可能被一批批学生以不同的名目揪斗批判。学校停课了。继清华附中5月29日、北大附中6月3日成立红卫兵后，人大附中红卫兵于6月7日宣告成立。在校生从初一到高三，即后来被称为“老三届”的六个年级的学生，纷纷参加战斗组织。六十年代，人大附中的学生80%以上都是干部子女，尤以军队干部子弟为多。这些14—19岁的青少年，身心处于亢奋的青春发育期，精力旺盛，头脑简单，渴求独立，在社会的动乱中他们的政治优越感被煽动和盅惑成一股偏激的政治激情，所到之处，无不是被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把持的司令部，该砸该抢；所见之人，个个都有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之嫌，该批该打。朝夕相处的同学似乎变成了陌生人，亲密无间的师生一夜之间反目成仇。昔日绿树成荫书声琅琅充满欢歌笑语的校园，一时间席棚罗立（贴大字报用），斥骂声声，弥漫着暴力和血腥的气息。到1966年底，校园里除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已难觅到半个读书人。红卫兵们走出校门，到社会上“闹革命”，一部分出身不好的学生只好回家做了逍遥派。12月，全国大串联开始，人大附中的师生们，凡可以“自由行动”的都汇入了大串联的洪流。
        1967年春天，军队进驻学校“支左”，成了学校的实际管理者，学校实行连、排编制，暄器一时的校园渐趋平静。这一年，毛泽东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学生们纷纷返校，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掀起了上山下乡高潮。
        1968年春末，支左解放军在定慧寺举办了一期复课闹革命学习班，人大附中政治教研组长司有仑，外语教研组长胡俊泽参加培训，并接受了回校招生，恢复初中的任务。此时，自1966年夏季文革开始以来，已有69、70两届小学毕业生闲散在社会上，而71届又面临小学毕业，他们年龄小，不能上山下乡，只能让中学重新招生复课，将他们管理组织起来。这个时期各校已不可能按照以往的办法凭考试成绩录取学生，于是统一按照就近原则招生。人大附中招生范围北起中关村、科学院各家属楼，南至西颐宾馆住户，还包括人大子弟和海淀镇部分住户，学制仍为三年。但以69届为例，实际在校时间仅有一年多，68年春季入学到1969年8月毕业，这届学生的绝大多数都去了黑龙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可以说在那个读书无用论肆虐的时代，他们没有上过一天真正的初中课程。
初中复课之后，1968年，按照“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的最高指示，北京第一轧钢厂工宣队进驻人大附中。在军、工宣队相继进入学校后，干部教师得以解放，合为两派的教职工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实行干部、教师、工人“三结合”的原则，革委会主任陈邦友，副主任刘庆振是干部代表，副主任刘孔昭是教师代表，工人代表滕明祥，还有三名学生代表。革委会在军训团和工宣队领导下主持校政，原校长书记虽未罢免但已不履职，学校的实权仍操纵在军、工宣队手中。据说，当时革委会有一枚大印，由工人委员滕明祥掌管，他平时把这枚人大附中的“宝玺”用布袋挂在腰间，随时办公，成了学校的游动掌玺官。复课的任务重点在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上，批判文革十七年教育黑线，批判知识和知识分子，参加工厂、农村的各种劳动，是这些学生们最多的活动。但从这个时期开始，学校慢慢恢复了稳定。1969年8月，69届初中生毕业全部赴黑内江、内蒙兵团之后，从70届开始，北京学生毕业后不再分配到外地插队、工作，到71届学生进校，已全面开始正规上课。
文革开始后，1968年，中国人民大学被令停办，校园由第二炮兵进驻，学校成了有名无实的“附中”，不过人大子弟还照旧在附中念书。这时，海淀区一再催促学校更改校名，以便于领导，拖至1970年，人大附中被迫改为“北京市172中学”，由区教育局管辖。校长仍是邸文彧，书记是关玮、校政大权仍归革委会。改名后的人大附中，校园任人宰割，学生宿舍楼办起了海淀电器厂；招待所一带成了工厂的篮球场，校办厂地段盖起了区教工宿舍楼，而教师则被随意调出调入，原本宽阔整齐的校园变得七零八落，残破不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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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校办厂与白家疃分校
来源：人大附中 作者： 编辑： 时间：2001-12-09

人大附中校办厂自58年建厂，到61年因经济因难停办，曾经成为60年代学校开展素质教育的一道亮丽的风景。1970年毛泽东发出“学生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五·七”指示，校办工厂作为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蓬勃发展起来。为满足学生学工劳动的需要，学校又组织人员恢复重建校办厂。
这座工厂座落在校园西南角，是一个长方形大院子，当时十几间平房都已破败不堪，甚至不能遮风挡雨；机器设备简陋，有些已不能使用，流动资金仅三千元，工厂的厂长是张藏云，支部书记刘庆振，干部还有郭维智、李鸿江、赵光宇，另外还有几名工人。71年后，陆续分配到工厂一些初中毕业生给工厂注入了新鲜活力。当时工厂主要生产解放牌汽车后钢板弹簧销和汽车尾灯用的继电器，厂里的主要任务是带领指导学生劳动，各年级分期分批进厂学工，每次一个班，每天劳动6小时，有时两个班上下午轮换。接收学生劳动的同时，工厂还要建厂，发展生产搞技术改革，还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在全厂职工的努力下，年产值最高时达40万，年利润十七万，流动资金达五、六十万元，在海淀区名列前茅，是当时海淀区最大的校办厂之一。但是，这个文革时期蓬勃发展的新事物，由于它的特殊性，在八十年代初，教育步入正轨，应试教育成为学校首要任务之后，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恢复校办厂的同时，为响应北京市教育局提出的有条件的学校应办学农分校的号召，学校派以教务副主任姜在敏为首的一批师生到西北郊温泉公社白家疃大队开辟和建立了人大附中农村分校，成为学生固定的学农劳动基地。他们在那里建起了可容纳两个教学班的一个标准教室，一个三间屋的食堂和二间办公室、七间宿舍。学农分校教学计划包括授课、实践、学军和参加农村生产劳动，语文课要学习与农村生产有关的应用文，培养学生观察、表现农村实际生活；数学课结合农村实际需要学习评估统计等知识；其他课程评还从各方面学习手扶拖拉机构造原理，机械维修、保养，化肥农药等有关知识，指导思想是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劳动人民感情。经过四周农村分校的学习，生活，学生们确实很有收获，并发生不少变化。1976年，农村分校停办，校舍悉数作价贱卖给当地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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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恢复高中和体育的繁荣
来源：人大附中 作者： 编辑： 时间：2001-12-10

文革一开始，大学、中学都停课了，到1971年，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一些所谓家庭出身清白，在农村工厂表现较好的知识青年，被推荐上大学，大学自此复课。与此同时，北京市要求一些实力较强的中学开始恢复高中，学制2年，人大附中即是其中一所。当时，人大附中高中班的学生要从本校和海淀中学两所学校的71届初中毕业生中选拔，只招两个班100人。而仅人大附中就有十几个初中班，所以政治上，学习上，选拔很严格，许多学生都因“政审”不合格而没有得到上高中的资格，不得不去工厂或继续到北京郊区插队。入校的学生真正成了“幸运儿”，他们在那个革文化之命的特殊年代，有机会学到一些高中课程。尽管1973年底伴随张铁生交白卷，黄帅反师道尊严，社会上又掀起了不做“5分加绵羊“的反回潮风，这届学生高中毕业时未能上大学，仍旧分到了工厂、农村，但正因为有了这两年高中学习的基础，在1977年国家恢复高制度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踏进了大学的门槛。
从1971年试办高中，到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是我国教育事业在动乱的年代里顽强生存，寻求转折和发展的时期。人大附中的教师们以自己但求耕耘，不计收获的执着，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将科学文化的种子播撒在已荒芜贫脊多年的校园，以自己高超的教学艺术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影响吸引着一个个年幼无知而又躁动不安的灵魂。
当时的高中班集中了学校实力最强的师资，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中，开展了“数学百题竞赛”，“物理竞赛”，办起了科技小组和校刊。有的老师甚至语重心长地劝诫学生不要盲目地批《三字经》，应该认真读一读，用心体会这部古人的小百科全书。数学老师闫士文、侯文辉，经验丰富，政治上不随波逐流，在狠批“学而优则仕”的年代，他们虽不能公开自己的知识观，但却通过自己的每一节课，每一道题，无言地抵御着文化的逆流。语文老师鲁善夫，知识渊博，古文修养深厚，十分注重学生阅读写作能力的培养，用自己严谨的教学态度和严格的教学要求，使学生们懂得知识容不得虚假和马虎。另一位语文老师带领学生们创办了校刊《风华正茂》，每周一期，由学生自己编辑组稿，自已制版印刷，在实践中，老师指导学生们如何写新闻，写通讯，如何修改稿件，使学生们的文字能力迅速提高。政治老师柳成昌，从不照本宣科，讲空话套话，生动风趣而联系实际的教学，博得了学生的喜爱。蒋国垣老师的物理课，生动、活泼、深入浅出，激发起学生探索自然学习科学的热情。教化学的郭长陆老师，经常每晚要9、10点钟才离开学校，那时的化学课，尤其是实验课，在许多学生眼中就是玩，而郭老师并不讲化学的重要性，却有意无意地通过生活中许多绕有兴味的化学现象，激发起学生们学习化学的兴趣。还有朱迪生、章学藻、娄树华、华之斐等许多教师。第一届试办高中班的学生崔迎红回忆她初、高中时代最尊敬的数学老师闫士文时写道：在那个时代教书，闫老师从不给他们上“政治课”，他“手拿一盒粉笔、一把尺子，走进教室，一言不发，先在黑板上画出个图形或写出个数学公式。铃声一响，一声“起立！”同学们立即例行公事，声音有高有低的喊着‘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然后又开始交头接耳或搞‘小动作’。对这些阎老师似乎看而不见，听而不闻，几乎一句有关维持纪律的话都不讲，就开始了他的数学课“sin.cos”……，奇怪是的，一会儿，教室就安静下来了。”有了这些教师们兢兢业业的工作，使得人大附中的学生们，在那个视知识为无用，视文化为反动的年代里，学到了必要的知识，懂得了做人的根本。
70年代，虽然初中复课并试办高中，但学业成就无从一提，也无法可比。此时，人大附中的体育却兴旺繁荣，令人刮目。当时的体育教研组长徐武邦，解放前曾是北京“未名”篮球队主力后卫，解放后在人民大学任教，1952年调入工农速成中学主持体育组工作。另外组内还有两位归国华侨教师许后圣、陈开明，三人皆是篮球科班出身，再加上程贤明、柳军农、张小柱、郑昕均为篮球教练，于是徐组长制定了一个“以田径为基础，以篮球为重点”的体育教学发展方针。那时，全校共有十一个篮球场，无论晨练还是课余，十一块场地从未空过。几个体育老师球艺精湛，课余几乎天天组织比赛且培养了一大批男女篮球队员，学生们一入校就爱看老师打篮球，课余球赛助威者人山人海，喝采声不绝于耳。当时的人大附中，不论哪科教师，上场都有一手绝活儿，不论是哪个班的男生，出去都能打两下篮球，人人会打球，班班有篮球。七十年代篮球界的风云人物杨伯镛、钱澄海等人，都在人大附中的篮球场上献过艺，而校篮球队的队员也有多人入选北京队和八一队。校篮球队曾在70、71、72年连续三年蝉联北京市中学生男篮联赛冠军，女队在整个七十年代也一直保持亚军的佳绩。最辉煌时，曾有过海淀区男子、女子、初中、高中四个冠军全包的优异成绩。因为次次比赛都能争上名次，所发奖品又都是皮质篮球，故当时学校篮球队训练竟从未买过一个篮球。
田径运动当时也很活跃。1972年由曾获全国中学生运动会跳高比赛第二名的彭跃，获北京市中学生三级跳冠军的朝永宁等同学倡议，组成了学生体育组织“争光体育协会”，寓意是为学校争光，为集体争光，会员以田径运动员为主，游泳、篮球等项目为辅。在“争光体协”带动下，人大附中的体育有了很大发展，全盛时期，“体协”有会员50多名，创造了70年代中期人大附中体育的辉煌。可以说，那个年代人大附中学生们的竞争意识和优越感，很大程度表现在体育运动，特别是篮球运动上，而体育运动强健体魄，锻炼意志，陶冶性情的作用，将使学生们终生受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大附中全校的师生员工们，努力光复学校的优良传统，试图以可行的方式营造出一种校园氛围，那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信心和凡事都要做得最好的优越感。这一传统，注定要在未来的岁月里，被他们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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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革结束
来源：人大附中 作者： 编辑： 时间：2001-12-11

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人大附中师生与全国人民一起，痛悼领袖。在四·五清明节群众自发的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中，清晨，冲破警卫第一个把白色花环和条幅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就是人大附中的学生。那一天，他们成了表达人民意志的先锋。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这所学校将和全党全国人民一起翻开历史，书写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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