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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钧福:文革中的清华和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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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28 04:19: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革中的清华和民主政治

中共瑞金市委党校高级讲师周邦园先生在《炎黄春秋》上撰文,驳斥韩爱晶在同一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是“清华园付出惨痛代价的两年,其政治生态实属罕见,可谓绝版!这里成了中华民族民主政治最典型、最生动的试验场。”

周邦国在他的批判文章里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文化大革命与民主政治沾不上边”,用了不到一页的篇幅就驳斥了韩爱晶的高论。在他看来,不到一页的篇幅就足够的了,这里没有更多的话要讲。

但是,越是感觉简单的事物,里面往往存在很复杂的内涵。事情虽然不像韩爱晶先生说的那样绝对,但是文革中的清华确实和民主政治沾点边。

周先生拿毛泽东说事,说的不错。在文革里,还有文革前,谁也不敢反对毛泽东。但是我们在论及清华大学一隅的时候,不能光用毛泽东说事,因为清华当时的当权者是蒯大富。俗语云“县官不如现管”,对当时清华师生来说,和他们利益攸关的更现实的领导是蒯大富。

在用蒯大富说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周先生所说的三条“民主政治的基本含义”不敢说全都符合,但也不能说毫不沾边。

第一,“人民通过选举产生国家的主要领导者,并能够对他们进行有效监督,当领导者严重违法乱纪时,可以罢免更换,并追究领导者的法律责任”。蒯大富似乎是通过选举上台的,虽然我不知道这选举是在什么范围内进行的。对他的监督是有的,虽不敢说多么有效。特别是,蒯大富的对头。清华四一四派,俗称老四的,认为他就是严重违法乱纪,要求将他罢免更换。

第二,“权力得到制衡、制约,不存在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即用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蒯大富是想享有这种“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但没成功,因为他的清华革委会委员名单里有一个对立派孙怒涛,而且老四还不满意这个名单,群起反对,使得这个革委会没成立起来。

第三,“国民的思想言论自由得到充分保障,可以对任何国家领导者提出批评而不受到打击迫害。”蒯大富不很容许对他的批评,但是对方老四运用大字报和广播台对其攻击,他一时也没办法对付。这是言论自由。他们还结成一个团体“清华井冈山四一四总部”与蒯大富的团派对立,这是结社自由。这两种自由,都是文革开始后才有的。

我们在讨论文革中的清华时,放在什么坐标上,和什么情况对比?我们应放在文革的时空坐标上,和文革前蒋南翔时代对比。蒋南翔虽在反右运动中表现恶劣,但他总算个教育家,在清华校长任上是有工作成绩的。而蒯大富,横竖不是当校长的材料。但是,在蒋南翔时代,你能反对校长吗?不用说校长,就是党支部书记你也不敢反对。你敢自己组织个政治性组织吗?不用说蒋南翔时代,就是今天你也不能。

当然,校长根本用不着选举。文革中的清华,你说他们是胡闹也可以,正如周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所指责的。现代国家代议制民主也不是这个样子的。但你不能说他们与民主无关。况且,如果今天在北大清华这些学校里采取选举校长的办法的话,结果也不一定比现任校长坏。民选校长不妨试试,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一定向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看齐。

看周先生的文章,感觉他对文革历史不是很熟悉,但是一些话说得还很得体,例如说“这些大大小小的学生、工人帮派无疑不是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帜,否则一经发现就会立即诛灭。”这话说得很对,所有帮派只是“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帜”,并不一定真心为他卖命,不是毛泽东的走狗,和江青不一样。其实,这一点,原来进驻我单位的军代表就已经发现了。他说,这些造反派口口声声说拥护毛主席,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所以一定要从中挖出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

那么他们打算干什么呢?还是周先生说得对:“帮派头目们都希望掌握一隅之地的控制权”,就清华而言,就是对清华大学的控制权。

但是,这不正是现代政治的精义吗?现代民主政治就是要人们结成帮派,代表这伙人的利益去争权,而无须妄言什么“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虽然社会的进步对所有阶级有利,但具体问题上还是有矛盾甚至冲突的,况且大家不一定都是工人阶级。也无须妄言什么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被压迫的人民,以他们利益的代表自居。在文革中的清华,无论四派还是团派,都不讳言是在争权,虽然也进行了毛泽东思想的包装,各自用毛语录打架,但无关宏旨,不影响问题的性质。

周先生接着说:“但这种动棍、动刀、动枪的打斗又怎么能说是民主政治?”清华大学四一四派成立并抗争从1967年四月始。以后的一年时间里,也就是“动棍、动刀、动枪”之前,应该说是与民主精神不悖。至于以后的“动棍、动刀、动枪”,也可认为符合现代民主国家的一条原则,就是在政府实在不行的时候,老百姓有权动刀动枪反抗政府。

那么,文革中的清华是不是就像韩爱晶先生所说,是“中华民族民主政治最典型、最生动的试验场”呢?绝对没那么理想。他们的这种“民主政治”缺乏一种大家都遵循的游戏规则。况且,如周先生所说,从大局上看,他们的游戏只不过是毛泽东全盘棋局中的一环,如同牵线木偶一样。这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看看现在的泰国。现代民主政治的要素,包括游行示威的自由,他们全具备。但是,为什么也“动棍、动刀、动枪”呢?其动乱的程度,比中国的文革稍好有限。这说明,这样的国家走上民主必然是一条崎岖的充满荆棘的道路,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一时难免“动棍、动刀、动枪”。

从政治上彻底否定文革是必要的,但是从历史来看,文革是多方面的,不从多元价值观出发无法理解。对具体事物的极端价值判断是容易的,但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周先生说“一代代的既得利益势力,总是找到各种理由诋毁民主、拒绝民主。”仍然说得十分准确,但是能加在韩爱晶先生头上吗?谁是“既得利益势力”,大家心里有数。韩爱晶在批斗会上打了彭德怀,被判处十几年徒刑。而同样殴打过彭德卫戍区副司令却获得什么勋章。

既得利益势力实际上并未彻底否定文革。他们否定的是群众性造反,而肯定的是对群众造反的血腥镇压。他们否定群众造反,正因为其中包含现代民主的苗头。

杜钧福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7878230101e9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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