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沂伦：困惑的革命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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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沂伦
1966届高中
1964年秋天，因父母调动工作，我从杭州转学到北京，进入师大女附中高二年级。从杭州著名的重点中学——杭州第一中学（现杭州高级中学）转到北京这所全国著名的重点中学，我似乎没有产生多少兴奋和新奇感，反而是开学后遇到的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令我备感纠结。

刻骨铭心的自我革命

从1963年起，阶级斗争的风一天天紧起来。1964年，被今天称为“文化大革命”前奏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开展。我的父亲在东北的一个部属大厂主持“社教”运动，而我的母亲则在长沙步兵学校参加政治学习。他们都全心全意地投身到革命运动之中，把我和三个弟妹交给保姆。我母亲经常来信谈她的学习心得体会，我父亲则利用回京的机会把我们姐弟几个叫在一块儿宣讲什么是“四清”“社教”，运动的意义，他在蹲点厂如何搞“社教”。那时的特殊名词很多，什么“上楼” “下楼” “洗澡” “四清” “四不清”，听得我稀里糊涂，更别说我那三个幼小的弟妹了。我们家的政治气氛从来没有如此浓厚热烈过。

但是，家里的政治气氛再浓厚也比不上学校。

本来，在我懵懵懂懂的意识里，阶级斗争完全是外面的风景——阶级敌人或者是北方的修正主义或者是海峡那边的敌对势力。在杭州一中，我们读“九评”，笑谈北方的修正主义，互相传告有关“反革命分子阶级敌人”的动向，而我们自己（尤其是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则是“装进保险箱里的”革命青年。

没想到，进入北京这所著名的中学，迎面而来的是一场虽然不算大但却令我刻骨铭心的自我革命。

政治课上自揭“私心杂念”

开学后的第一堂政治课，老师就宣布本学期政治课要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育方法是自己揭发自己的“私心杂念”，自我批判，每一个团员和要求进步的同学都要深挖自己思想深处、灵魂深处的“私”字，把各种“私心杂念”亮出来才能彻底抛掉。如此云云。

然后，团干部们就开会研究怎样搞好这个运动，无非就是团干部带头亮“私”字，然后班干部、团员带头，然后积极分子，然后一般同学。总之没有人可以逃避，如果谁不敢或不肯交待自己有什么肮脏的私心杂念，那么她是不可能把自己改造成合格的革命接班人的。那她会怎样呢？那时没有哪个年轻人可以想象自己不能成为革命者将会如何。

第二节政治课上，团干部们就开始带头狠斗“私”字了。我的同桌就是一位团支部干部，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学生，这当然是一种安排，因为我是新生，又属于积极分子，她承担了了解和培养我的责任。

“积极分子”这个称号是特指向团支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的同学，我上初三时随大流地交过一份入团申请，但直到毕业也没有发展我入团。那时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又是个革命干部子弟，为什么不让我入团呢？后来我知道有那么几个原因：一是我从来不主动向组织汇报思想（当时的说法叫“不积极靠拢组织”）；二是我比较自由散漫，这是我的一个很顽固的毛病，几乎伴随我整个成长岁月，在我12年24个学期的操行评定上几乎总是能看见“自由散漫”这四个字；三是我喜欢和一些“落后”同学在一起玩，而并不打听她们的家庭出身，甚至也不“重在表现”，也就是阶级立场不太坚定。到了高一，我那个自由散漫以及喜欢和落后同学在一起玩的毛病非但没有改掉，而且我自己也快变成“落后”同学了，以致于到今天我还怀疑，我能考上杭州一流的重点中学（高中）是不是多少沾了家庭出身的光呢？要知道，那是一个非常重视阶级成分的年月。我对入团的事一点都不放在心上，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喜欢和那些团员干部们在一起，我总嫌他们太正经，不活泼，不快乐。但是我初中时递交的入团申请书被装进了档案，所以我依然被列入积极分子一档。

我的同桌在领导布置了任务的第二堂政治课上就开始带头揭批自己的“私”字。她揭发自己的私心杂念大多是一些优点中的缺点或因优秀而产生的缺点，比如骄傲自满，有虚荣心。我想她说的倒也是实话，作为一个团干部当然是优点很多的。她说了很多，具体内容我早已忘记。我们知道，有些缺点是带有光环的，比如骄傲自满，只有优秀才有资格骄傲，平庸的人凭什么骄傲？比如“只专不红”，那肯定是学习好的同学才配具有的缺点，学习不好那肯定是既不“专”也不“红”；再比如虚荣心，追求上进、向往成功的人就容易有虚荣心，像我这样自由散漫从来不主动向组织汇报活思想的人，哪有什么虚荣心。所以，单是揭批上述的这些“私”字就缺少感染力，或者说缺少震撼人心的力量。为了增强榜样的力量，为了更好地带动大家搞好自我教育，到了第三节政治课时，我的同桌就说了这么一件小事。

她的父亲曾赴国外参加援建工程，期间回国休假时穿了一件很时兴的衬衫。她说，那种衬衫颜色特好，特挺，特好洗，晾一会儿就干了（这时就有同学插话说是“的确良”吧？）。“我爸说下次回国也给我带一件，我就高兴得不得了，天天想着我爸什么时候回来，我觉得我这种思想挺不好的，追求吃穿，发展下去就会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总之，我的同桌说她骄傲自满、有虚荣心、追求吃穿，都是由于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在“说”与“不说”之间徘徊

同桌的自我揭批让我产生了一种潜在的恐慌，我不知道我该从我那傻乎乎的头脑里挖点什么出来才能过关。上面我提到的带有光环的缺点我基本上不具有，那么我有资格具备的缺点或曰私心杂念是什么呢？

我不是个优秀的学生，所以什么骄傲自满、“只专不红”之类的“私”字好像离我远了点，我只能说我学习不刻苦，上课经常走神或和旁边的同学说闲话，我平时说话还很不注意，有点自由主义（此自由主义和现在的自由主义者们所信仰的不是一回事）；但是优秀同学的自我揭批让我感觉到仅仅挖出这么一点“私”字是过不了关的。

我从小学二三年级起就看大部头的书，初中时因为母亲管教严，看小说还没有压倒正规学习；到了高中，父母自己忙于阶级斗争、疏于对孩子们的管教，看小说就成了我的第一爱好。我课余用在看小说上的时间大大超过做功课的时间，甚至上自习课时也埋着头偷看小说。“文化大革命”之前所有公开出版发行的国内外小说我几乎都读过，小学二年级读的第一部厚书《一千零一夜》中那聪明美丽的王后新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部《林海雪原》，少剑波理所当然地成了我的偶像。随着青春期的到来，所有革命文学中的男一号都是我的偶像，而所有的女主角如“小白鸽”白茹、林道静等都是我既羡慕又嫉妒的对象——她们是那么的美丽热情，还有心爱的男友和她们一起从事壮丽浪漫的事业。我常常想入非非，幻想自己也能有那样的“白马王子”陪伴……

想到我的同桌希望有一件“的确良”衬衫就是资产阶级思想，那我的关于男女爱情的翩翩联想岂不是更糟糕了？简直可以定性为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
那段时间，同学们都根据各自的身份比如团支委、班干部，按顺序发言，自我揭发、自我批判，虽然不是很热烈，但也没有人拒不发言，很像一群温顺的绵羊。大家都拼命地深挖自己的灵魂，翻找自己受到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从吃到穿，从爱好到不爱好，包括类似我的喜欢看小说中温情浪漫章节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全校大会的典型发言中，我甚至听见有外班同学批判自己有当女总理的愿望，是野心家！

虽然已经有团员同学勇敢坦率地承认，自己看课外书喜欢看男女恋爱的部分，可我还是不敢紧跟而上，她们是好学生有这么点儿问题不算什么，而对我来说，目前的班集体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环境，我又不是好学生，没有什么优势可以遮蔽一下“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那段时间，我总有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不知道该不该把自己看了小说后的遐想彻底交代。说呢，怕自己在同学心目中变成一个很无耻很下贱的人；不说呢，又觉得既然自己有这种私心杂念，不揭批总是不好，至少是不革命的表现。我毕竟是一个革命后代，虽然自由散漫，但还是向往进步和革命。而要革命，要成为合格的接班人，首先应该敢于革自己的“私”字的命，这点道理我还是知道的。

整个金秋九月，我就在“说”与“不说”之间徘徊着，思想斗争着，简直像个犯人在公安人员强大的审讯攻势面前犹豫着：交代，还是不交代？

我的担心多余了

好在我是个新生，好在我们这个班里团员很多，占一多半，加上还有几个非团员的干部，比如课代表、小组长之类的，等排到我发言要一个多月，而学校团委的运动计划似乎没有那么长时间。

国庆节前，老师就宣布没发言的同学就不再口头自我揭批了，写个书面的思想总结交上来。这下我就像获得了解放一样，顿时浑身上下轻松无比。而老师又说发过言的同学也写一份书面总结，这样一来，我简直就有赚了一把的感觉。写书面总结好办，老老实实地揭批自己内心深处那些肮脏的私心杂念就是了。我虽然害怕这种自我教育的运动，但是绝不反对，相反，从心里拥护，就像全国人民真心拥护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一样。我只希望这份书面总结千万不要被团支部、班委会的干部们传来传去就行。事实证明我的担心纯属多余。这场运动在开了一两次大会请了几个同学做典型发言后就结束了。

我有点害怕入团了

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很快就被团支部确定为重点发展对象，并且当年11月就入了团。在批准我入团之前，团委书记特地找我谈话，要我好好读书，否则就对不起团委对我的培养等等。她的谈话并没有让我感动，因为经过那场“社会主义自我教育运动”，我有点害怕入团了，我害怕在发展会上像一个赤身裸体躺在手术台的人那样任人解剖我的心灵。所以我后来也没有去找团干部汇报过思想，我只想得过且过继续当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学生。

害怕归害怕，万万不可拒绝，还是要老老实实地填表宣读，好在入团的发展会上居然没有人提到我的书面“自我揭批”，于是我就知道我的那份“斗私批修”总结还在老师的抽屉里睡觉呢，这使我心理上轻松了不少。

为什么这么快就发展我入团？在发展会上，听了介绍人和团支书的发言，我估计主要缘于春天我还在杭州时的一件事。那时我们下乡劳动，有一天，一个农户的家里着火了，损失惨重。那天还下着雨，农户家的房屋完全倒塌了，可怜的一点家具物什全泡在雨水里，一个小男孩站在烧黑的檩条旁不停地哭。我看他哭得着实伤心，不由得同情心大发，当即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钱（大概一两元，在当时就算很不少了）塞到那个小男孩手里。事后经大队证明，该受灾农户属“贫下中农”，于是这件事就成了我阶级感情深厚的证明。

这“阶级感情”的分量还真是很重，但是入团也没有给我带来很多快乐，我知道有一些学习刻苦的同学，她们比我优秀得多，却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不能入团。有同学就在课间很含蓄地向我的同桌（团干部）表示不服气，我再木讷也能听出话里的话。同桌不知道我心里也很内疚，仿佛欠了她一笔债。在这个如火如荼的革命年月里，不太想入团的因为“家庭出身好” “阶级感情深厚”入了团；迫切要求入团的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不能入团，说来说去，真是“进步”二字好辛苦！

总而言之，1964年的秋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不愉快。这种不愉快和小时候跟同学吵个架、丢失一样心爱的玩具、挨父母一顿斥责所带来的不愉快不是同一种感觉，彼“不愉快”很快就会忘记，此“不愉快”却牢牢扎在心里，使我第一次感到人生的困惑和烦恼，感到社会环境的不和谐。

当然，那时候，我还没有感觉到这个时代的残酷。

作者简介：
刘沂伦，女附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
《远去的女附中》简介
《远去的女附中》是一本北京师大女附中部分师生自写自编回忆母校的书，她以师生记忆的形式，记录了从1917年建校到1968年招收男生前半个世纪间女附中斑驳多面的历史。
全书分为六个部分：
1、师恩难忘：名师荟萃的女附中，记满了“师德”“师恩”。
2、校园印象：17年的女附中的校园，留给我们很多令人回味的深刻印象。
3、多彩生活：女附中人从不死读书。多姿多彩的课余生活至今想起都令人津津乐道。
4、女附中人：虽经历各异，但从未忘记母校的教诲——“堂堂正正本校风”，永作一个正直的、对社会有益的人。
5、深情怀念：逝者虽去，怀念犹深。对她（他）们的怀念，是我们永久的记忆。
6、回眸历史：不忘女附中的创始者如何远见卓识，以及在几十年的历史中培养了大批中国新女性。
以上各篇充满了女附中人的真情实感，饱含着女附中人对塑造自己灵魂恩师的深情厚爱。
在母校百年校庆之际，我们期待将本书献给母校所有的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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