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新时期文学”起源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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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原刊《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

内容提要 论文讨论了以往对于“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的考证，并结合新的史料指出“新时期文学”真正有历史性的起源，源自1978年春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借助“新时期总任务”的相关史料，将“新时期文学”有据可依地编织进“新时期”的历史脉络中，呈现作为“现代化文学”的“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内涵。在当下的语境中重返“新时期”与“新时期文学”，意味着如何通过“新时期文学”重新理解“新时期”，理解近四十年来的“现代化”的起源，这不仅是纯粹的文学问题，而是意味着能否通过文学有效地展示当代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与历史中的我们的生命体验。正是基于此，论文最后部分反思“新启蒙”与“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这两种“脱历史”的对于现代化实践的阐释框架。


关于“新时期文学”，一个不无尴尬的场景被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者多次引述。1989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当代文学代表团访问日本。在东京大学著名汉学家丸山升教授主持的座谈会上，日本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加藤三由纪女士问了一个问题，难住了在场的专家学者。蒋守谦先生曾经专门著文回忆这一场景：

需要介绍一下研究会的另一位发起人、年轻的女汉学家加藤三由纪。她曾在我国山西大学留学，专门研究赵树理。在丸山教授主持的第一次座谈会上，由于她的提问，引出了一个令人深长思之的小插曲。她问道：“‘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是什么时候、由谁最先提出的？”这可把我们问住了。是啊，我们每个人都写文章论述过新时期文学，对新时期文学的内涵、特点、意义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但却没有考虑过“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是由谁首先提出，最早见于何种报刊、哪篇文章。这不正反映了我们研究工作上的一个疏漏吗？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我们只能回答说，没有注意过，回国后愿意作这方面的考查，以后找机会再作交流。学术交流中的坦诚，可以补救知识不完整所带来的愧报，日本朋友对我们交的一份“白卷”也表现得相当通达。[1]

蒋守谦在这篇回忆文章中多次赞叹日本学者“朴实、严谨的学风”。悠悠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提问的加藤三由纪女士已经成为著名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专家，笔者和加藤女士近年有过交往，切身感受到其缜密扎实的学术品格。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也有多篇文章考证“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某种程度上回应着当年的提问。然而，“新时期文学”之源起，这个对于理解当代文学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否已经找到了切实的答案？

本文尝试结合之前的研究，考证“新时期文学”的来龙去脉。结合一些新的史料以及对于以往研究材料的辨析，笔者想在下文重点讨论的是，“新时期文学”真正有历史性的起源，源自1978年春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笔者认为，只有在“新时期总任务”的视野中理解“新时期文学”，才能打开“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能量，从死去的概念变成有生产性的概念，展现其未死方生的历史逻辑。

一
以往对于“新时期文学”的考证

蒋守谦念念不忘加藤的追问，从日本访问归来的几年后，他写了一篇《“新时期文学”话语溯源》（以下简称蒋文），发表于1995年5月20日《作家报》（署的是蒋守谦常用的笔名“史燮之”），考证“新时期文学”的由来，这篇文章被后来的研究多次征引[2]。在《“新时期文学”话语溯源》的考证中，蒋守谦认为“新时期文学”始自刘白羽在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开幕词》：“明确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工作的新任务，动员鼓舞全国各族新老作家，特别是要扶植新一代的青年作家，同心同德，振奋精神，团结起来向前看，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而奋斗。” [3] 同时，蒋守谦认定张炯《新时期文学的又一可喜收获——简评中篇小说的崛起》（《文艺报》1980年第2期）是“最先把‘新时期文学’放在题目上加以标举的一篇文章”[4]。

蒋守谦文章（以下简称蒋文）发表四年之后，洪子诚、孟繁华主持《南方文坛》“当代文学关键词”栏目，对于当代文学的重要概念进行历史梳理，专栏文章后来以《当代文学关键词》为题结集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成为学界重要的参考著作。在《南方文坛》1999年第4期上，该专栏发表丁帆、朱丽丽《新时期文学》一文（以下简称丁文）。和蒋文有所不同的是，丁文在“新时期”与“新时期文学”的对照框架中来讨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开篇首先提到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为该文（刊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最早正式提出了政治意义上的‘新时期’概念”[5]。丁文认为“新时期”在1978年5月提出之后，文学界随之而动，在1978年6月开始使用“新时期文学”，“出版于1978年6月25日的《文学评论》（1978年第3期），刊载了周柯的《拨乱反正，开展创造性的文学评论工作》一文，第一次推出了文学意义上的‘新时期’概念”[6]。在此基础上，该文勾勒了“新时期文学”如何被文学体制所吸纳：1978年6月5日《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决议》（刊于1978年7月5日出版的《文艺报》1978年第1期，系《文艺报》“文革”后复刊号）使用了“新时期文艺工作”；这一期的《文艺报》还刊有周扬《在斗争中学习》，也使用了类似的表述；最后，是著名的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的主题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1979年11月1日）。丁文到此得出结论：“至此，周扬以官方权威发言人的身份，正式确认了‘新时期’的提法，‘新时期’成为一个崭新的文学史分期概念”[7]。

丁文和蒋文相比，进一步推进了对于“新时期文学”的考据。从政治推及文学的框架，和囿于文学谈文学相比，自然更为契合“新时期文学”起源的实际情境。不过，本文下文将通过重读丁文所征引的文本，指出该文除了史料上还可以再往前追溯之外，在理解“新时期文学”的关键之处犯了一个“断句”的错误，很遗憾地略过了“新时期文学”真正的起源。“断句”的错误，不能简单地归于研究者的误读，而是联系着理解“新时期文学”的隐形框架。这方面且见下文分解，此处不赘。

丁文发表之后，过了几年，反倒是蒋文迎来了回应。“新时期文学”的重要当事人与见证者、《人民文学》老编辑刘锡诚在2005年3月5日《文艺报》上撰文批评蒋文：

蒋守谦在写这篇文章时，并没有注意到1978年6月5日通过的《中国文联第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决议》中关于“新时期文艺工作”这一词汇的使用，更忽略了周扬于1978年12月在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问题》一文所使用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这一比较规范化了的专有词汇并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周扬在广州讲话之后，其讲稿即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印成内部征求意见稿，在领导范围内征求意见，同时《广东文艺》1978年12月号予以发表。稍后，其定稿于1979年2月23日、24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从此以后，“新时期文学”或“新时期文艺”，逐渐为文学理论评论界所认同和采用，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名称。[8]

刘锡诚的这篇回应文章，是他出版于2004年的文坛回忆录《在文坛边缘上：边缘手记》第二章的一节，该书是新时期文学重要研究史料，翔实细致，介绍了很多新时期文坛台前幕后的故事。和丁文一致，刘锡诚也重点提到《中国文联第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决议》，这一决议早于蒋守谦所提到的刘白羽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一年多，“新时期文学”始于刘白羽自然不攻自破。对于新时期文学而言，召开于1978年5月27日的中国文联第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正是这次会议宣布了文联及作协等文艺团体在“文革”后的重建，如刘锡诚强调的，“文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在中国文艺史上是一次重要而特殊的会议，它宣告了被‘四人帮’砸烂、十年不能活动的中国各文艺家自己的组织——文联及各文艺家协会重新恢复了！” [9]刘锡诚将这次会议视为“新时期文艺”的起点：“从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艺术史的角度来说，这次会议的决议中，第一次使用了‘新时期文艺工作’这样的词语，从而宣告了‘新时期文艺’的正式诞生”。[10]

而且，在中国文联第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之外，刘锡诚独辟蹊径地谈到了当年年底的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这次会议当代文学史绝少提及。1978年12月下旬，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邀请周扬、夏衍、张光年、林默涵、冯牧等当时重要的文艺领导人参加广东省的文艺创作座谈会。据与会者张光年在日记中记载，11月7日周扬在广州的友谊剧场做大报告，从上午讲到下午，文化界四千余人参加[11]。这次讲话的题目是《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问题》，讲话稿发表于1978年第12期的《广东文艺》，《人民日报》于1979年2月23、24日全文转载[12]。刘锡诚认为，包括周扬讲话在内的这次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对开启一个时代的‘新时期的文学’做了初步的阐释”[13]。

从丁帆到刘锡诚，他们对于“新时期文学”的考证，核心都是围绕周扬的论述。如果了解新时期文学背后的文化政治，蒋守谦并非有意地将“新时期文学”的发明权归于刘白羽，是作为“惜春派”的刘锡诚所不能同意的，在史料考证上也确有疏漏。刘锡诚之所以十分强调广东的这次会议，不仅是这次会议早于第四次文代会一年，周扬的论述可以卓然独立出第四次文代会的集体声音；更在于这一考证脉络，契合于“思想解放”的大背景。刘锡诚已经触及到这层意思，“广东省的领导人思想解放，有力地影响了广东的文学界；广东文学界的重要作家和领导圈子中，思想也都比较解放，意见也比较一致，旗帜比较鲜明，所以他们能做出较大的动作，因而也在全国文艺界发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14]

“新时期文学”研究专家徐庆全先生在2011年3月13日《南方都市报》上发表《党史上“新时期”一词的由来》一文，呼应刘锡诚的看法：“在我看到的资料中，似乎‘新时期’这个概念首先是在文学界使用的。1978年5月底至6月初，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召开粉碎‘四人帮’以来第一次全委扩大会议。6月5日通过的《中国文联第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决议》中，用了‘新时期文艺’的概念。这年12月，‘文革’前文艺界的‘巨头’、刚刚复出的周扬，在广东省文艺座谈会上做了长篇讲话。后来整理成文的题目就是《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问题》。之后，在文艺界人士的文章中，‘新时期’成为一个固定概念。推而广之，或许可以说‘新时期’一词由此滥斛。”[15]由于系报纸上的文章，徐庆全没有以注释的形式说明“看到的资料”出自何处，但可以推断来自刘锡诚的观点。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一书作为“文艺风云书系”在2004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同一套丛书中也收录有徐庆全的《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徐庆全对于刘锡诚的相关钩沉可以推断很熟悉。徐庆全对于上述的研究有所补充的地方在于，他将党史中的“新时期”，从丁帆一文所考证的出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向前推了一年，推到1977年华国锋的十一大报告（1977年8月12日）。在这次报告中有一句话出现了类似“新时期”的表述：“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6]徐庆全认为“新时期”出自此处，“与华国锋讲话相衔接，在十一大上，不管是叶剑英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的闭幕词，还是大会的公报决议，都有相同或相近的表述。叶剑英的表述为‘新的时期’，邓小平表述为‘新的发展时期’，公报表述为‘新的发展时期’。华、叶、邓及公报都没有用‘新时期’这样一个固定的词组——华国锋虽然用到‘新时期’这个词组，但前面是有铺垫的，是指‘新的发展时期’，与叶、邓及公报的表述相一致。大概这次会议以后，就有了将‘新的时期’或‘新的发展时期’概括为‘新时期’的概念了。”[17]
值得补充的是，在十一大报告中发现“新时期”第一次出现，最早的不是徐庆全。其实并不是什么生僻的材料，就在洪子诚1999年第一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第十六章《80年代的文学环境》第1条文末注释，洪子诚写道，“1977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文革’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这次会议的文件，把‘文革’结束后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文艺界也很快把‘文革’后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如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18]在2007年的修订版后，洪子诚将这一章的标题改为《文学“新时期”的想象》，将这个注释回置到正文中，成为这一章的第一段，如这一章修订后的标题所强化的，更为显豁地分析“新时期”与“新时期文学”的由来。这是笔者所见在当代文学研究范围内，对于“十一大”与“新时期”的最早论述，也沉淀为当下学界对于“新时期文学”的“常识”。

综合以上学者的研究，从1989年春天加藤三由纪的提问以来，过去的近20年间，对于“新时期文学”的考证，形成了“十一大报告—中国文联第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决议—周扬广东省文艺座谈会讲话—周扬第四次文代会主题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脉络。

二
“新时期总任务”视野中的“新时期文学”

“新时期文学”考证至此，大概回答了加藤三由纪的提问。近年来，尤其在2005年“重返80年代”学术思潮兴起以来，“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范畴门庭冷落，慢慢被更为学术化、学科化的“80年代文学”所取代，渐渐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学一样，淡出学界的视野。一切似乎凝结为“历史”了，结束于严谨的“学术”之中。

然而，一切真的结束了吗？我们是否完整地把握了“新时期文学”的来龙去脉，以及背后的历史逻辑？笔者翻阅1977年、1978年的史料，一个疑问总是挥之不去——从提出“新时期”的“十一大”，到中国文联第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在这十个月的时间，我们是否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否则为什么从1977年8月“十一大”到1978年春天，没有任何人谈论“新时期文学”，直到1978年5、6月份“新时期文学”的表述才开始出现？对于当时依然高度一体化的文学环境而言，这种近十个月的“滞后”是不正常的。

是否说，这是因为1978年5月底的文联全委扩大会议宣告着新时期文坛恢复之后，才出现“新时期文学”的相关讨论。如丁帆一文所举的例子，在这次会议召开后，1978年6月25日的《文学评论》（1978年第3期）刊载了周柯的《拨乱反正，开展创造性的文学评论工作》一文，该文出现了关于新时期的这样一句话：“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的总任务向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提出了新的艰巨的任务。”[19]文联全委扩大会议召开于1978年5月27日，闭幕于6月5日，周柯一文刊于1978年6月25日出版的《文学评论》，时间上虽然紧迫一些，但也还是在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之后，而且文中也提到“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已经胜利举行”，似乎周柯的文章受到文联全委扩大会议影响。但是，倘若在1978年5月底之前，就已经出现关于“新时期”的文学上的讨论，是否就推翻了文联全委扩大会议第一次使用“新时期”这个概念的说法？也就是说，是否有比周柯一文更早的文章，出现了“新时期”字样？

在笔者有限的视野里，可以举出早于周柯一文也早于文联全委扩大会议的一个例子：署名桑城的文学评论《为新时期放声歌唱》，刊于《上海文艺》（《上海文学》前身）1978年第5期（单月刊，5月20日出版）。该文多处出现了“新时期”表述，如“我们要真正创造出无愧于新时期的无产阶级文艺，必须努力表现新时期中的新的人物”；“为了使文艺更好地为宣传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当前必须打好揭批‘四人帮’第三个战役这一仗”[20]。这篇文章在时间上早于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也早于周柯一文。

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作为起点虽然被突破，但就已有的研究而言，如丁文所认为，“新时期”是因为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1978年5月11日发布之后文学界随之而动。那就让我们从文联全委扩大会议再前溯一个月，来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篇文章六千三百余字，在文章最后一段，出现了“新时期”的类似表达：“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21]该文尽管在真理标准也即革命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上对于“两个凡是”有重大突破，但是在对于“新时期”的阐释上，只有一笔带过，将其归于十一大与五届人大。如果我们不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神话，那么可以说，这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对于“新时期文学”固然在当时就发挥了重大影响，比如1978年10月20日至25日《人民文学》《文艺报》《诗刊》在京召开编委联席会议展开文艺界真理问题大讨论[22]，但是说“新时期文学”源自于此，有些牵强。笔者还是以反证来推理，比如陕西《延河》编辑部1978年3月28日至4月5日召开过诗歌创作座谈会，当时的座谈会认为：“在当前，必须充分反映我们与‘四人帮’的尖锐斗争，反映抓纲治国、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伟大斗争，写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诗歌作品。”[23]这个“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高唱战歌”的座谈会，又将时间上推到了1978年3月。

我们已经接近“新时期文学”的真正起源了，在此回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典文献总是告诉我们更为丰富的信息。该文将“新时期”归于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在政治的起源上，洪子诚、丁帆、徐庆全都将“新时期”回溯到十一大报告，但都回避了十一大报告之后为什么十个月内——1977年8月到1978年3月期间——几乎没有任何“新时期文学”的讨论，而在1978年3月之后相关讨论蔚为大观。和十一大相比，1978年春的五届人大从来不被当代文学研究所重视，但如果说十一大只是含糊地提到“新的发展时期”的话，正是五届人大有历史内容地充实了新时期论述，也真正启动了“新时期文学”的叙述。

笔者认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源自“新时期总任务”的提出，这来自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作了题为《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该报告提出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次会议还修订了1975年宪法，时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向大会作修宪报告，将“新时期总任务”写入宪法。作为新时期起源阶段的新宪法，78宪法将“新时期总任务”用法律形式肯定下来，将党与政府的意志转化为法的意志。

遗憾的是，就像1976-1978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前三年”往往被历史叙述所剪裁与遗忘一样，“新时期总任务”几乎从未进入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多年来的研究往往是从语焉不详的十一大报告开始，随即切入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定位中国文联第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决议或第四次文代会，这是通过“思想解放”的认知装置所完成的对于“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叙述，也是一直绵延到今天的主流文学史叙述。正如顾骧在1980年《思想解放运动与新时期文学的源流》一文中所谈到的二者的关系，“正是这场思想解放的春风，催发了新时期文学园地的芳菲桃李。而新时期文学本身，对思想解放运动又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24]。然而，如果完整地还原历史现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要复杂得多，呈现出更为丰富与驳杂的历史内容。
从“新时期总任务”的视野出发，上文的所有考证，都将获得顺畅的解释。道理很简单，之前的研究成果所引述的文献原文，都是“新时期总任务”，只是研究者限于既定的认知框架，发生了“断句”的错误，只注意到了“新时期”，将“总任务”视为可有可无的修辞，而没有注意到“新时期总任务”是新时期起源阶段曾经有过的重要历史规划。且让我们以“新时期总任务”断句，重读之前的引证：

在以往的研究中被视为第一次推出文学意义上的“新时期”的周柯的《拨乱反正，开展创造性的文学评论工作》：“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的总任务向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提出了新的艰巨的任务。”[25]

笔者所例举的早于周柯一文的桑城《为新时期放声歌唱》：“为了使文艺更好地为宣传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当前必须打好揭批‘四人帮’第三个战役这一仗”[26]。

笔者所例举的早于桑城也早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陕西《延河》编辑部1978年3月底的诗歌创作座谈会：“在当前，必须充分反映我们与‘四人帮’的尖锐斗争，反映抓纲治国、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伟大斗争，写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诗歌作品”。[27]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谈到的《中国文联第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的决议》：“会议认为：文学艺术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今天就是要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28]。

周扬在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在斗争中学习》：“现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大大武装了我们的头脑，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观察、研究和描写这个新时期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斗争”[29]。

周扬在广东文艺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问题》：“要正确表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生活和斗争，最要紧的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积极的投身到为实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观察、体验和描写这场火热的轰轰烈烈的斗争。”[30]

所有的史料中所出现的，都不是孤立的“新时期”，而是“新时期总任务”。当我们截出“新时期”，以此作为“新时期文学”何时出现的佐证时，“新时期文学”历史性的起源反而归于沉默。笔者重返历史现场时，对此深感困惑：为什么对于当年流行一时的“新时期总任务”，后来的研究者都视而不见？历史的遗忘有时候到了一种蛮荒般的惊人程度。笔者所能想到的是，这一方面是上文所谈到的，以往的研究受制于“思想解放”的大叙事；另一方面可能有政治上的考量，“新时期总任务”处于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这“前三年”的过渡期，在第一次提出时保留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提法，在起源上是一处暧昧的存在。

但是，对于1976-1978过渡期的政治规划与思想观念而言，有的观点被扬弃，有的观点一以贯之。对于“新时期总任务”，1978之后的“改革时代”基本上吸纳了这套论述。作为“改革时代”的标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我们党所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31]一直延续到党的十二大，在胡耀邦的政治报告中，依然沿用“新时期总任务”的提法，只是做了新的表述：“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32]如党史研究学者所分析的，“新时期的总任务提出以后，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表示赞同，《人民日报》或发表社论或组织特约评论文章积极宣传新时期的总任务。从新时期的总任务提出至党的十二大，《人民日报》刊载文章中提到‘新时期的总任务’的共有535篇”[33]。

1978年五届人大所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尽管有一些带有“文革”色彩的表述，但就核心而言是一套“现代化”表述。研究者做过一个有意味的统计：“从党的十一大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以及全国主要报刊在提到新时期总任务时，更多地是强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心，共同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既是工作重心开始逐渐转移的过程，也是思想认识的转变过程。仅以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和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阶级斗争’、‘现代化’等词汇出现频率便可窥见一二。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出现15次，‘阶级斗争’出现13次，‘现代化’出现8次。这既与本次大会的重点是清算‘四人帮’的严重错误有关，也与当时‘文革’的强大惯性有关。半年后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出现3次，‘阶级斗争’出现10次，‘现代化’出现39次，‘现代化’出现次数是前两者总和的三倍。仅仅相隔半年时间，差距竟如此之大。这是与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重心转移显然不无联系。”[34]某种程度上，“新时期总任务”宣布着“新时期”的展开，而“现代化”成为“新时期”的内涵。在“新时期总任务”提出后，《人民日报》陆续发表学习与宣传的讲话，宣告“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期”[35]。1978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张旗鼓地宣传新时期的总任务》，讴歌着向“现代化”前进的“新长征”：“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革命的豪情，开始了向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进军的伟大长征。”[36] “新时期总任务”不仅落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这“四个现代化”的领域，也落在包括文学在内的各个领域。不仅“新时期文学”的提法开始出现，“新时期史学”“新时期哲学”等提法都陆续出现，尽管其影响在当时远远不能与文学相比。

三
作为“现代化文学”的“新时期文学”

笔者借助“新时期总任务”的相关史料，将“新时期文学”编织进“新时期”的历史脉络中，希望有助于历史化地把握“新时期文学”。这种将“新时期文学”语境化的尝试，归根结底是想通过文学的中介，加深我们对于历史语境的理解。就学界目前对于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起点的讨论而言，诚如黄发有的概括，“关于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起点，有四种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即分别以‘四五运动’、‘四人帮’倒台和‘文革’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第四次文代会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37]笔者对于这四种起点论都不能同意，这不仅是因为其在史料的意义上忽视了“新时期总任务”，没有为“新时期文学”的提出寻找到有据可查的起源；更是在文化政治的意义上无法认同以往的起点论过于“整齐”也过于“干净”地切割“新时期文学”。尽管笔者所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说，就核心而言与以往的起点论分享着共同的现代化论述，甚至于笔者的论说可能更为坚定也更为自觉地强调作为“现代化文学”的“新时期文学”；但笔者更为看重“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所对应的“现代化想象”的芜杂状态，尤其是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复杂缠绕，而不像其它的起点论缺乏自我反省地内化了作为真理状态的现代化框架。

在当下的语境中重返“新时期”与“新时期文学”，不得不说，二者都面临着尖锐的挑战，这也是亟需被再度激活的两个概念。如何通过“新时期文学”重新理解“新时期”，理解近四十年来的“现代化”的起源，这不仅是纯粹的文学问题，而是意味着文学是否还有力量以形式结构穿越历史结构与情感结构，意味着能否通过文学有效地展示当代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与历史中的我们的生命体验。程光炜在《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一文中一直强调要警惕“脱历史”的危机：“我在前面的论述中，反复提到本论文的一个关键词：‘脱历史’。我的意思是，笼统而缺乏针对性地引用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理论，是无法解释和理解八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充满激烈矛盾和问题的历史生活的。因此，正像马克思他们所言，对历史的解释只能从历史出发。我们只能从‘我们的历史’中来解释它，正视它，而不能再像八十年代那种以脱历史的方式去重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历史’。”[38]

“新时期文学”及其指向的深嵌在中国当代历史脉络之中的“现代化”，一直面临两种理论话语所建构的“脱历史”的危机：第一种随“新时期”之发生而兴起，将“文革”视为“封建专制复辟”，将现代化抽象为“反封建”，并由此推出人性论、人道主义等一系列价值判定而非历史分析的话语，这大致对应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论述，也被主流叙述所部分共享[39]。现代化在这种脉络中变成了基于“现代”（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以第一世界为核心的世界想象）的观念改造，一路走向文化决定论，而非一套切实触及到现实人生的社会方案。

第二种是在左翼的世界史视野中，将现代化视为冷战意识形态的变形。基于对“新启蒙”论述的不满，贺桂梅在《“新启蒙“知识档案》一书中引介美国学者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的分析，“‘现代化’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词汇出现于二战之后的美国社会科学界，它主要回应的是刚刚在独立建国热潮中摆脱殖民统治的第三世界新兴国家与地区的‘发展’问题。”[40]贺桂梅认为，“在冷战冲突的时代背景下，最先作为社会科学学说的现代化理论，很快被转化为指导美国针对第三世界的外交政策以及认知国家特性的意识形态”，“也可以说，现代化理论不仅是一种美国意识形态，随着冷战结构的松动和后冷战结构的逐渐成形，它已成为某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41]这种论述强调“新时期”研究的“外部”视角，尽管贺桂梅强调“内部”与“外部”的视角并不是非此即彼，但就整体而言她支持从世界体系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定位“新时期”的现代化想象。然而，“外部”视角是否比“内部”视角更有效地揭示出真实的中国现代化历程，还是构成了新的观念化的遮蔽，从而使得“新时期”的“现代化”在历史化的追索下反而丧失了自身的历史性，沦为冷战意识形态的一个注脚？

尽管近年来“论从史出”的研究方法，由于对自身隐含的思想框架缺乏必要的反省，正在重新遭遇“史从论出”（在很多时候被表述为“有思想的学问”）的挑战，但是讨论“新时期”乃至于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历程，首要的前提，还是应从历史实践而非预设的理论立场出发。就“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这套论述而言，必须回应两个历史化的问题：其一，怎么面对“冷战”开始之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讨论？笔者举一个例子——《申报月刊》所组织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1933年7月15日出版的《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创刊周年纪念特大号），刊载了“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申报月刊》认为中国再不顺着“现代化”的方向演进，将难逃淘汰，万劫不复。故，该刊列出两个问题向社会知名人士约写征文：其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什么几个先决条件？其二，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个方式，个人主义的或是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又实现这方式的步骤怎样？罗荣渠认为“现代化”一词在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使用正是来自这次讨论[44]。并且，罗荣渠据此认为，“实际上，中国现代化运动从自己的实践中提出现代化的概念和观点，早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约20年”[45]。和西方学界相比孰先孰后，笔者以为可以讨论，但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立足于本国实践，可判定无疑。民国期间“现代化”讨论，不止于《申报月刊》“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胡适、蒋廷黻、陈序经等学者都有所阐发，相关论述汗牛充栋。
其二，怎么寻找到“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与“新时期”的“现代化”之间的“中介”？“四个现代化”的说法其来有自，“新时期总任务”的现代化论述接续了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75年1月13日-17日）《政府工作报告》“四个现代化”的论述，而四届人大则是对于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65年）的重申。在三届人大前两年，1963年1月29日，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就谈及“四大现代化”：“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46]。在此之前，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到：“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47]。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大现代化”的基本思想，后来被中共中央文件如《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1961年9月15日）所落实与明确。在党史的脉络里，“新时期”之前就存在这样一条“现代化”的思想与政策的脉络。
从“世界史”出发的理论体系，必须同时回应民国阶段与建国阶段的“现代化论述”。要寻找到确定的史料予以证明：倘或美国社科学界的现代化成果如此重要，那么是哪一年、怎样被译介进来的？在时间上怎么影响到早于他们的胡适等人，在范围上怎么影响到处于封闭状态下的新中国？如果说是通过美国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予以渗透，那么是以怎样的方式影响到我国的决策？这需要做大量的历史性爬梳的工作，而不能基于预设的理论框架与理论立场来推衍。站在秉持“世界史”视角的学者一边，笔者可以就自己有限的视野提供几条材料：在1979年，“一支由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和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派出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会见了谷牧副总理”[48]；而在70年代末，“美、日等国以及世界银行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发展建议”[49]。美国等提供的经济建议会携带自己经济利益的考量，也不能去政治地将世界银行等理解为完全中性的经济组织，这都是笔者所同意的。但倘或这样的接触就输入了“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实在值得进一步商榷。
笔者明白有时候理论言此及彼，这种“世界史”的现代化分析，与其说是批判“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不如说是批判“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性”，并在此基础上导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笔者从这种思路的师友著述中受益良多，但还是想强调“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有其合理性，正如“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所“反”的“现代性”同样有其合理性。现代中国的历史脉络十分复杂缠绕，不能居于任何理论之一端，而应从理论回到史料，从历史现场出发。值得重温《申报月刊》“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编者的话：“中国现代化，这个问题，毋宁说它是一个八九十年来的宿题。”[50]

与“现代化”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新时期”同样是一个宿题，在一定程度上“新时期”的起源比十一大报告更早。在粉碎“四人帮”之前，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的整顿，就被当时受“四人帮”所控制的媒体称为“新时期”而予以大批判。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1976年初的《人民日报》如此批判以“现代化”为核心的“新时期”：

就在这样天地翻覆的大好形势下，教育界和科技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也在那里侈谈所谓“时期”问题。翻开他们那些讲话记录，“新的时期”的论述比比皆是。他们说，“新时期”真是“形势逼人啊”。逼在哪里呢？他们回答是什么：逼就逼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又“没有科学技术”。他们说，现在时期变了，一切要围着现代化转，现代化搞不上去，“我们就要完蛋”。因此，“一切为了现代化”，把“科学技术”搞上去，就成了所谓“新时期”的根本任务，成了取代一切的“纲”了。[51]

历史轮回颠倒，1976年之后的“新时期”，延续着邓小平1975年的整顿。而邓小平的整顿，呼应着周恩来1975年初在四届人大上的讲话。一路追溯上去，“现代化”的道路源远流长，带有鲜明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印记。在这个意义上，“新时期”起源于何时又是无法有定论的，而是深埋在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之中。回应“新时期”的“新时期文学”，即在学科之内，又在学科之外，作为历史能量的文化对应物，它将历史的能量转化为文学的结晶。

对于这种历史能量，我们似还缺乏足够的反思，当代文学教学的一大困境，就是思潮化的演绎，深陷在当年的命名里，从“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先锋”一路讲下去，越讲到后面越散乱，无法把握背后的历史逻辑。同样，当代文学研究一直受制于批评化，被“名家名作”带着走，罕有在总体性的历史情境之中打开作品。回应“新时期文学”之发生，一方面需要我们在学术的意义上条分缕析地爬梳史料，一方面需要我们在史料的基础之上，深刻地理解贯穿当代文学的历史逻辑。“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永远不会有一个标准答案，而是作为一个元问题，被不断地重返与叩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时期文学之发生》（批准号13YJC751016）之阶段性成果]


注释：

[1]蒋守谦：《日本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东瀛行追忆》，《当代文坛》1991年4期。
[2]如张颐武《“新时期小说”与现代性》（《文学评论》1995年5期）。该文对于“新时期”加注：有关新时期概念的说明可参阅史燮之《“新时期文学”话语溯源》，1995年5月20日《作家报》。考虑到发表时间，这可能是最早引述蒋守谦有关“新时期文学”考证的论文。
[3]该文见《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合刊。
[4]史燮之（蒋守谦）：《“新时期文学”话语溯源》，《作家报》1995年5月20日。
[5][6]7丁帆、朱丽丽：《新时期文学》，《南方文坛》1999年4期。
[8]刘锡诚：《“新时期文学”词语考释》，《文艺报》２００５年３月５日。
[9][10][13][14]刘锡城：《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94页，第94页，第183页，第183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第108-109页，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
[12]该文还可见于《周扬文集》第5卷，，第75-10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15][17]徐庆全：《党史上“新时期”一词的由来》，《南方都市报》2011年3月13日。
[16]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报告，八月十八日通过）》，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31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8]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2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9][25]周柯：《拨乱反正，开展创造性的文学评论工作》，《文学评论》1978年3期。
[20][26]桑城：《为新时期放声歌唱》，《上海文艺》1978年5期。
[21]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
[22]刘锡城认为“这次会议对于处于转折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即新时期文学主流的形成，在思想上扫清了道路，为三个编辑部确定了工作基调，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参见刘锡城：《文艺界真理标准大讨论——忆〈人民文学〉〈诗刊〉和〈文艺报〉编辑会联席会议》，《南方文坛》1999年1期。
[23][27]《延河》文艺月刊社：《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高唱战歌》，《诗刊》1978年7期。
[24]顾骧：《思想解放与新时期的文学潮流》，《顾骧文学评论选》，第18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8]《中国文联第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的决议》，《文艺报》1978年1期。
[29]周扬：《在斗争中学习》，《文艺报》1978年1期。
[30]周扬：《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日报》1979年2月23日。
[31]《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
[32]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82年9月8日。
[33][34]李先波：《“八大前后”“新时期”时间界定之我见》，《北京党史》2013年6期。
[35]谢立：《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人民日报》1978年5月5日。这是“新时期总任务”系列讲话的第一篇，另外九篇是：张德成《揭批“四人帮”和实现四个现代化》；方悴农、章一华《实现农业现代化》；姬堤《实现工业现代化》；龚轩《实现国防现代化》；柏龚大、柯妍《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李伦《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薛永应《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沙英《努力按照社会主义客观规律办事》；黄振奇《为实现十年规划而奋斗》。后结集为《新时期总任务讲话》，三联书店1978年11月出版。
[36]《大张旗鼓地宣传新时期的总任务》,《人民日报》1978年4月18日社论。
[37]黄发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学复苏》，《文艺争鸣》2013年10期。
[38]程光炜：《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3期。
[39]在历史决议之中，“文革”的原因之一被视为“长期封建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参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人民日报》1981年7月1日。
[40][41][42][43]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243页，第244页，第362页，第3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4]罗荣渠认为：“就现在所知，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创刊周年纪念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大概是这个新概念被推广运用的正式开端。”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3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5]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第2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6]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7]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8][49]萧冬连：《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1979-1981）》，第485页，第587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0]《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编者之言）》：《申报月刊》1933年7月25日（第二卷第7号）。
[51]清华大学电子系计三十一班：《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究竟重要在哪儿？》，《人民日报》1976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